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史论文范文精选

【关键词】中国医学史；双语教学；教学效果

医学史是综合医学知识和人文知识的交叉学科，对于医学院校开展人文素质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1］；笔者在讲授《中国医学史》的过程中，运用汉、英两种语言，在教授医学史知识的同时，给学生们创造学习和使用英语的空间，培养他们使用英、汉双语思维并根据交际对象和工作环境的需要进行切换的能力，最终具备跨文化交流能力，树立跨文化意识。通过教学实践，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现总结如下。

1双语教学的目的和意义

1.1培养学生双语思维能力

我们开展中国医学史双语教学的目标是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在更丰富的语言层面上扩大英语实践的时空，培养英语思维能力，同时使用汉、英两种语言进行思维，并能够根据工作环境和交际对象的不同进行语言转变；因而，笔者在课堂上运用英语、汉语两种语言作为教学媒介语，通过双语教与学，课下双语讨论、写文章，进行知识上的交流，使学生们在获得医学史知识的过程中，不断巩固了英语知识。

1.2激励学生

学好中国医学史，增强民族自信心，培养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树立跨文化意识中国医学史是研究中国医药学起源、形成和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在历史的平台上科学地揭示出中国医学的发展轨迹和内在规律；是医学精神、医学思想的载体；是连接医学科学与社会人文科学的纽带［2］。古往今来，一些杰出的中医学家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凝炼出博大精深的医学思想；众多医技高超之人以他们高尚的道德风范彪炳青史。在教与学的过程中，培养学生运用英语讲述前辈医家的光辉史实，如药王孙思邈、医圣张仲景、华佗、扁鹊等，并运用英语撰写评论；激发学生努力学习中医药知识的勇气，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

2教学的策略

关键词：医学史；性别；身体

摘要：美国学者费侠莉(charlotte Furth)的《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1665)》把女性身体置人中国医学史中进行考察，将焦点集中在中医女性身体论述演变的谱系上，并通过对相关的男性的身体、医业分工、医病关系的分析呈现社会性别权力体系与医学话语之间的相互建构。这正是费侠莉著作的独特之处，是她对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的贡献所在。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7)05-0074-03

随着西方女性主义对女性身份差异性的关注，女性主义科学史的研究在以社会性别(gender)为主要分析范畴的同时，也开始注意将女性主体置入具体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在此背景下，对非欧美国家与地区的科学史进行探讨也随之成为研究热点，美国南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费侠莉(charlotte Furth)的《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1665)》(AFlourishing Yin：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960-1665，以下简称《繁盛之阴》)正是当中的代表作，她也因此书而荣获2001年的国际妇女科学史奖。

《繁盛之阴》英文版1999年由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推出了该书的中文译本。除导言与绪论外，全书主体部分共包括8个章节，作者从文化建构的角度追溯了北宋之前至明末这一时期中医女性身体论述演变的谱系，并进而分析了医学史上几个富有性别意义的重要议题，其中包括了男性的身体、医业分工以及不同性别的医疗工作者面对女性患者的医病关系。作者的研究以经典与通论性妇科医书为起点，全书融合贯穿医学史、性别与身体的论述，不但描绘出中医史性别论述的大架构，而且通过医案的比较探索了理论对实际所起的指导作用与执行偏差。大体而言，全书的研究对象含括各个社会阶层，探讨的议题同时兼具医学论述的“内史”与医疗的社会与文化面向的“外史”分析，展现所谓内外史议题之间交互渗透、彼此影响的不可分割性，这样的章节安排也为妇女/中医史建立起宏观性的通史格局，足现本书视野之开阔。

一、中国医学史中身体观的演变

【关键词】湖湘文化；医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CR-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l007—8517（2012）10—0023—02

湖湘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是绚丽多彩的区域文化。有着“山水湖南，人文湘楚”之美誉的湖南，在湖湘医学研究方面，学者们分别对湖湘医家医著、湖湘中医文化、湖湘道地药材和湖湘民族医药等内容进行了整理研究，出版和发表了相关的著作及学术论文，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现将湖湘医学研究近况概述如下。

1　湖湘医家医著的研究

1986-1989年禹新初零星整理了部分湖湘医籍，继而曾勇系统收集了自先秦迄今二千多年来湖南医学著作480种，出土医书14种，及历代正史、野史、地方志书、医史专著、人物传记、笔记杂说等数百卷中的有关内容著成《湘医源流论》。书分渊源、学术、人物、医籍四篇，研究湖南医学源流；由湖南省卫生厅组织专家组编出版了大型中医古籍丛书《湖湘名医典籍精华》，该书精选了湖南历代名医的著作100余部汇编而成，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临床指导意义，内容囊括了内经、伤寒、金匮、诊法、医案、医话、养生、杂录等各方面，涉猎内容十分广泛，堪称湖湘医学之大成。

