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地理论文范文精选

摘要：历史教科书是历史课程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课改以来，我国历史教科书研究取得累累硕果，主要有对课改新教科书的研究成果、对港澳台及国外历史教科书的研究成果等方面。但是，在对国外历史教科书研究方面还存在研究国家范围小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关键词：新课改；历史教科书；研究综述

2001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颁布标志着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启动。迄今为止，十年过去了，我们在历史课程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作为历史课程改革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历史教科书改革，其成果也非常显著，这是值得肯定的。在历史教育领域中，我国各界人士对于历史教科书的观点更是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新课改以来我国历史教科书研究进行全面的回顾、总结和反思，更是具有现实意义。

一、对论文成果的综述

（一）对课改新历史教科书研究的介绍

自国家实行一标多本以来，研究的论文相当多，特别是2001年课程改革实施以来，这方面的成果更加丰硕，现将课改以来对新历史教科书的研究成果简单介绍如下：在关于教科书编制理论方面的研究方面，国内学者多从教科书的编制理论、历史观、编制原则等方面来对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提出各自的观点。其中，研究历史教科书逻辑关系的有黄牧航的《论中学历史教材的逻辑结构》（《历史教学》，2003年6期）一文，文章强调“任何一个学科的中学教材都必然包含三种逻辑：学科体系逻辑、学生学习心理逻辑和教材编写逻辑，历史教材也不例外。” [1]在关于历史教科书内容体系的研究方面，学者多从教科书的整体内容或对某一具体的内容来对我国课改新教科书进行研究。其中，对某一具体内容进行分析的文章，则多是从反映某一具体意识的内容出发进行论述，比如教科书的内容反映了或缺乏了女性角色意识、环境意识、爱国意识等等，如宋纹的《“大‘少数民族主义’”》（《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4年第11期）。在对于历史教科书使用的研究方面，学者多从新课改的教育理念出发，要求教师改变传统的教材观，树立新的教材观，改变传统的“教教材”的教材使用方式，树立新的“用教材教”的方式。比如说，张洁在《历史教学》（2005年9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新课改下历史教科书使用问题》的文章，文章指出：“在新课标的指导下，我们教师应该科学地看待新教材，创造性地使用新教材，不唯书，不唯上，积极地开发和利用有效的教学资源，转变师生的教与学的方式，促进学生全面素质的培养和发展。” [2]在国内对于不同版本历史教科书比较的研究方面，学者多对不同历史教科书的某一结构进行比较，或者对不同历史教科书的某一内容进行比较，更有甚者，则对不同历史教科书的整体进行比较。比如，硕士学位论文《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历史教科书比较研究》（2006年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戴昌保）则是从教科书的结构、内容、活动课的设计等等方面来对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实验历史教科书（八年级上）进行整体的比较研究。在对于历史教科书结构的研究方面，有的学者研究教科书的某一结构，也有的学者则对于教科书的整体结构作系统的研究。其中，在对历史教科书的整体结构进行研究方面，学者多是从系统论的角度把教科书的结构分为课文系统和课文辅助系统，然后对这些结构进行功能分析。比如说，硕士学位论文《中学历史教科书课文辅助系统研究》（钟杰，2006年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就是以系统论为支撑，并把中学历史教科书课文辅助系统分为导学系统、图料系统和巩固系统，并对这三大系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文章对具体的例子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应用性极强的设计案例。但是，有的学者不是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研究历史教科书的整体的结构的。比如说，硕士学位论文《中学历史教科书的设计理念与组织结构初探》（张耀辉，2011年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则是从新课改背景下历史教科书的功能定位出发，深入分析为了达成历史教育教学功能和价值最优化的新课程背景下的历史教科书结构。这些研究无疑对现阶段新课改中的处于一线的历史教师的教学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二）对港、澳、台和国外历史教科书研究的介绍

在当前研究历史教科书的热潮中，运用比较的方法对中外的历史教科书进行研究已取得累累硕果，这不仅有利于我们对国外历史教科书的编写特点有所了解，而且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历史教科书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解决措施，从而推动我国历史课程改革的顺利进行。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学者除了对香港、澳门和台湾的历史教科书进行研究，还对国外的教科书进行研究，在对国外的历史教科书研究的论文中，研究英国、美国、日本的历史教科书比较多。在对英国历史教科书的研究中，如《史料在英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应用初探——以HODDER教育版、牛津版和剑桥版为例》（2011年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一文。在对美国历史教科书的研究中，《美国高中历史教科书结构研究——以McGraw-Hill版和Prentice Hall版为例》（2010年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一文对美国历史教科书的学生版以及教师版的结构均做了全面的研究，并分析其结构特点及启示，打破了以往对美国历史教科书研究中未见对教师版研究的局面。还有的论文主要研究美国历史教科书的史料运用情况，如《美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史料运用研究——以为例》（2011年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还有一些论文主要进行中美两国历史教科书的比较，其中，有的论文偏重教科书内容的比较，如《中美两国历史教科书比较——以“抗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章节为例》（2011年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也有的论文偏重对中美历史教科书对课程目标的体现的比较研究，如《中美两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在课程目标中的体现比较——以两国的独立解放战争为例》（2011年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在对日本历史教科书的研究中，从笔者目前找到的论文资料来看，笔者发现这些文章多是从日本历史教科书擅改历史史实和由此体现军国主义思想的残留等等这些问题出发，研究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和影响的，如《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根源探析》（2008年贵州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还有在《日本教科书审定历史观浅析》（2008年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一文中也有就扶桑社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的内容进行分析，然后批判了该教科书的指导思想自由主义史观。另外，有的学者对香港、台湾和大陆的历史教科书进行研究，包括对教科书的结构、内容和语言风格等方面的研究，来为更加能体现新课程理念的学本化的历史教科书的编撰提出具有启发性的建议、意见，这方面的文章有很多。其中，《当代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中学历史教科书结构研究》（2004年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一文，主要运用系统论的原理对20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的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结构变化做了纵、横向的比较研究，并探讨了其变化的原因和提出了作者对中学历史教科书结构设计的一些构想。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涉及到新加坡历史教科书的有李晓康所写的《新加坡历史教育与政治发展》（《公共管理研究》第9卷）的文章，文章“通过20世纪50年代以后新加坡历史教育课程的发展，以及在80年代以后政府编撰的初中新加坡历史教科书的演变，探讨历史教育与新加坡人的国家身份认同变化的关系” [3]，从而“探讨历史教育作为当地国民教育计划核心部分对新加坡政府维持政治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作用。” [3]在这篇文章中所涉及到的新加坡历史教科书部分也只是讲到教科书的内容根据不同时期政治的需要而侧重点不同，而没有涉及教科书的结构问题。从国内对港、澳、台和国外历史教科书的研究情况来看，对历史教科书结构的研究多是从系统论的角度把历史教科书的结构分为课文系统及课文辅助系统来分析的。

