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纯净食物”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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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以CSA模式运作的农场已达近百家，生产模式是消费者预订农民产品，农民承诺不使用农药和化肥。而同时，以消费者为主导的寻求安全食品的联盟也风起云涌，比如致力于有机团购的“妈妈团”、监督农场的“市民有机考察小组”等。

不得不说，当越来越多的农场采用生态种植的方式来生产食物，越来越多的市民通过减少中间环节的途径来获取食物，一场“纯净食物”运动正在两者的互动中悄然爆发。

凭什么给你种好菜？

跟第一年相比，第二年的“小毛驴”农场更忙了。

“小毛驴市民农园”，这个位于北京北六环外凤凰岭脚下的有机种植农场，创建于2009年，作为中国人民大学一海淀区政府产学研基地项目，在国内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将CSA种植销售、预付费用、风险共担以及会员制等项目纳入了农场运作中。

CSA，即“社区支持农业”，（Communjty Support Agriculture），源于瑞士和日本的农业生产模式，要求消费者与农民签订一份购买协议，把本年度购买农产品的钱先期支付给农民，农民则承诺不使用化肥和喷洒农药。

“小毛驴”的领头羊，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在美国CSA农场学习过半年的80后女孩石嫣，则把这种模式称为“缩短从土地到餐桌距离”的生产模式。

去年的“小毛驴”，以密集的媒体报道、高校背景的公信力以及石嫣为首的团队的努力，赢得了50多份预定份额。今年，小毛驴获得了约380份预定份额，份额多了，麻烦也接踵而来。

6月份，石嫣接到一通劈头盖脸的指责电话，某小区的一位大姐高分贝地投诉了20多分钟：“你们怎么光给我送烂菜啊！前几周我都忍住没说！当时楼上的给我家介绍你们这的菜没有污染，我家阿姨就定了，现在一看根本没法吃！”

石嫣知道了，原来这位大姐没搞明白“小毛驴”农场的性质，就稀里糊涂定了菜。石嫣耐心地解释：“这里的蔬菜和市场上光鲜的蔬菜不一样，我们尽可能减少包装，所有的蔬菜都是用草捆装，菜没有清洗，只是去掉了大部分的泥土，留一些泥土也是为了更好地保存。菜因为生长周期长，纤维含量多，所以不是入口即化。”

食物从何而来？谁是你的农民？像这样与居民的一次次沟通，是石嫣的工作之一。

这个城市出身、却熟稔农活的姑娘，看重市民和土地、农民的连结，她说“希望消费者能够意识到，他和农民不是简单的购买关系，和食物也并不仅限于糊口关系，还需要对土地的产出有所敬畏，对农民的劳作有所尊重”。

今年的配送季节，石嫣跟了三次车，有些用户客气地招待他们，但也不乏有些用户会颐指气使，“给他配送到家了，他会说我不在，给我送门卫那里去。”

这让石嫣有点气，“你这样对待农场、农民，农民凭什么给你种好菜？”在她看来，没有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良性关系，消费者妄想吃到好菜。

事实上，“小毛驴”的这种“拉近跟土地、农民的关系”的理念，已经影响到了一批社区居民。最早的订户之一钟声，给像他这样的一批订户画了幅像，图像的意思是：“我们是一群比较注重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希望同他人交往、有亲和力，热爱自然、崇尚自然、重视环保，算大账不算小账，愿意承担一定的风险，并且愿意为他们的风险承担责任，以肩负起社会和家庭责任的人。”

更深层的人际关系

在四川，每周二和周五的早晨，安龙村通向成都的路上，一辆印有“无农药无化肥，有环保有健康”字样的货车，直接把安龙村7户农民地里的有机蔬菜运送到了100多户消费者的家中。

跟“小毛驴”农场的模式一样，成都的居民们向安龙村的这7户农民预定蔬菜，以便支持他们的有机种植。

从使用农药化肥到彻底的有机种植，农民们的转变最初来自成都一家NGO组织的倡导。

2005年，成都市河流研究会在安龙村倡导生态种植，高家是响应中的一家。高盛建作过技术员，深知农药之毒，“使用农药化肥，农民是最先受害的，而且是个慢性中毒的过程，村里50多岁就有得癌症的。哪怕城里人不吃我们的菜，为了自己的健康也不能用农药化肥了。”

