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 赵涛山河易改 故人难移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贾樟柯 赵涛山河易改 故人难移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贾樟柯说，新片取名《山河故人》是因为这四个字有山河大地的意象，又有时间沉淀的美感。就像我们常说的“海枯石烂”一样，它是一个比喻，在大自然中那些看似恒定的东西都会发生强烈变化的时候，只有情感是不会变化的，恋爱、亲情、生存与死亡这些最古典的关系，一直会伴随我们生活。这个道理也可以当作这些年来贾樟柯作品的总结，在他的电影中，那些变化的和不变的东西，都同样触动人心。
那山
在《小武》之前，拍电影是贾樟柯的梦想。这个梦想的实现过程，带给他一种超乎常人的体能，整部影片的拍摄周期只有21天，每天超强度工作，他几乎不睡觉，休息的方式就是跟摄影师两个人喝酒，整个人都沉浸在实现理想的兴奋之中。
《站台》之后，拍电影对他来说，就从短跑变成长跑。“从《站台》开始一直到现在，我没有遇到过任何经济上的危机，也没有遇到过感觉难以为继的时刻，特别顺，两年一部，想拍什么就拍什么，非常自由。”
自由到什么程度？通常要写好剧本、见制片人找投资、开机，贾樟柯是混着来的，他往往是想到要拍什么题材就先去拍，然后才把剧本发给合作伙伴，资金组合好，签好合同的时候，他差不多都快拍完了。这时候，拍电影对贾樟柯来说就变成一个日常的行为。“这时候保持天性反而变得很重要。拍电影这个天性，就是说你要保持一个‘无他’的状态，不去考虑他人是谁，他人需要什么，不去顺应他人，或者被他人影响。更多的精力是捕捉自己内心的感受，捕捉你最想说的那句话。”贾樟柯说。
贾樟柯最想说的那句话一直都是“我关心的人、关心的事情，特别是这些人和事情对我内心的情感世界有触动”。有人把它理解成小人物和小人物的生存困境。采访时聊到这个话题，贾樟柯激烈地表达了他的反对：“我自己特别不喜欢人家说我在拍什么非主流人群，或者是小人物。特别是小人物，我觉得说这种话的人，都把自己当大人物了。在中国这个环境里谁不一样？就比如说前一段天津那个爆炸事故，你当白领的，可能觉得自己平时还不错，人生成功，可是爆炸一发生，状况马上就变了。”
其实说得简单一点，贾樟柯一直试图讲述的是变革。
《站台》的背景是1979年到1990年，基本上是80年代这十年，那个时候文化开始解禁，流行音乐开始进入，年轻人最主要的动力和动机是寻找个人的自由，包括身体和精神层面的自由。“但是在生存处境和个体的危机感上，它显然没有这几年要强，包括贫富的差异没有那么大、地区差异也没有那么大，人和人之间相对来说差异性不大。”贾樟柯说。
到了《天注定》的阶段，原本同一个起跑线上的人变得不同，富有的开始有私家飞机，贫穷的还是家徒四壁。“这种社会剧烈的变革加速了人和人的分化，这是这十几二十年里，中国变革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质。”
《天注定》关注的还是个体的生存危机，然后把它推到了一个极端的处境，特别是弱者跟弱者之间的暴力处境，到《山河故人》其实在讲这种变革如何通过新的科技、新的价值观，侵入到我们的感情生活里。贾樟柯在写《山河故人》的时候，觉得乡愁可能变成一个古典主义的东西。“过去我要回汾阳，觉得很遥远，我从北京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才到太原，然后还要坐两三个小时的汽车才能到汾阳。我要是想跟我的亲戚、老家的朋友见面，真是相隔万重山。2000年之前大家也没有普遍使用手机，真的是一个音讯皆无的情况。到今天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即使你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任何一个遥远的地方，你可以视频，及时跟你牵挂的人互动。这种潜移默化的改变，我们因为身处其中不会感觉很强烈，但是你要是有一个时间纵深的感受的话，一下子就能察觉到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对情感的改变。”
