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哲学观论文范文精选

一、语言的起源与发展：历史唯物论视域下的语义发生论

在语言的起源和发展问题上，系统功能语言学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对“语言神授论”和“语言天赋论”持否定态度，主张以历史的、发展的、进化的和唯物的观点来看待语言的起源和发展。韩礼德认为应借助神经语言学、生物科学、考古学和遗传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来研究语言，并始终坚持进化的、历史的和唯物的观点。其中，进化观是“受到神经生物学家艾德尔曼(Edelman)‘神经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影响”⑨，历史观是“受到中国学者罗常培的影响”。韩礼德关于语言起源和发展的历史唯物观可从语言的个体发生、种系发生和话语发生的相关讨论中得到具体阐释。关于个体发生，韩礼德做了大量细致的研究。通过对他儿子奈杰尔(Nige1)的语言学习过程进行个案观察，他认为成人语言是由幼儿原型语言发展而成，语言发展过程即是以原型语言为中介语的生物进化过程。而原型语言起源于物质与意识这对矛盾的经验模式。原型语言最初表现为通过声音、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来索取物品或支配他人的行为。随着需求和互动的增多，发音系统随之发生改变，可以用不同声音指代不同的意义，并以此切分大量精密的意义系统。个体语言发展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人际关系协商到经验的概念构建，再到语篇形成。依据贝尔法则，韩礼德将儿童个体语言的发生过程类比推知语言的种系发生，为种系发生提出假设。从种系发生看，有声语言的语序是从原始非语言交流进化而来，语言功能的扩展是为表达说话者的经验，语篇复杂性是为协商社会关系和构建经验服务的。结合考古学的研究成果，韩礼德指出人类的原型语言成型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有意义的有声语言形成于现代智人。

关于话语发生，韩礼德认为儿童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任何语法可言，语言是一个两层的系统，即声音与意义，这至少是儿童原型语言的组织方式。在真正掌握母语之前，他们通常会为自己构建一套符号系统。而在两岁左右的时候，这一系统被一个三层的系统(意义系统、词汇语法系统和表达系统)所替代，意义先被编码成为词汇，而词汇再被编码成为表达形式(即声音)。上述分析表明，韩礼德关注语言的进化和发展史，种系发生、个体发生和话语发生这三个术语本身也说明要用历时的、发展的眼光看待语言，因为种系发生指“语言的历史”，个体发生指“个人的历史”，话语发生指“语篇的历史”。同时，在语言起源问题上，韩礼德指出是幼儿交际互动和需要的增多促成语言的产生和发展。系统功能语言学这种发展进化的唯物论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有关语言的起源和发展的观点一致。在《劳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书中，恩格斯在谈到语言的起源和发展过程时指出“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猿类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增多，缓慢地然而肯定地得到改造，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了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⑨同时，他还指出语言是一种历史现象，是发展变化的，而非稳定的体系。虽然语言有其内在的约束机制，但依然会紧随历史的脚步，映射时代的影子，“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⑨。当然，马克思主义者是从个体发生和系统发生(即种系发生)两个维度研究语言的起源和发展，而韩礼德采用上述三个维度。其中，logogeny(语篇发生)一词是韩礼德自创的术语，前缀logo一表示“语言”、“逻辑”、或“语篇”等含义，后缀一geny则是“创造”或“进化”的意思。韩礼德关于语言起源的唯物论视角，还体现在有关意义产生的论述方面。韩礼德强调意义产生于语境，意义是语言系统与语言使用环境之间的关联产物，意义与行为相伴而生，都与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互动，这些论点和巴赫金的语境论和体裁理论都十分契合。

二、语言的本质属性论：社会实践论域下的社会语言观

韩礼德受社会学家伯恩斯坦(B．Bemstein)、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K．MMinowski)和语言学家费斯(J．R．Fiah)、叶姆斯列夫(LHjelmslev)以及拉波夫(W．Labov)等人影响，同时也深受20世纪70年代至8O年代风行一时的语言研究视角的影响，从社会的角度探索语言问题。在那个时代，人作为“社会人”的研究成了语言研究的主题，语言研究因而强调人的社会属性。鉴于此，韩礼德和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语言的本质属性的看法是一致的，都认为语言的本质属性是语言的社会实践属性。这种本质属性观来源于对语言本质的认识，马克思主义者和韩礼德都把语言当作是资源，而不是乔姆斯基所认为的一套规则。把语言当作资源时，关注的是语言与社会结构或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更多关注语言的社会性，从而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研究语言。关于语言的社会实践性，韩礼德在《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从社会角度诠释语言与意义》一书中做过详细阐释。在有关论述中，韩礼德将语言看作是一种行为潜势(即社会行为)，儿童成长为社会人，必须以语言为媒介，在和各种社会群体(如家庭、社团等)建立起来的人际互动过程中，通过吸收各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和文化观，逐渐成长为一个社会人。简言之，是语言使人成为社会化的一员，语言在人与人，人与环境的互动过程中产生。可见，系统功能语言学强调语言的社会实践属性，重视语言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韩礼德有关语言社会性的论述，还体现在韩礼德有关集体语言构建观以及集体经验观，即强调语言的集体行为和互动关系。关于语言的社会实践性，恩格斯指出，劳动不仅创造了人类社会，同时也创造了语言。同时，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著述中也有所涉及。@马克思反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唯心主义语言观，反对语言神秘化。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语言是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符号系统，体现为一种社会性的交往活动。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是人的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学习和使用语言的过程就是人的社会化的过程，语言的社会性和人的社会化密不可分”。他们认为，人们通过语言交流思想、相互理解、共同劳作，并在实践基础上获得对现实世界的客观认识和描述，并反过来指导人们的对象化实践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实践。语言不能离开社会而单独存在，也不可能被个人凭空产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偶然落到荒野中的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或许能做到，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竞有语言一样，是不可思议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语言的此番论述与哈桑(R．Hasan)在访谈录音中有关语言社会实践性的观点本质上是一致的。哈桑在访谈中针对韩礼德对语言社会实践性阐释补充说，“语言的社会属性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的观点。有人对此加以刁难，认为我们不相信人类的心智活动或思维活动。我们有大脑，我们肯定相信心智活动的存在。但心智活动离不开社会，否则，它会在半空中无所依托。如果一个人与世隔绝(就像鲁滨逊一样)，心智活动也不会发展。人类必须融入社会。离开社会，人类无法生存。人类语言更是如此，离开社会，就成了一堆空壳。”⑩关于语言的社会实践性，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书中也做过阐述，语言不是上层建筑，不是经济基础，语言也不同于上层建筑，不同于经济基础，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全民交际的工具，是思维的工具。关于语言社会性的认识，沃洛西洛夫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一书中也提到，语言是一项共享的实践活动。他还指出，语言研究应和文化研究相融合，对语言的考察不应只局限而应“超越”语言体系的各层次，进入话语领域。⑩沃洛西洛夫的超语言学见解受到了系统功能语言学派的重视。以上分析说明，韩礼德对语言社会实践性的认识跟马克思主义有关语言的社会实践性的论述十分契合。他们都认为，语言是社会共同体的产物，离开了社会群体以及社会实践，语言的产生和发展是不可想象的。脱离实践的语言观是抽象的，这显然有别于海德格尔的本体论语言观、乔姆斯基的语言天赋论以及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观。韩礼德和马克思主义者对语言社会性的共同认识，促使他们对语言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的看法也基本一致。彼此都认为，语言和社会的关系是一种反映和被反映的或表征和被表征的关系。同时，韩礼德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建构论，语言与现实之间不再被看作是一种简单的反映关系，而是一种复杂的自然的辩证的关系。这种复杂的自然的辩证的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语言积极地表征社会现实或反映社会现实；另一方面，语言与现实是一种创造与被创造或一种构建和被构建的关系。语言与现实的这种关系认识建立在把语言看作是一种社会规约和系统的认识基础之上。当把语言看作一套社会规约时，语言与现实的关系就是一种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但把语言看作是由语义、词汇语法和语音三个语言层次构成的系统时，语言与现实的关系就是一种构建和被构建的关系，因为三个层级之间是一种实现的关系。具体来说，韩礼德认为，当把语言当作系统时，语义层是社会系统(如意识形态等)的意义潜势，语言是意义潜势编码的重要的手段之一，意义潜势是对社会系统的实现形式；词汇语法层是意义潜势的实现形式，而语音层则是词汇语法层的实现形式。这样，语言与社会系统之间构成一种构建与被构建的关系。语言不再被看作是被动地反映现实，而是通过意义能动地构建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需要说明的是，韩礼德和麦蒂逊在《通过意义识解经验——基于语言认知》一书中并没有使用“社会现实”这一术语，而是使用“经验”这一术语。在韩礼德和麦蒂逊看来“经验就是人们用语言手段构建的现实”。语言形式如何通过意义潜势构建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具体来讲，概念意义构建社会现实或者说社会经验；人际意义通过主体之间的交互行为，经由协商和角色分配等手段构建社会关系；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通过语篇形式来构建，语篇形式是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构建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的桥梁。语言对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的构建关系的认识导致系统功能语言学者把意义当作是一种潜势，可以用不同的语言形式体现，在任何语言层面(包括音位系统、词汇语法系统)上的选择都是有意义的选择。语言形式和意义之间是一种选择的关系，而语言形式与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之间体现为一种示例的关系。

