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音乐在未来社会”学术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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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5月28日至30日，作为中央音乐学院“北京现代音乐节”重要内容之一的“传统音乐在未来社会”学术研讨会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研讨会邀请日本福冈筑紫乐所雅乐团人士及国内各地的表演艺术家、学者代表围绕着“传统音乐文化”展开了各个方面的探讨。

论题一：传统音乐在现代音乐中的文化力量和美学意义

现代不是无根之木，它是传统的流变与当代人创造的结果，因此在现代音乐节当中探讨传统音乐具有接通古今的意义。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音乐学系周海宏教授在《激发灵感，回唤规则――传统对现代的意义》一文中指出：传统对现代的作用不仅是理论研究问题，更是创作实践问题。世界各文化中所产生的传统艺术具有多元化的风格样式，可以激活创作者的想象力，避免由于某些文化中心主义所导致的对少量美学原则的膜拜，从而满足人对审美多样性的追求。另外，周海宏教授用民歌研究中的实例，从音韵学的角度分析了在传统音乐中所具有的符合人类最本真的感性规则，这对以背叛传统规则为显著特征的现代艺术追求者来说是非常必要的提醒。

想象和规则正是艺术创作最根本的要素，没有想象就没有艺术的创造力，没有规则艺术就会乱而无序且不可感受。传统艺术中风格的独立性和多样性可以弥补我们正在萎缩的想象力，而传统艺术的自然与纯朴则回唤我们正在失落的感性规则。这两方面的启示致使现代音乐走向多元化并成为符合人类感性需求的艺术。

论题二：中国传统音乐在当今社会的存活方式

传统音乐在中国人的音乐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它又以怎样的方式存活在当今社会中呢？对此问题的探讨可以进一步解析传统音乐在当代和未来社会中如何发挥它的文化力量。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任张伯瑜教授在《中国传统音乐发展中的四种转型方法》中谈到：目前中国民间传统音乐状况呈现着多种多样的情形。一方面它站在传统的根基上延续着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它适应着新的社会形式不断地变化。中国地广人多，文化纷呈，很难用一种情形概括全貌。作者认为当今民间传统音乐存在四种延传和转型的方法：1.延传着的民间传统音乐；2.由生活方式到艺术形式转化着的民间传统音乐；3.从生活方式到文化符号转化着的民间传统音乐；4.完全专业化了的民间传统音乐。

另外，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项阳教授对传统音乐的存活方式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在《亲缘关系与音乐礼俗的承继》一文中指出：亲缘关系是指在当下的中国乡间社会之中，受历史上农耕文化社会形态延续之影响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在一定地缘和血缘联系之下的社会人文关系。这种稳定的亲缘关系承载文化的认同性。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当历史上制度下的礼和乐转而以民间礼俗的方式加以承继，由于民间礼俗的社会功能性和实用功能性的用乐方式，构成了直至当下在乡间社会之中传统音乐的活态传承与历史用乐形式的相通性、承继性，正是为人、为神两条脉的用乐理念维系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与传统礼俗依附共生地传承到当下，并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

论题三：中国音乐历史的整体文化属性

把传统音乐放回到中国音乐历史的背景中，探求中国音乐文化的整体属性并进行历史的总结也是本次研讨会的重要论题。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郑祖襄教授在《兼容并蓄，推陈出新――隋唐外来乐器“汉化”的历史和文化内因》一文中指出：汉民族的诞生是由多民族融合组成，汉文化也是如此。当汉文化在成为中国主导文化的同时，对周边民族及外民族文化也采取了吸纳和包容的态度。地域和历史决定了汉文化这种包容性的选择，汉文化的发展也由此而博大精深。隋唐时期的外来音乐历经五代约四五百年，到北宋时期，已经融入中国音乐之中。跨入二十世纪以后，它们又以日新月异的姿态活跃在民间和舞台。外来音乐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包容下越来越具有生命力，其根本原因是：汉文化本身的博大精深和它所具有的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性。

天津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明言教授则对20世纪以来中国新音乐若干历史与理论问题作出个性化的探究，他在《世纪交响――中国新音乐百年奏鸣如是说》一文中对中国新音乐历史形态进行了总体概括，总结出六组矛盾关系（“三性关系”、“二律关系”、“内外关系”、“前后关系”、“人格关系”、“本体关系”），以此阐释中国新音乐历史整体文化属性与理论的症结。最后他指出：当代中国开始进入到注重文化建设、培育艺术精英的时代。中国新音乐在经过了一百年的历练以后，已经具备了“演唱”这场文化“大戏”所需的艺术能量。

论题四：中国传统音乐的保护

要想传统音乐在未来社会继续发挥巨大的文化力量，保护几乎是所有人的共识。然而，以何种方式保护中国的传统音乐，也许每个人各有不同的观点。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张振涛教授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具体工作为例，详细介绍了我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状况。同时提出，中国学者从来都没有改变对民间音乐的关注和热爱，一代一代的学者对民间音乐所作的贡献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然而，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希望各个行业的专家以及有志于弘扬民族文化的学者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推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保护，使之在未来社会发挥更大的文化力量。

