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职称论文范文精选

摘 要 课程是一个复杂概念，对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会形成不同的课程观，并深刻影响着课程设置和课程体系改革。从最根本上说，课程概念的理论基础是各种哲学理论。因此，应当通过对各种哲学理论的批判性检验，从哲学的视角上审视课程概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课程观，辨明我们对课程概念和课程观的理解，使课程设置和课程体系改革能够建筑在恰当的理论基础上。

关键词 高等职业教育；课程观；课程体系；改革

中图分类号 G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3）19-0033-04

一、课程体系改革研究的成就及问题

课程体系改革始终是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人们对此开展了大量探讨，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一般认为，在课程设置上，目前高等职业教育普遍存在偏重学术性知识传授的倾向，这种倾向表现为重视客观知识的传授，而轻视这种知识在受教育者个体身上的职业能力转化；在倾向影响下，甚至产生了直接照搬普通高等教育同专业课程的现象，使职业教育变成了普通高等教育的“降级”。

针对目前高等职业教育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扭转课程设置偏重于学术性知识或客观知识传授的倾向，通过“校企合作”的方式培养生产型、科研型、学习型人才；在对受教育者的评价方面，采用学校理论成绩评价和企业实践技能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这种观点主张应该避免“三段式”课程设置（文化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所造成的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弊端，强调实践教学在高等职业教育中的重要性[1]。另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对现代主义的高职课程理论进行解构，以建构后现代主义的高职课程理论，并超越后现代主义的高职课程理论而加以重构[2]。这种观点尽管使用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这样的名词，但其强调的仍然是实践的重要性。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应将知识分为两种体系，一种是学科体系，一种是生产体系。所谓“学科体系”，从考察对象来说是客观现象，从考察目的来说是追求真理；所谓“生产体系”，从考察对象来说是生产项目，从考察目的来说是实现价值。由此，这种观点主张解构“三段”式学科体系的课程设置，而重构“生产过程”的课程设置，也就是说，应该从生产过程出发，以培养做事能力为目标[3]。实际上，这种观点仍然强调的是实践能力对于受教育者的重要意义，强调的是恰当处理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的关系。不过，这种观点的确为高等职业教育课程设置提供了很好的启发。还有一种观点是在将知识分为四种类型的基础上，将课程分为四类。所谓“四种知识”：“一是知道是什么的知识（Know—what），又称事实知识或‘知事’，其包括事实、描述和信息；二是知道为什么的知识（Know—why），又称原理知识，也称‘知因’；三是知道做某事的知识（Know—how），又称技能知识，也称‘诀窍’，是关于如何行动的知识；四是知道什么人有什么知识的知识（Know—who），又称人力知识，也称‘知人’”。研究者认为，高等职业教育课程设置中也应包含这四种知识，由此构成四种课程模块：“一是有利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课程，即素质课程模块；二是有利于学生就业上岗的岗位技能课程，即岗位能力课程模块；三是有利于学生在特定领域创新和发展的课程，即专业知识课程模块；四是有利于学生个性特长培养的课程，即拓展性课程模块。”[4] 这种观点可以说比较全面地提供了高等职业教育课程设置的构想。

当然，对高等职业教育课程体系改革和课程设置的研究有很多，这里不可能一一详述。这些研究既揭示了高等职业教育课程体系改革和课程设置中存在的问题，同时也提出了种种应对措施，对高职课程体系改革的确起到了极大促进作用。然而，仔细审视目前对课程体系改革和课程设置的相关研究，其中仍存在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如：人们普遍把“课程”这个概念看成是一个习以为常的、自然而然的、无需加以考察即可使用的概念。但实际上，当谈论课程体系改革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追问：所要改革的“课程体系”中的“课程”，究竟指的是什么？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课程”这一概念的？再进一步，当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使用“课程”这一概念时，其背后的理论依据又是什么？这些问题涉及的其实是有关高等职业教育课程体系改革中的课程观问题。很显然，有什么样的课程观，即有什么样的课程设置，也即有什么样的课程体系改革；也就是说，课程设置以及课程体系改革，总是在某种课程观的指导下实施的。因此，对于“课程”这一概念的考察，以及对各种课程观的考察，对于高等职业教育的课程体系改革和课程设置，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

