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可西里采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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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可西里，蒙古语意为“美丽的少女”，位于青藏高原北部，夹在唐古拉山和昆仑山之间，周边大都是少数民族地区。可可西里西部与自治区毗邻，西北角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相连，面积达8．3万平方公里。
可可西里有一个无人区，是世界第三大，也是中国最大的无人区。这里平均海拔高度在5000米以上，气候恶劣，氧气稀薄，最低气温可达零下40多摄氏度，沸点只有80多度。但这里却是野生动物的天堂，生活着藏羚羊、野牦牛、野驴……
根据我国法律，藏羚羊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与大熊猫等同。猎杀三只藏羚羊就是特大刑事案。由于目前国际市场上1000克藏羚羊生绒的价格可达1000～2000美元，所以，受经济利益驱使，国内外的不法之徒千方百计地进入可可西里无人区猎杀藏羚羊。为了保护藏羚羊，打击盗猎活动，青海省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每年都要组织规模不等的巡山反盗猎活动。6月18日，巡山反盗猎队因车辆损坏、汽油短缺造成反盗猎活动严重受阻，13人被困在可可西里无人区的西北部太阳湖一带，处境十分危险，从而引起了全国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
深夜决断
6月21日晚上9点30分左右，本报副总编辑毛用雄走到我的办公桌边，告诉我新华社稿库里有一篇“可可西里巡山反盗猎队员被困无人区”的消息，问我是否可以前去采访。我随即在自己的电脑里打开“新华社稿库”找到这篇稿子。毛用雄又说，以往可可西里是众多媒体关注的地方，现在有事件发生了，可以以此为由头，对可可西里进行报道。
为了解该事件的最新进展，我赶忙通过长途电话查找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的电话号码。不知拨了多少个“114”，终于查到了电话号码。但此时已是半夜，对方办公室里会不会有人呢？容不得更多的思索，我随手拨通了这个电话号码。
“嘟”的一声，电话通了，我顿时一阵惊喜，接着便传来对方的声音。经过交谈，对方同意我去采访，但我要求跟随救援队一同上山去救援。后经反复打听，方知救援队伍出发日期尚未确定。对方的一位负责人保证，即使救援队先于我而出发，他们也将会把我送到救援地点进行采访，但对我是否能适应高原环境表示担忧。
与对方联系好后，毛用雄赶快向报社其他领导请示，领导当场拍板，并决定6月22日《新闻晨报》的头版头条就用这个内容。整个决策过程只花了20分钟。
投保50万
此时，已是晚上10点钟了，赶紧忙着买飞机票，又查到从西宁到格尔木市的火车车次和时间，争取一下飞机就转乘最近一班火车去格尔木。
到可可西里采访毕竟风险很大，报社领导决定为我购买人身意外保险。后来我才得知报社竟为我投保了50万，让我很有些感动。考虑到这次出差时间较长，路上说不准又会遇到什么事，报社领导劝我多带点钱。但深更半夜到哪儿去筹措出差经费呢？报社一同事刚从银行里取出2000元钱，准备第二天买东西，被我借了来。办公室主任黄琼又从保险柜里取出用信封装好的准备发放的奖金，一个一个信封地打开，最后凑足了10000元钱，让我带上。
而其他同事则为我在网上查找有关可可西里的资料，用打印机打印出来，厚厚的一摞。为便于使用，我又用软盘复制了一份资料。
晚上12点离开报社之前，毛用雄向我介绍了一些在高原生活应注意的“生活小常识”，这样一谈又是一个小时。6月22日凌晨两点，我回到家门口准备开门时，突然发现钥匙不见了，把包翻了个遍，还是找不到。赶快打的回办公室找，结果还是没找着。这下子可把我给急坏了，因为早上6点我就要去虹桥机场乘飞机，可行李都还没收拾。情急之下，只得向110求援。过了半个小时，开锁公司派人来帮我开了门，我付了70元钱。
救援大采购
22日早上6点，我准时从家里出发前往虹桥机场。飞机7点50分起飞，当天中午到达西宁市。下午6点17分，我转乘火车前往格尔木市。18个小时之后，即23日中午12点左右在格尔木下了火车，受到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热情招待。午饭过后，我立即投入了采访。当得知管理局的干部要为被困的队员采购物资时，我当仁不让，于是赴可可西里的实地采访便从采购救援物资开始了。
