制度易成本及其中国实践成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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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降低成本特别是制度易成本，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和方法。这表明我们已经认识到交易成本的重要性并用以指导实践。但从已有实践来看，人们还处在就事论事、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的被动阶段，缺乏对降低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易成本的知识性、系统性和预见性认识。基于目前的认知状况，本文整合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易成本的一般理论，梳理出指导降低交易成本改革的思想，并通过回顾近年来降成本改革的成效，提出进一步降低制度易成本的目标及路径。
关键词：交易成本；制度易成本；类型分析；降低路径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5-0035-04
引言
交易成本概念由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科斯提出。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两篇著名的论文中，最早认识到交易成本这一概念在制度分析中的重要性。交易成本分析方法不仅对许多经济学专业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还改变了这些领域的一些流行认识和研究方向。交易成本产生于交易过程之中，它的大小影响到经济活动的组织方式及运行效率。交易成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现实经济运行中，最重要的约束变量不仅是生产成本，而且还包括交易成本。生产成本反映的是人与物的关系，而交易成本反映的是人与人的关系。
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要降低制度易成本”，2016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要求“要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易成本”。因此，降低成本特别是制度易成本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和方法。这表明，我们已经认识到交易成本的重要性，把交易成本作为一种重要的分析方法已经在最高决策层形成共识并用以指导实践。但是，从已有实践来看，我们还处在就事论事，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的盲目阶段，缺乏对降低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易成本的知识性、系统性和预见性的认识。本文试图在分析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易成本的一般理论的基础上，梳理出指导降低交易成本改革的思想，同时对我国降低制度易成本的实践及成效进行分析，并提出进一步降低制度易成本的目标及路径。
一、制度易成本的基本理论
（一）制度及其定义
诺思将制度定义为人类给自己施加的约束，这种约束既包括允许人们在怎样的条件下可以从事某些活动的方面，同时也包括对人们所从事的某些活动加以禁止的方面，是为了决定人们的互动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这些制约分为正式制度或者正式制约和非正式制度或非正式约束。前一类包括政治（和司法）的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政治规则可广义地定义为政治团体的等级结构，以及它的基本决策结构和支配议事日程的明显特征。经济规则则用于界定产权，以及转让一种资产或资源的能力。契约则包含着对交换中一个具体决议的一个特定条款。后一类包括人们的行事准则、行为规范以及惯例等。我们用惯例、习俗、传统、习惯来表示非正式制度的存在。[1]111
（二）交易成本概念
对于交易成本概念，新制度经济学家并未给出一个标准化的概念，需要从内容和范围上来理解。科斯在《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中指出：“谈判要进行，契约要签定，监督要实行，解决纠纷的安排要设立，等等。这些费用后来被称为交易费用。”[2]诺思也是从内容上来说明交易费用的：“资源除了直接用于物品的生产外还用于这些物品的转移。物品在各经济单位之间的转移需要提供有关交换机会的信息，或者说需要一笔调查费用，需要就交换的价格进行洽商，这是洽商费用，需要确定实施契约的程序的费用，这是实行费用。提供所有这些服务的费用在这里称作交易费用。”[3]张五常给出的交易成本定义更为宽泛：“从广义来界定交易成本，其范围确实很广。它包括律师、金融制度、警察、经纪人、企业家、经理、文职员、佣人等的收入，也就是说，除了那些与物质生产和运输过程直接有关的成本外，所有可想到的成本都是交易成本。”[4]阿罗将交易成本定义为“经济制度运行的成本”。[5]张五常对交易成本作出的新概括为，交易成本也就是一个人的世界不存在的成本。[6]总之，该术语是在十分广泛和一般的意义上使用：所有妨碍界定、监督和实施一项经济交易的费用都是交易成本。[7]以上这些大师对交易成本的同义反复式的描述性的定义虽然并不符合下定义的规范，但交易成本是无处不在的，不能因为交易成本没有明确的概念就否认其科学性的存在。其实，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成本概念也是不明确的，但我们并不能否认其存在，而且，也不能因为其边际成本无法计量而否认边际分析方法的有用性。