三、语言研究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辩证法

在批判索绪尔二元对立研究思想后，韩礼德承继了沃洛希洛夫((V．N．Volosinov)、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ericJamson)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辩证法思想，并有效适用于语言研究。韩礼德语言学研究的辩证法哲学方法论主要体现在以下诸方面。三维度整体论语言学研究思想。韩礼德认为“研究语言应该把语言当作一个整体，从三维立体的视角研究语言，即从上位、下位和本位三个维度研究语言”。曾这种三维立体研究与语言的三个层次(语义层、词汇语法层和音系层)相对应。从语言研究层次的角度看，从语义层研究即是从上位研究，主要研究词汇语法范畴如何实现意义表达；从词汇语法层即是从本位研究，关注词汇语法主体及其与周围的关系；从音系层即是从下位研究，研究词汇和语法范畴如何在形态和语音层得以体现。韩礼德把这种整体观进一步运用到语言系统的具体分析。以小句研究为例，他认为应该从小句之上(小句复合体)、小句之下(词组和短语)和小句周围(小句、小句之旁和小句之外)研究语言。互补性语言学研究思维方式。除整体性研究思想外，韩礼德还主张用互补的视角研究语言，这一思想的成熟标志是2008年《语言的并协与互补》一书的出版。互补性思想显然有别于二元论思想。在韩礼德看来，互补思想是一种对待事物的方法和原则，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韩礼德的互补性思想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视角的互补性，二是语言系统研究的互补性。在韩礼德看来，语言研究视角大致可分为生物体之间的研究和生物体内部研究两种。生物体之间的语言学研究方法把生物体当作整体，重视生物体的社会行为和环境的互动，从外部研究语言，这实际上就是语言的功能观。

中西语言诗学基本问题比较研究

赵奎英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おお

赵奎英教授的著作《中西语言诗学基本问题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5月版）从统观中西语言哲学的高度，对中西诗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比较分析，内容宏富、体系完备，并且针对语言诗学中的盲区和难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诸多学术难题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提出了诸如广义的“语言诗学”；“名”与“逻各斯”的比较框架；中国古代的“名”言观和“无名本体论”；西方传统的“逻各斯语言观”和“逻各斯本体论”；“有韵的逻各斯”与西方传统的“纯诗学”，“有象的道”与中国古代的“大诗学”；中国古代诗学文化具有“空间化与诗化”特质等一系列富有洞见的论题。这又使得这部厚重之作充满了理论创新的锐气。而在诸多的突破与创新中，该著作为中西诗学比较研究开辟的新领域、提供的新视野、确立的新框架尤应被提及。

赵奎英著作以最广义的“语言哲学”和“语言诗学”作为理论起点，重构了语言哲学与诗学一贯的源始关联性，确立了中西诗学比较研究中的语言诗学领域和语言哲学视角。该著作指出，一提到“语言诗学”人们往往会联想到20世纪西方的俄国形式主义，并且与此后兴起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等西方的理论流派联系在一起。但这些只是伴随着20世纪西方“语言学转向”出现的“狭义上”或“较广意义上”的语言诗学。语言哲学与诗学的本然关系要远远早于20世纪西方文论对语言产生普遍的兴趣，对于语言观念与文学观念内在关联性的关注，在中外文论史上自古就有。由于文学本来就是一种“语言事实”，人们的语言观总是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人们的文学观，语言哲学总是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文学的生成运思方式。因此那种最广义的“语言诗学”，亦即那种“受到某种语言哲学观念或语言学研究状况影响的、从语言角度切入文学研究的文学理论”，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的文学理论史上一直都是存在的。一提到“语言哲学”，人们也容易想到英美分析哲学这种最狭义的语言哲学，但这里的语言哲学同样是在最广义上使用的，它泛指“一切从哲学的角度思考、研究或关注语言的普遍性质或一般问题的哲学和一切从语言学的角度关注或回答了哲学的基本问题的语言学”。这种最广义上的语言哲学观念潜含于文化的最根基之处，通过它可以更清晰地确定诗学研究最基本的命题，透视中西诗学精神传统的生成特质。但这种广义的“语言哲学”和最广义的“语言诗学”在当前学界的研究中都是相对地被忽视的。而赵奎英教授的著作正是选取最广义的语言诗学作为中西诗学比较研究的领域，并以最广义的语言哲学的两大基本问题作为透视角度，对中西语言诗学的基本问题进行全面梳理和比较分析。这种理论旨向决定了此书博大厚重的研究风格。

