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论文范文精选
知识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知识经济时代；管理科学；发展趋势
一、管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综述
在人类历史上，自从有了有组织的活动，就有了管理活动。管理活动的出现促使一些人对这种活动加以研究和探索。经过长期的积累和总结，对管理活动有了初步的认识和见解，从而开始形成一些朴素、零散的管理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管理理论。管理理论最早出现于西方，先后出现了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管理理论、数量管理理论、系统管理理论、权变管理理论和质量管理理论等许多对人类发展有重大价值的成果。
古典管理理论形成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美欧，以泰罗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理论和以法约尔、韦伯为代表的组织管理理论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古典管理理论对人类生产率的提高指明了方向。行为管理理论始于20世纪20年代，梅奥的霍桑实验揭示了人是社会人，除了物质方面的条件外，还有社会、心理方面的需求，因此不能忽视社会和心理因素对人积极性的影响。数量管理理论产生于第二次世界期间，它是以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最新成果为手段，运用数学模型，对管理领域中的人、财、物和信息资源进行系统的定量分析，并作出最优规划和决策的理论。系统管理理论是指应用系统理论的范畴、原理，全面分析和研究企业和其他组织的管理活动和管理过程，重视对组织结构和模式的分析，并建立起系统模型以便于分析。权变管理理论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它把环境对管理的作用具体化，并使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紧密地联系起来。质量管理理论则出现在日本，它强调产品质量的不断完善和再造，从而实现企业的节约型生产。
二、知识经济时代更需要管理科学
知识经济时代，管理依然需要，甚至更加重要，只是管理模式必须改变；管理科学理论依然需要，但必须有新理论取代。因为管理科学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在海外，都是现代国家的兴国之道。在科技兴盛之世，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企业乃至社会各系统都必须全方位管理，必须科学化，同时还将人性化。因为分散式的生产方式和资源配置本身就是一种管理的式样，有序则生气盎然、万事俱兴，无序则无以繁荣、发达。各国企业经营多角化的过度展开或收缩使企业界面临着不同的命运，IBM与联想的购并、波音与麦道、埃克森与美孚、上海大众汽车公司与美国及德国公司合作等新趋势，不仅强化了人们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也使人们到对各种错综复杂的管理问题的判断、决策、实施、反馈等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哲学思想来指导；越来越感到管理活动中不仅有着数理方面的科学方法问题，而且也还大量地存在着属于管理文化范畴的问题。我国日前要解决的不仅是具体方法和理论的问题，而且首先是管理的社会属性的各类问题。管理科学的哲学研究，为上述问题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如果说哲学本身面临着一场革命，那么，管理科学取得哲学的灵魂后也会发生一场革命。这种“双重革命”，将使管理科学变成具有“灵魂趋使”的巨大力量，变成有血有肉的管理理论和方法的严密体系。知识经济时代呼唤管理科学的发展。
三、知识经济时代管理科学的内涵
知识经济时代的管理科学是以自然工程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科学体系为母体和父体孕生出的子体科学。管理科学是充分运用两大科学体系的现有成果全面地转化为生产竞争力，通过管理科学的理论、方法、措施的优化，激励人们的行为优化，从而导致总体生产力的最大化与成本、质量、效益的最佳化。管理科学的现实价值更在于为解决各种社会提供有创新意义的、切实可行的科学管理办法。知识经济时代决定性的要素是人群的整体知识水平。“五商”素质和创新能力（“五商”指人的智商、情商、德商、性商、体商）。知识是寄生在人头脑里的最宝贵资源，而且是一种“绿色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无污染的、可再生资源），中国拥有大量的这种深埋在人力矿山里面的初级原料资源，管理科学就是从开掘人力矿到冶炼、加工、应用、输出高级人才并促其发挥巨大作用的现代科学手段。管理科学研究的范围很广，凡是有人群行为的地方，便应有管理科学的介入，以求得组织的科学化、行为适应化、内耗的最小化、产出与投入的比值最大化、错误与风险的最低化。管理科学是多层面的。
1.管理科学方面的能力是一种重要的管理技能。管理科学的知识有助于大至政府小至企业的决策者们分析决策形势，防止出现难以应付的局面，识别新的机遇，经常能使政府和企业取得政治或经济价值的最大化。
2.管理科学在适当条件下是持续性竞争优势的源泉之一，擅于运用管理科学的组织较其竞争者更能形成成本优势。
3.管理科学还是由成百个公司及众多个人组成的行业，他们给工商业、政府和个人提供管理科学服务。大至国家的科学管理，如政体、法治的演变与设计；研究各级政府、议会、司法、监督机构的设置、制衡、运行、反馈、纠偏、防腐；同时采用计算机网络系统与“专家程序决策系统”，“风险评估否决系统”建立起“电子政府”设立政府各级官员、议员、司法执法人员的资格标准与核查办法，候选人先通过公开资格选拔，然后竞选或任命上任，使权力处于相对透明被监督之中。管理的科学性就在于设立一套高效而完整的构架运行机制，不致衍生“制度性腐败”。
四、知识经济时代管理科学的发展趋势
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管理科学和实践将在管理理念、管理对象、管理方式、目标模式、组织模式、效益模式等六个方面发生变革。
1.管理理念：从基础型、理性型转向发展型。管理理念是领导者在管理科学活动中所持有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作为观念形态的管理理念，是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知识经济的崛起导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必然引起管理理念的变革。20世纪90年代英国城市大学罗尼·莱森首先提出了一种与传统的基础型和理性型管理理念不同的发展型管理理念。莱森把管理理念作为生长在不同土壤里的一棵大树来描述三者的区别：从生长的土壤来看，认为基础型管理生长的土壤是古典经济学，理性型管理的土壤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型管理的土壤是浓郁的人文思想。从三者的根来看，基础型管理的根是政治经济学，理性型管理的根是行政学、行为科学，发展型管理的根是发展生物学和社会生态学。从三者的枝干看，基础型管理的枝干是追求卓越，理性型管理的枝干是成效管理，发展型管理的枝干是发展中的组织，这个组织是学习型组织。从三者的结果来看，基础型管理的结果是最终导致经济的个人化；理性型管理的结果是企业组织化(发展型管理的结果是个人、企业和社会都获得了自我实现和发展。因此，发展型管理理念不再是表现为个人对财富、成就的追求，也不完全是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强调科学和理性、硬性和数量化，而是在管理中加入非理性因素，强调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社会和自然的共同发展；决策的目的是引导企业与社会之间的交易行为，促进企业与全球社会的相互依存；决策过程的基本要素不再是传统意义的个人、信息、资本、设备，而是行动、思想和感情。这三个基本要素不断成长和组合的过程使决策不断优化，而承担这种成长和组合的载体是“学习型组织”。
2.管理对象：从有形生产要素为主转向无形生产要素为主。传统的决策主要是对劳动力和物化劳动（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等有形生产要素的管理。随着社会财富生产过程和结果的科技含量的增大，科技知识等无形生产要素对一个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越来越举足轻重，从而知识资源的开发与有效利用，逐渐成为重要的管理科学方面的课题。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价值和作用超过资本的价值与作用，知识生产力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任何国家和企业都必须重视知识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迅速将知识转化为直接生产力，才能适应知识经济的运行节拍，求得自身的发展。
3.管理方式：从传统管理转向综合集成管理。信息网络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使企业面对一个全球的竞争环境和经营形式。传统的依靠企业自身可利用的资源来建立竞争优势的决策方式，将束缚企业的视野，限制创新思维，从而影响企业的市场应用能力和经营活力。集成概念的提出可以认为是为知识经济时代的管理奠定了基础。集成管理实际上就是将集成的思想和观念创造性地运用于管理科学的实践过程。也就是说集成管理是以企业内外软硬资源要素为基础，以创新机制为动力，以实现社会责任为条件，以整体优化、优势互补、聚变换大为手段，兼容各种决策手段和文化，在集成对象连锁互动、共同得益、协同推进中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决策方式。
4.目标模式：从注重经济目标转向更注重社会目标，实现双重目标统一。在工业经济社会初期，企业管理的目标是裸地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主可以牺牲工人的利益、顾客的利益、社会公众的利益实现自身的利润目标。企业利润几乎成为企业管理的唯一追求。随着社会生产力进步，如果一个企业不能对资源利用、生态平衡、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承担责任；如果不能对消费者的直接利益和间接利益承担责任；如果不能对部属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承担责任；如果不能为投资者带来应有的收益，那么，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市场竞争中，就会被淘汰出局。追求企业利润和社会责任双重目标的统一，是22世纪企业管理科学领域的基本趋势。
5.组织模式：从纵向层次结构转向横向网络结构。企业组织结构的变革，是技术革命特别是信息网络化的必然结果。传统的组织形式一般是根据物流程序设计的。专业分工和职能部门是物流的基础和程序。在传统的金字塔型的分工协作关系中，分工越细、越专业化，企业协调监督就越复杂，导致了管理环节增多，管理成本增高，企业效益降低，突出的问题。在信息化的知识经济时代，这种管理组织结构与信息开放性和企业快速应变的要求不相适应。信息具有开放性的特点。标准化的信息可以通过计算机进行适时处理和提供共享。因此，企业决策中凡是属于标准化的信息，如生产、技术、财务、劳动工资等都有条件实现电脑操作；而非标准化的信息，主要是市场信息和环境信息，则可以通过信息网络提供给人脑进行分析决策。这样，企业管理的部门和层次可以大大减少，使“企业流程再造”成为可能。
知识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知识经济时代对会计的专业技能、职业道德和综合素质都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其无论在工作的哪一个环节都以知识资本为中心。知识会计的主要职责将是为知识企业提供各类会计信息，促进知识企业获得更大的利益。
(一)知识会计的职业道德。
知识会计在会计工作中应当遵循这样的基本原则：诚信为本，实事求是，严谨务实，立场坚定。会计工作的内容要以反映知识企业的客观经营现状为目的，坚定自己的职业道德，充分采集各类会计信息，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真实性，按照《会计法》的相关要求，努力为知识企业提供最具有指导性意义的会计信息。
(二)知识会计的职业素养。
知识会计的职业素养一定要高，需要具备符合经济时代要求的专业知识。知识会计需要掌握的基础知识包括有：较好的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分析和运用数据的能力、计算机基础知识。其需要掌握的专业知识包括有：国内外通行的财务会计知识、管理会计理论、财务管理知识、审计理论，以及国内外现行的与财务会计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
(三)知识会计的综合素质。
现阶段的知识经济发展趋势，要求知识会计最好成为一位各方面知识能力都很强的复合型专业人才。具体来说，知识会计能够综合自己的经验和知识，扩充自己的专业知识，提高自身的会计技能。除了基本的会计职业知识外，还能够懂得一两门外语，会操作现代化计算机系统，尽可能多地使用现代化技术，提高自身的实际工作能力。另外，一位合格的知识会计也应当具有较好的沟通能力和良好的心理素质，承受较大的工作压力，并具备优良的处理和分析信息的能力，并善于在会计工作中发现问题。
二、知识经济时代下会计系统的发展趋势
(一)会计确认理论的革新。
在企业中一个项目是否能被纳入会计信息系统，是由会计确认理论决定的。其主要内容包括：确定项目内容、记录会计要素、把握项目的经济业务对会计要素造成的影响。传统的评价标准是，审核这项项目是否达到定义性、相关性、可靠性、可计量性这四个标准，只要一条不符合就不予以考虑。然而，有些项目对决策者非常重要，如果不纳入这些项目会降低会计信息的有效性。在知识经济时代，这种方式的弊端更加显露出来，我们迫切需要建立全新的确认标准和确认理论，提高会计信息的有效性。
(二)风险会计所引发的会计技术革新。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为知识企业带来了许多新的风险，因为网络经营活动具有开放性强、虚拟化强，接入和退出交易市场速度快的特点，知识企业在拓展金融业务时的风险系数就增强了。这一现状对会计的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知识会计需要在企业介入某个金融交易前就收集信息进行风险评估，必须对企业拥有的知识资产、知识产权所具有的市场价值具备深刻的认识。如此，知识会计在对企业决策层提供报表时就能够呈现更多的有效性强的会计信息，促使企业能够进行正确的选择。总体说来，我们需要根据当前的网络环境，制定出适合企业本身发展的会计管理新模式，以降低企业的业务风险。
(三)会计对象理论的改变。
知识经济时代环境中，经济发展主要依托于知识资产和知识产权所创造的经济利益。要适应这种发展趋势，会计工作应当改变过去单一的信息考察体系，转而把知识资产的有效动态信息也纳入考察范围，将知识产权的变动也视为研究对象。
(四)掌握国际会计准则。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类企业越来越多的参与到国际经济合作项目中去，因为国际财务报表的差异所导致的交易纷争亟待解决。目前，国的会计准则逐渐向国际准则靠拢，但是存在较多差异，如果国内一些涉外企业依然实行国内会计准则势必会给国际经济合作带来不便。要改变这种现状，就需要知识会计尽快掌握国际会计准则，知识企业广泛提供实行国际会计准则。在达成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应循序渐进，先努力完善国内会计准则，再实现两者的良好衔接。这种措施的现实意义在于，让国内的知识会计有更完善的会计准则作为参考，也有利于促进国际经济合作中的会计核算工作顺利展开。
三、结束语
知识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关于知识经济时代已经到来这个不争的事实，人们正在越来越多地揭示出其特征。但如何准确地认识知识经济的定义、内涵、理论意义等等一系列学术问题，仍然是难题。人们已能清晰地感到它的存在，但它何以存在，如何存在，存在何用仍然是人们所不能透悟的。本文的愿望就是要从现实和理论互动的角度对上述问题做些有益的思考。一、知识经济的时代意义按照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建立在知识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从我们所看到的不少资料表明：人们在强调知识经济这一概念时，主要是区别于物质、资本在生产中起主导作用的物质经济和资本经济而言的。与依靠物资和资本等这样一些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相区别，现代经济的增长则越来越依赖于其中的知识含量的增长。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的创造中其功效已远远高于人、财、物这些传统的生产要素，成为所有创造价值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因此知识经济的提法可以说正是针对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创造中的基础性作用而言的。但不能由此就认为知识经济仅仅是区别于所谓的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其一，人类经济时代的划分有自然经济、工业经济，但没有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的提法。其二，一个经济时代的划分重要的不是生产什么而是用什么生产，这里包含一个重大的区别，即一定社会的主导生产工具及由此形成的产业，这显然不是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所能反映的。而知识经济不但从知识在生产中的核心作用表明自身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主导经济增长的知识性产业已经形成。对此美国经济学家罗默提出，要求在计算经济增长时，必须把知识列入生产要素函数中。因此OECD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正是揭示了知识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并准确地反映了知识经济的现实。所以，我们从经济时代的角度来认识知识经济，才能切实地反映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历史性变化和人类社会已进入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这一伟大现实。我们认为知识经济是继自然经济、工业经济在人类财富创造形式上的崭新时代。我们称之为知识经济的，就必须使这种称谓有相应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这需要一个切入点，这个切入点显然不是目前报刊上所反映出的一些旨在映证知识经济的提法，而应是论证知识经济何以可能的理论基础，这才是问题的核心。二、知识经济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冲击知识经济对经济理论的冲击首先是基础理论。知识经济的出现使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必然要合理解释和反映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新本质，从而在更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基石上构建指导人类新的经济实践的经济学。事实证明，经济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已经初步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着这种新经济的冲击。尤其突出的是贝克尔的人力资本论、发展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及一些管理性经济学科，这不断地加大着部门经济学科和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分离。