二、对课程概念的认识

摘要：［目的］调查护士人性哲学观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加强护士人性哲学观水平，改善医院护理服务内涵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人性哲学修订量表对四川省5所三级甲等医院的在岗护士235名进行调查，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护士人性哲学修订量表总分为（11．21±14．02）分，条目均分为（0．56±0．70）分，各维度得分由高到低分别为值得信任维度（8．88分±8．60分）、愤世嫉俗维度（2．22分±10．41分）。职称、学历、独生子女状况是护士人性哲学观的主要影响因素。［结论］医院管理者应重视护士道德水平和价值观念的差异性，加强人文素质教育，强化护士利他行为倾向，从而更好地理解和满足病人需求，丰富护理服务的职业内涵。

关键词：人性哲学观；护士；护理管理；影响因素

人性哲学观是指个体对他人行为模式的估计和评价，同时也反映了个体在面临某种情境时将会采取的应对方式［1］。作为从事特殊职业的群体，护士的人性哲学观与其心理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2］，体现了护士特有的行为和思维方式、道德水平和价值观念。Wrightsman［3］的人性哲学理论将人性的哲学可以分为值得信任和愤世嫉俗两种主要倾向，值得信任体现了护士的诚实、善良、奉献等基本道德的道德水平；愤世嫉俗维度则反映了护士的利己或利他倾向的价值观念。构建良好的护士人性哲学观，能够激发护士的工作热情，有助于丰富护理的服务内涵，对缓和护患纠纷，提高病人满意度，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研究旨在了解临床护士人性哲学观现状，探讨护士人性哲学观的影响因素，为护士人性哲学观的培养和强化提供参考依据。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选择2015年9月—2015年12月四川省5所三级甲等医院的在岗护士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在临床上工作≥1年235名；②持有护士执业证书；③调查期间在职在岗。排除标准：①进修护士；②实习护士。

1．2研究工具1．2．1护士一般资料调查表根据研究目的自行设计，包括性别、民族、年龄、婚姻状况、工作年限、学历、医院级别、科室、聘用形式、职称、有无子女、是否为独生子女等。1．2．2人性哲学修订量表（RevisedPhilosophiesofHumanNatureScale，RPHNLifeScale）是Wrightsman在其编制的人性哲学量表（PhilosophiesofHumanNature）基础上进一步修订出的一个20个项目的简表［4］，包括值得信任和愤世嫉俗2个维度［5］，每个维度由10个条目组成。问卷评分标准：＋3分为完全同意，＋2分为部分同意，＋1分为略微同意，－1分为略微不同意，－2分为部分不同意，－3分为完全不同意。量表Cronbach’sα系数为0．891～0．932，具有良好的信效度。1．3调查方法由固定的研究者到调查医院的相应科室发放问卷进行调查。问卷发放时研究者采用统一指导语解释研究目的、填写方法及注意事项，问卷现场填写后收回，作答时间控制在30min内。每个医院发放调查问卷50份，共发放调查问卷250份，回收问卷242份，回收率为96．80％；剔除回答不全面、多选等无效问卷，获得有效问卷235份，有效率为94．00％。1．4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采用频数、百分比描述，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x±s）描述，不同人口学特征护士人性哲学观得分采用t检验或方差分析进行单因素分析；人性哲学观的影响因素采用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2结果

2．1护士一般资料本次调查的235名护士中，女229名，男6名；汉族221名，少数民族14名；年龄19岁～45岁（28．32岁±6．35岁），其余见表1。2．2护士人性哲学观得分现状护士人性哲学修订量表总分为（11．21±14．02）分，条目均分为（0．56±0．70）分，各维度得分由高到低分别为值得信任维度（8．88分±8．60分）、愤世嫉俗维度（2．22分±10．41分）。2．3护士人性哲学观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见表1）2．4护士人性哲学观影响因素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以护士人性哲学观得分作为应变量，以护士不同人口学特征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自变量赋值方式见表2，变量进入标准0．05，剔除标准0．10。最终职称、学历和独生子女状况3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共解释护士利他行为倾向得分总变异的25．2％，见表3。

摘要：工程社会学认为，现代工程是由工程共同体完成的。工程共同体的组成包括工程师、工人、投资者、管理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职业教育者是承担培养和培训工程师和工人任务的职业学校的教师和承担在职培训的企业老工人，职业教育者也应进入工程社会学的考察范围。以某高职学院为例，对高职学院工科专业教师进行了初步考察。专业教师包括全职专任教师（理论教师、实训教师）、双肩挑教师、校外兼职教师。主要对全职专任教师进行了考察，考察内容为人员组成、培养和培训、学历和技能提升等。

关键词：工程研究；高职教师；工程社会学

收稿日期：2013-09-17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面向高职工科学生的工程伦理教育探索与实施”（13SB0408）；德阳市金桥工程“基于ANSYS的