历史地理学既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由于其所研究的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及其有关间题，这就必然要运用到古代的文献记载。所以历史地理学既要掌握前人积累的丰富史料，同时又须具备深广的地理基础知识，是一门探索历史时期各种地理现象发生、演变过程和分布规律的学问。而我国有5000多年的文明历史，史料汗牛充栋，而且国土辽阔，地表情况复杂，极有利于历史地理学发展，其形成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汉书·地理志》，但是现代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则肇始于本世纪20年代。直到50年代以来，由于这门学科的属性尚在不断讨论之中，教材的编写尚属空白。为应时势之需，在1983年，现代中国厉史地理学创始人之一的史念海先生受原教育部的委托编写中国历史地理学教材。史念海先生“早岁即以淹贯经史群籍，覃思卓识，著称当世，近三四十年来，既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又能广泛地利用考古文物方面的新发现与史料相印证。70年代起，更以花甲之年，对黄河流域中下游以及淮河下游、太湖周围地区作了10年以上有目的的深入而细致地考察，治学方法的突破前规”(《河山集·四集》谭其骥序)，使其学术风貌随之显著改变，在此基础上史念海先生编就《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一书(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版以下简称《纲要》)，此书不仅是一部富有新意的教科书，而且也是作者一本系统的学术论著，它使我国历史地理学与研究有了范本。这部书有如下一些特色和优点。

第一，该书结构新颖。全书69万余字，分上下两册，共7章.第一章是绪论，不仅系统地阐明了对历史地理研究范畴的认识，追溯了中国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起源和形成过程，而且也体现了史先生对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治学方法。通过实地考察不仅可以订正有关文献记载不尽确实之处，如宋夏战争中的永乐城，经作者实地考察发现史料的记载与实际的地方不相符合，而且认为实地考察和文献记载并行运用，应该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有效手段。此外绪论还精辟而生动地论述了历史地理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第二章至第七章，系统地阐述了中国自然、民族、人口、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部门历史地理，在很长时期历史地理学一直作为历史学的附庸，直到本世纪20年代西方近代地理学传入我国以后，随着地理学的方法、概念和理论的注人，它才被作为地理学的一部分。但无论如何，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成果对于历史学和地理学都很重要，这一点在绪论里史先生有反复论述，所以《纲要》一书在侧重于历史人文地理的同时，亦用很大篇幅论述中国历史自然地理，包括水文、地形、植被、海岸与农牧地区等自然环境变迁的研究，特别着重叙述了黄河中游地区森林草原的盈缩，农牧交错地带的开发过程，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内容翔实，引用史料广泛，特别是把黄河中游的侵蚀和下游的堆积联系起来研究，在侵蚀和堆积方面又引进计量研究，将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环境的变迁具体化、数量化，这就为今天认识黄河流域环境形成提供了重要素材，同时也为治理和改造黄河流域环境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资料。我国是文明古国，《纲要》关于历史人文地理涉及到人口、民族、政治、经济乃至军事的探讨，其中不少新资料，尚为人们所鲜知，这是该书的一个特点。

第二，注重文史并重、图文并茂的撰述方法。如何运用通俗形象、生动的文学技巧表达古朴悠久的历史地理问题，这是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迫切任务。《纲要》为历史地理工作提供了这方面成功的范例，不仅征引有据，论证精当，逻辑严密，而且极为重视文字锤炼与推敲，笔锋饱含激情，文章可诵可咏，如引文方面全书意引甚多，原引甚少，意引之处，毫不累赘，原引之处，短小精悍，通俗易懂。两者巧妙配置，使全书文笔流畅，轻松自如，语言生动优美，熔说服力和感染力于一体，读来引人入胜，不仅能获得历史地理知识，而且能从中领悟到科学药原理。历史地理既属于地理学的范畴，地图就是历史地理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纲要》擂入141幅历史地图，这些历史地图一方面使其论述得以形象展示，与文字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便于读者加深对教材的理解。另一方面也极大地丰富了历史地图学的内容，推动了历史地图学的发展。如历史人口地理一章有人口分布变迁图12幅，这些图皆以史书记载为据，用等值的点状符号详细地标出全国或局部地区的人口分布状况，从而准确而直观地显示出我国历史上人口分布形态和人口分布重心区的演变。

