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道德和法律论文范文精选

摘 要：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与法学知识与技能教育不同，只有作用于学生内心才能真正发挥作用。这一基本差别决定了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在师生关系、教育目标、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等方面均有自身的特点。主体间性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是主体与主体间的教育模式，强调教育师生关系从单向走向双向交互，教育目标从以知识为本转向以人为本；教育方法从灌输走向对话，教育内容从理论走向实践，培养学生的主体性道德。

关键词：主体间性；法律职业道德；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30-0164-02

一、主体间性法律职业道德教育

法律职业道德是指法官、检察官、律师等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员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的总和。法律职业道德素养的形成是伴随着接受法律教育的过程而逐渐形成的。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不是单纯的让学生背诵法官、检察官等法律职业人的职业道德，而是要揭示出法律职业的行业特点与法律职业道德行为之间的关联，把法律职业道德的思想融入学生的脑海中，使学生真正发自内心地认识到职业道德的重要性，并形成内在的道德确信，才有可能在将来的职业过程中基于内心的确信而表现出职业道德的自觉性。因此，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相比法律知识和技能教育，在师生关系、教学目标、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等方面均有所不同。

主体间性强调关系双方是双主体，均具有主体性，是一种消解主客体对立和主体中心的新主体性哲学。主体间性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主张师生之间在平等、友爱的交流与互动中，在贴近生活和感受法律道德的交往实践中，共同体验法律职业道德的真谛，实现理论的升华。主体间性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强调师生关系从单向走向双向交互，强调教育目标从“以知识为本”走向“以人为本”；强调教育方法从灌输走向对话；强调教育内容从理论走向实践。主体间性法律道德教育具有交互性、平等性、和谐性与共识性，是教师与学生之间在平等基础上的交往活动，双方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形成对法律职业道德所达成的相互理解，形成师生间的共同认识、共同价值和共同理想[1]。

二、主体间性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师生关系从单向走向双向交互

我国的法学教育，大多延续了传统主体哲学“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在这一思维模式下的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师生关系范式主要采取教师单主体式。在教师与学生的交往中，教师从总体上来说是控制大局的人，教师与学生的交往更多的是控制与被控制、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学生对教师要绝对服从、遵从师教，无主体性可言。这种师生关系导致在教育实践中，一些教师把学生当成了被动接受法律职业道德知识和影响的对象，把法律职业道德教育过程中的师生关系当作“主体――客体”关系来对待，道德教育过程等同于训练和控制过程[2]。这种教师单主体的教育模式容易扼杀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在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上，更不利于达到入耳入心的教育效果。

[论文摘要]在我国当今法学教育中普遍存在忽视法律伦理教育的倾向。法学教育应重视道德教育与信仰教育，使学生在对法学知识系统了解与把握的同时，形成法律信仰。

[论文关键词]法律伦理；法律道德；职业伦理教育

法律伦理，从广义上说，包括法律制度伦理与法律职业伦理；从狭义上说，仅指法律职业伦理。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者在其职务生活与社会生活中应当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法律职业伦理的内容主要包括法律职业者忠诚于法律、公平对待当事人、廉洁自律等等。一般认为法律职业人应具有三种素质，一为法律知识，一为社会常识，一为法律道德。其中，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职业人应该具备的素质之一，是构成法律职业人整体素质的重要内容。对于法律职业者而言，法律职业道德要求其做到信仰法律、心存正义、廉洁公正、忠于职守，这种道德人格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石。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2003年12月9日在山西大学所作“法学教育”专题报告中说：“法学是价值之学，真正的法学教育应是价值观的教育，应是法律正义观的教育，高等法学院校应是法律价值观的集散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决定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和前景，因此，必须予以重视。

