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社会学范文精选
知识社会学范文第1篇
启蒙运动将人类整个知识体系划分为两种形态：一类是纯粹知识，即科学技术知识，它具有不受社会因素影响，不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普遍一致性特点；另一类是非纯粹知识，是受社会因素影响和历史条件制约的知识。随着世界科学中心向德国转移，以培根和笛卡儿为代表的科学主义价值观以前所未有的势态迅速移向德国，自然科学知识的优越性亦与日俱增。
“知识社会学”一词源于德文， 为哲学及社会学大师舍勒（m ·scheler）所首创。“知识社会学”的先驱是生活在19世纪末20 世纪初的几位大师。首先应该追溯的是马克思。他认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2卷，82页，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意识的存在方式，以及对意识说来某个东西的存在方式，这就是知识。知识是意识的唯一行动。……知识是意识的唯一的、对象性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1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显然，马克思的这一表述是“知识社会决定论”的由来。著名知识社会学家赫克曼（s·j·hekeman ）对此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马克思为知识社会学给出一条基本原理，即所有知识都是由社会决定的。马克思甚至认为，即使是自然科学知识也是由社会目标决定的。不过，此时的马克思意在强调社会需求因素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影响。恩格斯认为，在特定条件下，自然科学知识也要借助于社会及历史因素来解释。这一思想进一步丰富了知识社会学理论，以至于著名科学社会学家默顿（r·k·merton）给出了这样的评价：马克思主义是知识社会学的风暴中心。在知识社会学理论发展中，狄尔泰强调知识的社会决定作用与环境制约性，韦伯在沿袭马克思“社会决定论”的基础上又补充了精神因素的历史作用，认为社会存在是各种因素整合的产物，当诉诸社会因素对有关知识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时，应积极诉诸精神因素。
不论是实证主义者还是人文主义者，都对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知识二分法”思想加以默认。二者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该不该将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照搬到社会科学中来。由于这场争论关系到两种知识形态的孰优孰劣，两种文化的直接冲突，甚至一种文化歧视另一种文化，或用一种文化规范另一种文化的重大问题，故而争论此起彼伏，自知识社会学发端以来就一直存在着。
20世纪初，知识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具雏形，并形成三大学派，它们分别是：“德意志社会学—哲学学派”、“法兰西迪尔凯姆学派”和“美国芝加哥学派”。从进化论视角看，最有意义的是德国学派，它是知识社会学的源头，对知识社会学有着特殊的贡献。继马克思之后，韦伯广泛研究了知识与社会文化因素的互动关系，认为社会、文化等因素决定知识的内容，反过来，知识的内容也影响社会和文化。狄尔泰则从认识论视角，用解释学理论解释产生知识的“客观因素”。对知识社会学的形成与发展作出长期努力的是该学派的舍勒。舍勒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超越了实证主义的传统思维方式，在社会存在与意识的互动关系基础上，认为科学的世界观并不能唯一逼真地描述“绝对客体”。但和单向的社会决定论不同的是，他认为绝对客体的实在范畴基于信念而非物质因素。舍勒试图用绝对主义因素解决相对主义问题，同时又保留“知识二分法”及“知识的社会决定论”，这显然是矛盾的。不过，舍勒的最大功绩在于：他能够洞察出科学家对绝对真理的寻求在本质上只不过是一种表象而已。从当代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观点来看，他的突出贡献在于：他对自然科学知识的至尊地位提出了挑战，对两种文化之间的歧视现象表示出强烈不满。这为日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法兰西迪尔凯姆学派”深受狄德罗思想的影响，在坚持“知识二分法”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尝试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去研究知识的社会决定，他们的着眼点放在知识的起源和概念的演化上，他们的知识社会学又叫“知识发生学”。“美国芝加哥学派”因语言和地理上的障碍而循着自身的路径发展，该学派在遵循实证主义原则的同时，注重考察社会心理对知识形成的重大影响，故被称为“社会心理学学派”。
二、知识社会学的成熟及存在的问题
舍勒虽然为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发展作出了不懈努力，但他的著作很晚才被译成英文。语言的障碍阻止了他的思想传播及影响范围的扩大。今天我们谈论的知识社会学，就其成熟形态而言，是曼海姆的而不是舍勒的知识社会学。
曼海姆的著作于30年代就被陆续译成英文，其影响波及欧美，知识社会学中心亦随之转向英美。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也源于马克思的“社会决定论”。他强调了知识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试图用因果链将知识与外部世界联结起来，认为知识就其发生学意义而言，不仅取决于人们的社会地位、身份及阶级利益，而且根植于特定的文化类型之中。曼海姆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接近韦伯和狄尔泰，主张社会科学应具有属于自己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认为解释学是研究社会科学的有效工具，而不必强求使用自然科学方法。
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理论有两个优点：其一是他的提法接近于“反身性原则”，即在知识的社会学考察中，无论是观察者还是被观察者都必须服从社会学家的考察；其二是他表明了构成知识信念的是社会而非个人，主张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重心应该放在社会环境中而不是限于个人的思想，个人是不可能从他自身的经历中形成世界观的，知识是群体互动和社会协商的产物。曼海姆曾试图突破传统的知识划界，打破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长期对峙的局面而代之以相对主义的面孔。用当代科学社会学家马尔凯（m·mulkey）的话说， 曼海姆的相对主义研究纲领接近于科学哲学的后库恩研究，他能克制自己对自然科学知识普遍一致性的盲从。此点在实证主义思潮占据统治地位时期是极其难能可贵的。曼海姆因其相对主义态度而受到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两面夹击，他也承认社会看起来不仅决定人们的观念而且决定人们的思想内容，包括数学思想内容以及至少有那么一部分自然科学思想内容。总之，曼海姆知识社会学有向自然科学领地进行边际扩展的倾向，但其思想仍囿于“知识二分法”传统之中。
30年代后期知识社会学又分化为若干分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分支，一是集中探讨日常知识的社会根源，它导源于现象学传统；二是考察知识与外部社会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它沿袭解释学研究传统。至于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实证主义研究传统在这两个分支中均有程度不同的体现，其中，现象学传统的代表人物舒尔茨受胡塞尔现象学思想影响，他的目标是要为知识社会学研究注入新的研究方法，即社会现象学方法，旨在解释知识的意义构成及充当知识生产之实在的社会建构。此后，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围绕着这两个分支又形成了实证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大阵营，前者倾向于将自然科学知识从社会决定论中分离出来；后者通常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它进一步揭示了社会对知识的决定作用，并将这些知识同其赖以产生的物质存在方式加以对照。这两个阵营分别在美国和英国找到了各自的归宿，美国是实证主义阵地，英国是“新马克思主义”阵地，前者强调个人因素和历史方法论，后者强调社会因素和环境制约作用。
总之，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留下的问题也不少，首先是两类知识的划界是否合理？划界的标准是否成立？科学知识该不该享有特权？其次是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的歧视现象该不该消除？科学知识该不该免予社会学研究？所有这些问题均留待人们进一步思考。
三、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
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留下的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它们不仅为社会学家所探讨，而且也为哲学家所思考。晚年的维特根斯坦开始对自然科学知识享有免予社会学研究的特权提出异议，认为科学知识也有其限度，也应该被视为一种文化现象。他进一步指出，知识就其本性而言是社会的，我们与他人互动、加入其他群体不能归于偶然因素，他人与群体是我们认知过程的具体语境，它构成了我们知识信念及知识的全部内容。按此线索，维特根斯坦为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奠定了认识论基础，他明确表示了对科学知识普遍一致性的怀疑，这种态度直接危及两类知识的划界标准。他还认为，在科学文化的早期进化阶段，任何信念只要得到社会的认同都可能被人们视为真理而加以接受。正如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布鲁尔所言，维特根斯坦无论是对一般事物的刻画，还是对科学家的悉心描述，甚至对数学家论据的分析，均渗透着社会学特征。
哈贝马斯的批评也极有分量。他试图确立这样的事实：自然科学知识只是知识体系中的一种形态而已，它的存在是为了满足人类某方面利益的需要，人们在发展这种知识时不可能不渗透利益因素。哈贝马斯的意图在于：他想借助对科学知识的利益解释来否定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感情中立假设，而这对于奉行培根主义的科学始于观察，经验事实是建立在客观观察基础之上，科学理论又是建立在经验事实基础之上的归纳方法来说是致命的一击。此外，他还强调解释学和批判的重要性，认为认知主体不可能是被动地、无情感地面对客体，而是有目的地作用于客体，人类的利益动机才是维系科学活动的根本动力。
以上几位大师虽有怀疑主义的批判精神，有启发人们对传统知识社会学遗留下来的问题积极思考的导向作用，但真正实践并致力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是爱丁堡学派。他们在广泛吸收舍勒思想和马克思思想的基础上，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领域做了大量工作。他们一方面通过批判曼海姆知识社会学，尤其是传统的知识划界标准来达到对自然科学和数学等领域知识体系进行社会学考察；同时，他们否认真理的一致性，以超越理性的标准来证明各种理论体系不仅会产生出各自合理合法的论据，而且还会产生出各自合理合法的标准。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广泛汲取当代科学哲学思想尤其是库恩的思想，坚信经验知识是渗透着理论的，而理论又受制于科学共同体所尊奉的特定范式。独立于理论的经验知识是无意义的，所谓的客观观察、感情中立等原则在经验知识生产实践中是很难贯彻到底的。既然如此，“传统二分法”也就失去了认识论基础。由此可见，库恩的历史—相对主义思想为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打开了哲学上的缺口。
布鲁尔为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制定了“强纲领”，他认为所有知识，不论是经验科学知识，还是数学知识，都应该进行彻底研究，没有什么限制固存于科学知识本身的绝对的、先验的或真理的、客观性的本质之中。“强纲领”的主要内容包括：1.因果性。科学知识社会学注意研究信念及知识所处的不同条件和产生的原因。2.公正性。公平地对待真的与伪的、理性的与非理性的、成功的与失败的信念，两方面都要解释。3.对称性。解释的方式是对称的。4.反身性。它的解释同样适用于社会学本身。布鲁尔的上述思想至少从认识论意义上回答了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留下来的全部问题。
巴恩斯则从解释学维度积极建构其“利益模型”，认为传统知识社会学将数学及自然科学知识拒之于门外是错误的，科学知识也应置于社会学研究之下，服从社会学因果分析。巴恩斯进一步指出，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只能用一种方式来解释：要么作为默祷的产物，这就是无私利性的个人被动面对实在的产物，如笛卡儿主义者所理解的，科学家头脑应脱离科学家本人的情感、生活方式、信念之类的主观因素去观察世界；要么是在特定环境中为具有特殊技巧、特定利益的个人或群体所生产。巴恩斯主张后者，他认为科学理论的评价和接受与否也是在科学家个人偏爱及群体利益追求中得以进行的，科学知识本质上是在个人偏爱与群体利益相协商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产品，是在特定群体利益，有时是在民族利益驱动下得以建构的社会产品。
巴斯卡也积极从事建立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工作。与布鲁尔、巴恩斯有所不同的是，他主张方法论上的相对主义，即对两类知识的划界标准作相对主义理解，既达到对传统的“知识二分法”的批判，又兼顾自然科学知识的特殊性。至此，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终于有了自己的概念基础和理论构架。在该学派的长期努力下，终于实现了由传统知识社会学向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历史性转变。
主要参考文献：
1 b·berger, g·lucman. social constrution of reality. 1st ed. london:landon inc, 1967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2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1版．第4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4 r·k·merton. social theory & social structure. 1st ed . springfield: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49
5 j·k·特纳．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中文1版．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
知识社会学范文第2篇
一、知识社会学的发端与形成
启蒙运动将人类整个知识体系划分为两种形态：一类是纯粹知识，即科学技术知识，它具有不受社会因素影响，不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普遍一致性特点；另一类是非纯粹知识，是受社会因素影响和历史条件制约的知识。随着世界科学中心向德国转移，以培根和笛卡儿为代表的科学主义价值观以前所未有的势态迅速移向德国，自然科学知识的优越性亦与日俱增。
“知识社会学”一词源于德文，为哲学及社会学大师舍勒（M·Scheler）所首创。“知识社会学”的先驱是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几位大师。首先应该追溯的是马克思。他认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2卷，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意识的存在方式，以及对意识说来某个东西的存在方式，这就是知识。知识是意识的唯一行动。……知识是意识的唯一的、对象性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1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显然，马克思的这一表述是“知识社会决定论”的由来。著名知识社会学家赫克曼（S·J·Hekeman）对此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马克思为知识社会学给出一条基本原理，即所有知识都是由社会决定的。马克思甚至认为，即使是自然科学知识也是由社会目标决定的。不过，此时的马克思意在强调社会需求因素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影响。恩格斯认为，在特定条件下，自然科学知识也要借助于社会及历史因素来解释。这一思想进一步丰富了知识社会学理论，以至于著名科学社会学家默顿（R·K·Merton）给出了这样的评价：马克思主义是知识社会学的风暴中心。在知识社会学理论发展中，狄尔泰强调知识的社会决定作用与环境制约性，韦伯在沿袭马克思“社会决定论”的基础上又补充了精神因素的历史作用，认为社会存在是各种因素整合的产物，当诉诸社会因素对有关知识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时，应积极诉诸精神因素。
不论是实证主义者还是人文主义者，都对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知识二分法”思想加以默认。二者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该不该将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照搬到社会科学中来。由于这场争论关系到两种知识形态的孰优孰劣，两种文化的直接冲突，甚至一种文化歧视另一种文化，或用一种文化规范另一种文化的重大问题，故而争论此起彼伏，自知识社会学发端以来就一直存在着。
