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佛教文献的误读与时代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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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佛教文献从口传状态到文字记载,从梵文、巴利文、汉文、藏文等多种文字形式的转换,都会自觉和不自觉的染上传承者个体的色彩。传承者的阐释一方面有着对文本的依赖,另一方面也有对于文本“随缘化”改变的客观需求。这种客观需求不仅是单纯的环境需要,整体时代的需求是其根本性的原因之一。本文试图从佛教文献翻译时代的思想影响、佛教文献翻译者的主观需求以及再阐释者的主观发挥等几个方面进行探讨,分析佛教文献在传承过程中所产生的误读与不同时代需求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佛教文献;翻译;误读;时代需求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0-0174-01
文献被定义为物质化的知识载体,但是在文献物质化的前提下,其必然经过口头化的传承过程。佛教文献早期的状态转换首先便是口头传承的物质化。佛教文献由印度经西域等地传入中国后,翻译成为中国接受佛教的必然前提。翻译的形式可以概括为两种,即音译和意译。音译的对象主要是咒语等内容,而意译则是佛教文献翻译的主要形式。
佛教文献翻译者必须要具备两种语言的运用能力,同时,其必然熟悉两种文化,这样才能够更好的沟通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信仰。一种信仰传播到一个新的文化背景哺育下的民众时,不外乎好奇与认同的双重作用。所以,佛教文献翻译成中文后,必然要符合汉人文化的认知模式。
最初的好奇与躲避,延续到熟悉与认知,中间环节的妥协功不可没。佛教文献传入中国,从明确的史料记载中可以确定为东汉。东汉到三国时期普遍存在的谶纬神学必然要影响这一时期的佛教文献翻译,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的盛行,玄学观念渗透下的佛教文献翻译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隋唐及以后的各个阶段都有着新的主流思想,这些思想影响下的佛教文献翻译不可避免的被打上时代的烙印。不仅佛教文献的翻译有着这样的时代特点,在时代背景下的佛教文献再阐释也有着不同情况的特殊反映,这种情况下,对于佛教文献的误读成为必然。
一、佛教文献翻译时代的主流思想
佛教文献的中文化翻译可以确定为汉代。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说法尽管多种多样,但是可信的记载不外乎西汉说和东汉说。关于西汉传入的说法中较为有代表性的就是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使臣伊存口授《浮屠经》。而东汉传入说则是以汉明帝的梦见金人为始。较早见于《四十二章经序》和《牟子理惑论》。本文并不讨论佛教传入中国的最初时间,仅就西汉末至东汉初的主流思想与这一时期的佛教文献翻译相关的情况进行探讨。
汉明帝的同父异母兄弟楚王刘英对“浮屠”进行“斋戒祭祀”,不仅仅是接受佛教,而是把佛教等同于黄老之道。这时的刘英结交术士,制造图谶,并且此时的图谶已经是融儒入道了。刘英的祭祀中,佛教是作为谶纬方术的一种存在而得以认知的。
早期的佛教文献《四十二章经》尽管在教义上主要集中在禁欲和仁慈两条主线,但是形式上却更接近与道教。汉末儒家五经代表的官方正统文化思想权威地位的丧失,使得社会流行不同的思想和信仰,特别是道教避世的思想与佛教的出世主义得到了很好的契合。
以道家的名义翻译佛经曾经在这一时期得以盛行,从名称的互用到内在义理的调和经历了一个相当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也并不缺乏儒家思想的参与。但是,佛教文献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结合佛道的名词,另一方面也在排斥道教所提倡的神仙辟谷等方术。早期的佛教文献除了承载义理的经典之外,还有许多以数理等名目流传的教理。
玄学的盛行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佛教的盛行。但是佛教也在依附道教的基础上逐渐趋于对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文献翻译达到了一个高潮,这时的佛经一方面在对抗道教,而另一方面则逐渐把儒家和道家的思想融合到佛经翻译中。在三种主流思想并存的前提下,佛教文献甚至开始倾向于儒家,进而与道教斗争。
