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才与刽子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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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舞台语汇全新而又浸染着浓郁传统韵味的实验戏剧。

这部看似荒诞的黑色喜剧，却附着了严肃到令人心酸的社会内容。

中国话剧在寻找自身民族化风格与形式的道路上曾长久辗转反侧，这部戏成为探索的一个典范。

这是一部舞台语汇全新而又浸染着浓郁传统韵味的实验戏剧。它的人物变形化、表演风格化、场景符号化，手段以人代偶、人偶同一，用寓言手法揭示历史、社会与人生的矛盾和哲理，舞台呈现亦实亦虚、亦真亦幻，在剧本结构、人物设立、语言逻辑以及舞台形式方面都透示出冷峻滑稽的黑色风格，于当代话剧创作中独标一帜。

在考场数十载涸墨秃笔的徐秀才，非但不为三年一次周而复始枯燥乏味的考试所压垮，相反却越来越乐此而不疲，考试成了他的精神寄托和全部兴趣所在。他热衷于经历油灯下苦读、考场里应对的艰辛，尤其热衷于享受撰写八股文从破题、承题、起讲、入题到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直至大结的整个过程，这个过程已经化作他对幸福的向往与憧憬，深深渗透在他的血脉里。直到有一天在梦里考中了状元，他不喜反涕，发愁没有了考试，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他因而大喊：“一个人活着就要考试，不考试就等于白活……我不要中状元，我恨状元！我恨状元！我要考试！中了状元就不能再考试了，我要考试，我喜欢考试，不考试那还叫人过的日子吗？”而以杀人行刑为生的马快刀，在一次次剐人、腰斩里得到了人生的，于残忍与血腥中寻找到了无上乐趣。他喜欢听临刑时犯人的求饶和，最享受的是那一刀刀挥去剁在人肉上的感觉。他也有自己刽子手的梦境，刽子手的梦竟然是众多的犯人围跪在他周围争着抢着请他去杀自己的头，因为他杀得一手好头，又快又舒服。大家齐嚷：“我们要马爷来杀……咔嚓一声，又不痛，血又冲得高……兴许能冲到旗杆上，那就好玩了……奶奶的，娶老婆一辈子也许有几次，杀头可只有一回，你们不能这样敷衍我们，你们不能草菅人命！我们要马爷！马爷！马爷！”马快刀也在这种被需求的愉悦中享受到了人生的最大幸福。

封建时代里的一位读书人、一位刽子手，这两个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人，有一天因国家机器里的科举制度与酷刑制度被一起废除，产生了共同的失落感与愤怒而走到了一起。马快刀说的是：“混蛋！他奶奶的熊！又不能剐人家的肉又不能绞人家的脖子又不能弄断人家的腰，那还是什么刽子手？这是谁下的令？真是丧心病狂，黑白颠倒、无法无天啊！人家死刑犯也不干啊，他长一身肉，长一条脖子，长一段腰身是干什么的？混蛋……”徐秀才说的是：“老天呀，你没长眼睛啊！呜呜呜呜，我今年还等着考试啊！所有的考题，我都做了三遍，十三经，我没有一个字没考证过，墨也准备好了，笔也准备好了，端砚洗得干干净净，怎么就废了这千年科举啊！这跟拦路抢劫一样，活生生就不让人考试了，丧尽天良啊！这是什么世道？那贡院里几百间考房，活生生就不让人坐进去做卷子了，这还叫什么朝廷？”于是徐秀才突然大吼：“老子要杀人！杀人！”马快刀也突然大吼：“老子不杀人了！不杀了！”两人有了同病相怜惺惺相惜息息相关的感觉，于是合伙开了一个肉铺。认为“光杀头有什么意思？跟切萝卜有什么两样？”，“不能剐人不能剁人的腰，我宁死也不干”的马快刀在剔骨中找回了杀人的，只知“破题迅捷，立意精妙，然后心与神合，神游乎其间，虚实表里，起承转合”的徐秀才在切肉里发现了作文的乐趣。他们共同发现在屠夫生涯中似乎找到了自己固有生存方式的寄生地，因而重新找回了异化的自我。令人忍俊不禁的是，编剧在这里又抹上一笔：由于二人的互相影响，最终马快刀竟然戴上眼镜斯斯文文地看起了唱本，而手挥剔骨刀的徐秀才则蓄起了虬髯和两排黑黑的胸毛！两种身份与人格的互换或混淆，更加浓了此剧虽匪夷所思但又鞭辟入里的怪诞意境。

这部看似荒诞的黑色喜剧，却附着了严肃到令人心酸的社会内容。它在中国封建大厦坍塌背景中把目光对准了国家机器两个基础支柱――科举制度和刑罚制度，以它们各自的人格化象征物――秀才和刽子手在遭遇社会巨变时所暴露出来的精神异化现象，生动揭示了封建文化对人性的严重扭曲，既有鲁迅式的冷峻与尖刻，也有林语堂式的诙谐与幽默。秀才和刽子手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两种身份塑形，它们代表了有着特定政治与社会内涵的两种生存方式――读书与杀人，而长期的角色塑造使得考试和行刑成为他们生活的全部，成为他们所习惯所熟悉所适应所热爱的对象与移情物。于是事物性质就发生了令人惊讶的错位，过程成为目的，手段成为结局。一旦既定生活节律被不可逆转的历史车轮所阻断，他们就发现自己早已无法离开这种诡异生存方式为他们所赋形的生命价值，而陷入了意义坍塌下的精神困境。社会悲剧以个体形式体现于秀才和刽子手身上，他们就成为悲剧负载物而进入寓言。