这种对时代变革一脉相承的关注，让他在45的时候，就已经领到了好几个国际电影节的终身成就奖，其中包括今年戛纳电影节的终身成就奖金马车奖。他的艺术顾问跟贾樟柯说，终身成就奖这东西不吉利，贾樟柯自己也觉得有点不合适。“因为这个奖太重了，很多我热爱的导演都拿过，包括伊斯特伍德，去年是给了阿伦・雷乃嘛，阿伦・雷乃也去年去世了。今年给了我，我就回了一封信，我说，你们是不是发错信了？他们说没有。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知不知道我今年多大了，然后我把我的简历发过去，那边很快就给我回信说，我们都了解，我们这个评选是法国导演协会所有会员一人一票投出来的，如果你不接受，我们也照颁。”
这有点像是给“每个导演一生只是反复在拍一部电影”做注解，大概意思就是说，反正你最好的那个版本已经拿出来了，可以拿终身成就奖了。“可能我一生也在拍一部电影，但是它不是导演考虑的事情。我觉得对于一个还在拍电影的导演来说，你自己为自己盖棺定论是幼稚的，因为这些事情谁都回答不了，只有时间能回答。它是留给时间的一个答案。说这个人才45岁，然后他一直在拍同一部电影、同一个主题，我觉得这个有点替时间回答了。”
法国《电影手册》主编让-米歇尔・傅东说，通过贾樟柯的电影可以了解到中国的情况，是一个了解中国的途径。但这其实是一个贾樟柯不太愿意接受的赞誉。
“我从来没有通过电影去讲述一个国家的欲望。”贾樟柯觉得通过电影去了解一个国家的情况，是电影自然产生的附带结果，也是一个了解别人如何生活的良好途径，但是并不代表这是作者拍摄电影本意。“我拍电影不是为了描述清楚整个中国。一方面是我没有这样的能力，另一方面，任何一个电影它只是生活的一个侧面，也只能是现实的一种，不可能概括整个中国人的情况，特别是中国现在的现实有很多层面。”
那人
赵涛小的时候觉得自己应该去省歌舞团做一个舞蹈演员。但是等她考上北京舞蹈学院的时候，发现自己身处的平台已经高于舞蹈团了。她唯一的理想至此便已经实现，就没有了目标，也没有了动力。
毕业的时候，赵涛的很多同学为了能留在北京，不管是什么单位接收，只要给户口、能留在北京就行。当时的首钢艺术团也同意接收赵涛的档案，还可以给她一个北京户口。但是那时候的赵涛对户口问题没什么概念，就觉得去首钢艺术团好像跟去太钢文工团也差不多。
她父亲在太原给她找了份工作，是去山西师范学院做舞蹈老师。赵涛冷静地权衡了一下，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骨骼的成长，自己已经不再适合做一个舞蹈演员，又学了那么多年的专业舞蹈，可能比较适合做一个舞蹈教师，于是就去了山西师范学院。
她到师范学院工作一年以后，就遇到了贾樟柯导演去学校选演员。剧组去了一堆人，而且都是男人，不是长头发就是光头，只有贾樟柯看上去是最正常的，所以赵涛没想到他就是导演。
赵涛对电影导演“应有”的样子有个模糊的印象。“在舞蹈学院的时候，我就经常会遇到各种挑演员的。有的是去教室里挑，有的是我们走在路上，刚上了一天课，每个人跟神经病一样，头发都是乱的，脸也没洗，趿拉着鞋，突然从旁边跳出一个人来，胡子特别长，头发也特别长，举着一个照相机，一跳出来第一句话就说，我是谁谁谁，我是导演，我们在选演员，给你拍张照片。我们都没反应过来，这个人就消失了。所以我觉得导演都是光头大胡子什么的，副导演介绍贾樟柯是导演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好年轻，跟我在舞蹈学院见到的导演不太一样。”
她一直不太清楚为什么去学校选学生的贾樟柯，会一眼看中她这个当老师的。后来《站台》去了威尼斯电影节，她听到贾樟柯接受媒体采访，才知道贾导被她训学生的话折服了。“赵涛对学生说，你要想象你自己，你跳舞自己要感动，你就想象你是个哑巴，只能跳舞，你心里有话只能跳舞。”贾樟柯回忆当时的情景。
可是按照赵涛的说法，贾樟柯可能记错了。“我记得我当时说的是，当你舞蹈的时候，可能觉得只是一个四肢的表达，但是当你内心没有情感的时候，你的四肢抬出去只是胳膊和手。”后来成为一个电影演员，赵涛也在按照自己说的这种方式进行表演，让内心保持丰富的情感，然后把自己所要表达的东西有层次地表现出来。