20世纪初，知识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具雏形，并形成三大学派，它们分别是：“德意志社会学—哲学学派”、“法兰西迪尔凯姆学派”和“美国芝加哥学派”。从进化论视角看，最有意义的是德国学派，它是知识社会学的源头，对知识社会学有着特殊的贡献。继马克思之后，韦伯广泛研究了知识与社会文化因素的互动关系，认为社会、文化等因素决定知识的内容，反过来，知识的内容也影响社会和文化。狄尔泰则从认识论视角，用解释学理论解释产生知识的“客观因素”。对知识社会学的形成与发展作出长期努力的是该学派的舍勒。舍勒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超越了实证主义的传统思维方式，在社会存在与意识的互动关系基础上，认为科学的世界观并不能唯一逼真地描述“绝对客体”。但和单向的社会决定论不同的是，他认为绝对客体的实在范畴基于信念而非物质因素。舍勒试图用绝对主义因素解决相对主义问题，同时又保留“知识二分法”及“知识的社会决定论”，这显然是矛盾的。不过，舍勒的最大功绩在于：他能够洞察出科学家对绝对真理的寻求在本质上只不过是一种表象而已。从当代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观点来看，他的突出贡献在于：他对自然科学知识的至尊地位提出了挑战，对两种文化之间的歧视现象表示出强烈不满。这为日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法兰西迪尔凯姆学派”深受狄德罗思想的影响，在坚持“知识二分法”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尝试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去研究知识的社会决定，他们的着眼点放在知识的起源和概念的演化上，他们的知识社会学又叫“知识发生学”。“美国芝加哥学派”因语言和地理上的障碍而循着自身的路径发展，该学派在遵循实证主义原则的同时，注重考察社会心理对知识形成的重大影响，故被称为“社会心理学学派”。
二、知识社会学的成熟及存在的问题
舍勒虽然为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发展作出了不懈努力，但他的著作很晚才被译成英文。语言的障碍阻止了他的思想传播及影响范围的扩大。今天我们谈论的知识社会学，就其成熟形态而言，是曼海姆的而不是舍勒的知识社会学。
曼海姆的著作于30年代就被陆续译成英文，其影响波及欧美，知识社会学中心亦随之转向英美。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也源于马克思的“社会决定论”。他强调了知识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试图用因果链将知识与外部世界联结起来，认为知识就其发生学意义而言，不仅取决于人们的社会地位、身份及阶级利益，而且根植于特定的文化类型之中。曼海姆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接近韦伯和狄尔泰，主张社会科学应具有属于自己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认为解释学是研究社会科学的有效工具，而不必强求使用自然科学方法。
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理论有两个优点：其一是他的提法接近于“反身性原则”，即在知识的社会学考察中，无论是观察者还是被观察者都必须服从社会学家的考察；其二是他表明了构成知识信念的是社会而非个人，主张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重心应该放在社会环境中而不是限于个人的思想，个人是不可能从他自身的经历中形成世界观的，知识是群体互动和社会协商的产物。曼海姆曾试图突破传统的知识划界，打破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长期对峙的局面而代之以相对主义的面孔。用当代科学社会学家马尔凯（M·Mulkey）的话说，曼海姆的相对主义研究纲领接近于科学哲学的后库恩研究，他能克制自己对自然科学知识普遍一致性的盲从。此点在实证主义思潮占据统治地位时期是极其难能可贵的。曼海姆因其相对主义态度而受到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两面夹击，他也承认社会看起来不仅决定人们的观念而且决定人们的思想内容，包括数学思想内容以及至少有那么一部分自然科学思想内容。总之，曼海姆知识社会学有向自然科学领地进行边际扩展的倾向，但其思想仍囿于“知识二分法”传统之中。
30年代后期知识社会学又分化为若干分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分支，一是集中探讨日常知识的社会根源，它导源于现象学传统；二是考察知识与外部社会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它沿袭解释学研究传统。至于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实证主义研究传统在这两个分支中均有程度不同的体现，其中，现象学传统的代表人物舒尔茨受胡塞尔现象学思想影响，他的目标是要为知识社会学研究注入新的研究方法，即社会现象学方法，旨在解释知识的意义构成及充当知识生产之实在的社会建构。此后，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围绕着这两个分支又形成了实证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大阵营，前者倾向于将自然科学知识从社会决定论中分离出来；后者通常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它进一步揭示了社会对知识的决定作用，并将这些知识同其赖以产生的物质存在方式加以对照。这两个阵营分别在美国和英国找到了各自的归宿，美国是实证主义阵地，英国是“新马克思主义”阵地，前者强调个人因素和历史方法论，后者强调社会因素和环境制约作用。
总之，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留下的问题也不少，首先是两类知识的划界是否合理？划界的标准是否成立？科学知识该不该享有特权？其次是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的歧视现象该不该消除？科学知识该不该免予社会学研究？所有这些问题均留待人们进一步思考。
三、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
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留下的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它们不仅为社会学家所探讨，而且也为哲学家所思考。晚年的维特根斯坦开始对自然科学知识享有免予社会学研究的特权提出异议，认为科学知识也有其限度，也应该被视为一种文化现象。他进一步指出，知识就其本性而言是社会的，我们与他人互动、加入其他群体不能归于偶然因素，他人与群体是我们认知过程的具体语境，它构成了我们知识信念及知识的全部内容。按此线索，维特根斯坦为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奠定了认识论基础，他明确表示了对科学知识普遍一致性的怀疑，这种态度直接危及两类知识的划界标准。他还认为，在科学文化的早期进化阶段，任何信念只要得到社会的认同都可能被人们视为真理而加以接受。正如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布鲁尔所言，维特根斯坦无论是对一般事物的刻画，还是对科学家的悉心描述，甚至对数学家论据的分析，均渗透着社会学特征。
哈贝马斯的批评也极有分量。他试图确立这样的事实：自然科学知识只是知识体系中的一种形态而已，它的存在是为了满足人类某方面利益的需要，人们在发展这种知识时不可能不渗透利益因素。哈贝马斯的意图在于：他想借助对科学知识的利益解释来否定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感情中立假设，而这对于奉行培根主义的科学始于观察，经验事实是建立在客观观察基础之上，科学理论又是建立在经验事实基础之上的归纳方法来说是致命的一击。此外，他还强调解释学和批判的重要性，认为认知主体不可能是被动地、无情感地面对客体，而是有目的地作用于客体，人类的利益动机才是维系科学活动的根本动力。
以上几位大师虽有怀疑主义的批判精神，有启发人们对传统知识社会学遗留下来的问题积极思考的导向作用，但真正实践并致力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是爱丁堡学派。他们在广泛吸收舍勒思想和马克思思想的基础上，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领域做了大量工作。他们一方面通过批判曼海姆知识社会学，尤其是传统的知识划界标准来达到对自然科学和数学等领域知识体系进行社会学考察；同时，他们否认真理的一致性，以超越理性的标准来证明各种理论体系不仅会产生出各自合理合法的论据，而且还会产生出各自合理合法的标准。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广泛汲取当代科学哲学思想尤其是库恩的思想，坚信经验知识是渗透着理论的，而理论又受制于科学共同体所尊奉的特定范式。独立于理论的经验知识是无意义的，所谓的客观观察、感情中立等原则在经验知识生产实践中是很难贯彻到底的。既然如此，“传统二分法”也就失去了认识论基础。由此可见，库恩的历史—相对主义思想为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打开了哲学上的缺口。
布鲁尔为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制定了“强纲领”，他认为所有知识，不论是经验科学知识，还是数学知识，都应该进行彻底研究，没有什么限制固存于科学知识本身的绝对的、先验的或真理的、客观性的本质之中。“强纲领”的主要内容包括：1.因果性。科学知识社会学注意研究信念及知识所处的不同条件和产生的原因。2.公正性。公平地对待真的与伪的、理性的与非理性的、成功的与失败的信念，两方面都要解释。3.对称性。解释的方式是对称的。4.反身性。它的解释同样适用于社会学本身。布鲁尔的上述思想至少从认识论意义上回答了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留下来的全部问题。
巴恩斯则从解释学维度积极建构其“利益模型”，认为传统知识社会学将数学及自然科学知识拒之于门外是错误的，科学知识也应置于社会学研究之下，服从社会学因果分析。巴恩斯进一步指出，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只能用一种方式来解释：要么作为默祷的产物，这就是无私利性的个人被动面对实在的产物，如笛卡儿主义者所理解的，科学家头脑应脱离科学家本人的情感、生活方式、信念之类的主观因素去观察世界；要么是在特定环境中为具有特殊技巧、特定利益的个人或群体所生产。巴恩斯主张后者，他认为科学理论的评价和接受与否也是在科学家个人偏爱及群体利益追求中得以进行的，科学知识本质上是在个人偏爱与群体利益相协商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产品，是在特定群体利益，有时是在民族利益驱动下得以建构的社会产品。
巴斯卡也积极从事建立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工作。与布鲁尔、巴恩斯有所不同的是，他主张方法论上的相对主义，即对两类知识的划界标准作相对主义理解，既达到对传统的“知识二分法”的批判，又兼顾自然科学知识的特殊性。至此，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终于有了自己的概念基础和理论构架。在该学派的长期努力下，终于实现了由传统知识社会学向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历史性转变。
主要参考文献：
1B·Berger,G·Lucman.SocialConstrutionofReality.1sted.London:landonInc,1967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1版．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R·K·Merton.SocialTheory&SocialStructure.1sted.Springfield:IllinoisUniversityPress,1949
5J·K·特纳．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中文1版．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
知识社会学范文第3篇
[关键词]知识学；知识社会学；SSK
[作者简介]朱为，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04级硕士研究生，广西南宁530004
[中图分类号]B81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05―0043―03
知识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说其古老，在于人们对知识的探索和研究与人类文明的开始同步进行着；说其年轻，在于人们对知识的系统考察和哲学探讨是最近几十年的事。特别是以知识概念为研究对象的知识学，到目前为止还未形成较完善的理论框架和基本内容。
一、对于知识的定义
知识，不论是作为日常语言词汇，还是作为一个严肃的学术概念，可能是当今人们最容易接触到的。知识究竟是什么?究竟什么是知识?一直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尽管人们已达成一些共识，但讨论仍在继续。
我国出版的辞典中对知识的定义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从本质上说，知识属于认知的范畴。社会实践是在有知识的条件下进行的，是知识所产生的活动，没有知识作前提，谈不上社会实践。因此，这一定义从逻辑上首先就站不住脚。其次经验又是什么，是个人的、群体的、人类的，还是感官的、心智的，都没有界定，人之所以称之为人，就在于人有社会实践的能力，因为社会实践从广义上也就是指人的一切活动、一切现象。因此，这一定义等于说知识就是经验，经验就是知识，概言之，也就是没有说清楚知识到底是什么。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对知识的定义是：对事实和思想的一套系统的阐述所提出的合理性判断或经验的结果。而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在《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一书认为：知识就是根据已认识的事物所作的客观解释。
二、研究知识与社会关系的知识社会学
知识社会学是对知识进行社会学考察的一门学科，它研究知识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主要是研究社会对知识的影响和作用。
1.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卡尔・曼海姆
“知识社会学”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德国哲学家舍勒提出的，但只有在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1893―1947)那里，知识社会学才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曼海姆于1929年发表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知识社会学导论》一书标志着知识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式诞生。 社会境况决定论是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中心思想。在曼海姆看来，思想或知识表面上是从思想家个人头脑中产生的，而实际上，它们终究是由思想家所处的各种社会环境、社会状况决定的。因此知识社会学必须致力于探讨“思想的社会决定”或“知识的社会决定”。曼海姆把这叫做“社会境况决定论”。不少西方学者将这一观点同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相提并论，并称为“马克思一曼海姆观点”。
曼海姆认为知识社会学方法的应用分三个步骤：一是要确定一些思想类型；二是要把所分析的具体思想归到所属的思想类型中；三是把思想类型归到所属的社会历史条件特别是特定的社会群体中。曼海姆称这一方法为“归属法”。前两步类似于艺术史的研究方法，后一步则是他的知识社会学所特有。
2.马克思对于知识社会学的贡献
在建构知识社会学理论上，尽管有学者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社会学研究是由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开始的。但显然谁也不会否认马克思的思想对于知识社会学形成的重大价值。柏格(Peter L.Berger)和乐格曼(T.Luckmann)认为，知识社会学源自于马克思的基本命题――即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意识的存在方式，以及对意识说来某个东西的存在方式，这就是知识。知识是意识的唯一行动……知识是意识的唯一的、对象性的关系。显然，马克思的这一表述是“知识社会决定论”的由来。
著名知识社会学家赫克曼(s.J.Hekeman)对此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马克思为知识社会学给出一条基本原理：即所有知识都是由社会决定的。马克思甚至认为即使是自然科学知识也是由社会目标决定的。不过，此时的马克思意在强调社会需求因素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影响。恩格斯认为，在特定条件下，自然科学知识也要借助于社会和历史因素来解释。这一思想进一步丰富了知识社会学理论。著名科学社会学家默顿(R.K.Merton)这样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知识社会学的风暴中心。”
3.对于自然科学知识的重新审视
曼海姆将自然科学知识排除在社会学考察的范围之外，曼海姆认为知识社会学中的知识只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不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因为自然科学知识的内容是不受社会性因素制约的。而著名科学社会学家维特根斯坦在晚年开始对自然科学知识享有免于社会学研究的特权提出异议，认为科学知识也有其局限，也应该被视为一种文化现象。他进一步指出，知识就其本性而言是社会的，我们与他人互动、加入其他群体不能归于偶然因素，他人与群体是我们认知过程的具体语境，它构成了我们知识信念及知识的全部内容。
当今社会，科学研究早已不是个体、小团体的活动，科研活动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越来越多，呈现出大型化、集团化、社会化的特点。科研与社会需求、财政支持等社会因素密切相关，知识经济已经逐渐成为时代的主体经济形式，知识社会初现雏形。而社会知识化成为社会发展的基本路径，社会成员也逐渐从经济人、社会人转变为知识人，我们需要关注建构知识科学理论的社会学倾向。
三、在争议中发展壮大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
知识社会学是以社会学的角度观察知识及知识体系，而上个世纪70年代在西欧出现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将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推广到自然科学领域，认为自然科学知识也是受社会性因素影响和制约的。
