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比较论文范文精选

一、建筑的空间特性

建筑是对一定自然空间的人为占有，是经过人工造作的空间秩序，所以人们对建筑艺术进行欣赏时，就不能离开建筑的空间形象。著名的意大利建筑美学家布鲁诺•赛维指出：“建筑的特性——就在于它所使用的是一种将人包围在内的三度空间“语汇”，建筑就象一座巨大的空心雕刻品，人可以进入其中并在行进中来感受它的效果”只有能将人包围在内的空间的东西才能称之为建筑，可见空间在建筑艺术中的重要地位。建筑艺术总是由实体物质围成一定的内部空间，但是同时，它也形成了外在空间，构成一种内外空间独特的审美关系。中西方古代建筑所使用的材料不同，所以也就使得中西古建筑的空间形态有所不同。西方的古代建筑材料主要运用石料、火山灰、水泥等，因此它们构成的内部空间宽大，建筑形象往往为单体建筑。像欧洲中世纪的教堂，是为了展示上帝的荣耀而建，用石料搭建而成的巨大空间，使人们从心理上感受到上的伟大与力量，当人们一跨进它的主厅中，便立刻肃然起敬。与西方古代的石材建筑相比较，中国古代建筑的显著特色就是土木结构，它的形成与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有关。亚洲大陆是古代世界农业的最早起源地，也正是因为这种以农为生的经济生活，使人们充满了对土地与植物的历史意识与审美感情。同时，那时的中国气候湿润，森林植被丰富，使得人们从开始营造之日起，就很自然地将搜寻建筑材料的注意力，随处可见的土与木促使中国古代建筑从一开始就朝着土木结构的方向发展。中国人们对土木表现出的高度兴趣不亚于欧洲人们对石头材料的嗜好，它是中国古代建筑美的主旋律。由于材料的限制，中古建筑没有能力进行立体空间式的展示，只能以四合院的形式，以一连串院落的平面连续，形成组合式的建筑群来完成。因此中古建筑个体中不会有像西方那么大的建筑空间，而是在群体建筑中进行分割，形成既独立又能组成整体的多个小空间。这种分割比西方艺术更加丰富多彩，使中古建筑的内部空间充满生机与活力。同时，由四合院演化的不同庭院空间也带来不同的功能性，如：居住型庭院——生活空间；宫殿型庭院——神话空间；寺庙型庭院——人的空间；园林型庭院——游览空间等。空间丰富性和多变性，使得中古建筑比起西方来更像凝固的音乐，更具有时序美。

二、建筑的实用特性

中西方古代建筑当然也非常注重其实用特性，西方建筑材料以石料为主，建造的房子先是一层，但很快人们发现可以在这一层的基础上加上一层而后是多层。这样尽管还是占用同样面积，人们却可以占用更多的实用居住面积。造多层建筑当然就要建造连接不同楼层的楼梯，在较温暖的地区，人们把通往一楼的楼梯修建在房子的外部，这样更利于人们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享受到温暖的阳光。同样的道理，人们往往在二楼上起个露天平台，以便充分感受阳光的照耀。这些改善建筑实用功能的方法，逐渐把欧洲房屋造就或具有阳台与内外楼梯的高层华丽建筑，也形成了欧洲建筑的独特风格。中国古代建筑受材料限制，不能像欧洲建筑那样向高处发展，它只能从四面扩展以扩大其实用功能。所以中国建筑占地大，形成以四合院园林为基本形式的大型化建筑群。以紫禁城为例，它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政治性建筑，也是集朝政，居住及娱乐为一体的实用性建筑，紫禁城南北长960米，东西宽750米，占地七十二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约十七万多平方米。由正阳门、大清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几大部分组成，历史久远，规模宏大，是中国古代建筑从四周扩大实用面积的典型，也是我国灿烂古代文化中的一件瑰宝。

三、建筑与环境的特殊关系

建筑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就必然与周围的环境产生关系。西方在创造园林的时候，用几何形状去强行限制自然景物，正如黑格尔所说：“最彻底的运用建筑艺术与园林是法国园子，它们照例接近高大宫殿，树木栽成有规律的行列，修剪整齐，围墙也用篱笆造成，这样就把大自然改造成露天广厦。”人工雕琢的痕迹随处可见。而中园古代的园林“虽有人作，宛有天开”，它要求园艺家用大自然提供的材料，按大自然结构来规范园林风光。所谓真山、真水、真景，达到“步移景异”的效果。黑格尔说：“中国园林艺术早就这样把整片自然风景，包括湖、河、岛，远景都纳入其中，让自然事物保持自然形状，力图模仿大自然。”所以，西方的园林是通过规范自然来达到有我之境，而中国的园林是通过宛自天开来达到无我之境。