大余量机加工过程避免共振技术推广”

作者简介：傅骏（1973-），男，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材料工程系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数字化设计与制

造、职业教育。

随着对工程研究的深入，哲学家们在“工程哲学”之外又提出了“工程社会学”的概念，其标志为李伯聪教授主编的《工程社会学——工程共同体研究》（下文简称为《工程社会学》）的正式出版。该书是国内第一本研究工程社会学的探索性的理论专著，是中国哲学家们在开拓工程社会学新方向和新学科方向迈出的第一步[1]。

摘要：不论中外，在传统哲学中都极少看到女性的身影。究其原因，固然有制度、观念和教育等方面对女性的制约，但“哲学”对女性的排斥更体现在其学科性质上。女性，因其被认为具有感性、具体、经验等性别特质而被认为不适合从事哲学活动，哲学是以理性、普遍、逻辑思辨为基本内涵的。当今社会，不仅女性的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哲学本身也受到重大冲击，哲学的内涵在演化，哲学的观念在更新。一方面，哲学观念的更新吸引了更多女性参与哲学工作，另一方面，女性的参与，进一步推进着哲学观念的变革。

关键词：女性参与；哲学活动；观念更新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一、很少女哲学家的哲学史

对于“哲学家”的定义，中西略有不同。从中文的《辞海》或《哲学大辞典》里找不到“哲学家”词语解释，但在百度百科中，可以看到对“哲学家”的定义相对严格，“哲学家是指拥有自己的哲学范式、有原创的哲学基础理论与哲学体系的哲学学人”。另外还有“哲学学者”，他们“是以哲学为研究对象、对哲学有很高造诣的哲学学人”。笔者认为还有第三种，即哲学工作者，他们从事哲学教学或与哲学学科有关的活动，比如教师、编辑、学会工作人员。英语中，“哲学家”这个概念似乎是综合了上述三者，而且更为宽泛，包括思想家和那些比较达观的人。比如，维基百科这样定义：“哲学家是指那些具有广泛的哲学知识并以此为职业，尤其是用这些知识解决哲学问题的人。”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人只要他接受了人文主义的熏陶，他都可以是哲学家。学术界对哲学家的理解，一般指在专业学术杂志上发表哲学领域成果，或被其他哲学家看作哲学家的哲学博士、哲学教师等。“哲学家：1.从事哲学研究和写作的人；2.如果指认某人为哲学家，是指那人思想深邃，在生活和其他基本问题上具有严谨的态度。”[1]820

本主题是从比较宽泛的视角来谈论女哲学家[2]，即在哲学这门学科领域里用自己的写作、教学和服务从事哲学工作，并对哲学的内涵有所丰富和推动的女性。

然而，不管是狭义的还是宽泛定义的哲学家，在传统哲学中，几乎都没有女性的身影。历数西方哲学的历史，无论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到近现代的笛卡尔、休谟、康德、黑格尔，直到当代的哈贝马斯、德里达、罗蒂等等，影响深远而被人们耳熟能详的哲学家几乎都是男性。查维基百科，十八世纪以前的女哲学家完全空缺，十八世纪之后的近150年中只有6位女哲学家记载在册，她们是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莎・森堡（Rosa Luxemburg，1871-1919），Susanne Katherina Langer（1895-1985），艾茵・兰德（Ayn Rand，1905-1982），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1759-1797），哈莉特・泰勒・密尔（Harriet Taylor Mill，1807―1858），其中十八世纪只有一位女哲学家。中国哲学的历史源远流长，如果说在文学史、历史学史上还勉强可以发现屈指可数的女性身影，而在哲学史上，却完全没有女性哲学家的名字。

即便在21世纪初的2005年，世界上已经有许多女性从事哲学活动的情况下，英国广播公司（BBC）举办全球最伟大哲学家评选，票数获前20名的也全是西方男性哲学家，连维基辞典榜上有名的汉娜・阿伦特也不在此列。针对这个评选，英国《独立报》曾发表了美国费城艺术大学一位学者的回应文章，题目是“十个伟大的女性哲学家：思考女性的女性们”。该文细数了历史上十位杰出的女性哲学家和她们在哲学研究上作出的贡献，认为这些女哲学家“有着她们自己极具影响力的思维系统，因而她们也应属于伟大哲学家之列。”并且提出“缺乏重要的女哲学家不是因为女性缺乏才能，而是哲学本身的坍塌，像传统所做的那种哲学已经是一个僵死的类型。”

