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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这是在大半个世纪以前就已取得的共识,是出于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
但是,当今的学术论坛上出现了新的见解,或者说,出现了重新认识的要求。1973年,
一位以执着追求真理著称的经济学者,在他研究欧洲城市史以后所写的笔记中说道:渊源于希腊、罗马传统的“城邦国家,商业城邦”是“欧洲中世纪产生城市、产生市民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历史条件。这种“城市及其自治,是中国历史上所绝对不会发生的。”“中国的城市、市井、市肆,却从来是在皇朝控制之下”,“中国从来没有产生过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
因此说“中国的中世纪也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倘若不是意外的历史事变打断客观历史发展过程,中国社会自己也能生长出资本主义来云云,”这是“非历史的观点。”(1)应该说,这是新的见解之一例。(2)这个见解,在以后的论坛上,也时有出现。(3)
另一位在80年代中期主编了一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著名学者,在该书中不但承认中国的明清时代,已有资本主义的萌芽,而且强调资本主义萌芽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作用,认为“资本主义萌芽是封建社会内部的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它具有新事物的生命力,它既然产生,除非有不可抗的力量,是不会夭折的,而是导向新的生产方式,我们在考察资本主义萌芽时,就应该考察它的延续性和导向性。”(4)这里所说的延续性和导向性,自然是指资本主义的导向和延续,这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这一巨著出版十年之际,著者“在进行了更深入、更周密的思改之后,”在多次学术会议上“提出了与自己过去观点完全不同的新见。”(5)在《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最近一次的“笔谈”中,著者进一步明白宣示:在中国的“历史研究上,不要提研究资本主义萌芽了。”(6)既然不提资本主义萌芽,那么“它的延续性和导向性,”自然更加无从谈起。
而在最近的一次关于中国社会形态及相关理论问题的学术讨论中,有些学者进一步认为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只能是一种假设”,是一个“假问题”。(7)
因此,如果说前者代表一种创新见解的提出,那么,这后者就代表一种重新认识的要求。
无论是新的见解的提出还是重新认识的要求,都令人耳目一新,无疑会引起学术界广泛的兴趣。就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问题而言,它富有启发的意义,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城市和古希腊、罗马以至中世纪以后欧洲城市的不同,是否就能引出“中国社会自己不能生长出资本主义来”的结论,这也许还需要进一步讨论。但是,中国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萌芽过程的缓慢、延续的迟滞和向资本主义导向的乏力,却是确定不移的现实。这里的篇幅不容作全方位的宏观估量。下面仅提供两个具体实例,附带作一点解说,看看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注释:
(1)顾准:《顾准文集》,1994年版,第312~316页。
(2)应该同时指出的是,在国外,这又是一个相当古老的观点。中国社会停滞论,在18世纪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和德国的古典哲学著作中,就已经出现过。
(3)参阅《中华学术论文集》,1981年版,第353页;《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第71页。
(4)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载《中华学术论文集》,1981年版,参阅许涤新、吴承明主编《资本主义的萌芽》,1985年版,第6页。
(5)李伯重:《吴承明先生学术小传》,见吴承明著:《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1996年版,第300页。
(6)《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第2页。
(7)参阅《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第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