我们已经看到了知识经济的现实，但我们用以解决问题的理论并非建立在这种现实基础之上。这便是旧理论无所作为的必然。纵观人类社会全部的经济活动无外乎这样两个内容，其一是社会财富的创造问题，其二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这里我们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第一个问题，形成这一问题的核心内容是一定社会的财富是什么？如何实现这种财富的增长？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集中地形成了该社会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即价值理论以及增长理论。我们从经济学角度考察一定社会所追求的新的社会财富是什么，如何创造出来，不能不看到，新的社会财富的创造总是受制于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从古代社会的钱物积累表现出的社会财富，及与之相应的注重农牧和战争掠夺的财富增长形式，到威廉·配第实质性地揭示出农业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财富创造中“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的劳动成果是直接地表现为社会所认可的社会财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萌芽的到来，重商主义坚定地认为商业贸易创造价值、增进社会财富。事实上商业贸易只是转移现实的社会财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创造新的社会财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类经济的核心，揭示了生产创造价值这一人类社会财富增长的实质。在资本主义进入典型机器大工业化生产条件下，马克思完善和发展了劳动价值学说（尤其是提出了揭示资本主义财富增殖的剩余价值学说）。这些理论集中说明的是在一定经济时代里新的社会财富的形成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自然经济时代，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人的劳动力，劳动也主要是人的体力劳动；工业经济时期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先进的机械力，尤其是工业经济的成熟期，以机器为主的机械力劳动成为社会财富基本的创造形式。新增加的社会财富完全是表现为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价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会认可的多少都直接地决定于生产它们所使用的技术的先进性。这使工业经济时代的劳动价值论典型地表现为价值的技术决定论。当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知识经济时代，反映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创造的劳动价值理论在新的生产方式中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首先，在现代化的企业生产中，人们认识到外在于劳动过程的知识性的管理也成为创造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学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创造价值的第四个要素。而管理正是随着人们对企业自身性质认识不断深化所形成的知识和信息，管理人员正是运用这些知识和信息，服务于生产过程而现实地增加产品的价值。美国德尔福集团甚至提出企业知识管理，认为这是现代企业成功的关键。指出“虽然知识管理的首要目标不是技术，但是公司将发现，它们在知识经济中如果离开了知识管理，就不可能具有竞争力。”（《参考消息》1998年4月26日）其次，在市场自由竞争中企业所投入非生产性领域的大量广告费、赞助费及各类社会投入，都不是用于直接生产领域，按劳动价值理论是不会创造价值的。现在恐怕没有企业界的朋友会否认这方面投入的丰厚回报，在这些非生产性领域的投入极大地提高了处于自由竞争市场中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些知识和信息是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消费者的选择，对商品无论在价值大小以及实现多少上都起着关键的作用。第三，现在主要让我们来看使工业经济时代跃升到知识经济时代的先导产业———信息产业。美国人不无自豪地指出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最大的新的经济增长源，约占近年美国经济增长的40％。如果你对这个数字还缺乏敏感的认识，那么你对这组数字肯定会感兴趣：一个发展才十几年但已拥有资产2000亿美元的微软电脑公司和已经发展一百多年才拥有400亿美元资产的通用汽车公司，后者曾是美国工业经济时代的象征之一。微软所要做的工作，并不是给你直接可以消费的面包、汽车或实实在在的钢铁。它提供给社会的只有处理信息的计算机和载满了能满足你对知识管理需要的各种软件，这里几乎没有办法用劳动价值理论来分析，最高级的知识在这里直接转化为最大的价值，过时的知识在这里也一文不值。同样的编程人员、同样的工作强度，但可能所创造的价值相差悬殊。这里价值形成的唯一基础是以其知识含量的高低来比较的。其他如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光电子产业等等高新产业中，知识是与他们所能创造价值的大小、所能实现价值的多少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也许仅仅因为一个连字符的遗漏而使数十亿美元化为乌有，也许仅仅因为一个新的配方而价值倍增。在这里已完全失去了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实现形式，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财富已直接地与人类最宝贵的知识挂钩，这不但突破着旧的社会财富观，而且直接使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新的社会财富。综上所述，知识正自在地存在于当今源源不断被创造出来的新的社会财富中，深刻地改变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的内涵及基本理论。正如我们分析的，一定经济时代新创造的社会财富，总是最深刻地反映着一定经济时代的社会生产的实质，并通过这个实质使一定时代的社会生产方式向更高级转化。因此，我们可以说一切都是财富，一切都不是财富，对新增社会财富的考察必须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结合。如果说工业经济时代商品的价值主要指一定技术条件下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的大小体现出在劳动时间多少上的竞争，那么知识时代的商品价值则主要是指在无差别人类劳动中所蕴含的知识和信息，价值的大小体现在劳动中对知识和信息的竞争。我们创造的新财富是未知的，但我们通过当前的劳动却现实地改变着已经形成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在这个循环上升的怪圈里，由于人们在现实消费需求中所消耗的社会财富总是有限的，因此大量的社会财富是以空的数字指标表明社会生产的创造能力，由于形成新的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是唯一的，因此对一定生产方式下新形成价值的那种核心要素的竞争便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实质。而这种核心要素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也就是对新增的社会财富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从这个意义上看，OECD定义的最后一句，不无道理。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与工业时代相适应建立起来的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亟待发展。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说明知识经济是存在的，使知识经济有合理的理论基础，把我们看到的现实和我们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有机地统一起来。三、知识经济对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改变必然意味着传统经济学的增长理论、货币理论、周期理论及其他一些理论都必须重构知识经济正以其在现实中的迅猛发展向我们展示出现代经济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增长形式，使传统经济学理论所揭示的内涵式增长、外延式增长、规模经济增长、投入产出等增长理论都表现出严重不足。首先，知识在现代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已彻底改变了传统人、财、物要素配置所带来的增长。其次，知识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它投入和参与生产的形式完全不同于传统要素，并形成新兴的主导产业。再次，同传统工业经济的规模相比较，依赖知识创造效益的增长正表现出同一产业的分散组合和不同行业间的技术融合，很难从规模化的投入和产出上进行分析。最后，知识在当今社会新财富创造中的独特性和基础性，使我们对形成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并不能直接地从生产领域或某一产业中去寻求，增长的因素或动力也许是直接地存在于生产领域之外。知识经济条件下，也许真正导致增长的投入在一些非生产领域而并非生产领域。只有我们把上述问题研究清楚，我们才能找到知识经济条件下促进主导产业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作法。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曾明确指出主导产业对一个时代的经济起飞具有决定意义。曾因煤、铁为主导产业相互推动而促成战后经济奇迹的日本在这一方面更有心得，日本工业调查会总经理志村幸雄撰文指出：“信息通讯产业可以说是21世纪最典型的主导产业。如果说20世纪基本上是发动机和电动机占主导地位的‘动力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是通信、广播和电子计算机技术三位一体的‘信息的世纪’”。在这一问题上有的同志以产业升级很好地概括了在知识经济时代我们面临的机遇。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这样产业巨变的经济时代，最能代表知识经济特征的产业是主导产业但不可能是唯一的，甚至这一产业在根本上只是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其他产业提供生产手段。而各国在此基础上所可能形成的主导产业仍然是要和国际分工、本国经济现实相结合。知识经济向我们展现出不同于工业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和高效益，无疑有更深刻的增长方式在现实地发挥作用，这就使我们更要深入研究知识经济增长理论，理解现代经济增长的内涵和实质，在未来的发展中制定出更合理、更完善的增长政策和计划。并由此出发考察知识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市场、人力、管理等等相关经济因素在新的经济状态中的运动规律，从而全面自在地把握知识经济的理论。由于知识经济的发展深刻地改变着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和增长理论，尤其知识经济所表现出的经济数字化、虚拟化、一体化、全球化、消费与生产的融合等等特征，使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传统经济学的货币理论和周期理论。随着知识成为新增社会价值的决定力量，使社会财富价值的代表货币，在更加虚拟化的数字经济中运行，使工业经济时期所表现出的通货膨胀，进一步发展为泡沫经济。在全球化、一体化、货币自由汇兑、金融衍生品大量存在和信息空前通畅的情形下，原有的货币理论和周期理论已明显地不能指导现实。原来生产过剩的危机现在也许因为金融市场的违规操作而轻易来临，也许因为世界市场的分工而大获其利，可以说这次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是一个最有力的说明。限于本文篇幅，这里我仅仅是提出问题。总之，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是实实在在的已经到来，我们必须从这个现实出发，揭示出反映知识经济实质及运行规律的经济学说来解释我们所面对的经济现实，指导我们伟大的改革实践，这不但意味着我国理论经济学繁荣的到来，也必然促进我国伟大的经济振兴。
知识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知识经济智能教育通才教育终身教育
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奇特现象。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既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又保持了低通货膨胀率和低失业率：既能在相对长时间内实现经济的持续繁荣，又能够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这是传统的经济学理论难以解释的。探究其原因，经济学家研究并发现了经济活动中的内生要素——知识和科技的作用。1990年，联合国研究机构正式提出了“知识经济”的说法。“知识经济”所及的知识，既包括科学技术知识，又包括社会科学知识，其中科学技术、科学管理和行为科学的知识是最重要部分。知识经济是建筑在知识和信息基础之上的经济，以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为直接依据的经济，知识是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的驱动器。这是按照知识和信息在经济活动中地位和作用的飞跃来界定的崭新经济形态。
同以往的经济形态相比，知识经济具有如下主要特征：第一，知识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和最重要的经济增长源泉。第二，世界经济一体化，一体化是知识经济依靠无形资产的投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第三，高速信息网络成为最重要的基础没施。第四，由教育业、科研业、信息业构成的知识业成为主要产业。第五，以科技企业为主的知识企业成为重要企业。第六，生活和消费方式走向知识化和智能化。第七，企业、政府和大学或研究机构的全面互动——以创新为特征的国家科学系统——国家创新体系是知识生产(发展和提供新知识)、传授(教育和开发人才资源)和转让(传播知识和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的主力军。第八，以素质教育、通才教育、终身教育为特征的全面教育是知识经济的中心，学习成为个人或组织发展的有效工具。走向知识经济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也必然走向知识经济。同志指出：“知识经济，创新意识，对于我们二十一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科技的发展，知识的创新，越来越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进程。”知识经济最重要的升华是把关注的重心从物、资本、信息、知识产业等“身外物”转到人本身，在知识经济的微观或宏观经济环境中，制胜的不是资源量、资本量，甚至也不是知识量，而是知识人量，具有创新能力者的密集度决定企业和国家的命运，人力资源成为国家的最根本的资源。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动力的经济，教育和学习成了名副其实的发动机，教育的责任空前重大，教育必须改革。
1．加强基本理论与基础知识教学的同时。高度重视学生智能的培养。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特别是信息科学和信息传播手段的快速发展，知识量的急骤增长，使人的大脑来不及包容如此巨量的信息。只有让学生掌握好宽厚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手段，以简驭繁，触类旁通，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瞬息万变的局面。要认识加强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教学的重要性，避免过早地把学生引入专门训练．然而，教育的职能，绝不可停留在单纯传播知识这个层面上，许多人把传播知识作为“看得见的硬任务”，把培养智能看成是“摸不着的软任务”。将素质教育误认为非知识教育，非考试教育，非升学教育。非课堂教育。
可编篡的知识都可用编码技术作成软件，而难以表述的知识存在于称之为湿件的个人大脑中。随着未来信息技术的发展将把大部分的可编篡的知识由计算机来完成，人类自身主要生产难以表述的知识以及实现后者向前者的转换。即生产观念、创意和心智。培养学生的智能，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面对知识经济的教育的核心不再是知识，而是获取、运用和创造新知识的能力。教育的目的不仅是教“学问”，而且要教“学习”，将从学“知识”转向学会“学习”，培养获取、运用知识和创造新知识的能力。这种能力是每个个人和每个国家的国民整体素质的核心。发展以培养获取、运用知识和创造新知识的能力为中心的素质教育是当前世界教育改革的中心内容，也是新世纪的主导教育思想。
2．大学教育应更加注重通才教育和综合素质的提高。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具有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大功能的大学，尤其是那些教学科研型大学，利用人才资源和科学技术方面的显著优势，能够很好地整合知识的创造、加工、传播和应用，对培养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跨世纪人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知识经济时代，学科知识将向两个方向纵深发展，即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这给教育带来新的课题，即如何处理好培养“通才”与培养“专才”的关系，如何在培养“专才”同时，注重抓好“通才教育”。努力培养通才，培养除具有较深的专业外，还要有知识面广博并基础扎实的“图钉式”人才，这是跨世纪人才所必需的。依我国高等教育现状和发展趋向，应注重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必须改革现有的高等院校系科结构，在深人调查研究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有计划按步骤、积极稳妥地进行学科调整。建立一批具有文科和理、工、医、农各科的真正综合性大学，这无疑会大大提高目前一些高等学校的整体水平。第二，建立跨学科的专业。如环境科学、系统科学、生命科学、材料科学等专业，并在现有课程内容上向综合化方向进行改革。第三，强调不同学科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交叉。在试行学分制的基础上，增加选修科目，允许学生在系际、校际选修课程，必要时应同意中途转系、转校。第四，面对知识经济培养厚基础、宽专业、能力强、素质高的跨世纪人才．不仅要有很强的专业能力，还要培养其社交能力、心理承受能力、综合思维能力、表达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在教学管理和教学的各个环节中，强化综合素质的教育，实现知识传播与知识创新的统一、科学素养与人文精神的统一、德智体全面发展与人的个性化的统一。