摘要：本论文主要阐述了“哲学渗透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哲学渗透研究”的目的和必要性，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哲学渗透研究”的三条原则，从而更有效地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课堂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19-0243-02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简称“概论”）是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的核心课程，承担着对高职学生进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任务，在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有特别重要的作用。然而，在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中，没有开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简称“原理”），又采用的是面向本科生的全国统编教材，致使高中阶段没有系统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高职学生，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缺乏深度的理解，难以有学习兴趣和内化素质。授课时教师对“概论”课的难易程度不易把握，费力费时且效果差。又皆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缺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支撑，难以形成坚定的理论自信。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继承性、发展性，要求教师加强高职“概论”课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渗透研究（简称“哲学渗透研究”），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力量和逻辑力量以及学术价值的魅力，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获得理论源头的阐释和支持，增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科学性、真理性和“概论”课教师的理论自信，在“概论”课堂上进行渗透，增强和提高“概论”课的实效性。

一、“哲学渗透研究”的主要内容

“概论”（2013年修订版）于今年秋季开始使用。无论是“概论”新修订的教材编写，还是教材所承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都体现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即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也蕴含着深刻的唯物辩证法。“哲学渗透研究”就是以“概论”教材中反映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所蕴含的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以及“概论”教材编写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为研究对象，在研究的基础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相融合，在“概论”课堂上采用渗透的方式，对高职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渗透，帮助高职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二、“哲学渗透研究”的目的和必要性

1.“概论”包含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哲学渗透研究”旨在哲学层面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增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概论”的主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概论”课堂渗透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的目的是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得到哲学层面的阐释，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形成坚定的理论自信。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还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每一理论成果及其之间的关系，都蕴含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体现了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概论”教材的编写和结构章节的安排，也具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就要求教师通过对“概论”课“哲学渗透研究”，在哲学层面，即最高层面深刻把握“概论”教材，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源头上得到理论支持和逻辑论证的力量，形成坚定的理论自信，对“概论”教材获得全面的、深刻的、准确的解读，提升“概论”课堂的教学学术品格，进一步增强“概论”课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为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高质量地完成教学任务和实现教学目标奠定理论基础。

1993年我被评为研究员，1994年和所长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级职称评定委员会。由于当初刘吉副院长分管新闻所，所以我们被编入哲学片两年，这个片的主持人是刘吉；后来编入社会学片，这个片的主持人是副院长汝信。参加中国社科院的职称评定，其中一些故事，值得说说。

滕守尧当时已是国内著名的西方美学专家，1993年他和我一起参评研究员没有被评上。他从副高到正高五年间，共发表了290万字的成果，质量也颇高。他败在提交的代表作上。可能考虑到自己的一部关于中国哲学的著作获得了全国图书大奖，尽管这不是他的强项，还是将这本书作为代表作提交评委会。会上的哲学专家一眼看出了书中的几处学术硬伤，结果他因此没有被评上正高。图书大奖是群众性的，不是专业性质的，滕误解了代表作的标准。1994年我成为评委，他提交的代表作改为他专长的西方美学研究方面的论著，他本人就是国内这方面的权威，会上也没几个人懂西方美学，结果全票通过。

另一位当时全国有名的哲学家周国平参评研究员，他提交的是已经作为书出版的关于尼采哲学思想的博士论文，这本书比较薄，抢眼的是他提交的几本厚厚的哲学思想随笔，不是系统论著。我和其他几位委员就这样的随笔能否算专著提出疑问，相关的委员做了解释。新闻所所长则对尼采研究本身提出质疑，认为他研究尼采没有以批判作为基调。投票结果，周少了两三票，但还是通过了。我投的是赞同票。

到了社会学片参会，我见识了一位社会上已经有些名气的社会学家S，因为他经常在报刊发表小文章。他非常自信地抱着两尺高的400万字的一堆成果来到会场，重点讲述自己获得了多少社会好评，某大官称赞过他。但是如此多的成果中，却没有一篇可以作为代表作的学术论文，结果没有通过（我也投了反对票）。第二年仍然是这些东西，没见长进。这次他说自己得了白血病，出于同情和其他因素的考虑，通过给他一个不在编研究员的名位。他至今健在，祝愿他活得幸福。