潘远根按历史发展的进程，探讨了湖湘医学发展的脉络。先秦时期，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医书即可看到湖湘医学的兴盛。其后汉末长沙太守张仲景一部《伤寒杂病论》又为湖湘医学增色。晋唐时期，湖湘医学走入低谷，而后又起于宋元，盛于明清。易法银等收集考证了有关史志、医籍及著述，共录民国前之湖湘名医666人，编著成《湖湘名中医略传》，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取存著作者68人，分“生平简介”、“医籍简介”和“学术思想及临床经验”三部分，以显示湖湘医学的繁荣；中篇按朝代之序辑与民国前湖湘名医有关之史志文献，以示湖湘名医之辈出，下篇将与湖湘中医有着密切关系的《马王堆医书》、医圣张仲景、炎帝神农氏、药王孙思邈作一概述。张璐砾收集了散落的文献，探讨了刘月恒《生草药性方谱》的学术特色。万胜等认为湖湘中医文献具有历史悠久、著述浩繁、内容丰富、收藏分散的特点，是湖湘中医学术继承与创新的基础，并对当代湖湘五大名医李聪甫、刘炳凡、夏度衡、谭日强和欧阳锜的学术思想进行总结。

在湖湘医家妇科学方面，魏飞跃等选取清代湘籍医家妇产科代表作中的实例，挖掘出医家们不仅具有在治疗上强调护胃健脾、处方时师古意而用药灵活、善于通过“随症用引”，而且其著作常以注重实用、要言不烦见长。在湖湘医学伤寒论研究方面，刘仙菊通过文献整理，提出了“湖湘仲景学说”的概念，认为湖湘大地为仲景学说的发祥之地，亦是湖湘仲景学说的起源之地，湖湘医家在注解《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时精究考据，尊重经旨，提“相体辨治”，完善体质学说。

2　湖湘医学文化的研究

摘 要：研究医者，考察其身份、社会地位及历史定位的变迁，极具学术意义。宋代医者群体研究愈发受到重视，其中宋代儒医的研究又为重中之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多，同时也待学者进一步深入研究。

关键词：宋代；医者群体；儒医；研究综述

一、宋代医者群体的研究

从历史角度考察，宋代的行医人员与当时的“医人”、“医生”（龚延明：《宋代官制词典》，中华书局，1997年，第285、286页）均有所不同，欲以宋代行医人员为中心进行研究，“医者群体”的称谓应当是概括比较全面，比较恰当的。

陈邦贤先生在《中国医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的“绪言”中就提到医家地位研究，论述基本上以传统杰出医者为代表与医事制度之演变为重点。庄佳华的《试论北宋医者的社会地位之转变》（硕士论文・国立台北师范学院・1994年）一文认为在北宋时期，由于皇帝的重视，在“以医药施行行政”与“抑巫扬医”的治国政策下，士大夫求医观念改变，医者的社会地位相对提高。但文章的时间仅限于北宋，而且关注较多的是士大夫阶层情况。杨小敏的《宋代医者群体若干问题研究》（硕士论文・河北大学・2011年）一文主要按照医者内部社会阶层和认识意识的不同，将宋代医者群体分为一般医者群体和特殊医者群体两大类，前者包括宫廷医官、地方医官、军医和民间医人，后者则包括巫医、僧医和道医。并基于宋代医事制度的革新特点，分别阐述了各医者类型对古代传统医学发展的正反两方面作用。然而，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人们的认识中仍然存在大量的误区与盲点，不论是在上层社会还是下层民间、京城重镇还是乡野僻村，巫医、僧医、道医之类，因具有存在的历史空间而不可能清除。最后，文章在梳理古代医药学发展变迁的前提下，尝试从官方医学的繁盛、民间社会的忽视、炮制药剂的流行和文化溯源的惯性四个方面，概括了现代社会舆论中缺少宋代脍炙人口的医学家的历史原因，体现了宋代医者群体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明先生著《南宋时期浙江医药的发展》（中医古籍出版社，2005年），书中第四章“医药学家及著作”，整理了诸多南宋时期浙江地区医药名家，反映了浙江医者群体及医药水平的发展状况。

