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论文范文精选

“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这是在大半个世纪以前就已取得的共识，是出于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

但是，当今的学术论坛上出现了新的见解，或者说，出现了重新认识的要求。1973年，

一位以执着追求真理著称的经济学者，在他研究欧洲城市史以后所写的笔记中说道：渊源于希腊、罗马传统的“城邦国家，商业城邦”是“欧洲中世纪产生城市、产生市民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历史条件。这种“城市及其自治，是中国历史上所绝对不会发生的。”“中国的城市、市井、市肆，却从来是在皇朝控制之下”，“中国从来没有产生过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

因此说“中国的中世纪也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倘若不是意外的历史事变打断客观历史发展过程，中国社会自己也能生长出资本主义来云云,”这是“非历史的观点。”（1）应该说，这是新的见解之一例。（2）这个见解，在以后的论坛上，也时有出现。（3）

另一位在80年代中期主编了一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著名学者，在该书中不但承认中国的明清时代，已有资本主义的萌芽，而且强调资本主义萌芽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作用，认为“资本主义萌芽是封建社会内部的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它具有新事物的生命力，它既然产生，除非有不可抗的力量，是不会夭折的，而是导向新的生产方式，我们在考察资本主义萌芽时，就应该考察它的延续性和导向性。”（4）这里所说的延续性和导向性，自然是指资本主义的导向和延续，这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这一巨著出版十年之际，著者“在进行了更深入、更周密的思改之后，”在多次学术会议上“提出了与自己过去观点完全不同的新见。”（5）在《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最近一次的“笔谈”中，著者进一步明白宣示：在中国的“历史研究上，不要提研究资本主义萌芽了。”（6）既然不提资本主义萌芽，那么“它的延续性和导向性，”自然更加无从谈起。

而在最近的一次关于中国社会形态及相关理论问题的学术讨论中，有些学者进一步认为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只能是一种假设”，是一个“假问题”。（7）

因此，如果说前者代表一种创新见解的提出，那么，这后者就代表一种重新认识的要求。

一、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伍德不认同目前流行的历史时期的划分，认为把18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历史划分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两个主要阶段是错误的，强调资本主义的特殊性，质疑“现代性”概念。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似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些学者强调文化的改变，并将其称之为后现代主义;另一些学者强调经济的转变，将其称之为晚期资本主义、多元化资本主义。这些分析的共同点都是关注新技术、新交流手段、消费主义等。后现代主义的知识分子都认为资本主义高度繁荣，强调差异和新时代的到来，对他们来说，后现代性不是一种历史时期，而是人本身固有的属性。伍德认为，文化和经济的因素产生了后现代性的概念，否认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划分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两个主要阶段，认为现代性概念是错误的，而使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概念能否让我们理解资本主义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伍德从政治经济学视角通过考察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和大卫·哈维的“后现代性”概念来论述这个问题。根据詹姆逊和哈维的理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代表了两个不同的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从来就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并没有实现从物质模式到文化模式的转变。伍德指出，对于詹姆逊而言，后现代性对应着“晚期资本主义”或新的多样性的“信息化”和“消费主义”的资本主义阶段。哈维将后现代性描述成一种从福特主义到灵活积累的转变。后现代性对应着资本主义的某个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是大规模的标准化的商品生产，而且劳动模式已经被灵活性所代替:新的生产模式团队概念、准时生产、多样性的商品市场、流动的劳动力、流动的资本等都因新技术而成为可能。伍德指出，这些改变主要是文化的改变。在哈维的后现代性理论中，时空压缩占据重要地位，依靠新技术，时间的加速和空间的压缩成为可能，出现了新的交流模式、生产方法和市场交易的加速、新的消费模式、新的金融管理模式，因此就出现了新的文化资源来构建“后现代主义”。伍德不同意哈维和詹姆逊等人的后现代性的观点，一方面，认为当今的确有一些像哈维和詹姆逊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视“后现代性”为一种历史态势和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视其为一种有历史根源和物质基础、受制于历史演变和政治力量的社会、文化形态，但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另一方面，她认为当代西方社会所谓的“最新”变化并不新，所谓的“后现代性”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晚期形态，是资本主义的进一步普遍化，是它的运动规律、社会关系和矛盾的进一步普遍化，商品经济、资本积累和利润最大化的逻辑渗透到更广阔的领域中。伍德指出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以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区别与联系。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后现代性概念进入现代性概念的范围，后现代性与现代性相联系。后现代性代表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以鲜明的经济和技术特征为标志，被描述为信息时代、灵活积累、自由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等，以特定的文化模式组成。后现代性只是一种历史症候，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后现代性”的概念在本质上是对“现代性”概念的倒置。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争论虽然“剪不断”、“理还乱”，但都没有超越现代性话语的场域。“后现代性”概念从其传统意义来说与现代性概念相对，后现代性紧随现代性，而现代性显示了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的同一性，现代性没有使启蒙理性同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区别开来。后现代主义关注资本主义的历史转变，强调资本主义社会和非资本主义社会的连续性，代替了启蒙工程意义上的现代主义文化和知识模式。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在历史的发展中被遮蔽，资本主义体系被看作一种自然的生成过程。伍德在批判后马克思主义时指出，“后现代主义在它们仍然保有的对于平等或者某种形式的社会正义之承诺的范围内并没有完全摆脱渴望解放与拒绝任何道德或政治基础的支撑之间的矛盾。后现代主义不能为它自己关于解放之承诺就此问题而言，也就是它自己的政治多元主义提供一个可信的基础。”伍德从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出发，认为正是后现代主义支撑西方帝国主义实施霸权，这表现在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的无知，取消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批判，否定启蒙运动的价值，否定结构和整体性思想，她认为，“后现代主义不再是对疾病进行诊断的一种方式，其本身已成了一种疾病。