我也参评了李银河的研究员职称。她的几本代表作中，有一本是研究同性恋的。有一位同志发言批判同性恋，会上没有人附和。李银河通过了，但因此少了一票。

还有一位年轻人Z参评研究员，他的一本普及性质的书在社会上有些名气，但这本书不是系统的学术论著，而是一些有思想的小文章集子，结果没通过。他随之在外边散布评委会如何不公正的言论。第二年评委会讨论过这件事情，不认可他的批评。我当时投的也是反对票。后来他调到人大，再后来调到北大，现在他也算是名人了。估计在学术研究越发规范的环境中，他对自己当年那本书的学术分量，会有自知之明的。

（摘自《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胡晟）

[摘要]高职高等数学人文素质教育的缺失是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坚持“培育学生科学精神，催生哲学的理性思维，完善真善美的理想追求，培养人本主义情怀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品格”这一理念，应重构高等数学中蕴涵的主要人文要素，重构融入鲜活人文素质教育内容的先进教学方法，逐步拓展高职高等数学的文化育人功能，有效促进高职高等数学教学质量和人文素质教育质量双提升。

[关键词]高职高等数学 人文素质教育 缺失 重构

[作者简介]黄福军（1970- ），男，山东济宁人，济宁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处处长，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高职教育、高等数学教学。（山东 济宁 272037）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24-0188-02

数学作为广泛应用的一门科学，其工具属性尤其突出，反映在高职高等数学教学中，形成了普遍认同的服务专业学习、解决实际问题的实用主义观点。必须看到，数学作为自然科学之基，绝不仅是解决问题的工具，其中蕴涵着博大的科学精神、哲学思想、情感意志、美的追求等人文要素，恰如数学家克莱因论述，“数学一直是形成现代文化的主要力量，同时又是这种文化极其重要的因素”。数学兼具科学与文化的二重性决定了高职高等数学教学应兼具实践能力培养与人文素质提升的双重功能。现实状况是，在高职高等数学教学中，普遍存在重实践轻人文的“一半教育”，与高职教育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的目标定位未能充分对接，发掘高等数学中的人文要素，重构人文素质教育，提高高等数学教学效能，提升高职学生人文素质，成为高职院校数学教育工作者必须面对的课题。

一、高职高等数学人文素质教育的缺失之弊

长期以来，基于对“基础理论教学要以应用为目的，以必需、够用为度”①的偏颇理解，许多高职院校大幅压缩高等数学课时，导致数学教师亦在有限的课时内仅仅灌输式讲授高等数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严重弱化高等数学的人文素质教育功能，加之高职学生数学基础异常薄弱，使得高等数学成为学生畏难的课程、倍感枯燥的课程。高等数学的文化育人功能难以发挥，也影响了高等数学作为应用工具的教学效益，后续的专业课程学习受到制约，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的目标亦难以实现。

高职院校学生学习起点普遍较低，人文素质相应不高，各门课程均应发掘人文素质教育元素。作为基础课程的高等数学涵盖丰富的人文资源，并且高职学生第一学期即开设本课程，率先契入人文素质教育条件优越、时机正当。可以想象，走进高职院校，开篇第一节，一堂富含人文精神、给学生心灵滋养的数学课，将使学生充满对未来的美好向往；反之，一堂只有骨架、没有灵魂、晦涩难懂的数学课，将给学生当头一棒，对未来充满的可能是一片黯淡。文化育人，以人为本，最先走近高职学生，唤醒其一度被边缘化的沉睡心灵，是高职数学教师的神圣使命，也是高职高等数学教学的内涵之所在。然而，面对层出不穷的技能人才培养理念，鲜有关注此等细节。“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②，高职高等数学人文素质教育缺失之弊、重构之须，可见一斑。

摘 要：高职高等数学人文素质教育的功能的淡化是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坚持"培养学生科学精神，催生哲学的理性思维，完善真善美的理想追求，培养人本主义情怀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品格"这一理念，应重新发掘高等数学中蕴涵的主要人文要素，提倡融入鲜活人文素质教育内容的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逐步拓展高职高等数学的文化育人功能，有效促进高职高等数学教学质量和素质教育质量的提升。

关键词：高职高等数学；人文素质；蕴涵

数学是一切科学和技术的基础，其工具属性尤其突出，反映在高职高等数学教学中，形成了普遍认同的服务专业学习、解决实际问题的实用主义观点。但是，数学作为自然科学之基，绝不仅仅是解决问题的工具，其中蕴含着博大的科学精神、哲学思想、情感意志、美的追求等人文要素。数学兼具科学与文化的双重性决定了高职高等数学教学应兼具实践能力培养和人文素质提升的双重功能。