目前，新制度济学家仍未对交易成本概念达成一致。诺思也承认：“交易费用方法只是在认同交易成本重要性上是一致的，而在其他方面还远未统一起来。”[1]48新制度经济学家对交易成本研究的重要性在于降低交易成本，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绩效。这对于我国明确降低制度易成本的目标和方向以及衡量其成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交易成本的类型
1.政治型交易成本（政治体制中制度框架运行和调整所涉及的成本）。市场和管理交易一般被认为是在界定良好的政治背景中发生的，提供这种背景的制度安排以及与之有关的公共品显然会产生成本，这就是政治型交易成本。包括：①建立、维护和改变一个体制中的正式和非正式政治组织的成本，这里包括与建立法律框架、管理架构、军事、教育体制、司法等有关的成本。②政体运行的成本。包括立法、国防、公正的管理、交通和教育方面的开销。这些行政事业需要承担搜寻和信息成本、决策制定的成本、发号施令的成本以及监督官员指令是否得以执行的成本。③一些组织加入或试图加入政治决策过程中的成本。包括政党、工会、雇主协会和一般意义上的压力集团的成本。[8]
在诺思看来，在理解一个经济体的绩效时，政治与经济之间具有不可争议的内在联系，一系列制度制约是用来决定两者之间的交换关系的，因而它们决定了一个政治经济体制的运行方式。政治团体不仅通过界定和实施产权决定了一个经济的基本激励结构，而且在现代世界中，政府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以及由它实施的无所不在的各种管制，也是经济绩效好坏的最关键问题。[1]149从这一见解出发，诺思从政治程序既可以降低交易费用也可以增加交易费用这一相互矛盾的事实中来揭示政治市场中交易费用的存在。为此，诺思构造了一个政治市场的简化模型。它由国家（统治者）、政治集团（公民）和政治规则所组成。在这一模型中，国家处于界定和保护产权的垄断地位，公民的兴趣在于获得更多的收益，政治规则被定义为政治团体的等级结构，以及它的基本决策结构和支配议事日程的明显特征。
2.市场型交易成本（使用市场的成本）。主要包括：①搜寻和信息成本。这些成本的产生可能是因为需要发生的做广告、拜访潜在客户等直接的支出，也可能是因创造股票交易、展览会、每周集市等市场组织而产生的间接成本，以及在有可能达成交易的双方之间所进行的邮递费、电话费和销售人员的费用支出等。②讨价还价和决策成本。包括处理收集到的信息所涉及的费用、支付顾问的费用以及团队内部形成决策的费用等。③监督和执行成本。这些成本是由交货时间监督、产品质量和数量的度量而产生的费用等。
3.管理型交易成本（企业内部发号施令的成本）。管理型交易成本包括：①建立、维持或改变一个组织设计的成本，包括人事管理、信息技术的投入、防止接管和游说活动等成本。②组织运行的成本。包括与制定决策、监管命令的执行、度量工人的绩效有关的成本，成本以及与有形产品和服务在可分的技术界面之间转移的成本等。
以上三种类型的成本都可以称为制度易成本，因为它们都是经济制度运行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打交道”的成本。因此，交易成本与制度易成本是同一关系，也就是说没有与制度不相关的交易成本。
（四）交易成本的特性
1.交易成本依赖于一国的制度。其一，制度决定了交易成本的大小。一套有序的制度将确定某一交换中的正规权利结构。这些有序的制度结构能够降低交易费用，因而成为有效率的制度结构。比如，货币的使用就降低了交易成本，这对我们来说是不难理解的，而企业的出现也是因为它能降低交易成本的认知却经历了一个不太短的过程，至今仍有人感到困惑。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种制度当中，人类自身发展和福利状况的改进依赖于整个社会所能提供的产品与劳务，而后者又取决于经济制度的运作效率。交易成本越低，制度的生产效率就越高，人类就能获得更多的产品与劳务。其二，当交易是有成本的时候，制度是重要的。由于制度是从自利派生出来的，有些制度不但不能降低交易成本反而提高了交易成本。如限制进入的规则，进行无用的检查或使产权更不稳定。由于市场是不完全的，各地的制度是由一个降低成本的部分与提高成本的部分两方面构成的混合体。无效的制度安排能虼嬖谑且蛭制度的制定者（玩游戏的角色―组织）为了自利而强加给人类的额外约束，以便能够搭便车收费。[9]
2.区分富国与穷国。交易成本还可以区分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每一笔交易需要较少成本的国家是高收入国家，而每一笔交易需要非常高成本的国家是低收入国家。诺思曾反复指出，第三世界国家之所以穷，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交易成本高。在第三世界国家，人们会看到，无论是资本、劳动还是产品市场，都存在高昂的交易成本。事实上，这些国家的社会交往及其经济活动中所面临的高昂成本是产生低水平绩效和贫困等问题的根源。政治市场交易成本低经济绩效就高，而政治市场的高额交易成本是经济绩效低下的根源。[1]71