宏大的理论视野是以对传统理论的重估为前提的，正本清源的理论梳理必然带来理论的创新。在中西文化比较平台的界定上，“道”与“逻各斯”因其代表了中西哲学的最高本体，长期以来成为中西比较文学、比较诗学、比较哲学的基本框架。学界虽有极少数的对这一框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批判质疑，但这一框架的流行性、统治性地位似乎并没有从根本上真正被撼动。该著作对这种几成定势的比较框架进行了一次更彻底的检视，它通过“名与逻各斯”和“道与逻各斯”的重重对比，让人们看到“名与逻各斯”实际上比“道与逻各斯”更适合做中西哲学、诗学、文化比较的基点和框架。该著作指出，“逻各斯”是西方哲学文化的基点，西方传统最初正是以逻各斯领会语言的，也是视逻各斯为最高本体的。西方传统的语言观是一种“逻各斯语言观”，西方传统的本体论是一种“逻各斯本体论”。“逻各斯”亲近“理性”、肯定“逻辑”，是“言说”性的本体，逻各斯语言观和逻各斯本体论共同为西方传统诗学的生成提供直接的语言学依据。而“道”作为中国哲学的最高本体，它混成无形、无极无分，是一种“非名言性”的无名本体。“道”与“逻各斯”虽在本体地位上具有相似性，但相异大于相通，很难建立合理的对话关系。相反，被以儒家为代表的各家推崇为“天地之纲”、“圣人之符”的“名”则与“逻各斯”更具有可比性。“名”渗透于中国古代的语言学、逻辑学与政治伦理学中，具有“概念名称”、“书写文字”以及“名分名誉”的含义。中国古代的语言观是一种“名”言观，中国古代的逻辑学是一种“名”学，中国古代的政治伦理学则与一种“名分”之学难解难分地纠结在一起。“名”对于中国诗学传统以至整个文化传统的生成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如果说“逻各斯中心”与“反逻各斯中心”构成西方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中国古代语言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则是围绕着“名”与“无名（道）”展开的。“名”与“逻各斯”堪称中西诗学文化精神生成的基点性依据。但同样作为中国哲学文化基点的“名”却长期被掩盖于“道”的光辉之下。“道”与“逻各斯”比较框架的确立，更使“名”对于中国诗学、文化生成所具有的基点性意义得不到有效梳理。而赵奎英著作重新厘定中西诗学比较的平台，把“名”与“逻各斯”作为中西语言哲学、诗学比较研究的框架，在中西文论比较研究上也因此具有重要的突破性意义。

把“名”与“逻各斯”作为中西语言哲学、诗学比较研究的框架，并不是要排斥“道”与“逻各斯”。赵奎英明确指出：道家之“道”排斥“名”，但以儒家为代表的各家所尊崇的“名”却向往着“道”。因此，以“名”与逻各斯作为比较的基点和框架，并不会把“道”排除在外，而是要把“名与道”同时纳入视野，在对“名与逻各斯”、“道与逻各斯”、“名道（无名）悖反”与“逻各斯中心”的同异比较中，说明它们对于中西诗学精神生成的复杂意义。由此可以看出，“名”与“逻各斯”是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框架，以此为基点，更有利于揭示中国传统诗学精神的整体风貌和诗学结构的复杂格局。

正是在这种新的“名与逻各斯”的比较框架下，中西诗学的内在理路逐渐明晰，中西诗学的对比研究豁然开朗，它让我们看到中西传统诗学在诗学观念、诗学理想、诗学形态方面深刻歧异以及中西诗学传统生成的不同的语言文化逻辑。但比较研究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要寻绎差异，中西文化比较的最终目标，是从不同走向相通，在充分认识文化差异性的基础上跨越思想的藩篱、观念的隔阂，从更高的层面、更新的视角构建包容中西的理论。赵奎英敏锐地认识到，西方现代、后现代语言哲学的发展变化为中西语言哲学与诗学的当代汇通提供了契机。20世纪初的“语言学转向”对西方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发起了挑战，并解构了“逻各斯”语言观。与此相一致，西方现代、后现代语言哲学与诗学出现了两种明显的转向：即“从逻辑化到诗化”的转向以及“从时间化到空间化”的转向，而这种转向使得西方现代、后现代语言哲学与诗学与中国传统语言哲学与诗学出现了某种意义上的汇通。以此为起点，赵奎英对西方现代、后现代语言哲学出现的两大转向及其诗学意义进行了系统梳理，对中国语言哲学和诗学“空间化与诗化”倾向的宇宙时空意识根源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并且试图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上构建涵盖中西基本诗学观念的当代文学理论。这一理论建树无疑把握到了中西诗学文化的发展脉络，拓宽了新世纪文论建设的道路。评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诗学比较研究的新突破

提要：客观主义哲学是西方社会始终占统治地位的哲学。经验现实主义哲学自20世纪80年代诞生以来至今已基本上确立其哲学地位。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相比，客观主义和经验现实主义哲学的语言观，尤其是语义观更加系统、完备。通过对三者认识论和语言观的宏观对比，我们认为经验现实主义哲学的语言观可以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语言观作出重要的、有益的丰富和补充。

关键词：经验现实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语言观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100(2012)01-0011-04

1　引言

20世纪的哲学史总体上讲是一部语言哲学史。语言、思维和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是近现代各哲学流派无法回避且必须作出正面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各哲学流派的语言观，尤其是语义观成为它们进行激烈思想争辩的重要场所之一。客观主义哲学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近现代人类思想历史进程和社会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哲学体系。20世纪70～80年代以来，人们对语言的研究逐步深入到概念和思维领域，伴随着这一过程，以Lakoff，Johnson等为代表的大批语言学家和哲学家创立体验哲学，也称经验现实主义哲学。这三种哲学对语言问题都有过阐述，但客观主义哲学和经验现实主义哲学对语言问题的阐述更加具体、更加系统，分别形成客观主义的外延论和内涵论语义观以及经验现实主义的认知语义观。相对来讲，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对语言问题的阐述显得较为薄弱，基本上没有形成较为系统的语言理论，尤其是语义理论。本文拟对比研究以上各哲学流派认识论和语义观的核心――语言、思维和现实的关系问题，并侧重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具体分析和挖掘辩证唯物主义的语言观。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在19世纪以来的人类思想史和社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它的语言观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挖掘十分必要。

