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妮 对未来满心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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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曾妮的邀约要从两个月前说起，通过电话联系到她，得知她要在10多天内做出展览画册以及赶工画画，忙着举办她回国后的第一次展览，便不得不将采访暂时挪后。但是曾妮并没有忘记此事，其间还邀请我去参加她在成都域上和美艺术馆的展览，与我讲谈她在创作上的想法，终于，在半个月前我们开始了这次正式的交流。

“时空漂移：2017曾妮纸本水彩作品展”已经分别在四川大学美术馆和成都域上和美艺术馆成功举办。办展览既是曾妮对自己的一个交代，也是她从美国学成归来的一次成果汇报展。从去年12月份回国后，她几乎每天都凌晨三四点才睡，早上八九点就起，坚持了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最后只留了十来天的时间设计和制作画册。为了促成这次展览如期举办，所有的事情她都要自己事先做好打算，累到几近崩溃，原则是只要不被累死就好。

长江边上的故乡

在曾妮的近作中，不乏看到很多关于家乡题材的抒情和表达，创作上也由早前的花草题材转换为对现实环境的思考，这是她很大的改变。其中代表作《长江山水图》更有一种黑色的权威符号，凌驾于已然暗淡的风景之上，不免有心理的双重压力和凄惨之感。

“去年6月份前，我还在到处旅行，走亲访友，跟着美国的老师一起做些事情，那个时期的创作也还没有什么灵感。突然间听报道，长江发大水了，我虽身在美国，心却在家乡万县，看到受灾场景不免伤心落泪。长江早已遭受破坏，大洪水的肆虐更让她雪上加霜。”

每年曾妮从重庆回万县的途中都会经过石堡寨，看到这个景观就意味着她离家还有30分钟路程。石堡寨是个很漂亮的十二层塔楼，坐落在石山之上，洪水到来之后，整个塔楼紧贴水面，像岸边的一块大石头了。曾妮将它们画了下来，还配了一首诗：曾经的仰望变成平视，众人的赞美中我看到你的残骸。美国的艺术批评家古德曼读图后写到：山上被放置了几个很脆弱和危险的亭子，暗示人和自然的关系是任意而暂时的。”“有趣的是，我其实只画了石堡寨其中一个亭子，而他认为我画了好几个，原来是把亭子周围的草丛灌木都看作是亭子的形状了，兴许是我当时画得太入迷，甚至忘记自己是谁，我连同草丛灌木都变成了亭子。”

40岁离开中国

“之前在中国，我被朋友包围，而到美国后，既没有确定的身份认同，艺术上更找不到北，我尝到孤独的滋味，自然也看到很多阴暗面，将我的忧患意识一下子激发出来，我也突然就发奋了，从一个享乐主义者变成了苦难的体味者，我把自己的作品和人类的命运、家乡的变迁紧紧联系在一起。”

她既憧憬巴黎、伦敦、意大利的浪漫，也喜欢大美国的包容，最终选择去美国访学还是因为孩子更喜欢美式教育。“把自己放在一个寂寞孤独的空间，年龄又到了一个能够忍受寂寞孤独的时候，我于是顺势而为，虽然这并不容易，不仅要读书画画，帮导师做一些艺术项目还要照顾我妈妈和女儿。而在祖国，一直是妈妈照顾我的生活，在美国就完全颠倒过来。自我感觉很忙很充实，但和其他孩子每天打卡上班的家长比起来我还是比较自由的，于是常常帮其他家长接孩子。在美国，劳动力真是太珍贵了，我因为被需要还是感到十分得意。那刻起，我才意识到在中国的时候过得太幸福太轻松了。早些年，我爸爸看我总是画些享乐的内容，旁敲侧击希望我涉及苦难的题材，而我一直进入不了那种状态，现在想想也是时机未到，孤独到一定的时候，就自然会酝酿出来了。”

看来地理位置的改变才真的能带来心理上的改变。早前曾妮画花草树木，满足于绘画本身的快乐，在美国的时候就完全改观了，绘画不再是写实加唯美，而是重构与表现，把思想观念自然而然带入作品中。

曾妮的父亲是一位颇有造诣的书法家、画家，父亲对她的影响非常早，但是一直没有一个契机把这种影响打开和放大，直到这次美国之行。“我真的感到很奇怪，好像我爸爸的苦和痛一下子传染给了我，在他离开我们10年之久的今天，我身上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油然而生，不再是一个小女生单纯地享受绘画，而是用手中的笔来表达内心深处的思考，甚至画画的手感都不一样了。我以前喜欢到处玩儿，喜欢寻找快乐追求享受，不太专注于自己的艺术创作，现在则特别珍惜画画的时间，追求艺术上更大的进步，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也找到很多乐趣，我独处，跟自己较量，超越自己，然后受到大家认可，这种快乐是巨大的。”

永远长不大的少女心

提到曾妮，周围的朋友对她的印象一定少不了活泼、热情，甚至是可爱。她可以玩斗地主、打麻将，也可以去爬山、游泳和跳舞，那种活泛的精气神令很多人羡慕，即便在办展览最辛苦的时候，她也能保持良好的形象和灿烂的笑容。

小时候去春游，凌晨1点钟要醒一下，2点又醒一下，起来看时间到没有，说起组织去玩，别提多兴奋，想想穿什么漂亮衣服，要怎么展示，就激动得不得了。爱打扮，爱拍照，曾妮自认是个自恋的人，“我觉得自恋不是件坏事，艺术家经常就得面对独处的时候。像梵高，弗里达画了不少自画像，和自己做朋友，沉淀自己、寻找自己，自恋无疑是多情、敏感、热爱的代名词，这应该是一个艺术家本该具有的特质。”

“小时候我喜欢画小卷发，口红什么的，老师觉得我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美术成绩得分并不高，老师喜欢那种用直尺比着画出来的天安门，那都是90高分，所以我没有受到特别的鼓励。直到中学时期，回到了我爸妈身边，经常跟我爸爸一起画画，我喜欢画小女孩、鸽子、橄榄枝之类的，我爸爸就使劲鼓励我说‘大师啊！画得好’，之后就开始参加很多少儿比赛，每次参赛都能得一等奖，因为有爸爸亲自指导，得到了比较系统的美术专业训练。”

“双何”老师

在她的生命中，除了父亲还有两位老师一直对曾妮的人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位是著名艺术家何多苓，另一位是四川大学艺术学院的何工教授。

我爸爸去世的那年，他的学生在德阳孔庙为其做了一个回顾展，当时我请这两位何老师过去参观。他们一般凌晨两三点都还没睡，但是那天都六点就起床，九点准时赶到，令我非常感动。从那以后，双何老师仿佛对我产生出某种责任感，经常和我沟通交流。有段时间我很懒，几年也没什么新作品，但是他们还是提醒我说，“曾妮，麻烦你能不能用功一点，画一点什么，想不想去欧洲或者其他地方参加群展？！”这真是常人不大容易得到的提携。

在曾妮的画展开幕式上，何工教授评价道 “曾妮极具天赋”――虽然这个评价是何工20年来逢人必说的话，在这种鼓励和认可下，曾妮的艺术之路走得既充盈又自信，“p何老师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他们不管我有没有用功，始终没有抛弃过我，随时提醒我不要离艺术太远。”

曾妮说，最近很多陌生人都为她鼓掌，好像到处都是“天上掉下的馅饼”。5月底去北京办展， 6月中旬去重庆，7月再去美国做展览。成都两次展览后，好像给她的人生打开了一个新的方向，与我谈起她的作品的曾妮便神采奕奕，我看到了她身上那股永远使不完的劲儿和对未来的满心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