二、现代性与启蒙运动

伍德指出，启蒙运动与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相关，或者是因为早期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创造了现代性，或者是因为合理化的发展产生了启蒙运动，带来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观念来源于启蒙运动的精神，是启蒙精神哺育了现代性。伍德认为，现代性来源于启蒙运动，在19世纪才得以兴起。“启蒙运动的思想改变了世界。它们的传统是西方现代性……西方自18世纪以来学术论战继承的遗产是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无论好坏，这些都是西方的现实。”启蒙运动代表了理性主义、技术中心主义、知识和生产的标准化、单线进步观以及普遍与绝对化的真理。这些特点同资本主义的发展相联系，已经成为最流行最吸引人的启蒙工程。启蒙运动诞生于独特的非资本主义社会，其许多特点根源于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关系。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关系不是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而是脱离封建主义束缚的一种可选择的道路。伍德认为，现代性工程的主要发源地是农村占主导的法国，具有有限和分裂的国内市场，“在这个市场中，非资本主义原则仍然在起着作用，不从劳动力中榨取剩余价值，不存在生产价值的创造，而是古老的商业行为。”这个市场崇尚贱买贵卖的原则，以外地谋利为中心，主要以奢侈品买卖为主，农业人口占据大多数，是潜在的消费市场。法国大革命后，资产阶级包括专家、政府官员、知识分子与贵族统治者之间的斗争同资本主义从封建主义的枷锁中解放没有任何关系。资产阶级对专制国家的态度是模糊的，对专制原则的挑战仅仅是对专制原则的延伸，完成了专制的集权化工程，这些同启蒙精神相悖。启蒙运动的假设是各种类型的国家都存在于西方历史中，“西方国家”在启蒙运动中形成一个共同的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然而，其描述的“西方现代性”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启蒙运动的学术工程共同代表的单一文化形式的第一原则是理性主义。广大的历史学家和社会思想家已经对理性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描述。不管是启蒙运动的支持者还是批评者(或两者皆有)，从马克斯·韦伯或者在他之前的黑格尔到当代反启蒙的后现代主义者，几乎都以“善恶”二元对立的方式描述现代性。在这种情况下，“启蒙运动要么被看做是人类解放的高峰，要么作为在最好情况下已无法阻止现代悲剧(启蒙辩证法)和在最坏情况下导致种族灭绝和核毁灭威胁根源的惨败。”如果现在有一个普遍的“现代性”概念，那么现代性仍然是植根于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由资本主义市场、形式民主和技术进步组成的一个复合物。后现代主义抛弃所有启蒙运动中好的东西，特别是对普遍的人类解放的追求，将资本主义的破坏性归咎于启蒙运动的价值。现在应该将属于资本主义而不属于“现代性工程”的观点同启蒙运动的方案区分开来。“这样做可能有助于去抵制反启蒙运动思想的后现代主义，也有助于反对资本主义的欢呼雀跃。”后现代主义根源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工程的回应。“后现代主义认为这个世界根本上是碎片化的和非决定性的。否认任何完整的过程，任何所谓的‘宏大叙事’，并拒绝对世界和历史做出综合的普遍的理论解释。”后现代主义也拒绝任何普遍性的政治工程甚至是普遍性的解放工程。伍德认为启蒙运动已经死亡，但仍有价值，它要借助社会主义得以复兴。资本主义虽已经普遍化，但不妨碍启蒙精神的再生，批判资本主义对人类的压迫，才能实现现代性与启蒙的联盟，才能真正实现理性、科学和自由的启蒙精神。

三、简评

伍德的现代性理论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始终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分析现代性与资本主义、后现代性、启蒙等的关系，正确指出了现代性的多重维度(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揭示了启蒙运动及其价值在西方现代性话语体系中的最终消解，以及社会批判功能的丧失。第二，在现代性走向后现代性、现代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的过程中，凸显了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批判理论中的价值和地位，将历史唯物主义提升到批判资本主义，拯救思想文化、阶级、社会主义的乌托邦高度。第三，以资本逻辑为核心，揭示了现代性其实就是“资本现代性”，由于其内在逻辑的矛盾，势必导致现代性的困境及其变异。伍德的现代性理论有助于穿越现代性的迷宫，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以下重要的启示:其一，伍德正确梳理了18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历史，认为一方面不能忽视资本主义普遍化和成熟的趋势，另一方面不能将这段历史简单地划分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两个阶段，否则无法正确理解当代资本主义。伍德认为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普遍化并不代表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而仅仅代表资本主义的某些要素如市场、技术等的全球化，资本主义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制度，但其特殊的运动法则和逻辑并没有改变，正是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才导致资本主义发生诸多变化。资本主义并不是普遍的、超历史规律下的自然结果，更不是科技发展的结果。中国可以通过吸取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文化，彰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其二，伍德正确分析了现代性与资本主义的同一性问题。一方面，现代性与资本主义并不具有同一性;另一方面，将现代性与资本主义混同掩盖了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和历史性。伍德认为，之所以会将现代性与资本主义混同是因为没有弄清资本主义的起源，一般都认为资本主义是从封建枷锁中解放出来的，其实资本主义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并不具有普遍性，这种观点强调了资本主义社会和非资本主义社会的连续性，忽视了资本主义的特殊性，掩盖了资本主义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跨越了与非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鸿沟的基础上产生的。其三，伍德将现代性批判和资本主义文化批判结合起来，指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弥漫了两种情绪:一种认为西方文明及其所代表的价值观带给人类的是灾难，并已经终结。虽然启蒙运动所开创的平等、正义、民主等价值观给人类带来进步和繁荣，但同时也使个人丧失自由、社会走向全面异化。另一种认为从启蒙运动开始的资本主义是“历史的终结”，资本主义是人类的理想社会，必将走向进一步的繁荣。这两种情绪都是在现代性话语遭到批判的背景下产生的，其最突出的变体就是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文化就是当今资本主义的文化，宣扬虚无主义的历史观、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霸权主义的意识形态，让人在物欲横流中丧失对自身价值的判断和对社会的批判，沦为“快乐的机器人”。这启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宣扬社会主义的、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价值观，让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成果惠及每个人，让每个人在享受社会主义建设成果的幸福中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伍德的现代性理论也存在以下失误:其一，伍德虽然认为资本主义并没有发生质变，但并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从政治、经济到文化的一系列变化带来的重要影响，特别是技术的变化带来的劳资关系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化，反而认为是战后的知识分子(不仅包括右翼知识分子也包括左翼知识分子)发生本质变化。其二，伍德固守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观点，虽然指出现代性的资本逻辑，但并没有全面详细地论述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转变过程及其当代影响。这种转变伴随剧变和社会主义阵营瓦解，直接影响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使社会生活呈现出消费主义和碎片化的特点，而且从更隐秘的层面巩固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其三，伍德的现代性理论虽然从新的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的一些变化，但既没有真正揭示这种转变的脉络和特点，也没有凸显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的价值。

作者：冯旺舟单位：湖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已经走过了几百年的发展历程。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是什么?资本主义的性质是否已经改变?资本主义将走向何方?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对我们深入理解资本主义的内在特征，把握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资本主义的动力》在资本主义生活世界的范围之内对资本主义进行了独到的历史考察和现实分析，为我们这些外部读者深入了解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关键词]资本主义；解读；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

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已经走过了几百年的发展历程。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是什么?资本主义的性质是否已经改变?资本主义将走向何方?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对我们深入理解资本主义的内在特征，把握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anandBraudel)是法国年鉴历史学派的杰出代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和《法兰西特征》是他的三部代表作。其“长时段理论”连同年鉴学派一起，对20世纪末的中国学术界有较大影响。本文主要是对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一书进行解读。该书是1976年布罗代尔应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邀请所作的三次学术报告演讲，并附录了布罗代尔在生前最后一次研讨会上的言谈。布罗代尔在他的这本小册子中既给读者提供了一些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动因的新解释，对资本主义的一些基本范畴作了不同于其他学者的新界说，例如对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竞争与垄断、中心与之间的关系等都提出了其独特的见解。布罗代尔重视从生活世界人手进行观察和研究，他的这些见解本身就是在资本主义生活世界的范围之内对资本主义所作历史考察和现实分析的结果，从而为我们这些外部读者深入了解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些全新的视角。作为20世纪西方史学界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布罗代尔是一位追求真实历史并对于人类前途有着热忱企盼的学者。他对资本主义的剥削特质持有一种批判的态度并期盼实现人类的自由、平等与博爱。然而，布罗代尔在阐述资本主义的动力、本质与特征时有不少观点是经不起推敲或存在自相矛盾之处的，对这些观点的批判与反思能够使我们更深刻地了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与困惑。