一、重视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理由

法学职业伦理是法学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学教育乃是一国法律制度最基本的造型因素之一。作为培养决定社会最终公平正义的法律职业人士的法学教育必须重视职业道德教育，笔者认为重视法学伦理教育的理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职业伦理是公民道德素养的高度概括。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定的道德伦理要求，这些基本的道德伦理要求规范着公民的行为，使社会在有序的状态下运行。在中国，这种道德伦理的规范作用尤为突出。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封建儒家伦理对当今社会仍然有巨大的影响，伦理型文化是我国文化的特质，是我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在重视伦理道德的中国，国家和社会对公民的道德素养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公民的道德标准是法律职业伦理的基石。法律伦理是伦理精神的集中体现，它根植于我国社会的一般伦理之中。离开社会一般伦理，不可能形成法律伦理。作为法律职业人士首先应当具有一般公民所具有的基本道德素养。这是作为公民而言，应当做到的最基本的为人准则。一般公民具有的道德素养，法律职业人士当然应当具有。因为法律职业伦理无非是公民的一般道德标准在法律领域的高度概括，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公民在特殊领域应当遵循的社会一般道德准则。在国家重视和提倡提高全社会公民的道德素养的大环境下，重视和提高法律职业人士的道德素养是重视公民道德素养的必然要求。

2.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人必备的职业道德。法律职业人首先必须具备合格公民的道德底线，但仅止于此是不够的。法治是法律职业人之治，法律职业人作为实现法治的关键因素，必须具有其他公民所不具备的职业道德素养。如同医生应当遵循医德、教师应当遵循师德一样，法律职业人也同样应当信守特殊的法律职业道德。著名法学教育家孙晓楼早在为民国法律教育所做的规划中就提出：“有了法律学问，而没有法律道德，那是不合乎法律的本质意义，也不合乎法律教育的目的。”法学院校培养的法律人才须具有刚直不阿的品行，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不徇私情，不畏高压，尊崇法律。而忽略法律伦理和法律理想的法学教育只能向社会输送高级渣滓，甚至成为破坏良好社会秩序的害群之马。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法律的实效。因为“当一条规则和一套规则的实效因道德上的抵制而受到威胁时，它的有效性就可能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外壳。”可见，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对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具有重要作用。

3.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防范司法腐败的重要手段。当今，司法腐败现象严重，形形的司法腐败在社会中普遍存在。司法腐败泛滥的现实使人们开始深思导致司法腐败的深层原因，在对司法腐败追根溯源的时候，人们发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职业者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相对于外部监督制约而言，职业道德和自律是更为重要和有效的控制司法腐败的重要防线。法律职业人的整体素质不高、欠缺法治国家所要求的法律职业道德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直接因素，这一因素比制度不完善等因素更为直接和关键。因此，化解和遏制司法腐败，必须从重视法学伦理教育开始，从源头上堵截司法腐败的产生。可见，法律伦理教育是遏制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途径。

摘 要：法学教育不仅是传授法律人法学专业知识的主要途径，更是提升法律人职业道德水准的有效方式，因此，近年来法学教育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的根本，是法律人进行职业活动的指导原则，研究法学教育与法律人职业道德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法学教育；法律人；职业道德

中图分类号：D64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6-0101-02

一、法律人职业道德水准提高的必要性

法律职业道德是指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职业从业人员在其职务活动与社会生活中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即是法律人在法律职业领域内，进行法学执业行为必须遵循的相关职业道德理念、职业规范和习俗的总和。

法律人作为运用法律处理各种社会关系、追求公平正义的法律职业从业者，其职业道德水准体现和反映法律职业的道德水平和价值观念。法律人职业道德水准的提高直接影响国家法律的有效实施，一个国家，如果其法律没有得到有效的应用和实施，其法律则形同虚设。法律人职业道德水准的提高直接影响法律制度的确实落实和保障，而国家的法律制度只有得到确实的落实才能得以沿用。法律人职业道德水准的提高直接影响当事人合法权益得到更加公平、公正的维护。因此，法律人职业道德水准的提高具有现实的必要性。

二、高校法学教育的优势

法学教育的潜在要求应该是具有崇尚法学精神的氛围、恪守法律职业道德的人物、大量规范的法律实践活动等。首先，法学的精神在法学高校的校训校风、办学理念以及教育思想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高校中崇尚法学精神的氛围是与生俱来的，这是任何其他机构都无法比拟的。其次，高校中的教师具有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良好的法学素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并且对于法学教育具有专业的、系统的教学方案和教学方法，能够教授学生法学专业知识、引导学生逐渐形成法律人所特有的思维方式。最后，高校法学院多与法检系统及律师协会建立良好的互动，可以为学生提供大量规范的法律实践活动，使学生充分将法学理论与实践结合，从而进一步理解法律、运用法律。因此，高校进行法学教育的优势是任何机构都无法比拟的，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够具有比高校更好的法学学习氛围，拥有更适合引导学生走向法律职业的教师、提供更规范的法律实践活动。

