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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饰是指艺术家通过自己的艺术加工处理而成的艺术形象,体现了某一个时期社会文明程度以及人们的意识形态。器具的装饰纹饰虽然依附于器具而存在,但它本身也具有相对独立的欣赏价值。藏族人民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装饰纹饰中汲取灵感,创造和变化出符合自己审美习惯的各种题材的装饰纹饰。藏族学者对于藏族传统装饰纹饰的分类有几种,首先,依据装饰纹饰的来源可以分为三类,即:1、宗教符号纹饰,如,吉祥结,莲花,金刚杵,等。这些装饰纹饰随着佛教的传入而进入,并被赋予新的意义。比如:最初是前佛教时期的印度纹饰,佛教被开创出来之后,成为佛或佛的教义的化身。除了佛教外,藏族的原始苯教也对于装饰纹饰有所影响,但由于苯教后期的改革同样吸收了大量佛教的内容,所以许多的装饰纹饰很难区分是佛教的还是苯教的,两者通用的情况非常普遍,唯一例外的装饰纹饰是壅伸,它分为顺时针(佛教)和逆时针(苯教)。2、装饰设计纹饰,如植物,这类装饰纹饰的源流是很难追根的,它们几乎遍及了亚洲和欧洲,藏族的工匠们善于从外来的器具,丝绸上汲取装饰纹饰方面的灵感。3、吉祥符号纹饰,如寿字纹、五蝠等,这些纹饰具有典型的汉地艺术风格,它们暗含了人们对于长寿和平安的企盼。而这些装饰纹饰到了,则失去了它们最初的意义,转而成为仅仅表示吉祥的传统装饰纹饰。
动物纹饰
动物作为器具的装饰题材在屡见不鲜,其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3500―3750年前,拉萨曲贡遗址是新石器时期最著名的一处考古遗址,这里出土的陶塑猴面像和器盖上的鸟首像是藏族早期动物装饰题材的代表。其中,陶塑猴面像为陶器贴饰,浮雕样式,而鸟首为圆塑样式。猴面贴饰非常形象地刻画出了猴子的俏皮的形态:此外,还出现了青铜制品的猴子护身符,虽然没有确定年代,但可以看出,将猴子作为装饰题材,在是由来已久的。这也许源于藏族关于人类起源的传说,即藏族人是猕猴与罗刹女结合的后代。当然,除了猴子,藏族人所崇尚的动物题材的装饰纹饰还包括其他许多种类。而鸟头陶塑亦生动传神,由此可以看出曲贡人制陶工艺的娴熟以及对于装饰题材的表现手法。成书于1345年的《法王遗训》中记载,松赞干布曾埋藏十件罐子,其中有三个瓶口是骆驼头的造型,七个是天鹅头造型……1645年五世达赖喇嘛也曾对大昭寺中的拥有马头造型的银瓶作过记述,据说它是宗喀巴发现的伏藏。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藏族人以动物为器具的装饰题材历史非常悠久,在问到任何一个藏族人关于藏族的动物纹饰。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你:“达,森,琼,朱”,它们指的是老虎,狮子,金翅鸟和龙。博物馆馆藏的金属饮食器具的装饰纹饰中,就包括了这几类动物。
1、龙(vBrug):龙在亚洲艺术中普遍存在,它是力量与权威的化身,尤其为一些国王和皇帝所热衷。亚洲对于龙的刻画比起西方人更温和一些,它常与水而不是火相联系。龙作为一种神秘的生物,其起源是存在争议的,亚洲的所有国家都有各自关于它的起源的故事。一些无翼的龙在全亚洲范围内的文化中都普遍存在着,其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在东南亚和印度,龙这种生物被叫做摩蝎鱼,并有大量关于它的神话和传说。而在中国的腹心地区被称为龙故乡,人们自称龙的传人,对于龙的认可可以说是非常的彻底了。并且,在中国的文化中,龙似乎从其最初的水栖祖先转变为一种具有飞翔能力,并生活在一个介于天堂和人界的空间里。而汉族地区对于龙的描述则出现于汉朝。到明清时期,龙的形象才被具体为:骆驼的头,鹿角,魔鬼的眼睛,蛇的身体,鱼鳞,蛙腹,牛耳,虎脚,鹰爪。龙作为统治者独有的冠服制度则开始于隋唐时期。直到如今,中国内地的龙还保持着所有汉朝时期所赋予的最基本的特征。而在的出现则是在苯教文化时期,龙(klu)最早是苯教的神灵之一,它没有具体的形象,也没有说明究竟属于哪一种动物。实际上,苯教将龙与鲁的意义与功能等同了,作为龙神类的动物有鱼,蛇,螃蟹,青蛙,蝌蚪等。对于龙的记载“至拉托托日年赞(王臣记说的是嘉多日隆赞,比拉托托日年赞早四代),在此之前皆与神龙河龙女婚配,自此王起,才与臣民通婚。”可见,藏族对于龙的崇拜可以追溯到吐蕃王朝的初期。