如果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家是介于佛道两家之间的调和剂和中间砝码的话,那么进入隋唐以后的佛教中国化进程则使佛教文献在翻译的过程中不得不倾向于儒家思想的结合。诸多经典的重新翻译,一方面是不满于原有经典的混乱系统,另一方面也并不完全认同原有经典的翻译体系。新译的旧经与原来的经典相比,有着不同时代精神的影响。
五代以来,由于佛教原传承地印度的形势变化,以及中原王朝与边疆地区的军事对峙,以至于此时期的佛教文献不再是以翻译为主,而是以本土化创作为主流。五代两宋由于佛教派系的中国化演变,使得佛教文献体系面临新的选择。禅宗文化的兴盛,道教的改革,理学的盛行,都不同程度上揭示了佛教文献与儒道两家的融合实质。
宋代以后的佛教文献同样面临翻译的问题,只是翻译的主要原本已经从梵文转变为藏文,翻译的对应文本也从汉文为主改为蒙古文和满文等多种民族文体并存。这时翻译的佛教文献的时代思想已经不仅仅是涉及文化的选择,同时还混同了民族性的认同问题。
二、佛教文献翻译者的主观需求
文献的传播不仅依赖文献本身,对于文献有识别能力的人群也是功不可没。佛教文献在翻译的过程中,翻译者的作用是主要的。翻译者不仅是两种语言沟通的桥梁,更为重要的是,翻译者是两种文化的承载者。
佛经的翻译者几乎无一例外的是佛教徒,佛教文献的翻译者首先是一个佛教信徒,这就使得佛教文献的翻译带有明显的教派倾向。这种翻译者的主观价值取向必然影响佛教文献的翻译。翻译者本身的成长环境以及其学识背景,或多或少的影响了佛教文献的翻译,这不得不在大的时代背景下予以分析。
翻译者就文化认同的倾向上首先可以区分为倾向原文教义者和倾向译文文化者。翻译的过程某种程度上讲是一种新的创作。佛经之所以庞杂,一方面和经文出处的多元化有一定的关系,而另外一方面也和翻译的多重性有着密切的联系。
翻译者的主观需求有着明确的时代特色,同时个体的差异也是不容忽视的。翻译过后的阐释也因人因时因地等多种原因而有着区别。
鸠摩罗什是十六国时期著名的翻译家,其翻译得到后秦姚兴的大力支持。其从弘始三年(401年)到弘始十五年(413年)前后带领弟子翻译了大小乘经律论三百余卷,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鸠摩罗什侧重弘扬的中观学派观点。鸠摩罗什翻译的经典不仅对灵魂进行批判,同时对于梵天等也进行批判。而同时的慧远则弘扬“神不灭”论。这就明确的体现了佛教文献翻译者的主观需求对于佛教文献传播的影响。
三、佛教文献的多次翻译与再阐释
佛教文献的传播有时并非是经历了一次的翻译,而是经过多次重译或多种文字转译而来,这样在传递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染上多重色彩。一重翻译尚且难免不出现文不对题的问题,更何况是多次转译?所以翻译过程中丢失的内在意思是难以揣测的。
翻译者尽管追求真实的反映传送原来经典的信息,但是梵文和汉文毕竟语言文字的体例和风格都不尽相同,所以避免不出现文义不一并非容易的事情。所以“变易原文”从而使得文句通顺在翻译过程中屡见不鲜。
《出三藏记集》卷十有道安撰写的《@婆沙抄》,文中引秘书郎赵政的说法:“《尔雅》有《释古》、《释言》者,明古今不同也。昔来出经者,多嫌梵言方质,改识今俗,此所不取。何者,传梵为秦,以不闲方言,求知辞趣耳,何嫌文质?文质是时,幸勿易之,经之巧质,有自来矣。唯传事不尽,乃译人之咎耳。众咸称善,斯真实言也。遂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也。”强调了翻译中直译的重要性。尽管如此,但是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是难以回避的。
不仅在多次翻译中难免丢失文义,并且在文本的阐释过程中也难以保持文献本义的传承。不同时代背景下存在的不同群体,其追求的本质性问题都有着不同的定义,更何况同样文本在不同时空中的阐释呢?再阐释过程中出现的新解或曲解既是主导者的主观需求,也是环境影响的客观变化。
四、小结
佛教文献作为佛教教义和历史的物质承载者,在其传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获得新的界定。这种界定一方面与语言本身的误读有着一定的联系,更为主要的是时代变化的需求以及主导者主观愿望的需求。这种多重原因影响下的误读使得佛教文献的存在具有了双重的含义,一方面因文献本身的价值而存在,另一方面则因为时代需要进行误读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