【内容摘要】学界对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建设的理解和论述中，存在着道德上的误区。这不但会使律师文化建设误入歧途，而且会给律师事业的发展带来不良的影响和危害。文章以伦理道德理论中的“伦理底线”为切入点，意图从理论上厘清这些误区，以给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建设一个正确定位。

【关键词】律师文化\伦理底线\误区和危害

导 言

有关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建设，是近年来律师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不少专家、学者和律师界同仁，就什么是律师文化，律师文化的概念、特征、功能，进行律师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及如何搞好律师文化建设等问题，提出了不少建议和看法。其中,将律师个人的伦理、道德、品行、素质、礼仪和水平作为律师文化的基本核心和内涵的论述和观点，不能说不具有相当的深度见解。但是，考察学界有关律师文化及律师文化建设的论述，笔者认为，在什么是律师文化和应当建设什么样的律师文化这一问题上，却存在着不少的误区，其别应当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在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建设中所存在的“道德误区”,这些误区不但会使律师文化建设误入歧途，而且对律师事业的发展将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和危害。因此，在深入开展律师文化建设的今天，有必要从理论上厘清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建设中的道德误区，给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建设一个正确的定位。

一、文化与律师文化的概念和内涵

什么是“文化”？依《辞海》的诠释，文化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1）同时，文化还有着自己特有的民族性。依照唯物和辩证的观点，“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巨大影响和作用于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文化具有民族性，通过民族形式的发展，形成民族的传统”，并且，“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的连续性，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连续性是文化发展历史发展连续性的基础”（2）。因此，所谓的“文化”，就个体来说，她反映的是一个人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气质、魅力、礼仪和水平等。就群体而言，则是一个组织的价值理念、制度安排和战略选择在人们价值观念上的反映。从本质上讲，它不仅仅是一种信奉或者倡导，更不是一种包装和宣传，她应当，也只能是一种能够付诸于实践的价值理念，是一个群体（组织）在长期经营和实践中所凝结、积淀起来的一种文化氛围、精神力量、经营境界和员工所认同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用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贾春峰的话说，“文化”的内涵应当是一种“凝聚力、激励力、约束力、导向力、纽带力和辐射力”的综合，是一种在长期的不断充实、发展和认同基础上所形成的价值观念、经营思想、群体意识和行为规范等要素的总和。毫无疑问，我们所讨论的“律师文化”，当是指狭义意义上的“文化”，是以一种意识形态的思想范畴作为研究对象的。因此。所谓的“律师文化”应当是指律师这一特殊的法律人共同体所共同形成，并存在于这一特殊的法律人共同体内部，服务于这一特定的职业和角色的执业精神、道德准则、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其特征有三：

首先，律师文化是以律师特有的职业性质和职业角色为基础并服务于律师的职业与角色。

其次，律师文化必然依附于律师这一特定职业，并通过律师的执业机构（律师事务所）以及律师的执业活动为平台，以执业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言行、素养、伦理、道德等载体来反映和传播。

摘要：在我国当今法学教育中普遍存在忽视法律伦理教育的倾向。法学教育应重视道德教育与信仰教育，使学生在对法学知识系统了解与把握的同时，形成法律信仰。

关键词：法律伦理；法律道德；职业伦理教育

法律伦理，从广义上说，包括法律制度伦理与法律职业伦理；从狭义上说，仅指法律职业伦理。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者在其职务生活与社会生活中应当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法律职业伦理的内容主要包括法律职业者忠诚于法律、公平对待当事人、廉洁自律等等。一般认为法律职业人应具有三种素质，一为法律知识，一为社会常识，一为法律道德。其中，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职业人应该具备的素质之一，是构成法律职业人整体素质的重要内容。对于法律职业者而言，法律职业道德要求其做到信仰法律、心存正义、廉洁公正、忠于职守，这种道德人格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石。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2003年12月9日在山西大学所作“法学教育”专题报告中说：“法学是价值之学，真正的法学教育应是价值观的教育，应是法律正义观的教育，高等法学院校应是法律价值观的集散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决定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和前景，因此，必须予以重视。