2　真理观比较

无论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客观主义认识论始终坚持认为有绝对的、先验的关于客观世界的真理存在。虽然不能明确地回答真理来自哪里，存在于何处，但它们仍然坚持这一观点，所不同的只是获取真理的途径和手段。经验论者认为获取真理的唯一途径就是人类的感觉和经验。唯理论者认为感觉和经验是靠不住的，获取真理的唯一手段是人类的逻辑推理能力，在获取真理时要坚决摒弃其他任何因素的干扰。我们看到不管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它们都持有可知论，认为客观世界及其规律是可以认识的。

辩证唯物主义同样坚持可知论，认为客观世界是物质的。既然是物质的世界，那就可以被人类认识。但与客观主义认识论不同的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既反对经验论又反对唯理论。就曾明确指出，“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1991：291)。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没有上升到理性思维的感觉和经验不可能反映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停留在感觉和经验基础上的反映论只能是机械的反映论；单纯的理性思维缺乏与客观物质世界的联系，并且思维成果的正确与否无法得到最终的检验。据此，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提出了实践的观点，认为实践是联系主观与客观、思维与现实的桥梁，只有实践才能检验思维的最终成果是否是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真理性的认识。可见，获得真理的途径之不同是客观主义认识论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重大区别之一。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持有的也是可知论。

一、后语言哲学研究目的的转换

西方语言哲学发展由于起源于哲学的流变，其根基是哲学的可知论。从这个理论出发，在对待语言上有某种依赖感，用语言认知世界，是言说的工具。这种研究的目的倾向于哲学领域的问题，属于哲学范畴的论题。如上世纪末期西方学者通过语言学中的语用思维和理论构建了认知哲学，使哲学研究有了突破，形成了新的研究范畴。如果长期致力于语言哲学经典论题的探讨，不利于语言学在语言哲学中的地位提升，也不利于真正实现语言学和哲学的共融共生，语言学研究从语言哲学这个土壤里生出别样的新苗就会化为泡影，使语言学真正变成了纯粹的哲学嫁衣。所以说，无论对于西方还是中国学者，转变旧的传统理念，重新思考研究目标，对于语言学在语言哲学中的发展至关重要。语言具有先在性，语言使世界出场。按照钱冠连先生的观点，从语言下手，对新思想进行哲学思考。应该说，这个思路在国内的外语研究中还未形成主流。以语言学切入哲学有别于国外的从哲学切入语言学，这是两种路径，但并不排斥，实际上是彼此相通的，只是不同的思考和研究范式而已，不拘泥于旧有模式，各有千秋。从英语语言学本身来说，也确实存在很多这样的语言问题。离开哲学视角，也很难做其他学理性的解释，或者很难搞清楚。“逻辑学家的主要任务就在于从语言中解放出来，哲学家工作的主要部分在于与语言的战斗”。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语言作为一个学科来讲，也不是独立的存在，也必须关注人及这个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关涉哲学问题是顺理成章的。西方学者洪堡特认为语言世界观是探讨语言和思维之间关系的论点之一。他认为，“语言的差异不是声音和符号的差异，而是世界观本身的差异”；而个人的世界观更多地是通过语言形成的，……也就是说，“学会一种外语就意味着在业已形成的世界观的领域里赢得一个新的立足点”。虽然斯塔博斯(Stubbs.M.)认为:语言主要是人们在自然状态下发出的比较连贯的口语或者是书面语，不过在这种不自主状态下产生的语言却实在地传递了某种信息。这就说明了研究语言哲学，通过深入研究语言，形成一种世界观，并通过科学的世界观传递正能量，发挥语言的社会作用，从而也达到了研究的预期目的。

二、后语言哲学研究内容的转换

从已有的成果来看，外语界相关学者在语言哲学方面对西方主流思想研究比较清晰，阐述也足够详尽，应该说对语言哲学问题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和把握。但由于研究目的等范式的转换，要求后语言哲学的研究内容应开拓视野，逐步丰富，并且应该体现我们本国的研究特色，使我们更加深刻理解语言哲学的特有魅力。从我国的语言哲学研究来看，语言哲学既重视语言形式，又比较看重语言的功能，注重语言中内含的哲学思想表达。春秋时期墨子就十分强调并重视言语的成事作用，主张“取实予名”，即把名称这样的概念推及现实的思考，注意事物变化及其他因素的逻辑关系。另外，儒家的孟子就十分重视语言的伦理意义，注重语言表达的道德哲学功能。孟子曾经指出：言无实不祥。不祥之实，蔽贤者当之。

说明语言不详实、没有好的内容，没有达到内容充实饱满，是语言表达的不当。这里就传递了语言哲学中的伦理问题。如果语言缺乏道德标准，所以表达的涵义不会深远。我们总是倡导学以致用的理念和为我所用的方法论，这与西方的语言哲学观有所不同。这也必然在语言哲学研究方面要与西方的发展方向分道扬镳。从研究内容方面来看，后语言哲学应该体现语言哲学功能和中国特色，体现中国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后语言哲学研究的内容应该是开放和多元的，既要立足语言学的本身，又要关注语用学发展；既要关注语法逻辑，又要分析推论反映出的哲学问题，并且要继承和借鉴已有的优秀研究成果。如对于语用研究中语言的伦理研究，就是语言哲学研究的一个具体问题。有学者用语言哲学视角分析了礼貌用语表达方式，既以后现代视角指出礼貌的动态性和两面性。语用语言礼貌（pragmalinguisticpoliteness）独立于语境（context-free），主要包括句法、词汇、语义、音系特征等语言选择，礼貌表达就是如何使用它们，这属于语用学与语言学之间的问题；依赖语境（context-sen-sitive），这是在社会文化语境下因人际距离、受益与受损、权力与义务等因素影响下语言选择的恰当性，涉及一定的社会规约，这属于语用学与社会文化之间的问题。

以上研究说明作为哲学伦理学层面的礼貌问题的语言现象具有多维性，存在与我国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的契合问题。另外，要注重古代语哲思想的探究，把英语语言现象与中国的哲学很好地结合。如英语字母本身就隐含中国传统的五行八卦原理。英语中元音字母A、E、I、O、U代表组成世界的五种物质模式；中文用金、木、水、火、土五行来分类组成世界的物质，正与英语元音字母相对应。这种研究紧贴哲学源头，有内涵、接地气，意义深远。