3．推行“终身教育”。提高国民整体的科学文化素质。当今时代被称为“知识爆炸的时代”。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知识产业的迅速发展，知识总量快速膨胀，新知识大量涌现，知识老化周期加速。新的知识将产生新的产业和新的职业，同时老的职业将被逐步淘汰。这促使人们不断学习新知识，学习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教育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学习和教育将贯穿人的一生，“终身教育”是面向知识经济的教育发展趋势。对此应注意做好以下几点：：第一，构建大职教体系。在政府统筹下，发挥部门、行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职能，促进各类企业承担职业教育的责任，深化教学改革。第二，我国业已实施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自学考试，十分有益。在今后的高等教育体制结构改革中，进一步探索实施“终身教育”的适当形式，给予“终身教育”以更为重要的地位。第三，在各类专业人员的“终身教育”中，高等院校教师的“终身教育”至关重要。高等院校教师的进修提高有待解决。第四，支持和引导社会教育机构担当起从幼儿智力开发到成年人的职业教育等一系列教育任务。第五，作为知识经济教育的现代科学技术教育，不可能完全依靠学校的课堂，要充分发挥大众媒介和公共文化设施的教育作用。
参考文献：
[1]程恩寓，徐惠平．政治经济学[M]．高等教育版社，2007．5．
知识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一、知识经济的由来
知识经济（KnowledgeEconomy）”和“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KnowledgebasedEconomy）”两个术语均诞生于80年代。原美国总统克林顿第一次使用了“知识经济（KnowledgeEconomy）”这种叫法。知识经济名称的提出，目前看到的最早的资料可以追溯到80年代。1998年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成立了一个知识科学研究所，在成立该所的建议上明确提出其背景就是知识经济的到来，在阐述知识科学研究所的使命时谈到，“知识始终对我们文明具有重要意义，但在过去50年里，其重要达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即它将支配其它的社会经济因素”。
进入90年代以后，知识经济概念的新涵义在于其更侧重于人。在关于全球知识革命，知识管理，知识工程，知识组织和知识经济等90年代的]合题中，可以看出对知识有别于信息的某些性质的重视。1993年9月北方电讯公司和美国阿斯彭研究所合作出版了一本研究报告集，标题为《知识经济：21世纪信息的性质》，其中收集了六篇论文。美国1995年出版的《数字化经济》，作者泰帕斯考特（他被美国副总统戈尔称作“世界上领头的网络巨擘之一”讨论了一种“新经济”形态，虽然书名叫数字化经济，作者实际上提出了新经济的12个特征，其中列在首位的特征就是“知识经济”（作者在1997年做的报告中有时将第一特征改为“汇聚性”，知识经济列在第二位）。经合组织1996年关于知识经济的报告中最令人感兴趣的部分就是区分编码型知识和意会性知识，尤其是其中与人的智能活动有关的判断，经验，体会等难以言传、测度和计量的意会性知识。1997年4月欧盟高级专家组完成的一篇题为“建设为我们大家的欧洲信息社会”中，也有一节专门讨论要区分信息和知识，报告指出，“首要的是在数据、信息和知识之间划分出清楚的界限，无序的数据并不会自动变成信息，信息也不等同于知识”，“信息也不等同于知识”，“信息社会的主要挑战就是要开发利用信息的技能和意会性知识”；在1997年7—8月间由世界银行举办的知识评估因特网研讨会上，区分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也成了一个讨论的热点。这些报告和讨论最终的倾向性结论是：知识经济是一种信息经济，但信息经济不一定是知识经济。1997年底加拿大召开的“信息技术与知识经济高级会议”上有代表强调“信息和内容不转化为知识就没有价值”。1998年初，世界经合组织（OECD）回顾80年代以来，知识和技术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的基础上，发出一份题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首次使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简称知识经济）。报告指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体现了人力资本和技术中的知识是经济发展的核心。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经济；而以住传统的家业经济和工业经济则是以土地、劳动力、资金和能源为基础的物质型经济。1998年春季号的《经济发展评论》载文说道“美国现在已经进入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1989年11月的《金融家》杂志在“知识产权在贸易政策中起关键作用”一文中提到80年代美国迈向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目前看到的最早采用这个术语的正式文件可追溯到1993年。欧洲委员会1993年12月5日发表的“关于增长，竞争力和就业的白皮书：通向21世纪的挑战和道路”提出要建立一个健康的，开放的，更具竞争力，分散化以及更具团结性的经济来进入21世纪。第二章“增长和提高竞争力的条件中”提出了四个目标，其中第二个为“开发与逐渐转向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有关的竞争优势”。
二、知识经济的时代意义
按照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建立在知识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从我们所看到的不少资料表明：人们在强调知识经济这一概念时，主要是区别于物质、资本在生产中起主导作用的物质经济和资本经济而言的。与依靠物资和资本等这样一些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相区别，现代经济的增长则越来越依赖于其中的知识含量的增长。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的创造中其功效已远远高于人、财、物这些传统的生产要素，成为所有创造价值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因此知识经济的提法可以说正是针对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创造中的基础性作用而言的。但不能由此就认为知识经济仅仅是区别于所谓的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其一，人类经济时代的划分有自然经济、工业经济，但没有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的提法。其二，一个经济时代的划分重要的不是生产什么而是用什么生产，这里包含一个重大的区别，即一定社会的主导生产工具及由此形成的产业，这显然不是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所能反映的。而知识经济不但从知识在生产中的核心作用表明自身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主导经济增长的知识性产业已经形成。对此美国经济学家罗默提出，要求在计算经济增长时，必须把知识列入生产要素函数中。因此OECD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正是揭示了知识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并准确地反映了知识经济的现实。所以，我们从经济时代的角度来认识知识经济，才能切实地反映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历史性变化和人类社会已进入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这一伟大现实。我们认为知识经济是继自然经济、工业经济在人类财富创造形式上的崭新时代。我们称之为知识经济的，就必须使这种称谓有相应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这需要一个切入点，这个切入点显然不是目前报刊上所反映出的一些旨在映证知识经济的提法，而应是论证知识经济何以可能的理论基础，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三、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
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产业的迅猛发展为基础的，如果说在农业经济时代，土地是第一生产要素，在工业经济时代，资本是第一生产要素，那么到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取代资本成为第一生产要素，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高新技术产业成为第一经济支柱。在过去的5年内，IT领域在美国经济实际增长中占1／4的份额，信息产业在整个经济中的份额由1985年的4．9％上升到1998年的8．2％。90年代以来，美国信息产业提供了1500万个高薪就业机会，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出口速度3倍于美国出口总速度。信息产业的发展不仅为美国培育了竞争力强大的朝阳产业，带动经济两低一高（低通胀、低失业、高增长）持续113个月的健康发展，而且由于全面采用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使传统产业劳动生产率、企业生产率、经营效率和利润率大幅度提高，推动汽车、钢铁、建筑等传统支柱产业走出低谷，重振雄风。四、知识经济带来的影响和变化
1、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高新技术产业是新经济的支柱：在工业经济时代，产业结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在知识经济时代，则以工业、农业为基础，以知识产业为主导。1996年美国企业新增产值的2／3是由微软这样的高新技术企业创造的。高新技术产业对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已达27％，远高于房地产的14％和汽车产业的4％。
2、劳动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近30年内，美国的企业生产一直在增加，而蓝领工人人数却由占劳动力人口的33％减少到17％，知识劳动者成为主体。
3、科技与教育成为竞争的核心，科教兴国为基本国策。知识经济实现了知识资本化和人格化。知识经济的核心是科技，关键是人才，基础在教育。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与教育不再处于从属的、服务性的地位，而在经济发展中处于中心和主导地位。
五、知识经济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冲击
知识经济对经济理论的冲击首先是基础理论。知识经济的出现使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必然要合理解释和反映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新本质，从而在更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基石上构建指导人类新的经济实践的经济学。事实证明，经济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已经初步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着这种新经济的冲击。尤其突出的是贝克尔的人力资本论、发展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及一些管理性经济学科，这不断地加大着部门经济学科和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分离。我们已经看到了知识经济的现实，但我们用以解决问题的理论并非建立在这种现实基础之上。这便是旧理论无所作为的必然。纵观人类社会全部的经济活动无外乎这样两个内容，其一是社会财富的创造问题，其二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这里我们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第一个问题，形成这一问题的核心内容是一定社会的财富是什么？如何实现这种财富的增长？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集中地形成了该社会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即价值理论以及增长理论。我们从经济学角度考察一定社会所追求的新的社会财富是什么，如何创造出来，不能不看到，新的社会财富的创造总是受制于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从古代社会的钱物积累表现出的社会财富，及与之相应的注重农牧和战争掠夺的财富增长形式，到威廉·配第实质性地揭示出农业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财富创造中“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的劳动成果是直接地表现为社会所认可的社会财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萌芽的到来，重商主义坚定地认为商业贸易创造价值、增进社会财富。事实上商业贸易只是转移现实的社会财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创造新的社会财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类经济的核心，揭示了生产创造价值这一人类社会财富增长的实质。在资本主义进入典型机器大工业化生产条件下，马克思完善和发展了劳动价值学说（尤其是提出了揭示资本主义财富增殖的剩余价值学说）。这些理论集中说明的是在一定经济时代里新的社会财富的形成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自然经济时代，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人的劳动力，劳动也主要是人的体力劳动；工业经济时期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先进的机械力，尤其是工业经济的成熟期，以机器为主的机械力劳动成为社会财富基本的创造形式。新增加的社会财富完全是表现为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价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会认可的多少都直接地决定于生产它们所使用的技术的先进性。这使工业经济时代的劳动价值论典型地表现为价值的技术决定论。当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知识经济时代，反映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创造的劳动价值理论在新的生产方式中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
首先，在现代化的企业生产中，人们认识到外在于劳动过程的知识性的管理也成为创造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学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创造价值的第四个要素。而管理正是随着人们对企业自身性质认识不断深化所形成的知识和信息，管理人员正是运用这些知识和信息，服务于生产过程而现实地增加产品的价值。美国德尔福集团甚至提出企业知识管理，认为这是现代企业成功的关键。指出“虽然知识管理的首要目标不是技术，但是公司将发现，它们在知识经济中如果离开了知识管理，就不可能具有竞争力。”（《参考消息》1998年4月26日）
其次，在市场自由竞争中企业所投入非生产性领域的大量广告费、赞助费及各类社会投入，都不是用于直接生产领域，按劳动价值理论是不会创造价值的。现在恐怕没有企业界的朋友会否认这方面投入的丰厚回报，在这些非生产性领域的投入极大地提高了处于自由竞争市场中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些知识和信息是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消费者的选择，对商品无论在价值大小以及实现多少上都起着关键的作用。
第三，现在主要让我们来看使工业经济时代跃升到知识经济时代的先导产业———信息产业。美国人不无自豪地指出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最大的新的经济增长源，约占近年美国经济增长的40％。如果你对这个数字还缺乏敏感的认识，那么你对这组数字肯定会感兴趣：一个发展才十几年但已拥有资产2000亿美元的微软电脑公司和已经发展一百多年才拥有400亿美元资产的通用汽车公司，后者曾是美国工业经济时代的象征之一。微软所要做的工作，并不是给你直接可以消费的面包、汽车或实实在在的钢铁。它提供给社会的只有处理信息的计算机和载满了能满足你对知识管理需要的各种软件，这里几乎没有办法用劳动价值理论来分析，最高级的知识在这里直接转化为最大的价值，过时的知识在这里也一文不值。同样的编程人员、同样的工作强度，但可能所创造的价值相差悬殊。这里价值形成的唯一基础是以其知识含量的高低来比较的。其他如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光电子产业等等高新产业中，知识是与他们所能创造价值的大小、所能实现价值的多少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也许仅仅因为一个连字符的遗漏而使数十亿美元化为乌有，也许仅仅因为一个新的配方而价值倍增。在这里已完全失去了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实现形式，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财富已直接地与人类最宝贵的知识挂钩，这不但突破着旧的社会财富观，而且直接使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新的社会财富。