第三，引用资料丰富，知识载量较大。《纲要》引用大量文献资料来进行论述，是目前我国历史地理著作中史料最丰富的一种，其中不少重要史料是从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发掘而得，并经过作者整理和考证，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极有价值，此外书中还充分注意到野外考察的研究成果。

第四，集科学性与知识性为一体，这是《纲要》的又一特色。该书既是普及历史地理知识的中级读物，同时又是一本历史地理专著。由于它既不同于一般的历史地理知识读物，也不同于专门性学术性研究的著作，所以该书特别注重于科学性与知识性的统一，充分地反映我国当代历史地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既满足了高校学生了解历史地理知识的需要，又满足了有关专业人员研究历史地理的需要。

第五，紧密结合现实需要，力求治学为世所用。研究历史地理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探究历史时期地理的演变过程，并由此而获得其间的演变规律，进而更好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为当前和今后的国家建设事业服务。作为地理现象，它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着的，尤其是在加入人为的作用后，其演变情形就更加复杂了。无论是民族、人口、经济，还是军事、文化皆与当时的地理现象有关，因此人地关系就成为历史地理研究的一根红线。《纲要》以历史上人地关系为主来分析和研究历史地理现象和事物，脉络清晰，内容紧凑。因为数千年的历史，特别是历史地理，主要是我国人民群众长期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历史记录，其中具有巨大的成功，又有曲折失误的史实。作者对地理环境和人文演变孜孜不倦地探索研究，当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做到古为今用，这在《纲要》中常溢于言表。

当然这部书也有不足之处，如对历史交通地理，历史城市与聚落地理和历史文化地理的论述很少。作为教材，对这些内容没有专章论述，这无论是对读者接受系统的知识，还是对全面阐述历史地理学体系来说，都是欠妥的，当然史先生在《自序》中亦认为“这显然是一宗很大的不足之处，只好以后另行设法补充，补充的办法不外两种，一是待再版时增加进去，如果有所困难，就另外撰写一本《历史聚落和城市地理》”。相信作者这一愿望很快就会付诸实现。

总之，《纲要》是一部颇具开创性的专著和教材，在资料丰富、论证严谨诸方面足以反映当前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水平，不失为一部学术价值较高的好书。同时由于引用资料多，知识载量大，而作者在表述上又力求深入浅出流畅易懂，地图、统计表格交错使用，使该书的可读性、直观性和趣味性均较强，又不失为高校一部难得的好教材。

摘要：国际长安学的学术研究命题是以古长安所具有的明确而丰富的历史基础为根本依据，在现代西安国际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产生的史学研究课题，其中，“问题史学”意识是这一课题的深层理论逻辑。从现代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的现实问题出发，以历史为依据，面向未来，这是国际长安学应坚持探索的基本研究道路。正确认识并重视“问题史学”在国际长安学研究中所发挥的重要指导作用，对于构建国际长安学的理论及指导具体的研究有重要意义。而以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型”为真正的理论前提，对实证主义和年鉴学派的学科“范型”进行有机综合，则是构建国际长安学研究理论的指导思想。

关键词：史学理论；“问题史学”；国际长安学

中图分类号：K0；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5）03-0131-13

一、问题提出与“问题史学”内涵

国际长安学是一个既古老又崭新的学术问题。从古老方面而言，作为逾越千年曾以周秦汉隋唐为突出代表的十三朝古都――长安具有极其深沉厚重的历史底蕴和悠远而发达的人文传统，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同时，伴随着“丝绸之路”等对外交往途径的不断开通，长安又作为中国历史上强盛时期的代表性符号，声名远播四方，产生了悠久而深远的国际影响。言其为崭新，意在表达这样一个现实的发展观念：即国际长安学所面临的是如何建设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如何发挥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引领作用这样一个重要而现实的国际化发展课题。显然，国际长安学是在现代西安国际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产生的史学研究课题，是从当代的社会现实出发对历史做出的回顾与反思，它突出体现了回顾过去和关怀现代的历史双重属性。因此，从国际长安学这一视域出发探究长安历史的古今，必然会产生大量有益于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研究新成果，从而充分发挥国际长安学研究的重要作用。毫无疑问，国际长安学概念的推出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由教育部和陕西省大力支持、并由陕西师范大学重点建设的协同创新中心――国际长安学研究院，无疑在这一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作为一个具有历史感和时代感的研究课题，国际长安学必然蕴涵着极为丰富多彩的历史内容，呼唤着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探究。首当其冲的问题是，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国际长安学研究所依据的基本理论是什么？即这一重要的学术问题得以存在的历史逻辑是什么？其价值和发展前景如何？只有对国际长安学理论的深入探讨才能有益于加深人们对这一学术领域的认知，有助于推动这一领域学术研究的顺利开展。基于此种思考，本文拟用“年鉴学派”的“问题史学”为方法论，以古长安的历史进程为客观依据，以西安国际化大都市为现实发展目标，从历史、现实和逻辑三个维度来探讨国际长安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国际长安学自身所蕴涵的重要而丰富的历史理论。