要去拍电影这件事，赵涛没跟任何人商量，一直到副导演通知她要进组呆三个月，她才跟爸爸妈妈说要去拍戏。当时正巧一个娱乐报道节目里，说到了女演员被欺负之类的事情，于是她就把家里一个能当电警棍用的手电筒带上了。“在组里我没遇上一个匪里匪气，或者有点混日子的那种人，两个星期之后，我才见到导演第一面，所以那个手电筒就一直在当手电筒用。”就像赵涛到了威尼斯电影节才知道贾樟柯为什么会选她当女主角一样，这个小秘密也是在威尼斯电影节之后曝光的。赵涛说：“有个台湾地区的记者采访我的时候，我才糊里糊涂说出来。然后一直说了这么多年。”
拍完《站台》，赵涛又回到师范学院去做老师。当时有个电影学院的老师请她去拍戏，她觉得好像当演员也挺好玩的，就琢磨要不要去考个电影学院，上一上表演班。赵涛就去问贾樟柯和顾峥（贾樟柯的同学，《站台》副导演），结果他们两个都反对赵涛去学表演。贾樟柯说：“赵涛有一种跟人物融合的天赋，接受科班教育有可能就会把这种天赋破坏掉了。”
后来赵涛去意大利拍《我是丽》，导演安德烈・赛格亚也用几乎同样的话形容赵涛。当时有一场戏是她在温州人开的服装厂里工作，导演给赵涛半天的时间适应环境。她一下午跟二十几个人聊天，每个人都会把她当朋友，甚至让她带着她们的两个孩子去隔壁买棒棒糖。第二天拍摄的时候，那些群众演员跟赵涛产生了真实可信的情感交流，赵涛给她们一个眼神，她们也会回给她一个眼神。那天拍完之后，导演和摄影师说，我怎么觉得你在这里已经工作二十几年了。
所谓的“融入感”在赵涛身上可能一半是天赋，另一半是充分的准备工作。“每当我去演一个角色的时候，我都感觉是在演一个人的一生。因为每演一个角色之前，我都会写一份人物小传，从这个人物出生，一直写到她老去。在这个人物小传里面，我会加入很多很多我自己想象的故事，我把她从想象中的人物，变成活生生的、有情感的一个角色。”
《山河故人》里赵涛要呈现一个人26年的情感变化，但实际上导演给她的只是几个时间的节点，二十多岁可能是演十几天，四十多岁只演一个星期，五十多岁只演几天。赵涛要通过她对生活的感受，投入想象，来跟涛这个人物融合，把导演空出来的涛的人生当中那些空白的地方填满，把这些串联起来，让它成为一个活的东西。
“这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赵涛说，“我只在师范学院里面呆了一年，那是一种平稳的生活，不用坐班，每天大概只要工作两个小时或者三个小时。已经安定到我可以看到自己四十多岁时的样子――我会是我们系里的系主任。那种安定特别不适合我。我从小就漂泊在外，每天去处理跟人的不同的关系，对我来说在学校的生活太安逸。后来我进入到这个团队，进入到拍摄工作中，我觉得我找到了我喜欢的生活方式。”
那狗
《山河故人》里的拉布拉多名叫优优，是赵涛和贾樟柯养的宠物。贾樟柯说，请它出演完全是因为“狗特别难拍，你没法跟它说戏。优优它最起码听话，好调度”。它在戛纳电影节还获得了一个最佳狗狗的提名，可惜因为戏份太少，最终没能得奖。
优优最初是赵涛自己养的。“我开始养这只狗狗的时候突然发现，原来我养的不是一只狗狗，而是一个宝宝。真的费心费力、劳心劳力。它特别小的时候，我要把那些它嚼不烂的东西咬碎了，然后慢慢喂它，一点点，就这样慢慢把它养大。”
后来赵涛跟贾樟柯结婚，优优就顺理成章地变成家庭成员之一，从此受到两个人的爱护。赵涛很排斥谈论她和贾樟柯的家庭生活，“我们是在一个平和的状态中，慢慢去生活的，而不说我告诉你我有多幸福。我觉得没有必要。在告诉别人过程中，我不知道我要给他什么。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私人的关系和我们私底下的感情，没有必要告诉外人。”
但是说到优优的时候，就是完全另外一个样子，它是赵涛唯一愿意晒的幸福。
赵涛喜欢讲跟优优之间的生活琐事，如何喂养它、教育它，跟它斗智斗勇，带它打针吃药。贾樟柯喜欢讲优优对他们的依赖，每天迎来送往，被寄养时的万般委屈，还有带着它越野旅行时的撒欢疯跑。
贾樟柯说赵涛改变了他的生活。“我觉得她给我带来一个相对古典的生活。就是生活更加的规律性，我们会一起健身，一起爬山，她非常喜欢自然，她喜欢山，喜欢水，喜欢植物，喜欢动物。这些东西我也喜欢，但是我会遗忘，会因为太忙关照不到。但是她会安排时间，说我们要爬山，我们要去看河看水。我们要去养小动物，我们要爱护动物。我觉得是她唤醒了我这方面的热情，我们生活里边有一大部分是跟自然有关系的。”按照我们常用的说法，显然，优优对此亦有贡献。