三、后语言哲学研究方式的转换

语言具有共融性的特征，与其他学科的融合是不可逆的发展趋势。尤其现代是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语言成为了重要的信息载体为人们广泛使用，那么语言哲学涉足的范围会不断扩大。相应地，语言哲学研究也会随着这种发展趋势，运用多学科理论、方法和成果对某一问题进行综合研究，即跨学科研究。这种跨学科研究就是语言哲学与其他学科的合璧与贯通。如从语言哲学及翻译的契合点寻找新课题的跨学科研究方面，朱志方教授从语言进化论视角重新审视了蒯因的翻译不确定理论，提出了异族语言不可能没有指称个体的语言手段的论断，证明了蒯因翻译的不确定理论存在缺陷。进化理论为此研究提供了科学的佐证，这也表明了多学科参与语言哲学研究可以使问题的解决更有说服力。一般认为，语言哲学研究就是涉及语言学和哲学理论，没有机会运用其他方面的学科理论。但哲学作为解决人类一般问题的学科，给我们以整个世界及人生之解释，仍然可以有机会与其他学科结合，提高语言哲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因为各个学科有各个不同的视角，可以提供语言哲学开放的理论基础和知识准备。其实学科划分以人的认识对象为依据，事物存在的本身是遵循一定的规律的，一定的事物需要多学科的解释。我国以往的各级各类教育在人文精神方面有所欠缺，缺乏开阔的视野。也就是说，研究语言哲学必须掌握其他跨学科理论，打破学科封闭，这可以为语言哲学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撑和根基。

摘要：本文对语用学的哲学源生背景进行了梳理并发现，哲学在其发展进程中，在语言与世界的关系的探讨过程中，“人”的因素有着由缺位到归位的过程。语用学的蛰生主要源于“人”在“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中的位置回归。受启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加之奥斯汀的“以言行事”，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以及格莱斯的合作原则理论，语言哲学理论最终在哲学界独树一帜、自成一派，成为颇具影响力的哲学理论， 并直接导致了语用学的诞生。

关键词：哲学；语言哲学；人工语言；自然语言；语用学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8-0124-05

语言哲学之于语言学的母胎关系早在1991年就有学者[1]进行过论述，然而，真正实质上就语用学的哲学基础问题进行详细阐述的是俞东明的《语用学的哲学基础说略》一文，它对语用学的哲学背景和语用学的两大流派，“形式化”和“非形式化”方法的哲学基础进行了探讨。[2]（P105）此后，江怡[3]（P1～9）梳理了语言哲学从语形到语义再到语用的发展过程，崔凤娟[4]（P67～72）的《语用学的哲学维度》一文梳理了伴随语用学诞生、发展的主要哲学思想，特别是符号行为哲学、日常语言哲学，以及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和阿佩尔的语用学思想。本文将从哲学的语言转向谈起，从“元语言”，即“自然语言”，在语言哲学中的地位以及人在语言哲学中的位置入手，探寻语用学的源起。

一、“人工语言”与“自然语言”之对博

（一）哲学的语言转向

语言哲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所有从哲学角度对语言进行的思考、研究是为广义语言哲学；在分析哲学框架中产生，将语言作为研究对象，以建立数学、数理逻辑式的精密科学和揭示语言外人的世界为目的研究是为狭义的语言哲学。[5]（P43）人们普遍认为，本体论是古代哲学的中心，认识论是近代哲学的中心，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研究发生了语言转向。哲学家们发现对于存在和认识的研究的关键在于对语言意义的洞悉，正如阿佩尔的说法：“哲学归根结底是对语言的思考。”[6]（P13）无论是英美分析哲学，还是欧洲大陆哲学，都从各自的哲学立场强调语言哲学的研究。[7]（P2）

20世纪初数理逻辑的迅速发展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哲学的语言转向的动力。语言转向的发动者弗雷格（G.Frege） 、罗素（B.Russell） 和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 都是数理逻辑学家，他们都是借助于数理逻辑方法进行推理，设计使用“人工语言”，借以排除自然语言中修辞类的内容以及自然语言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逻辑的主要目标是论证形式化，而哲学的语言转向动力之一就是对哲学问题分析的形式化程度的不足感。

[摘 要] 维特根斯坦前期侧重于对语言的逻辑分析，而后期侧重于对语言的日常使用分析，不同的方法和思路带来了不同的结果，我们不能单纯地比较两种理论孰优孰劣，而是通过了解维特根斯坦不同时期的语言转向从多方面多角度深化对语言的探究。

[关键词] 维特根斯坦；逻辑图像论；语言游戏说

【中图分类号】 B56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07-107-2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是20世纪著名的哲学家，他的意义观在整个语言哲学领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对语言哲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一生最主要的两本著作分别为《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这两本书代表了维特根斯坦在语言哲学研究上的大转向，国内外普遍把《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作为他哲学研究的前期，主要观点是“逻辑图像论”，他的前期思想极大地推动了分析哲学的发展；而把《哲学研究》（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作为他理论研究的后期，主要思想是“语言游戏说”，他的后期思想开创了日常语言哲学的新时代。

一、维特根斯坦前期语言哲学理论：逻辑图像论

（一）逻辑图像论的基本含义

早期的维特根斯坦深受弗雷格和罗素的现代数学逻辑的影响，正如他在《逻辑哲学论》的序中提到：“对我思想的激励大多得之于弗雷格的伟著和我朋友罗素先生的著作”。他认为哲学不是一种学说和理论，而是一种活动；哲学的目的在于对思想的逻辑澄清，即对这些不加以澄清就容易模糊的思想给出明确的界限。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立足于意义确定性的寻求，他认为人们遇到的很多问题，尤其是哲学问题，是由于误解了我们语言的逻辑而产生的。因此，他试图澄清语言的逻辑来指明形而上学对语言的误用。跟以往以构造自己的哲学体系为目的的哲学家不同，维特根斯坦的目的是消解哲学问题，这种全新的哲学形象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逻辑哲学论》中，逻辑分析不仅是维特根斯坦用以整理语言和世界的手段，而是他整个哲学思想的灵魂。在这本书中维特根斯坦集中研究了语言如何表现实在，一种科学语言的构成，以及语言和世界的“界限”等问题，在这些研究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是他的“图像论”。“图像论”贯穿《逻辑哲学论》一书中，它集中代表了维特根斯坦早期哲学的基本思想。

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不是词汇的简单叠加，命题的本质在于语词间的逻辑关联，语词通过命题建立起逻辑上的联系，语言表征意义的功能才能实现。他指出：“命题是实在的图像”。在命题与事实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每个命题都反映某个事实并且反应的方式类似于图像。而语言是由命题组成的，所有的命题就组成了作为整体的语言，因此语言是实在的一个图像。举一个著名的例子，同时这也是维特根斯坦提出图像论的灵感之源。当维特根斯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作战时偶然在战壕里看到一本杂志，上面有一张示意图描述了一场交通事故。维特根斯坦突然想到，所有的命题也像这张示意图一样，是反映某个事实的图像。在他看来，可以将图像当作一个命题，命题与事实之间的关系就是这种图像的关系，进而可以说语言与事实的关系就是一种图像关系。