二、宋代儒医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儒医的形成，陈元朋所著《两宋的“尚医士人”与“儒医”――兼论其在金元的流变》（台湾大学出版社，1997年）阐述了宋代的医事制度与士风医俗，分析了宋代士人“尚医风气”的形成原因、特点及“儒医”概念的出现时间，为研究儒医问题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宋代的儒医――兼评Robert.P.Hymes有关宋元医者地位的论点》（《新史学》，1997年第6卷第1期）指出“自宋以降，‘儒医’逐渐成为医学传承的主流，这类医者大多具有儒学的根底，他们注重对医学经典的研读，其行医作风也多合乎儒家的道德标准，与那些仅凭数张药方或几味单方便为人疗疾的医者，有本质上的不同。”张莉《宋代儒医研究――兼论宋代的“抑巫扬医”》（硕士论文・湖南大学・2008年）指出宋代儒医现象的形成是内外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外因方面，皇帝们对医学的重视以及朝廷一系列“扬医”政策的实施，印刷术、出版业的发达，儒生入仕的压力，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民间巫医、庸医等诸多因素，促使习医的儒生越来越多。在内因方面，医学和儒医发展到宋代，关系更加巩固。外因为儒生尚医、习医提供了各种条件，内因影响着儒生们对医学的态度。在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宋代儒医现象形成。此外，陈艳阳《宋元时期医学队伍的组成特色》（浙江中医杂志，2003 年 1 月）、徐仪明的《论孟子“仁术”说对北宋儒医文化发展的影响》（《史学月刊》， 2002年第11期）、贺圣迪的《论儒医的形成与特征》（《上饶师专学报》，1999年第5期）等文章也有所涉及。

儒医的定义，薛公忱在《论医中儒道佛》（中医古籍出版社，1999年）中对儒医问题进行了多方面论述，他把“儒医”狭义定义为宗儒、习儒的医者和习医、业医的儒者。这个定义初步表明儒医群体内的成员不仅仅有崇尚医学、习医的儒生，也有弃儒为医成为医者的儒生。形成儒医的两个主要方式，是从医者提升为儒医和从儒生转变为医者，这是对儒医的高度总结。李良松《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认为：儒医，从广义上来说，可以说是掌握医学知识和医疗技术的文人。他们或是弃儒从医，或是儒而兼医，或是知医而自用。”他认为文人掌握一定的医学知识和医疗技术就可以被称为“儒医”。这个表述比较完善，基本上可以概括各个时期儒医现象的基本特征。

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的发展前景日益清晰，主要体现在以中医各家学说、中国医学史、医古文、中医文献学为核心的课程分化重组，以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与中医医史文献研究所、中医院校图书馆的机构整合，特别是以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计算机信息技术、网络智能融合为基础，融汇自然科学、传统文化、现代文化、人文社科等多学科知识系统、协作系统的形成，将为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的发展开创崭新的未来。

课程分化

课程分化主要是《中医各家学说》、《中国医学史》、《医古文》、《中医文献学》等课程为核心的分化。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中医文献学概论》入选山东省省级精品课程，《中医药信息工程学》、《医学信息学》等6种教材入选教育部“十一五”规划教材暨新世纪高等医学院校创新教材[1]。河北医科大学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作为副主编单位的《中外医学史》(全国中西医结合专业规划教材)，已在全国医药院校中西医结合专业广泛应用，还参编了全国规划教材《实用中医信息学》，创新教材、精编版教材《中医各家学说》和《中医医案学》，并开设了《中医信息学与中医科学数据整理》、《中医信息学与中医科学临床数据整理》、《中医信息学与中医期刊数据整理》和《中医信息学与中医古文献整理标引》等选修课。

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根据不同的目标群体对课程进行了整合与分流，改革并丰富了医古文课程，将单一医古文课程拓展为以医古文本体课程为核心，以面向七年制、本科生的《古汉语通论》、《中医古籍训诂》等拓展型、提高型课程为重点，以面向留学生的《医古文基础课》、《中医汉语》，以及面向本科生的《诗经概要》、《古代文化名著赏析》等外向型、发散性课程为补充，融合古汉语、训诂、目录、版本、音韵、中医文献等在内的中医特色系列课程，并编写、出版了相关讲义和教材[2]。