[摘 要]关于历史民族地理学的名称、学科属性学术界的讨论方兴未艾。本文从研究对象和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入手，认为历史民族地理与民族历史地理在概念上并无实质区别，历史民族地理既不应作为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又不具备成为独立学科的条件，而应该作为历史地理学分支的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的一个分支更为合理。

[关键词]历史民族地理；区域历史地理；历史人文地理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对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十分活跃。而历史民族地理这一概念的提出，始于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在他的代表性著作《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一书中，专辟有“历史民族地理”一章，把历史民族地理视为与历史政治地理、历史城市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军事地理等并列的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学科。[1]史先生“历史民族地理学”概念的提出意义重大，直接引发了以后对历史民族地理学和民族历史地理学的重视及对此项研究工作的展开。之后郭声波先生和安介生先生，进一步探讨了历史民族地理学的基本概念与科学性质、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研究的地域范围与内容划分、研究的基本资料等诸多问题。[2]

在史念海先生提出的“历史民族地理学”概念的基础上，黄盛璋先生首先提出了“民族历史地理学”的概念，并把民族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看待。[3]对于这一观点，刘锡涛、李并成、朱圣钟等先生表示赞同，并针对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进行了探讨，推动了该学科理论建设体系的不断完善。[4]

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关于历史民族地理与民族历史地理的讨论方兴未艾，其是否能够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也并无定论。笔者认为，不管是历史民族地理还是民族历史地理其实质并无区别，徐强在《论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的学科属性》[5]一文中已有论述，故将历史民族地理另行称为民族历史地理没有必要, 将其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的学科是不妥当的。但按照传统的学科体系划分方法，把历史民族地理作为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也不尽合理，从研究内容来看，历史民族地理不仅研究人文地理现象，而且研究自然地理现象，所以简单的把历史民族地理作为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有失偏颇。事实上，在历史地理学的学科体系中，除了包括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外，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理论、历史地图学、应用历史地理学，[6]而把历史民族地理作为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的分支更为合理。

所谓历史民族地理学，就是研究历史时期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地理状况的学科。如果说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那么历史民族地理学就是研究少数民族地区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而从古至今，少数民族的分布都呈现出区域性特点，故将其作为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的分支。

一、历史民族地理不应属于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

在早期的研究中，历史民族地理主要是研究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上民族的起源、发展、分布与变迁的历史过程以及分析产生这一变化的原因。但随着近年来研究的深入，研究内容有所扩大，例如朱圣钟先生《一万年以来凉山地区气候变迁》[7]一文，属于历史民族地理范畴，却不属于历史人文地理范畴。经初步整理可将目前的研究分为以下几部分：（1）历史民族地理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包括学科属性之讨论、研究对象的确定、历史地理学方法、民族学方法等。（2）民族地区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地区历史政区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历史军事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聚落地理等分支。（3）民族地区历史自然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地区历史气候变迁、历史水文地理、历史动物地理、历史植物地理、历史矿藏地理、历史时期自然灾害情况等。（4）民族地区历史地理文献研究，包括汉文资料如《蛮书》、《华阳国志》、正史地理志、各类游记、碑刻等，以及少数民族文字资料。

【摘 要】 历史教学中的史学理论培养已经成为了当代历史教学中的重点，其中全球史观、文明史观、近代史观等都是史学理论中的范式。高中历史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应当加强学生的史学理论培养，进而提高课堂品质。本文旨在对史学理论观点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的教学建议。

【关键词】 高中历史；史学理论；全球史观；文明史观；近代史观

中图分类号：G63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4） 28-0127-03

史学理论的培养已然成为高中历史教学的关键点，学生历史知识的学习与掌握能力以及知识整合的水平直接影响到了其历史学习的成效与在高考中历史成绩的高低，因此史学理论的加强培养是高中历史教师必须进行的教学任务与责任。而高中历史教师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形成了惯性思维，不能够将史学理论运用在教学过程与实践中，进而影响课堂的有效性与质量。因此，高中历史教师应当对现代史学观点进行明确的界定和充分的掌握，将全球史观、文明史观、近代史观应用与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使学生能够具备整合掌握知识的能力，充分掌握高三复习知识，切实做到加强学生的史学理论修养，促进历史课堂教学的质量与品位的提升。

一、运用全球史观进行教学设计，提高课堂质量

历史教学中的全球史观即为以全球为视角而非国家与地区进行世界各国人类文明的产生以及发展的考察，研究与考察的重点为对全人类的发展、进程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和具体的活动以及这些重大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影响，从而反映局部对整体的对抗以及相互影响关系。全球史观研究与解释的主线为全球由局部到整体、由分散到整合的全过程，并以此为依据解释全球的历史运动发展轨迹。新航路的开辟直接导致了全球的快速融合与共同发展，欧洲、亚洲、美洲的全球流快速的推动了全球的一体化进程，这也是人类由分散到融合的分界性标志。数次科技革命促进了现代化交通与交流工具的发展和普及，全球化发展更呈现突飞猛进的趋势。高中历史教师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将全球史观的历史学习与思考方式教授给学生有利于学生以整体的角度研究和学习历史，以开阔的视野和广泛的思考进行历史知识的整合，加强其整合历史知识的自我管理能力，促进课堂教学质量的提升。