该学派中的一些人物认为科学知识是建立在科学事实的基础上的，科学事实是在实验室中得出的，而实验室本身就是一种人工环境。一个实验室使用哪一种仪器、使用什么材料、使用何种药品，所有这些都是人为的结果，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建立在这些人为因素上的科学事实只能是人工事实，而建立在科学事实基础上的科学知识也只能是人工制造、构造甚至建构出来的。
1.科学与人文的论战
就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来说，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研究本来就是很有意义的尝试，当然也得承担很大的风险，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也是意料之中的。SSK研究的目的不过是欲揭示在社会知识大环境中，自然科学作为其中一个子知识系统，它是
如何发生和发展的，与其他知识系统又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受到过哪些社会因素的影响，等等，试图还科学以历史的本来面目。自然地，要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研究，必须站在人类整体认知成果的高度，对各个知识系统作综合考察。这势必将科学知识当成人类整个认识成果中的一个类别，这样，科学知识的绝对权威地位就不存在了，被降低为与其他知识平等的知识体系，还得接受学者们(有的还是科学的门外汉)的审查。于是引发了科学主义者的众怒，导致了科学与人文的大论战。
在笔者看来，科学与人文的论战源于真理的多维立体性，由于观察角度不同，就可能得到不同的结论，甚至相矛盾的结论。这就如同在数学发展历史中作为整体的数学大厦所经历的三次数学危机一般。经历危机过后，数学家们达成共识：不是只有一种而是有很多种数学，数学这个词应从多种意义上进行理解。而知识体系也是如此。
从科学体系当中得出的结论是否可靠，还需要不断涌现的科学事实来检验，在牛顿力学时代的科学家看来匪夷所思的事物，在今天掌握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科学家眼中却是自然与合理的。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我们更加趋近真理、接近客观。现代科学已经证实，牛顿力学只是物理学当中低速物体运动的特例解释。那未来的科学知识体系是否能把当今的科学知识体系包容进去，并解释某些游离于现今科学知识之外、而现今科学知识不能理解和解释的现象或者事实呢?在笔者看来，答案是肯定的。
2.科学知识社会学与客观实在
至于科学知识社会学是否否定了客观实在?按照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大卫・布鲁尔的说法：“科学知识社会学也同样自然而然地坚持唯物主义或者实在论的一般的假定。也就是说，物质世界的实在理所当然是某种无论如何都不依赖于认识主体的知识或者信念而存在的东西。”我们也可以认为，任何想否定客观实在的努力在当今的社会思潮中都是难以有立足之地的，而且它也不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所关注的话题，因为他们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科学知识理论，而不是客观实在本身。或许他们否定了科学知识的客观实在性?这倒不是不可能。不过，“否定”一词用在这里未免有些偏激，确切地说应该是对传统的实在观的修正，即他们所认为的“实在”是指现代科学知识只是人类对自然现象所作出的各种有效解释方式之一，但不必是哲学上的“客观真理”或“终极实在”，也不是唯一的合理解释或最终结果，多数情况下科学研究的任务是对自然现象作出合理解释而不是去“发现真理”。而人们对于自然科学知识的种种置疑、反思，反过来也促进了科学的纯粹与客观性、真理性的提升。
有科学家认为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是反科学的，这一说法值得商榷，但是在西方人眼中，反科学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其实反科学主义准确说应该是反对(唯)科学主义。而唯科学主义很好理解，就是把科学当作正确甚至是唯一正确的真理，并将科学的知识模式、思维方式延伸到一切人类文化中。SSK的实践给我们许多启示，其中重要的一条是要把科学活动进行细分，不能笼统说科学是什么，这包括对客观说和意识形态说的提示。此外，SSK被外界认为是反科学的，但他们本人基本上否认这一点，而对于(唯)科学主义的质疑可能更有利于科学的健康发展，使科学部分具有自我反省功能，更加人道化，即走向“第二种科学”。国外SSK学者深入科学研究的第一现场，如扎根于某个实验室中，对中国从事相关科学研究的学者不但有参考意义，而且应当认真学习。
当然，科学知识社会学得出的种种新颖结论是否可靠，以及科学知识包含多少社会建构的成分，是否过分夸大了社会维度在科学知识形成过程中的影响，是否对科学研究的事业构成了威胁，这都有赖于学术界进一步深入研究。
从科技发展的历史来看，严格的科学规范在科学界从来也没有实施过，若按严格的标准来鉴别，科学界许多东西都将被排除在外，其中包括大部分的前沿性探索，前沿性的科学探索本身就是独特的、前所未有的，在未知的领域，科学家可以使用他认为合理的方法进行研究，用他独特的思维方式去思考。科学是可错的，科学知识并不等同于真理。另一方面，科学事业与科学家个人的信仰是处于不同层次的事情，科学有超出个别科学家信仰、主张的精神气质，科学知识也有超出科学家个性的普遍性、一般性。这也就是常说的科学知识的客观性、非意识形态性。科学是由相对稳固的内核和多层松散的保护带构成的复杂知识体系，可检验性是其根本特性，但可检验的程度差别极大。
知识社会学范文第4篇
一．对传统科学认识论的修正
近代哲学认识论和一般的知识论一直在致力于回答一个最核心的问题：知识何以可能？作为认识主体，人怎样才能获得知识？人怎样才能获得客观真理？这里的人，是作为认识主体的单个的理性的人，而不是处于具体社会和历史情境中的人。ssk在哲学上试图建立的关于科学的相对主义认识论，是把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看作科学中社会组织和认知组织的相关单元，强调“认知共同体” 的集体认知或社会认知的突出地位 。由于这种认识论是基于不同空间和时间的认知者的认知，因此，它必须回答两类问题，跨越时间聚集在一个空间的，来源不同的人如何会获得共同思维方向的认知？分布于不同空间的人们如何保持几乎同时产生的共同的思维方向？这种集体活动又是如何形成所谓“思想的集体类型”的？ 同时，在大科学的语境中，这种批判的正当性何在？
无论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传统，都是期望以某种同一性为知识的客观性寻求基础，传统科学认识论的特殊地位是以自然界的一致性在场为根基的，这种认识论假定，自然界的秩序是我们认识的源泉，经验证据完全决定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依据明白无误的“莱布尼兹式法则”可以为科学理论的真假排定优先次序，只有自然界是科学理论一致性的最终确定者，客观的不带偏见的经验证据是科学争论的首要仲裁。科学认识论中最为典型的主张甚至认为，各种科学理论完全可以把关于自然的信念分为“真实的”和“虚假的”两类范畴，前者是直接从对实在的认识中获得的，因而是毫无问题的；后者则由于其中存在着偏见和曲解的因素，必须予以说明。即“真理都是毫无疑问的，谬误是需要因果说明的”。
自蒯因之后，特别是自库恩和罗蒂之后，理论对外在世界的解释张力似乎引起了科学认识论的断裂， ssk的相对主义认识论就认为，真理和一致性总是由一定的理论框架设定的，而理论框架的建立本身是在一定的与境中集体认知的结果，是文化选择和社会协商之物。如果“对于事物和客观科学真理而言，为没有语境的依赖关系进行辩护，或者为没有文化依赖的随意信仰辩护，就等同于信神和信鬼”。 ssk提出的是：所有信念，就它们可信性的原因而言，都是彼此平等的。无论真假与否，它们的可信性的事实都同样被看作是有问题的；这意味着，无论把一种信念评价为真实的或合理的，还是评价为虚假的或不合理的，无一例外都必须找出其可信性特有的原因来加以说明。例如，无论根据自己的标准对信念作出怎样的判断和评价，如下所有问题在所有情况下都应当予以回答：一种信念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是某种代代相传的常规的认识能力和专门能力？它是否为社会中的权威所享有？它是否是通过已确立的社会化的制度传播，并且得到普遍认可的社会控制机构支持的？它是否与既得利益的模式密切相关？它是否会在实现共同的目标（无论是政治目标、技术目标，还是这两方面的目标）方面起到某种作用？涉及信念的判断其实际的和直接的结果是什么？
科学知识的确具有大量显著的认识论特征，正统的观念认为，科学活动的目的是要确立关于自然界的客观知识，是由一种发现与境和辩护与境构成的，但是，今天，基于科学知识生产“第二种模式”的科学，对其认知活动显然不能单纯从传统认识论角度刻画，需要根据独特的知识生产和认知的与境予以理解，ssk认为，这种与境不仅包括对自然界的理解，而且还是个体的与集体的人类社会文化的与境。事实上，在默顿学派的研究中也并没有否认社会因素在科学发展规模、科学家职业的选择和科学问题的选定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关键在于，默顿强调的是“科学是由个体科学家寻求对公共知识作出贡献的个人声誉推动的” 。而在ssk看来，这就完全忽视了集体认知的效应，忽视了科学可以看作“重要的公共知识的社会生产”的观念，即使在学院科学中，独创性的最高个人品质，也必须在制度框架的嵌套层级结构内行事，这种行事的结果不仅由某种语境所塑造，而且实际上也被社会建构着。只是这里的“建构”， “无非是指它暗含着意向性，即某种指导我们自己以某种方式行事的心智行为，它意味着生产知识的社会机制并非自动运行的，而是受引导的，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操纵而奔向理性目标的。”
ssk学者甚至认为，大科学时代科学的认识内容不仅是在社会环境中通过一系列社会过程得以发展的，而且科学知识本身是负载利益和与境的。科学中“每一个新发现都是一个结果，但并不是运用评价经验事实的一套理性规则的结果，而是偶然事件的结果，即偶然使用个别仪器、个别材料的结果，是实验室内部人们之间，有时是实验室内部同实验室以外的人们相互磋商的结果。只是在把发现写出来给同行看的时候，科学家才把自己的所作所为编成故事，强调理性，而抹杀了导致这种发现的偶然性和社会性的磋商”。科学方法是“根植于社会行动的场景之中的”。 因此，科学中的协商和共识比自然界的裁决更重要，而且，依他们之见，连自然界规律本身也是科学家集体创造的结果。实验室的产品要想成为科学知识，必须得到其他科学家的评价和接受，并融入公共性知识体系。因此，科学的目标就不仅仅是个人获取信息提出能够自圆其说的思想，而是使理性思维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形成共识，特别是在公共知识的前沿领域或非核心领域，“这种共识不仅是充分的，更是必要的”。
对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相对主义者来说，像传统认识论那样，断然地把某些理想的标准或信念看作与其他在局部地区为某些共同体接受的标准和信念不同，具有绝对的合理性或权威性，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在他们看来，“并不存在与环境无关或超文化的合理性规范”，以理性和非理性的方式持有的信念不会构成本质上不同、需要诉诸不同人类精神、或者与实在有不同的联系、非要根据不同的社会组织模式来决定它们的可信性的东西。它们都将以集体认知和社会认知的相同方式得到解释，都需要诉诸社会与境的具体分析。因此，科学知识本质上是已被集体或社会 “接受的信念”，而非“正确的信念”。
二． 认知世界的与境化与科学知识的建构
在科学一向具有崇高的认识论地位的状况下，如果自然界不是我们认识的唯一来源，不是我们真理的最终裁决者，我们凭什么可以共享某些东西，人们又如何达至集体认知的主体间性？这是集体认识论和社会认识论必须回答的问题，ssk认为，这种共享的根源是，我们存在于一个共同的外部环境之中，这种环境具有某种结构，但它不是由自然界的结构和秩序决定的，而是一直处在社会建构过程中的一个动态的网络结构，我们暂且可以把它称作一种“与境化”的认知世界。
在大科学时代，人们处在科学共同体、研究团队、交流系统、学术机构、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构成的认知网络的交叉点上。科学家的使命是在已有的外部环境中，通过合作、协商，建构可被共同体接受的理论，而融入公共科学知识体系的新理论又将成为现有外部环境有机结构的一部分。正如诺伊拉特所说：科学家像是在公海上试图重建他们船只的水手，但他们不能在码头上事先把船只拆开，然后用最可利用的组件再把它装配好。有问题的甲板是在公海上被一块一块地移走修理或者替换的，然后再被安装在大致恰当的位置上。这个不断自我装配过程的每一步，都强烈地被其周围的结构所决定，尽管如此，一个全新的结构也就同时被及时地制造出来了 。科学知识正是通过结构化过程得以变化和增长的。这是科学认知世界与境化的一个方面。ssk理论家的行动者网络纲领，话语分析纲领正是对这种认知世界与境化说明的一种努力。
另一方面，今日科学是在政府、大学、科研机构、企业的多重利益联盟中运行，即使是最博学最自觉的个人，也只能扮演社会文化实践要求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即成为由极不相同的群体构成的特定的社会成员，群体之间和群体成员之间有着不同的利益，各自具有不平等的控制他人行动的能力，在各种利益冲突中是经由谈判、妥协后终止争论或达成共识的，因此，利益与境对于认知世界和科学知识实施着双重的社会建构。ssk理论家的利益分析模式、实验室研究正是对这种认知世界与境化的另一典型解释。
90年代以后ssk对强纲领进行修正，bbh提出的 “社会学有限主义”认识论 强调在科学活动中，词汇的意义、信念和范例在连续使用中的开放性、不确定性和可变性都是因为使用中的集体认知和社会认知的背景依赖性和非独立性导致的。他们新建立的目标-利益因果模式是对认知世界与境化的一种最新阐释。
这样，ssk的集体认识论和社会认识论的认知世界就包含着最核心的几类成分。首先，并非单一由自然界构成的外部世界的存在是一个基本前提，外部世界的秩序和不确定性共同成为我们经验的原因，也是我们话语共同的参照系。人们进行选择、质疑，或者肯定、否定什么理论或者信念，其行为都是因为我们假定这个世界以这样或那样方式存在着为基础的；第二，我们还有可以观察和谈论的各种与境中的事态，以及观察和谈论这些事态的不同方式，至于这些事态究竟是关于自然的，社会的，还是理论世界的并无关紧要，它是我们建构科学知识的出发点。依照布鲁尔的说法，这些东西都是由“我们的思维过程具有的唯物主义预设前提的观念图式所提供的。” 也是他的所谓真理的“第三种”功能解释。第三，将认知结果纳入科学公共知识体系以及其使用过程中不可消除的一系列“认知利益” 条件也是与境化的认知世界的一部分。
依照ssk学者的这种与境分析，为了获得共识，获得他们所说的“关于外在性的、持续时间最长，公共性程度最大，最生动的[集体]经验，获得相对牢固的合理性，社会行动者就必须对与境化世界进行一种去中心的理解，确立某种可以制约个人化的规范和框架，因此，框架与实在的关联最终是通过支配日常的有效承诺的标准构想出来的。这种规范和框架使我们获得一种有条件的客观性”。例如，一方面，人们创造了一个由命题组成的可见的理论世界，它的客观存在性是当代西方科学知识的一个重要成就，大多数实践者在这个世界都具有一种非个人的地位。个人越是掌握了他们非人格世界的的概念，个人实践就越会服从于超个人的控制，就越屈从于共同体的普遍的评价标准。另一方面，非个人的世界并不完全是理论的，也包括生活的世界，生活世界不仅是非个人的，而且还以典型的方式设定了普遍的和共识的形式。尽管在缺场理性的意义上这一客观性基础不是价值中立的，但它在文化、历史和实践的意义上是可达成共识的，因此，ssk 认为，“获得共识的可能性就成为科学客观性的另一个标准”。
实际上，在ssk那里，个体的经验都是在由人们共享的各种假定、各种标准、各种意图及意义构成的社会文化框架中发生的。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知识就是他们对“实在”的集体看法，我们的文化具有的知识之网——正像它们在科学中表现出来的那样，——并不是由自然和任何一个个体都可以亲身经历，或者亲自习得的某种实在知识编织而成的，而是经由各类集体的经验和实验提供的线索、模型和范例编制而成的。因此，必须把知识和群体的观念、社会的文化联系起来，而不是只与个体和自然联系起来，个体可以通过某种调整机制来适应这个主要不是由自己创造的世界。因此，在ssk的与境化的世界里，“对真理和谬误的区分，就变成了一种存在于各种经验和从社会角度传播的信念组成的混合物内部的某种区分。真实的信念和虚假的信念中也同样包含了真理和谬误这两种成分”。
三．集体认识论和社会认识论如何面对科学的规范性？
传统的科学认识论是依靠科学理论与自然结构和自然秩序相一致的标准获得科学的规范性的，默顿理论是依赖社会建制和科学共同体制度化的规范获得科学规范性的，依据这样的观念，科学所以成为“科学的”，其合法性是由科学本身决定的，而且存在一套科学共同体内被制度化的普遍性的规范原则，在实践中指导着科学家的大多数活动，以保证被认可的科学知识忠实于自然界，这些基本原则就被认为是为所有科学知识的产生和应用活动提供了明确的规定。但ssk却是通过削弱有组织的学院科学的地位传达他们的集体认识论和社会认识论的，在那里“根本不存在任何一组特定的关于自然的信念可以被认作是合理的或唯一的真理”， 而且，任何规范都是由于社会因素而与境化的，因而也是易变的，显然ssk理论正在冒着科学规范性特征丧失的危险。
另一方面，一旦ssk的相对主义建构论说明被接受，科学的集体认识论或社会认识论仍然必须追问，科学是如何被合法化的？科学是否也能像宗教那样，以一种祛神秘化的形式合法地存在下来？当然，由于大科学已经被看作同时服务于上帝和恺撒，即同时满足探求客观真理的知识需求和满足社会利益的功利的需求，因此，他的合法性不单纯是认识论问题，但是，同时服务于上帝和恺撒在策略和行为上的灵活多变性，以及不可祛除的利益依赖性，能否保证科学经由集体认知和社会认知获得真正的合法性呢？
显然，集体认识论和社会认识论的哲学假定，必然导致ssk对科学规范性和科学合法性观念的修正。首先，依照他们的逻辑，将科学的认知资源和社会资源做出二分本身就是不恰当的， 因为认知客体对于处在不同社会环境中的科学家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科学家在磋商中是同时使用着认知资源和社会资源的，而且，最终，社会资源会渗透到科学评价和结论的结构中，经过磋商的科学结论，不是对自然界的确定解释，而是处在特定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的具体的行为者群体所认为适当的主张和集体认可的信念。其次，就社会规范、认知规范和技术规范与科学知识生产之间的关系而言，ssk 的理解是，“规范的意义总具有社会的偶发性，即它取决于处于变化着的社会背景中的行动者的解释。要使任何具体规范与大范围的明显不同的行为相一致，我们不能把知识的生产看作是遵从任何一套特定的规范行事的简单结果。相反，把科学规范看作是研究者在获得自己和同行们的行为的磋商性意义的过程中所使用的词汇更为妥当。因为，科学家们能够获得多种多样的规范形式，可以用灵活的方式把每一种形式应用于个别事例，而且总能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任何既定的行为。研究者接受某一种解释是社会互动或社会磋商过程的结果；即成员们交换观点，而且相互之间试图进行说服并施加影响，在这一过程中，这些观点可以得到修改、摒弃或加强。磋商的结果受到成员的利益、学术倾向和专业倾向、成员对有价值的信息和研究条件的控制，以及成员诉诸科学权威性的力量等因素的影响。认知或技术规范在任何特定的研究领域中也会有相当不同的解释。‘与已确立的知识相一致’，‘与证据相一致’，‘有效性’，‘可重复性’等，所有这些都要求根据特殊情况予以解释，正如社会规范是因社会而易变的一样。” ssk的这种对科学规范性的解释恰好排斥了科学的合法性问题，无法解释今日科学的建制化的巨大成功。