1 高职高等数学蕴涵的主要人文要素

1.1 科学精神

高等数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石，其中蕴涵着严谨理性、求实求真、创新超越的科学精神，散布在命题、定理、公式、实践催生理论创新、理论助推实践探索的角角落落。譬如，高等数学发展过程中古今中外一代又一代的数学家们立足实践，站在其所处的时代前沿，汲取前人研究成果，不断推进高等数学理论和实践创新，彰显出创新超越的科学精神。

1.2 哲学思想

高等数学中蕴涵丰富的哲学思想。譬如，牛顿-莱布尼兹公式将不定积分与定积分两个看似毫无关联的数学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反映出哲学中普遍联系的观点和对立统一规律。

内容提要 传统的学术研究在指涉葛兰西的政治哲学时，常常从分析其市民社会、国家以及领导权等理论问题入手，而从葛兰西与他的思想先驱马克思之链接来看，他的政治哲学之构造的根本支点却是“实践哲学”。一方面，葛兰西讲的实践哲学经由文化范式，顺滑地过渡到政治哲学的理论逻辑中来；另一方面，葛兰西把作为实践哲学的马克思哲学置放于一种总体性的理论视阈中进行审理，从而也成功地开显出政治哲学的理论空间。根据葛兰西指认的问题来反观马克思，我们同样能够看到实践哲学与政治哲学的内在贯通。不过，这一信息在相沿成习的学术讨论中经常“被遮蔽”，由此导致对马克思实践思想和政治哲学的双重误读。所以，沉潜到葛兰西实践哲学的背后，进而开出通往马克思哲学之解读的特定路径，意义将是非凡、深远的。

关键词 葛兰西 实践哲学 政治哲学 马克思

〔中图分类号〕B5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5-0010-08

谈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葛兰西，人们最先想到的是他的政治哲学。传统的学术研究在指涉到这一内容时，常常是从分析其市民社会理论、国家理论、领导权理论等入手的。在直观的意义上，这并无不妥，因为葛兰西论述过的这些理论问题，本就系于政治哲学的范式。但如果从葛兰西与他的思想先驱马克思之链接来看，他的政治哲学之构造的根本支点却是作为其重磅理论组件的“实践哲学”。人们往往以为实践哲学与政治哲学在葛兰西理论结构中是互为他者、彼此外在的，但我们发现在实践哲学中却也包藏着一种政治哲学的理论逻辑，这种逻辑又因为葛兰西与马克思的关联而通向了后者的思想之躯体。如果忽视了这一信息，进而不能使葛兰西不同理论节点内在打通，无论对其政治哲学还是实践哲学的研究，都会是褊狭的、不完整的。基于此，本文拟对葛兰西实践哲学之政治意蕴作一考论，由此一方面凸显葛兰西实践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政治哲学的独特梳解路径，另一方面将问题连带地导入到马克思的理论语境中，澄明其“被遮蔽”的实践思想。

一、从实践哲学到政治哲学：经由文化范式的内在过渡

在逻辑上，葛兰西是通过论述“哲学是什么”来论述“实践哲学是什么”的。在他看来，在哲学史上流布甚广的观念，总是将哲学研究指认为一项奇特而艰难的事业，哲学活动也就被界定为在特定领域内、由特殊群体所专门从事的智识活动。其实，这是对“哲学是什么”问题的一种片面、应当予以革除的理解。这一问题的实质在于：“人类的大多数，就他们都从事着实际活动，而在他们的实际活动（或在他们的行为的指导路线）中又都暗含着一种世界观、一种哲学，从这一点而言，都是哲学家。……从我们的观点来看，仅仅研究各个哲学家的哲学的历史和逻辑还远远不够。作为一个方法论的指导线索，至少应该把注意力引向哲学史的其他部分，引向广大群众所持有的世界观，最狭隘的统治（或知识）集团的世界观，并最终引向这各种不同的文化复合体和哲学家的哲学之间的联系。一个时代的哲学并不是这个或那个哲学家的哲学，这个或那个知识分子集团的哲学，人民群众的这一大部分或那一大部分的哲学。它是所有这些要素的结合过程，这个过程在一种整体的趋势——其顶峰变成为集体活动的标准，变成具体的和完全（完整）的历史——中达到顶峰。”②③[意]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跣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56、7、198页。