在该书中，布罗代尔首先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源泉进行了探索。布罗代尔关注的是日常生活，在他看来，“积年累世的，非常古老的并依然存活的往昔注入了当今的时代，就像亚马逊河将其浑浊的洪流泻入大西洋一样”。“对于人来说，过去获得的经验和受到的毒害都变成了日常生活的需要，变成了平庸之物。而对于这些东西，没有人去细心观察”。布罗代尔坚持认为，正是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着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力量，这些力量包括人口、技术与市场。在对资本主义发展动力的分析方面，布罗代尔与马克斯·舍勒以及马克斯·韦伯存在着根本的歧异。布罗代尔把资本主义的动力归因于物质生活中的人口、技术与市场等客观因素，而马克斯·舍勒与马克斯·韦伯均把资本主义的动力在本质上归因于一种资本主义精神。其中马克斯·舍勒把资本主义精神归结为一种“怨恨”，而马克斯·韦伯则认为资本主义动力根源于新教伦理精神。

布罗代尔对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联系给出了自己独特的判断，并对资本主义的特征与本质进行了分析。布罗代尔认为，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使用这两种叫法表明我们意欲将这两个领域区别开来，在我们眼中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市场经济是由商品交换引发的，是资本主义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他坚持对市场经济作出某种区分，“至少有两种形式的所谓市场经济(甲与乙)，只要稍加注意，哪怕只从它们建立的人际、经济和社会关系来看，这两种形式即可识别”。在他看来，第一种形式的交换包括市场的每日交换、当地的或者近距离的贸易。这种形式的交换没有出其不意的因素，是“透明”的。第二种形式的交换主要是远程贸易。这种形式的交换容易避开规则和惯常的控制。布罗代尔总结道，两种形式的交换，“一种是普通的、竞争性的、几乎是透明的；另一种是高级的、复杂周密的、具有支配性的。两类活动的机理不同，约束的因素也不同，资本主义的领域所包含的不是第一类活动，而是第二类活动”。在物质生活、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三者之间的关系与发展历程方面，布罗代尔正确地指出物质生活是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共同基础，他以一种唯物主义的方式认为，“其实，一切都驼在物质生活的巨大脊背上。物质生活充盈了，一切也就前进了，市场经济也就籍此迅速地充盈起来，扩张其关系网。资本主义一贯是这种扩充的受益者”。这种观点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是相符合的，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有着很好的吻合。

二

一、对资本主义工业污染的现实批判

恩格斯在批判英国曼彻斯特的艾尔克河时又指出：“在这里的一个大院中，正好在入口的地方，即在有顶的过道的尽头，就是一个没有门的厕所，非常脏，住户们出入都只有跨过一片满是大小便的臭气熏天的死水洼才行。”艾尔克河“下面紧靠河的地方有几个制革厂，四周充满了动物腐烂的臭气”。“桥底下流着，或者更确切地说，停滞着艾尔克河，这是一条狭窄的、黝黑的、发臭的小河……桥以上是制革厂，再上去是染坊、骨粉厂和瓦斯厂，这些工厂的脏水和废弃物通通汇集在艾尔克河里。”从恩格斯对艾尔克河的批判中看出，曼彻斯特的工人生活的环境特别肮脏。艾尔克河附近有多个工厂，特别是制革厂四周弥漫着动物尸体腐烂的臭气味。人们的排泄物、工厂的废弃物以及废水都直接排到艾尔克河里，使得艾尔克河发黑、发臭，严重地污染着曼彻斯特城市的环境，这些污染主要来自于工业生产。这还只是曼彻斯特旧城占地不到十分之一的艾尔克河附近的一些地方，而且这远远不是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地方。恩格斯还对英国曼彻斯特的杜西桥以上的朗密尔特街空气进行了这样的批判：“成群的猪在街上到处乱跑，用嘴在垃圾堆里乱拱，或者在大杂院内的小棚子里关着……结果猪是养肥了，而这些四周都有建筑物堵住的大杂院里本来就不新鲜的空气却由于动植物体的腐烂而完全变坏了。”恩格斯认为，只有工业才使这些牲畜的主人有可能为了自己发财致富，而把大杂院当作住宅以高价租给工人，剥削贫穷的工人，制造废弃物污染空气、破坏生态，造成生态危机，毁坏成千上万人的健康。恩格斯明确地指出“：所有这些都是工业造成的。”

二、对资本主义农业污染的现实批判

人类从石器时代过渡到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起，农业就在逐步发展。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农业生产与生态保护基本处于平衡状态，人与自然界相处较为和谐，整个生态系统没有受到根本性的破坏。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指出“：在使用机器之前，纺纱织布都是在工人家里进行的。妻子和女儿纺纱，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把纱织成布，如果他自己不加工，就把纱卖掉。”但是产业革命使这种“田园诗”般的生活成为历史，工人们不得不舍弃这种基本处于自给自足的美好田园生活，被卷进了资本主义这架加速运转的庞大机器。马克思通过考察发现，“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大工业技术的发展使得农业机器的技术不断更新，农业机器的技术不断的发展更新就会生产出更多的产品，破坏更多的土地，出现更多新陈代谢断裂，最终造成了生态危机的发生。恩格斯指出：“所有已经或者正在经历这种过程的国家，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情况。地力耗损，如在美国；森林消失，如在英国和法国，目前在德国和美国也是如此；气候改变、江河淤浅在俄国大概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厉害。”恩格斯认为，无论是大工业已形成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正在发展工业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对环境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使得传统农业、家庭手工业遭到破坏，牧场及森林逐渐消失，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演变。自然界的新陈代谢本是良性循环的，人与自然界的新陈代谢也应该是良性循环的。人们所产生的排泄物以及工业循环产生的废弃物，应该也是自然界完整的新陈代谢循环的一部分，应当回归自然界，回归土壤，投入新一轮的代谢，使得土壤永续保持良性循环。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农业的考察发现了新陈代谢的断裂，原本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农产品产出后，农场主把一部分剩余的秸秆返回土地，进入土地的自我循环，加上牲畜粪便等农家肥，维持土地肥力。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土地“再生产条件”被破坏了，土地的养分在年复一年的轮作中被带走了，这种新陈代谢断裂削弱了土地肥力，最终导致土壤危机发生。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城市的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资本主义制度使人口大量汇集在城市的初始目的是凝聚社会劳动力，创造更多的财富。但是人口过度集中却严重破坏了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导致资本主义农业出现新陈代谢断裂。同时，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对农业造成的危害时还指出：“文明和产业的整个发展，对森林的破坏从来就起很大的作用，对比之下，对森林的护养和生产简直不起作用。”“对耕作的最初影响是有益的，但是，由于砍伐树木等，最后会使土地荒芜。”从马克思的批判中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社会文明和产业的发展，使得大量自然生态环境被破坏，树木被砍伐，植被遭到破坏，最后造成土地荒芜、水土流失，生态不断恶化，形成生态危机。