当然，这种解释本身是期望重建社会学和科学哲学的联系，将科学作为知识生产方式之一种，形成一类特殊的受认识与境影响的人类知识的理解。 为了说明这种研究的正当性，ssk学者对传统认识论的批判，遭遇到了坚决维护科学理性和实在论地位的一些哲学家和科学家的反对。但是，就目前的争论看，传统的认识论和ssk的理论，“任何一方都没有令人信服的案例以使自己在论战中取得压倒性胜利。科学的力量在于宽容意见的差异性，任何一方都不能充分证明各自对‘发现’和‘建构’隐秘地同居了几个世纪的文化进行认识论清洗的正当性。不可否认，ssk的集体认识论和社会认识论——即使以一种弱的形式——确实向我们打开了一个认识论探寻的新纬度。” 科学知识社会学“推进了对科学共同体的体制性规范从认识论角度的探讨” 。
但是一个同样不容回避的问题是，ssk解构科学规范的努力显然没有成功，因为随社会变化的不同的规范如何使跨越时间的，来源不同的人获得共同思维方向的认知？分布于不同空间的人们如何会几乎同时产生几乎相同的思维结果？集体的交流活动如何形成思想的集体类型？或者说，这种集体的综合判断力和社会综合判断力来自何处？虽然ssk学者已经借重知识社会学从认知世界的与境化的视角做出了一部分回答，但终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也许真的存在一种由于人类自身的进化和社会文化的进化而形成的人类心智的认知结构，使人类共享着不能用逻辑推理模式概括的某种公共理性，这种理性已经内化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内化为科学认知的一部分，因此能够有效地规范人类的科学活动。“认知也许是科学的社会纬度和认识纬度之间至关重要的联系”。 我相信这也许是我们从ssk理论中获得的重要启示之一。关于人类心智认知结构与科学知识的问题，我们将另文探讨。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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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东方出版社，2001年。
知识社会学范文第5篇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知识社会学发端于马克思的社会决定论，当它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时，形成了三大学派，即“德意志社会学—哲学学派”、“法兰西迪尔凯姆学派”和“美国芝加哥学派”；曼海姆提出了社会科学应具有属于自己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而解释学和现象学方法的有效应用，成为知识社会学成熟的标志；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实质上是对传统“知识二分法”，即科学技术知识和非纯粹知识的诘难和批判；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实现了由传统知识社会学向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转变。一、知识社会学的发端与形成启蒙运动将人类整个知识体系划分为两种形态：一类是纯粹知识，即科学技术知识，它具有不受社会因素影响，不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普遍一致性特点；另一类是非纯粹知识，是受社会因素影响和历史条件制约的知识。随着世界科学中心向德国转移，以培根和笛卡儿为代表的科学主义价值观以前所未有的势态迅速移向德国，自然科学知识的优越性亦与日俱增。“知识社会学”一词源于德文，为哲学及社会学大师舍勒（M·Scheler）所首创。“知识社会学”的先驱是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几位大师。首先应该追溯的是马克思。他认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2卷，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意识的存在方式，以及对意识说来某个东西的存在方式，这就是知识。知识是意识的唯一行动。……知识是意识的唯一的、对象性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1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显然，马克思的这一表述是“知识社会决定论”的由来。著名知识社会学家赫克曼（S·J·Hekeman）对此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马克思为知识社会学给出一条基本原理，即所有知识都是由社会决定的。马克思甚至认为，即使是自然科学知识也是由社会目标决定的。不过，此时的马克思意在强调社会需求因素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影响。恩格斯认为，在特定条件下，自然科学知识也要借助于社会及历史因素来解释。这一思想进一步丰富了知识社会学理论，以至于著名科学社会学家默顿（R·K·Merton）给出了这样的评价：马克思主义是知识社会学的风暴中心。在知识社会学理论发展中，狄尔泰强调知识的社会决定作用与环境制约性，韦伯在沿袭马克思“社会决定论”的基础上又补充了精神因素的历史作用，认为社会存在是各种因素整合的产物，当诉诸社会因素对有关知识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时，应积极诉诸精神因素。不论是实证主义者还是人文主义者，都对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知识二分法”思想加以默认。二者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该不该将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照搬到社会科学中来。由于这场争论关系到两种知识形态的孰优孰劣，两种文化的直接冲突，甚至一种文化歧视另一种文化，或用一种文化规范另一种文化的重大问题，故而争论此起彼伏，自知识社会学发端以来就一直存在着。20世纪初，知识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具雏形，并形成三大学派，它们分别是：“德意志社会学—哲学学派”、“法兰西迪尔凯姆学派”和“美国芝加哥学派”。从进化论视角看，最有意义的是德国学派，它是知识社会学的源头，对知识社会学有着特殊的贡献。继马克思之后，韦伯广泛研究了知识与社会文化因素的互动关系，认为社会、文化等因素决定知识的内容，反过来，知识的内容也影响社会和文化。狄尔泰则从认识论视角，用解释学理论解释产生知识的“客观因素”。对知识社会学的形成与发展作出长期努力的是该学派的舍勒。舍勒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超越了实证主义的传统思维方式，在社会存在与意识的互动关系基础上，认为科学的世界观并不能唯一逼真地描述“绝对客体”。但和单向的社会决定论不同的是，他认为绝对客体的实在范畴基于信念而非物质因素。舍勒试图用绝对主义因素解决相对主义问题，同时又保留“知识二分法”及“知识的社会决定论”，这显然是矛盾的。不过，舍勒的最大功绩在于：他能够洞察出科学家对绝对真理的寻求在本质上只不过是一种表象而已。从当代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观点来看，他的突出贡献在于：他对自然科学知识的至尊地位提出了挑战，对两种文化之间的歧视现象表示出强烈不满。这为日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法兰西迪尔凯姆学派”深受狄德罗思想的影响，在坚持“知识二分法”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尝试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去研究知识的社会决定，他们的着眼点放在知识的起源和概念的演化上，他们的知识社会学又叫“知识发生学”。“美国芝加哥学派”因语言和地理上的障碍而循着自身的路径发展，该学派在遵循实证主义原则的同时，注重考察社会心理对知识形成的重大影响，故被称为“社会心理学学派”。二、知识社会学的成熟及存在的问题舍勒虽然为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发展作出了不懈努力，但他的著作很晚才被译成英文。语言的障碍阻止了他的思想传播及影响范围的扩大。今天我们谈论的知识社会学，就其成熟形态而言，是曼海姆的而不是舍勒的知识社会学。曼海姆的著作于30年代就被陆续译成英文，其影响波及欧美，知识社会学中心亦随之转向英美。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也源于马克思的“社会决定论”。他强调了知识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试图用因果链将知识与外部世界联结起来，认为知识就其发生学意义而言，不仅取决于人们的社会地位、身份及阶级利益，而且根植于特定的文化类型之中。曼海姆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接近韦伯和狄尔泰，主张社会科学应具有属于自己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认为解释学是研究社会科学的有效工具，而不必强求使用自然科学方法。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理论有两个优点：其一是他的提法接近于“反身性原则”，即在知识的社会学考察中，无论是观察者还是被观察者都必须服从社会学家的考察；其二是他表明了构成知识信念的是社会而非个人，主张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重心应该放在社会环境中而不是限于个人的思想，个人是不可能从他自身的经历中形成世界观的，知识是群体互动和社会协商的产物。曼海姆曾试图突破传统的知识划界，打破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长期对峙的局面而代之以相对主义的面孔。用当代科学社会学家马尔凯（M·Mulkey）的话说，曼海姆的相对主义研究纲领接近于科学哲学的后库恩研究，他能克制自己对自然科学知识普遍一致性的盲从。此点在实证主义思潮占据统治地位时期是极其难能可贵的。曼海姆因其相对主义态度而受到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两面夹击，他也承认社会看起来不仅决定人们的观念而且决定人们的思想内容，包括数学思想内容以及至少有那么一部分自然科学思想内容。总之，曼海姆知识社会学有向自然科学领地进行边际扩展的倾向，但其思想仍囿于“知识二分法”传统之中。30年代后期知识社会学又分化为若干分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分支，一是集中探讨日常知识的社会根源，它导源于现象学传统；二是考察知识与外部社会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它沿袭解释学研究传统。至于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实证主义研究传统在这两个分支中均有程度不同的体现，其中，现象学传统的代表人物舒尔茨受胡塞尔现象学思想影响，他的目标是要为知识社会学研究注入新的研究方法，即社会现象学方法，旨在解释知识的意义构成及充当知识生产之实在的社会建构。此后，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围绕着这两个分支又形成了实证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大阵营，前者倾向于将自然科学知识从社会决定论中分离出来；后者通常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它进一步揭示了社会对知识的决定作用，并将这些知识同其赖以产生的物质存在方式加以对照。这两个阵营分别在美国和英国找到了各自的归宿，美国是实证主义阵地，英国是“新马克思主义”阵地，前者强调个人因素和历史方法论，后者强调社会因素和环境制约作用。[1][2][][]总之，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留下的问题也不少，首先是两类知识的划界是否合理？划界的标准是否成立？科学知识该不该享有特权？其次是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的歧视现象该不该消除？科学知识该不该免予社会学研究？所有这些问题均留待人们进一步思考。三、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留下的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它们不仅为社会学家所探讨，而且也为哲学家所思考。晚年的维特根斯坦开始对自然科学知识享有免予社会学研究的特权提出异议，认为科学知识也有其限度，也应该被视为一种文化现象。他进一步指出，知识就其本性而言是社会的，我们与他人互动、加入其他群体不能归于偶然因素，他人与群体是我们认知过程的具体语境，它构成了我们知识信念及知识的全部内容。按此线索，维特根斯坦为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奠定了认识论基础，他明确表示了对科学知识普遍一致性的怀疑，这种态度直接危及两类知识的划界标准。他还认为，在科学文化的早期进化阶段，任何信念只要得到社会的认同都可能被人们视为真理而加以接受。正如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布鲁尔所言，维特根斯坦无论是对一般事物的刻画，还是对科学家的悉心描述，甚至对数学家论据的分析，均渗透着社会学特征。哈贝马斯的批评也极有分量。他试图确立这样的事实：自然科学知识只是知识体系中的一种形态而已，它的存在是为了满足人类某方面利益的需要，人们在发展这种知识时不可能不渗透利益因素。哈贝马斯的意图在于：他想借助对科学知识的利益解释来否定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感情中立假设，而这对于奉行培根主义的科学始于观察，经验事实是建立在客观观察基础之上，科学理论又是建立在经验事实基础之上的归纳方法来说是致命的一击。此外，他还强调解释学和批判的重要性，认为认知主体不可能是被动地、无情感地面对客体，而是有目的地作用于客体，人类的利益动机才是维系科学活动的根本动力。以上几位大师虽有怀疑主义的批判精神，有启发人们对传统知识社会学遗留下来的问题积极思考的导向作用，但真正实践并致力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是爱丁堡学派。他们在广泛吸收舍勒思想和马克思思想的基础上，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领域做了大量工作。他们一方面通过批判曼海姆知识社会学，尤其是传统的知识划界标准来达到对自然科学和数学等领域知识体系进行社会学考察；同时，他们否认真理的一致性，以超越理性的标准来证明各种理论体系不仅会产生出各自合理合法的论据，而且还会产生出各自合理合法的标准。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广泛汲取当代科学哲学思想尤其是库恩的思想，坚信经验知识是渗透着理论的，而理论又受制于科学共同体所尊奉的特定范式。独立于理论的经验知识是无意义的，所谓的客观观察、感情中立等原则在经验知识生产实践中是很难贯彻到底的。既然如此，“传统二分法”也就失去了认识论基础。由此可见，库恩的历史—相对主义思想为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打开了哲学上的缺口。布鲁尔为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制定了“强纲领”，他认为所有知识，不论是经验科学知识，还是数学知识，都应该进行彻底研究，没有什么限制固存于科学知识本身的绝对的、先验的或真理的、客观性的本质之中。“强纲领”的主要内容包括：1.因果性。科学知识社会学注意研究信念及知识所处的不同条件和产生的原因。2.公正性。公平地对待真的与伪的、理性的与非理性的、成功的与失败的信念，两方面都要解释。3.对称性。解释的方式是对称的。4.反身性。它的解释同样适用于社会学本身。布鲁尔的上述思想至少从认识论意义上回答了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留下来的全部问题。巴恩斯则从解释学维度积极建构其“利益模型”，认为传统知识社会学将数学及自然科学知识拒之于门外是错误的，科学知识也应置于社会学研究之下，服从社会学因果分析。巴恩斯进一步指出，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只能用一种方式来解释：要么作为默祷的产物，这就是无私利性的个人被动面对实在的产物，如笛卡儿主义者所理解的，科学家头脑应脱离科学家本人的情感、生活方式、信念之类的主观因素去观察世界；要么是在特定环境中为具有特殊技巧、特定利益的个人或群体所生产。巴恩斯主张后者，他认为科学理论的评价和接受与否也是在科学家个人偏爱及群体利益追求中得以进行的，科学知识本质上是在个人偏爱与群体利益相协商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产品，是在特定群体利益，有时是在民族利益驱动下得以建构的社会产品。巴斯卡也积极从事建立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工作。与布鲁尔、巴恩斯有所不同的是，他主张方法论上的相对主义，即对两类知识的划界标准作相对主义理解，既达到对传统的“知识二分法”的批判，又兼顾自然科学知识的特殊性。至此，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终于有了自己的概念基础和理论构架。在该学派的长期努力下，终于实现了由传统知识社会学向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历史性转变。主要参考文献：1B·Berger,G·Lucman.SocialConstrutionofReality.1sted.London:landonInc,1967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1版．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R·K·Merton.SocialTheory&SocialStructure.1sted.Springfield:IllinoisUniversityPress,19495J·K·特纳．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中文1版．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6T·Parsons.StructureandProcessinModernsocieties.1sted.NewYork:TheFreePress,19657R·Pawson.AMeasureforMeasures.1sted.Londres:Routledge,1989
知识社会学范文第6篇
关键词：迪昂—奎因论题；科学知识社会学；不合理假定；2＋2＝4
Abstract:Duhem-Quine’sargumentexposedthedefectslyinginthetraditionalphilosophyofscience.Thebirthofsociologyofscientificknowledge(SSK)isnecessaryforthephilosophyofscience.Laudan’stheoryadaptstothedevelopmentoftraditionalphilosophyofscience,buthistheoryisconservative.HetriedtobindSSKbyhisirrationalityassumption,buthewasdefeated.Onthecontrary,SSKshowsagoodfuturelittlebylittle.