葛兰西在这里要确立的一个直截了当的观点即在于：人人都是哲学家，职业哲学家与非职业哲学家只有“量”的区别，而无“质”的不同。这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成为生物学家、数学家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一个人既不是职业哲学家、也不按照哲学的方式进行思考也是不可能的。换言之，哲学不应当只是少数职业哲学家的理论，而应当是大多数人民群众的行为法则、世界观、文化和意识形态，是一个时代的“生活”和“历史”，是“世代承传的大量的变动”。或者更具体地说，人们所固有的“自发”哲学包含在语言、常识、大众宗教以及民俗的观念体系中，包含在相对平静的生活世界以及波涛汹涌的历史流变中。如此一来，葛兰西首先将哲学与历史会通起来，进而也就将哲学证立为实践哲学，因为在葛兰西的语境中，“实践性”在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历史性”，抽离历史的“绝对观念论”和“纯粹物质论”都与实践之精神相悖而行，称为“实践”的那些东西，一定要在历史活动、历史关系、历史结构中去寻找。进一步论之，葛兰西所彰示的“历史”与“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又有对等性，历史活动及其意识的呈现，也就是他或隐或显地论述的文化之脉络。在《狱中札记》以及葛兰西的其它文本中，“文化”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学术界在研究文化哲学时回避不了葛兰西，当与这一点相关。在这个意义上，实践哲学也就是一种文化哲学，而从葛兰西对哲学的规定中也很容易看出，哲学的内容其实就承载在文化的实体当中。在这样一个关联点上，我们发现在实践哲学中同样涌动着一种政治哲学的理论逻辑，这需要结合葛兰西对“市民社会”的界定和说明来加以理解。

葛兰西对市民社会的界定和说明是在他的国家学说中完成的。葛兰西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具有了整体意义，它实际上由两部分组成，一为政治社会，二为市民社会。它们以不同的权力形式行使国家的统治职能，前者实施的是直接的强制性权力，后者则实施的是立基于民众同意之上的“文化霸权”。这两部分也就构成了上层建筑的两大领域，即如葛兰西所说，“我们目前可以确定两个上层建筑‘阶层’：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这两个阶层一方面相当于统治集团通过社会行使的‘霸权’职能，另一方面相当于通过国家和‘司法’政府所行使的‘直接统治’或管辖职能。这些职能都是有组织的、相互关联的。”②我们在此需要指出两点：其一，葛兰西虽然确认了国家结构的两个部分，但相形之下他更加看重市民社会，因为“市民社会无须‘法律约束’或强迫的‘义务’就能运转，但是照常可以带来集体压力，并且通过风俗的演化、思想和行为方式以及道德风尚等产生客观效果。”③而对于政治社会来说，甚至要随着整体国家之强制性职能的式微而被纳入到市民社会当中。更为重要的是，市民社会与一种政治哲学所要表达的“政治的”那个具有“价值指向”的维度链接起来了，相反，政治社会却不一定如此（这源于政治社会与直接的“政治学”问题的关联）。毕竟，文明的传扬以及道德的教化，作为国家具有价值引导性与规范创造性的职能，是在市民社会的种种存在形式——政党、工会、学校、教会以及新闻机构等——中完成的。所以，市民社会不仅同政治社会一样具有“政治性”，而且前者的政治性在某种意义上大于后者的政治性，这或许就是葛兰西将“霸权”与市民社会而不是与政治社会对应起来的内缘所在。就此而言，市民社会问题群在实质上构成葛兰西政治哲学的逻辑起点与逻辑中心。其二，葛兰西界定市民社会的理论路数不同于黑格尔和马克思，即不是在经济意义上而是在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意义上来界定市民社会，这正如博比奥所指：“在葛兰西看来，市民社会所包括的不是‘整个物质关系’，而是整个思想文化关系，不是‘整个商业和工业关系’，而是整个知识和精神生活。”转引自朱塞佩·瓦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狱中札记〉的解释》，载萨尔沃·马斯泰罗内主编《一个未完成的政治思索：葛兰西的〈狱中札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9页。于是，问题变得简单而明了：市民社会在葛兰西这里，被解释为大众文化、公众价值观、知识体系以及精神生活等的场域与载体，一言以蔽之，市民社会的核心范式即是文化，这一点在葛兰西以降的理论史上也被继承下来（如帕森斯、哈贝马斯等人对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即凸显了葛兰西厘定的文化范式）。