而对于龙的形象进行具体描绘则是在公元7-9世纪的吐蕃王朝时期。当时的藏族人把龙誉为一种生活在空中的制造雷电的生物。而且对于它的形象构思则有别于汉族地区,即它是一种具有狮身和象鼻的生物。这种藏族传统的装饰龙纹见于建造于公元8世纪的卡曲寺的木雕刻艺术中,建于十四世纪的夏鲁寺也有类似的木雕作品。这些作品中的龙都具有修长而强有力的身躯,使得整个造型富有动感和力量。此种形象的龙在中国内地的明朝瓷器上也有,可能是从藏族器具上模仿的。此外,古格王宫金科拉康内的藻井壁画中也有类似的龙的形象,只是它的四肢和躯干部分已经向内地的龙看齐了。即拥有了内地龙的鳞片和鹰爪,但只有四足,且其鼻子的造型还是传统的象鼻造型。在布达拉宫内五世达赖喇嘛时期的壁画中也有此类的龙的造型,此外,据参与布达拉宫维修十三世达赖喇嘛灵塔的维修工作的画师罗布斯达介绍,在十三世灵塔顶端的横梁上也有此类龙的造型。从近代的许多建筑和唐卡上看到的,则是从印度引进的摩羯鱼,只是身体时为鱼的造型,时为卷草造型,此类造型也可以在各个时期的佛教壁画中主尊的背光中看到。博物馆现存的近代的金属饮食器具上的龙纹,则基本属于汉地装饰风格,尤其以团龙图案和侧面龙的造型居多。一般以侧面龙造型制作茶壶的把手,而以龙吐舌作为壶嘴。博物馆馆藏的一件纯银打造的食盒,盒盖的中心描绘的便是典型的内地正面团龙的纹样,其造型完全符合内地一直以来对于龙的描绘。龙作为一种吉祥的装饰纹饰,在不似内地具有明显的阶级成分,而成为人们普遍采用的一种装饰纹饰,包括:卡垫、衣柜、瓷碗、衣服、寺院建筑等等。
2、狮子(seng-ge):动物中,狮子在藏族人民心中的地位尤其高,这源于藏族人民对于狮子所赋予的很多人性化的传说有关吧!作为权力和尊严的象征,它最早出现在吐蕃王族和贵族的墓地上。此外,佛教盛行后,作为一些神灵的坐骑或另一些神灵的护卫,以成对的形式出现在佛像或苯教神灵的宝座上。或者以石刻雕像的形式出现在宫殿的门口,甚至出现在旧时期的流通货币上,可见藏族人民对于狮子的喜爱程度。位于山南琼结县的藏王墓上就有石狮子以蹲伏的姿态镇守着王朝的开创者及接班人的亡灵。虽然墓前的石狮子一个已损,但还是可以看出其最初的形态。藏族对于狮子的刻画也经历了许多的变化,最初狮子的头发 是成排地垂于脑后,到发尾的部分略微地向内卷曲,而颈部未见鬃毛。建于七世纪的大昭寺内的木雕出檐上的狮子造型则从头到脖子都是一缕缕飘逸的鬃发,还是蹲伏的造型,但其前爪部刻画得非常清晰并具有力度感。此外,保有吐蕃绘画风格的那唐寺的壁画中看到的狮子造型则姿态更为丰富,有用后爪挠头的,也有蹲伏的,有的造型犹如正在咆哮,整体造型极富动感。绘画作品中的狮子大多都是白色的身躯,并有绿色的毛发,这与藏族人的白色崇拜有关。十五到十七世纪时期的狮子在被绘制成凶猛、强壮和富有活力的形象,基本保留了吐蕃时期的基本造型,只是鼻子的绘制手法已经向狗鼻纹发展了。特殊的狮子造型还可以在托林寺色康佛堂内的壁画中看到,其坛城图外侧绘制着一个有着角的狮子造型。到了十八世纪,狮子的面相更接近哈巴狗的造型,而非狮子,这类奇怪狮子狗的造型自公元7世纪以后就在中国内地非常流行。可见十八世纪以后,藏族的狮子造像完全被内地的狮子所取代,装饰手法中甚至出现了内地狮子滚绣球的造型。比如蹲伏于拉萨罗布林卡大门外的石狮子,虽然其身体和毛发的色彩依然是藏式的,但鼻子和木讷而呆滞的眼神则已经失去了藏族早期狮子的神采。
3、泽巴(zeeba):泽巴作为一种装饰纹饰在亚洲艺术中已经持续了近一万五千年之久。在印度有许多关于它的起源的传说,比如:泽巴是印度神湿婆创造的恶魔,它放弃自己的猎物而蚕食自己的身体,只剩下头和手。也许是基于他对自己猎物的怜悯,湿婆指派他作为守门神。现在还可以在许多喜玛拉雅地区的民俗文化中看到它的肖像,比如绘制在家门上,将它作为守卫门户的神灵,或者直接使用贴花的工艺制作在门帘上用以避邪。此外,在中国内地、和印度的佛像的背光上也可以看到它的踪影。在,泽巴作为守护神的一类,一般绘制在柜子上,为的是守护放在其内的珍贵物件,当然绘制在门帘上的几率最高。泽巴作为装饰纹饰,其绘制的风格也有很多种,其中阿里托林寺壁画中的泽巴形象就很夸张,它张开的嘴里伸出的长舌如同章鱼的触角,而且不止一条。当然,泽巴作为装饰纹饰通常与太阳和月亮同时出现,而且太阳与月亮的符号出现在泽巴的额头位置。拉萨的习俗认为,泽巴这种装饰纹饰仅限于寺院或者为显贵和重要的人士使用。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铁制的锅上就有泽巴的肖像,许多的装饰纹饰随着时代的变迁,已经丧失了最初的宗教意义,而变为一个单纯的装饰。锅上的泽巴就是这类意义变迁的装饰之一。如果按照传统赋予泽巴的职责,锅内的饭或粥则还没有贵重到需要看守的程度吧!