一、重视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理由

法学职业伦理是法学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学教育乃是一国法律制度最基本的造型因素之一。作为培养决定社会最终公平正义的法律职业人士的法学教育必须重视职业道德教育，笔者认为重视法学伦理教育的理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职业伦理是公民道德素养的高度概括。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定的道德伦理要求，这些基本的道德伦理要求规范着公民的行为，使社会在有序的状态下运行。在中国，这种道德伦理的规范作用尤为突出。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封建儒家伦理对当今社会仍然有巨大的影响，伦理型文化是我国文化的特质，是我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在重视伦理道德的中国，国家和社会对公民的道德素养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公民的道德标准是法律职业伦理的基石。法律伦理是伦理精神的集中体现，它根植于我国社会的一般伦理之中。离开社会一般伦理，不可能形成法律伦理。作为法律职业人士首先应当具有一般公民所具有的基本道德素养。这是作为公民而言，应当做到的最基本的为人准则。一般公民具有的道德素养，法律职业人士当然应当具有。因为法律职业伦理无非是公民的一般道德标准在法律领域的高度概括，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公民在特殊领域应当遵循的社会一般道德准则。在国家重视和提倡提高全社会公民的道德素养的大环境下，重视和提高法律职业人士的道德素养是重视公民道德素养的必然要求。

2.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人必备的职业道德。法律职业人首先必须具备合格公民的道德底线，但仅止于此是不够的。法治是法律职业人之治，法律职业人作为实现法治的关键因素，必须具有其他公民所不具备的职业道德素养。如同医生应当遵循医德、教师应当遵循师德一样，法律职业人也同样应当信守特殊的法律职业道德。著名法学教育家孙晓楼早在为民国法律教育所做的规划中就提出：“有了法律学问，而没有法律道德，那是不合乎法律的本质意义，也不合乎法律教育的目的。”法学院校培养的法律人才须具有刚直不阿的品行，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不徇私情，不畏高压，尊崇法律。而忽略法律伦理和法律理想的法学教育只能向社会输送高级渣滓，甚至成为破坏良好社会秩序的害群之马。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法律的实效。因为“当一条规则和一套规则的实效因道德上的抵制而受到威胁时，它的有效性就可能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外壳。”可见，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对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具有重要作用。

3.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防范司法腐败的重要手段。当今，司法腐败现象严重，形形的司法腐败在社会中普遍存在。司法腐败泛滥的现实使人们开始深思导致司法腐败的深层原因，在对司法腐败追根溯源的时候，人们发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职业者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相对于外部监督制约而言，职业道德和自律是更为重要和有效的控制司法腐败的重要防线。法律职业人的整体素质不高、欠缺法治国家所要求的法律职业道德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直接因素，这一因素比制度不完善等因素更为直接和关键。因此，化解和遏制司法腐败，必须从重视法学伦理教育开始，从源头上堵截司法腐败的产生。可见，法律伦理教育是遏制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途径。

【摘要】

医事法制蕴涵着医学生职业道德的最低限度要求，遵守医事法制是对医学生职业道德底线的坚守，医事法制教育是医学生职业道德培育的基础和保障。目前，我国高校医事法制教育欠缺。因此，亟需改进医事法制教育，增强其实效，促使医事法制教育和医学生职业道德培育有机结合，提升医学生职业道德培育的效果。

【关键词】

医事法制；职业道德；医学院校；医学生

一、医事法制和医学生职业道德界说

（一）医事法制界说

医事，即医疗事务。医事法制是有关医疗事务的法律和制度。医事法制的基础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以及国际医事条约等。宪法在医事法制中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但过于原则，不是医事法制的主体。法律在医事法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规定着医疗事务的基本法制框架。医疗事务相关的行政法规、规章数量较多，对于非医事法学专业的学生来说，也无法全面掌握。目前我国的医事法律主要有《执业医师法》《药品管理法》《传染病防治法》《母婴保健法》《职业病防治法》《精神卫生法》等。本文的医事法制教育主要在这一法律层面予以论述。

（二）医学生职业道德界说

【内容摘要】学界对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建设的理解和论述中，存在着道德上的误区。这不但会使律师文化建设误入歧途，而且会给律师事业的发展带来不良的影响和危害。文章以伦理道德理论中的“伦理底线”为切入点，意图从理论上厘清这些误区，以给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建设一个正确定位。