[摘要]内藏库原系直属于皇帝的财库，在北宋前期丝毫不受外朝宰相府、三司等的监管与干预。王安石变法时期的熙宁年间，内藏库吏人开始受“仓法”约束；元丰改制时太府寺的执掌较北宋前期明显增加，成为中央重要的财务出纳机构，并主管京城各仓场库务的钱物出入、监察、审核，内藏库初步开始被纳入外廷太府寺的管辖；至哲宗元祜时，元丰改制关于内藏库成为太府寺下属财库的设想得以完全实现。元祜r期太府寺对内藏库的监管是全方位的，涉及内藏库的收入、支出、库存，在此基础上对内藏库的账目明细进行了监察、审计。至哲宗亲政，太府寺不再实质履行对内藏库的监察、审计，内藏库仅成为太府寺名义上的下属机构，再次成为外朝不得干预的直属于皇帝的财库。虽然神宗、哲宗时期内藏库的外朝化短暂而有限，但值得重视。以前笼统认为内藏库始终具有直属皇帝的独立性、特殊性的观点是不精确的。

[关键词】内藏库，元丰改制，太府寺，宋哲宗，外朝化

[中图分类号]K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7）02-0017-06

一、绪论

内藏库在两宋系直属于皇帝的财库，有“皇帝的小金库”之称，两宋大多数时间具有直属（皇帝）性、独立性、神秘性的特征。北宋前期，内藏库只许皇帝支配、监管，外廷不得过问。但神宗、哲宗朝，内藏库出现短暂外朝化问题。外朝化的集中表现即是自神宗熙宁年间的“内藏库法”对内藏库吏人的管理至哲宗元=时期太府寺对内藏库的全面监管。

以前的研究者均注意到了内藏库的皇帝私人财库性质，但对内藏库的短暂外朝化则没有给予充分重视，对此认识不足、不清、甚至有误。李伟国在《论宋代内库的地位和作用》中对神宗、哲宗朝内藏库的被监管问题有所提及，且注意到了“元丰改制”的大背景：“元丰改制，以金部右曹主行内藏受纳宝货、支借、拘催之事，而奉宸、内藏库受纳又隶太府寺”，但并未展开论述。汪圣铎在《两宋财政史》第三编《宋朝财政的管理体系与设施》第四章《户部理财体制》第二节《户部财赋与朝廷财赋、内藏财赋的分立》中较多的注意到了神宗、哲宗朝太府寺监管内藏库问题，他指出：“清点内藏财赋，这是有宋以来第一次……乃是一时权宜之法。至绍圣初，内藏财赋受金部、太府寺管辖或检察的规定更被废除，故大臣有‘论内藏库不隶户部太府寺’的奏疏。”但也未详细论述。董春林、雷炳炎在《内外兼济与财权迁移――宋代内藏库考论》中认为：“宋神宗时，内藏管理逐渐外朝化，这是因为英宗以降内藏库亏空，神宗不得已才采取这样的弥补政策”，但并未深入分析，尤其对哲宗朝内藏库的外朝化未加重视。

上述三种论著都简单提及内藏库的外朝化，但对于外朝化究竟何时开始，何时结束，外朝如何介入、监管等具体事实和过程，都缺乏详细论述。董春林、雷炳炎在上文中论及内藏库的外朝化，但是以内藏库钱物向外朝和地方的支出来凸显内藏库的外朝化，反而模糊了内藏库的特殊性及其与其他库藏的区别。要探讨内藏库的外朝化，必须关注外廷机构，但该文恰恰对此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尤其是太府寺。这一在元丰改制时起主要监管内藏库的机构。

其他论著对内藏库的外朝化问题未加关注。程民生在《宋代内库的金融职能》中认为：“宋代内库，是指以内藏库为主，包括宜圣、奉宸库等宫内府库。内库不归宋代中央财政机关计司（元丰以前称三司，以后称户部）管辖，而是直属皇帝掌握。”包伟民在《宋代的朝廷钱物及其贮存的诸库务》中认为：“内藏库作为人君私帑，其最高负责人自然就是皇帝，外廷任何人都无权过问。”朱鸿在《宋代内库的财政管理述论》中认为：“作为宋朝天子私藏与天子别藏，内库财政的支配权掌握在宋代历朝皇帝手中，皇帝亲自深入到内库财政管理的诸环节进行管理。”李建国在《宋内藏库考》中认为：“内藏库既为天子私藏，自然有一套不同于国库的专门管理制度。内藏库直属皇帝，管理权高度集中。内藏库的保密工作要求很严，一旦违反规定，惩处非常严厉。”高飚等等均是如此。黄纯艳《宋代财政史》认为：“元丰改制在恢复户部和太府寺职能的同时，规定内藏库归属户部和太府寺管辖，但太府寺对内藏库并无实际的管理权，实际管理者仍是代表皇帝的中官。”显然也未细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