受到高盛建的影响，他的女儿高清蓉放弃了在外地的打工，返乡帮助双亲一起种有机蔬菜和粮食。

一开始，很少有人买他们的菜。经验不足，种出来的蔬菜不好看，拿到地摊上，哪怕标明蔬菜的生产过程，都很少有人买。在河流研究会的帮助和社区宣传下，他们才逐渐找到一些支持的消费者。

可是吃惯了市场菜的消费者要求多多：怎么品种那么少、吃起来那么老？会不会偷偷上农药？隔壁田里的农药会不会飘过去？

这让高清蓉琢磨，如何获得消费者的信任，如何改变和他们的纯买卖关系，“希望消费者认识到，他们并不只是顾客，我们之间也不仅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而是在做一件有利于自己也有利于环境的事情。”

高清蓉想了个办法，她要跟消费者达成一个契约：谁想定菜，就先到安龙村来看看种植的过程。有些市民说自己没时间，高清蓉就会反问：你们吃的菜自己都不负责任吗？

人们在农田上看到，蔬菜完全是自然成长，对病虫害也并不用药，农民们施肥、拔草都很费功夫。

眼见为实，高清蓉的种植方式打消了人们心中的疑虑，其中一名铁杆消费者李杨说：“从超市和市场买回来的菜，不知道背后是什么样的人种的，滥用农药化肥的菜反映了中国人际关系的断裂，只认钱不认人。吃安龙村的菜有更深层的人际关系在，是一种信任，我觉得这是人际关系的一种复苏。”

事实上，以高家为首的有机种植的农户们，同使用化肥农药的农户相比，并没有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在高清蓉看来，他们是靠观念在支撑：“就是觉得这事，对自己身体、对土地都有好处，卖出去也安心。”

如何靠有机种植来获得更好的收入？这是高清蓉琢磨的新问题。在她看来，提高有机种植农户的收入，才能让这种种植方式更可持续、更可推广。

给农民一个好价格

高清蓉琢磨的这个提高有机种植农户收入的问题，也是杭州龙井草堂的掌门人阿戴一直思考并实践的。

在阿戴看来，“经济收入提高，农民才愿意回归乡村，才愿意主动接受传承，才愿意去学习，并坚持传统的、可持续的、永续的耕作生产方式。”

阿戴创建的龙井草堂，是一家寻觅健康食材、跟农民打交道的生态餐厅，在杭州极有名气。它就像是一个连结食客和农民的中介：食客向餐厅预订餐桌，餐厅则向农民采购“无化肥、农药、不用合成饲料和化学添加剂”的原生态食材。在这个原则的坚守下，龙井草堂走出了一条以生态餐厅为主导的CSA之路。

“早在2002年，筹建龙井草堂时，不懂什么叫做CSA，只认为最好的食材、最好吃的食物都应该在乡村。”龙井草堂的创办人阿戴说。

在寻访食材的过程中，起初，农民会客气地说，“我们这里的食物哪有城里的食物好吃。”熟稔了，农民才会掏心窝子，“你们城里人开着好车，拿着好包，吃的东西拿来喂我们的猪，连猪都不吃。”

若想获得农民手里的好食材，与农民分食吃，就得跟农民建立亲密关系。阿戴跟农民打交道的方法很简单：给他们一个好价格。

譬如，2004年草堂头一次采购头生鸡蛋。采购员第一次出价3元一枚，农民说：“不卖”；第二次出价5元一枚，农民说：“留给自己吃的”；第三次出价7元一枚，农民回答：“给孙子吃的”；第四次出价11元一枚，农民痛快答应：“好的，我卖给你”，还说：“以后我们家的头生鸡蛋都给你留着。”

2004年至今，他们合作过的农户有5000余家，阿戴喜欢和农民之间的那种朴素的人际交往：“他们家中有婚丧喜事时会邀请我们参加，草堂也会常常邀请他们到访草堂，在传统节日时为他们送去礼品与祝福，正因为亲人般的关系，他们非常乐意按照草堂的采购要求来种植，成为草堂忠实的农户。”