综上所述，知识正自在地存在于当今源源不断被创造出来的新的社会财富中，深刻地改变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的内涵及基本理论。正如我们分析的，一定经济时代新创造的社会财富，总是最深刻地反映着一定经济时代的社会生产的实质，并通过这个实质使一定时代的社会生产方式向更高级转化。因此，我们可以说一切都是财富，一切都不是财富，对新增社会财富的考察必须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结合。如果说工业经济时代商品的价值主要指一定技术条件下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的大小体现出在劳动时间多少上的竞争，那么知识时代的商品价值则主要是指在无差别人类劳动中所蕴含的知识和信息，价值的大小体现在劳动中对知识和信息的竞争。我们创造的新财富是未知的，但我们通过当前的劳动却现实地改变着已经形成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在这个循环上升的怪圈里，由于人们在现实消费需求中所消耗的社会财富总是有限的，因此大量的社会财富是以空的数字指标表明社会生产的创造能力，由于形成新的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是唯一的，因此对一定生产方式下新形成价值的那种核心要素的竞争便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实质。而这种核心要素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也就是对新增的社会财富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从这个意义上看，OECD定义的最后一句，不无道理。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与工业时代相适应建立起来的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亟待发展。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说明知识经济是存在的，使知识经济有合理的理论基础，把我们看到的现实和我们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有机地统一起来。
六、知识经济对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改变必然意味着传统经济学的增长理论、货币理论、周期理论及其他一些理论都必须重构
知识经济正以其在现实中的迅猛发展向我们展示出现代经济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增长形式，使传统经济学理论所揭示的内涵式增长、外延式增长、规模经济增长、投入产出等增长理论都表现出严重不足。
首先，知识在现代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已彻底改变了传统人、财、物要素配置所带来的增长。
其次，知识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它投入和参与生产的形式完全不同于传统要素，并形成新兴的主导产业。
再次，同传统工业经济的规模相比较，依赖知识创造效益的增长正表现出同一产业的分散组合和不同行业间的技术融合，很难从规模化的投入和产出上进行分析。
最后，知识在当今社会新财富创造中的独特性和基础性，使我们对形成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并不能直接地从生产领域或某一产业中去寻求，增长的因素或动力也许是直接地存在于生产领域之外。知识经济条件下，也许真正导致增长的投入在一些非生产领域而并非生产领域。只有我们把上述问题研究清楚，我们才能找到知识经济条件下促进主导产业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作法。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曾明确指出主导产业对一个时代的经济起飞具有决定意义。曾因煤、铁为主导产业相互推动而促成战后经济奇迹的日本在这一方面更有心得，日本工业调查会总经理志村幸雄撰文指出：“信息通讯产业可以说是21世纪最典型的主导产业。如果说20世纪基本上是发动机和电动机占主导地位的‘动力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是通信、广播和电子计算机技术三位一体的‘信息的世纪’”。在这一问题上有的同志以产业升级很好地概括了在知识经济时代我们面临的机遇。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这样产业巨变的经济时代，最能代表知识经济特征的产业是主导产业但不可能是唯一的，甚至这一产业在根本上只是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其他产业提供生产手段。而各国在此基础上所可能形成的主导产业仍然是要和国际分工、本国经济现实相结合。知识经济向我们展现出不同于工业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和高效益，无疑有更深刻的增长方式在现实地发挥作用，这就使我们更要深入研究知识经济增长理论，理解现代经济增长的内涵和实质，在未来的发展中制定出更合理、更完善的增长政策和计划。并由此出发考察知识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市场、人力、管理等等相关经济因素在新的经济状态中的运动规律，从而全面自在地把握知识经济的理论。
知识经济论文范文第6篇
首先必须澄清这个副标题里面“批判”的涵义，因为在中国现代语境里这个语词被污染得很厉害。康德作《纯粹理性批判》并非要对理性加以批判，而开宗明义提出要对“理性”的适用范围加以界说。“批判(kritik)”就是扬弃和理解。理性反省理性自身，于是有了“批判理性”。我们今天反省“知识经济”，于是可以有“知识经济批判”。对一件事情加以“批判”地理解，这可以理解为是出于人类理性要运用自己能力的“冲动”，也可以理解为是出于人的追求“自由”的天性。因为所谓“自由”首先便意味着“思想”的自由。当一件事情例如“知识经济”变得如此时髦以致获得了“意识形态(意蒂牢结)”般的话语权力的时候，思想的自由便意味着要对这一新生的“意蒂牢结”加以批判，通过批判，思想才获得了独立。
“知识经济”，把知识与经济联在一起使用，我以为始自德鲁克(PeterDruker),至少经过他1994年出版的《后资本主义社会》而获得广泛认可。德鲁克定义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是阶级冲突的形态从古典的“有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冲突演变为“知识阶级—无知识阶级”的冲突。他把这一社会形态叫做“知识社会”。在我看来，“知识”作为一种经济物品，固然表现出特殊的技术属性(例如“规模收益递增”)，但当它被当成经济物品时，它的基本属性仍然是“资本品”。换句话说，作为“知识社会”的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改变知识的“资本”性质。其实只要存在谋利动机，就永远存在着将知识转变为商品的动机，从而永远存在着以“知识”为手段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资本化”的过程。但是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知识被纳入经济发展的范畴。换句话说，只要“资本”还具有积极意义(除非我们不要经济发展)，作为“资本品”的知识也就具有积极的意义。
把知识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在中国还有其特定的政治经济渊源。这一渊源可以由“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来概括。这一口号一方面是对“文化革命”反智传统的否定，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它作为“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延伸，正在或已经成为市场化制度变革的障碍。在这一双重的背景下，澄清“知识”与“经济”之间的复杂联系和二者间互动演进的多种可能前景，就超出了单纯学术探讨的范围，进入社会批判领域。
下面我将要讨论的，首先是“知识”的经济学性质；其次，“知识”能否，以及在何种社会条件下成为“生产力”，从而解答“知识救国”与否的问题；再次，被当成生产力的“知识”对中国目前经济发展阶段意味着什么，从而，我们应当在多大程度上追求“发展”；最后，在“格物致知”的知识与“权力意志”的知识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差异，这一差异以何种方式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灵与人生。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在这样几个层次上把握“知识”与“经济”问题，我们也就初步完成了对“知识经济”的批判，从而获得这一问题上的思想自由。
二、“知识”与其“互补性”
在论及“知识”的生产力性质之前，让我先引述德国启蒙思想家莱布尼兹(GottfriedLeibniz)对“知识”所下的定义，他的知识及道德哲学(例如《神正论》)可谓是“上承苏格拉底，下启康德”。他在一篇书简中这样定义知识[1]：“…(7)知识分为两类，其一为关于事实[facts]的知识，其二为关于理性[reasons]的知识。关于事实的知识就是统觉[perception]，关于理性的知识就是智慧[intelligence]。(8)关于理性的知识使我们变得完美起来，因为它教导我们普遍与永恒的真理，这一真理通过[上帝般]完美的存在而得到表达。而关于事实的知识就如同城市里错综复杂的街道，当我们住在那里的时候，我们需要它们，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不希望被这些知识负累了我们的记忆。”莱布尼兹在另一处还说：“…快乐，就是关于完美的一种感觉或知识，…”。而争取持久的快乐，在亚里士多德和莱布尼兹这一西方哲学主流看来就是“明智(wisdom)”与“美德(virtue)”的目的。
从西方思想源流中截取的这一片段，对我们当下的讨论具有三方面的意义：(1)“知识”，至少在百多年来“西力东渐”过程中被中国人广泛接受的“知识”，是发自西方的，是希腊科学(自然哲学)的诸多果实之一；(2)西方启蒙思想家们重新开掘希腊精神的重要努力之一是从神与灵魂不灭的宗教传统中论证个体“自由意志”与个体“理性”追求幸福的正当性。我们知道，希腊自然哲学的精神里面没有中世纪基督教那种强烈的“善”与“恶”的道德观念。而具有浓重宗教传统的德国启蒙运动实际上把“知识”从希腊自然哲学的道德中性立场转变为康德式的、类似于宋明理学那样的“知识”观念，即旨在“安身立命”的知识；于是，(3)从西方人那里发展起来的知识论因英美与欧陆这两大思想传统之间的差异而分化为：(a)无神论的、怀疑主义的、经验论和功利主义的知识论，由洛克、休谟、边沁(JeremyBentham,)直到詹姆斯(WilliamJames)和杜威(JohnDewey)；(b)目的论的、神正论的、先验论和义务论的知识论，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到莱布尼兹和康德。
这样，当我们反思“知识”观念的时候，首先需要考虑的是西方知识论传统当中“技术的”(英美的)与“道德的”(欧陆的)知识论之间原本就有的张力。我认为保持这一张力是西方保持其正常人生状况(humancondition)的前提(而西方的现代性危机则是打破了这一紧张平衡的结果)。其次，我们需要考虑中西之间对“幸福”(必死的生命试图超越其有限性的方式)的不同理解以及由这一差异所造成的对“知识”的基本态度之差异。只有经过这两个方面的反思之后，我们才有可能确立一种健全和明智的中国人的知识论，并由此而进入一个健全和明智的中国人的“知识经济”。
经验论和功利主义立场上的“知识”是一种力量，所谓“知识就是力量”。注意，在英文里面“力量”与“权力”是同一个词(power)。我常常觉得为了使知识分子对“知识”保持必要的疏离和警觉，应当把培根的原文翻译为“知识就是权力”。作为“权力”的知识，本质上是技术性的知识。这里有必要界定一下“技术”这个语词的含义。
亚里士多德在《修辞术》第一卷里把“技术(tekhne)”与科学做了区分：技术是对个别事物的观察和研究，而科学(“科学”在亚里士多德的语汇里被叫做“知识”)则以一般事物为观察研究的对象。对事物进行个别的研究，这正是英美经验主义知识传统的特征。这样一种“分殊”原则极大地拓展了西方人的科学与技术——导致西方权力的全球范围的拓展。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下，亚里士多德说“技术”是一种依赖于偶然性的机巧。因为只有对事物的普遍形态进行研究才可以把握事物的必然性。家政学(即后来的“经济学”)是一门技术，因为它研究作为个别形态的家庭的理财方式。修辞学是一门技术，因为它研究如何说服具体(个别形态)的听众。政治学，如果是马基雅维利所定义的政治学，就是一门技术，因为它研究如何在具体的权力博弈中取胜(权术)；如果是亚里士多德所定义的政治学，就是一门科学，因为它研究“最高的善”(即普遍形态的“幸福”)。
技术性的知识必须通过具体经验才能够积累起来，实验室的发展和大学制度是技术知识获得长足进展的最关键环节。每一个人的具体经验都是有限的，于是：(1)只有在分工制度下才可能积累大量的技术性知识，(2)只有那些协调成本较低的分工制度才可能持续地获取和积累技术性知识。我必须在下面的论述中把这两个原则展开来讨论。
如我在以前一系列文章里已经论述过的[2]，人类各种知识之间的经济学关系主要是“互补性的”而不是“互替性”的。知识互补性的经济学含义是：知识甲和知识乙单独运用于经济活动时各自获得的收益的加总必定小于它们联合运用于经济活动时的收益。这种互补性包括两个方面：(1)知识沿时间的互补性，即对同一个(个人或群体的)知识传统而言，尚未获得的知识与已经获得的知识之间存在着强烈的互补性(例如个人数学知识传统里面的小学数学与中学数学之间)；(2)知识沿空间的互补性，即对不同知识传统(个人的或群体的)而言，各个传统内已经积累起来的知识，通过传统之间的交往而获得强烈的互补性(例如个人知识传统当中汉语知识与外语知识之间)。是否存在着“互替性”的知识呢?就我所知，互替性的知识总是孤立地个别地存在着，例如录像机的各种制式之间往往相互竞争，网络浏览器里面的IE与Netscape之间相互竞争，还可以列举一些重要的知识互替性。但是，即便在这些互替性的例子里，仍然存在着基本知识结构之间的互补性(录像机基本原理，浏览器的基本语言)。只要知识是稀缺的，知识互补性就必定占据经济上的主导地位(即“按照互替性生产知识”是奢侈的行为)。可以想象，当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会出现“知识过剩”以及相应的占据主导地位的“知识互替性”。
知识互补性是收益递增现象的本质。所谓收益递增，就是产品的平均成本随着产品总量的增加而下降。通常所谓的“知识经济”，是指经济的主要产品的主要成本含量从古典的资本与劳动投入转换为“知识性”的投入。严格地定义“知识性投入”需要很大的篇幅[3]。在古典的要素投入(资本与劳动)与现代的知识性投入之间并不存在概念的鸿沟，我们面对的其实是一系列可以视为“连续性”的、要素含量的结构性变动。例如“劳动”这一要素，当培养劳动力所需要的教育投入的价值增加到超过该劳动力简单再生产所需要的日常消费投入的价值时，我们就认为该“劳动”已经从古典的“劳动”要素演变为“后工业社会”的知识资本了。当我们试图界定劳动力的教育投入时，我们会进一步发现所谓“教育”，既包括专业化训练，也包括业余消闲(电影、画报、体育、旅游、美食、恬睡、畅饮，等等同时增长体力和智力的消费活动)。这一现象已经日益被经济学家所重视并且在当代经济学文献里被定义为“生产性消费(productiveconsumption)”。
不论如何，要素(资本或劳动)当中包含的知识含量具有与其他要素单位所包含的知识含量的互补性。这一知识互补性产生了所谓“收益递增现象”，后者引发了当代经济学的“收益递增”革命[4]。当要素所有者(资本家和劳动者)意识到他们自身知识与他人知识之间存在强烈互补性时，他们就会意识到潜在的利润机会。这一机会导源于这一基本事实：要素联合运用与经济活动所带来的总产出减去要素单独运用于其他生产过程所带来的各自的收益所得的差远大于零。这就是收益递增经济里面的“经济租”。人们通过分工与合作试图获取和分享这一“经济租”。后者为分工与合作提供了强烈的经济激励，这一激励强烈到足以使人们为了分工的好处而自愿放弃离群索居所具有的自由。
三、“知识救国”吗？
人们通过分工制度的协调来获取大量的知识。因为在分工制度下，每个人都可以专业化为某一狭隘知识领域的专家，而后通过与他人“交换”知识而获得生活与生产资料。心理学研究自19世纪初已经发现，学习一项知识所花费的平均时间总是随着学习者在该项知识上投入的学习时间总量的增加而下降。而这一发现在当代脑神经研究与认知科学中又获得了新的神经网络理论的支持(神经网络均衡点的稳定性与学习时间之间的关系)。历史观察表明，那些更加依赖于分工制度来获取知识的社会比那些主要依赖于传统方式(例如师徒制度、家族传承、个人探索)来获取知识的社会，表现出高得多的知识积累速度，从而可以在短短几百年或几十年时间里获得传统社会在几千年时间里所积累的知识存量。
理解了分工制度对获取知识的重大意义之后，我们就可以讨论分工的协调问题了。协调分工是一个制度问题，不是单纯的知识论问题。制度问题的本质特征在于：收入分配的方式决定性地影响到分工条件下生产出来的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也因为这一特征，当经济学在90年代以来进入“博弈论”理性主义阶段时[5]，它才真正开始接触到制度问题。
对于可供选择的各种各样的协调分工的“制度”——我还没有定义“制度”概念，如果我们仅仅从经济学角度考虑问题，即仅仅考虑效率问题，那么我们可以把各种制度按照它们的经济效率排列出来。所谓“效率”，就是节约经济资源的程度。如果我们把知识列入稀缺的经济资源的话，那么对于“知识经济”极端重要的制度问题就是寻找那些最小限度地闲置知识的协调分工的制度。而这是很难很难的，因为知识存储在每个人的脑子里，以“观念”的方式运行着，任何违反了知识主体的主观意志的制度都很难避免巨大的知识浪费。我们不难想象一个处于奴隶地位的知识主体与一个处于企业家地位的知识主体之间可能表现出的巨大的知识运用能力的差异。
在没有给出“制度”定义之前，让我先提出协调分工的最有效率的制度的第一个判据：生产的效率越是取决于要素投入主体的主观意志与主观努力，协调生产的制度的效率就越是依赖于“自愿原则”。
读者或许已经想到，“市场”机制(与传统的中央计划机制相比而言)是一个比较尊重自愿原则的制度，所以应当表现出高得多的协调分工的效率。这个判断，或者上述判据的这一运用，大体上是正确的。不过，我愿意指出，即便是“市场”制度里面，也存在着严重的压抑主体意志的现象，典型如“垄断”，或者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做的某些事情，等等。
现在我必须澄清两个概念：(1)“自愿”，(2)“制度”。哲学家们长期以来讨论不清楚“自愿”这个概念的实质。我甚至可以声称，自从西方人获得了神学(始自摩西)，他们就不得不在自由意志的自愿性与上帝的秩序的必然性之间纠缠不清[6]。
当我们说到“自愿”这个语词时，它指涉这样两方面的情况：(1)被指涉的主体必须是免于明显的外力强迫的。注意，我使用的语言：“强迫”在语义上明显地不同于“控制”，后者可以包括受控主体“间接地施加影响”(通过语言、感觉、意识)。在这一点上，你可以争辩说“市场”经济制度其实是很虚伪的，它表面上尊重你的自治权利，实际上控制你的主观意志。对此我表示同情的理解，却无法为此而修改我对“自愿”原则的定义。(2)被指涉的主体必须在主观上意识到他所做的事情及其各种可能的后果。这一条件可以有效地减弱上述的“控制”所施加的影响，因为主体明白他在做什么，这意味着外界施加的“间接的影响”必须在很大程度上尊重主体意志的选择。这两个条件意味着两个推论：(1)主体对自己的行为负有道德责任，因为他事前意识到了他所做事情的各种后果并且他是主动地(不受外力胁迫)从事这件事情的；(2)主体有知的权利，因为不如此便无法承担道德责任。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自由社会的宪法里面，在确立了公民的基本自由权利之后，第一项重要的补充条款就是“新闻自由”条款(公众对信息的权利)。
现在可以定义“制度”了。事实上，对制度的定义需要整整一门“制度分析基础”课程作为定义的展开。简单地说，制度就是群体内部有自由选择权利的成员之间就协调分工所达成的均衡的从而是可预期的和稳定的行为模式。这一行为模式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1)可见的行为。很明显，不可见的行为是别人难以预期的；(2)对可见行为的公认的阐释。关于这一点我要补充两条：(a)人们尽可以对行为作出极为不同的阐释，但只要这些阐释没有得到公认，它们就难以获得制度力量。任何制度条款都是在获得多数人的公认理解下发生其协调人群行为的效力的。典型的例子如交通规则，只有当人群的多数成员对规则作出统一的理解时，规则才可能实现其协调交通的功能；(b)对行为模式的新的阐释对制度创新是极为重要的。假如一个社会的全体成员居然对其既有行为模式作不出任何新的阐释，那么这个社会的创新和演进的力量必定已经消失了。观念的力量对制度发生作用，通过制度演变而转化为物质的力量。制度是“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之间辩证关系的关键环节，是合理性展开其自身的“中介”。
只是在这一节的结尾处，我才具备了回答这一节主要问题的条件：“知识救国”吗?我回答是：技术性的知识与一般意义上的“救国”无关。更进一步，如果没有协调分工的有效制度，技术性知识甚至无法转化为生产力，从而即便在“实业救国”的意义上也与“救国”无关。所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里最关键的字眼不是“科学技术”，也不是“第一生产力”，而是那个“是”字。在完成了上面这样冗长的论证之后，我们有资格询问：科学技术在什么样的制度条件下才可能转化为生产力?
