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艺术社会背景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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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的神学汉代中国信奉的本土道教，热衷于长生和成仙，练仙丹、服仙丹是时尚，所以对佛教的膜拜，也只是多增加一种长生、成仙的路径罢了。欧洲的基督教一开始就以明确的教义和传教士尽职的传教活动渗入到民众生活区域中。公元62年是中国东汉永平5年，罗马历的815年。耶稣是犹太人，约诞生于公元前4年，他创立了基督教，被信徒称为“基督”，意为上帝的化身。中国汉光武帝与公孙述热衷于讨论“图谶”、“符兆”问题的公元30年，他被处死。但福音书记载他在死后三天又复活了，在人间安抚他的信徒，给予新指示后回到天堂。并许诺会再次来到人间。基督教的生成环境离不开柏拉图思想的影子。犹太教的福音书《旧约》是基督教《新约》的依据，新柏拉图主义是基督教的理性支援。如前述，柏拉图对当时的现实充满疑虑和不安，对人类社会的未来表示悲观;新柏拉图主义欲拯救人类，提出道德的生活理念，苦修行禁欲念;相信万物来源于“太一”。这一点和中国老子关于“道”的来源几乎一致，老子认为“道法自然”，是“自然”的一种规律性呈现，和当时其他诸子的“人为”的“道”不同。老子对“道”和“自然”的思考没有宗教环境催生(后来的道教和当时的老子无涉，且道教重炼丹，和老子更不相干)，老子提出“太一生水”论点，近于抽象概括世界本原，和“科学”思维贴近，与“宗教”教义过远。新柏拉图主义的“太一”具有唯一性，和早期基督教的“唯一上帝”、有道德的生活是禁欲生活的理念暗合。他们把耶稣置于极为崇高的神圣地位，视耶稣为最正确、伟大、英明的化身，不容许有一点再讨论的空间。可是又有一股思潮不以为然，他们从另一个角度认为基督教不必回避、害怕哲学的思考，因为哲学和一切异教一样，都是“上帝”蓝图的组成部分。所以，基督教不但不应该排斥哲学、理性，反而应该充分利用哲学、理性的能力发展基督教义。这种争论时激时缓，直到12世纪还出现“逻辑的神学”与“爱的神学”的争辩。对基督教教义发生争论现象的重要性不在于究竟哪一派占上风，而在于基督教教徒、教士对本宗教的旨意可以进行讨论，不存在绝对的不可置疑的威权。也就是说还潜藏着“探讨”、“辩论”的空间，而这些正是科学精神能够在神学范畴内存在并发展的条件。
汉代以“孝”治天下，“孝”与仕途联系，催化了画像石(砖)艺术的风行;两晋以来的士族在纷乱现实中，少有宏大抱负，倘佯山林，生活精细化;热衷于对“女范”题材的表现。佛学传入了新的思想方式和艺术主题，却不能改变宗法伦理道德的规范。罗马基督教和世俗皇权分庭抗礼，教士深入民众生活，福音书手抄本流行，西式书籍装帧设计开始;大型教堂建筑越来越多，建筑艺术、镶嵌艺术的壁画有所发展。1．伦理道德的宣示汉代推行郎官制度，以“孝”治天下，把“孝”这一伦理道德信条落实成实际生活利益，“孝”成为“做官”的敲门砖。汉代郎官制度的人选最关键来自“三公”向上推荐，再由郡守保送朝廷。“三公”是乡里一级基层行政人员，多以年老而“德高望重”者承担。他们在推荐人才之外，还负地方“教化”之责，所以是有文化、知识的地方“人物”。入选的青年进入朝廷，对自己、家庭和家乡都是荣耀的事，入选的条件中最主要的是能行“孝悌”之道。“孝悌”内容是侍养父母至诚至敬，兄弟友爱无间。但为了能入选做官，舞弊者不在少数。如兄弟之间有相互商量好，在分财产时互相推让，扩大影响，先“保送”出去一个做官，做了官的再来为另一个造势。更多的是在父母丧事上大铺排场，起造画像石(砖)墓，墓地上再建屋植柏，自己住在墓旁小屋守孝。汉代民众生活俭朴，为先人起墓造祠的经济压力是很大的，墓上有祠堂，有双阙，精美的画像石(砖)，动辄价值上百万，不如此不足以惊动四方;不如此，“孝”名不能远扬。究其实质，却往往意不在“厚葬”本身，只是生者猎取“孝”名，以图入仕的手段。在当时有朝廷“骾直派”官僚陈蕃下命调查孝名充耳的孝子，而致孝子逃遁的事件;另一官员恒宽也著文指出:今生不能致其爱敬，死则以奢侈相高。虽然如此，但“制度设计缺陷”依然推动着社会上厚葬风气愈演愈烈，直到汉末三国时才渐止停息。经过东汉200多年的“孝”道实践，画像石(砖)墓分布几乎遍布全国各地，其中山东及江苏北部、河南南阳地区、四川成都、重庆地区及陕西、山西交界区域的画像石(砖)墓尤为集中。显然，汉代画像石不是陈列在公共建筑空间的艺术品，没有“纪念碑”的性质。从陈列空间性质说是私家墓葬，并不对外开放，从实际意义说，是生人“孝”道的证明。从画像石题材内容看，是社会伦理道德典范的反映。