三、对资本主义生活环境污染的现实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家的本性是资本积累，目的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他们觉得利用自然是理所应当的，自然界就是“蓄水池”，取之不完、用之不竭。但是生活废弃物排放到自然界，污染环境相伴而生，自然界又成了“垃圾池”。资本家在工厂的建设上如果不考虑土地的破坏，房屋的设计建设不顾及工人的住宿，工厂生产过程中如果不顾及废弃物对环境、空气的污染、对工人身体的伤害，只是一心追求利润的最大化，那么城市人口的集聚，过度性地掠夺自然资源，造成大量生活垃圾的产生，就会超出区域自然的承载力，生态环境逐步恶化，最终生活环境遭遇严重破坏。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环境污染进行了详细地描述和批判，他指出：“波尔顿、普雷斯顿、威根、柏立、罗契得尔、海华得、奥尔丹、埃士顿、斯泰里布雷芝、斯托克波尔特等城市……这些城市本身都建筑得坏而杂乱，有许多肮脏的大杂院、街道和小胡同，到处都弥漫着煤烟。”“这种大杂院通常都很狭窄、肮脏、空气不流通……而在院子最里面的地方通常是一个公共垃圾坑或类似的东西，其肮脏是无法形容的。”从恩格斯对英国各个城市生活环境以及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批判中可以看出，资本家到处乱建工厂、乱修房屋，不给工人修建宿舍，逼迫工人住在自己挖的洞穴里，生活环境极其恶劣。恩格斯对英国曼彻斯特的杜西桥以上及安柯茨以南工人的生活环境进行了这样的批判：“到处是一堆堆的垃圾、脏东西和废弃物，死水洼代替了水沟，仅仅是臭气就足以使稍微有点文化气息的人无论如何不能在这里住。”“北明翰铁路穿过的那一片地方，房屋盖得最密，因而也比其余的地方更糟。梅德洛克河在这里蜿蜓曲折地流过一个在某些地方可以和艾尔克河河谷相提并论的河谷。河水也是漆黑的、停滞的，而且发出臭味。在这条小河两旁，从它流入城市起到它和艾尔威尔河合流为止，是一条宽阔的工厂和工人住宅地带，工人住宅的情况是非常恶劣的。”“他们（工人）既不能保持健康，也不能活得长久。它就这样不停地一点一点地毁坏着工人的身体，过早地把他们送进坟墓。”恩格斯指出，尽管可以找到足够的证据证明这种状况对工人的健康的损害，可资本家丝毫没有设法改善，他们（社会）的行为“不单纯是杀人，而且是谋杀”。由此可见工人们生活环境之差。资本家只是利用工人创造物质财富，工人生活环境恶劣则与他们无关，环境的污染也与他们无关，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追求利润、积累资本。

作者：梁富荣单位：西安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系2012级硕士研究生

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父权性质

妇女是一个内部存在巨大阶级差异的性别群体，但又可以在整体上被视作一个受压迫的阶级。这不仅是依据马克思主义有关阶级定义以及阶级划分基本原则进行逻辑推理之后所得出的合理结论，同时也是基于对妇女所受压迫展开唯物史观阶级—性别经济、政治分析之后而形成的事实判断。在当代，由于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父权制两种连锁制度的长期影响，妇女所受的压迫仍然既具有阶级压迫的典型特征，同时又被披上了性别压迫的浓厚色彩。当然，毫无疑问的是，作为对封建社会等级制和专制政治的革命性否定，资本主义对于瓦解传统的父权力量同样发挥着马克思所讲的“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资本增值运动必以平等、自由为特征的市场交换原则为基础。而市场交换，如果说它作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确立了主体之间（包括不同性别主体之间）的全面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材料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由此，在资本主义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妇女无论是作为交换主体的平等，抑或作为交换客体的自由，必将得到确认与尊重。并且，由于资本的运动具有克服和摧毁一切阻碍生产力释放、阻碍生产多样化扩大的自然或精神力量的能力，因而它能克服与摧毁排除妇女参与社会生产的父权制自然经济格局。而为了确保“平等、自由”的市场交换能够顺利进行，资本主义需要以一种更接近人的“自由、民主”本性的新的政治关系代替专制政治中的权威主义和人对人的直接依赖、臣服关系。在这种新的政治关系中，妇女由于生产资料占有权的劣势无法与男性平等地划分权力，两性在政治权力和政治地位方面的差异及由此带来的自由、民利的差异由来很大，但披上了“平等、自由、民主、人权”等“物治”面纱的资本主义政治毕竟瓦解了专制父权政治中性别之间的直接依赖与臣服，使公共事务成了包括妇女在内的每个人的普遍事务，使政治职能成为包括妇女在内的每个人的普遍职能，使两性之间的生活差别仅仅是社会差别而不是政治差别，从而也使得妇女在父权制的国家中首次获得了解放，即妇女的政治解放。与此同时，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的这种基础而已。”资本逻辑在经济上所确立起来的“平等、自由”不仅通过政治得到了社会领域内的放大与扩展，同时这种放大与扩展伴随着资本的扩张与发展又进一步地影响着包括妇女在内的人类整体精神生活，促使着她们产生出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民主意识、平等意识、社会参与意识乃至女权意识等等。她们作为人所拥有的自由、民主、价值与尊严牢牢地建立在了资本的世俗生活基础之上，她们在传统父权社会中长期被轻视、压抑的主体性得到了一场以“平等、自由”为特征的大解放。因此，对于破除那种导致了性别之间直接压迫与对抗的传统父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发挥的历史进步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现代西方社会中表现出的对抗父权制的物质与意识形态压力也是十分强大的。它们迫使或促进男人变得更多地参与照顾孩子和家务劳动，以及接受女人在公共领域中愈加重要的角色。它们不断瓦解着关于什么是‘自然的’，以及男人与女人适合于做什么的传统观念。生产关系不断革命的力量与迈向理性化的进程吹响了反对性别差异的号角；性别的坚冰随着‘由古老而令人尊敬的偏见而来的冷硬关系’一起融化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女人获得了平等或类似的东西，也不意味着这些过程是不可抗拒或不可逆转的。”