显然，自愿原则是那些有可能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制度的第一个特征。这一特征的政治学意义就是“自由”。我们固然可以对“自由”作出许多不同的理解，却不能了自愿原则里面讨论过的对“自由”这一概念所概括的人们的行为模式的基本理解，这一基本理解应当、而且为了具有制度效力必须是公认的。让我补充两点：(1)公认的理解要求知识的“本土化”，这是很显然的，非本土的知识难以达成本土成员间的共识。一个眼下的例子是北约在科索沃事件中采取的强力干预，我很怀疑这一干预所依据的制度知识(哪怕它是关于“自由”制度的知识)能够被本土成员的大多数所理解和认同；(2)公认的理解要求阐释与事实的基本一致，这也是很显然的，那些明显地具有胁迫性质的规则不能被阐释为“自由”。没有人会认为限制了他呼吸通畅的某种外力是使他“自由”的力量[7]。
现在让我提出(在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意义上)可以“救国”的制度的第二个特征：协调分工的制度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制度下个人的努力是否与其回报紧密联系着。换句话说，权力与义务是否紧密地联系着。关于这一点我似乎完全没有必要补充任何东西，因为读者十分清楚传统中央计划体制是怎样失去创造力和效率的。或许我应当补充一点：即便是市场体制，也时刻面临着并且时刻在解决着如何改善激励机制和激发人们的创造力的问题。我们注意到一个成熟的市场社会可以逐渐失去创新力量，例如70年代以前的英国。另一方面，有效地解决了创新机制问题之后，僵化了的市场社会可以重新获得生命力，例如当代的英国。
最后，而且在操作意义上最重要的，是有效率的制度的第三个特征：协调分工的制度的效率每时每刻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由于自然环境变动和由于人群心态变动导致的)新的情况下创造出新的制度安排使得权利与义务之间的紧密联系能够以最小成本实现。这句话或许涉及较多的技术语言，需要进一步解释。让我引用我喜欢的张维迎举过的例子(经过修改)来说明这里涉及的条件。设想两个人分工的社会，假定其中一人在月光下挖土，另一人在树影下挖土。当这两个人谈判他们之间的社会契约时，最关键的条款之一是“由谁来负责监督全体人员的劳动，从而负责制定每个人的劳动报酬?”如果社会推举那个在月光下挖土的人来监督群体和制定每个人的报酬，那么，由于他必须花费很大精力才可能准确测算和监督那个在树影下挖土的人的劳动努力，他的最优行为模式将逐步演变为：减少他所支付的监督努力，按照那个在树影下挖土的人的总产出来决定他的报酬。这是因为挖土的总产出比较容易观察和测量。而对于每个人的总产出的测量归根结底要参照社会平均产出来决定其高低。换句话说，在月光下挖土的人只能参照他自己的(此处代表“社会平均生产率”)总产出来决定支付给在树影下挖土的人的报酬。但是在这一“权利—义务”关联之下，假如那个在树影下挖土的人原本比那个在月光下挖土的人具有先天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例如天才或特殊技能者)，我们可以预言，这才能多半是要闲置的。因为按照社会平均生产率来决定每个人的报酬必定导致“平均主义”的报酬法则。这一法则的另一种说法就是“劣币淘汰良币”法则。综上所述，一个效率高得多的制度安排是让那个在树影下挖土的人负责监督群体和制定每个人的报酬。道理很简单，由他来监督那个在月光下挖土的人的劳动，监督成本小得多，测算也准确得多，从而以很小的成本实现了权利与义务的紧密联系。关于这类制度安排的经济学分析，大多包括在针对“信息不对称”情况的“机制设计经济学”里面了。
上面讨论的制度有效率的第三个特征，其最重要的推论在于：一个制度的效率不能够靠任何一套普遍原理来保证，而只能依靠千百万社会成员追求效率的日常努力来保证。因为如上面的例子所表明的，命名权利与义务在较低成本下紧密联系起来的制度安排，随着环境与人群的变动而处于永恒的变动中，没有任何普遍原理可以事前把握这些具体的制度安排。制度性知识里面的这类知识，按照亚里士多德对“技术”定义，具有技术性知识的特点，因为它们只针对具体的个别的事物，不针对普遍的一般的事物。在我的理解中，韦伯所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支撑体系”，不是别的，正是这里所说的技术性的制度性知识。没有这些知识的大规模积累和不断创新，就没有“可计算的资本主义”在西方社会里作为一种有效协调分工的制度的发展。
由于有效率的制度的效率依赖于大众的日常的追求效率的努力，我愿意以下面的命题来强调我在这一节里提出的三个特征在制度经济学意义上最为关键的环节：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必须最大限度地激励每一个社会成员在每一个可能方向上追求效率的努力和创新。注意：这一命题所要求的制度安排是完全“自恰”的，因为它所追求的效率依赖于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而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依赖于制度安排是否最大限度地激励了对效率的追求。在这样一个纯粹关注效率的环节里面，制度的“好”与“坏”不是我们关心的主题，尽管我们必须询问一个制度的好与坏。仔细阅读我在这一节里的讨论不难发现，这些讨论其实已涉及了制度好坏问题。例如，我讨论了“自愿原则”与“自由”的含义。但是对制度作道德判断毕竟已经超出了这一节的主题，应当放在另外的章节里讨论。
四、“人力资本”与人的“异化”
一旦以劳动者为载体的知识成为谋利的资本，劳动就开始转化为“人力资本”。也就是说，投资人以劳动者的知识积累过程(例如正规学校教育、在职培训、自修)为投资目标，期待着将来从这一知识存量中获得大于投资额的回报。最早提出“人力资本”概念的经济学家们估计过就美国社会而言的这一“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大约为20％～50％，依样本结构而有巨大差异。不过，这一比率的下限仍然大大高于美国经济在常规情况下物质资本的投资回报率(10％左右)。由于这一超高回报率的吸引，成熟市场经济(美国、德国、甚至香港)的投资结构在1970年代以来明显地向人力资本方向倾斜。
下面我希望在我提出的“知识互补性”概念体系中解释一下，人力资本为什么比物质资本具有高得多的投资回报率。首先应当界定“资本”概念，这一概念曾经和仍然在引起广泛的争论，著名者如庞巴沃克与费舍之间的论战[8]，以及后来的“两个剑桥之争”[9]。
庞巴沃克以及整个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的出发点是把“资本”看做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迂回生产方式(theround－aboutmethod)。“时间”在这一生产方式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迂回所用的时间越长，理性投资人所要求的回报率就越高。因此从实证角度看，一项投资的资本周期越长，就说明该类迂回生产方式所带来的回报率越高。教育通常比物质资本投资具有长得多的周期(常规学校至少需要12年才完成中等教育，而最大的钢铁基地建设周期不过是5年左右)。从奥地利学派的角度看，这意味着教育投资具有比通常物质资本投资高得多的回报率。
资本理论的另一个方面是费舍的“投资机会决定投资回报率”的理论。在费舍看来，一切事物，只要可以产生未来收益，就都可以成为“资本”。投资的回报率由投资项目及各个投资项目的收益率决定。假如我们把全部可能的投资项目(机会)按照回报率从高到低排列出来，那么最优的投资选择将从那些回报率高的项目开始投资，只在用尽了较高回报率的投资机会以后才逐次向更低回报率的项目投资。这样的投资安排一直可以进行到融资成本(例如向银行贷款所必须支付的利息率)等于投资回报率时为止。而融资的平均成本由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在现时与未来一切时点间的一般均衡决定。由这一均衡决定的融资成本也叫做“真实利率”，它的大小归根结底要取决于一个经济所提供的投资机会的多寡以及这些投资机会可能产生的回报率的高低。
在运用费舍的资本理论时，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判断“投资机会”及其“回报率”。例如，一般来说“教育”被认为是一种投资机会。可是如果受过教育的劳动与没有受过教育的劳动具有同样的收益，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这样的教育是“投资机会”。又如，当投资是在一个不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里进行从而所涉及的风险非常高的时候，投资的帐面回报率就显得毫无意义，相当于接近于零的投资回报率。由于这些理由，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投资的机会比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少得多(因为经济结构对简单劳动的回报与复杂劳动的回报没有加以细致的区分)，有保障的投资回报率也低得多(因为投资环境不甚稳定，产权制度不甚健全)。
让我总结和引申一下上面的分析：(1)对经济发展而言(知识稀缺)，人力资本投资的潜在的回报率比物质资本投资的平均回报率高得多；(2)尽管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极高的潜在回报率，当社会政治环境不能提权保护时，或者当制度安排极大地扭曲了人力资本的价值时，人力资本投资的现实回报率可以大大低于物质资本的投资回报率；(3)如果国际间可以自由移民的话，人力资本的回报率应当倾向于在各国间达到均衡，而在均衡状态下，世界人力资本将集中于成熟市场经济而不是发展中经济；(4)当国际间不可能自由移民时，从发展中经济向成熟市场经济移民的劳动力将倾向于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含量；(5)基于与(4)同样的理由，从乡村向城镇移民的劳动力将倾向于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含量；(6)经济发达地区倾向于比经济落后地区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投资率(即在总的投资结构里人力资本投资所占的比率)。
为什么就常规而言(即潜在回报率与现实回报率相符合)人力资本具有比物质资本高得多的投资回报率呢?我认为这是由知识的“人力资本”载体与“物质资本”载体之间的本质差异造成的。当一项知识从它所在的知识传统中抽离出来被装载到物质的或人力的载体里面时，它与其他知识之间的互补依照载体的技术特征而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例如以物质资本为载体的知识，一旦被物化为资本品，将失去可塑性(这是索罗，RobdertSolow，资本理论里的术语，可以广义地理解为“灵活性”，“创新性”，知识传统的“持续性”，“可发展性”等等)。而以人为载体的知识则能够保持这样的可塑性。人不同于物的根本之处在于人具有创造能力，人的思维过程能够不断从简单事物的复杂连接突显出高度复杂的事物，并且至今为止人类大脑表现出的，是几乎无限制地将这一过程持续下去的倾向[10]。
让我们进一步分析上面的例子：(1)如果物质资本最初被设计和生产出来时，就包含着利用知识互补性的初衷，那么任何两项知识的物质载体之间可以存在强烈的互补性。例如专用于微软公司的“视窗”系统的打印机与计算机，它们分别运用时能够得到的收益的总和会小于他们联合运用所产生的收益。这样，知识互补性所隐涵的经济收益递增就通过将知识专有化为物质资本而得以实现。按照这一原理设计与生产的资本品，叫做“专有资本品(specificcapital)”，它们只能运用于特定的生产过程，通过该特定生产过程获取规模收益。因此，专有资本品虽然可以带来规模收益，它们所装载的知识仍然是不可塑的；(2)如果两项资本品最初设计时并不考虑到获取特定生产过程的规模收益，那么它们装载的知识项目很可能不具备强烈的互补性，或者只具备潜在互补性(有待未来知识进步将其开发出来)。这样的资本品叫做“通用资本品(generalcapital)”，它们单独运用所得到的收益的总和通常不会小于它们联合运用所得到的收益。于是这里没有因知识互补性而来的经济收益递增现象。当潜在的知识互补性被进一步的知识进步所开发出来时，要想通过物质资本获得这一知识互补涵着的收益递增，人们只能淘汰旧的资本品，代之以装载了新的知识的资本品。这叫做“资产更新”或者固定资产的“技术改造”，改造之后的资本品将变得更加“专有”而较少“通用”性。这样，资本品的可塑性将变得更弱；(3)当代技术已经预示着人类有可能制造“有创新能力的”机器(这符合“互联主义”的认识论)。假如这样的物质资本被制造出来成为知识的载体，那么可以设想，关于知识互补性所带来的经济收益的关键问题将不再是知识载体是否具有“可塑性”，而是“创造性的知识”在何种程度上符合人类利益，以及诸如此类的“目的论”问题。
以人为知识的载体，知识得以保持可塑性。这一命题成立的前提是人保持心智健全和持久的学习能力。丧失了学习能力的人不能成为知识的载体，只是在这一意义上，人力资本才需要被替换。通过可塑性，每一项已经装载到人脑里的知识都保持了与其他知识的时间和空间上的互补性。换句话说，一方面，储存在大脑里的知识服从特定生产过程的要求，与其他既有的知识构成互补性关系。另一方面，这些知识可以进入其他可能的生产过程，与潜在的任何知识构成互补性关系，这就是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研究的人的“联想能力”。联想能力是人类学习与创新的基本能力，联想力与记忆力之间的复杂关系(作用与反作用)说明了联想力与记忆力处于同等基本的层次上。
由于人力资本积累可以带来强烈的递增收益，市场力量倾向于将人转化为资本品，从而在这一谋利过程中将人降格为物。这是任何关注人类状况的人都不能不关注的现象。一方面，经济发展作为人的发展的物质条件，要求将人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人力资本；另一方面，当社会收入分配高度不平等时，一部分社会成员可以免除异化为“人力资本”的命运，享受“全面发展”的幸福，而另一部分社会成员则不得不接受异化的命运。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它要求我们在这两个对立的方面之间不断寻求平衡点。一般来说[11]，经济越是发达，多数社会成员就越具备了条件从异化状态转向全面发展。但这个“一般性”绝不是自动实现的，它需要社会成员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寻求新的制度安排，不断寻求理想状况与现实状况之间的平衡。正如我反复引述过的哈耶克的思想：一个真正有生命力的社会是鼓励每一个社会成员在每一个可能方向上进行创新的社会。并且这一命题是自恰的。
我再强调一遍，市场经济并不能自动解决制度创新问题。但是由于市场经济与社会成员的基本自由权利之间的某种相容性，自由的社会成员的创新力量常常能够把已经僵化了的市场经济体制从灭亡状态下挽救出来。一个有生命力的市场社会永远需要马克思、福柯和哈贝玛斯这样的批判者存在，正如同它永远需要斯密和佛里德曼这样的辩护士一样。
五、“大同”理想下的“竞争”经济
如我在“经济原考”[12]中指出的，汉语的“经济”概念自始就含有“止于至善”和“以天下为己任”这两重人文涵义，而希腊文的“经济”最初包含着“劝告”和“亲近”这两重人文涵义。经济学的现代化使得“经济”在汉语和希腊语里面意谓着的这些意思逐步丢失，转化出“资源最优配置”这样一个纯粹静态的、道德的、非人性化的经济学定义。
经济学作为一门主要的“西学”，它的现代命运是从西方人的现代命运中生发出来的，那就是由胡塞尔(在“维也纳演说”中)提出并被海德格尔充分阐发了的“科学不思”。由于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从古代希腊的道德的科学转变为“分析的时代”的非道德的科学，科学不再认为关注人类生存状况是自己责任的一部分——“科学”沦落为“技术”，艺术的人生沦落为技术的人生[13]。尼采指出，西方命运的终结在于：和对信仰的真诚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最真理的追求和求知意志，而后者不可避免地转化为纯粹的虚无(作为表象的世界，上帝之死，存在的虚无)，从这一虚无当中不可避免地升华的，是知识意志掩盖下的权力意志(不再受神约束的权力)。于是世界向野蛮状态“复归”。
作为人类“物质生活”的特定形态之一的“市场经济”(我喜欢伯劳代尔的这一看法)，其制度特征是“谋利”。而把这一制度特征(把它的“逻辑”或工具理性意义上的“理性”)发挥到极限的(如伯劳代尔所论)，是被叫做“资本主义”的制度——市场经济的诸多可能形态之特定的一种。从社会契约层次上说，每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都要有自己的“物质生活”，为了丰富这一物质生活而要有自己认可的“市场经济”，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例如西方人)接受“资本主义”作为市场经济的一种极端形态。