植物纹饰
所谓的植物纹饰包括草、花、果实、树叶等,而植物作为藏族器具的装饰题材,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出土的早期陶器上有植物叶片的纹饰,所以说,植物纹饰是藏族较早的器具装饰题材之一。藏族的工匠对于植物的装饰所采用的表达方式则是图案性强于写实性,所以许多的植物纹饰已经超越了植物本身的形态。同时,藏族人豁达的个性使表现在器具的装饰和造型则是更多的随意性,即使同一款的纹饰或造型,在不同的工匠手里会出现不同的风格。此外,藏族的植物装饰纹饰还受到从汉唐、波斯等地进口的丝织品上的纹饰的影响,从而使藏族的植物纹饰显现出丰富多彩的特性。
1、莲花(Pad-ma):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出生后向前走出七步并步步生莲,这个传说使得莲花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莲花是佛教再生、纯洁和免受轮回之苦的主要象征。在看到的莲花几乎都与佛教相关联着,故认为莲花作为装饰纹饰是随着佛教传入的。其实,早在佛教成为吐蕃国教之前,莲花就已经随着西亚的伊斯兰文化形式来到了。莲花成为最普遍的装饰纹饰,一般以朵花和花瓣的形式出现。早期以花瓣形式出现在佛像或者壁画、唐卡的主尊座下,而且花的颜色也依据画面底色搭配调节,只有绘制莲花生像时,所有的绘画中都使用自然中莲花的颜色,即粉色带点白。这是由于佛教故事中传说,莲花生是从莲花中诞生的缘故。而且莲瓣的绘制风格也在变化中,早期的花瓣呈扁圆形,花瓣内还有卷草装饰。后期的莲瓣则大多为圆形,而且带有尖顶,内部很少装饰卷草,而且也出现了呈牡丹花瓣状的莲花花瓣。随着佛教纹饰的世俗化,花瓣也就相应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用具上,如酒杯和酒壶的底座上,就犹如佛像的莲花宝座一样,单层花瓣呈长条状从底座的顶端一直延伸到底部。其装饰工艺主要是直接在平面上雕刻或使用浮雕装饰形式表现。朵花形式主要出现在银质酒壶的器身上,一般以缠枝莲花的形式阴刻在器表。
2、连珠纹:藏族的饮食器具表面出现的装饰纹饰中,连珠纹也是装饰的主要题材之一。吐蕃时期吸收了许多周边的文化艺术,其中也包括了装饰纹饰。此类连珠纹饰可以在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壁画中看到。“佛陀所枕的枕头上绘着连珠圈内带水鸭纹的图案”,此外,被誉为是阎立本绘制的步辇图上,吐蕃的使节禄东赞所着的衣袍上装饰的就是连珠圈内鸟纹的图案。可见,连珠纹的装饰习俗由来已久。至于器具上的连珠装饰,埃米海勒的文章中介绍了,在俄罗斯高尔基市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吐蕃时期的“银杯靠近上部杯沿外以一圈连珠纹凸现出杯型”,可见,连珠纹作为装饰纹饰,在器具上也是同样适用的。博物馆所收藏的近代金属饮食器具上,连珠纹一般以梅花连珠、铜钱连珠或者宝石(nor-bu)连珠等形式出现在火炉的颈部,水缸的口沿等部位。
当然,藏族的植物纹饰不仅于此,还有大量的其它的内容,包括了呈连珠纹形式出现的梅花,吐蕃时期出现的杏叶,佛教最为推崇的植物纹饰忍冬,以及纯粹取材于内地瓷器纹饰的桃子、佛手、石榴以缠枝连结的形式装饰在器具的表面,不一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