20世纪初兴起的逻辑实证主义是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哲学的“否定”,深受由摩尔创导的分析方法(语言分析)的影响。作为日常语言学鼻祖和逻辑实证主义主要代表人物的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即作为语言分析的逻辑分析,并在《逻辑哲学论》中进行了详尽阐释。《逻辑哲学论》提出的七个命题可分成四组:第一组(命题1和2)以逻辑分析方法展现了世界图景和结构;第二组(命题3和4)阐明了思想和命题的图像论;第三组(命题5和6)明示了在逻辑中表达思想的手段是语言;第四组(命题7)则区分了“可说”与“不可说”的界限。笔者以西方哲学史中的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语言学的转向为背景,在简要阐述《逻辑哲学论》与西方哲学转向之间关系的基础上,着重从实践解释学角度解读《逻辑哲学论》,阐释“作为语言批判的哲学应该是实践解释活动”这一核心观点。

一、《逻辑哲学论》中的哲学转向

1.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向

古希腊哲学以本体论问题为核心,致力于探究世界的本原。“一切形而上学(包括它的反对者实证主义)都说着柏拉图的语言。”[1]61《逻辑哲学论》的命题1和2也论述着世界的构成,反映了世界的逻辑构造的逻辑原子主义思想。但传统的世界观认为世界就是物的集合,物和原子均可分,且按照自然科学的观点可以无限分下去,维特根斯坦却将组成世界的元素限定在了“对象”上,相应的事态就是逻辑原子,且认为“对象”并不是各自孤立的,“在事态中对象就像链条的环节那样互相勾连(2•03)”。命题1和2映射的本体论思想和古希腊时期自然哲学家们讨论的本体论已有很大差异,超越了古希腊时期对世界、对自然朴素的态度,超越了古希腊时期对本体论问题的两种解释方式———以某种具体的物质作本原来解释世界和以数作本原来解释世界。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哲学就包含物理学、伦理学和逻辑学等三种知识,前两者属于本体论的研究范围,而逻辑学则属于认识论范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分别从自然哲学和道德哲学中分化,加之近代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和实证主义的影响,近代西方哲学排斥对形而上学的研究,这就导致了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心理学和逻辑分析的方法较多被采用,分析和归纳成为近代认识论的关键词。《逻辑哲学论》的命题3和命题4提出的图像论恰好反映了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这两个命题提出了关于思想和命题的图像论,阐述了关于事实、逻辑图像和思想的关系。思想被看做是事实的镜子,因为事实的逻辑结构就反映在思想中。维特根斯坦指出事实存在于逻辑空间中,而不是存在于现实世界中。“每个事物都像是在一个可能事态的空间里。我可以设想这个空间是空的,但是我不能设想没有这空间的事物(2•013)。”其中的现实世界和可能世界的关系怎样?逻辑上的可能世界如何才能达到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如何才能在现实世界中寻求知识的确定性?必定有一种连结可能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共同的东西。维特根斯坦认为这种共同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思想,而思想又是在逻辑空间中的活动,所以现实世界中的图像是由逻辑形式为我们所认识的。我们都是根据逻辑在思想,“我们不能思想非逻辑的东西,否则我们就必须非逻辑地思想(3•03)”。维特根斯坦的图像论阐释了思想以逻辑为工具对事实的把握,它用图像来联系事实领域和命题领域。“图像就成了区分真正的命题与似是而非的命题的标准,它为命题与非命题划定了界限。”[2]438

2.从认识论向语言学的转向

西方哲学经历了古代强调对客体世界本原进行探究的本体论时代、近代强调对人类认识的本质、结构及其相关问题进行追寻的认识论时代,以及当下强调对作为认识工具和思想表达形式的语言进行探究的语言学时代。“当今各种哲学研究,都涉及一个共同的研究领域,这个领域就是语言。”《逻辑哲学论》命题5和6强调了语言和命题是思想表达的手段。维特根斯坦将全部哲学问题归结为语言的问题,“全部哲学都是一种语言批判(4•0031)”。此论述实际隐含了西方哲学由认识论向语言学的转向。在自然科学领域,由于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出现,物理学由宏观领域转向微观领域,导致物理学传统范式“解题能力”的弱化。认识论困境部分导致了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我们理解和表达思想的方式只能是语言,我们在谈论思想时其实是在谈论语言,所以语言必须符合逻辑。“在语言中不能表现任何‘违反逻辑’的东西,就像在几何学中不能用坐标来表现违反空间规律的图形,或者给出一个并不存在的点的坐标一样(3•032)”,否则就会出现歧义和理解混乱。在罗素的导言中就明确提出:“传统的哲学和传统的解决是怎样由于符号系统原则的无知和对语言的误用而产生出来的。”[3]3维特根斯坦把传统哲学的错误看做是错误地使用语言的结果,因此《逻辑哲学论》就是要通过解释日常语言的逻辑缺陷表明传统哲学的错误根源。所以解决哲学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理清语言自身的逻辑与日常应用。只要语言符合逻辑就可以通过它找到知识的确定性。“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5•6)。”要在哲学研究方法上进行逻辑主义的思维,必须将传统研究方法从“主观”转向“客观”,即从主观的思维逻辑转向客观的语言逻辑。

二、实践解释学的方法论意蕴

国内学者俞吾金强调了马克思“实践”概念的理论穿透力,认为马克思在解释学领域中发动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这一革命的“主旨是确立实践在人的全部理解和解释活动中的核心作用”[4]5。实践解释学不同于解释学哲学、哲学解释学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解释学等范畴,实践解释学以实践取向的唯物主义为背景,建立了世界和人的“意义性”关联和“解释学关联”。它是实践的、历史的、批判的、总体性的解释学方法,“使语言、文本、结构、观念通过实践向生活、历史、人、现实开放,形成语言与生活之间的解释学循环、文本与历史之间的解释学循环、结构与人之间的解释学循环以及观念与现实之间的解释学循环”[5]47-50。哲学是一项澄清思想的实践,而语言又是表达思想的手段,可以说,哲学是一项澄清语言并使其有意义的实践。既然如此,理解和解释在此过程中就不可或缺。而要避免误解,解释学在澄清思想上又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正如法国解释学家保罗•利科尔给解释学下的定义,“解释学是关于与文字相关联的理解过程的理论,其主导思想是作为文本的话语的实现问题”。施莱尔马赫也认为,“哪里有误解,哪里就有解释学”[6]41-45。在他看来,“误解是普遍的,而解释是避免误解的艺术,理解需要解释规则系统的帮助,排除误解,达到正确的理解”[7]113。实践解释学把对象和现实看做是主体实践的结果,对象和现实的“属人意义”必须通过实践活动来得到理解。由于语言是一种特殊的实践,所以这种辨证唯物主义观点为我们理解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语言提供了很好的分析工具,使得语言批判具有了实践解释学意味———我们可以对“可说的”进行基于实践的解释,对“不可说的”进行基于实践的理解。解释和理解的区分导源于J.德罗伊森的《历史概论》(1858)和狄尔泰《精神科学引论》(1883),它在抵制自然科学方法的背景下提出,凸显了人文科学的独特视域,对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解释学具有启发意义,且对我们分析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批判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摘要：近年来，关于译者地位的变化的研究备受翻译界的关注，从哲学发展和语言哲学的角度论述译者地位的变化。随着哲学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20世纪哲学的语言转向，都影响着翻译中译者地位的变化，译者从最初的隐身状态到主体性，再到主体间性。由此可见，哲学的发展对于翻译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语言哲学 语言转向 译者主体性 主体间性

