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与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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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所代表的含义，既是住宅的格局，也是文化的境界。

上海的民宅，从经济文化的落差上，可以分为弄、里、坊、、楼五大民宅的类型称谓，档次和身份尽在其中。住别墅的人过于少，可以不算作普通民宅。

弄是最低档的穷人窟，滚地弄、蕃瓜弄、杨家弄。房子结构就是矮平房，一块手帕可以当窗帘用，以前苏北人集中居住的地方往往以弄冠名。里是最广泛、最普通的房子了，几乎所有的石库门都被称作××里，步高里、渔阳里；里和弄是构成上海最普遍的民宅架构，叫作里弄。坊，上了层次，有卫生设备。所谓的新式里弄房子，可以算作坊，花园坊、淮海坊、尚贤坊。巴金曾经住在淮海坊，就在淮海路和陕西南路的路口。

以冠名的房子，也可能是在弄堂里，最具有标志意义的是蜡地钢窗―――长条柳桉打蜡地板和钢窗，有独用的卫生设备，弄堂口有铁栅栏门，或许在时拆去炼了钢铁，但是铁门痕迹还在；几十年后，虽然钢窗略微变形而开启困难，主人仍不愿意更换为铝合金窗。长乐、四明、光明、愚谷……陕南更是中堪称完美的花园小区。20世纪30年代由比利时人列文设计，据说是以比利时国王的名字命名的。这里属于上海的高级住宅之一，住户多为在上海经商的外国人、律师、教授、医生、艺术家、买办等。

楼的档次或许还更高一点，所有的公寓都是楼，有一些公寓就以楼相称。凡是住在和楼的人，都是有知识、有文化、有经济能力的人。

还应该有村，村是20世纪50年代造起来的房子，也叫作新公房，火柴盒结构，比如曹杨新村、邮电新村、上钢新村，任何一个新村地块可以延伸造下去，于是就有了一村、二村……十村。

第一批“新村”，当年刚刚落成时，非常了得，只有劳动模范才有资格住进去。没想到一住就是40年，到了20世纪90年代转换成了另一个名称“二万户”―――几代人混杂蜗居、只等着动迁的特困户。

既有“”，也有“村”，是上海民宅的特色。

是村的异体字，现在已经通用于“村”，从现代汉语的意义上两个字没有区别，但是在上海民宅的意义上，不愿混同于村，而村不敢高攀。里的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村里的人都是普通工人阶级。凡是工人新村，没有一个称之为工人新的；凡是X X的，未必逢人就说自己住得怎么怎么好，但是对和村的区别，一点也不马虎。

直至如今，所有的都有名有姓地标榜在弄堂口，没有一个自贬为村的。陕南村的一位老医生非常坚持“”的理念。早些年在拍社保卡照片时，电脑里还没有这个字，陕南又一次被写成陕南村，老先生不同意，坚持让制作者改回来。老先生理由有二：第一，我住在陕南，不住在陕南村，你们无权改变我的地址；第二，当然也是更重要的，如果将陕南写成陕南村，好像很不搭配。事实上，在“”的10年间，上海所有的，都改为村，也算是不经意地表现出和村在意义上的差距。

上海人是苛刻的，也许可以说是刻板的，红绿灯文化一方面培养了人的纪律，一方面也造就了人的拘泥。对别人是不露声色的挑剔，对自己常常就是在几近于自虐式的苛求。

已故上海电影译制厂厂长陈叙一家住陕南。很多年之前的某日，他突然肚子痛，问旁人有没有手纸，旁人随手从办公桌上撕了几张便笺条给他。陈叙一迟疑了一下。旁人只得去向女演员索求，陈叙一接过手纸，嘴角露出一丝笑意上厕所了。出生于买办家庭，投身于电影译制，陈叙一对便笺纸充当手纸，当然会迟疑，迫不及待之时仍旧不愿委曲求全。这一个生活细节，与陕南似乎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陕南居住者本身就有符号意义，其中有文化、文明、体面、考究的内涵。

我有一位中学时代的班主任，如今已是90高龄老太太，也住在陕南。她家近门靠墙是一架显示年份长久的钢琴，钢琴上方挂了一幅半张报纸大小的油画，油画中的小姑娘，恰是眼前的耄耋老人。这一架钢琴许是画中小姑娘从青葱岁月一路弹奏而来，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