KeyWords：sociologyofscientificknowledge;Duhem-Quine’sargument;irrationalityassumption,2+2=4
20世纪科学的迅猛发展和对社会的巨大影响给社会学家提供了新的任务——研究科学中的社会问题和科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成就了一个新的学科——科学社会学。20世纪科学的发展也推动了认识论的发展，旧的心理发生学的认识论模式被抛弃，认识论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并被冠以一个新的称呼：科学哲学。
科学社会学想要说明的是诸如科学家的行为规范有哪些？科学的经费投入与成果产出情况等问题。后来科学社会学进了一步，它试图根据社会（特别是某些特殊的社会结构）原因来说明为什么某一理论被发现、接收或被拒绝。这样，它研究的主旨和科学哲学一样：“说明科学家对于自然界的信念”。[1]而科学社会学的这种认知转向主要得益于库恩思想的推动。
1.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的哲学背景
库恩之前的科学哲学家走的均是经验主义的路线。在他们看来，科学家对自然信念的取舍完全受经验证据的决定。逻辑经验主义者认为理论的优劣取决于哪一个获得了更多的经验证据支持。后来波普指出有限的证据相对于无限的证据总量是零概率，决定理论取舍的是看这个理论是否经受了高证伪度预言的检验。两者虽然意见不一，不过都认为科学家对理论的取舍由经验来决定。但是后来奎因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一文中指出，理论的评价单元应该是整个科学，科学理论是作为一个整体面对感觉经验的法庭的；科学家取舍理论时，经验证据的影响并非决定性的，因为“在任何情况下任何陈述都能够被决定是真的，如果我们在系统的其他部分作出足够剧烈的调
整的话。”［2］由于物理学家迪昂早于奎因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因此上述观点后来被科学哲学界称为“迪昂—奎因论题”。［3］
既然经验证据在理论评价中不起决定作用，那么影响科学家取舍自然信念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呢？科学哲学家库恩对此作了开拓性的研究。库恩认为，科学理论的取舍是两个不可通约的范式的更替，决定于理论更替的因素可能来自科学共同体的信念和价值标准、科学家的个性，还有美学原则（如逻辑简单性）和实用主义原则等；多元标准并存的局面导致在理论选择中出现了以下两种情况：其一是不同标准决定不同的选择，其二是不同的科学家在使用同一个标准时由于给于不同的权衡从而造成不同的选择。这样，我们找不到中立的标准来决定理论的选择，同样也找不到评价科学理论进步与否的标准，如果科学在某一个阶段有什么进步的话，那也只是胜利者的自我辩护，因此科学进步的解释“必定是心理学的或社会学的。”[4]库恩的观点立即引起了其他科学哲学家的惊呼：科学革命和宗教的皈依有什么区别？
库恩的创新之处在于，他把社会学引进到认识论中。但他的理论和社会学家以及其他科学哲学家这样的共同信念相抵触：社会，包括其子结构——人类知识，从总体上是进步的、不断前进的。库恩理论引起的争议导致了思想界的如下分歧：是沿着库恩已开辟的社会学思路，把科学纳入到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下来重新审视认识论问题？还是退回去，通过对科学哲学的调整来纠正库恩的错误？
布鲁尔（D.Bloor）和巴恩斯（B.Barnes）等人走的是前一条路线，他们因此极大地推动了科学社会学的发展，使其发展到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ofScientificKnowledge）或称为“科学的认识社会学”［5］的新阶段。劳丹则是持后一条思路的代表。
2.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纲领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另一个渊源是19世纪末出现的知识社会学。这门由哲学及社会学家大师舍勒开创的学科，其宗旨是为人类知识寻找社会学根据。但由于启蒙运动以来人们普遍认为科学有别于其它知识，知识社会学对科学的研究是慎微的。进入20世纪中叶后，库恩等人的开拓工作，使人们看到这一观念只是个神话，知识社会学开始对科学家的信念是如何来的这个认识论问题进行独到的探索，从而和发展着的科学社会学汇合在一起。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工作是努力去证明，科学知识，甚至是最深奥的数学也可以被理解为社会的建构物。为了全面贯彻这一社会学的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发言人布鲁尔在其著名的《知识及其社会意象》一书中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制定了一个“强纲领”（strongprogramme）。它包括四条基本原则，第一条原则为因果性（causality）。它的具体内容是：“关于产生信念和知识壮态的条件是因果性的，当然，还有非社会类型的原因和社会性的原因共同对信念的产生发挥作用。”［6］（其他三条原则分别为公正性(impartiality)、对称性(symmetry)和反身性(reflexivity)）
奎因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一文中揭示出自休谟以来的哲学家对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区分是一个形而上学教条，结果导致了这样的认识，全部句子某种程度上都被看作是综合的。打着这种标记的“整体论”迫使我们放弃“思辨形而上学”的希望。思辨形而上学是这样的体系，它是可以独立证明的，并且可以裁决具体科学的判断或者更普通的感觉—知觉判断。这样，根据奎因的认识，形而上学认识论就是一种来自科学内部的科学研究了，这预示了认识论的新的转向：自然化（naturalized）。逻辑经验主义在证据和理论之间寻找一种使理论得到证明的关系的企图已被证明是失败的。为什么我们的研究不能从“资料发展”转向“信念的形成”呢？我们可以撇开了证明问题，仅仅考虑发生和因果问题。这样，我们不再担心证据和理论的差距，而是研究两者的因果关系。很显然，布鲁尔等人也是沿着这个思路来确定他们的强纲领的。其实，库恩已经开始探索这个问题，但由于他使用的“社会心理学”概念的含混性使科学发生认识论很容易滑向神秘主义的泥潭，或重新走向默顿学派把认识的发生过程“黑箱化”的旧路。这对认识论无疑是个灾难。因为思辨认识论向心灵寻找因果关系的努力遭遇到了休谟的“因果问题”的困扰而被证明是条绝路；逻辑主义依据经验证据进行逻辑辩护的努力遇到了“迪昂－奎因论题”的挑战也失败了，这样认识论只能“终结”了。布鲁尔明确表示要用怀疑的眼光看待“依赖超感觉的知觉形式或直接的理性的无起因的鉴别力”[7]这样的心理发生学方法。他提出因果性原则的目的显然是要向社会而不是向心灵寻求知识和信念发生的原因。因此其思想是对库恩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3.劳丹的不合理假定
在知识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早期的坚定的社会知识学家认为，任何思想家群体的每一次信念转变都可以用社会基础来说明，如舍勒就曾断定：“一切知识、一切形式的思想、直觉和认识都毫无疑问地带有社会性。”[8]劳丹承认,类似“19世纪白人奴隶主支持黑人在种族上低人一等”的信念“纯然处于社会的原因”，但像“2＋2=4”或“多数重物一放手会向下掉落”之类的思想“与社会环境并无直接的关系。”并且，坚定的社会学者还会遇到这样的逻辑悖论：“既然一切信念均是社会造成的，而不是理性牢固确定起来的，那么认识社会学家本人的信念也就没有理性可言，因而也就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要求被接收。”[9]如果这一悖论成立，整个知识社会学的合法性会受到挑战。
对此，舍勒之后的知识社会学家曼海姆也早有同感。他将人的思想分为“内在的”和“非内在的”，内在的思想就是那些能表明与信仰者的其他思想自然而合理地相连的思想。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定理就是一个例子。另一方面，非内在的思想并不具有理性凭证，人们可以接受它们，但它们与可供选择的其它思想相比，并不在本质上更合理。曼海姆认为，只有非内在的思想，才是社会学所要说明的合适对象。这条信念几乎相当于主张，当且仅当信念不能用它们的合理性来说明时，知识社会学才可以插手对信念的说明。劳丹对曼海姆的观点称赞有加：“我建议把这种分界标准称为不合理性假定。”[10]
在劳丹看来，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思想的理性编史学在说明历史事例方面远远胜过历史社会学（即知识社会学—引者注），”[11]而近期之所以会出现库恩等人否定理性的思想史的极端看法，是由于长期流行的“经验主义的合理性模型”[12]崩溃的结果造成的。按照这一模型，一个理论在经验上的成功，是其被合理接受的唯一决定因素，因此，一旦“迪昂—奎因论题”揭示了经验在理论评价中的局限性，旧的合理性模式便失去了根基，非理性必然乘虚而入。
劳丹试图通过对科学哲学的改造来拯救理性主义的科学观。劳丹认为，一个理论的成功往往表现在两个方面，除了经验上的成功外，还有概念上的成功。社会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往往重视经验方面的成功而忽略了概念方面的成功，并且还把经验上的成功仅仅理解为反常的解除。劳丹指出，实际上反常在认识论上并不具有多大的意义，除非反常被某个相竞争的理论解决了才对现有的理论构成威胁，否则便只能成为一个待解决的谜。劳丹又进一步指出，科学家所接收的理论总表现出两种进步，解决了更多的经验问题，又解决了更多的概念问题；在经验主义的合理性模型中，作出合理的选择指的是我们接受了有充足理由为“真”的陈述，“而进步通常被看成是通过逼近或自我修正不断达到真理”，我们为何不能将这种观点颠倒过来这样来理解合理性，“作出合理的选择就是作出进步的选择（即作出提高我们所接受的理论的解题有效性的选择）。”[13]这样在劳丹看来，库恩放弃“求真”式的合理性模式虽说是一个“明智之举”，但他同时放弃“合理性”就如同在泼洗澡水的时候把孩子也泼了出去
劳丹在为科学拾回合理性之后，自然就毫不犹豫地把“不合理性假定”横旦在知识社会学家面前，他尖锐的批评道，“知识社会学家恰恰是在对思想的接收或拒斥的合理分析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地方插足进来。”[14]
4.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的反驳
针对劳丹的批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布鲁尔、巴恩斯(BanyBarnes)和亨瑞(JognHeny)在其合著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分析》（ScientificKnowledge:SociologicalAnalysis）一书中，以2＋2=4作为典型案例作出了反驳。首先，在布鲁尔等人看来，“2+2=4的意义是可变的并且是由情境决定的。”例如，在一个仅有0、1、2、3、4的有限算术（finitearithmetic）中，会出现3+3=1,3+4=2,2＋2=4，2×2=4，3×3=4的情形。因此2+2=4这条原则，“可以处在依循不同的规则的各式各样的符号中”。［15］其次，布鲁尔等人对劳丹的这个观点——2+2=4和社会环境并没有直接联系——并不持异议，但他们指出，“社会学解释并不需要某个数学信念（例如毕达哥拉斯定律）和某个社会境况（例如希腊城邦）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揭示出一个数学信念和一个在不同的环境中普遍存在的社会境况之间有关联，或者一个原理之所以被接受是因为对不同的环境里的人来说都有用，这样的揭示一点都不缺乏社会性。”［16］再次，劳丹从2+2=4产生（generate）和确定（establish）的方式（way）的角度指出，只有极端的无知者才会让人信奉数学知识是由社会决定和制约的；对此，布鲁尔等人也给予了反驳。布鲁尔等人讥讽道：“听一听批评者自己对2+2=4如何产生和确立的解释是有益的，不幸的是这样的观点并未提供出来。”到底劳丹对信念“产生”作何解释？显然，如果“产生”意味着心理或社会的根源以及个人信念的产生过程，“这将涉及到对参与信念形成的所有教育过程的研究。”因为教育过程并不会与社会决定形成尖锐对比，故布鲁尔等人推断说这不是劳丹的本意。看来劳丹使用“产生”一词时他的意思有比“社会活动”更丰富的内涵，他相伴使用的“确立”一词给布鲁尔等人提供了一个线索。“确立”除了心理和社会的意义外，还意指“证明”：确立2＋2=4意指证明2＋2=4，同样，2＋2=4的产生也就是指2＋2=4被证明的方式。这样，对劳丹来说，“由证明产生的理性的信念是2＋2=4的可信性的根源。”但布鲁尔等人辩解说：“我们将认为2＋2=4不是在证明的基础上获得可信性的”。［17］
接下来的争论就归结到2＋2=4的证明上了。布鲁尔等人认为，2＋2=4的证明是建立在社会性活动的基础上的，无论在“低阶”（low-status）证明中还是在“高阶”（high-status）证明中，都可以发现社会因素的存在。低阶证明是普通人对这个公式的认识过程。这时人们往往借助实物进行证明，如：拿出2对苹果，“然后把这二对苹果摆放在显眼之处，然后他们数到1、2、3、4。”［18］这就是2＋2=4的原因。高阶证明则是由职业逻辑学家完成的。如逻辑学家L•迈克(L.Mackie)1966年对2＋2=4的作了12步的逻辑证明。他证明的第1步实际上是用符号化的语言表达了进行低阶证明的计数者（quantifiers）的行为。第2步和第3步是对第1步信息的重复。但消解掉了计数者存在的信息，以后的几步都是对前面步骤的归约，到了第11步，出现了一个预设，结果“把一开始消解掉的计数者拾了回来”。第12步宣布了这样的结论：“（K）（L）（M）［（I）－（11）］－from1-11byC.P.andU.G.”它等于说：“对于K、L和M集合，如果K有2个元素，L有2个元素，并且他们都没有其他组份，当M把两个集合拢合到一块后，那么M是一个四元素的集合。”布鲁尔等人发现：“当我们回顾符号（迈克的）逻辑列式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冗长的来自小学生课堂学习加法的方法。”［19］显然迈克的证明恰恰说明2+2=4奠基于源始的社会性活动中。布鲁尔等人对此深刻地指出,“没有孩童的训练，我们无法建构证明并从中学到些什么”［20］对于2＋2=4来说，我们接受它，是因为它来自传统，来自社会性活动，而不是所谓的证明或自明，“数学是人类学现象”，［21］而不是心理学现象。
5.评价
劳丹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发展持怀疑态度。事实的情况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在随后的一二十年的发展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一群有独到见解和反传统精神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深入实验室高墙之内，采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取得了许多新颖的和富有创见性的结论，一时间科学知识社会学呈现出“活跃”、“激进”和“反传统”新气象，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前途。就连传统的科学社会学的代表人物B.巴伯也称赞“科学知识社会学把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带进最紧密、最有成效的互动。”[22]
布鲁尔等人通过对2+2=4的认识论基础的阐释，从一个角度揭示出科学恰恰是建立在日常生活和社会性活动的基础上的。自然，由于这个基础是由文化、传统、集体协议等建构的，它是不牢固的、可松动的。而与之相对照的是自中世纪以来（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直至20世纪上半叶，人们普遍认为知识和意见有别，知识有一个牢固基础，知识的确定性即来源于它。在中世纪，上帝是知识的基础，因为知识的确定性由“上帝”来保证。后来，由于解放的逼促，上帝开始隐退，神学受到质疑，近现代哲学家们开始为新的知识寻求确定性，自我解放中的欧洲人要“自己为自己保证知识的确定性”。［23］
近现代哲学家对知识的确定性的辩护不过是对中世纪的确定性秩序的再重组。那么这一重组是如何进行的？这要从伽利略的工作开始谈起。数学化是近现代科学区别于中世纪自然科学（亚里士多得物理学）的根本所在。伽利略在把科学从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解释转向描述性解释的同时，把科学研究的对象局限在可定量并可实验控制的第一性的质的范围内，把不能完全数学化并且难以实验控制的性质称为第二性的质放置于科学研究的边缘，并且认为只有满足数学必然性的第一性的质才是事物客观存在的真实性质。伽利略在从数学和实验的角度考虑世界的时候，“禁止了来自其它范围的任何规定”，［24］抽象掉了一切精神中的东西和物所附有的文化特征。这些被抽取掉的东西被同样崇尚数学和追求确定性的笛卡尔重新组装到另一个世界——心灵世界——里，“因为通过假设在人的心灵之外不存在不可以还原到数学方程的东西，这样把自然还原到一个数学方程系统就更容易取得进展。”［25］科学对日常经验（以直觉、感性、质来审视世界）的不信任导致哲学的认识论（方法论）转向就立即成为需要，这种认识论的主导思想是要说明理性之“心灵”能够保证知识的确定性。这个心灵除了作为盒子贮藏“科学切削下来的碎片”［26］外，另一项功能就是作为一面镜子为科学的“求真”过程给出一个解释。心灵自此代替上帝成了科学（知识）的基础。心理主义成了哲学的主导范式。但这项由笛卡尔开创的“外科手术”［27］式的认识论事业经20世纪众多哲学家的批判被认为是误入歧途的。后期维特根斯坦揭示出科学建立在“生活形式”的基础上；海德格尔也指出，存在者不是通过理性的瞠目凝视和人照面的，科学在对存在者研究之时，“已经活动在某中存在之领会之中”。［28］但是逐渐弥漫在科学周围的“尊贵”和“创造奇迹”的“神学气质”使人们普遍认为只有科学里的世界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显然，一个由数学方法构造的理念世界就不知不觉地遮盖了“作为唯一实在的、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被经验的并能被经验到的世界，即我们的日常世界”。［29］因此对科学的生活基础和社会基础的挖掘就成了20世纪后半叶思想家们的紧迫和艰巨的任务。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也是这一队伍中的成员。