近年来，关于翻译中译者主体的研究越来越多，从主体到主体性，再到主体间性以及最近一些关于中文译文与原创中文的对比研究，都体现了翻译界对于译者主体地位的变化和研究。但从其本源上看，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理论的发展和西方哲学思潮的演变史分不开，息息相关。本文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对翻译中译者的地位变化进行探讨。

一、哲学的发展阶段

阿佩尔曾经这样总结西方哲学的发展：古代哲学关注的是本体论，近代关注的是认识论，20世纪则转为语言论。本体论关注的焦点是“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什么是存在？”在这个阶段，多数人认为语言不过是人类重要的交际工具，是区别于人与动物的最重要的标志。例如，索绪尔认为“语言就是表达思想的符号系统……只不过语言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萨丕尔认为“语言是纯粹人为的，不是本能的，凭借自觉地制造出来的符号系统来传达观念、情绪和欲望的方法。”认识论时期哲学家关注的焦点是人的思维和认识，开始关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要确定哪些是能认识的，以及怎样认识的，因此渐渐意识到语言对于人类来说不仅仅是工具那么简单，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的思想和文化。20世纪哲学研究出现了语言转向，语言哲学家关注“语言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可以看做一种进展，我们不再判断什么东西存在，而是通过人类如何认识世界来确定什么东西存在。沿着这样的路线，语言哲学也可以被当做一种进展：我们在何种“意义”上认识存在―而意义的首要载体就是语言。所以，阿佩尔主张哲学归根到底是对语言的思考。

二、译者地位的相应转变：从隐身性到主体性、主体间性

早期翻译活动及对翻译的认识，从一开始就有哲学的特征，受哲学发展的前两个时期的影响。众所周知，早期的翻译基本都在宗教领域，主要集中在对《圣经》的翻译。由于当时对宗教的顶礼膜拜，《圣经》的内容及形式都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绝不容许修改，以宗教的权威来压制译者的主体性，迫使译者完全“忠诚”于原文，译者成了原作者和原文本的奴隶。追求的也是“文本意义”（即哲学上的物质及存在），完全忽视译者，译者不过是一个传声筒，是隐形的。

20世纪，西方翻译史上出现了诸多学派，其中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兴起对翻译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主张文本的意义是来自语言内部的结构，是确定的，具有客观性。因此，翻译被当做一种纯语言的实践，要求原语与译语对等，“忠实于原文”，可见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观是建立在消除文化差异和译者主体性的基础上的，过分强调文本的客观性。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也是对译者主体的排斥和否定，传统翻译以此为基础，必然会导致译者的主体性遭到抑制。而到了70年代，西方出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它不仅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空间，也将翻译主体研究纳入到译学研究的范畴，而译者的文化身份等社会因素以及主体性问题也成为其中重要研究课题。

历史语境主义 （Historical Contextualism） 作为当今西方思想史研究，尤其是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主流方法之一，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在西方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其影响不仅存在于思想史研究领域，而且更重要的是对于哲学史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斯金纳将20世纪语言哲学的成果引入了思想史的研究中，形成了独特的解读历史文本的方法。

一、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方法及其方法论基础

在斯金纳看来，研究思想史的主要任务就在于弄清文本的作者通过其文本究竟想要做什么，但对于那些伟大的故去的思想家们，我们永远无法进入他们的头脑中，去弄清他们的真实意图。所以我们需要特定的历史研究的技术，去理解他们的概念，关注他们的区别，领会他们的信仰，并且最重要的就是，尽可能以事物自身的方式去看待它们。正如 《政治的视界第一卷：关于方法》 一书导论部分的标题“以事物自身的方式看待它们”，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方法就是一个力图达到以事物自身的方式看待它们的方法。这个事物就是文本 （tex）t 的意涵 （meaning）。对于意涵这个概念，理论家们众说纷纭，斯金纳将其区分为三种：第一，“在一个给定的文本中，语词或某些特定的词或句子的意思是什么”。〔1〕第二，“对我来说文本的意思是什么”。〔1〕第三，“作者通过其特定文本想表达什么意思”。〔1〕

比起前两种解释，斯金纳认为应当更关注第三种解释，也就是更关注作者的意图 （intension），并且将其与文本的阐释联系在一起，而中间的桥梁就是以言行事效应。斯金纳认为，“理解或者‘领会’任何言说所意欲的以言行事效应，始终是理解言说本身的前提”。〔2〕而任何言说的意欲效应的两大决定因素，其一是言说本身的意涵；二是言说的语境 （contex）t 和时机 （occasion）。“我们应当首先揭示那些我们所感兴趣的言说的意涵和主题，接下来考察言说发表时的论争语境，借以确定它与涉及同一主题的其他言说有着怎样的联系或关联。”〔2〕

具体而言，斯金纳认为任何正式的言说都被意欲为沟通行动，而“任何沟通行动总是针对某些业已存在的话题或主张采取某种确定的立场”，〔2〕当然这些业已存在的话题并不一定是就近的。也就是说，著作家在论述某一问题的时候，他回应的可能是一个很早以前或是其他文化中的问题。斯金纳认为，言说如果不是一个行动，也应当是某种态度，即对某种假定、观点或行动的支持和反对。这些不同的主张能够形成一个“态度网络 （network of attitude）”，并以此验证我们的预设。