采购过程中，阿戴发现了传统农业耕作方式的传承危机：可以做生吃臭豆腐的老人，已经离世；专门种植奉化芋头的老农，年事已高，技术无人继承；渔民的儿子不会捕鱼；农田和高速路只有一墙之隔……这让阿戴思考：“当‘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口号喊响时，又有多少城市人有勇气去为养育我们的土地做更多的担当？”

在龙井草堂，一桌菜的最低消费是1600元，阿戴认为城市人有必要付出高价格和坚持原生态种植的农户一起担当：“当乡村生产出原生态产品时，我们理所当然地应该以公平、合理的价格对这一优质食材做一次衡量。”

阿戴说：“一桌1600元，有900元给农民，我们不欠农民一分钱。这些年也赚了点钱，但所有的收入都用到了‘躬耕书院’（阿戴自建的一处农场，用传统的方式耕作，还安置了17位农民就业）。很多人买了房子、换了车子，我没有。但我这样做，开心。”

来自市民的考察

从北京的“小毛驴”农场、四川安龙村的七家农户，再到杭州的龙井草堂，大概可以映射大陆时下CSA发展的三种类型：以生态农场为主导，以生态种植的农民为主导，以生态餐厅为主导。

生态环境恶化，食品安全危机，国际潮流的影响，都在推动大陆生态种植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以CSA模式运作的农场已达近百家。近两年来，在“小毛驴”的直接支持下，建立的CSA农场就有近十家。

有机生态种植，是不可逆转的新趋势，这种新趋势，可以保护环境、保护我们的健康以及拉近城市人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但正因为是新趋势，就有不可避免的新问题。比如：政府的有机认证系统的公信力问题，以及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信任关系的修复和重建。

安龙村的高清蓉说：“消费者凭什么相信我们？我们没有认证，只能靠和消费者的直接联系来维持信任。”

北京一家CSA农场负责人说：“不敢说自己农场生产的食品是什么有机食品，但我觉得它们可以称为纯净食物，它们就是不用农药、化肥和添加剂的天然食物。”

在大陆，一方面，像安龙村的农户一样，真正进行有机种植的农庄和农民，因为国家有机认证费用的昂贵，有些未必能够获得政府的认证；另一方面，获得有机认证的农场和食品，未必就能真正让消费者安心。

事实上，关于有机认证食品鱼龙混杂的报道屡见报端，你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新闻：一家有机食品销售公司抽检的产品，两年内共发现两百多个已获得认证的有机产品不合格；有机食品认证的有效期仅为一年，但环顾市场，鲜见主动标识认证的有效期。

“有机认证由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但具体的认证过程又下放到公司化机构来运营，难免会遇到公司为了追求利润而降低认证标准的情况。”石嫣说，“农场达到认证后；还需要每年定期被监测、续约，但有些农场拿到标签后，可能会一直使用该标签，从而无人监督它的生产。”

当打着生态种植旗号的农场越来越多。市面上的有机食品越来越多，但有机认证的公信力又出现问题时，难怪消费者会质疑：怎么就能知道哪些是真正的有机食品？怎么就能确定那些被认证了的食品就是真有机，

由消费者自发组织的、创建于今年4月份的“市民有机考察小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和质疑下诞生的。

最开始是7名网友在“有机生活论坛”上产生了去考察市场有机食品的想法，并且抱成了团开始行动，初始目标是：“为自己和家人寻找安全健康的食品”。到了11月份，考察小组已经发展到拥有50人的规模，成员从北京扩张到武汉、杭州、南京、长沙、石家庄、哈尔滨等，口号则变更为：“以寻找大众‘买得到、买得起’的安全食品为目标，从而减缓社会公众因食品安全而产生的焦虑与不安”。

从事咨询工作的赵维红是“市民有机考察组”的牵头人。用他的话说，“作为消费者，我们得相信自己的力量。”

考察小组的成员来自各个行业，有机消费的社区居民、媒体记者、NGO从业者、有机生产者、餐厅老板、投资顾问、营养师、中医师等各行各业的“有机尖兵”拧在了一起，提供了各种不同的专业视角和社会资源。他们会定期考察和回访果蔬及家禽生产基地、定期对考察和回访的基地形成评估报告、定期向小组成员推荐满意的生产基地，还有定期举办讲座、购买等活动。