例如高中历史必修一与必修二的中国近代史专题分类的重要依据是全球史观与近代史观。全球史观的学习能够促进学生全球化视野的形成，对不同的国家与地区独特的历史发展特点都有深刻的了解。并且同时能够做到汲取历史经验教训与精神营养，明确不同的国家在不断地交流与影响中是如何对历史的进程发展起到作用的。促进学生从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明确进步的意义与曲折的作用，将中国史置于全球史中进行研究与分析，认识到中国历史在世界的发展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以及影响。全球史观的理论培养有利于加强学生的思维能力与历史分析能力，避免由于思想存在片面性而导致的偏见与盲目，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

二、利用文明史观进行教学，加强学生史论修养

摘 要： 本文就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遇到的困境与契机，以及取得的成果展开论述，并对学科的研究进行展望。

关键词： 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 研究 困境与契机 主要学术成果展望

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是历史自然地理学的重要分支领域，其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我国历史时期动物的分布和变迁，包括自古至今我国野生动物分布地区的变化，珍稀动物数量的减少及其深层原因探究。历史动物地理研究一些珍稀动物分布地区的历史变迁，挖掘其变迁规律和变迁原因，对于探讨我国历史时期生态环境的变迁、珍稀动物的保护等，都有着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1］

一、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的困境与契机

（一）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的困境

《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一书中对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有所提及。只不过在这样一本反映至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历史自然地理学总体水平的成果汇总的书里，对于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是这样描述的：由于“研究工作还很不够”，从而“只好暂付缺如”。可见，在文焕然、何业恒等的系列成果问世之前，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并不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

究其原因，一是资料分散。搜集这方面的资料，真如大海捞针，查索竟日而一无所获的情况往往有之。这就是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本身的难点，实际上这也是整个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共同难点，不过历史动物地理学的资料分散尤甚。对资料的收集和整理要求极高，这是由历史地理学的学科特点所决定的。与地理学和历史学所不同的是，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双维的学科，它既要复原事物、现象在空间上的分布，又要对应地揭示其在时间上的演替。没有时间的历史地理空间研究是没意义的，对于历史地理的时间研究来说亦然。这就要求对资料要无限地全面占有，力求作出全面的分析，得出具有精确度数的结论。对于历史动物地理学来说，资料的极度分散无疑让高要求的资料收集“雪上加霜”，工作难度可见一斑，以致很多历史地理工作者“见之则避”，历史动物地理学的研究少人问津，进展缓慢，远远落后于其他分支领域。

再有，在极为分散的史料中，有关动物的记载异常混乱。历史动物地理学的研究资料大多来自地方志，而旧方志的动物记载不列学名，一不小心就会出错。对此，陈桥驿先生描述得特别精辟：“在这些志书中查索动物名称，通名与俗名混用，本名与别名交错，有时一名为数物所共有，有时数名却仅系一物。混乱颠倒，不胜其烦，鲁鱼亥豕，出错更属难免。”［2］动物记载使用学名并加列拉丁文二名法，是从上世纪30年代的民国《觐县通志》开始的。而80年代初，当时新编的方志仍大都沿用旧方志的套路，关于动物的记载不列学名。此后，在一些有识之士的倡导和呼吁下，某些地方的新编方志已经在动物卷中使用了学名，并加列拉丁文二名法，但是大多地方志中的动物记载还是相当混乱的。中国历代的地方志编写都是有专人专门负责，新地方志的编写也不例外，且编写水平和资金、人力的投入更是以前无法比拟的。在这等情况下，方志中关于动物的记载尚且如此，其他史料就犹有过之了。这就导致了历史动物地理学的研究难度极高，要进行研究必须破译出各种古动物在当时中国古籍上的名称，今天是国际上通用名称的何种动物种属。研究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也就成了很多历史地理工作者手中的“烫手山芋”，弃之可惜，尝之不能。

摘 要：历史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对高校学生来说，历史作为一门必要的人文学科，对学生的人文素养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即使不是历史专业的学生，也应该掌握基本的历史知识。目前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公共历史教育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借鉴美国高校公共历史教育的改革经验，对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历史教育提出相关改革思路。

关键词：高校；公共历史教育；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4 文献标识码：A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精神生活越来越丰富，很多在外人看来高校里“高、大、上”的专业知识走出“象牙塔”，走上了向社会“布道”之路，高等教育的专业知识传授对象由学生逐步扩散到社会人士。其中，人文社科专业的历史课程颇受大众的欢迎，百家讲坛的兴起、淘课的流行即是典型，关于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和网络剧也让人眼花缭乱，甚至公务员考试以及许多事业单位招聘考试中都不乏对历史知识的考查。与全民“历史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校公共历史教育――“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育的尴尬：学生兴趣的缺乏以及实效性不强。

之所以把“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列为高校公共历史教育，笔者认为，虽然2007年开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作为一门全新课程被纳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授课对象为所有本科层次学生。该课程从课程性质上看属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其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相关通知文件也界定了该门课程的政治理论课属性。但是，由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内容的弱理论性、偏史实性，其采用的教学方式、方法完全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及“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这些理论性较强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同时，为了便于和美国高校本科通识类必修课程美国史教育对应比较，笔者在本文中称其为高校公共历史教育（该课程从性质上分析仍属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范畴）。

