瓶酒之论的得与失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瓶酒之论的得与失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中图分类号 B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5）03-0025-02
一、干春松教授说了什么，想说什么
在全面评论《中国思想典范转移过程中的观念变迁：以康有为论“仁”看儒家观念的转变》这篇论文之前，笔者想先总结一下干春松教授说了什么和想说什么。
干春松教授的论文大致分三部分：引子――问题的由来；论文的核心部分――集中论述康有为对“仁”的观念所做的现代性诠释：结论。
该文并不是简单地对康有为“仁”的观念进行文献梳理，而是基于一个明确的问题意识：“回顾学科未定型时期的康有为等人的思想，有助于我们了解现代中国哲学形成的曲折性，更主要是可以让我们理解中国思想本身的复杂性”，也即以康有为对儒家的核心概念“仁”的重新定义和思考来分析这种曲折性和复杂性。冯友兰以瓶酒之喻来说明中国哲学发展历程中旧概念与新内容的复杂关系。干春松认为冯友兰以“酒与瓶”的“新与旧”对康有为和廖平的批评并不是十分有针对性的。这一见地是十分独到的，即思想与其表达形式之间并非是像酒与瓶之间如此简单。
该文的核心部分是通过对康有为论仁，来具体论述引论中提出问题。第一，仁为本；第二，仁与博爱、平等；第三，仁与智；第四，仁与勇；第五，仁与大同。这五个部分分三个层次：一是总论仁在儒门中的基础性地位；二是在现代背景下阐释传统“三达德”的关系；三是论述仁与现代性价值理念的内在关系，强调博爱、平等、大同这些现代价值理念乃是内在的包含在儒门“仁”的理念之中。通过立足于今文经学传统对儒家“仁”的再诠释，分析出康有为乃是力图突显儒家经学的现代价值。
在结语处，干春松指出，康有为基于经学的立场出发的理论创造，乃是试图解决儒学价值与现代价值之间的复杂性。这一进路超出此后所引入的西方学科建制所提供的学术视野。干春松认同冯友兰对康有为“旧瓶装新酒”的判断，即试图使用“仁”这一旧瓶，装入了现代西方的新酒，并以此扩展儒家价值在现代思想中的地位。但干春松并不接受冯氏所做出的“新酒”已将旧瓶撑破的判断，也即是所谓的旧瓶无法装新酒。干春松认为，康有为的努力表明“仁的观念依然存在着创造性发展的可能，而它与中国文化心理的内在关联，则可以使之更能深入我们的观念系统，而为我们所接收。”由此，干春松超越了一般性的瓶酒之论，而是关注陈酒和新酒的关系。其最终结论在于：“这些旧瓶中的‘陈酒’可以成为我们反思‘新酒’的重要思想资源”。
二、思考之一：瓶酒之论的阈限
笔者对南海圣人之论没有专门性的研究，但十分钦佩干春松看问题的敏锐和研究思考进路的审慎。笔者的思考不在康有为的“仁论”是否精当，在于从干春松对康有为的诠释出发，做进一步的思索。并将这种思索看做是干春松的大作所给予我们的启示。
思考之一乃是瓶酒之论的阈限。
从晚清诸子，到今日诸贤，在遭遇西方文化与文明之后所作的思考，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然究其实无外乎是在古今中西、体用本末之间做思考和抉择。中国近现代所遭遇的问题，是中西问题，还是古今问题，抑或是古今问题中夹杂着中西问题呢？无论是体用论话语，还是瓶酒论话语，都是中国学人面对现代性问题的独特回应。冯友兰的瓶酒论话语，是基于他的新实在论立场。冯友兰以为中西之争的实质是古今之争。而解决之道在于如何用中国的古（瓶）来承接西方的今（酒），所谓接着讲是与此相关的。今天中国学界普遍流行的所谓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或所谓的西方哲学的中国化，都是和所谓的瓶酒之论联系在一起的。
瓶酒之论。的确规避了体用论在处理中西问题时文化心理上的尴尬和逻辑上的不周延。但瓶酒之论隐含的问题在于：瓶、酒的可分离性，也即非一体性，这是有别于体用论的。谁的酒？谁的瓶？中国近现代哲学所面临的真的是所谓瓶与酒的问题吗？
三、思考之二：瓶的问题，酒的问题，抑或其他
让我们回到干春松的思考主题：“中国思想典范转移过程中的观念变迁”。我们需要审视和追问的是中国思想典范转移的根本是瓶的问题，还是酒的问题，抑或是其他问题。
如果“瓶”指的是中国思想文化的基本范畴、核心概念；“酒”指的是西方的现代性文化与文明。那么，中国的近现代哲学的根本问题真的就是所谓“旧瓶装新酒”（通过对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其核心观念的再诠释，来承接和吸纳西方的现代文化），或者是所谓的“新瓶装新酒”（全面引进西方的文化：酒和装酒的瓶子），再或者是所谓“新瓶装旧酒”（用西方时髦的方法/范畴来诠释中国传统思想）。
在酒与瓶之间，做不断的组合，虽然花样翻新，新产品迭出，但总体感觉是缺乏创新，无法真实应对现代中国问题。
也许真实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用陈酒（老酒）（中国传统智慧）与西方的新酒（西方现代文化）和西方的陈酒（西方古典文明），勾兑出新酒，或者酿造出新酒。至于有现代中国学人勾兑或酿造出的新酒（不同于来自于西方的新酒），装在什么样的瓶子（本土的酒瓶，或西方的新瓶，再或是本土的新瓶），则取决于酿酒者的个体偏好和市场的大众需求。
我们欣喜地发现干春松力图通过对康有为思想的再诠释，探索出超越“瓶酒之论”的中国现代哲学建构之路：不是不假思索地引进新酒（无论装在什么瓶子，新的或旧的），而是让旧瓶中的“陈酒”成为我们反思“新酒”的重要思想资源，或许在此基础我们可以酿出（或勾兑出）拥有自己品牌、包装（瓶子）的新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