当自由意志接受一种制度安排时，它所承受的代价是放弃一部分自由，但是如果它不打算放弃任何自由，它将无从实现“自由意志”所意味着的任何自由[14]。如果我们要在社会契约层次上讨论制度的“好”和“坏”(我觉得这是几乎唯一可行的评价制度的方式)，我们就应当试图判断：一个特定的制度是否为每个社会成员的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这一判断的另一种形式(都是“理性为自由立法”的形式)，是对历史演进的合理性的判断：一个特定的制度里面是否存在符合社会每一个成员自由意志的改进方向。
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考查制度创新的案例，我们就会发现：创新的行为几乎总是以主体对现状不满开始，通过寻求新的意义，新的行为得以被社会接受。而新的意义总是对旧制度的一种批判。这样，只要我们承认“自由”具有最高的价值，我们就应当承认：“理性”对现存制度的持续的批判是制度得以保持创新能力和维护社会成员的自由权利的充分(从“自由”的最高价值导出其“充分性”)且必要(从逻辑上不存在压制“批判”的“自由”制度导出其“必要性”)的条件。
我觉得上面的这些条件大致足够让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在讨论源自西方的“知识”与“经济”，以及“知识经济”的时候，把这些西方观念所代表的“制度”放在一个更高的评价体系里来把握。如果我们能够实现这一把握，我们就实现了在这些问题上的“中国人的自觉”。
就理想状况而言，当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具备了“自觉”时，在特定时刻与特定场合存在着的制度总是由“社会博弈”决定的。所谓“制度选择”，根本上说不是任何“个人选择”问题，而是“社会选择”问题。任何严格意义上的“社会选择”(即社会尊重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自由意志)，都只能通过“博弈”来实现。因为所谓“博弈”，就是信息交换与相互理解的过程，是主观意志之间达成相容性的过程，是“理解”从“主体的理解”转化为“主体间的理解”的过程。
我把上面描述的那种理想状况叫做“大同”理想。不错，我正是在这样的设想下展开这一节的论题的。所谓“大同”，就是“能合不同”。后者正是上面描述的理想状态下的社会选择过程。
至于这一节标题里的另一个词——“竞争经济”，我没有什么要注释的。这里应当强调的是这样一个(AnthonyDawn的)看法：当人们以自由为最高价值时，竞争性的经济制度永远比垄断性的经济制度要“好”。基于这一理由，也基于我对“大同”的解说，在“大同理想”与“竞争经济”之间便存在着以“自由”为核心价值的关联了。虽然我们认同“竞争性的经济制度”(反对垄断的从而必然倾向于腐败的经济制度)，但是当“竞争”与我们已经达成共识的“大同”理想发生冲突的时候，需要加以修正的应当是“竞争经济”，而不是“大同”理想。读者尽可以批评我的这一立场，因为它显得如此不切实际。到底是“存在决定意识”呢?还是“信仰决定存在”?此处的讨论涉及到这一更高层次上的问题。
六、简短的结语
把“知识”简单地与“经济”相关联，这解决不了经济发展问题，因为“资本积累”始终是经济发展问题的核心内容。知识的运用从来也不曾改变过政治社会文化背景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本质，后者与人类状况(人在其中被异化的程度)的关系由生产的目的决定，只要生产的目的仍然是生存性的，就必定存在着劳动的异化。社会选择是这样一个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具有主体意志的社会成员得以找到与每一个“他者”意志相容的行动方案，这样一系列行动方案(均衡的行为选择)以及对它们的阐释塑造了特定社会的人类生存状况。健全的生活方式总是既承认物质活动的必要性又对人的异化加以批判的生活方式。
注释：
[1]转译自J.B.Schneewind编译MoralPhilosophyfromMontaignetoKant，Vol.Ⅰ，“Leibniz”，pp.313—330，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方括号内英文及中文为我所加。
[2]参见例如“知识沿时间和空间的互补性以及相关的经济学”，《在经济学与哲学之间》。
[3]详见《在经济学与哲学之间》各篇有关“知识”定义的文章。
[4]详见我写的“近年来经济发展理论的新进展及反思”，《经济研究》1994年。
[5]参见我写的“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社会学研究》1997年2月。
[6]关于这一论题的权威的和冗长的讨论，参见HannahArendt,TheLifeoftheMind，vol.Ⅱ，“Willing”，HarcourtBrace,1971；以及RobertNozick,PhilosophicalExplanations，Chapter4,“FreeWill”,andchapter5,“FoundationsofEthic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1。
[7]为了“最终的自由”而实行强迫，这是很值得怀疑的论证方式，不过这里无法展开讨论，读者可以参考哈耶克的著作。
[8]参见Bohm－Bawerk,PositiveTheoryofCapital,1889；IrvingFisher,TheTheoryofInterest,1930。
[9]参见MarkBlaug,EconomicTheoryinRetospect，5thed.,CambridgeUnviersityPress,1996。
[10]参见我写的“面向综合的时代”，《回家的路》。
[11]参见上引“近年来经济发展理论的新进展及反思”。
[12]参见《我思考的经济学》，三联书店1996。
知识经济论文范文第7篇
（一）财务管理方法和手段落后在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各种通讯技术和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电子商务成了主流发展趋势。合同双方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合同的签订，并且在合同签订的同时实现金钱支付，使整个交易过程更加及时、方便、快捷。但是，在传统财务管理模式下，并没有实现一系列的网上办公、电子支付，大大延长了财务预测、计划、决定的时间，降低工作效率。因此，要对财务管理方法和手段进行创新，为提高企业效率打下扎实基础。
（二）现有财务管理理论与内容陈旧现有的财务管理理论和内容不再适应当今知识经济时展的需求，需要对其进行改善和创新。在传统工业经济时代背景下，企业效益增长主要依靠有形资产，增长的幅度较小，为企业创下的效益也仅局限在一定范围内。现有的财务管理理论和内容在有形资产方面比较详细，在无形资产方面基本不提。但是，如今的企业发展不仅仅要依靠有形资产，而且更需要各种无形资产的帮助。因此，现有的财务管理理论和内容过于陈旧，不再适应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了。
二、知识经济时代下的财务管理创新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在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对全球经济发展情况产生重要影响。根据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和对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要求，企业财务管理必须要创新才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需求。下文就对影响财务管理的因素做了具体分析，并提出了一系列创新建议。
（一）在财务管理理念上进行创新传统的财务管理活动致力于取得短期效益。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要转变财务管理理念，向企业长远发展靠拢，为获得企业长远社会和经济效益而努力奋斗。在客观上，要求财务管理人员树立“以人为本、竞争与合作、知识与管理”的工作概念。“以人为本”就是要重视财务管理人才的价值，为企业培养出一批精英财务人员。在工资发放过程中，一定要做到平均分配，不受资历和年龄的限制。“竞争与合作”就是要求财务管理人员在及时规避风险的同时，把握来之不易的商机和科学利用财务杠杆，促使企业在不断竞争中发展。另外，企业可以利用企业的核心资源与其他企业互相合作，争取双赢，双方获益。
（二）在财务管理内容上进行创新在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要将财务管理内容从有形资产管理转变到无形资产管理上，迎合当今时展的需要。知识经济社会，主要是以专用技术、专利权、商标和信息等为基础的无形资产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另外，在财务管理上也要重视人力资产这一方面，人力资产既是有形资产，也是无形资产，是企业发展的核心支柱。因此，在知识经济改变生产方式的前提下，要对财务管理内容进行创新，将发展重点转化到无形资产上，不断提高企业工作效率。
（三）在财务管理模式上进行创新知识经济时代下，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在快、全、准的信息情况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许多决策活动也是在瞬间完成，这就需要对财务管理模式进行创新，以适应知识经济发展需求。在财务管理模式创新上，企业可以通过调节财务机构设置，使其具有高速、灵敏、便捷等特点，方便财务管理工作。另外，可以通过强化财务管理人员的科学知识和综合财务素养，为财务管理模式创新做出贡献，造福于企业。
三、结束语
知识经济论文范文第8篇
[摘要]在科学管理时代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内容都彻底发生了变化。管理为适应环境的变迁发生了一系列的变革；从集权到分权，从生产导向到消费导向，从机器管理到人本管理，从细密分工到流程再造。管理逐步走向人性化、知识化、柔性化、网络化。科学技术正以无比伟大的力量把人类带进一个辉煌崭新的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的出现预示着社会生产领域的一场革命，无论从理论上还是现实上都将对人类社会、生活、经济各个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贯穿于社会生活、生产各个领域的管理也将面临新的挑战。一、知识经济呼唤管理创新管理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活动之一，管理伴随着社会的形成而形成，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管理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给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知识经济源于80年代兴起的高科技革命，冷战结束后，国际竞争的重点转移到经济科技领域，这加速了经济知识化步伐。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向知识经济转移，科研系统在知识经济中起到了知识的生产、传播和转移等关键作用。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以技术立国的日本，经济增长速度减慢，国际竞争力下降，在多数科技领域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而注重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欧美发达国家，其相对完善的国家创新体系为欧美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因此，创新是知识经济的灵魂，为了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主席号召：“要树立全民族的创新意识，建立国家的创新体系。”管理更是不能例外；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和国外管理理论的，研究表明，当代经济发展取决于竞争优势，决定竞争优势的主导因素是人才和科技的管理优势，而决定人才、科技管理优势的是创新，所以，创新已成为现代管理的时代趋势。二、知识经济时代管理创新的基本原则在知识经济时代，管理创新无论致力于通过智力资源开发来创造新财富、逐步代替工业经济的命脉和已经短缺的自然资源，还是致力于员工价值观与企业价值观的高度统一的企业文化创新，都要遵循如下原则才能是科学、有效的创新。1．系统原则知识经济的特点之一就是经济发展是人类知识能力的综合。在知识经济时代，人的综合能力已走向系统综合智能型，系统综合能力的凝聚已成为知识经济社会人的能力具有较高逻辑起点的鲜明标志。因而，知识经济下的管理创新必然遵循系统原则。2．价值原则价值原则又称需要性原则或科学性原则。指在创新科研选题中必须着眼于社会实践的需要和科学科技自身逻辑发展的需要。知识经济在资源配置上无论以智力、无形资产、软产品等资源为第一要素，还是对自然资源等经济要素通过科学、合理、优化和集约的配置，都是以实现知识价值为目的。知识经济下的管理创新就是以实现知识的价值为任务。3．理性原则它是指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及科学发展中的基本原理评估、选择科学假说的一种方法论原则。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是普遍的哲学原理。二是科学基本原理(如能量守恒定律、物质不灭定律)。理性原则对创新活动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正确的哲学信念有助于指导创新者去发现事物发展的规律。爱因斯坦关于世界统一性的观念推动他在相对论研究中取得卓越的成就。同时，理性原则自身又是辩证的，它时时处于发展之中，不应视为僵死的教条。经济全球化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一大特征。全球化、国际化、世界化的浪潮席卷全球，势若排山倒海、铺天盖地，商品国际化使世界贸易飞速发展，资本国际化使跨国公司，蓬勃发展，跨国企业已伸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成为“国中之国”，技术和经纪国际化、已无国界之分。管理在吸纳和改造资本、技术等方面时，只有用理性的眼光去看待、分析和接纳，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4．动态原则科学管理把对象视为系统，管理目的是为了使系统实现最佳效益，但任何系统的正常运转，不仅受着系统内各个因素的制约，同时还受到有关外部系统的约束，随着时间、环境以及人们主观能动性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管理创新应随着对象系统的发展而不时修正控制方案，这就是所谓的动态相关特征。在知识经济社会里，社会系统之间的信息、能量、物质方面的交换和联系日益密切，技术的飞速发展，市场的瞬息万变，需求的多样化，使经济环境处于一个动态的环境之中，管理创新必须遵循动态性原则。5．发挥优势原则管理创新要从自身的长处出发，充分利用和发挥已有的优势条件，扬长避短，量力而行，形成具有特色的、有竞争能力的管理创新。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走向全球化、国际化，企业间的竞争日益激烈，要想在经济全球化竞争中获胜，就必须发挥自身的优势，形成自身特有的企业文化，同时，创新不是全盘的否定。三、知识经济时代的管理创新人类已步入21世纪，这将是变动更加剧烈复杂的世纪。企业的生存环境会更加苛刻，消费需求及替代品的变动将更加难以预测，企业间的竞争异常激烈，企业者要求得一席之地，唯有不断创新。一个企业，管理过程没有常规性创新意识，无意于开发新市场、也没有组织力量研制产品，更谈不上战略、组织制度的创新，创新已成为企业的第二项职能，他们借助于这个工具将外界的变化开拓为新的工作社会与职能，一旦获得市场许可，那么不论是经济利润、市场份额，还是社会目标，都将随之而来。总之，企业管理的生存在于创新，创新是管理的灵魂。1．从物本管理走向人本管理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古典的劳动管理已经不再适应管理的要求，一个较为完整的人事管理体系逐渐建立起来，提出了系统化的人事管理思想，建立了这方面的一些模型。但这些模型主要是强调以工作为中心的管理，例如，在招录人员的时候，强调人对工作的适应性，对员工工作绩效的评价标准，取决于工作的要求，工资分配的标准根据工作特征来定。