3.交易成本的背面表现为收益。包罗万象的交易成本最终都是由企业来埋单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是“摩擦力”，当然，对企业来说，“摩擦力”越小越好。但另一方面，变换一下主体，我们就可以看出，这“摩擦力”在一方为成本的同时在另一方却是收益，它们通常表现为律师、经纪人、经理、法官、会计师、警察、文职员和其他等等的收入。交易费用成了“粘合剂”，没有它经济难以运行，但其过大经济也不能正常运行，而“正常”是一个比较的概念。在存在竞争市场的环境里，资源会流向交易成本低的地方，这会迫使另一方也降低交易费用，因而这是一个交易费用降低的过程。降低的结果是交易机会增多，交易量和交易种类上升。经济学家用衡量装一部电话或办一个企业所花费的成本来观察一国交易成本的大小取得了与理论上一致的结论。比如，我国电话初装费有过每部电话5000元的纪录，当时，能安装得起的只是一些行政机关和少数富裕家庭，交易量很小；而初装费下降乃至取消的过程就是用户逐渐增多的过程。
4.交易成本并不都是可以计量到的。交易成本是作为交换制约基础的制度框架中最能观察到的部分的度量，它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经由市场的可以衡量的成本，另一部分是难以衡量的成本，如获取信息、排队等候的时间，贿赂，以及由不完全监督和实施所导致的损失。这些难以衡量的成本使得要准确地评价由一种具体的制度所导致的总交易成本是多少更为困难。不过，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程度有多大，我们就在衡量制度的有效性方面取得了多大进展。[1]94
在降低政治型交易成本方面，新一届中央政府奉行“大道至简”理念，把简政放权、取消行政审批事项作为首要大事来抓，取得了明显成效。2013年以来，国务院部门共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等事项700多项，非行政许可审批彻底终结。工商登记前置审批精简85%，全面实施“三证合一”、一照一码，取消和下放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减税、降息、有条件降低养老保险单位费率、公车改革等，都是降低制度交易成本的重要举措。在降低市场型交易成本和管理型交易成本方面也取得了明显成效（见表1）。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我国降低制度易成本的实践已取得了明显成效并积累了丰富经验。从降企业成本扩展到降低社会成本，从稳增长扩展到增强人民的获得感，从调结构到实现共享发展，其运行机理符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际，其实践方式为世界经济走出低迷贡献了中国智慧，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根据已有实践经验和未来发展的要求，目前需要在以下几方面取得新进展。
（一）降低政治型交易成本仍然是降成本的关键
降低政治型交易成本具有增强企业活力，鼓励创业创新的功能。今后，降低政治型交易成本的重点应该放到降低监管成本上。一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特别是省市县各级政府的治理能力。包括进行有用的培训，公务员专业知识的增进等。二是培育公信力。包括政策制定中要最大限度压缩公共领域，确保法律和监管措施在起草时尽可能透明和精确，缩小明确规定与自由裁量权之间的差距，减少官员获取非法收入的机会。三是养成自我约束力。根据成本的背面是收益的原理，降成本必然会降低一些人的收入，要求监管人员养成自我约束能力，共度时艰，回归人民公仆的本性，不得利用权力转嫁成本而使成本外部化。
（二）降低土地产权交易和户籍制度改革的成本
降低土地产权交易和户籍制度改革的成本不仅能够使成本内部化，而且更是产生内部激励和扩大消费群体，缩小城乡差距并进而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有效手段。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城市土地国有制的二元土地所有制结构这种产权安排类型并不在于所有制基础不同而在于对转让权、收益权和抵押权施加的种种限制加大了交易的成本。因此，要在扩大转让权、增加收益权、做实抵押权上降低交易成本，解决好农民土地产权变现难、处置难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农民进城落户也遇到了制度易成本过高的问题，致使产业工人“候鸟式”往返于城乡之间。解决的办法就是加大公共服务的供给，也就是由国家承担起降低进入成本的责任。为此，需要确立中央和地方分担成本的办法，使之能够顺利推进。
（三）分散风险
我国施行的以稳增长为主要目标的降成本策略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大部分成本是由国家来承担的，用扩大财政赤字来降低成本具有成本延后及增大L险的特征。赤字一旦生成就是永久性的，会落入借新债还旧债的循环。且发行债务会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会削弱现有资产的价值和扩大收入分配差距。我国的赤字量由2012年的8000亿元增加到2016年的2.18万亿元，赤字率由1.5%上升到3%，因此，需要分散风险。一是降低赤字率，使股份公司、保险公司这类制度设施通过降低市场型和管理型交易成本来发挥分散风险的作用。二是推动契约的实施以降低风险。国家作为第三方能够通过建立非人格化的立法和执法来降低交易成本。要使履约得到保护，违约得到惩处，执法的强度越大交易的风险就越小，交易的数量越大成本也就越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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