四、建筑的科学技术手段

没有一定的科学技术作支持的话，建筑便无从谈起，西方古代的数学相当发达，而把数学计算运用于建筑的技术也很早就产生了，所以在建筑之前，他们都有完整的计术方案，为使建筑稳固耐用，西方古代建筑师们完全按中轴线原理两边对称来进行建造，并且按照一门科学一代代的记载流传下来。中国古代的建筑师们则呈现了左右对称的格局，无论单体造型，还是群体造型，建筑师们都采用了与西方古建筑相同的技术原理。在战国时期的建筑师鲁班便留下了《鲁公秘录》里面详细记录了各种匠技术理论，它为以后中国的建筑提供了建筑指导。由此可见，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古代建筑，它们都会受到一定技术的制约，什么样的时期产生什么样的技术，随之而来也就产生什么样的建筑。所以古罗马的万神庙，圣索非亚大教堂，北京的紫禁城，秦朝的阿房宫不可能在人类之初就产生，而只可能在人类的建筑技术发展到一定高度的时候才可能出现。

一、中西文化比较课程双语教学

具体实施措施笔者把中西文化比较课程教学环节分为课堂讲授、自主学习、教学活动和课外作业等多种形式。根据教学内容，安排了情景教学课，双语运用专题讨论课，双语运用专题辩论课，中西文化比较研讨课。情景教学。中西文化比较双语课程呈现情景模拟系列训练时，设定多个文化场景，分别组织学生进行实训，由此形成系列训练。通过实训，学生从中西方文化不同角度进行双语呈现的表演演示，进而理解本课程教学内容中相关中西文化比较的内容。表演中英语与汉语的比例为1比9。文化表演内容用英文，理论阐述用中文。双语运用专题讨论课。选取一些专题内容，如，中西方建筑文化，中西方艺术，中西方宗教文化，中西方思维方式等，让学生提前做好材料的收集与整理，教师做好课堂策划。在讨论中，教师用双语教授学生文化专题的精髓，并与当前文化现象紧密结合，提出若干问题，引发学生思考。学生用中、英两种语言参与课堂，提出自己对某一文化现象的认识，并作出对比。讨论中双语的比例为5比5。学生对文化现象的描述用英文，而文化的引申与思考则用中文。双语运用专题辩论课。选取若干具有可辨性的专题，如，中西方教育差异，中西社会规范体系等。教师先用双语传授基本知识，然后给出辩题，让学生课下收集资料，为辩论会做好准备。辩论课采用辩论会的形式，辩论总结陈述部分用英文，自由辩为中文。在双语的辩论中让学生对某一文化现象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与思考，更全面地了解他国文化，深入思考本国文化。中西文化比较研讨课。根据教学内容，确定一个综合性的课题，同学课下撰写小论文，确定一次课，进行研讨，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阐述其论文的基本观点。论文写作采用中文，阐述语言使用英文。除此之外，笔者还采取了提纲下自学，分组集中，课内实践，课外实践等方式按照一定的中英文的比例进行授课，以期实现此课程的双语教学理念。

二、双语教学的实施效果

在双语教学模式下，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也提高了其英语语言水平。使学生对很多文化现象有了深刻认识，如，怎样认识和评价中国的文化传统，如何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学生通过客观平实的剖析，从文化背景、民族精神、文化心理以及各种具体文化形态等诸多层面来探讨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在此基础上，再解决“中西之争”以及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问题。英文的使用使得老师、学生都要去查阅原版资料，同时要用另一种语言的思维习惯来进行对比，更彻底使用对比的方式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另外，现在有很多院校都与国外有着定期或不定期的学术交流，或与国外院校合作办学，这为教师带来了进修或考察的机会，有助于提高教师的英语和专业水平，也为双语教学提供了有利条件，利用这些条件，可明显提高双语教学的实施效果。

三、双语教学的现状

双语教学理念的实施受许多客观与主观条件的制约，主要体现在：第一，教材缺乏。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本较好的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双语教材，老师只能查阅各种单语版本的教材与参考书，然后经过教师的组织与加工，变成双语授课材料。这样的讲义系统性、科学性、逻辑性自然比不上很多单语教材，而且理论深度也不够，在指导学生深度比较方面就捉襟见肘。第二，学生英语水平制约。学生的英文水平，特别是口头表达能力较差，使得双语教学理念的实施有一定的难度。学生无法准确、流畅地叙述完某个文化现象，更无法用恰当的语言对其进行评价。老师上课英文讲得多，学生就会听不懂，进而听得不耐烦，思想就不能集中，老师必须又用中文赘述一遍，影响了教学进度。第三，师资匮乏。合格的双语教师是双语课能否很好实行的关键。而目前全国各大院校的双语教师均较匮乏，很多高校都是用英语教师和专业课教师担任双语教师。英语教师英语水平高，而专业知识薄弱，专业课老师专业基础扎实但英语语言表达能力较弱。第四，双语课和双语教学理念不统一。至今学术界对双语教学及双语教学实施的意见仍不一致。即使是在较早实行双语教学的北美一些国家，对于双语教学的批评也是不绝于耳。在此种情况下，双语理念的实施更是举步维艰。

