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失落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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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有关“中间社会阶层”的论述是社会分层诸理论中的一个焦点。从城市社区的视角来审视中间阶层，也是学界较为普遍的研究方法，中产阶级的存在为社区邻里提供了很强的凝聚力，他们是城市复兴的希望。不过，中西方社会的中间阶层都在近些年来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焦虑迹象，这一群体的未来发展走向也越发引人关注。结合我国的现实对当今中间阶层的角色与作用进行思考，认为该阶层致力于营造的充满活力的社区人际网络，是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宣言提供了一种实现路径。

关键词：中间社会阶层；城市社区；生存现状 ；未来发展

Abstract：The research on middle class group has been the crucial topic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theory.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community” studying on such issue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applied methods by academia. The existence of middle class has long been perceived as the hope of urban regeneration， which provides a steadfast cohesive force to the process. However， the middle class group in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communities has grown a tendency of anxiety to which scholars are increasingly paying heed. It is argued that， in the last part of this article where case studies related to Chinese reality will be applied to rethink the role and function of such social stratum， the middle class who is dedicated to creating a lively interpersonal network of communities exactly renders a path for achievement of “Better City， Better Life” manifesto.

Key words：middle class；urban community；living condition；prospect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5）-06-9（5）

中间社会阶层，即我们常说的“中产阶级”，是一个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的概念。最早提出社会分层理论的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韦伯提出划分社会层次结构的三重标准，即“财富──经济、声望──社会、权力──政治”标准，以上三条标准既是互相联系的，又可以独立作为划分社会层次的指标。此后，西方社会学家的社会分层研究，大多继承了韦伯的经典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各种分层的模式与理论。譬如，有些学者将社会划分为几个大的阶级或阶层。一开始，有人提出了较为“朴素”的三大阶级理论，即上等阶级、中等阶级与下等阶级。当然，林德夫妇的两个阶级模式（《中镇》，1929；《过渡的中镇》，1937）从形式而言更显简约，但他们很细致地论述了企业家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关系类型与互动模式。保罗・福塞尔在《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位》一书中，则将美国阶层划分为“看不见的顶层、上层、中上层阶级、中产阶层、上层贫民、中层贫民、下层贫民、赤贫阶层和看不见的底层等九个层次”[1]，堪称界定阶级（阶层）最为详细的观点。

有关“中间阶层”的论述是社会分层诸理论中的一个焦点。这不仅因为它是西方社会中占据人口比例最多的社会群体，还在于这个群体对当代社会所发挥的诸如生产、消费、阶级斗争缓冲与价值引导等正功能。西方国家一直标榜“中产阶级是社会的良心”，我国学术界也在近几年呼吁建立橄榄型的中产阶级社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个阶层所拥有的独特作用，他们的生存现状、群体心理与未来走向无不牵动着城市社区乃至整个社会结构的敏感神经。

1 城市中间阶层的特征与划分标准

依当今较为流行的观点视之，所谓中间阶层，是指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靠工资及薪金谋生，具有获取一份较高收入、较好工作环境及条件的职业就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拥有一定的支配权；具有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的社会地位分层群体。换言之，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社会文化地位上看，他们均居于现阶段社会上层和下层的中间水平[2]。

对中产阶层的划分最主流的标准通常有两个，一是职业，二是人均或家庭收入。前者的界定，其影响深远的推动者当属赖特・米尔斯，这位影响卓著的社会学家在1951年出版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层》一书中使“中产阶层”的概念泛化为一个全球性的话题。米尔斯经过长期的研究后指出，“中产阶层”是这样一个群体：

依附于庞大机构，专事非直接生产性的行政管理工作与技术服务；

无固定私产，不对服务机构拥有财产分配权，较难以资产论之；

靠知识与技术谋生，领取较稳定且丰厚的年薪或月俸；

思想保守，生活机械单调，缺乏革命热情，但为维持其体面与其地位相称的形象而拒绝流俗和粗鄙的大众趣味[3]。

然而，更多的人还是倾向于以收入作为划分的唯一标准或主要标准，因为量化操作便利的考量是显而易见的。也有学者提出，对于中产阶层的划分，不能简单地以职业和经济收入这两重维度来衡量。他们指出，决定中产阶层的关键性物质并不仅在于收入，还有与其生活、心理和社会地位状态相连接的责任、权利和利益。保罗・福塞尔则坚决地提出，财富不是区分等级的唯一标准，与金钱同样重要的因素还有风范、品位和意识。

从城市社区的视角来审视中间阶层，也是西方学术界较为普遍的研究方法，因为这一类群体的地域特征与生活区位都深深植根于城市星罗棋布的社区之中。贝斯特在其力作《邻里东京》中揭示了老中产阶级在维持和创造城市邻里的过程中发挥的核心作用，从而有力地驳斥了“都市不过只是一系列乡村的集合”、 “城市邻里只不过是一个行政的或者政治的术语”之类的误解，因为他们这样做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受社会潮流的影响，而是他们对一种更大的社会环境的回应”[4]。中产阶级的存在为社区邻里提供了很强的凝聚力，平等主义与等级结构的原则达成了微妙的平衡，而邻里中内在交织、相互重叠的社会组织和机构为当地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完备持久的结构，城市社区因而能够与城市更大的宏观环境进行互动，并被后者所形塑。