贾樟柯甚至在优优的身上发现了自己，“狗这个东西特别有意思，有时候我从我家狗能想到我。我牵着我家狗出去的时候，它特别讨厌，见谁都咬。我就觉得这个狗好暴躁啊，后来赵涛跟我说，说其实那不是暴躁，它要保护你。就是狗要保护我，它怕我有危险。然后我就特别感动，因为我觉得我误解了它。在生活中对我的误解比比皆是，我觉得我跟优优还挺同病相怜的。我就像这条狗，谁也不认识我，但是就是瞎猜我，把我描绘成一个根本跟我没关系的人。”
《山河故人》是导演为赵涛量身定制的吗？
赵涛：其实这个计划在十几年前就有了，只不过那个时候名字不是这个名字，但是会有这样的人物关系，会有这样的人物出现，当然我们也没想太细。但是当这个计划确实是要拍摄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这个故事是讲述一个女人26年的情感变化，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是为了我量身制作的电影，而是说导演他每一年有很多计划同时存在，就看哪个计划准备的进度比较完善一些，他就会把这个计划拿出来拍。实际上很多计划我觉得导演都是在拍他想象中的他自己的点。
贾樟柯：写剧本的时候实际上脑子是空的，因为你是在想象一个女性形象，真的不知道由谁来演，但是你剧本写完之后要客观判断，比如说这个女人是一个人演还是三个人演？你完全可以让三个人演。找一个25岁的女人来演，比如说找赵涛演2014年的戏，再找一个人演2025年。这里面在操作难度上也不大。因为中国人口基数特别大，通过化妆、通过服装衔接不是问题。但是我觉得应该一个人来完成，因为一个人来完成，无论是形象的完整度，还是整个人物的一致性，都比较高。演年轻不难，其实跟赵涛年龄差得不远，就是有些微妙的，比如说皮肤的问题、眼角皱纹的问题。我当时想个歪招说，打瘦脸针吧。赵涛说，不行，脸上会没表情。那个专门给赵涛化妆的化妆师是个日本人，在这方面非常擅长。他说，导演，如果人家真的盯住你这个演员的眼角看，你的电影就失败了，观众是带着情感进去的，除非真的不看故事，只看演员脸的人才会挑剔。他说我技术很好，我用最简单的、牵引的方法来。结果这个角色很适合赵涛，她的表演精准度很高。
片中的舞蹈，包括开场和最后的舞蹈，导演是要你用业余的身份去跳舞吗？作为专业舞蹈演员出身，你会觉得不适应吗？
赵涛：其实这已经不是个问题了。拍《站台》的时候，对于舞蹈该跳得专业还是不专业，我可以跟导演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到了《山河故人》我再讨论这个问题的话，我真的就没有成长。
开场那段舞蹈是我的学生排练的。在开场那段我和晋生旁边是我的学生，后面是我学生的学生，那段舞蹈是我学生编排的，然后教给他的学生，最后我和晋生用了20分钟把它学会了。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跟这么多人一起去跳舞，其实这个舞蹈不在于你动作的简单，或者你动作的专业不专业，而在于音乐带给我那种感动、带给我那种冲动和兴奋。其实晋生他也不是特别熟，但是我们跳得特别开心。那种开心特别适合二十多岁的那个年龄段状态，每一个女孩子或者每个人都特别简单、特别开心。所以在跳那场舞蹈的时候，我们也都特别的开心，每个人都跳到自己完全体力不支了。
贾樟柯：他们跳得非常尽兴，然后我们幕后的人抱头痛哭。我们拍第一条的时候，他们一直乱哄哄的，说，好，现在你们排好了吗？那个时候我们拍第一条，音乐一放，摄影机慢慢往前走，他们跳得越来越开心，我就听我旁边越来越安静，等我一喊停，先是看到那个摄影师从轨道上跳下来，一个转身我就知道他哭了，然后再一看录音哭了，美术哭了，执行导演哭了，我们几个抱头痛哭，真是昨日重现，完全回到了年轻的时候。那种感受是电影的魔术，能把我们逝去的时光找回来。这一切我们以为消失了，但是你又通过拍电影又面对了过去的自己。当然，我说抱头痛哭是一种比喻了，大家眼泪汪汪地看着对方，站在一起抽烟不说话，等差不多好了我们再拍一条。
最后一场跳舞的戏，台前幕后有什么故事吗？
赵涛：拍那场戏时，我要呈现五十多岁老太太的状态。
贾樟柯：你不能说50岁的老太太，会让50岁的人生气的，我们摄影师就很生气，50岁怎么了，还年轻呢！