四、解决措施

一是转变观念。从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增强语言运用能力的角度出发，培养既精通专业知识又具备较好的语言运用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二是寻找各学科开展双语教学的切入点。如何把英语语言能力和专业学习紧密结合是双语教学成败的关键。比如，中西文化比较课程中，使用英文对中西文化现象进行描述，多让学生看看西方文化原型等。三是依托高校的教学、科研优势。高校有着语言教学的经验、师资和管理优势，可以提供理论支持、进行课程设计、师资培训、教师交流、国际协作等。同时，双语教学的实践也可以完善和丰富高校理论与实践的内容。四是把握双语教学中的英语渗透力度。在一堂双语课上，让学生参与到课堂中来是教学的目的，否则教师说得再流利，学生没有参与，仍不是双语教学。五是加快师资队伍建设。对在职教师加强双语培训、聘请外籍教师、选送教师到国外进修。同时实现学校间教师的专、兼结合，校际流动，引进英语水平高、学科知识强的复合型教师，增强教师资源。六是精心设计双语课程，选用切合实际的双语教材。学校可采用统编教材、国外原版教材和自编教材相结合的方式，既经济又实用。这样既能保持双语教学的连贯性，又能保证学校的积极性。七是优化双语教学的环境。为学生创设双语环境，如，在教室里、走廊上悬挂双语图标等。同时开展各种双语课外活动，激发学生双语学习兴趣。尽管对于双语教学的界定和效果的争论还在进行中，很多学校却已经在积极地进行双语教学的探索，并且取得了一定成果。双语教学无疑会给当前的英语教学带来巨大的促进作用，大大增强学习者的英语实际运用能力和扩大英语学习的实践空间，为学生使用第二语言的思维打下基础。因此，抛弃双语教学的功利因素，从提高受教育者的综合文化素养和人文底蕴的角度出发，双语教学需要继续进行下去，关键是要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双语教学模式。双语教学是一种具有复杂性和挑战性的工作，也是一种前瞻性的探索工作。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双语教学之路，对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一、西方文化的强烈的时间边界意识及其原因

西方人的时间边界意识使西方人在生活方面体现强烈的边界意识。直接表现就是西方人通常有明确的时间表，和别人见面通常有需要预约的时间意识，多数西方人觉得自己的时间和他人的时间有明确边界。此外，强烈的时间边界意识使西方人的上班和下班时间通常截然分开，下班后领导很少会打电话叫下属加班。如果领导打电话叫下属为小事加班，西方人很可能直接拒绝领导要求。

西方人强烈的时间边界意识和西方文化的精确思维方式密切相关。西方人很早就有强烈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使西方人喜欢把事物分裂开来看待，因此西方人不同于中国人的整体思维，当然他们也有整体思维，但是西方人更偏爱把事物分成部分来加以认识，这种认识往往是从局部到整体，而且看问题很细致。因此这种思维方式主要表现为精细思维。精细思维使西方人很早就发展出精密的思维工具，在古希腊时代，亚里斯多德就发展出严密的三段论，亚里斯多德的三段论为西方文化的精密思维首次提供了严密的思维工具。亚里斯多德之后，西方文化的思维方式继续沿着精密的思维方式发展。

精密的思维方式对西方人的时间意识影响巨大，精密的思维方式使西方人把时间分成细小的部分，这种对待时间的范式使西方人有严密的时间意识，时间的边界意识强烈。西方人强烈的时间边界意识和西方文化的西方工业文化的效率意识密切相关。自从英国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的工业文化已经持续了几百年，工业文化对西方人影响深。工业文化不同于农业文化，工人上班有严格的时间安排，工人需要严密的时间意识。因此。工业文化使西方人有强烈的时间边界意识。

二、结束语

中西时间边界意识的巨大差异对中西跨文化交际难免带来一些障碍。中西文化的时间边界意识比较可以为中西文化交流扫除障碍。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在和西方人交流时就要有较强的时间边界意识，首先一定要把上下班时间截然分开。需要做的事尽量在上班时间通知西方人。其二，和西方人见面时，一定要预约，否则可能会吃闭门羹。此外和西方人交流，一定要注意守时。

作者：张朝政单位：内江师范学院外语学院

摘要：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人类的智慧观也开始呈现出趋同的一致性。而纵观中西两大文化体系千百年的发展，诸多的不同值得我们研究和探索。本文将着眼点放在传统文化上，从智慧的获得方式，智慧的管理手段，以及智慧的导向作用上，对比了中西方的不同智慧观。并得出了三对特点：积累的、神赋的；道德统治的、意志统治的；修身的，扩张的。

关键词：智慧观 对比 中西文化

1、引言

智慧，一直是人区别于动物，甚至是人区别于人的一个重要尺度。人们对智慧的普遍认识和看法，广泛流露于古代经典的文学著作之中。并在当今人们生活的具体方面都有呈现。本文尝试从智慧的获得、智慧的管理，以及智慧的作用三个方面来阐述中西两大世界文化体下，人们智慧观的根本差别和看法。

2、关于智慧

辞海中，“智慧”一词有如下的定义：“对事物认识、辨析、判断处理和发明创造的能力”；而对“智力”一词的解释如下：“通常称‘智慧’。指学习、记忆、思维、认识客观世界和实际问题的能力”。由此可见，智慧通常体现为一种能力，并且是一种非机械的，对其他事物的反应能力，并以此区分人的智慧和动植物的智慧。早有《荀子・王制》曰：“草木有生而无知”，近有科学研究植物动物的智力，但仍很少称其为智慧。可见，智慧的外延广于智力，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人们通过理性思维、合理使用语言、信仰、直觉等来获得智慧。