与内容的怪诞相吻合，深沉的悲剧内涵却用轻松滑稽的喜剧手法来表现。两个痴子对待自己异化事业的诚谨敬凛态度都达到了极端境界，徐秀才对考试作文的运筹帷幄恰似陆逊布阵，马快刀对杀人运刀的娴熟犹如庖丁解牛。把恪守职业行为作为自己生活的最高目标，他们因而成为本行里的最痴迷者。他们是丑陋的，丑陋在他们的行为迷失了本性；他们又是可爱的，可爱在他们对自己所崇敬之事业的全身心投入。在这里，滑稽与崇高奇怪地统一了。事实上编剧在对他们的形象塑造中寄寓了深深的同情，秀才身上有着中国传统读书人所特有的迂腐与可爱，刽子手身上有着普通小民百姓的憨厚与真诚，他们又都有着淳朴善良的本性和追求幸福生活的渴望。但是在目的与手段脱离的情况下，他们的结局一定是走向另外的方向。因而他们的态度越是认真，离目的就越遥远，所造成的戏剧矛盾就越突出，也就在舞台上经营出越发浓郁的喜剧效果。他们最后“找回自我”时的扬眉吐气欢天喜地也是真诚的和发自内心的，这表明他们日益陷入更深的悲剧泥淖而不自知。观众在对其滑稽可笑的举动投以嘻笑嘲弄的同时，也为其人性的日益沉沦与迷失一掬心酸同情之泪――这就是黑色喜剧的效果。黑色幽默手法于荒诞不经和玩世不恭之中，用无可奈何的嘲讽态度来揭示环境与自我之间的互不协调，并使之放大、扭曲和变形而显得更加滑稽可笑与荒诞不经，但这种滑稽令人感到沉重，它所引起的苦涩笑声中包含着泪水和惆怅。

为展示幻觉，舞台上运用了许多创新手法，最具特色的是人偶演出。剧中除了徐秀才、马快刀及其妻栀子花三人之外，其他配角全部佩戴面具成为人偶。这些人偶时而充任剧中角色与主要演员演对手戏，时而转为载歌载舞的队列来调动情绪、评论事件，时而转为雕塑状的仪式符号来烘托环境、渲染氛围，嘴里不断唱出欢乐的歌：“咔嚓、咔嚓，滋啦，嗖嗖！砍头，砍头！剐肉，剐肉！”人偶的风格化表演滑稽风趣、谐谑夸张，创造出奇特的舞台效果。其生活依据是徐秀才与马快刀的形象皆为意念所幻，他们亦真亦幻的身份恰似木偶，徐秀才是一个被时代提着线专门考试为考试而活的木偶，马快刀是被政权提着线专门杀人为杀人而活的木偶，那么，他们身边的人物就无不是木偶。黄楷夫专门为此剧设计了从傩戏面具变形而来的众多面具，表情夸张传神，把喜剧角色定型化，使人物个性象征化，为表演增添了极大的想像空间。演员与人偶的同台演出，消解了传统写实主义的舞台视觉联想，显示出表现主义的怪诞视象。

人偶之外，许多舞台手段的穿插亦别有洞天。例如赋予人物以观察社会的颠倒视角：秀才看考试是天底下最有意思的事情：“我喜欢考试，我盼望考试，眼看着今年考期将近，我不一定要中什么举人，夺魁也没什么好，只要一走进贡院里，坐到考桌面前，我就混身舒坦，血脉贲张，一看考题，我就双眼发亮，如登仙境。哈哈，考考考，试试试，真好啊真好……”马快刀之所以喜欢徐秀才并非因为其人品才貌出众，出人意料的只是在他眼里秀才“一身肉长得结实，两个肩膀又宽又厚，胸脯坚实厚重，两臂上下通顺，一块块的腱子肉，该大的大，该小的小，该上的上，该下的下……还有大腿，一个人大腿长得好，就好办了。好人首先得大腿好……他那双大腿，一根骨头笔直的，周围都是肉，毛又少，筋腱分明，血脉旺盛，皮肤光溜溜的……”为了替秀才打抱不平，马快刀用犀利的眼睛狠狠盯住当铺老板丁朝奉，丁便顷刻之间被他的目光肢解。徐秀才和马快刀二人酒醉各自做梦一场更是形象化出他们的心底所思所想。原本庄重、喜庆的状元游街和血腥、恐怖的砍头行刑，在人偶的表演下成功地转变成了仪式性游戏，观众则成了游戏的旁观者。黄楷夫的布景也设计得亦庄亦谐、风格别致，用鲜艳而变形的立体软浮雕来表现亭台楼阁、肉铺街市，同样符合剧作所要求的荒诞意象。整场演出因而是嘻闹，是仪式，是虔诚的典礼，是欢乐的游戏；是悲剧，也是喜剧，是喜剧形态的悲剧，是悲剧涂染了喜剧的油彩。荒诞不经的情节里透示出不切实际的幻想与冷峻现实的深刻矛盾。导演郭晓男对这个戏的贡献尤为体现在他对人偶同台规定情境的营造上、演员与人偶语言与情感交流的引渡上，体现在他对写实主义与表现主义风格的有机混用上，我们从中处处看到了他的大智慧。

中国话剧在寻找自身民族化风格与形式的道路上曾长久辗转反侧。这部戏成为探索的一个典范，无论是对现代剧场空间功能的理解、对舞台审美原则的把握和处理、对戏剧表现性的探触与发掘、对观众欣赏和参与心理的拨弄与调动，都创造了独特的价值。恰值中国话剧百年纪念，它的出现尤有象征意义。21世纪的世界各国话剧在发掘舞台表现性与创建民族风格方面都有着长足的进展，看这个戏我想到的是近年来同样出众的以色列的《安魂曲》和韩国的《乡村儒士――曹南冥》，可以骄傲地说，这部戏足以与之相匹敌而进入世界民族戏剧创造的成功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