我跟随保护区管理局的“采购员”到集贸市场、汽车零配件商店去购买救援物资。管理局职工罗延海手上的一张纸引起了我的注意，拿来一看，原来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所要购买的物资清单。其中食物占了一大部分，腊肉买多少，土豆买多少；接着是生活用品，比如铁碗几个，药品几盒等等，就连要买几根蜡烛也都写得一清二楚；第三部分则是要买的汽车零配件及救援所需要的其他物资，比如千斤顶、风扇皮带、铁锹等等。
看到这些，我灵机一动，认为这是整个救援行动的一部分，应该将其记录下来，于是当晚我就写了一篇长篇报道，集中反映救援之前的准备情况，稿件和照片通过电子邮件及时发回了报社。
进军可可西里
6月24日一大早，救援队伍正式出发。这次救援车队共有三辆车：一辆是东风卡车，已于23日下午出发；我和中央电视台的3名记者乘坐一辆吉普车；另一辆吉普车的出发时间是24日下午。
车子驶出格尔木市，开始在青藏公路上行驶，20公里过后，巍峨的昆仑山便出现在我的眼前。山上白雪茫茫，远处的山峰乍看起来似乎是在云里雾中。汽车不停地在昆仑山的盘旋公路上行驶，一会儿爬坡，一会儿下坡，让人感到十分刺激。别人都在车上睡觉，而我总是睡不着。行驶了约两个多小时，我们下车在路边的一个小饭店里吃午饭，这是管理局的领导出发前特意关照的，让我们在上山之前吃上最后一顿“安稳饭”。吃过饭，继续出发，不久便翻过昆仑山，进入可可西里。这里海拔已是4300米了，我感觉“没事”（指高原反应），心里想，这次救援活动我肯定能坚持到底。谁知仅过了两个小时，情况就有些不妙了。
下午2点前后，我们的吉普车驶下青藏公路，驶入可可西里缓冲区，这里的路不如公路那么好走，高低不平不说，而且到处是大坑，吉普车只能沿着以前车辆留下的车辙颠簸向前。约一个小时后，我们发现远处好像有一辆车，便猜测可能是先于我们出发的那辆卡车出了问题。于是，我们加速前进，于下午3点30分左右靠近了这辆车。果然，那辆东风卡车陷进了泥潭，司机和其他几名人员正在设法将车从泥里拖出来。一看这个情况，我和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及司机马上从吉普车里钻了出来，上去帮忙。但我一下车就感到风大无比，头上的太阳帽一下子被风卷走了。后来风越来越大，我实在支持不住，几次跑到吉普车里去避风。最后，经过整整五个小时的努力，终于把卡车从泥潭里拖了出来。此时，晚于我们出发的另一辆吉普车也赶到了，于是三辆救援车集合在一起，一同向前行驶。
等我上了吉普车，这才发现不妙，因为被大风吹了几个小时，头痛得厉害。我有预兆，可能要感冒了。据说在高原上最怕的就是感冒。于是，我连忙找出事先准备好的感冒药，“超量”服下。
当日晚上9点40分左右，救援队伍开始寻找扎营之处，但由于一路风太大，无法落脚，车辆只得继续前进。这时，忽然发现远处有灯光闪现。在茫茫的无人区里发现灯光，让人感到惊奇，有人怀疑很有可能是盗猎分子。带队的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才嘎说：追上去！
汽车在高低不平的路上快速行驶，前面的灯光看起来好像就在眼前，但追起来却显得那么遥远。大约到了晚上11点左右，我们离灯光越来越近。这时，记者们纷纷把摄像机、照相机准备好，随时准备抢拍。15分钟后，终于可以看清前面的车辆了。原来是一辆卡车停在路的中间，两个大光灯发出刺眼的光芒。
只见那辆卡车前面站了几个人。等车一靠近，坐在最前面一辆吉普车里的才嘎局长跳下车，便与卡车前站着的人热烈拥抱，原来他们是被困队员。因为根据救援方案，被困队员先派出牵引车与救援队员接应。这辆牵引车一大早就从被困地点出发，一直向东行进，结果正好在这里和我们相遇。
2号重病人
与被困队员的牵引车会合后，25日凌晨3点左右继续出发，上午10点左右来到可可西里卓乃湖附近安营扎寨。
扎营处海拔5300米左右，不少第一次来这里的人出现了明显的高原反应。我们7个随行记者中有4位症状明显：四肢乏力、嘴唇干裂、萎靡不振，有的还出现了呕吐现象。别说摄像、摄影、采访，就连吃饭的力气也没有了，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领导们很为我们担心。
我真的感冒了。虽然不停地吃药使病情有所缓解，但毕竟对身体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再加上明显的高原反应，难受得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等帐篷搭好后，我才从吉普车里钻出来，躺下便睡了。不知道过了多久，耳边隐隐约约听到有人喊我吃饭，但实在无力爬起来，只得继续睡下去。就这样一直睡到下午3点钟左右。起床后，我走出帐篷，看见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才噶正在和其他几位记者谈论什么。原来他正在为几位高原反应严重的人编号，我被编为2号重病人。他还和我们商量，由于记者们高原反应厉害，因此希望我们不要再继续往上走了，明天天亮后就往山下撤。