“智”早在古代为会意兼形声字。从日，从知，知亦声。“知”的后起字。本义为聪明，智力强。《淮南子・真》中“智者，心之府也”；《方言》中“知或谓之慧”；而佛教中的“慧”意译为“智慧”，即“般若”，如 “慧眼”指佛教的五眼之一，能够看到过去和未来的智慧之眼。

代表欧洲传统的希腊语中的“智（sophia）”指哲学家的天赋。哲学家用“智”来投身当时社会生活不断追求真理；“实践智慧（phronesis）”在哲学上指在确定目标及达到目标的手段中的智慧，意指政治家的才能；“知识（episteme）”意指一种科学知识的形式，在掌握控制自身行为准则的人们身上得以展现和发展。西方心智哲学和心理学家斯腾伯格对“智慧”的定义：以价值观为中介，运用智力、创造性和知识，在短期和长期之内通过平衡个人内部、人际间个人外部的利益，从而更好地适应环境、塑造环境和选择环境，以获取公共利益的过程①。

论文关键词：中西文化融合；林纾；传统文化；反思

论文摘要：林纾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是在中西文化融合与近代中国出现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他着重对儒家的“中庸之道”、儒学界不切时务的不良风气、传统小说的“旧式模式”与传统史学的“正史观”、“士农工商”的封建等级观以及男尊女卑的伦理观进行了批判性反思。林纾虽主张用“西”学改造“中”学，但他反对解构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始终坚持对传统文化的信仰。

林纤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是在中西文化融合与近代中国出现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在知识分子的“群体意识”和“集体自觉”精神的感召下，在民族危机来临之时，他与众多学人一道共同承担起创新传统文化的使命与重任。

林则徐、魏源等人倡导的“经世致用”、张之洞等人主张的“中体西用”以及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对传统文学、史学的批判，在林纤的思想中均有鲜明体现。

从文化重建的价值意义角度来看，有效的文化反思需要学者突破思想上的条条框框与陈规戒律，既做“局中人”，又能从“局中”跳出来以旁观者的眼光客观审视原有文化。对于负有近代古文大家身份的林纤来说，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他“年十岁受书，读欧文、杜诗，能作慧解。……自十三岁至二十校阅古籍，不下二千卷，强记博问，又擅画山水，才名噪甚，为古文，寝馈昌黎，而于桐城诸老，亦欣慕焉”。他不懂西文，用文言文译述西方小说，又足以说明他的旧学根底之牢、传统文化的浸染之深。难能可贵的是，林纤并没有受到旧学思想的局限，他勇敢地跳出“格局”，以旁观者的清醒意识客观冷静地审视传统文化，通过自己的理性反思致力于传统文化的改造。

一、林纤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背景

(一)中西文化的融合

中国传统文化是典型的华夏—汉族农耕文化，在几千年的文化交流史上，它面对的周边异质文化主要是游式或半农半牧文化。在彼此的文化比较、冲突与融合中，华夏—汉人虽可能在军事上被“夷狄”所征服，但常常在文化上征服“夷狄”，演出文化史上的“征服者被征服”的奇特现象。在这一意义上，古代中国文化在周边异质文化的碰撞下从未遭遇文化危机，其“夷夏之防”的文化心理也从未受到挑战，中国人“内夏外夷”、“以尊临卑”的心态始终一以贯之。

论文摘要:文化是一定区域的人们长期融合所形成的共同的心理素质，中西方文化各自发展了悠久的岁月，都保有自己的特性，本文从中西比较的角度来分析中国文化的伦理型等特征。

论文关键词:中国文化西方文化比较

人类的文化宝库是众多民族或国家共同构建的，这些多元文化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由于地理环境、历史背景、发展过程，以及其他因素的不同，各个民族都有其特征，东西方文化也各有其特色。

中国的忠恕之道与大同思想和西方的个人主义，对中西方文化的各个层面影响深远，中西文化的主要特征，大都由此衍生而来，中国人重视伦理，西方人重视法治。西方个人主义盛行，人人都想充分发挥自己独特的个性，充分享受个人的权利与自由，为了避免个体与个体的冲突，使人不至于因个人自由的过分膨胀而妨害到别人的自由，制定了较为严密的法律来匡正个人行为。中国地处于半封闭大陆性地域，经济以农业为主，宗法制与专制并行，且相互影响、制约，这样的社会历史环境孕育了伦理型的中国传统文化，这种文化类型不仅在观念的意识形态方面发生着久远的影响，而且深刻地影响着传统社会心理和人们的行为规范。如在维持善良人格与良好人际关系上，讲求五达道、三达德，《中庸》道:“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川靠人们内心的品德和智慧，正确处理这五种人际关系，达到和合的理想境界。中华传统重视对天地君亲师的尊崇;重四维:礼、义、廉、耻，认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此外，还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八德。