【关键词】律师文化\伦理底线\误区和危害

导言

有关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建设，是近年来律师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不少专家、学者和律师界同仁，就什么是律师文化，律师文化的概念、特征、功能，进行律师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及如何搞好律师文化建设等问题，提出了不少建议和看法。其中,将律师个人的伦理、道德、品行、素质、礼仪和水平作为律师文化的基本核心和内涵的论述和观点，不能说不具有相当的深度见解。但是，考察学界有关律师文化及律师文化建设的论述，笔者认为，在什么是律师文化和应当建设什么样的律师文化这一问题上，却存在着不少的误区，其别应当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在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建设中所存在的“道德误区”,这些误区不但会使律师文化建设误入歧途，而且对律师事业的发展将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和危害。因此，在深入开展律师文化建设的今天，有必要从理论上厘清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建设中的道德误区，给律师文化和律师文化建设一个正确的定位。

一、文化与律师文化的概念和内涵

什么是“文化”？依《辞海》的诠释，文化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1）同时，文化还有着自己特有的民族性。依照唯物和辩证的观点，“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巨大影响和作用于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文化具有民族性，通过民族形式的发展，形成民族的传统”，并且，“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的连续性，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连续性是文化发展历史发展连续性的基础”（2）。因此，所谓的“文化”，就个体来说，她反映的是一个人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气质、魅力、礼仪和水平等。就群体而言，则是一个组织的价值理念、制度安排和战略选择在人们价值观念上的反映。从本质上讲，它不仅仅是一种信奉或者倡导，更不是一种包装和宣传，她应当，也只能是一种能够付诸于实践的价值理念，是一个群体（组织）在长期经营和实践中所凝结、积淀起来的一种文化氛围、精神力量、经营境界和员工所认同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用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贾春峰的话说，“文化”的内涵应当是一种“凝聚力、激励力、约束力、导向力、纽带力和辐射力”的综合，是一种在长期的不断充实、发展和认同基础上所形成的价值观念、经营思想、群体意识和行为规范等要素的总和。毫无疑问，我们所讨论的“律师文化”，当是指狭义意义上的“文化”，是以一种意识形态的思想范畴作为研究对象的。因此。所谓的“律师文化”应当是指律师这一特殊的法律人共同体所共同形成，并存在于这一特殊的法律人共同体内部，服务于这一特定的职业和角色的执业精神、道德准则、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其特征有三：

首先，律师文化是以律师特有的职业性质和职业角色为基础并服务于律师的职业与角色。

其次，律师文化必然依附于律师这一特定职业，并通过律师的执业机构（律师事务所）以及律师的执业活动为平台，以执业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言行、素养、伦理、道德等载体来反映和传播。

摘要我国的法治建设进程和司法变革的前景以及能否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治国家建设与法律职业人道德素养两者之间的关联性。本文笔者分析了当前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现状和不足下,并对我国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提出了设想。

关键词法学教育法律职业道德教育

一、当前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现状以及不足

(一)法学教学方面的不足

目前我国的法学教学陷入了概念化、教条化和形式化之中,而忽视了对法律正义价值观的教育、缺少了一些对人类价值的终极关怀。在法学教育中向学生传授法律知识成为了主要任务,仅仅局限于解释概念、注释条文、抽象议论等等具有理论深度的分析,没有将培养学生秩序与正义等价值理念给予足够的重视。甚至有一些学校开设的司法道德、法律伦理或伦理学课程对法律职业伦理的一般机理和个性特色都没有进行研究和探讨,仅仅是局限于讲授法律职业的道德规范,仅仅停留在教科书的“说教”层面。学校在很多方面只是主管部门履行教育职能的一种方式,而法律职业的道德方面的要求却被淡化甚至于遗忘。

(二)师资力量和教学方法存在不足

目前,在法律院校进行法律职业道德或者是法律职业伦理教学以及研究执教的老师,大多数都是法理学、诉讼法的老师、哲学学科中的伦理学老师。由于这些老师大多都属于某一固定的“专业”,绝大多数以理论知识见长,对法律的实际运用所知甚少,法学教师在知识结构上的弊端越来越多地被暴露出来。他们的教学方法停留在单一教学上,传统的灌输式的教学,只限于知识、概念以及法律职业道德规范的解释,在教学过程中没有无师生互动,无真实的道德体验,没有生气。