但利，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微电子技术为标志的信息时代，对管理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人在工作中的能动性工作效率和质量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人力资源管理的思想就是基于这种要求应运而生的。“以人为中心”是人力资源管理思想的主导思想，这种管理理念着重探求“人”与“工作”的相互适应，把人的发展和企业的发展有机联系在一起。人是企业的一种战略性资源，它支撑着企业的整体经营战略。在经营战略的指导下，人的管理承担着企业不同战略发展阶段提供合乎质量和数量的劳动力，从而体现出人本管理的重要性。那么，从以工作为中心的管理模式，转变到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模式，应该怎样实现人本管理呢?(1)感情管理。现代管理建立在“复杂人”假设基础上，感情管理是研究人的内心世界，探究人深层行为动因的一种科学。现代企业的管理者，必须善于运用各种鼓励手段，联络感情，满足职工的社会心理需要，以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首先，要使职工真正地感觉到自己是重要的，在人类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在企业中也不例外。因此，企业领导不论是在制定计划还是在日常的交往中，都必须发自内心地记住这一要义，并且要把这一要义处处体现在行动上。其次，要认真倾听职工的意见，谁都知道，理解别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作为管理干部，理解职工就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因为一般人对比自己职位高的人都有一种本能的疏远和戒备心理。所以，要理解别人就必须通过接触、交谈。这就要求管理者主动去接近职工，与他们交谈。最后，对每一位职工都要真诚相待，信而不疑。人与人之间最可贵的是真诚，只有建立在彼此推心置腹、真诚相待、信而不疑基础上的友谊，才是经得起考验的友谊。管理者要真正尊重职工，就必须建立起这种经得起考验的友谊。(2)民主管理。民主管理的核心是让职工参与管理，这也被称作“全员参与”。因为决策的制定让执行者参与，那么在执行过程中就会遇到较少的阻力，而由于决策执行者有着更可靠的一线经验，他们参与决策的制定，保证了决策的可行性：在现代科学管理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界限正在模糊，越来越多的被管理者参与管理，管理已不再是少数专职管理者的事，一种新型的管理模式——全员参与正在兴起。(3)自主管理。这种管理方式主要是职工根据企业的发展战略和目标，自主制订计划、实施提纲、实现目标，即所谓“自己管理自己”。它是民主管理的进一步发展，把职工的个人意志与企业的统一意志结合起来，从而使每个职工自觉自愿地积极为企业做贡献。自主管理的领导方式为人本理论的运用提供了广阔的场所，在这个场所中，下级工作人员的行为表现出了较大的对企业负责的积极性，使其企业合理性的目标在不断完善中形成。它具体表现在：扩大了行为主体的自，增强了行为主体的主动性。使每一个下级工作人员把需要、行为目标、行为过程内在地统一在一起，根据上级的计划、命令、自行设定完成的行为；缩短了行为周期，每个行为主体都成为效能专家，调整了行为一切的结构；增强了行为人对行为结果的价值评估，促使人们的行为与自身利益挂钩，增强了反馈调节功能，提高行为的质量和效益；增强了行为的选择性、灵活性、多样性。使行为主体在多层次上尝试，及时比较结果，求得最佳结果，从而建立起发散式和凝聚式相结合的行为方式。2．从信息管理走向知识管理知识管理是对知识的管理，知识管理不同于信息管理，它是通过知识共享，运用集体的智慧提高应变和创新能力，知识管理的实施在于建立激励雇员参与知识共享的机制，设立知识总监，培养企业创新和集体创造力。企业只有管理好知识、知识资产、健全知识使用的机制，发挥与知识共存的人的作用，才能创造更高价值，提高竞争力。知识管理倡导运用集体的智慧提高组织的应变和创新能力。要想在知识经济中求得生存，就必须把信息与信息、信息与人、信息与过程联系起来，以进行大量创新。随着社会经济模式的变化，组织的形式、规模、发展战略、竞争策略、市场环境、社会思想都正在或即将发生变化，通过对以往观念思想的反思，人们有了更深刻直观的认识，承认知识是生产力。知识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增值中起决定作用已成必然的社会现实。于是，在对以往经济管理中关键要素的重新定位后，知识管理被置于21世纪组织管理的重要位置。知识管理作为一种全新的管理理念与管理方法，将使未来社会中各组织与个人的生存方式发生变化。那么，怎样实施知识管理呢?(1)设立知识主管。在知识经济中，知识管理对经济发展越来越重要，管理决策和知识化是知识经济的一大特点，在当今社会知识“大爆炸”的环境下，西方国家一些大公司为尽快获得、掌握和保存最有价值的知识，专门设立了一批新式高级经理职务，即“知识主管”或者“智力资本主管”。这些人给公司提供的不仅仅是数据，而是经过提炼和创造的智力资本。知识主管必须能够把结构化的外在知识与直觉相结合，从而感知组织文化和行为中的隐性知识，保证将组织的智力资产最终转化为能为组织带来利润的知识产品，这就决定了知识主管既是知识管理的重要参与者，又是知识管理活动的组织管理者。(2)建立知识共享机制。与其说“知识就是力量”，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知识共享就是力量”，个人或小团体知识变成公司的知识后，共有的知识只有由这个企业共享并恰当地使用，知识才会在企业当中流动起来，创造新的知识才成为可能。许多企业都建起了企业内部网，使用了notes或自行开发了基于notes的办公管理系统。信息技术尤其是群体技术、电子邮件、网络为知识共享的实现提供了技术支撑。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知识的收集、整理、分析有了更强大的技术手段，全球范围迅捷的知识共享也成为可能。3．从战术管理走向战略管理50年代末战略管理开始进入管理学领域，至60年代、70年代被美国企业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然而在80年代，美国式战略过分注重于建造精巧的阁楼，大量繁杂的量化目标使战略目标失去了灵活性与实用性。90年代却是战略回归的年代，战略管理在企业中重新升温，战略规划也给众多咨询公司带来了可观的收入，战略管理已成为新世纪发展的趋势。(1)建立企业总体战略。包括公司的宗旨、性质、企业的业务领域、企业的发展建设与规模、企业投资方向等等事关企业命运的战略。(2)战略目标管理是战略管理的核心。这是由战略的目标管理在战略管理结构中的位置决定的。战略的成败于企业于环境组织能力发生变化后战略目标是否能予以协调，使三者保持动态平稳。作为一位未来的经理人员必须将战略的重点集中到目标管理上去，只有把住主线才会把握全局的变化。即从空间上把握战略的目标管理，必须将目标管理程序把握于胸，胸有成竹才能运筹帷幄。方向、方案、方法、评价是战略管理的有机四部曲。即从时间上把握战略目标的管理。4．从垂直管理走向水平管理工业经济时代的组织结构管理采用垂直控制的金字塔方式，这种管理形式有利于规模的重复性生产，但主要的问题是企业难以交流、学习和决策，阻碍员工发挥创造性，特别是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容易导致部门和人员的隔膜、产生不信任的工作环境。随着知识的网络化，“等级式”的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知识经济的管理更注重人的作用和人际沟通，企业经营实行网络化，组织结构更依赖小组和团队的活动。管理层次大为减少，一种新型的组织结构正在形成——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组织”是二十一世纪组织存在一种重要形式，传统组织是以制度、目标、任务、机制建设等等要素形成的管理组织，而信息时代的出现，大的企业集团与跨国公司的出现，使企业组织形态逐步变迁为新的组织类型——学习型组织。简单地说，管理组织由工作型向学习型转化，以实现水平管理。传统的垂直管理力求于“管”，而学习型组织力求“合”(合作与协和)，传统的垂直管理力求“指令”，而学习型组织力求“协调与指导”。传统的管理往往力求“单元突破”(如：产量、产值等)，而学习型组织力求“整体效应”。知识经济时代的高科技、高知识、高信息、高服务的要求与产业调整的需要，要求进行组织形式的变更。纵观时代演变，不难看出各时代组织运行依托模式的特征；农业时代组织运行属于自然的依托型；工业时代组织运行属于资本依托型；知识经济时代组织运行属于学习依托型，没有知识没有学习的组织在市场竞争中寸步难行。从结构上看组织模式将由等级式向网络式转化，将由垂直管理向水平管理转化。人们希望有一个经济上有效益、职工们情绪又满意，在亲密无间和客观明确之间保持着微妙平衡的组织、这就必然要求组织进行变革，走向水平管理。5．从硬件管理走向软件管理传统的企业管理更注重策略、结构和系统的管理，企业的变革也是倾向于制度、规章等方面。没有牵涉多少人的因素在内，这称为“硬件”管理。而价值、人员、作风、技术则是体现到人身上的可塑因素，它是无形的，却又很有力量；它是变化的，却在一代员工心中扎根很深。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管理更趋向于这些“软件管理”。(1)共同价值观。一个富有创造性的企业，必有它的理想，正是这个理想，向未来显示出这个企业生存于社会上的意义。以往企业对于未来的反应似乎只是管理者的事，他们用计划书制定出来，在规定时间按规定步骤执行便可。而如今，全体员工都必须清楚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如何，企业的长远规划和近期打算，他们必须知道。对待社会、企业要从长远出发，从全局考虑，利用传播传媒树立起企业的社会价值观。对待企业内部，他们着眼于全体公众福利的增进，树立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树立企业信念于员工生活哲学中，任何一个企业若要求得未来生存须具备坚定的信念。用激励手段内化企业价值观。(2)对人员系统化的使用。作为管理者，他该对如何用人、评人、解雇有一系列的新理解，这将是一个全新动态的代办处资源管理系统。公司在选拔人才时，没有黄金准则，不能以何种原则去用人。适时升降有助于维持组织的代谢机制。培训也将构成职员工作内容的一部分。(3)对技能的保持——快速创新。对于企业而言，不断创新，保持相对的独特性是其发展的必然。当代市场已转入买方市场，在总体相对需求饱和的前提下，企业必须在产品的品种、结构、功能及外观上提供更新的创意，走内涵化管理之路，“软”管理成为必然。
知识经济论文范文第9篇
一、知识经济环境下会计面临的挑战
(一)对会计对象、确认、计量及控制体系的挑战。这是由知识经济的无形化所引起的。知识经济的无形化是知识经济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种表现为投入资产的无形化。在知识经济形态中,知识、智力等无形资产的投入起决定性作用。其经济的增长主要依*知识、智力的拉动。这与传统物质经济中依*大量机器、设备、土地等有形资产投入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另一种表现为知识产品及资产的无形化,如信息科学技术中的光纤通讯、卫星通讯、遥感技术、网络技术、多媒体等信息产品。
1、对会计对象的挑战。现行的会计模式是以企业的价值运动即G—G的运动作为自己的对象,对财富的认识主要局限于有形财富,对获利驱动力的认识主要局限于有形资产。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资源和人力资源成为公司最重要的资源。企业的无形资产在整个资产总额中的份额将大大超过有形资产。会计对象中的会计要素外延加大。在知识经济条件下资产的定义必须修改,否则将无法适应时展的要求;相应地,其他会计要素定义也要作出修改。
2、对会计确认的挑战。作为无形资产主体产品的人力资产,在传统会计并不重视知识资源,人力资源一直游离在财务会计之外,会计准则也不要求将人力资源信息纳入正式财务报表。而我国实务中运用单项评估和整体评估的无形资产只有12项,列入财会系统的只有6~7项,多数企业甚至上市公司资产负债表的无形资产一栏均为空白。但在知识经济形态中由于人力资产构成资产的主体,如果不将它确认为资产,不仅不能如实反映各经济主体的规模,还会对企业收益的分配造成障碍。而如果将它确认为资产,其属
性如何定义、相应的会计权益类要素如何设置、资产发生变动如何记录等,都是新问题。
3、对会计计量的挑战。主要表现在资产计量和收益计量方面的困难。无论是信息资产还是人力资产,都难以找到准确的测度依据而无法将其量化。资产的难以计量同时也就意味着收益的难以计量,无形化资产使用期限和使用对象的不确定性使收益的确定变得困难。
4、对会计内部控制系统提出了新要求。在实物经济形态中,微观经济主体从事经济活动的主要生产资料是其所拥有、控制的机器设备、厂房、存货等各种有形资产,是会计
反映和控制客体的中心。而在知识经济形态中,有形资产的作用减弱,而无形资产的作用得到强化,构成了微观经济的主体。因此,会计反映的中心自然也要由有形资产转为无形资产。在知识经济形成后,会计控制的客体发生了变化,有部分有形资产转移到了无形资产。例如资产转移控制,实物经济形态中的各种有形资产是一种静态型的资产,资产发生转移是微观经济主体的有意识行为,作为资产只是被动地接受,即资产本身只有借助外界力量才能发生转移。会计以合约为依据记录财产的转移。但是,在知识经济形态中,构成微观经济主体的无形资产是一种动态型资产,如人力资产可以在利益机制的驱动下自主发生转移而无须借助任何外界力量。这种转移不仅使原企业资产减少,还可能造成企业的损失。因为人力资源本身不仅有知识资产的转移,而且还有由知识资产产生的商业秘密,竞争对手将可能由此而获益。
(二)对会计处理程序和方法提出了挑战。这是由知识经济的知识化特征导致的。知识化特征主要反映在构成知知识经济对会计的挑战及其对策
摘要: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创新基础上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它以快速的技术变革、不断增长的不确定性、无
形资产取代有形资产成为企业价值创造的驱动因素为特征。他将以知识资源和人力资源成为企业财富的最大驱动
力。本文主要论述由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会计环境发生了的变化,对传统的会计模式的冲击和挑战,并对相应的
会计创新提出一些看法。
关键词:知识经济;会计体系挑战;会计创新
识经济支柱的产业是高智力产业,即产业发展的知识技术化。高技术产业的特征有五个,即产业的高度知识性、高度增值性、高度渗透扩散性、高度风险性和极强的时效性。由此形成了三方面挑战:
1、对传统会计成本分类和分配方法提出了挑战。知识经济时代,产品的生产由工业经济时代的生产导向型转变为市场和消费者导向型,产品更加强调个性化。产品中所包含的知识和信息超出产品价值本身,产品可以卖高价和获取高额利润。因此,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以及对市场信息的掌握在企业产品增值中占有较大的部分,而生产部分的增值占有较小。在传统成本管理中,成本管理的中心是制造成本的管理;而在企业向知识济企业转变的过程中,成本管理的重心将转移到对产品研究开发成本和人力资源开发成本的管理上
来。也就是说传统会计中成本分配的分批法、分步法等已不适应新经济形态中产品生产成本分配的要求。知识经济中企业最关注的问题将成为如何运用各种资源,使知识转化为独特的策略、构思,进而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2、对收益处理方法的调整。知识经济产品具有较高的增值性,资产的高速增值必然会产生收益的非稳定性。在传统物质经济形态中,受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可占有性以及获取交易成本的制约,企业收益呈有限性和稳定性。在知识经济形态中,知识产品资源限制约束消失以及可重复使用的特征,使成本约束的限制不再起作用。在收益递增和成本递减规律的支配下,企业收益必然会出现较大的变动,即企业收益与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呈正相关。产品市场份额越高,企业收益越大,反之收益越小。加之企业收益产生基础的模糊性,给会计处理收益的方法增加了难度。因为收益分配是在所有者、投资者、生产者之间进行的,由于收益产生基础的模糊性和非稳定性,使收益分配的合理程度难以界定,而收益分配的结果将直接影响到各分配主体的利益。
3、使企业风险处理陷入困境。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收益与风险都体现出极大化特征。据统计,20世纪40年代以前,一般产品的寿命平均为30年以上,50年代以后,平均在10年左右;70至80年代缩短到5年。而像电子、计算机等高新技术产业,其产品寿命更短。尤其是计算机和网络行业,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产品寿命周期短,换代频繁,加大了企业经营活动的不确定性。一个企业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研制的产品不久后即被竞争对手的更先进的产品所替代,甚至对手研究得更快,在研究半路夭折。知识经济形态