一、我国高校公共历史教育的普遍问题

首先，我国高校公共历史教育中，学生历史学习意识缺乏。“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在大部分学生眼中是一门基础知识学科，有不少学生认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开设没有必要，他们认为在高中时已经学习过历史，本科阶段不需要重复学习。更多的学生则认为该课程的学习对日后的工作与生活没有帮助。学生没有正确的历史学习意识，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学习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通过考试拿学分。特别是对理工科学生而言，几节专业课的学习能够让他们学会设计出一个小零件、一个程序，而对历史的学习似乎不能起到这么直接的实际效用，“历史无用论”观点在高校学生中普遍存在。龚自珍曾指出：“出乎史，入乎道，欲知道者，必先为史。”历史承载的知识和技能是非常丰富的，历史知识与政治、教育、经济等领域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历史的学习能够帮助学生开阔视野，提高学生对于人类社会变化的认识，培养他们对于现代文化的透视力。这些都是学生无法主动意识到的，需要教师引导他们树立历史学习意识。

其次，传统教学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高校公共历史教育的要求。我国高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方式主要还是以教师讲授、学生倾听为主。虽然教学手段有了很大改善，大部分教师早已运用多媒体教学，但是教学内容还是一样局限于书本，一些基础的历史知识学生在初中、高中时就已经了解熟悉，到了本科阶段，变动不大的教学内容和传统的教学模式，必然会使大部分学生失去学习兴趣。

自从2010年新课标全国卷第40题第3问出现高考历史小论文新题型开始，在2011年新课标全国卷第41题以一道独立的小论文试题呈现，在2011年江苏历史卷第22题第3问也以小论文形式命题，它现在已经成为新高考的一大亮点，并且受到高考一线老师和教育专家的认同，现在成为新高考命题的一大趋势，同学们应该在备考中给予一定重视。这类题型主要呈现四大基本特点，同学们可以相应采取四大对策，具体如下：

一、 小论文试题的基本特点

1. 能力要求专业化

历史学可以分为史实的考证、史事的理解、理论概括、史学评价四大能力层次，《考试说明》也规定了获取和解读信息、调动和运用知识、描述和阐释事物、论证和探讨问题四大能力要求，而历史小论文的写作就是属于史学评价层次范畴，要求同学们具有阅读理解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要有运用判断、比较、归纳的方法论证历史问题，使用批判、借鉴、引用的方式评论历史观点，独立地对历史问题和历史观点提出不同看法的学科能力，这种最高层次的能力要求，要求同学们具有一定的历史学科能力和思想素养，历史试题对能力的要求显然具有专业化倾向。

2. 考查内容固定化

2010年新课标全国卷第40题第3问是“对材料三中的恩格斯的历史认识的评价”，2011年新课标全国卷第41题是“根据这段材料选择观点进行历史评论”，2011年江苏历史卷第22题第3问是“根据材料中历史学家陈旭麓关于生产方式变化的历史认识进行评价”，显然小论文考查内容都是以固定的、有范围的、具体的史家和史著的历史理论作为依托材料，创设新情境，让同学们对固定的材料所涉及的重大史学理论和认识观点进行概括、提炼，形成逻辑严谨、阐释有序、主旨明确的历史小论文，所以试题考查内容呈现固定化特点。

3. 考查形式多样化

虽然2010年新课标全国卷第40题、2011年新课标全国卷第41题、2011年江苏历史卷第22题考查内容的呈现都不拘泥于不同版本教科书的具体表述、重视“新材料”、“新情景”的创设与运用、鼓励考生独立思考和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这样共同特点，但考查内容呈现的具体形式各有特色：2010年新课标全国卷第40题其实是传统的材料问答题，是“老树开新花”，嫁接新高考命题意图；2011年新课标全国卷第41题是一种创新题型，具有开放性特点，能够考查同学们从不同视角发现、解决问题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对同学们的能力要求最高；2011年江苏历史卷第22题是史学探究题型，考查同学们探究能力和史证意识，也是一种创新题型，2011年新课标全国卷第41题和2011年江苏历史卷第22题这两种呈现形式将是历史小论文命题呈现的主导题型，因此试题考查形式具有多样化的特征。

一、探讨和研究城市历史文化的目的与意义

中国古都学。古都是历史城市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已故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国古都学创始人之一的史念海先生在其著作《中国古都和文化》中提出，该学科“研究我国历史上所有的都城的形成、发展、萧条以至于破坏的演变过程”，探明其中的规律。该著作同时指出，中国古都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论证古都兴起发展的自然地理因素，指出古都发展的经济基础，论述古都的上层建筑，论证古都演变之规律，服务于当前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其中，“论述古都的上层建筑”这项研究内容中涉及了古都文化问题。史念海先生这本著作中还有《中国古都文化与当代文化的融通》、《中国古都和文化》等论文，可见先生非常重视古都文化研究。城市科学。其有很多分支学科：城市建筑工程学（包括建筑工程技术和建筑设计）、城市社会学、城市规划学、城市经济学、城市管理学、城市生态学等，是以现代城市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群。城市建筑设计、城市社会学、城市规划学、城市管理学的研究中应该包括城市文化，甚至要关注城市历史文化状况及演变。城市地理学。是一门研究城市空间组织规律性的学科，也是研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人文要素与一些自然要素在一定的地域内的空间组合及其规律性的学科。城市地理学是地理学的分支学科之一，主要关注当今城市。该学科的研究内容中虽也涉及文化要素，但却只是诸多要素之一，并不是主要之要素。