因此，也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具有反父权的本质。事实上，父权制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赖以存在的必要条件，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表面上削弱了传统父权的统治，但却从未真正挑战过作为父权制之核心内容的等级制劳动性别分工。相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非常需要维系这种分工，因为它需要通过妇女承担无偿的家务劳动为一切剩余价值的生产创造基础。并且，家务劳动以无偿的形式由妇女承担，这意味着资本家所付出的一份工资可以购买到双份的劳动力———一个为他劳动的工人和一个为工人劳动的妻子，意味着他可以毫不费力地降低工资的价值而增加剩余价值的占有。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始终具有巩固传统性别分工，即巩固家庭父权制的利益与动机。而从这一利益与动机出发，通过公私领域的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使大部分妇女被限定在家庭之中专事家务劳动，并在工业革命所造成的家庭生产功能日益弱化乃至彻底丧失的条件下将她们置于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从属地位之上；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奉行“自有其名言的和不言自明的双重标准，这里的双重标准决定着谁应成为首要的、受雇佣的劳动力，谁将充当次要的、失业的劳动力。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完全不是因为界限已然清楚的社会性别劳动分工，资本主义就派定男人为‘主要’的劳动力资源，而派定女人为‘次要’的劳动力资源。因为需要女人待在家里，但不需要男人如此、或者说父权制认为不需要男人如此”，从而将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模式成功推广至社会生产领域。在资本主义的劳动力市场中，妇女就业的边缘化、底层化与性别之间的同工不同酬，导致了妇女在经济上广泛依赖于男子的现实。男人占据着那些相对重要的行业部门，并明显地影响着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向和形式；妇女则被视作流动工、季节工与劳动后备军的最佳人选，更多地从事着那些技术相对没落、薪酬福利相对较差的从属性工作。这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在社会的公共领域，性别之间直接而公开的压迫虽然较为少见，但隐性的间接歧视无处不在。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结果并不是消灭了父权制，而只是推动了它由家庭私人领域向社会公共领域的扩展与升级。

面对着这种被扩展与升级了的父权制，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妇女不仅没有获得相应的解放，同时还承受着双重负担、遭遇着双重剥削———她们既是家庭内无偿使用价值的生产者，同时又是社会经济中交换价值的低报酬生产者。这样，在所谓“理性”的权衡与“效率”的谋算下，许多拥有参与社会生产形式权利与现实机会的妇女最终选择了退居家庭。据此，由于“按性别分工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机制，它维护男人对妇女的优势，因为它坚持在劳动力市场中对妇女实行较低的工资。低工资使妇女依赖男人，因为它鼓励妇女结婚。已婚妇女要为丈夫料理家务。于是，男人从较高工资和家庭分工中得到好处。这种家庭分工反过来又为削弱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起作用。这么一来，等级制家庭分工被劳动力市场永久化，反之也一样。这一过程是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两种连锁制度长期影响的结果。父权制远没有被资本主义征服，它仍然是强有力的；它具备了现代资本主义所采用的形式，正如资本主义的发展改变了父权制一样。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互相适应给妇女造成恶性循环。”这就是说，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绝不是有着明显区分的、相对独立的两个系统。它们之间已经超越了那种密切联系的互补关系而彼此渗透、扭结交织成为一个严密的整体，给妇女带来的是一种混沌难别的阶级—性别连锁压迫，从而构成了促使妇女超越内部阶级差异实现“阶级式”联合反抗行动的外部压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确实改变了传统父权制的具体统治形式，但使父权制实现了从家庭向社会的扩展与升级。父权制历来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妇女所受到的性别压迫也历来就是阶级压迫在性别之间的特殊表现。

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妇女特殊的“异化”体验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马克思曾对法国小农阶级的存在状态展开评述：“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小农彼此之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在此，马克思实际指明的是，经济条件只是阶级“自在”存在的客观前提，社会阶级只有当它具有自我意识，即具有属于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时才会真正成为“自为”的存在。因此，“阶级”是一个历史的、动态形成的范畴，在阶级形成的过程中，经济因素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但与此同时，构成阶级的个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特别是个人建构于特殊阶级身份上的共同“经历”，是他们在行动过程中形成阶级的关键。可以说，阶级意识的形成是阶级形成的标志，是阶级由“自在”转为“自为”状态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然而，对于妇女来说，历史中的她们长期被作为社会基本经济单位的父权制家庭牢固铆定，彼此之间难以发生多种多样的联系。与社会生产基本隔绝的生存方式以及在父权意识操控下经常产生的“虚假意识”使她们就像一个一个甚至都没有被装进袋中的马铃薯，很难形成为实现自身利益而组织和行动起来的整体自觉意识，即很难突破自在的状态而上升为真正“自为”的阶级。这就是说，基于性别压迫与阶级压迫的互通本质，妇女虽然作为认识论的对象可以被整体视为一个阶级，但要在本体论的实践层面推动她们以阶级联合的形式展开反抗性别压迫的统一行动，则必须以形成真正属于她们的“妇女阶级意识”为前提。这种“妇女阶级意识”在内容上不仅包括对妇女利益的理性认识，也包括对男性利益不合理性的认识与有意识的反对，同时还包括对运用集体政治的手段以达到性别压迫、实现妇女利益的政治目的的认识和随时行动的准备。而在结构上，“妇女阶级意识”则是由以“认识压迫”为特点的较低层次的经验意识与以“实现解放”为特点的较高层次的政治意识共同组成。其中，较低层次的经验意识作为主观与客观双向互动的结果，产生于妇女独特的受压迫“经历”，特别是她们对于这种经历的理解和感受之中。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这种经历集中表现为妇女在资本主义异化劳动中所普遍感受到的特殊“异化”体验。“异化”作为一个古老的哲学概念，是指主体在一定的发展阶段，由于自己的活动而生产出自己的对立面，这个对立面又变成外在的异己力量与人对立，即进一步转过来反对主体本身。马克思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劳动异化的理论，将“异化”概念改造成为对资本主义现实生活进行彻底批判的重要范畴。