(三)国家司法考试的不足

论应用型法律人才的法律职业道德教育

应用论文联盟型法律人才是以本科法学教育为基础，能够熟练掌握法律职业技能，精通法学基础知识的专门从事法学实践性工作的高级人才。法律人才“一定要有法律学问，才可以认识并且改善法律；一定要有社会的常识，才可以合于时宜地运用法律；一定要有法律的道德，才有资格来执行法律”。[1]在我国推进法治国家建设过程中，国内理论研究界与实务界越来越认识到，要树立法律的权威，必须有一大批能够正确应用法律的高素质的法律人才，而法律职业道德是高素质的法律人才所必须具有的素质。在这一认识背景下，探讨应用型法律人才的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显得尤其迫切。

一、基于何种缘由来谈法律职业道德教育

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职业活动中应当遵循的伦理道德规范，“是指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职业人员在其职业活动与社会生活中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的总和”。[2]它基于法律职业而存在，影响法律职业的形象和社会评价，关系法律职业的社会认同，维系着法律职业的延续。我国的法制化建设是自上而下的，法学教育也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而蓬勃发展起来的。法制建设之初，其重心是“有法可依”，或是知法懂法。这导致了我国法学教育过程中只注重法律知识和法律技能的传授，而忽视法律职业道德的现象。从一定程度上来讲，这是我国法学教育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短板”现象，抑或是一种阶段性的表征。

当然，随着法学院数量的增长，其在人才培养模式上的探索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从教材撰写、专业设置、实习制度，到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对接等方面都进行过诸多的教学试验。如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今年法律硕士的培养实行双导师制，由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及检察院的19名法官和检察人员担任第一导师，由法学院的导师担任第二导师。这种双导师制的模式将会使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的培养水平步上一个新的台阶。从这一阶段的情况来看，应用型法律人才的培养已经到了实现跨越的程度了，即可以在实现法律知识的传授与法律技能的实践前提下把以前所忽视的方面重视起来了。

应用型法律人才较之理论型的法律人才数量上占多数，他们的工作更加直接、更加广泛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由于其法律知识的专业背景使其更加具有职业属性。在应用型法律人才中再作一简单划分，律师及其他法律工作者较之法院、检察院及公安机关的法官、检察官和其他国家机关法律工作人员在数量上占多数，他们的工作广泛直接地影响着法律关系主体。从国家法律规制的现实情况来看，显然对数量居少的后者的控制要严于前者。在现实生活中，律师的自由度非常大，其业务行为丰富多样，很难进行具体的法律规制，是否做出正当的行为依赖于其自身的道德素质高低；而法官、检察官的自由度相对有局限，言谈举止、服饰穿着都有具体的法律要求。“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职业的一个基本的构成要素”。[3]正是基于这种考量，法律职业道德之于整个应用型法律人才的培养显得非常必要与紧迫。

二、法律工具主义对应用型法律人才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影响

法律工具主义的法学理论在法律发展过程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一理论也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的法制建设、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4]对我国法律人才的培养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一、研究背景

当今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会计信用短缺。经济违法犯罪以及大量腐败现象，几乎都与财会人员、会计师事务所不自律、做假账分不开。这已经成为严重危害市场经济秩序的一个“毒瘤”。企业管理层、会计师在利益和诚信的权衡与选择间，很容易遗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诚信，成为利益的俘虏而出让道德。造假在全世界已造成“风借火势，火借风威”的效果。在信用短缺、道德滑坡的大背景下，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我国社会经济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提出了重要治国方略——“以德治国”。认真领会这一治国方略的深刻内涵，对于我们探究会计职业自律、进行会计的道德建设具有纲领性指导意义。我们不仅需要法治，而且也需要德治，使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对会计来说，依法治理会计和以德治理会计是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两者都以其独特功能来规范会计成员的行为。德治是以其感召力和劝导力提高会计道德水平；法治是通过其权威性和强制性来规范会计成员的行为，提高整个会计界的道德水平。因此，在此背景下，本课题对会计职业自律进行认真和严肃的思考、深刻而充分的研究，对会计职业自律在全社会的养成，都具有深远的启示性意义。

二、研究内容

全课题共部分，六万多字。第一部分对会计职业行为机理及规范体系作了简要论述。首先指出研究会计主体的会计行为必须从动机与行为的关系出发，指出会计行为是企业管理当局依“法”而治的会计运动过程或活动，而会计动机则是导致这个过程或活动如何发生发展的内在根据。会计行为在客观上受两种前提制约：一种是社会对会计行为的接受程度，它是会计行为的外部制约因素，对会计行为的性质和度量起硬性法律制约或舆论的或道德的软性制约的作用；另一种是受自我鼓励、自律的内部制约。