在城市考古学、城市史学、历史城市地理学等学科之外，还有一个关于城市研究的学科体系———城市学。该学科是在钱学森教授于1985年的倡议下建立的，不过只是作为城市规划的理论基础层次上的学科。他后来又提出“山水城市”这一概念，倡议把中国传统的山水诗、山水词、山水画和中国古典园林结合起来。这样，历史文化的内容便包涵于城市学理论之中。近年来，我国还出现了以大城市作为研究对象的城市学，例如北京学、上海学、香港学、西安学等，这主要是受国外城市研究学术思潮的影响。其中北京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是“研究北京城市及其环境共同组成的城市综合体的形成、演化、发展的基础、规律和特点”，研究目的则是“为北京城市发展战略和管理决策提供应用理论基础和实证研究”。学者们还指出，北京学不应仅泛泛论述北京现有市域范围内有史以来客观存在的各种事实和现象，同时应“深刻地揭示这些现象和事实形成的原因、发展变化的机制、相互之间的关系、所反映的问题实质，以及对北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所产生的影响等”。据此可见，北京学、上海学、香港学、西安学等也包括历史文化的内容。前所提及的城市考古学、城市史学、历史城市地理学、城市学等学科的研究内容基本都包含文化要素。然而由于这些学科是与其他相关要素相结合对文化要素进行研究的，所以缺乏对文化要素尤其是历史文化研究意义和研究目的的具体阐释。很明显，这对该领域的深入研究非常不利。为促进对此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和思考，笔者特对城市历史文化研究的目的和意义进行总结，主要包括：1.探明城市历史文脉，揭示城市文化禀性与精神风貌；2.彰显城市文化特征，为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工作提供借鉴；3.挖掘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推进城市经济建设、文化产业与旅游业发展。城市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不但能够深化对城市以往发展规律和当前城市特征的认识，同时对于城市的和谐与持续发展有所裨益，由此可见，其究任务的繁重和作用的重大。

二、有关“历史城市”之界定

城市历史文化的研究对象是以“城市”为依托的，此“城市”不是乡村聚落，必须是历史时期形成，具有一定的发展史。这是以往常常使人困惑的难题，也是在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中必须首要明确的问题，学术界对于必须是“历史时期”这一问题已经基本意见一致，不过对于我国城市起源的时间，学者们看法尚存在分歧。有原始社会晚期说，此观点提出，中国城市的雏形是新石器时代后期龙山文化时期出现的古城[9]。但那时的“城”尚不具备城市的功能，原始先民筑城“所以自守也”，仅是防御性设施。《世本•作篇》记载颛顼时“祝融作市”，颜师古注曰“古未有市，若朝聚井汲，便将货物于井边货卖，曰市井”。可见“市”在我国历史上也很早就已经出现了，只不过那时的“市”并非稳定的商贸市场，仅是以物易物的场所而已。《六韬》曰：“殷君善治宫室，大者百里，中有九市。”不过其中提到的“市”位置是在宫中，显而易见并不是一般而言的商贸场所，考古学者在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发掘中亦没有取得城中有“市”的资料和证据。《周礼•考工记》记述了西周都城丰镐的规制，其中明确提到“前朝后市”。另外，依据《周礼•司市》，周代已有专门管理市场的机构，其职能主要是“去盗”、“止讼”、“除诈”、“均市”、“平市”等。“市”有“大市”、“朝市”和“夕市”之分：“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揆诸史实，“城市”最早出现于西周。那时，“市”已经是“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城市这一地理实体能够容纳不同阶层人群聚居，是一个地区的核心，具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功能。由于“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者曰都”，所以中国古代的都城比城市出现早。夏朝初年夏禹所建都城阳城是中国古都学界专家论定的最早古都，遗址位于今天河南登封王城岗，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组所公布的研究结果，其年代为公元前2070年。据前述还可概知，在西周初年我国最早的城市—丰镐出现之前，还存在一个新石器时代氏族公社时期先民们修筑城址（或称城堡）与夏商奴隶制社会时期建成都邑之漫长发展时期。

以上所述是总体来讲我国城市的起源时间，而每座城市的产生年代是各不相同的，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学术界一般将清朝覄亡的1911年作为历史城市研究的时间下限，对于大陆城市而言，也可以定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为与当下有关问题直接相衔接，有一些学者把时间下限定在当今亦无不可，这可以根据城市历史文化研究的具体问题而定。此外，在“历史城市”的判别标准即“历史城市”的定义这一问题上，可以借鉴现代城市科学的一些内容。城市科学、城市地理学都明确论述了现代城市的定义和现代城乡界限的划分问题。城市科学关于“城市”的主要观点如下：城市可容纳一定数量的人口；城市是区别于乡村的社会组织形式，以非农业活动为主；城市是一定地域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不同范围中心的职能；城市相对聚集，以满足居民生产、生活需要；城市要提供必要的物质设施以及力求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城市是根据共同的社会目标和各方面的需要而进行协调运转的社会实体；城市具有继承传统文化，并加以绵延发展的使命。而城市地理学则将“城市”定义为：城市是有一定的人口规模，并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居民集居地，是聚落的一种特殊形态。城市科学和城市地理学都认为现代城市须聚集一定数量的人口，主要从事非农业生产，具备多种功能。