启蒙运动推崇理性，在这一运动中，科学获得了最迅速的发展和最辉煌的成就，并成为理性的代言者。认识论和方法论反过来又对理性注入了特定的内涵。当理性的内涵凸现出来以后，认识论家又利用理性作标准评价和划分知识，合理性问题就常见于认识论了。但我们从前面对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简略分析中应该看出，理性这一概念本身也有局限性，故合理性问题本身也就成为问题。劳丹显然仍站在启蒙运动以来思想界所塑造的“理性”立场上来理解科学，并且它的思想中仍由心理主义的残余，故他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评价自然有失公平。
劳丹试图用进步观念来挽救理性观念在库恩学说中的窘境的作法，但由于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观念本身就有劳丹意义上的进步的内涵。劳丹的“进步”说并没有对理性观念注入任何新颖的内涵，他的挽救工作的意义也就大大折扣。他对合理性的诠释必然回到逻辑经验主义和证伪主义的“算法”的路子上，但库恩已经指出，“算法”之路是走不通的。当然，思想家对科学本质的探索没有因为他设置的“不合理”的樊篱而止步。奎因从对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二元划分的批判着手揭示了数学的经验蕴含，库恩对“科学革命”的深入研究揭示了科学特定时期的社会化特征，这一切都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向科学作全面的、全方位的社会学分析奠定了基础。而这项工作的来临是必然的。但我们得承认思想家们为此走的是一条曲折的道路。
当然，科学知识社会学也存在有缺陷，它还没有彻底摆脱主客二分式的表象主义，同时也还没能很好解决个体（科学家）与社会、当下（现实）与历史的关系。对这方面问题的分析，有待另文给出。
参考文献与注释
[1][5][9][10][11][12][13][14]劳丹.进步及其问题[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193.193.196.198.200.201.119.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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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4］MartinHeidegger.TheAgeoftheWorldPicture［A］.TheQuestionConcerningTechnologyandOiherEssays［C］.Harper&RowPublishers,1977.148.148.
［25］［26］［27］E.A伯特.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基础［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289.304.289.
知识社会学范文第7篇
论文摘要：知识是知识社会转型的内在动力，具体体现为知识价值推动经济转型、知识权力推动政治转型、知识消费推动文化转型。在知识社会转型过程中，大学应该成为主导力量，应承担培养和塑造“知识人”、创新和传播知识、培育和整合新文化的历史使命。
对于知识社会的来临，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和管理学家彼得·F·德鲁克是两位最具先见之明的大师。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1980)和《权力的转移》(1990)明确地指出，信息革命将给人类社会带来一场巨变，知识的权力正在代替财富的权力成为主宰世界的力量。德鲁克则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指出，我们正在进人知识社会，知识资本已成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源，有知识的人将成为社会的主流。在这种新的社会形态中，知识作为“一种基本资源”，将成为“社会的中心，以及经济和社会行为的基础”。进入21世纪，我们可以在生活的细节中体验到这种变化。由于科学知识的注人，一文不值的石头成了价值千金的芯片、超导材料、核能原料;数字化技术、网络技术、虚拟技术改变了通讯方式，扩大了社交空间，节省了时间支出。所有这些变化表明，工业社会正在向知识社会转型。根据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教育必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在知识社会，大学要与知识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相适应。在社会转型时期，应该对大学的功能和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反思和重新定位。只有如此，大学才能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革命性力量，而不是阻碍社会发展的保守力量。
一、知识:知识社会转型的内在动力
1.知识价值推动经济转型
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型，首先表现为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在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知识价值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知识成为推动和牵引经济发展的先导力量和决定性因素。工业经济是资本密集加劳动密集型经济，生产是建立在资本和劳动力等有形的物质资源基础之上的，知识的经济价值得不到充分体现。据统计，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30年代之前，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中，资金的投人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所起的作用占到70%的比例，而科技进步因素所占的比例很低。但到20世纪90年代，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DECD)成员国的经济增长中，科技知识的贡献率已经达到了80%，与世纪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知识已经取代资本和劳动力，成为经济的基本资源和核心要素。知识成为生产力提高和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知识价值在经济活动中的扩张，使知识的占有和配置，知识的传播、生产、分配和消费成为经济的基本活动方式。正是这种经济活动方式构成了新型的知识经济形态。知识在经济中核心地位的确立，不仅改变了经济的性质和生产要素的结构，而且使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经济增长方式、经济产业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知识经济是知识资源型经济，谁拥有最丰富的知识资源，谁将获得最多的财富。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8年初的一份统计，全世界半数以上的专利发明来自美国企业。知识资源优势使美国经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知识经济的增长方式与工业经济不同，商品的应用价值和生产成本不再是决定商品价格的主导因素。新技术、新设计、品牌、文化时尚等形成的知识价值成为决定商品价格的主导因素，个性化、知识化的产品成为企业利润的主要来源。知识经济的发展使知识产业、社会服务业、信息产业这类第三产业得到迅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大增加。据OECD的统计，欧美发达国家已达70%左右。传统的第一、第二产业的知识含量也因为科学技术的快速渗透得到不断提高。由此可见，知识价值的彰显是知识经济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因。
2.知识权力推动政治转型
知识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知识不仅在生产力的发展中获得中心地位，而且在政治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成为影响生产关系的重要力量。知识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权力基础。建立在知识权力基础上的阶级基础、权力结构、决策方式也随之发生转变。工业社会，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工具、设备、技术，由于“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而与劳动者分离，资本家成为生产手段的拥有者，而工人成为除了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资本和财富成为权力的基础，资本家由此在政治上占据统治地位。在知识经济和知识产业中，则开始出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一体化倾向。在知识社会，作为生产资料的设计工具、计算机和小型实验设施越来越多地为个人所拥有，拥有相应技术和知识的劳动者成为“知识价值”的创造者，‘他们的知识、经验和感觉成了最重要的生产手段，并且这些手段与劳动力本身已经不可分割地一体化了”。知识成为权力的基础，使知识阶层崛起并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丹尼尔·贝尔认为，知识社会阶层的轴心是“以知识为基础的”，以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或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知识阶层，将取代企业家、商人和工业经理人员成为社会的核心阶层，获得统治地位。知识权力在推动政治决策方式的转变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知识社会，国家和政府的重要决策越来越多地通过大学等智力机构来调节，专家、顾问和专业人员成为影响政治决策的重要力量。知识权力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政治原则发生转变。工业经济模式建立在利润原则之上，保障经济利益是政治的首要原则。在知识社会，人们非物质性的需求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这些需要往往会与追求个人利益、追求经济利益产生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往往更加重视公众利益，而不是经济利益。可持续发展战略、科学发展观关注的是社会的整体协调发展，重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而不仅仅是财富的增加和经济的增长。
3.知识消费推动文化转型
从最一般意义上来说，文化是指人类文明成果中那些历经社会变迁和历史沉浮而难以泯灭的、无形的、深层的、稳定的东西，表现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及其价值观念。文化转型就是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的根本性转变。工业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和消费是人们的主流生活方式，理性和物质财富成为人们主要的审美观和伦理观念。增加物质财富成为衡量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准。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社会的文化精神正在悄悄发生变化，一种超越理性主义、超越物质主义，强调以人为本、注重知识消费、崇尚个性、追求精神满足的审美观和伦理观念正在形成。屋太一认为，知识社会强调“知识价值”，注重“知识消费”的审美观和伦理观念会成为主流的文化精神。“物质意义上的进步无论是从其社会影响来看，还是从增大人们的满足感来看，其效果是递减的”。人们感到“物资已经足够多了，更要紧的是心灵的充实”，“生活的质的提高比量的增加更重要”。物质消费以大量的物质资源的消耗为前提，物质资源是有限的资源，会因为消耗而减少，会因为物质资源的分配不均而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物质资源的消费和消耗导致物质资源的需求增加，迫使人们用越来越多的时间进行物质生产，学习、休闲和社会文化活动的时间受到压缩。说到底，这是一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知识消费则不同，知识消费以知识的共享和传播为基础，知识资源不但不会因知识消费而减少，反而会因知识的共享和传播而得到增加，这有利于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在知识社会，人们将不追求对资源、能源和农产品的更大消费，而是追求对时间与知识的大量消费，人们将认为“知识消费得越多越体面”。
二、大学:知识社会转型的主导力
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史表明，在社会转型时期，大学是通过重新定位大学的功能和人才培养模式来推动社会的转型和发展的。科学研究对于柏林大学来说是一种新使命，社会服务对于威斯康星大学来说是一种新使命。这些新使命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使大学成为了工业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使大学从社会的边缘不断地走向社会的中心。在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大学要成为知识社会转型的主导力量，同样需要重新定位大学的功能和人才培养模式。
1.培养和塑造“知识人”
大学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有的人说应该培养通才，有的人说应该培养专才，有的人说应该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大学培养的人才，其内涵既有变的因素，也有不变的因素。变的因素指内涵要求应该随社会和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不变的因素指大学应该始终反映时代精神，应该培养社会精英，培养推动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这一点可以由高等教育发展史得到证明。中世纪大学倡导博雅教育、自由教育，以“自由人”为培养目标，而“自由人”是由地主、贵族、宗教人士等有闲阶级组成的社会精英，他们对知识的追求、对个性完善的追求、对人性的追求，反映了当时农业经济社会的时代精神。19世纪的工业革命推动了工业经济、工业社会的发展，科学和技术成为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科学家、工程师和各类型的专家逐渐成为社会的精英，“专业人”成为大学的主要培养目标，大学倡导和崇尚科学教育、专业教育，同样反映了工业社会的时代精神。因此，在知识社会转型和发展时期，大学应该成为知识社会培养社会精英的主导力量，培养和塑造代表知识社会时代精神的“知识人”。
“知识人”概念和“自由人”、“专业人”概念一样，是一个象征性的概念，强调最具代表性的特征。“自由人”、“专业人”和“知识人”之间并不是矛盾的、对立的，只是时代不同人们对知识追求的重点不同。在中世纪，人们对知识的追求是“闲逸的好奇”;在工业时代，人们对知识的追求局限于专业知识的掌握和应用;在知识社会，人们则将获得知识、更新知识、应用知识和创造知识作一个整体来考虑。正因为如此，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认为，面对未来的发展，“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是教育的“四大支柱”，教育必须围绕这四种基本学习能力来重新设计、重新组织”。这四种学习能力就是获得知识、更新知识、应用知识和创新知识的能力。拥有这四种学习能力的人就是适应知识社会要求的人。因此，这四种学习能力就是“知识人”的内涵。
目前，我国很多大学的教育理念、课程和教学主要还是与“专业人”的培养模式相适应的，不利于“知识人”的培养，如教育理念上强调专业能力，而不是综合素质;课程体系上强调学科中心，而不是多元与个性;教学方式强调以教师中心，而不是以学生为中心;重视培养学生获取知识和应用知识的能力，忽视培养学生更新知识和创新知识的能力，等等。因此，我们不仅要明确“知识人”的内涵，而且要以此为依据建立新的教育理念，用它来指导大学的课程与教学，以与培养“知识人”的使命相适应。
2、创新和传播知识