江苏省昆剧院院长、国家一级演员柯军从管理者与表演者的角度对昆曲的保护与发展给出自己的理解。他认为传承是昆曲的生命线，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技术方面的传承；2.昆曲艺术风格的传承；3.昆曲品格的传承，也就是昆曲表演者品格的传承；4.昆曲观众的传承；5 .创造力的传承。昆曲不能一味服从于市场而改变其艺术内核，也不能完全依附于政策而固步不前，更不能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号上依靠崇敬者的维护和修缮而丧失自强自立的勃勃生机。对于昆曲来讲，创造性的传承就是发展，创造性的挖掘就是创新。

在本论题的讨论中，提交的论文还有中央音乐学院民族器乐系教授谈龙建对弦索十三套保护的文章《弦索音乐在恭王府的承袭》、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姚艺君有关传统音乐保护的文章《完整性“活态保存”是传统音乐在未来社会中更具价值的基础》和福建省泉州南音团团长尤春成对南音存活探讨的文章《南音古乐的艺术魅力及其生存形态》等。

论题五：论传统音乐之古琴

古琴是我国最古老的乐器之一，它承载着三千多年的传统文化基因一直存活到现在，成为传统音乐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讨论传统音乐文化就必然会谈到古琴。

古琴演奏家、中央音乐学院民族器乐系李祥霆教授以古琴为例阐释了传统音乐的文化力量。他在《传统音乐在未来社会的位置》一文中指出：传统音乐是人类思想感情的结晶，是人们的精神寄托。而人类的思想感情、精神意识只能是延伸、发展，不可能是断绝、变质的。故而今古心灵及感情是相通的，传统音乐也是未来社会的人们可以理解和共鸣的。另外，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及生活条件的改善，人们扩大了对物质精神的需求（横向为全人类，纵向为由古及今），因此传统音乐将会成为精神的必需。古琴，是人类最古老的音乐艺术，经过三千多年的不断发展完善，已经达到极高的艺术成就，弘扬古琴文化能给现代社会带来巨大的精神财富。

天津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王建欣则从理论层面对琴学的建设提出自己的观点。他在《以音乐学的视角审视中国传统琴学――琴学的学科建设问题琐谈》一文中指出：由于古琴艺术的悠久历史和其本身所凝聚着的文化含量，更由于其自魏晋以降所显示出的独立的音乐品格，自古以来围绕着琴，便产生了众多的专门学问和不同的研究领域。从古至今，琴人们在这些领域内辛勤耕耘，结出了丰硕的成果，确立了“琴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的独立地位。王建欣教授还提出了自己对琴曲分析方法的思考，他认为琴曲研究应关注剧本问题，同时关注琴曲的断代问题，使我们的描述研究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实。

特别论题：日本雅乐的形成与中日史料的运用

在历史的发展中，中国传统文化以其浑厚的底蕴和强大的力量辐射到其它国家，日本雅乐的形成无疑受到中国音乐文化的影响。但日本雅乐究竟是中国传统音乐的遗留还是多文化经日本本土化的产物呢？来自日本筑紫乐所雅乐团的人士给出了他们的看法，同时他们对当今日本雅乐繁荣原因的分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推广具有借鉴意义。

藤原惠信在《千年雅乐》一文中指出：雅乐的历史就是传播与接受的过程，是与中国以及东南亚各国的外来音乐和日本古典国风音乐相结合的产物。战后日本雅乐局为了推广雅乐做了大量工作，1955年将雅乐定为重要无形文化财产，并在全世界推广雅乐，1959年日本雅乐在纽约联合国会场公演展示雅乐的风采。日本工业厅所属乐部的成员全都通过内阁府机关国家公务员的考核，并在每年春秋之际定期在日本皇宫演出。同时，这种代表日本最高水平的雅乐也面向公众，加之其他团体的演出，日本雅乐出现繁荣的景象。

可以看出，走过千年的日本雅乐之所以在当今能够如此繁荣，是由于皇室和著名寺庙的重视、政府雅乐机构的推广和乐家代代相传的传统三方面相互作用的结果。这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的推广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另外，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赵维平在《谈中日音乐文献史料的传存与运用问题》一文中从理论研究的层面介绍了中日两国音乐史料的流传情况，并分析了运用这些音乐史料的方法和价值。

本次研讨会以“传统音乐在未来社会”为题，试图探讨在传统与未来之间的文化发展脉络。参会者一方面深掘传统音乐文化中蕴含的无尽宝藏，另一方面对当下传统音乐的保护与存活方式投来关注的目光，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传统音乐能够在未来社会发挥它巨大的文化力量与美学意义。研讨会的目的不是为了寻求唯一的正确答案，而是为了展示来至不同方面的多元化的观点，这些观点让我们更多地认识到传统音乐文化的魅力并对传统音乐在未来社会的发扬光大充满信心。

王先艳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