反观城市史学界对“历史城市”的定位，这样的具体内容在其论述中比较缺乏。有的学者描述“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产物”；还有的学者指出：“城市是人类聚落的高级形式，也是区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中国的历史城市学者常运用一种看似无奈的历史城市标准：凡历史上曾作为县一级政府驻地的聚落，即为历史城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先生曾对这一标准提出批评，陈先生指出，“历史城市”的确定采用这种行政标准明显有问题。20世纪40年代初，陈先生曾在江西东北的一些地方居住过，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进行说明。有一座非常小的横峰县城，当地有民谚：“小小横峰县，两家豆腐店，堂上打屁股，四门都听见。”然而因为是县治所在地，横峰被列为“历史城市”。可是距离横峰不远的景德镇，只因不是县政府驻地则被称为“历史集镇”，即便其是“四大名镇”之一。汉口作为明清时期武汉三镇之一，虽然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才成为县一级的夏口厅，从汉阳县管辖下脱离出来，但是马正林教授在其著作《中国城市历史地理》中却将汉口与汉阳、武昌并列为历史上著名的地方城市进行论述，陈先生充分肯定了这一做法。不过，马正林教授此举依然是按照行政等级确定“历史城市”，因为到清代末年汉口毕竟升为县级行政建置，马教授在书中也并未确立一个既具学理性又切合实际的历史城市判定标准。

根据以上所述，本文参照现代城市科学的现代城市定义，结合我国历史上城堡（城址）、都邑（都城）、城市发展演变史实，来界定我国的“历史城市”，具体为：我国的历史城市，是从西周建立以来由军政衙署、商肆集市、官邸民宅、手工业作坊、坛庙庠塾等五类功能性设施组合形成的拥有较多官民集居之大型地理实体。城市作为一定区域内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具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功能。上述界定虽然没有要求“历史城市”具备县级以上治所或分封时代王国以上都邑的条件，不过却要有军政衙署，也就是具备行使统治管理职能的机构；对容纳的人口数量和聚落规模没有定量规定，却有定性要求；虽然没有强调必须有城墙，但是指出必须有军政衙署、商肆集市、官邸民宅、手工业作坊、坛庙庠塾等设施，也就是说不管城市级别高低、规模大小，为发挥城市的作用，必须“五脏俱全”。

摘要：欧洲中心主义是一种狭隘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它导致人们对西方以外的世界缺乏了解，也不能正确认识西方，最终使人们不能正确认识整个世界和世界历史。19世纪末俄国文化学家尼・雅・丹尼列夫斯基通过自己的文化历史类型说，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对这种错误观念提出了质疑，并予以明确的否定。

关键词：欧洲中心主义；西欧；沙皇俄国；文化历史类型

中图分类号：D751.28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0961(2008)02-0090-03

欧洲中心主义，也称为“欧洲中心论”，是人文科学领域存在已久的一种思想偏见，它出现于18世纪中后期，在19世纪得以发展和最终形成。简单地说，这种观点就是认为欧洲具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殊性和优越性，它是依靠这种内在力量兴起并以自身为中心组建了一个世界。这种狭隘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导致人们对西方以外的世界缺乏了解，也不能正确认识西方，最终使人们不能正确认识整个世界和世界历史。因此，长期以来，学术界针对这种观点展开了深刻的批判。19世纪末俄国文化学家尼・雅・丹尼列夫斯基(Н.Я. Данилевский)就通过自己的“文化历史类型”说，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对这种错误观念提出了质疑，并予以明确的否定。

一、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渊源

18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揭开了欧洲资本化道路的序幕。此后，西欧各国开始逐渐兴起，并大规模地推行海外殖民扩张。当19世纪到来时，欧洲已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奠定了自己的霸权地位，对东方各国的殖民侵略也慢慢变成了最后的征服。世界在欧洲脚下的事实使他们不由地认为，这是自己文明的先进性所带来的。于是，欧洲人便产生了一种民族优越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观，即把西欧的历史进程当作整个世界的不同民族和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应遵循的规律。那个时代，人类社会的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思想领域无不打上了这种思想的烙印并深受它的影响。而恰逢此时，达尔文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观点在科学界掀起了一场对进化论的争论。因此，19世纪的思想家们纷纷从不同的角度阐述自己对世界历史和文明进程的看法，从而导致了欧洲中心主义思想理论的最终形成。

黑格尔正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最大代表。他在《历史哲学》一书中提出了这样一种理论，即世界历史是以东方为起点的，但历史运动的终点则在欧洲，特别是在普鲁士的君主立宪制度中。黑格尔是一个历史主义者，但同时他又把一种非历史的态度输入到历史之中，他真正的历史兴趣始终落在欧洲，而把东方社会仅仅看作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插曲、一个陪衬。兰克是19世纪欧洲历史学的代表，被称为“近代史学之父”。他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具体历史事件中阐述了欧洲中心论。他把欧洲看作是一个历史统一体，这个统一体的主角是拉丁民族和条顿民族的相互斗争和融合，所以世界历史的演进与这两个民族的发展进程相一致。他直言：“印度和中国根本就没有历史，只有自然史”，世界历史就是西方的历史。此后，他的同胞马克斯・韦伯宣称资本主义是欧洲的特产，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不存在产生资本主义的条件。韦伯比许多前辈大师掌握的东方资料更多，写了许多专著来宣扬欧洲作为独特性与普遍性的统一，成为“最精心致力于欧洲中心论的集大成者”。孔德在《实证哲学教程》中也说，“我们的历史研究几乎只应该以人类的精华或先锋队（包括白色种族的大部分，即欧洲诸民族）为对象，而为了研究得更精确，特别是近代部分，甚至只应该以西欧各国人民为限。”［1］至此，这种欧洲至上的观念便风靡世界，直到一些先进的学者发现并揭下了它的假面具。

二、欧洲中心主义与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