工业社会追求劳动生产率，其核心指标是单位时间内产品数量的提高。知识只是用来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手段，追求的是固化的、技能性、工具性的知识。与此不同，知识社会追求知识生产率，其核心指标是知识的创新与技术发明，创造性的“构想”及技术更新构成了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而劳动生产率已不能创造更多的价值。这样一来，知识的创新与传播对经济社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学作为知识的集散地，将成为知识创新和传播的重要基地。为此，大学要对传统的教学和科研体制进行功能拓展和机制创新，以适应新形势下知识创新和传播的需要。
在知识创新方面，大学利用其学科优势、人才优势、信息优势、学术环境优势，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许多新学科、新的理论产生于大学，大学是新知识、新理论的土壤和温床。过去的20年，在全世界基础科学领域的重大发现中，有近70%是由大学取得的。但是，传统的大学科研体制也存在一些缺陷，使大学的知识创新功能得不到充分的发挥。比如，大学的科研偏重学科知识、基础理论知识的研究与创新，不注重跨学科知识的研究与创新，不注重知识的商品化和产业化应用;在运行机制上有浓厚的计划色彩，缺乏市场机制，等等。因此，大学要发挥知识创新的主导作用，需要对大学的科研职能进行扩展和机制创新，使其符合知识社会对知识创新的新要求。在知识创新体制上，应该打破学科体制的主导地位，建立学科科研、跨学科科研、区域科研、产业科研并行的体制;在知识创新的运行机制上要强化与企业、产业、社会力量的结合，形成知识创新的市场机制，加速将知识转化为知识产品和知识服务，提高知识的经济价值。知识社会不仅要求大学成为知识创新的中心，还要求大学成为孵化知识产业的基地，带动一批、辐射一批高科技产业、高文化产业。目前，世界各地许多高科技产业园区都是以著名大学为依托而建立起来的，并呈现出勃勃生机，如美国硅谷高科技工业区、日本的筑波科学城、英国的剑桥工业城等。
在知识传播方面，教学是当代大学进行知识传播的最主要途径。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大学形成了功能最完整、效率最高的知识传播体系。然而，相对于知识社会对知识传播的新要求来说，大学依然存在不足之处。比如，最先进和最尖端的技术知识越来越多地掌握在大型的跨国公司和企业集团手中，难以进入大学进行传播;缄默性知识、管理性知识、行为性知识等隐性知识难以在大学通过教学的方式来传播;教师掌握知识传播的主导权，学生的个性化知识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大学中的知识体系更新速度缓慢，传播方式单一，等等。知识社会的发展不仅使大学需要传播的知识内容得到极大的丰富，而且知识传播的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虚拟技术、网络技术、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传统媒体的线性传播模式逐渐向知识的有序化整合传播和非线性传播模式转变。困整合传播指知识内容以某种方式整合后的传播，整合传播可以通过数字化技术整合多种传播媒体，实现多样化的主动传播和个性化服务。非线性传播则可以通过建立基于知识内容的相互链结而形成的知识网络来进行知识传播。因此，大学要发挥知识传播的主导作用，必须突破传统的教学职能，进行知识内容整合和知识传播模式的深刻变革。
3.培育和整合新文化
大学具有培育和整合新型文化的功能。大学的基本活动表现为文化的选择、传承和创新。一方面，大学通过文化的传播作用，扩大新文化的影响，引导其上升到主导文化地位，同时也通过文化创造功能不断地充实新文化的内涵，扩大其文化影响力;另一方面，大学又通过有选择地传承原有的文化，使原有文化中的精神成为新文化的基础，将新文化建立在原有文化的基上，最终达到培育和整合新型文化的目的。同时，大学教育活动培养了大批新文化的代言人，他们成为传播新文化、发展新文化的重要推动力量，甚至是决定性力量。大学在培育和整合新型文化中的作用，可以在中外文化发展史和高等教育发展史中得到证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化价值观首先在大学中得到倡导和发展，大学教育的目标不再是为了灵魂的得救，不再以培养教士与神职人员为主，而是培养具有完善个性、追求尘世幸福的未来社会的统治者和精英人物。大学培养了大批人文主义者，后来都成为文艺复兴的旗手。在中国近代文化转型过程中，科学和民主的思想首先在大学中得到广泛传播，“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北京大学策动，并在先进的知识分子中展开，波及全社会。
知识社会学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知识是知识社会转型的内在动力，具体体现为知识价值推动经济转型、知识权力推动政治转型、知识消费推动文化转型。在知识社会转型过程中，大学应该成为主导力量，应承担培养和塑造“知识人”、创新和传播知识、培育和整合新文化的历史使命。
对于知识社会的来临，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和管理学家彼得·f·德鲁克是两位最具先见之明的大师。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1980)和《权力的转移》(1990)明确地指出，信息革命将给人类社会带来一场巨变，知识的权力正在代替财富的权力成为主宰世界的力量。德鲁克则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指出，我们正在进人知识社会，知识资本已成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源，有知识的人将成为社会的主流。在这种新的社会形态中，知识作为“一种基本资源”，将成为“社会的中心，以及经济和社会行为的基础”。进入21世纪，我们可以在生活的细节中体验到这种变化。由于科学知识的注人，一文不值的石头成了价值千金的芯片、超导材料、核能原料;数字化技术、网络技术、虚拟技术改变了通讯方式，扩大了社交空间，节省了时间支出。所有这些变化表明，工业社会正在向知识社会转型。根据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教育必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在知识社会，大学要与知识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相适应。在社会转型时期，应该对大学的功能和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反思和重新定位。只有如此，大学才能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革命性力量，而不是阻碍社会发展的保守力量。
一、知识:知识社会转型的内在动力
1.知识价值推动经济转型
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型，首先表现为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在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知识价值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知识成为推动和牵引经济发展的先导力量和决定性因素。工业经济是资本密集加劳动密集型经济，生产是建立在资本和劳动力等有形的物质资源基础之上的，知识的经济价值得不到充分体现。据统计，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30年代之前，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中，资金的投人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所起的作用占到70%的比例，而科技进步因素所占的比例很低。但到20世纪90年代，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decd)成员国的经济增长中，科技知识的贡献率已经达到了80%，与世纪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知识已经取代资本和劳动力，成为经济的基本资源和核心要素。知识成为生产力提高和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知识价值在经济活动中的扩张，使知识的占有和配置，知识的传播、生产、分配和消费成为经济的基本活动方式。正是这种经济活动方式构成了新型的知识经济形态。知识在经济中核心地位的确立，不仅改变了经济的性质和生产要素的结构，而且使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经济增长方式、经济产业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知识经济是知识资源型经济，谁拥有最丰富的知识资源，谁将获得最多的财富。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8年初的一份统计，全世界半数以上的专利发明来自美国企业。知识资源优势使美国经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知识经济的增长方式与工业经济不同，商品的应用价值和生产成本不再是决定商品价格的主导因素。新技术、新设计、品牌、文化时尚等形成的知识价值成为决定商品价格的主导因素，个性化、知识化的产品成为企业利润的主要来源。知识经济的发展使知识产业、社会服务业、信息产业这类第三产业得到迅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大增加。据oecd的统计，欧美发达国家已达70%左右。传统的第一、第二产业的知识含量也因为科学技术的快速渗透得到不断提高。由此可见，知识价值的彰显是知识经济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因。
2.知识权力推动政治转型
知识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知识不仅在生产力的发展中获得中心地位，而且在政治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成为影响生产关系的重要力量。知识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权力基础。建立在知识权力基础上的阶级基础、权力结构、决策方式也随之发生转变。工业社会，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工具、设备、技术，由于“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而与劳动者分离，资本家成为生产手段的拥有者，而工人成为除了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资本和财富成为权力的基础，资本家由此在政治上占据统治地位。在知识经济和知识产业中，则开始出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一体化倾向。在知识社会，作为生产资料的设计工具、计算机和小型实验设施越来越多地为个人所拥有，拥有相应技术和知识的劳动者成为“知识价值”的创造者，‘他们的知识、经验和感觉成了最重要的生产手段，并且这些手段与劳动力本身已经不可分割地一体化了”。知识成为权力的基础，使知识阶层崛起并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丹尼尔·贝尔认为，知识社会阶层的轴心是“以知识为基础的”，以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或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知识阶层，将取代企业家、商人和工业经理人员成为社会的核心阶层，获得统治地位。知识权力在推动政治决策方式的转变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知识社会，国家和政府的重要决策越来越多地通过大学等智力机构来调节，专家、顾问和专业人员成为影响政治决策的重要力量。知识权力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政治原则发生转变。工业经济模式建立在利润原则之上，保障经济利益是政治的首要原则。在知识社会，人们非物质性的需求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这些需要往往会与追求个人利益、追求经济利益产生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往往更加重视公众利益，而不是经济利益。可持续发展战略、科学发展观关注的是社会的整体协调发展，重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而不仅仅是财富的增加和经济的增长。
3.知识消费推动文化转型
从最一般意义上来说，文化是指人类文明成果中那些历经社会变迁和历史沉浮而难以泯灭的、无形的、深层的、稳定的东西，表现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及其价值观念。文化转型就是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的根本性转变。工业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和消费是人们的主流生活方式，理性和物质财富成为人们主要的审美观和伦理观念。增加物质财富成为衡量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准。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社会的文化精神正在悄悄发生变化，一种超越理性主义、超越物质主义，强调以人为本、注重知识消费、崇尚个性、追求精神满足的审美观和伦理观念正在形成。屋太一认为，知识社会强调“知识价值”，注重“知识消费”的审美观和伦理观念会成为主流的文化精神。“物质意义上的进步无论是从其社会影响来看，还是从增大人们的满足感来看，其效果是递减的”。人们感到“物资已经足够多了，更要紧的是心灵的充实”，“生活的质的提高比量的增加更重要”。物质消费以大量的物质资源的消耗为前提，物质资源是有限的资源，会因为消耗而减少，会因为物质资源的分配不均而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物质资源的消费和消耗导致物质资源的需求增加，迫使人们用越来越多的时间进行物质生产，学习、休闲和社会文化活动的时间受到压缩。说到底，这是一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知识消费则不同，知识消费以知识的共享和传播为基础，知识资源不但不会因知识消费而减少，反而会因知识的共享和传播而得到增加，这有利于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在知识社会，人们将不追求对资源、能源和农产品的更大消费，而是追求对时间与知识的大量消费，人们将认为“知识消费得越多越体面”。
二、大学:知识社会转型的主导力
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史表明，在社会转型时期，大学是通过重新定位大学的功能和人才培养模式来推动社会的转型和发展的。科学研究对于柏林大学来说是一种新使命，社会服务对于威斯康星大学来说是一种新使命。这些新使命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使大学成为了工业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使大学从社会的边缘不断地走向社会的中心。在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大学要成为知识社会转型的主导力量，同样需要重新定位大学的功能和人才培养模式。
1.培养和塑造“知识人”
大学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有的人说应该培养通才，有的人说应该培养专才，有的人说应该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大学培养的人才，其内涵既有变的因素，也有不变的因素。变的因素指内涵要求应该随社会和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不变的因素指大学应该始终反映时代精神，应该培养社会精英，培养推动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这一点可以由高等教育发展史得到证明。中世纪大学倡导博雅教育、自由教育，以“自由人”为培养目标，而“自由人”是由地主、贵族、宗教人士等有闲阶级组成的社会精英，他们对知识的追求、对个性完善的追求、对人性的追求，反映了当时农业经济社会的时代精神。19世纪的工业革命推动了工业经济、工业社会的发展，科学和技术成为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科学家、工程师和各类型的专家逐渐成为社会的精英，“专业人”成为大学的主要培养目标，大学倡导和崇尚科学教育、专业教育，同样反映了工业社会的时代精神。因此，在知识社会转型和发展时期，大学应该成为知识社会培养社会精英的主导力量，培养和塑造代表知识社会时代精神的“知识人”。
“知识人”概念和“自由人”、“专业人”概念一样，是一个象征性的概念，强调最具代表性的特征。“自由人”、“专业人”和“知识人”之间并不是矛盾的、对立的，只是时代不同人们对知识追求的重点不同。在中世纪，人们对知识的追求是“闲逸的好奇”;在工业时代，人们对知识的追求局限于专业知识的掌握和应用;在知识社会，人们则将获得知识、更新知识、应用知识和创造知识作一个整体来考虑。正因为如此，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认为，面对未来的发展，“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是教育的“四大支柱”，教育必须围绕这四种基本学习能力来重新设计、重新组织”。这四种学习能力就是获得知识、更新知识、应用知识和创新知识的能力。拥有这四种学习能力的人就是适应知识社会要求的人。因此，这四种学习能力就是“知识人”的内涵。