马克思指出，私有制的产生使原本作为人的类本质的劳动逐渐丧失了原初的自由自觉性质而不断发生着异化，即“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将这种异化劳动发展到了极端，使“异化不仅表现在生产的结果上，而且也表现在生产行为本身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由于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工人彻底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性而仅作为“工具性的存在”，即成为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机器，他们不仅与他们的劳动产品发生着异化，同劳动本身发生着异化，同时也与其作为人类的本质发生着异化，与周围其他一切人发生着异化。这样，资本主义社会的人际关系，包括两性关系，在异化劳动的基础上也必然呈现出异化的本质，即“当个体与他人彼此分离时，他或她只能感受到自我的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了的人际关系给妇女带来了更为不利的处境。这是因为：“男人能在家庭生存，也同样能在工商业的社会生活领域生存，因此他能够在这些不同的领域中表达自己。但是对女人来说，她的活动余地仅限于家庭内部。在工业生产内，男人的劳动产品被剥夺，由此产生的把男人对象化，它表现为异化形式。男人通过对女人的关系来缓解异化，女人的异化却无法缓解。因为这些亲密关系正是压迫她的制度结构中最重要的关系”。与此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整体上的父权本质，异化对于妇女来说还是一种居于性别之间的体验，“不仅不赚工资的妇女也同样经历异化，而且挣工资的女人所体验的异化不同于挣工资的男人。”劳动的异化性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甚至已经渗透到那些原本能由妇女完全掌控的劳动/活动，如身体修饰、履行母职与个人精神智力活动等。妇女对自己的身体加以修饰，就像工人生产那样，最后的结果都是劳动产品（对于妇女来说，是她的身体）与他/她本人相疏离。也许“一个女人会强调，她节食、锻炼和装扮的目的是愉悦自己，但事实上她可能是为了取悦男人而塑型和修饰自己的肉体”，以至于“最后她的身体也都变成了男人与她的对象”。作为拥有特殊生理机能的女性，生育对于妇女来说已经变成不可控制的人类自身再生产劳动。妇女个人的生育意愿并不能决定最终的生育结果，“在对童工劳力的需求和对成人劳力的需求同样多的社会，妇女被迫在身体限度内尽可能多生育。在视儿童为经济负担的社会，妇女想要多生孩子则得不到鼓励；许多女人迫不得已，只能堕胎或绝育。”与此同时，各种泛滥使用的现代精密生育技术操纵着妇女妊娠、分娩甚至受精的全过程，使许多妇女与她们的生育过程也产生了疏离。更为糟糕的是，如出一辙的异化同样发生在妇女履行母职的过程中。“育幼”不再是母亲的自然本能，而是她们异化的体验，“母亲们的压力是巨大的，在几乎没有帮助的情况下，她们被认为必须执行专家们的每一项命令……她得按专家的方式、而不是她自己的方式抚养孩子。”而这种异化了的育儿方式，最终又导致了母子关系的疏离———“母亲和孩子间极度的相互依赖，鼓励母亲在界定孩子的意义时首先考虑到她自己对生活意义、爱和社会认可的需要。她把孩子视为她的作品，以为这作品能改善她的生活，结果常常事与愿违；孩子是她的无价之宝，社会却对之不屑一顾。当代母职的社会关系使她不可能把孩子看作一个完整的人，看作母子双方所属的更大社区的一部分。”这样，不仅母亲“没有能力把孩子当作人来看待，同样的情况是，孩子们也没有能力把她当作人来看待”。更为可怕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普遍发生着的异化还侵蚀着许多妇女的精神智力活动。她们通常被培养得很不自信，以致“根本不敢在公开场合表达自己的观点。因为害怕自己的思想不值得表达，即使已经跻身于神圣的学术殿堂，她都会经常害怕被人指责为学术骗子，而不是专家教授”。

三、总结

一、慈善资本主义2006年2月美国杂志

《经济学人》(TheE-conomist)特意编发了7篇有关慈善投资的文章，其中一篇名为《慈善资本主义的诞生》(Thebirthofphilanthro-pcapitalism)，从此将慈善资本主义一词带入人们的视线。该文认为慈善资本主义是指新一代慈善家对于自己作为社会投资家的一种认同。换言之，慈善家将资本投入慈善事业，自行监管以求获得最高的社会投资回报率，就是慈善资本主义。这些慈善家把自己看作当仁不让的“社会投资家”，他们要率先在慈善领域内有所作为，扫荡那些充斥于慈善领域的无效慈善项目和无效慈善活动，使得善款能如同企业资本那样被小心谨慎地真正善用。根据上述定义，不难发现慈善资本主义的诞生远在此文发表之前。1969年，美国慈善家约翰•洛克菲勒三世在美国国会税收法案听证会上首次提出慈善风险投资的概念，将风险投资的方式引入到慈善事业中，目的在于更好地解决社会痼疾，实现效益的最大化。由此可见，慈善风险投资，简称公益风险投资是慈善资本主义的基本形式。它是对慈善事业的投资，目的是追求慈善事业效率最大化，投资对象是从事慈善事业的社会组织包括企业组织、非盈利组织等。在公益风险投资的基础之上，慈善资本主义又发展出三种形式:一是通过建立制度化的中间机构来发展慈善事业。自诩为社会投资家的慈善资本家要实现高效率的慈善投资需要寻找适当的社会组织，为满足这一需求服务于社会投资家与社会组织的中间机构应运而生。这类机构有管理顾问公司和各大银行设立的公益创投基金，它们能帮助慈善摒除旧的非专业慈善模式，通过做正确的投资来构建一种现代化的有效率的慈善产业。既然直接捐出资金，由非专业人士来选择和决定慈善资金的去向不能达至目标，那么，就自己直接来做。慈善资本家完全按照企业的运作模式，寻找合适的专业人士直接担任这类中间机构的负责人，而且明确规定机构的目标和任务。这样既能保障慈善捐款有效运作并达到最佳效果，又能帮助社会组织提升慈善工作效率。二是以招标的形式来发展慈善。一种是通过招标来寻找合适的社会组织来完成慈善事业。慈善资本家通过设立公益创投计划并对外招标，在寻找优秀的社会组织的同时还可以有效地宣传慈善投资理念。此类计划的具体主持者为受托的基金会或者银行;另一种是征集公益项目计划并为优秀计划提供资金资助使之得以实施。三是对慈善事业提供针对性的资助和支持服务。慈善事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达到效率高的目的需要各个方面的支持。为此，慈善资本家加强了慈善领域问题的深入调研，并制定专门的支持计划，以保障慈善事业的健康和良性发展。

二、陈嘉庚慈善思想与慈善资本主义的异同

(一)两者的相似之处

首先，在慈善理念上有一定程度上的相似。陈嘉庚16岁就下南洋，长期生活在当时被英国殖民统治的新加坡，受到西方文化和资本主义的熏陶，其慈善思想自然而然地就有了西方的公益观念成分。他推崇西方国家人民有治国治教育的权力，认为西方国人踊跃捐资兴学，是因为其拥有兴办教育为国民天职的意识，并一再地表示他倾资兴办私立厦门大学等公益事业，不过是如西方国人一样，聊尽国民天职而已。他说:“尝观欧美各国教育之所以发达，国家之所以富强，非由于政府，乃由于全体人民。”“至国民应负私立学校经费之义务，乃民族之天职……其他列强，凡教育或慈善诸费，大半出之国民私财。”“西洋捐资兴学已蔚成风气，是以余虽办有集美、厦大两校，不足资宣扬，实聊尽国民之天职而已。”他的这些思想同慈善资本主义者视自己为社会投资家，在慈善事业有所作为是相近的。另外，陈嘉庚的金钱观与慈善资本家极其相似。“金钱如肥料，撒去方有用”是他平生很喜欢引用的一句西方格言，他也常对家人及友人说:“财由我辛苦得来，亦当由我慷慨捐出。”这与慈善资本家慷慨捐献自己大部分财富用于做慈善事业是非常相近的。此外，两者都重视慈善事业的持续发展。陈嘉庚很早就意识到慈善捐款需要“多量及持久”，后来还设立基金会，这正与慈善资本主义设立基金会长期从事慈善活动不谋而合。其次，二者均视私立教育为公益事业。陈嘉庚一生从不认为其倾资兴办的教育事业是私人财产，反之，他视私立学校为公益事业。他说:“敝人之创设厦大，并非欲视该大学如私己之所有……厦大之为公共事业。”而捐资兴学亦是西方慈善家从事慈善活动的重要内容。关于私立教育的公益性，当前国内学者对此尚有争议，主要原因就在于当前国内大部分的私立教育机构的目的是为了赚取利润，而不是为了满足教育需求或消除教育不公。大多数民办教育举办者将学校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他们多是将举办权进行转让，将学校无偿赠送给国家的非常少见。再次，慈善事业运行形式的相似性。陈嘉庚为保证集美学校发展所需经费所设立的基金会，其性质与慈善资本家所设立的基金会有很大的相似性。他看到实业发展存在不稳定性，而慈善事业经费需要“多量及持久”，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问题的答案就是设立基金会。为了保证集美学校有持续的经费支持，将其在南洋的所有不动产捐作集美学校发展的永久基金。后来，还设立集友银行，并规定银行每年将全部股东红利股息及银行盈利的20%作为补助厦门集美学校的经费。陈嘉庚通过设立基金来资助集美学校与慈善资本家设立基金会在慈善领域进行社会投资的运营形式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二)两者的差异两者最大的差异是慈善动机不同