赵涛：好吧，我错了。当时导演跟化妆说，脸上不要画皱纹，不要像其他的戏用画皱纹来把这个人的老态呈现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我加了好多细节。我是近视眼，戴了十几年隐形眼镜，我把隐形眼镜摘掉，模模糊糊看这个世界;因为我的舞蹈训练，我平时身体都是特别的板儿，那天穿上戏服，往导演房间走，我就慢慢把背驼下来，我觉得驼下来整个人的状态又找到了一点点;我又特意把头发剪短――实际上一个演员是特别不愿意剪头发的，头发长起来特别费劲――当我把头发一剪别两个卡子，那个一看就是身份定位非常准确，就是一个山西里面的一个小城市的老太太。
贾樟柯：当时的剧本是超现实的，冬天涛从外面买菜回来，然后我写了一个空场，我们那经常有那种十几二十年都空在那儿的空地，她穿过那个空地突然听到有人在叫涛，然后她四下看有没有人。我们去看景的时候，站在那个空场上，远处城市里的音乐、广播就传过来了，然后我站在那儿突然觉得为什么她青春时代的那个歌不传过来呢！所以就变成听到的开场的音乐，变成了她跳舞。
赵涛：导演说不让我哭，我觉得行，我不哭，但是当音乐一放起来，我自己一跳的时候，才知道这个音乐带给我的感动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当我回顾我这一生，回顾涛的一生的时候，想起二十多岁跟晋生、跟着梁子兴高采烈跳舞的时候，她是那么的青春，但是几十年过后只有我一个人在跳僵硬的舞，真的是各种各样的感慨涌上心头。我没有办法不流眼泪，真的是没有办法不流眼泪，后来我第一条还是哭了。
你会去看那些影评吗？《山河故人》的影评？
贾樟柯：我用微博，也用微信，很难免会看到。
有没有哪篇影评让你联想到什么？
贾樟柯：有一些观影感受让我印象挺深的，我记得我看了一个微博，作者看完《山河故人》他觉得是一个“轻快的心碎”。我觉得这个词组合得很好，也像我自己看这个电影的感受。
怎么来理解这个词？
贾樟柯：因为情感部分，我觉得诗意很多时候是躲藏在你伤口上的，所以它可能会跟心碎有关，但是诗意本身通过电影呈现出来之后，它又是愉悦的、轻快的，所以我觉得“轻快的心碎”总结得很好，非常有意思。我记得我还看过我们同事找到的一篇，他看了特别喜欢，又给我看。那个作者说，我比他爸爸小一岁。这样我就知道他的年龄，他父亲应该46岁，他可能二十来岁，或者二十出头。里面讲到一句话特别有意思，他说，看到董子健和张艾嘉的感情，跟他一起看电影的一个同学有点接受不了，然后他就回给那个同学说“爱得坦荡”，然后他通篇就在讲这个“爱得坦荡”。我觉得就跟“轻快的心碎”一样，“爱得坦荡”也是让我很释怀的一个回馈。
批评方面的呢？持批评态度的影评？
贾樟柯：持批评态度的影评也看了一些，但是我觉得相对来说有点喜剧。比如说我在戛纳的时候就看到了一篇文章说，贾樟柯为什么开头、片尾要用《go west》，然后就讲《go west》在西方的含义，这首歌它怎么样，贾樟柯用《go west》来向西方示好……我觉得这就是相当喜剧的一种说法。首先我们拍电影的人，很少用一个音乐是注重它的歌词，《go west》它就是一首歌，而且最主要的是，如果你经历过上个世纪90年代的迪厅生活的话，就会知道《go west》是一个很自然的集体记忆。这首歌在迪厅的时代，是一个大家都喜欢的歌，是一个在迪厅里能够连接大家high起来的一首歌。很多DJ喜欢在午夜12点放这首歌，其实是提醒大家要往后半夜了，该回家回家吧。然后这个歌一起来的时候，认识不认识的同龄人一般是接龙，就是手搭着前面的人的肩膀，所有的迪厅里面跳舞的年轻人接龙，然后就转圈，就在那儿狂欢。你今天还有机会把手搭在陌生人肩膀上吗？《go west》的时代是可以搭上去的。
我们听外文歌都听烂了，你拿一首歌去说它有一个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射，而且还是拿它去向西方示好，这就是特别幼稚、特别搞笑的一种解读。
而且我觉得最搞笑的、最喜剧的是，用深度解读的方法去看《山河故人》。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这个电影没有什么可以解读的，它就是我们实实在在会碰到的情感，这么解读，打开方式都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