目前，我国很多大学的教育理念、课程和教学主要还是与“专业人”的培养模式相适应的，不利于“知识人”的培养，如教育理念上强调专业能力，而不是综合素质;课程体系上强调学科中心，而不是多元与个性;教学方式强调以教师中心，而不是以学生为中心;重视培养学生获取知识和应用知识的能力，忽视培养学生更新知识和创新知识的能力，等等。因此，我们不仅要明确“知识人”的内涵，而且要以此为依据建立新的教育理念，用它来指导大学的课程与教学，以与培养“知识人”的使命相适应。
2、创新和传播知识
工业社会追求劳动生产率，其核心指标是单位时间内产品数量的提高。知识只是用来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手段，追求的是固化的、技能性、工具性的知识。与此不同，知识社会追求知识生产率，其核心指标是知识的创新与技术发明，创造性的“构想”及技术更新构成了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而劳动生产率已不能创造更多的价值。这样一来，知识的创新与传播对经济社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学作为知识的集散地，将成为知识创新和传播的重要基地。为此，大学要对传统的教学和科研体制进行功能拓展和机制创新，以适应新形势下知识创新和传播的需要。
在知识创新方面，大学利用其学科优势、人才优势、信息优势、学术环境优势，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许多新学科、新的理论产生于大学，大学是新知识、新理论的土壤和温床。过去的20年，在全世界基础科学领域的重大发现中，有近70%是由大学取得的。但是，传统的大学科研体制也存在一些缺陷，使大学的知识创新功能得不到充分的发挥。比如，大学的科研偏重学科知识、基础理论知识的研究与创新，不注重跨学科知识的研究与创新，不注重知识的商品化和产业化应用;在运行机制上有浓厚的计划色彩，缺乏市场机制，等等。因此，大学要发挥知识创新的主导作用，需要对大学的科研职能进行扩展和机制创新，使其符合知识社会对知识创新的新要求。在知识创新体制上，应该打破学科体制的主导地位，建立学科科研、跨学科科研、区域科研、产业科研并行的体制;在知识创新的运行机制上要强化与企业、产业、社会力量的结合，形成知识创新的市场机制，加速将知识转化为知识产品和知识服务，提高知识的经济价值。知识社会不仅要求大学成为知识创新的中心，还要求大学成为孵化知识产业的基地，带动一批、辐射一批高科技产业、高文化产业。目前，世界各地许多高科技产业园区都是以著名大学为依托而建立起来的，并呈现出勃勃生机，如美国硅谷高科技工业区、日本的筑波科学城、英国的剑桥工业城等。
在知识传播方面，教学是当代大学进行知识传播的最主要途径。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大学形成了功能最完整、效率最高的知识传播体系。然而，相对于知识社会对知识传播的新要求来说，大学依然存在不足之处。比如，最先进和最尖端的技术知识越来越多地掌握在大型的跨国公司和企业集团手中，难以进入大学进行传播;缄默性知识、管理性知识、行为性知识等隐性知识难以在大学通过教学的方式来传播;教师掌握知识传播的主导权，学生的个性化知识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大学中的知识体系更新速度缓慢，传播方式单一，等等。知识社会的发展不仅使大学需要传播的知识内容得到极大的丰富，而且知识传播的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虚拟技术、网络技术、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传统媒体的线性传播模式逐渐向知识的有序化整合传播和非线性传播模式转变。困整合传播指知识内容以某种方式整合后的传播，整合传播可以通过数字化技术整合多种传播媒体，实现多样化的主动传播和个性化服务。非线性传播则可以通过建立基于知识内容的相互链结而形成的知识网络来进行知识传播。因此，大学要发挥知识传播的主导作用，必须突破传统的教学职能，进行知识内容整合和知识传播模式的深刻变革。
3.培育和整合新文化
大学具有培育和整合新型文化的功能。大学的基本活动表现为文化的选择、传承和创新。一方面，大学通过文化的传播作用，扩大新文化的影响，引导其上升到主导文化地位，同时也通过文化创造功能不断地充实新文化的内涵，扩大其文化影响力; 另一方面，大学又通过有选择地传承原有的文化，使原有文化中的精神成为新文化的基础，将新文化建立在原有文化的基上，最终达到培育和整合新型文化的目的。同时，大学教育活动培养了大批新文化的代言人，他们成为传播新文化、发展新文化的重要推动力量，甚至是决定性力量。大学在培育和整合新型文化中的作用，可以在中外文化发展史和高等教育发展史中得到证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化价值观首先在大学中得到倡导和发展，大学教育的目标不再是为了灵魂的得救，不再以培养教士与神职人员为主，而是培养具有完善个性、追求尘世幸福的未来社会的统治者和精英人物。大学培养了大批人文主义者，后来都成为文艺复兴的旗手。在中国近代文化转型过程中，科学和民主的思想首先在大学中得到广泛传播，“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北京大学策动，并在先进的知识分子中展开，波及全社会。
知识社会学范文第9篇
1、科学知识社会学概述
科学知识社会学(SSK=SociologyofScientificKnowledge)诞生于70年代，所代表的方法只是科学之社会研究的一种方法。由社会学领域爱丁堡学派发起，现在英，法，美较之STS流行，英国SSK传统代表着科学社会学的主流。科学知识社会学方法的基本特点是经验论，以对科学家和科学研究过程的实际观察、分析、描写代替先入为主的理论分析、规范研究，反对对科学概念作回溯性的实在论解释。其关注焦点的变化方向是“科学理论——科学知识——科学家的行为”。SSK是经验社会学的一支。依其纲领，SSK要进入科学认识论及一般认识论，以社会认识论取代传统科学认识论，并试图对科学哲学的若干传统难题给出社会学的解决方案（如归纳问题、迪昂问题）。
2、SSK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观点
SSK诞生于英国，后来走向欧洲其他国家、美国等。其在欧洲的代表人物有布鲁尔(D.Bloor)、巴恩斯(B.Barnes、马尔凯(Michael.Markey)、柯林斯(H，M.Chins)、拉图尔(Bruno.I，atour)、谢廷娜(Ka-rinD.Knorr一Cetina)等人，而在美国的知名学者为夏平(Shapin)、皮克林(Pickering)和平奇(Pinch)。SSK学者从科学争论、实验室方法、科学家的文本及话语研究这三个场点展开研究，得出了不少成果。下面是SSK学者的一些主要观点：
2.1否定自然界在科学知识产生过程中的决定作用。自18世纪启蒙理性主义诞生以来，科学知识一直被看做“自然之镜”，经验事实和逻辑规则决定了什么是科学知识。然而，SSK学者认为，科学思想并不是由客观的经验观察来检验的，人们也并不是按照与事实证据一致的原则来对相互竞争的理论进行选择的。拉图尔认为，一个被科学家作为事实而接受的陈述被视为是由自然界决定的，但这一点并不会使这个陈述变成真理。在这一看法上走得更远的是柯林斯，他直接宣称：“在科学知识的构造中，自然界仅仅担当极小的或微不足道的角色，甚至根本就不起作用。”
2.2科学知识在本质上是由社会建构的。正统的科学哲学家们向来认为，科学知识从根本上是不受外部社会影响的。SSK学者则认为，社会性因素对知识具有更强的制约作用。在《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一书中，拉图尔和伍尔格详细考察了科学研究人员在实验室是怎样交往的，科学论文又是怎样在这种交往中产生的。而谢廷娜则重点强调，科学知识不仅受科学研究人员内部交往的制约，还受外部社会交往的制约。总之，SSK学者坚持认为，科学知识其实就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2.3科学知识评价实际上是科学家的共同磋商及利益竞争。SSK学者认为，经验事实和逻辑程度并不能确定什么是科学知识，因为它往往无法判断什么是好的理论。一个科学成果得到确认其实是科学家磋商的结果，而通过科学磋商建立起来的结论就不是对物理世界的确定性说明，只是被在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的科学家们认为是正确的主张而已。
2.4科学其实与其他文化一样，并不具有更多的真理性和更优越的地位。在SSK学者看来，科学就是一种文化，也是处在一定社会建构过程之中的信念，它是相对的，没有名副其实的“普遍有效性”，不存在科学的理性、客观性和真理的普遍标准。SSK从科学是一种文化出发，否定了自然科学知识具有至高无上的特殊地位，认为科学并不优于其他任何信念或知识体系。
3、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评析
3.1SSK的启示意义。SSK对长期以来“科学思想和发现是由自然界决定的，它不受社会因素的影响”这种传统观点提出了最直接的挑战；强纲领以独特的研究视角阐释了实在观、真理观和合理性信念，创造性地形成了一种社会化认识论；打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决然区分的界限，为人们提供了看待科学时的一个外在、中立、客观的视角。这是SSK在社会意识层面上的最大功绩之一。此外，SSK学者采用相对主义的经验研究，如实验室研究、科学争论研究和话语分析研究对科学相对性的展示本身就是相对主义的一大成果；其反科学倾向使科学部分具有自我反省功能，更有利于科学的健康发展。
3.2SSK的理论局限性。SSK以强调社会因素对科学的重要影响为基点，提出了一系列反对传统理性主义、知识的客观性和真理观的主张，有其创新和值得借鉴的一面。但SSK忽略了科学知识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在认识活动中的独特作用，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3.2.1对科学知识的相对性认识过于绝对化。相对主义无限夸大认识的相对性，无形中也使自身变成绝对相对的了，进而否定了自身的确定性和客观性，使自身陷于自我否定、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因此，从根本上说，相对主义肯定是不可取甚或是有害的。
知识社会学范文第10篇
科学知识社会学最早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是随粉科学哲学、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发展而出现的，是一个兼收了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新的研究领域.
一、知识社会学
“知识社会学”是社会哲学家舍勒(M.反heler)和曼海姆(K.Mannhe而)在孔德(A.伪mte)、马克思、迪尔凯姆等思想者关于知识向题思考的荃础上，建构出来的。广义的知识社会学还包括随后的科学社会学.孔德把社会发展的阶段与知识发展的阶段对应起来加以考察，开辟了知识与社会关系研究的先河，孕育了知识社会学模式。马克思为知识社会学给出了一条基本原理:所有知识都是由社会决定的。所以马克思认为即使是自然科学知识也是由杜会目标所决定的.恩格斯也认为在特定条件下自然科学知识也要借助于社会及历史因素来解释。舍勒认为，虽然全部知识的内容甚至全部知识的客观有效性不是由社会利益的思想决定的，但却是由社会利益支配的思想所决定的，并且获得知识的思想“形式”也必然由社会结构共同决定。另外，舍勒把知识既看作一般社会现象，又看作一种具体的文化现象。受海姆强调知识与杜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试图用因果链将知识与外部世界联结起来，认为知识就其发生学意义而言，不仅取决于人们的社会地位，身份及阶级利益，而且根植于特定的文化类型之中。他对知识的研究先从认识论开始，后来开始转向社会学，并运用了大t的案例研究和对愈识形态分析的方法。迪尔凯姆在氏族图腾研究中认为“宗教是一种社会表象”，后来发现科学与宗教文化具有类似性，于是主张科学也是一种杜会表象。他说:“从科学中获得的概念与完全从集体中获得权威的概念只有程度上的差别。概念只要贴上科学的标签，通常就足以旅得人们特殊的信任，这是因为我们信仰科学。但是，这种信仰与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我们之所以认为科学有价值，是因为我们依据它的性质以及它在生活中的作用集体地形成了这种观念，这就是说，它表达了一种舆论状态。事实上，在所有社会生活中，科学都是以典论为基础的.刃扮卜‘另外，他认为仅仅信念为真，并不能保证它们会为人们所接受，因为，如果这些信念与人们所接受的其它信仰和观点大t表现为不和谐时，它们也会受到人们的否定。由此可见，知识社会学从一开始就是与哲学紧赞联系在一起对知识加以研究，其研究成果，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都带有特定时代的哲学色彩，而科学社会学是由于在逆辑经验主义的知识观下，将研究工作限制在科学体制化的框架内，注重影响科学发展的速度和方向等外部因家上，从而越来越远离科学知识本身.于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知识社会学的研究传统，重新讨论科学知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但又不圈于纯思辩的方法，而主要用经验的方法，并且把认识论维度与社会学维度相结合，把科学知识t于其它意识形态之中探寻它们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其独特的研究视角。
二、库恩的科学哲学
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公开声称，他们是以库恩的科学哲学为出发点，并对此进行进一步发展而形成其基本理论思想的.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库恩指出:每一个科学领城都是围绕着一个支配性的范式理论而组成的，越来越多的反常现象迫使一些科学家在思考上产生转向，背离常规科学，从而产生科学革命.在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家根本就不检验理论，因此不会证实或证伪理论范式的.此时的科学家只是一个解难题者.而在科学革命时期，逻辑和经验也不能作为理论之间的仲裁者.一个新范式取代了一个旧范式，往往只能绪于“说服”而非演绎证明和观察证实(证伪).t21历史上的重大社会和文化变迁通过科学价值标准影响科学，产生出建构新的现象场城的新范式.科学认识论、科学理论和科学的事实内容都是与历史变迁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历史主义性格，因而科学要求批判性的历史重建，而不是理性重建。正是通过对科学史的考察，库思提出了历史主义的科学观，认为科学不仅是一个逻辑的建构过程，而且更是一个充满科学家社会行为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家的个人特征和泉体交往具有!要意义.从而否定了那种个体早积主义的科学观，强调科学的发展具有集团性和社会性，并断然声称:“科学尽管是由个人进行的，科学知识本质上却是集团的产物，如不考虑创造这种知识的集团特殊性，那就既无法理解科学知识的特有效能，也无法理解它的发展方式.”[s]xn从而使科学知识的增长模式在社会学考察方面迈出了第一步。“范式”概念也是由库恩提出来的，尽管他对此下过几十个定义，基本涵义是说用这个术语来说明那些在科学实际活动中被公认的范例—包括定律、理论、应用以及仪器设备统统在内的范例—为某一种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了棋型。简而言之，“范式”即一个科学家共同体的基本信念或解题标准.后来，他又将范式和科学共同体紧密联系起来，认为，一种范式只能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共有的东西，他们因为掌握共有的范式才组成科学共同体的，接粉他阐述了科学共同体在理论选择中的作用.认为科学理论的选择既是一种客观的逻辑选择，也有科学家的主观因素参与其中.正是通过以上几个概念理论，库恩将科学的认识论方面和社会学方面联系在一起，并且把研究重点从知识体系转向了掌握知识体系的主体，通过科学活动主体的变化来揭示科学知识增长规律，使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们看到了科学知识与社会因素之间有粉广泛联系的可能性。
三、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
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的哲学思想主要对布奋尔的思想影响较大，布势尔为此还发表过两本专著，论述他所理解的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把人类的思考和认识的社会性及实践性作为自己的基础和出发点，引人了“语言游戏”的概念，并认为语言以及人类的思考和认识只有在本质上具有社会性和实践性的“生活河流”中才有意义.强调社会相对于个体来说具有优先性，将个体行为和信仰都看作是自然现象，有很强的社会学和自然主义倾向.我们的公共知识也不是通过个体经验获得的，而是只有当掌握了一定的公共范铸之后，人们才能意识到“自我”。知识就其本性而言是社会的，我们与他人互动，加人其他群体不能归于们然因素，他人与群体是我们认知过程的具体与境，它构成了我们知识信念及知识的全部内容。从而否定私人语育的可能性。在意义理论上他认为意义等于便用。布餐尔于是将此理解为:惫义是在我们不断的前进过程中被建构出来的.它是我们过去运用它的那些过程的残余物，而我们在将来对它的运用并不是完全由那些已经成为过去的东西决定的.“当我们从一种情形走向另一种情形时，防止我们迷失方向的真实限制的源泉是与我们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地域环境一一我们的本能，我们的生物特性，我们的感觉经验，我们与他人的相互作用，我们直接的目的，我们所接受过的训练等.从而开始于心理学的因素，最终是以社会的因素而终结.”[s]1卜，维特根斯坦还明确表示出对科学知识普遍一致性的怀疑，认为科学知识也有其限度，应被视为一种文化现象。这一点也为强纲领的提出提供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