“中国文化以家族为本位，注意个人的职责与义务，西方文化以个人为本体，注重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即带着父系血缘关系残余跨人奴隶社会，血缘关系通过家族组织影响很大，家庭成员把家庭看得比个人重要，而且特别重视家庭成员间的权力与义务，亲属关系转换为宗法性的伦理道德形式，并以此规范人们社会心理和行为。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征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百行孝为先，孝为德行之根本，“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尊君、敬长、尊上，用孝道规范人生行为，理性地践行忠孝观，《荀子·子道篇》:“孝子所以不从命有三:从命则亲危，不从命则亲安，不从命乃衷;从命则亲辱，不从命则亲荣，孝子不从命乃义;从命则禽兽，不从命则修饰，孝子不从命乃敬。故可以从而不从，是不子也;未可以从而从，是不衷也。明于从不从之义，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惹以慎行之，则可谓大孝矣。《传》曰: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此之谓也。荀子的“三不从”强调孝子应慎重思考，从维护家庭利益出发，理性地分清对错后再行孝道。在宗法制度下，孝道通过孝亲忠君传输下去，从社会心理层面、行为规范层面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塑造了独特的伦理传统，即在维持和谐人际关系上，注重的是个人的德行修为，而不是要靠强制性法律约束，这显然比西方的法治高明得多。

有人说，如果把西方的文化视为“智性文化”，那么中国文化则可称为“德性文化”。但中国传统文化之重“德”，并不是说它轻“智”，它是一种德智统一、以德摄智的文化，即德智双修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在道德前提下，主张德(道德)、智(知识)双修，通过知识积累完成人格提升，《中庸》:“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尊德性”指不断加强人的道德修养，“道问学”指对知识的学习，从此处可看出“德性”为尊，“道问”为次。后世朱熹、陆九渊虽就尊德性、道问学孰轻孰重有过争辩，但二人均未走出《中庸》的传统，仍以“德性”为尊，“道问”为次。明朝归有光提出“尊德性”与“道问学”并重:“尊德性者，非以专于内而不兼乎外;而道问学者，非以徒鹜乎外而忘其内也。德性不离于事物，则尊之者不离于问学矣。”讲以道问学、尊德性为一，智性与德性不可分开，主体可借助求知途径达到自身道德的升华。西方的智(知识)性文化，只是单纯地探讨宇宙的终极实在，以及宇宙的客观构造，关注的是外在世界;儒家则以道德实践为基础，将此转为对内在世界的自我把握，鼓励人们在道德实践中体悟以人为中心的宇宙真原，这是有别于西方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中西文化的差异还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西方文化认为人是站在自然界之上的，有统治自然界的权利，人在征服、战胜自然的艰苦斗争中才能求得自身的生存，人与自然是敌对的;中国文化则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董仲舒认为:“何本?日: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地人三者共同构成万物之根本。张载道:“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之疲瘾残疾，载独鳄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此篇把人与万物合为一体，把人伦贯穿到天地万物之中，把天道及天命道德内化为人的本性，从个体之德发展到家庭，再推及天下，形成互助互爱的一家人，达到天人合一。

中国文化这种注重道德人格，培养道德情操和精神节操的伦理性，鼓舞人民自觉维护正义，忠于国家民族，有利于社会、人的发展，中国文化的伦理性特征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道德基础，也是中国文化得以弘扬的人文渊源。随着西方积极探索精神式的近代科技兴起，中国文化的道德人伦内敛型使得人们更多关注的仍是自身的德性修为，而不是外在世界，国民缺乏科学的探索精神，因此自然科技的发展曾一度停滞不前。

论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学习的重要意义

一、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有助于正确认识与理解各种文化的本质和特征，从而理性看待中西方文化

文化就其本质就是人类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在人类千差万别的生存模式和价值观中，中国文化和西方两大迥异的文明形态与冲突及其富有戏剧性的历史命运，更是引起了东西方学者的高度关注和认真思索。延续了5000年，从未中断，给世界以巨大影响力的中华文明，在其漫漫发展的历史长河过程中，其优秀传统是什么，其留给后人的负面影响又有什么?当今在世界上借助于资本和科学技术优势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文化，其精华和糟粕又各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只有把他们放到人类文明发展演化的大背景下。放到全球文化多元共生的大视野中，才能得出清醒的判断。那么，遵循怎样论文联盟的逻辑起点才能进一步把握某一特征文化系统的特征与性质，并正确鉴别其中积极与消极的因素呢?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目前，学术界比较通行的逻辑起点是站在文化的地域和民族特征基础上，并把东西方文化不同的文化传统的剖析和文化基本精神的比较作为统摄整个文化比较的中心线索。在彼此的文化比较中，从东西方文化形成的背景与基础人手，通过分析不同文化赖以产生的不同地理条件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原初生产方式及经济社会结构模式等文化景观，由此导引出对不同民族精神的初步探讨。在此基础上，再选择一些在文化系统中有着最普遍联系和广泛影响的文化现象展开具体分析。通过对东西方文化在上述诸方面基本异同的比较，使我们对东西方文化的不同总体价值在文化诸要素中的体现有一个系统的把握，进而全面认识东西方文化精神在文化演进中产生的积极或消极作用。通过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可以透过世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纷繁复杂的各种文化现象，廓清其本质，从而理性地看待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