可能是由于太饿的缘故，我随手拿起了一根火腿肠和一个馍馍吃了起来。这时，才嘎局长又走到我身边，看看我的脸色说：“你的脸色发青，嘴唇干，要好好休息。”他又接着说：“可可西里就是可可西里，从这里抬下去的人很多。如果有什么不舒服，一定要告诉我。”听到这话，我心里有点害怕。于是，我又钻进帐篷里继续睡觉。又不知过了多久，听到有人喊我起来吃饭。说句实话，当时什么也不想吃，可想到下一顿还不知道能吃什么呢，便强撑着坐起来，吃了一小碗稀饭和一小块硬梆梆的面包。吃完后，又接着睡。也不知是什么时候，我醒来了，估计已是深夜。看看帐篷，黑漆漆的一片，心里觉得特别难受，很想到外面看看亮光。由于帐篷内很黑，我到处乱摸寻找到出口。也顾不上穿鞋，便穿着袜子来到帐篷外面。我觉得很冷，但看到一点光线后，心里顿时好受了许多。
从帐篷外面摇摇晃晃地回到帐篷内，突然觉得心跳得十分厉害，联想起白天听说的一些因高原反应严重而死亡的事情，心里便有些担心。想着想着，慢慢地又睡着了，这一下到了天亮。局长喊我起床吃早餐，并说准备撤离。当时我连穿衣服的劲儿都没有了，但我还是硬撑着起了床。
在帐篷外，看到有人正在用喷油灯烧开水，然后泡方便面。最后，我强迫自己吃完一碗方便面。
“逃”出可可西里死亡区
按照计划，早餐过后，我们和被救的巡山队员告别，他们继续往山上走，我和其他记者及才噶局长一同往山下撤。早上8点左右，巡山队员帮我们收拾好帐篷、行李，然后集体合个影，接下来便是相互拥抱告别。
我坐上了吉普车，一路颠簸往山下撤，头痛得像被劈开似的，车越颠，头痛得就越厉害。大约三个小时后，我们来到了库赛湖附近，这里的海拔是4700米左右。才噶局长让我们下车活动活动，顺便吃些饼干。海拔高度虽下降不多，但一下车便明显感觉好多了。头虽然还痛，但痛得已经不是那么厉害了。走起路来，腿脚也“方便”了一些。看看四周，库赛湖的水很蓝，昆仑山上的白雪、白云和蓝天交相辉映，景色十分壮观。
晚上7点左右，驾驶员阿龙说，前面就是青藏公路了。这时，车里的人一下子欢呼起来。有人说，总算下来了。还有人风趣地说，我们就像是逃离死亡区。说来也怪，到了青藏公路，一个个原先出现严重高原反应的人顿时变得活蹦乱跳起来，连我这个“2号重病人”也顿感舒服许多。才噶局长拿出一粒巧克力糖塞到我的嘴里，风趣地说：“这是一粒救命糖。”
从青藏公路到格尔木市还有4个小时的路程，不过公路平坦多了。在崎岖道路上走了三天，我感到公路实在是太好了。晚上11点，我们回到了格尔木市，心里一下子踏实了许多。
高原发稿难
这次可可西里之行，我才知道，要在海拔5000多米的高原“无人区”发稿，凭借现有的条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那里没有信号，手机根本不管用。据一直跟随这次巡山反盗猎队采访的青海《西海都市报》记者朱生龙介绍，他跟了足足半个月，却没有向报社发回一篇像样的稿子，只能通过巡山队的电台先向保护区管理局人员简单介绍一些巡山的情况，然后再由管理局人员给报社打电话，报社再根据电话记录整理出一些“动态信息”。
我也亲身体会到通过电台讲话的吃力。刚到格尔木时，为了得到采访线索，我就不失时机地站在电台旁，听巡山队员和管理局人员通话，一句话常常要重复好几遍，非常累人。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发长稿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就在海拔5400米的可可西里卓乃湖畔，我却发回了一篇手写稿。6月25日凌晨3时左右，救援队员和被困队员会合后，救援卡车要返回格尔木。听到这一消息后，我连忙在笔记本上写了一篇“救援队员和被困队员喜相逢”的消息，让卡车驾驶员帮我捎到格尔木，再传真回报社。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也迅速写了一篇消息，让卡车驾驶员把录像带连同消息一同带回格尔木。到格尔木后，先把录像带交给开往西宁列车的列车长带到西宁，再请电视台的人去火车站取回带子，转交给当天飞回北京的航班机长，中央电视台的人届时再到机场拿带子。中央电视台的记者直后悔当初没有带上海事卫星电话。
而此次采访，我向报社发稿，笔记本电脑帮了大忙。但由于没有数码相机，发图片就成了问题。拍好照片后先到照相馆加急冲扩，接下来到处找扫描的地方，然后再存进电脑发回报社。在格尔木，要找个扫描的地方可不容易，好几次都误了事。因此，我再三告诫自己，以后外出采访，特别是到不发达地区采访，最好带上数码相机，不然的话，只能看着拍好的照片干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