除此之外，斯金纳还强调对文本策略的研究，即关注特定范围内的修辞技巧，从而探寻文字破坏或构建人类社会的力量。“我们的生活世界是由我们的概念构造起来的，任何对一种概念的使用进行改变的成功尝试都会相应地改变我们的生活世界。”〔2〕“就像其他的社会力量一样，语言也是一种强制力，它塑造了我们所有的人。……语言同时也是一种资源，我们利用它来塑造我们的世界。”〔1〕所以我们应当关注作者所处时代的一般性话语，而非仅仅关注作为个体的作者，并且“将文本视为对特定话语的贡献，进而发现它们是如何延续、挑战或者颠覆那些话语本身的传统语汇的”。〔2〕

要想真正理解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方法，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弄清其思想的方法论基础。斯金纳认为，其历史语境主义方法可以被总结为维特根斯坦在 《哲学研究》 中的一句话：言语即行为 （words are also deeds），其方法论基础主要有三个：奥斯汀的以言行事理论，奎因、戴维森与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整体论思想以及后现代文化批判思想。其中，后分析哲学的这种整体论思想使得斯金纳将文本的阐释与概念变迁的研究结合起来，“试图通过我们如何运用术语以及在它们之间的关系、与更为广阔的信念网络之间的关系中阐释概念，而非仅仅通过关注这些术语的惯常用法的特定含义”。〔1〕而后现代文化批判思想使得斯金纳注意到文字与语言中的修辞对于权力与语言的关系的揭示，因为“我们不仅运用我们的语言去交流信息，而且同时是为我们的言语要求权利，即引起对话者的情绪，确定对话内容的界限，以及对其它的社会控制实践的参与”。〔1〕但最为根本的方法论基础就是奥斯汀的以言行事理论。

斯金纳认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以及奥斯汀的以言行事理论都提醒了我们具有一种超越于文本本身的维度来帮助我们理解言说以及诠释文本。其中，维特根斯坦告诉我们“不应当孤立地对待‘语词 （words） 的意涵’。我们应将注意力集中在具体的语言游戏 （language－games） 和特定生活模式中更为一般的语词的使用”。〔2〕

摘 要：本文从语言学的角度评介了维特根斯坦、蒯因、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几位语言哲学家的语言观，认为语言学的研究应该多汲取哲学研究的成果，在此基础上创建能够产生新思想、新方法的中国语言学理论，语言教学应该改变单纯工具论、实用论的目的，重新认识语言的作用和价值。

关键词：语言学 语言教学 西方哲学 语言观 评介

一、引言

现代西方哲学家通常把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发生的从认识论研究到语言哲学研究的转变，称为“语言的转向”，并把这种转向看作哲学中的一次伟大变革（涂纪亮，1993）。语言问题在20世纪的西方哲学中占中心地位，这一点毋庸置疑。西方哲学为什么把哲学研究的本体转向语言，转向的动因何在，这一问题引起诸多学者的思考与讨论。基本共识有二：其一是哲学的研究对象发生了危机，需要更换；其二是语言最适合作为研究的对象。虽然西方哲学家对语言的研究代替了对认识的探讨，实现了哲学研究的语言转向，但是哲学家的语言研究与语言学家的语言研究还是有很大的差异。从表面来看，哲学家倾向于探讨大的理论问题，语言学家倾向于对语言的精确描写；从渊源关系上来说，语言学是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门学科，因此语言学家对语言的研究更具体。究其本质，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对“什么是语言”这一基本问题的看法就存在分歧。另外，哲学对于语言教学的启示和作用是有目共睹的。正如李晓红（2015）所言，语言哲学的每一次发展都给语言学打上了烙印，不仅丰富和发展了语言学理论，而且还拓展了语言研究的领域。语言教学从语言哲学中也可以汲取丰富的养分，因为语言教学本身包含着对“人”的教育。语言教学走向系统的哲学思考和文化建设是明智的选择，缺乏理论视野的语言教学是没有生命力的；从语言哲学的视域来反思和改革语言教学，必将扩展语言教学的学术视野，提升其哲学研究的层次和境界，促进语言教学的哲学转向。

本文挠镅匝Вò括语言教学）的视阈对几位西方哲学大家的语言观加以评介，汲取语言哲学的思想精华，藉此思考中国语言学的理论问题，思考语言教学（母语教学和二语教学）的相关问题。

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观

维特根斯坦是举世公认的具有划时代影响的哲学家，他的前后期两种哲学观分别是语言哲学两大流派的代表。他前期哲学的基本前提是认为语言有意义，哲学研究的问题是“何为语言的意义”。他在《逻辑哲学论》中提出意义的图式说，把句子、命题等看作意义的基本单位，在此基础上试图揭示语言的本质及其界限。他认为语言用来直接表达思想，思想则是语言与事实之间的中间环节，语言通过表达思想而表达事实；必须把语言与语言之外的事实相对应来说明语言的性质，强调语言对事实的依赖，反对孤立地就语言研究语言。这一思想其实已经体现在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的核心观念之中。国内从事语言研究的大部分学者基于汉语自身的特点，倾向于接受功能、认知的语言观，因此可以借鉴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理念。当然，这一思想对于语言教学也至关重要。形式与意义的关系一直是语言教学（尤其是二语教学）关注的焦点，理想的教学应该对形式与意义给予同等重视。但是实际语言教学中往往重视形式，忽视意义，导致形式与意义不能匹配，学习者交际能力不足。

维特根斯坦在后期哲学研究中不再事先假设语句具有意义，提出不要问意义是什么，应该重视语言的使用，并且认为语言只有在使用中才能获得意义。他提出：“这种语言是用来在建筑工人A和他的助手B之间进行交流的语言。A用各种建筑石料盖房子：有石块、石柱、石板、石梁。B必须按照A的需要依次将石料递过去。为此，他们使用一种由‘石块’‘石柱’‘石板’‘石梁’这些词组成的语言。A叫出这些词，B则把他已经学会的在如此这般的叫唤下应该递送的石料递上――请把这设想为一种完全的原始语言。”（维特根斯坦，1996）这种语言观不是把语句和语词看作关于对象的表达，而是看作某种按一定规则进行的使用活动。维特根斯坦将我们的语言（即日常语言）称为“语言游戏”：“我也把由语言和行动（指与语言交织在一起的那些行动）所组成的整体叫作‘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1996）。“语言游戏”指语言按照一定的规则在一定的场合中使用的活动，语言、规则和使用的活动是它的基本要素。任何一个语词概念的含义或意义不在于它所意指的对象中，而在于它按照一定的规则与其他语词的组合方式之中。也就是说，语言只有在使用中才有意义，语词的意义就是它的用法。维特根斯坦还认为语言及其功能不只有一种，而是有无数种；各种语言及其功能之间没有共同的逻辑本质，只有“家族的相似”，就如同家族的某些成员之间在身材、相貌、性情、步态等方面交错出现的相似性，这些相似性并不是家族全体成员的共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