二、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有助于进—步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当今，在西方文化处于强势地位的情况下，一些西方政治家和学者认为，在东方、西方以意识形态为主的对抗结束之后，各民族之间在经济贸易、旅游、网络媒体通信等方面的相互作用的增长正在产生一种共同的世界文化，随之而来的应当是一个以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和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普及为基础的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但是，冷战结束近20年来，国家分裂、民族矛盾导致的地区性冲突与局部战争却愈演愈烈。各个国家在分享现代技术文明成果的同时，不同种族、宗教之间的文化与价值的认同度不仅没有增强，反而减弱了，以西方文化的生存模式和价值观为核心的世界共同体并没有建立起来。而且，诸多事实证明，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西方文化存在着自己难以克服的矛盾。相反，我们欣喜地，东方文明中也存在着推动现代化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内在动力，我们既可以从20世纪后期东亚经济的崛起中看到儒家精神的驱动力，更可以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的提高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巨大魅力。改革开放以来，在西方文化借助于资本和技术优势处于强势地位地影响下，部分中国人盲目推崇西方文化，主张以西方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取代中国文化。部分人心中的文化自卑心理也就应运而生了。理论界就曾经历过一段盲目、浮躁、浮浅地谈论和引进西方文化的时期，其直接后果是变相地忽略了对中的研究，也影响了对西方文化的进一步借鉴。其实，通过比较我们便会发现，每种文化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套体系，都有其生长发育的源和流，都蕴含着自身的内在智慧，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内在的生命力和优越性。从深层次看，世界各国人民的智慧实际上是相通的，国家、民族、种族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文化之间是平等的，只是各自的发展历程和表现形态有所不同而已。对不同文化的进行比较可以增加对其它文化的了解。同时，在这种比较中，我们还能全面深刻地认识到中华文化也属于世界上的一种优秀文化，面对外来文化冲击的时候，我们既无必要妄自菲薄，更无必要妄自尊大。

三、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有助于进行文化传承和创新

任何一种文化都通过传承而延续，通过创新而发展。传承是文化存在的形式，创新是文化进步的灵魂和发展的动力。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长期延续而没有衰亡和湮灭。就在于这种文化善于传承和创新。通过对中西方文化的深入比较研究，我们既可以领略西方文化“人文主义、理性主义、探索精神”等的魅力，也能体会中华文化“天人合一、和谐中庸、务实求真”等的博大精深。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是世界文明史上发展史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化，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为整个世界的进步作出过卓越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必须在文化建设的过程中进行文化传承。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国文化存在着糟粕和落后于时代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必须进行文化创新。我们必须拿出文化创新的勇气，增强文化创新的自觉意识。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才能知道哪些东西需要传承，哪些东西需要创新。通过中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能够进一步使我们对如何进行文化传承和创新作出更加理性的判断和选择。比较将会从一个更为合理的角度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和学习中西文化提供一种参照，提高我们对中西方文化的理性认识。

总之，我们一方面要结合时代精神继承和发扬历史优秀文化，一方面也要积极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中国是一个有着优秀文化传统的国家，继承和发扬这些优秀文化，根据时代特色创新文化的内容和形式，开放文化资源，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影响力。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体育文化是人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是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反映，体育文化在满足不同社会文化条件下的人们的需要时，形成不同的体育文化个性特征。”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体育运动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标准也在发生变化，社会发展的情况决定了其体育的发展现状，社会生产方式与发展同体育文化的发展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从历史发展来看，社会本身即是一个艰苦、长期的发展过程，因此体育文化的发展也必须遵循这一规律，随着历史的变化不断发生演变。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同地域、民族的体育文化由于受到的影响因素有所不同，因而形成了不同的体育文化。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了中国不同地域环境、不同的文化区域以及不同的民族文化特性。中国体育文化在长期的传播与交流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其源于古罗马、古希腊为代表的西方竞技思想的体育文化存在着一种互补与突出相融合的矛盾。这两种文化在多方面接触后的冲突与互补尤为明显和加剧，研究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冲突和互补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起源和特征

1.1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起源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是我国各民族世代相传，以发展身体、增进健康、提高身体机能为目的的人类社会活动。在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历史长河中，生活在不同地域的各个民族，所接受的外来文化和各个民族的文化交融方式不尽相同，因此形成具有各个民族特色的民族体育文化。

1.2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特点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国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许多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不仅具有很强的健身价值，而且还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丰富的娱乐、教育功能。分类主要是以活动内容与形式来划分。以歌舞伴乐为形式的称之为娱乐类；以对抗竞争为形式的则称为竞技类。娱乐类。

1.2.1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产生和发展，受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的制约。在历史发展长河中，民族传统体育如同民族文化、民族风俗一样与民族地区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它同样受到政治、经济的制约。多年来的历史证明，哪一时期社会稳定、经济振兴，那么这一时期的民族文化、民族传统体育就得到发展。

1.2.2 民族传统体育集文化、娱乐、体育于一体。民族传统体育与现代竞技体育不同，它的活动内容涵盖着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风俗，这些体育活动多在喜庆节日或丰收农闲、恋爱社交、宗教祭祀中进行。因此它具有多方面特点。

