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的得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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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永乐年间，中国远洋航海事业曾经有过一段极其辉煌的历史，而创造这一辉煌历史的代表人物，是当时的一名宫廷太监――郑和。

郑和本不姓“郑”，而姓“马”，是云南昆明晋宁县的回族人。他的六世祖是元朝初年著名的回族政治家赡思丁。1381年，明朝军队进攻盘踞在云南的元朝残余势力，十岁的马和被明军副统帅蓝玉掠到南京，成了一名太监并随军驻防北方。后来，十九岁的马和因为少年老成、长相英俊、聪明能干被燕王朱棣选中，进入燕王府。在燕王府，马和结识了朱棣的谋士道衍法师（俗名姚广孝），成为了他的佛门弟子，并取法名“福吉祥”。1404年，马和因在“靖难之役”中机智勇敢、战功卓越，朱棣赐他“郑”姓，此后马和便改称郑和。不久，郑和被提拔为内官监太监，官居正四品，成为皇宫最有权势的几大太监之一。根据《明史・郑和传》记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也就是说篡权后的朱棣为了找到疑似逃亡的建文帝朱允桑顺便在西洋亮一下“肌肉”，就派亲信太监郑和集全国之力进行一次空前绝后的海上大游行。

从1405年到1433年的28年间，郑和奉命率领船队七次出使其他国家和地区。这七次的航行中，郑和从南京下关宝船厂出发，沿着江、浙、闽、粤的海岸南下再西行。最远甚至到达了非洲东岸，并访问了亚非沿海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庞大的船队

从十一世纪开始，中国航海术的发展无疑是亚洲历史上最重要的奇观之一。福建、浙江和广东诸大港口的商务在当时远远领先于欧洲国家。从两宋到明初长达四个半世纪的大规模远航时代，中国曾经是最强大的海上国家。

两宋时期，中国商船就往返于印度洋。蒙元时期，被蒙古化的伊斯兰世界与中国的海上贸易得到了更大的发展，通商国家由不足60个发展到140多个，中国海船成为了阿拉伯海的常客。在明初，中国造船技术很早开始就自成体系。历史学家罗荣渠说：“中国在造船和航海技术的许多方面都远远领先于当时的欧洲，其中有关船体推进的各种工艺应用，领先于欧洲1000多年。”郑和之前，中国人的海上足迹已经遍及整个印度洋。经过几百年的积累和发展，历史已经为郑和下西洋准备好了足够的技术、经验和人才，足以成就其庞大的船队。

根据《明史》记载，郑和宝船“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按照明代营造尺折算，宝船的长度就有136米，宽约56米，比一个足球场还大；装备有16-20橹，排水量超过8000吨，这甚至极有可能是当时世界第一艘万吨巨轮。每次编队航行都超过260余艘，其中大型宝船就有60余艘。除宝船外，还有马船、粮船、坐船、战船等。

郑和下西洋不止船队规模庞大，随行人员数目也非常巨大。每次远航，随行者总在二万七八千人之间。其中有行政官员、军事人员、航海技术人员、船舶修造工匠、一般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办事杂务人员、翻译（通事之类）和医务人员等，各有专职，分工细致而明确。如永乐三年第一次下西洋“二万七千八百余人”，永乐七年第三次下西洋“二万七千余人”， 永乐十一年第四次下西洋“二万七千六百七十人”。以上船队人员的所有开支无一例外全由大明王朝官方独家承担，如以两万七千人为例，每人每天的饮食需要为粮食 1 公斤，水 3 公斤，蔬菜瓜果 0.5 公斤。仅在海上十天的航行，直接的饮食需要：Z食 270 吨，饮水 710 吨，蔬菜水果 135 吨。仅此一项十天的饮食耗费总计就要超过 1000 吨，平均每天 100 吨。而郑和船队在海上的航行动辄数月，物资消耗一项的数目就可想而知。七次下西洋，来回时间最长要两三年之久，船队随行人员两万七八千，仅仅饮食消耗一项，数目就很惊人了。如以七次下西洋、每次来回两年、海上航行时间六个月每次为例，七次下西洋仅仅海上饮食消耗 126000 吨，如果以载重量十吨的卡车为单位，运输上述物资，共需 12600 台。数量何其惊人，从这里就不难看出。

根据《武职选薄》记载的士兵下西洋情况，每次随船出海的士兵多则四万，少则一万。所以下西洋的总人数可能在五万到十万人，直接牵涉的家庭成员在几十万以上，供应物资的东南沿海民众在几百万人以上，这还不包括在朝的相关官员。而根据《明成祖实录》记载，永乐三年的人口是五千一百六十一万，则全国可能有十分之一的人与下西洋有关。

船队的发动机

郑和下西洋是明成祖朱棣下令推动的活动，到底是什么力量促使朱棣在刚刚结束“靖难之役”后，不顾战后的民生凋零，开展这项浩大的工程？

纵观朱棣一生，好大喜功是其显著的特点，如建造中国现存最大铜钟，重达46.5吨的永乐大钟；修建明长城；为朱元璋开凿重达3.1万吨的石碑，最终未成功；编纂史上最大的类书《永乐大典》；郑和下西洋也是其浩大的工程之一。他通过这些工程，一方面制造盛世局面，另一方面要耗费臣民的精力，使之不再反抗。正如《永乐大典》不是原创著作，郑和下西洋也是建立在中国东南沿海数千年的航海传统之上的行为，这是用政府行为对中国东南沿海社会力量的重新整合。这种庞大的政府行为背后却是十分怪异的国家政策――海禁。

“寸板不许下海”是明朝刚建立时确立下来的政策，随后通过一道道诏书，海禁就成了国策。朱棣即位后，颁布诏书：“缘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今后不许，所司一遵洪武例禁治。”朱棣下令民间大海船改为不能出洋的平头船。但是东南沿海的民众自古以来以海为生，显然不能立即适应明朝的海禁。于是朱棣想出了个“七下西洋”，一方面把东南沿海惯于下海走番的民众网罗在军人主导的船队上，消耗他们的精力，使他们听命于朝廷，并利用下西洋的船队来牵制在海外的华人势力，另一方面用官方贸易替代民间贸易，兼行外交任务。下西洋是与民争利，希望安抚、平定游离于明帝国边缘的海上力量。所以，郑和下西洋的目的虽然多元，但是最终服务于朱棣稳定东南沿海统治的内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