中收益与风险都呈极大化特征。开发研究成功就能获得巨大的收益,而失败则意味着巨大的投资损失。如完善“持续经营假设”,充分研究其存在的前提和必要的外部环境,对加强会计风险管理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同时,加速折旧法成为主要、普遍的折旧方法。
(三)对会计模式形成挑战。这是由知识经济的全球化
特征所导致的。知识经济作为一种具有自然属性的经济,是
一种不受时空和地域限制的开放型的全球经济。消费者能
够在地球的任何地方,利用因特网都能够获得任何国家和
地区的信息、商品和服务。生产厂商也可以从全球获取生产
要素,进行全球化生产。由于会计模式是会计主体反映特定
历史时期会计运行的结构、功能、行为等会计实践活动的形
式。作为记录经济运行状态的会计,经济的全球化特征不仅
使经济形态发生了变化,在会计目标的制定、会计程序与会
计方法的选择、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会计规范体系的颁
布、会计报告的形式等方面也发生相应的变化。
二、知识经济条件下会计创新的构想
(一)构建适应知识经济要求的会计模式。现有会计模
式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产物,已不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
因此,会计理论界必须尽快研究新的会计模式。新型会计模
式的建立是一个全方位的系统工程,要求按照知识经济的
客观规律,对会计模式的各个组成要素赋予新的含义。在知
识经济时代下,我们是否研究建立一种新的会计权益理论。
把原有的会计恒等式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扩展为:物质
资产+知识资产(包括人力资产)=负债+物质资产所有者权
益+知识资产所有者权益。把知识和人才成为企业的一项重
要经济资源,视同一项最重要的特殊资产进行价值核算与
控制,让知识劳动者不但获得自身价值的补偿,还将以所有
者的身份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
(二)研究和引入新的会计计量手段。由于知识经济时
代会计计量重心要从有形资产转向无形资产,从财务资源
转向知识资源,其中的最大障碍就是会计计量问题。传统的
计量手段无法适应知识经济要求,因而在计量手段上需要
革命性的变化。在会计系统中采取多重计量手段,是科学而
现实的正确选择。
(三)加大对无形资产会计的研究。在知识经济环境下,
无形资产在企业资产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会越来越大,甚至
在高新技术领域,衡量企业价值的主要标志不是物质资源
的多少,而是无形资产的多少。因此企业应加强无形资产各
方面的管理,应把企业拥有的全部无形资产正式纳入会计
系统进行管理和核算,尤其是自创无形资产纳入正式财务
报表,特别是对于企业在研究与开发方面的支出有可能形
成无形资产的项目,将会在财务报表中作出适当反映,使投
资人充分掌握和了解企业研究与开发活动的可能效果。
(四)尽快将人力资源会计纳入财务会计系统。人力资
源会计的研究已有30多年,由于涉及到经济理论、会计理
论以及计量等一些“”问题,它仍然未纳入财务会计大
堂。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劳动主体是智力劳动,智力劳动的
知识价值如何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应是该时代财务会
计的重要内容。此外,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知识资本的时
间、空间范围将比财务资本宽广得多,财务会计要跟上这种
要求,就必须拓宽自己的视野,把知识资本延伸到企业外部
范围的内容都纳入核算的范围(如环境报告等),才符合知
识经济的要求。
(五)变革财务报告。现行财务模式是一种非黑即白的
模式,即在会计报表中反映的事项会计上可确认,而在其他
财务报告中反映的事项会计上不予确认。美国学者韦尔曼
针对这种模式的沿革,提出了一个彩色模式。所谓彩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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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将财务报告的内容分为5个不同层次,第一层次,报告那
些符合可定义性、相关性、可*性和计量性的传统的会计报
告内容;第二层次,报告那些只符合可定义性、相关性和计
量性的事项(如自创商誉等);第三层次,报告那些只符合相
关性、可计量性的事项(如顾客满意程度等);第四层次,报
告那些只符合相关性、可*性和计量性的事项(如风险等);
第五层次,报告那些只符合相关性的事项(如知识资本等)。
按照彩色模式,可以较全面地报告与企业相关的各类信息,
从传统财务报告的墨守成规中“解套”,较好地适应知识经
济对会计的要求。
总之,知识经济已经渗透到社会和经济的各个领域,同
样也给会计领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会计创新已经成为一
个崭新的课题。无形资产的确认与计量、企业风险的管理、
未来收益的计量等都是需要我们积极研究、探索的新问题。
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只有进行会计创新,变革传统财务会计
体系,才能更好地为投资者和债权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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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管理层的看法,员工培训、发展和就业机会,员工工作环
境或其它工作条件,合作与团队精神,沟通与工作安全感,
报酬及平等机会等进行评价,为龙烟如何保持良好的工作
环境和员工参与的氛围,实现员工的权益,使员工满意,调
动员工的积极性提供依据。因此,正确评价是满意度工作的
基石,必须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二是要科学合理地进行测
评。在评价组织上,要加强评委会工作制度的建设,吸纳有
一定专业水平的专家参与,要明确评委会的责任和义务,力
求避免部门化、行政领导干扰。为避免人情因素,企业可聘
请第三方中介机构和专业调查公司进行,确保员工满意度
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在评价标准和内容上,要根据国家“中
国质量协会创奖标准”有关员工满意度的评价标准执行,也
可以参照国外相关先进标准,切合实际地做好评价条件的
细化、量化工作,通过逐步的修订和完善,不断地提高评价
的标准、尺度的公正性、科学性。同时要推行评审结果公示
制,建立监督机制。企业要定期公布员工满意度的评价结
果,接受群众监督,增加评价工作的有效性。三是要准确把
握和畅通评价满意度的各种信息渠道。准确地把握满意度
评价的各种信息是做好评价满意度工作的前提。企业可以
通过多种途径,及时收集掌握第一手资料,为满意度工作评
价提供必要的信息依据。
对员工真诚,让员工满意。企业员工是顾客的直接接触
者,是向顾客传递价值的关键。要想让顾客得到真诚完美的
服务,企业必须首先向自己的员工提供真诚而完美的服务;
要想让顾客感到满意、得到尊重,企业首先要让自己的员工
感到满意,得到尊重。《财富》杂志的专栏作家托马斯·斯蒂
文也指出,一个顾客决定是忠诚还是背叛都是由在你公司
的一系列遭遇的总和构成,而你的员工在控制着这些小的
遭遇。根据著名的人力资源咨询公司翰威特的“最佳雇主调
查”,员工满意度达到80%的公司,平均利润增长要高出同
行业其他公司20%左右。这说明企业要想顾客满意,首先要
让员工满意。在管理过程中,除了给员工合理的报酬,还应
创造安全的工作环境和良好的工作氛围,对员工尊重,关心
员工,平等地给每个员工成长机会。龙烟经过几十年特别是
近几年的努力,已奠定了相当雄厚的物质和文化基础,只要
对此重视,就能较快地提高职工的满意度,为企业赢得顾
客,为企业赢得效益。
知识经济论文范文第10篇
一、知识经济要求创新传统的财务理论
1．知识经济改变了企业财务管理的重点。在工业经济社会，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厂房、设备、资金等有形资产。在知识经济社会里，专利权、专有技术、商标。商誉、信息、计算机软件等以知识为基础的无形资产，对经济增长起着决定性作用，与此相联系，企业资产结构中无形资产的比重迅速上升，甚至成为企业的主要资产。在经济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已高达60－80％。1997年美国企业研究开发与创新的投入额占资本总投入额的60％，世界著名的微软公司有形资产的数量与小型企业相差无几，而企业的市值则超过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市值的总和。这表明，企业无形资产对企业未来现金流量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我国目前许多企业对元形资产的重要性却认识不足。例如某些企业在与外商合资或进行股份制改造时，往往不评或低评无形资产价值，有些企业则不善于利用无形资产进行资本经营。在财务理论和财务管理学研究中，对有形资产的论述比较详尽、完善，而对无形资产却较少涉及。因此，为适应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的需要，企业财务管理的重点要逐步转移到无形资产管理上来。
2．知识经济对传统的产权理论提出了挑战。在传统的工业经济社会，企业的产出主要取决于资本的投入，出资者享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排斥劳动对企业剩余的分配权。在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过渡的过程中，信息和知识技术以及接受、利用、加工、创造这些信息和技术的员工，在整个财富创造过程中显得越来越重要，知识资本成为企业未来利润和现金流量的主要决定因素。据预测，未来农业增长的83％，工业经济增长的70－80％都将依靠科技进步来实现。与此相联系，企业传统的收益分配格局也开始发生变化，在美国，60年代公司利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1．7％，到80年代下降到5．3％。利润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的下降并不意味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而是由于企业新创造的价值（V＋M）中，公司管理人员以工资和其他报酬的形式取得的部分大幅提高，使资本所有者的利得相对减少。随着知识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就要求确定知识的资本地位，消除传统产权理论中资本控制劳动的弊端，使知识和利用知识、创新知识的能力成为重要的分配依据，使知识资本的所有者在更大的程度上和更大的范围内参与企业收益的分配，以促进企业和谐、持续地发展。
二、知识经济对财务管理方法的创新和组织重构提出了要求
1．知识经济要求创新企业财务管理的方法。知识经济拓宽了经济活动的空间，改变了经济活动的方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网络化。目前全球互联网的用户有近千万，预计十五年内将有十亿人使用全球互联网。容量巨大、高速互动、知识共享的信息技术网络构成了知识经济的基础，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将在网络上进行。二是虚拟化。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经济活动的数字化和网络化加强，在使物理空间缩小的同时，又开辟了新的媒体空间，比如虚拟市场、虚拟银行。知识经济世界里，许多传统的商业运作方式也将随之消失，代之以电子支付、电子采购和电子订单，商业活动将在全球互联网上进行，使企业购销活动更便捷，费用更低廉，对存货的量化监控更精确。同时间上收付，使国际资本的流动加快，而财务主体面临的货币风险却大大增加，这使得建立在传统工业经济基础之上的财务管理方法必须创新。
2．知识经济要求重构财务管理组织机构。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办公日益自动化。在企业内部，上下级之间、各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联系更加直接，更加及时，传统的“金字塔”型财务管理组织机构必将被一种中间管理层次少、结构紧凑而富有弹性、反映灵敏、高效快速为特征的新的组织机构所替代。
三、知识经济要求进一步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风险投资是指为有发展潜力的新公司或新产品提供最初的风险资金投入。风险投资者设立风险投资公司，通过发行风险投资基金以支持经过严格筛选的有增长潜力但缺少发展资金的高新技术企业。当被投资企业进入稳定发展阶段，风险投资公司就通过股票上市或转让方式收回投资，获得利润，风险投资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投资对象。高新技术产业包括以下产业：即信息科学产业、生命科学技术产业、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科学技术产业、有益于提高环境质量的高技术产业、空间科学技术产业、软科学技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具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高风险性。主要表现为：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高，投资周期长。据统计，美国高技术企业的成功率只有15－20％，而某些高技术项目的成功率在3％以下。二是高收益性。高技术产业一旦成功将给投资者带来高于原始投资数倍、数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巨额利润。据世界电讯联盟测算，高信息技术每投入60美元可获得1000美元产出。有资料表明，高新技术产业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55％以上，而建筑业仅为14％，汽车工业仅为4％。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5000家软件公司，它们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决不亚于名列前茅的500家世界大公司。美国硅谷高科技工业园区自1992年创办以来，知识资本迅速扩张，1997年企业市值已超过4500亿美元。我国三十多家高新企业总市值也高达数百亿美元，平均年利税增长率都在30％以上。
上述情况表明，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内容的风险投资在企业投资总额中的比重日趋上升。同时，由于高新技术产业的高风险性，使企业的投资风险远远超过传统的工业经济，使得风险投资和风险管理在财务管理中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为此要求：一是加强调查研究，运用科学方法搞好对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提高投资决策的科学性，减少和避免投资失误给企业造成的损失。二是改进无形资产价值补偿方式。在高新技术企业中，无形资产是企业资产中的主体部分，在企业发展中居于支配性地位。与有形资产相比，无形资产投资收益取得的时间很难准确预测，超额收益也存在不确定性，无形资产的投资风险远大于有形资产的投资风险，无形资产应采取类似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的方法进行摊销。
四、知识经济要来改变现行投资方案的评价标准
目前的财务管理对投资方案的评价，主要考虑财务效益，而且把重点放在直接材料和直接人工的节约上。在知识经济社会里，企业的投资主要以智力资本投入为主，与此相适应，投资方案效益的评价应从企业全局利益、长远利益出发，以是否给企业带来人力资源的积累，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及持续发展的动力为标准。
五、知识经济要求培养县有创新能力的财务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