慈善资本家为何捐资、从事慈善事业?马修•比索普和迈克尔•格林认为，慈善家的捐赠动机非常多，每个慈善家的捐赠理由都有很多，很难加以概括。大致可以罗列出以下动机:他们认为自己有能力、有义务这样做;他们有资源;有需要解决的问题;他们知道如何解决问题;的缘故;没有配偶或者子女;虚荣心;满足自我;税收优惠;向社会感恩等等。“然而，慈善资本主义精神的要素似乎有两个:一是认为捐赠是一种责任;二是认为自己是问题解决者，企业家或许确实能改善世界。”陈嘉庚慈善捐赠的主要动机可概括为爱国。他的爱国兴国思想是始终一贯的。他曾坚定地宣称:“鄙人久客南洋，志怀祖国，希图报效，已非一日。”“方余之归祖国也，拟献身社会，从事教育，以了余生，聊尽一分子之义务。”其对祖国的忠诚，十分鲜明。在讨论兴学与兴国的关系时，陈嘉庚说:“且兴学即所以兴国，兴国即所以兴家。世之积金钱以遗子孙者，莫非为兴家计，既要兴家则对于兴国之教育不可不加注意焉。”他认为兴国、兴家和兴学是一致的，强调兴学乃兴国之根本，认为大办教育是振兴中华的根本道路。他说，“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之天职”，“不为教育奋斗非国民”，呼吁人人为兴国而兴学。而他自己则以身作责，带头捐资兴学，创办了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等多所学校。可以说，传统的慈善活动，如修桥、铺路、捐款、捐物等为许多慈善家所共有，但能为国家利益而散尽家财兴学者，非陈嘉庚莫属。他说:“凡事只要以国家利益、人们利益为依归，个人成败应不在计。”正是这种强烈的爱国精神成为他不断前行的动力，被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此外，两者在以下方面也存在一些差异。陈嘉庚是倾资办学，办慈善，正如黄炎培所评价的:“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的，只有陈一人。”慈善资本家并未将自己的所有财产拿来办慈善，他们捐出的是个人财产的一部分，极少有人能全部拿出来，即使有慈善家宣称要裸捐，即捐出所有资产，但尚未真正实现。由此可见，两者在办慈善的力度上存在较大差异，陈嘉庚是一心一意，全力以赴，毫无保留;慈善资本家是量力而为，有所保留。另外，二者解决慈善问题的侧重点不同。慈善所解决的问题可概括为教和养两大问题，陈嘉庚做慈善以解决教的问题为主，以解决养的问题为辅，而慈善资本家是二者并重，二者兼顾。

三、陈嘉庚慈善思想与慈善资本主义的启示

摘要：资本主义精神从本质上是资本属性的逻辑展开和必然反映，资本的属性决定着它的主体精神表现。资本主义精神自身表现与资本属性之间存在着文明的悖谬，它不但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下的资本主义精神表现的狭隘性、矛盾性、扭曲性，而且表明人类文明由资本主义文明向社会主义文明的转型成为必然。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精神对和谐社会下市场经济主体精神建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资本；资本属性；资本主义精神

资本主义精神是指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由资本的生产方式、运营方式、产品的分配方式及相应制度决定下的资本经营者的精神状况及表现，它是资本主体的思想意识、心理动机、道德伦理、价值取向的抽象表达。

一、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环境、不同主体间有不同的内涵和表现。

较早提出资本主义精神概念的是马克斯·韦伯。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就是诚实、守时、勤奋、节俭的理性精神和生活态度，是资本家的“节欲”精神，这种精神是宗教改革的结果，“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从理性主义对于生活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中演绎出来”，“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1]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促使了近代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兴起和发展。

在韦伯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高度对资本主义精神分析以后，西方学者纷纷对资本主义精神进行了研究，并赋予不同的内涵。桑巴特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由企业家的精神和市民的精神组成的统一体。例如，他认为17世纪荷兰的崛起不是起因于新教，而是因为有宽容等其他的精神动因[2]。美国学者里亚·格林菲尔德在对英国、荷兰、法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的经济发展背后的意识进行分析后认为，现代化的、以增长为导向的经济背后的动因或者“精神”，并不是对“理性经济行为人”的解放，而是民族主义[3]。博尔坦斯基和夏佩罗认为，历史地讲，有三种连续的“资本主义精神”。它们分别代表了冒险、投机和革新等精神，其理想特点是企业家和领导者具有“感召力、想象力、交流的天赋、直觉、灵活性和全面主义”[6]。

资本主义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和反映是经济伦理和道德。当代日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和著名学者梅原猛在其合著的《回归哲学》一书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精神。他们认为，近代资本主义以追求利润为主题而获得了发展，现在，道德、伦理和资本主义明显分离了，剩下的只是赚钱，一些经营者缺少社会责任感。他主张超级大企业必须自我抑制，公正经营，不能和政治权力串通一气危害民众的利益[4]。另一位被认为是儒教资本主义之父的日本企业家涩泽荣一，提出了“经济道德合一”的思想，则从另一方面阐述了日本资本主义精神[5]。

与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不同，国内学者、尤其是经济学界主要是从促进企业发展的角度进行借鉴研究，推崇资本主义所谓企业家精神，认为这种精神是企业家所具有的独特的个人素质，是个人内在的经营意识、理念、胆魄和魅力，如创新、冒险、敬业、合作等精神，企业家精神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来源，是财富的重要源泉。

摘要：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从生态学的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他认为，生态学是反对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他批判了“经济增长有限论”和“自然资本化”理论，批驳了生态帝国主义的错误观点，驳斥了“技术可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观点，认为不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仅仅靠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加快生态技术的发展是不能真正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

关键词：福斯特；生态批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

Abstract:AsanecoMarxist，Fostermakesacritiqueofcapitalismthoroughlyfromtheperspectiveofecology.Heholdsthatecologyisanticapitalism,andcapitalisticproductionmodeistherootcauseoftheecocrisis.Hedisagreeswiththetheoriesof“limitednessofeconomicgrowth”,“naturalcapitalization”andecoimperialism.Herefutestheviewthat“technologycanresolvetheecoenvironmentalproblems”andinsiststhatwithoutthefundamentalchangeofthecapitalistsystem,theecoenvironmentalcrisiscanneverberelievedonlythroughtransformationofeconomicgrowthpatternandfastdevelopmentofecotechnology.