会计硬性制约是会计行为规范体系中的最高层次，它强调的是“合法”。会计道德规范强调的是“合情”，是根据会计法规和会计理性规范做出的要求，是由从事会计职业的人们在长期共同交往和工作中逐步形成的、并以某种习惯和传统等形式固定下来的会计行为准则，是会计人员在会计行为活动中必须严格遵守的职业准绳。它具有强烈的职业性和社会性，价值取向是“为善”，是一种“道德价值”，它调整的是会计人员与其他社会集团以及会计人员之间的伦理关系。会计职业道德规范是自律与他律的结合，它需要借助外界舆论的压力，也需要把社会的需要转化为个人的内在要求，运用自我评价方式来约束会计人员的行为。

第二、三部分对市场经济下的会计“利”与“义”作了分析，指出现代市场经济制度都是以相应的道德意识、道德习惯和价值观念为前提的。会计道德的本质特征是超越狭隘功利动机的自律性，而市场经济的特征是与之相反的功利性和他律性。对市场经济本身而言，它具有“非会计道德”的性质。会计人员为达到自己的物质利益而给他人提供好处的行为不是自律而是他律，只有把行善本身视为目的才是自律。自律性确实是超功利道德的本性，所以自律同行为的超功利性是一致的。那么在市场经济中，人的行为是不是只有他律而完全排斥自律呢？我们认为不是。因为市场经济有一种本性：要求规则化。因为若无市场规则，就不能为市场的正常发展创造稳定、协调有序的内部环境。这些规则包括：用诚实（不弄虚作假）、平等（不搞市场垄断）等原则来约束个体行为。以德治国为建立信用体系提供了前提条件，对诚信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会计“德治”是会计“法治”的重要补充和辅助力量。会计“德治”能够弥补会计“法治”的不足，能够起到第二道防线的作用。会计“法治”是会计“德治”的有力保证。只有这样才能在实际工作中使依法治理会计与以德治理会计能够相互渗透、相辅相成，构建德法并行的会计新格局。德治和法治、伦理建设和法制建设、自律和他律有机结合，不可偏废，是治理会计造假的成功经验。

第四部分对会计职业失范、职业自律作了经济学博弈分析。通过经济学博弈分析，指出没有建立市场退出机制——“可信的承诺和威胁”机制缺乏，导致重复博弈蜕变为一次博弈，而会计行为失范造假成本也相应显著下降；民事赔偿机制和集体诉讼机制缺位，使得会计行为失范者可以忽视长期利益而一味追逐短期利益；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使得监管部门和失范者“合谋”等使职业失范产生。造假究其行为动机，主要是他们以身试法所获取的利益远大于所付出的代价，代价越小，谋利越高，造假行为发生的概率就越大。因此，提高会计治假效力有两点建议：一是不能忽视道德他律性的一面。必须加强道德的制度化建设，增强其硬性约束力。道德要求规范化，增强其可操作性。二是建立健全道德执法监督机制。通过制度安排，保证具体的会计自律行为获得较大收益，保证会计造假行为付出极大的成本代价，加大法定成本的设定，加大惩治力度，培育合格的交易主体，确保会计行为在规范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中展开，也是必不可少的。还指出企业会计诚信的关键途径：完善诚信立法体系，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加强诚信道德建设，创造良好的道德环境；强化诚信管理制度；建立诚信行业协会，创造良好的服务环境等方面做出有效的制度安排。

第五部分对会计职业伦理自律的框架及基本内容进行了详细的阐述。通过对中外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比较，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把它归纳为：会计职业理想、会计工作态度、会计职业责任、会计职业技能、会计工作纪律和会计工作作风。设想中国职业道德体系应由这样几个部分组成：第一，会计职业道德概念，提出会计人员应有的行为，以达到行为守则所规定的最低可行的标准，主要包括职业精神、职业修养、职业责任和职业公正。第二，操守准则，这是强制性的道德标准，可以充分借鉴世界会计的优秀成果和我国的传统文化予以制定。第三，守则说明，为明确行为守则的范围和实施提供指南，以提高其现实操作性，甚至说明行为守则在各种特殊情况下的运用。在类似情况下，违反准则的会计人员将被要求对其行为做出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