西方文化倾向于“真”在他们的艺术领域也有着非常明显的表现。如果说中国艺术里更重视“美”“与”善的关系的话，西方艺术则更重视“美”与“真”的关系。柏拉图因为艺术是模仿的模仿，是影子的影子，所以在他的理想国里是要驱逐诗人的，因为它是不真实的。亚理士多德力主模仿说，要求艺术家创作不能离开生活的真实。从西方的绘画也可以明显可以看出来，西洋画的透视画法，追求真实性是第一位的。在文学领域则表现为强大的现实主义传统，当然这是从艺术风格而言的。如果从主题上研究的话我们也可以找到很多例证，比如，《浮士德》中浮士德博士一生对人生如何才能得到幸福这个问题答案的苦苦追寻；《安娜•卡列宁娜》中列文对真实人生的追求，安娜对真实自我的追求等都可以看出西方文化是一种求真的文化。通过对西方和中国艺术史的对比研究，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西方艺术是“真”与“美”的结合，而中国艺术是“善”与“美”的结合。西方文化的求“真”性格是科学思维的产物，但当它形成之后又对近代科学的兴盛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梁漱溟便认为西方文明是成就于科学之上的，梁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有这样一段话说得很好：“西方人走上了科学的道，便事事都成了科学的。起首只是自然界的东西，其后种种的人事，上自国家大政，下至社会上琐碎问题，都有许多专门的学问，为先事的研究。因为他总要求去求客观公认的知识，因果必至的道理，多分可靠的规律，而绝不是听凭个人的聪明小慧临时去瞎碰所以拿着一副科学的方法，一样一样地都组织成了学问”。

梁氏的这段话极精当得概括了西方文化的特征，科学的精神也就是求取真知的精神。迥异与重“真”的西方文化的是以道德作为文化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牟宗三在《中国哲学十九讲》中认为中国文化在开端处的着眼点是在生命，因为重视生命、关心自己的生命，所以重德。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道德为中心的，这是学者们的基本共识。与西方文化重客体的“真”相对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却看重主体的“诚”，认为诚实是重要的美德。对于“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的重要性，我想通过对儒家两部重要典籍《大学》和《中庸》以及《孟子》的分析进行说明。《大学》的《“经文”章》这样写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诚”的重要意义，也可以看出中西文化的异同。“诚意”是由知识论到价值论的一个转折点，因为我们可以把“格物”看成是认识论的，而“致知”则可以看成是属于认知论的，从“诚意”开始转入了价值论，“诚意”是进入儒家道德人生进路的第一步。没有“诚意”“正心”的功夫，就不会有后面的“修、齐、治、平”。如果我们稍加细心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西方文化的终结处，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的起脚点，因为西方求“真”的文化的功夫正是在“格物”“致知”上。《大学》在解释“诚意”时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就是要以真面目来对待自己，做一个真实的人。只有首先做到不自欺，才有可能会不欺人，这正是孔子讲的“己所不欲，勿施欲人”的道理。一个人要做到“诚意”就应该“慎独”，就是谨慎对待自己的独处，因为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才是真我显现之时。孟子讲“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又讲“吾日三省吾身”实际也是在讲如何“慎独”的问题。“四书”的思想是基本一致的，从此也可以看出。《中庸》里论及“诚”的地方也很多，从二十一章到二十六章都是在讲“诚”的。《中庸》认为圣人可以由真诚达到明德，这是其天性，而贤人经过努力也可以由明德而达到真诚。只有达到了天下至诚才能尽人性、物性，才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为参。只有真诚能感化万物，与神灵相交感，甚至认为没有真诚就没有万物。

《孟子•离娄章句下》则在天道与人道的关系上讲了“诚”的重要性：“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这样就将天人格化了，通过“诚”使天道和人道贯通起来。在孟子这里，“诚”被认为成宇宙万物的最终实体，也被认为是道德主体的最终实体或称之为道德本体，“诚”即是仁体本心。孟子在艺术领域，儒家讲的是“有德者必有言”，要求艺术作品是作者真实情感的流露，于是便有了“文如其人”“书如其人”等说法，还有一个重要的命题就是“修辞立诚”。虽然不反对润色语言，但更看重真情实感，修辞是为了立诚。如果没有作者的真诚在，再优美的语言也只是巧言令色。我们在欣赏陶诗、苏词时也是在欣赏陶渊明、苏轼的人格。直到今天，我们评价一个人时往往首先关注的仍是这个人是不是诚实，可见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很深远的。通过对“真”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与“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西方文化的关注点在自然，在知识，而中国传统文化关注的焦点在人事，在道德。

我们平日常讲要中西结合，这是一句很笼统的话，如何结合，在什么层面上结合才是问题真正的核心。只有找出了中西文明的不同性格，才能知道该如何交流，也才懂得如何对待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因为对“真”用力不够导致了科学的不发达，导致了近代的落后。而西方文化由于对人的问题关注不够，使其在科学发达的时候人们仍然感觉不到幸福，因为工具理性思维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异化。传统文化的错误在于不重视“真”，而不在于重视了“诚”。用梁漱溟的话讲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不同路向文化之间的关系，走得是不同的道路，而不是先进和落后的关系。