Keywords:Foster;ecologicalcritique;EcoMarxism;capitalism

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谱系”中，福斯特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理论因其深刻性、全面性而独领。他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主要体现在《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正如作者所言，该书主要是对1992年至2001年间资本主义制度下应对环境危机的主流经济措施进行了一系列批判。

一、对资本主义反生态本质的批判

福斯特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批判，其理论是犀利的，观点是明确的。他指出：“生态与资本主义是互相对立的两个领域，这种对立不是表现在每一个实例之中，而是作为一个整体表现在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之中。”[1］1生态危机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人们围绕着生态危机的根源各抒己见：有人把它归咎于人类对自然的占有欲，有人认为是工业文明的恶果，是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产物。在处理生态环境问题上，科学家和主流环保主义者往往只强调一些具体的改善环境的措施：例如减少对矿物燃料的依赖而用太阳能取而代之；减少消费；消除世界贫穷；控制人口增长，等等。福斯特认为，上述观点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没有从资本主义制度的层面上探寻原因。所以，“由于对社会因素及其对生态可持续性的关系缺乏认真思考，主流环保主义者，包括大多热心关注环境的科学家，其观点经常弥散出牧师布道的气味”[1］68。

与这些观点迥异，福斯特强调，生态学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的学理主张与资本主义逻辑相抵牾。所以，人们应该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主义逻辑中寻找生态危机的根源。他说，资本主义反生态的本质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因为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积累制度，特别适应资本和利润的生产，目前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处于支配地位。而资本主义不会是静止的，其资本积累也是不会停止的，用马克思的话说，它“要么积累，要么死亡”。

摘要：本文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种种发展趋势，不过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否定和社会主义因素在资本主义母体内的生成及发展，从而更坚定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信念。

关键词：资本主义；发展趋势；部分质变；内在否定

随着剧变和当代资本主义各国的平稳发展，世界社会主义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一时间，资本主义制度全胜论，社会主义无望论，历史趋势改变论，全盘西化论等在国内外骤然出现，沸沸扬扬。当代资本主义究竟有没有变化？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只有真正搞清这些问题，才能为探索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问题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提供真实而可靠的依据。因此，深入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是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和发展道路做出科学判断的前提条件，笔者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作一些浅显的分析和思考。

一﹑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观点综述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目前著述颇多，观点各异。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

其一，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性质（无论是根本性质还是非根本性质）没有变化，有的只是剥削形式和统治措施上的改变。他们声称：“资本主义社会确定发生了变化，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这些变化只是使资本主义面貌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有的只是改变了矛盾的外部形态”。“穷人越来越多，街头巷尾比比皆市”。

其二，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是恢复了“青春活力”，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自动均衡”。他们认为，经过调整的资本主义已进入了“丰裕社会”，富裕到了“死于食物太多的人要比饿死的还要多”。“丰裕递增的影响”使人们有了“幸福和谐的追求”。

其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已产生了一些社会主义因素。这包括：“合作工厂仍然存在”；“农民自己组织的生产﹑供销﹑信贷等合作社”；“社会保障制度”；“三大差别的消失”；“社会服务机构的发展”等等。

按照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具象思维方法（我的《方法论和政治经济学》一文已初步涉及），我们会从一个新的角度和高度重新审视17世纪至今的主要发达国家的社会整体变动过程，也会重新审视描述这个变动过程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理论。这个所谓的新角度依然是检讨处理经验材料的抽象思维方法的准确性，并在此基础上引入混合社会的方法。本文着重谈三个问题：一、是准确界定资本主义的概念和基本规律性，这是进一步科学具象思维的基础。在这方面《资本论》总体上比较合乎抽象思维方法的要求，而后来的一些发展和修正的理论则没能做到概念的前后一贯。二、是探讨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关于利润率变化的规律在不同的假设条件下的偏离状况，说明其变化的复杂性远远超出我们过去的想象，以及现实社会有可能是资本主义要素和资本主义以外的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三、资本主义与混合社会.

一、关于资本主义的规定性

(一)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

从一开始，有点机械的亚当斯密关于商品生产的描述就不同于辩证的马克思的描述。“引出上述许多利益的分工，原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尽管人类智慧预见到分工会产生普遍富裕并想利用它来实现普遍富裕。它是不以这广大效用为目标的一种人类倾向所缓慢而逐惭造成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1）。在这里商品生产成了某种天然的普遍的人类倾向的产物（如果能这样看商品生产倒是能给现代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家省不少气力！）。马克思的描述完全不同：“这种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虽然不能反过来说商品生产是社会分工存在的条件。在古代印度公社中就有社会分工，但产品并不成为商品，或者拿一个较近的例子来说，每个工厂内都有系统分工，但是这种分工不是通过工人交换他们个人的产品来实现的。只有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才作为商品互相对立。”（2）。社会分工是商品生产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商品生产的另一个必要条件就是“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这两个条件缺失任何一个便构不成准确的商品生产的概念。

现实社会可以是商品生产要素和其它要素的混合，但任何不同时具备上述两个条件的社经验材料绝对不能混入商品生产的概念中去。如此强调这一点似乎多余，可我们很快会发现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所谓理论，其拙劣的根源就在于此。

从在现实社会中作用的程度、规模、范围等标准出发，将商品生产分为简单的小商品生产和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是顺理成章的。后者由于技术条件的成熟，大批量的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也成了商品，劳动力的流动程度提高到过去任何社会形式从未达到的水平，商品生产已是社会增加财富的主要源泉。但资本主义是商品生产这一逻辑主干之上的一个支干，考察社会经验材料能否混入资本主义概念中，还是首先要看它能否混入商品生产的概念中去，剩下的任务只是辩明它属于小商品生产概念还是资本主义概念。

（二）商品经济的规律性和资本主义的规律性

更深的抽象表明，商品生产者交换的不仅是具体的、实在的、有用的物品，而且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这不是心血来潮随意做出的武断抽象，它表明了生产商品的各种具体劳动的共性，从而也表明了用于交换的所有商品的共性或本质。只要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在量上是相等的，这些商品在抽象意义就是相同的，这是它们得以按一定比例交换的基础。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价值的质的规定性。耗费的量不由每个具体劳动量决定，而由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这就是价值的量的规定性。在现实中没有人先去计算必要生理耗费再去交换，价值规律是以供求和竞争规律的形式在市场上现实地表现出来的。社会的各个私人生产者“作为商品所有者互相对立，每个人都企图尽可能以高价出售商品（甚至生产本身似乎也只是由他们任意调节的），所以内在规律只有通过他们之间的竞争、他们互相施加的压力来实现，正是通过这种竞争和压力，各种偏离得以互相抵销。在这里，价值规律不过作为内在规律，对单个当事人作为盲目的自然规律起作用，并且是在生产的各种偶然变动中，维持着生产的社会平衡。”（3）显然，价值规律的作用制约着商品的交换比率、每种商品的产量、劳动力在各个部门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