按照市场规则，工价高则质量高，反之亦然。所以在画像石的石料品质之外，加工有在打磨平整石面上直接以阴刻线条造型，也有以斜向刻凿平行线代替打磨石面，然后再刻阴线条的不同;前一种要打磨石面的工价显然要高于后一种。一般较多的是在加工平整石面上把形象轮廓之外石面凿去，再以阴刻线条表现轮廓内细部结构，所谓“减地(底)阴刻”，如山东嘉祥武氏祠画像皆如此。也有把“减地”减得较深，使造型轮廓近于浅浮雕，这种方式在四川地区画像石较常见。不论工价高低，在当时当事人来说，都是竭其所有，突出“孝”义才是重点，唯因此，“孝子”故事成为汉画像石表现重点题材。与“孝子”对应的是“节女”，血统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奉行“男尊女卑”原则，女性被置于从属、服从男性地位，在汉代，以班昭为代表的女性本身不但接受这种思想，也十分赞赏这种伦理道德观，所以“节女”、“贞妇”的题材也常见于汉画像石中。汉代对血统宗法思想的贡献，还在于把“阴阳五行”发展成“全五德终始”说，以“五行相生”原则把上古历史重新排序，证明刘氏汉政权出于“天授”。于是归纳出“天人相应”、“天人合一”的宗法观念，与之配合的“谶纬”学说使宗法意识成为思想和行为的依据，渗入到乡村城镇的千家万户，使得各地画像石、画像砖表现的题材都有基本的共通模式。诸如全五德终始帝王图系及“嘉禾”、“浪井”、“蓂荚”、“白虎”、“升鼎”等，都被认为是“丰年”、“君有德政”之类祯祥符兆，十分流行。
汉代好行侠义之风，“义”本是宗法伦理道德观念之一，也是成“仁”的方式方法，刺客行侠就成为“义士”，这些也都成为汉画像石的重要表现对象。汉画像石、砖分布广泛，在不同地区，因为社会生产、生活形态的差异，也造成不同地区画像石题材和风格的差异。大体上说，山东地区画像石题材较全面，从“五德终始”的“天人相应”、“五行相生”的帝王谱系列像，到孝子、节女、忠臣、义士，乃至车马出行、谶纬祥瑞，都有表现。其中墓主人生前业绩，如巡捕缉盗、平匪战伐等重大地方治安事件也屡有表现。河南南阳画像石多天象题材，其中飞禽走兽，神龙羽人尤为丰富多彩。反映了当地喜观天象识地理的地方文化特点。四川地区画像石多写实际生活题材，如夫妻墓石棺上刻夫妻内室卿卿我我情节，是其他地区没有的;还有大幅表现农耕纺织场景。更多的画像砖表现市井生活与生产，内容相当丰富。尤其是画像砖有完整构图，其中有些表现辽阔场景的画面，构图采用分层分段的“填充”骨式，为后世中国山水画构图奠定了基础。汉画像石墓室的平面设计严格按照当时流行的“天象”观念原则进行。“阴阳五行”的认识论具备着相应的方位及保护神的基本观念，如“东方青龙———主青，属木”、“南方朱雀———主赤，属火”、“西方白虎———主白，属金”、“北方玄武———主玄、属水”、“中———主黄、属土”。这种认知契合了代代相传的农耕经验，农作物生长以南受“阳”为主，南风暖湿，利于作物生长，北风燥寒，万物萧杀;生活经验中知道建筑“面南”采受阳光面多;“背北”则有效避挡北来风寒。由此在墓室平面中对逝世者位置及穹顶星象安排，就以逝世者头部朝北、双脚朝南位置为准，仰面向上，左东右西，穹顶左为“东方青龙”，右为“西方白虎”。这样完成的天象图从墓室入口的方向来看，东方青龙、西方白虎的“东”、“西”左右位置正好倒置。这个原因不在于汉代工匠有近代天文科学的“天体”、“黄道”知识，他们只是从朴素直观的“阴阳五行”认知出发，以及“死者为大”的尊重生命的理念，一切以逝世者位置为中心展开空间布局而已。
民间汉画像石创作者不是经学大师，经学大师们整理的“全五德终始”的循环学说的基础是社会已有的“五行”、“祥瑞”、“王权神授”等意识，民间汉画像石作者本身浸淫其间，他们对“王权神授”的历史个案有更生动的铨释。如经学大师们在排序全五德循环时是不承认秦始皇也占有一“德”、一“行”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写秦始皇东巡到泗水捞周鼎，派千人寻找而不得。意思就是秦始皇的王权没有神授的证明，无“德”无“行”。不是“上天”属意的“天子”，是“非法”的。画像石“泗水捞鼎”的画面则表现为沉没的鼎已经被捞到，只是在出水的瞬间被鼎内的龙咬断绳索再沉入水底，才完全消失。这种细节的差别反映了包括工匠在内的基层百姓并不透彻了解“五德终始”论的要点:倘若沉没的鼎已经出水面，就是“鼎现”，也可以算是“符兆”了;所以司马迁说根本捞不到，就是鼎不“现”。汉画“泗水捞鼎”却把鼎画出来，说明民间更感兴趣的是故事情节的曲折，而非一成不变的“全五德终始”的顺序。
作者：刘道广 单位：东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