考察小组已经积累出一套考察体系和严格的纪律：“我们坚持中立的立场，汽油费、高速费等成本以及餐费都由会员AA分担，不接受任何生产基地的捐赠。”

他们期待，可以通过自己的考察来擦亮眼睛，鉴别出真正的有良心的农场和农民，从而建立起作为消费者的选择权。

不如直接去找农民吧

这是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随着生态种植这个新趋势的发展，消费者们并不全然是被动的。就像“市民有机考察小组”这样，顺潮流而动的消费者们正在组成一个又一个的“消费者联盟”，来实现他们在这场潮流中的主动权，或者说通过主动出击，把自己从食品危机的大环境中拯救出来。

在北京回龙观小区，关心孩子成长的妈妈们，组建了一个“妈妈团”，为了让孩子不受有毒食品的侵害和提高家庭的生活品质，她们定期帮助小区居民从一些有机农场采购部分有机菜品和其他有机食品。

今年夏季，妈妈们看到“小毛驴”的某些菜品大丰收，却也有不少因无人购买烂在了地里，而农场的现场购买价格仍然很高。在这种情况下，“妈妈团”开始了跟农场的协商，希望农场可以降低价格，惠及更多的家庭。协商之后，7月份，妈妈们以会员价实现了在“小毛驴”的第一次有机主妇团购。

接下来的三个月，“妈妈团”还组织了与其他农场的团购活动：比如团购凤凰公社的山芋，还有其他农场的油、茶粉等。随着团购家庭的大量增加，“妈妈团”的六位主妇创始者开始琢磨向国外的消费者联盟取经，租用场地，注册成立了“绿之盟”生活馆：由六位主妇投资租用了近100平方米的店面，周五用来做团购的生鲜蔬菜的配货点，平时会以无利或微利的价格出售茶油、橄榄油、麦片、面粉、茶粉、红糖等有机食品。

“妈妈团”的六位主妇之一任璐说：“‘妈妈团’就像一个互助的团体，在共同的理念下，大家找个地方一起取暖。我们的初衷不是卖东西，而是希望整个有机圈子能更好地融合，形成互助的团体后，不管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能有所进步，对孩子的成长也有好处。”

消费者们抱团互助起来，除了考察、团购的形式之外，还有一些人做得更彻底：干脆找到有意愿进行有机种植的农民，让他们种植安全的食物，预先为农民的种植买单。

“北京大兴区活力有机菜园”便是这样一个由市民主动出击而建立的有机种植菜园。

2009年，中关村的一名IT从业者王朝蓬，为了尽决解决自己最基本的蔬菜安全问题的需求，在互联网上搜索到了“小毛驴”。在“小毛驴”农场，他了解到CSA基本模式的细节处理方式，受到启发后，立即找到了在大兴的农民亲戚，跟对方商量放弃化学农业，转向生态农业。

同时，他和来自属于亲密朋友圈的20个家庭，形成了小组，一切都特别顺畅，王朝蓬说：“招募会员的工作基本在一两天内，几个电话沟通后就解决了。”

经过计算后，每个家庭预付了3500元，作为一年的费用，其中3000元交给农民，500元作为配送费。由农民利用自己的7亩地为他们种植蔬菜，他们自己负责配送。不仅如此，他们还会定期到农户家里聚会，今年还支付了两年的份额费用，让农民亲戚得以新建两个大棚。

在石嫣看来，这个案例很类似日本最初CSA建立的过程，而配送小组则类似核心小组帮助农民组织种植之外的事情，他们的方式可操作性很强，“要想吃健康的东西，并不需要每个人都建立一个农场。”

在“北京大兴区活力有机菜园”这里，农民和市民的利益得到了最直接的对接和统一。事实上，通过这样的农场，可以实现有机农业的初衷，石嫣认为，有机农业并非是各种限制和高门槛，而是“最初是有一群搞社会运动的人，看到了复杂的社会问题，比如食品环境安全、农民被迫离开土地、城乡之间的隔阂等问题，他们觉得生态农业是发展方向，可以通过有机种植改良土壤，消费者也可以帮助农民向良性方向发展”。

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纯净食物”运动正是这样的一场良性互动：消费者吃安全食物的需求，生产者种安全食物的需要，从来都不该是隔膜的和割裂的，我们的利益和未来，最好在两者的沟通和融合中实现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