此外，简・雅各布斯1961年就从城市规划学的角度指出，美国很多大城市的新城区在社区活力、安全性、归属感等方面远不如老城区。在她看来，正在走向衰亡的不是街道狭窄、房屋低矮的老城区，恰恰是那些高楼林立的新城区。这两者的一生一死，最具有指标性意义的正是那种邻里间通过长时期相互交往产生的网络状结构[5]，其中老中产阶级对于此类互动的重视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另一本社会学名著《街角社会》中，我们也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一个社会相互作用程度高、彼此有着紧密依赖感的小型社区，比一个邻居间彼此孤立的现代高楼住宅区，更让人有安全感和幸福感（虽然后者是从一个颇为灰暗的视角来审视这个主题，波士顿北区的越轨行为更多地吸引了读者的眼球）。由此观之，在西方近些年来的城市复兴运动过程中，中产阶级被赋予了很高的期望，而在社区活动组织与优化人际关系网络等方面尤为明显，或许找回失落的城市记忆的期待将由他们来实现。

笔者想简要地叙述一下自己对于中间阶层划分标准的看法。这种划分参考并综合了众多相关理论，将指标分为五类――即经济状况、知识背景、社会声望、生活（文化）方式、社会责任。经济状况是任何一种分类都无法回避的指标，但笔者更侧重于消费行为的状况，因此恩格尔系数便被选为核心考量方式；知识背景基于但并不限于学历水平，更重要的是考量一个人是否对于其它文化类型持更多的包容态度，即不排斥异文化以及本文化中的异群体；社会声望基本遵循韦伯的观点，即一个人是否在特定的生活区域内拥有一定的知名度，更理想的情况是他/她已经担当某一社区邻里的组织、领导角色；生活（文化）方式可能会显得较为宽泛，这也是笔者期望改进之处，这一标准参考了凡勃伦的“有闲阶级”（leisure class）论述，即一个人是否拥有充裕的休闲时间，而在这些时间里又是否更多地选择展现出品位与格调区隔（Distinction，布迪厄语）的生活方式，比如欣赏歌剧、参与沙龙谈话等等；最后一个标准理应是中间阶层的精神内核与持续动力，这一群体以引领社会潮流为己任，同时为民众的诉求鼓与呼，对社会遗留的弊病毫不留情地鞭笞与铲除，最终推动社会实现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

2 中间阶层的生存现状与未来发展

有关西方中产阶级的社会正功能历来已被阐述得过多，笔者在本文中不再赘述。近年来，随着西方社会诸如街头暴力、失业率增高、经济危机等结构性问题的频发，中产阶级逐渐出现了迷惘、焦虑与冲突等征兆，这对于城市结构的稳定与空间的平衡造成了不小的阻碍。

2011年夏天令举世皆惊的“伦敦骚乱”事件是上述这些征兆的一次总爆发。如果说引爆事件的导火索尚可借城市中的移民区隔化导致种族抵牾加以闪烁其词的话，那么，当骚乱升级为全民的、多阶层的疯狂时，那些平日里风度翩翩、堪称社会楷模的中产阶级市民，竟也义无反顾地投身烧的狂潮之中，往日自诩的绅士传统早已荡然无存。这又是一例经典的理性社会环境催生非理的现象：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之下，原有的社会地位与职责将发生惊人的扭转，从而导致人们的性情大变、反差惊人。可想而知，当伦敦市民目睹秩序崩溃、混乱异常的场景，其长久以来恪守的公民伦理与社会责任瞬间变得模糊而遥远起来，周围群体一致的疯狂行径极易削弱个人的道德责任，参与者往往会认为他们并非是在犯罪，而只是在进行集体的“狂欢”。据说伦敦奥运会的一位形象大使也参与了打砸商店的行动[6]，在群体失序情景的渲染下，她的此行此举似乎并不那么匪夷所思了。

若借助另一种社会心理的视域观之，就要了解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构成，这样才能更好地明白中间阶层出现心理失调的根源。资本主义随着自身制度的不断完善而出现了三种势力的博弈：政治精英、财富精英与民众，前者没有资本的支持无法上台执政；而民众的支持与否往往决定了其得票率与在位时间，可见政治精英逐渐被财富精英与大众所左右。在这样一种宏观的制度环境之下，笔者认为，与中国有所不同，西方社会中大多数时候底层弱势群体的生活要依靠富有阶层尤其是他们的高纳税来维持，而这正是西方国家高福利制度的关键前提。因为富人需要缴纳更多的税收，政府才有更多的财力来解决底层群体的生存问题。如今政府将救济金水平压缩之后，往往也相应地对其它一些社会福利规模开刀，比如教育投入、养老金等方面，甚至继续“拆东墙补西墙”――增加中产阶级的税种与负担[7]。由此可见，中产阶级群体也对穷人的懒散懈怠与政府的“巧取豪夺”大为不满，他们认为自身受到了“双重压迫”――这便是高福利政策长期以来的副作用――富人与穷人的二元对立，而现在这种突然的、大幅度的压缩政策将移民与中产阶级心里的怒火同时点燃，对于未来的不确定与恐惧演变为了公开表达的怨恨，进一步升级为面向社会的自暴自弃。

值得警惕的是，历史已然无数次地证明：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如果当底层群体深感绝望，同时又使中产阶级因无法看到希望而产生被剥夺感，那么国家极容易发生骚乱。这种现象已经早于伦敦骚乱半年多的时间发生于北非和中东的一些国家，比如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它们与伦敦骚乱的起因都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尤以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为例，该国城管的暴力执法导致一名水果商贩自焚身亡，民众并不完全知晓事件的前因后果，但由于长久以来积蓄的矛盾与冲突，骚乱无可避免地一触即发，后来的斗争目标已不再是为那个小贩鸣不平，而矛头直指专制集权的寡头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