作者：吴锋单位：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一、不同点及其产生的文化根源

中西方的同性恋文化，在法律与民众接受度两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研究发现，西方国家的法律接受度较中国为强，而在民众态度上则为弱。在西方世界，同性恋婚姻合法化虽历经波折，但其成果却不容小觑。至2013，美国已有8个州承认同性恋婚姻。在英国，“从2014年起，同性婚姻在英格兰与威尔士得到法律认可”。在西方其他国家，结果也同样乐观。“目前，加拿大、瑞士、挪威等国都已容许同性结婚。挪威最近通过的同性恋婚姻法，允许同性恋在教堂举行婚礼，可以收养儿童或者进行人工受孕”［6］。而在中国，“法律对同性恋婚姻可以说是一种规避，或者说我国法律在同性恋婚姻方面处于一种特殊的真空状态。1997年我国新《刑法》颁布将流氓罪取消后，法律对同性恋问题就再无迹可寻”。因此，同性恋合法化在中西方法律保护方面存在差异。而从民众接受度来说，即便西方法律已为同性恋者提供了更多保护，但民众以各种形式反对同性恋的新闻也屡见不鲜，如2013年法国十几万人反同性恋街头大游行。中国的反同性恋态度就相对比较和缓，除个例外，几乎很少有类似的有组织的反对活动。

之所以产生以上这种差别，主要是受中西方法律文化与宗教文化的深刻影响。在西方的法律文化中，“权利是西方法律文化的内容，保护权利是西方法律的一贯追求，实现正义是西方法律文化的最终目标”。在这种文化孕育下，人权与自由被充分提倡，因此西方民众在保障自身合法权益方面就具有更强的法律意识，也成立更多的社会福利机构或服务机构，为同性恋者维权。相较于西方，中国的法律更多是“用‘义务’来强调法律的威慑作用”，并且“人治”文化已深入人心。因此，中国同性恋者为同性恋婚姻立法、保障同性恋自身合法权利的呼声就相对较弱。此外，在宗教文化方面，深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西方民众从意识形态与价值观上难以接受同性恋现象，因此接受过程缓慢且充满波折。在中国，儒家文化影响深远，其最重要的思想之一“中庸之道”更是深入到老百姓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因此，民众更倾向于不强出头，不随便惊动他人、政府或法律。更何况古语里还有“枪打出头鸟”的说法。所以人们对待同性恋的态度是相对温和，即便有些人秉持着反同性恋的态度，但也不会公然反对或形成大范围抗议。

二、中西方同性恋观的差异体现的文化意义

通过以上探讨可知，同性恋文化在中西方社会都同样存在并且在文化繁荣的时期和地区蓬勃发展，这样的共同性源于文化演变规律中的“情（性）欲原动力律”以及中西文化互根性的特点。因此，同性恋现象与文化并非是一个部落、地区、国家或种族内的文化异类，而是人类共有的性选择现象。它无关乎一个国家或种族是否先进，也无关乎一种文化是否优秀，它只是一种情感的正常表达。因此对待同性恋文化以及对待同性恋者，一味地反对是不可取的，与看待其他任何文化一样，需辩证地看待同性恋。这样的处世待人之道不仅是尊重了文化的多样性，尊重了同性恋文化和同性恋者，更是体现了自身文化的优越性。

尽管同性恋文化在中西文化中有其共同性，但其遭遇却有着较大不同。这样的不同源于中西法律与宗教文化的差异。西方人偏“理性”且讲求权利捍卫，而中国人偏“感性”且讲究履行义务。对于中国人来说，“感性”的思维方式使得人们更加注重人际交往中情感的表达，常以感情的深浅来行事，因此汉语里也常有“重义气”、“讲感情”等词来夸奖一个人的品德。讲求义务的履行则是体现了中国人的奉献心、责任心以及善良品性，而“中庸之道”更是进一步鼓励了中国人中庸谦和、不走极端的待人处世之行为。以上皆是我国华夏文明的优秀之所在。但是这种处世之道同时也使人们容易忽视对自身权利的捍卫，导致委曲求全，遇事不敢声张，更可能造成对社会不公的冷漠，导致了中国同性恋者过多默默承受着社会的异样眼光与压力，从而将情感焦点更多转向与私人的小爱，而无视了对整个同性恋大家族的维权与大爱。因此，在权衡权利与义务、捍卫自身正当权益方面，中国同性恋者应学习西方“理性”“维权”的意识，更加主动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让更多人真正了解与理解同性恋文化，让整个同性恋大家族能尽早在法律的保护下健康发展。

三、结语

在中西方不同的社会文化中，同性恋文化与同性恋者的境遇有共通之处，亦有不同之处。共通之处使得不同种族的人们加深了对同性恋的了解与理解，让人们能够更加平心静气地看待异己文化；不同之处则提醒了我们时刻注意趋利避害，在了解自身文化长处之时，也能看到自身文化的不足，从而找到进步的方向，切实完善本民族文化，发展本民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