机构整合

机构整合主要是中医药院校在中医医史文献相关教研室整合的基础上，与中医药院校相关科研机构、中医药院校图书馆、医史馆、博物馆的整合。

辽宁中医药大学就是以中医医史文献研究所为依托，包括两个教研室，覆盖医古文、中国医学史、中医文献学和中医各家学说4个三级学科和中医文献数字化研究室，构成了体系完整的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体系，其“中医文化研究中心”为辽宁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医史教育博物馆”为辽宁省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科普基地[3]。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以中国医学史教研室、各家学说教研室、医古文教研室(包括中医文献信息室)为核心科室，以中医文献研究所、中医药博物馆、校图书馆为依托，并吸收中医基础理论、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多个科室以及文献研究所的教研人员参加，使科研实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4]。

河北医科大学为增强图书馆的活力，发挥中医文献研究所和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医史馆的作用，正在酝酿图书馆、中医文献研究所、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医史馆的整合。

河南中医学院2004年开始增设了预防医学专业,至今已有5年多。《中国医学史》是预防医学专业的基础课之一,在多年的教学实践过程中,笔者每次介绍中国医学的发展过程时,都会有学生提出“西医学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这一问题。由于预防医学专业的学生所学西医课程与中医课程比例为7∶3,西医学课程所占比例大于中医课程,提出这一问题是很自然的事。为使预防医学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更加合理,不仅掌握中医的发展历史,而且对于西方医学发展的过程,特别是对中西医预防医学思想、方法等内容的历史学习和掌握,我们针对中医院校预防医学专业的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对《中国医学史》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了改革,并尝试在2007级、2008级本专业进行授课,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1精心设计教学内容针对中医院校预防医学专业的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根据教学时数,对医学史的课程内容进行了总体设计,按照中、西医学史两条主线展开。为此,我们对教材进行了重新的选取,用张大庆、和中浚主编的全国统编教材《中外医学史》。这部教材的特点是用断代的方法记述了不同时期的中国医学和西方医学的发展历史。预防医学专业的学生不仅掌握中国医学史,而且掌握世界医学的发展史。了解两种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背景和影响因素,使学生的知识结构进一步完善。

2注重中西医学史的比较在授课过程中,对中西医的一些重大问题开展比较研究,在比较中,进一步掌握中西医的不同,掌握他们各自的特点和优势。

(1)形成过程的比较。哲学是中医学的灵魂,中医学在临床经验的基础上,在哲学的指导下形成了中医理论框架。理论上是医理、哲理、伦理的结合,实践中是医疗、护理和预防的结合,这些基本上代表了中医学的主体特征和特色。此外中医学还受到古代自然科学成就的影响。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中医学,尚有笼统、模糊、思辨的特征,如分析思维薄弱而偏重直觉体悟,重视功能而轻视实体,注重整体把握而疏于微观分析等。西医学属结构医学,诞生在200多年前,起源于古希腊和罗马早期,起初和中医的思维方式大致近似,但希腊文化中没有创造出象中医学这样的传统医学。只是到了17世纪以后,欧洲在生产力、科学文化各个方面有了空前巨大的发展,“文艺复兴”时期先进思想和逻辑思维的模式为西医学奠定了理论基础。西医学受发展中的自然科学影响较多,每一次医学的重大成就都与自然科学的新发明、新创造紧密相连。

(2)在思维方法上的比较。最能体现中医特色、中医理论体系中最根本的思维方式是取象比类。形成科学理论的一般方法上,西医总的特征是公理化的逻辑推演加实验系统,中医总的特征是取象比类的思维模型加经验系统。[1]

3突出中西医预防医学史在具体授课时,针对中医院校预防医学专业的特点,突出中、西医预防医学史的讲解。使学生掌握中西医预防医学是如何产生、发展起来的,有哪些具体方法和措施。中医的预防医学思想早在《黄帝内经》中就有,就提出“治未病”的思想,后来在其发展过程中,其预防方法多姿多彩,中医预防疾病包括在中医养生学中,中医养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预防疾病,除预防疾病外,还包括延缓衰老,增强智力,调适心理,美容养颜,提高性生活质量,促进人与自然、社会的协调能力等功能。比现代的预防医学内容更加广泛,技术更加多样。常用的预防疾病方法有中药、针灸、推拿、人痘接种术等。西医防病健身的角度主要在外部,虽然西医同样主张人的自我养护,但是它关注的主要问题却是影响人体健康的外部因素。如研究环境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因素及其相关规律,必须避免或去除对人体健康特异性的有害因素。从这个思路出发,西医努力寻找和发现致病因素,不断建立着相关学科。西医发现了致病的细菌,就有了对抗细菌的防疫学;发现了环境中的有害因素,就有了与之对抗的环境卫生学,发现了营养与人体健康的关系,就有了食品营养卫生学[2]。西医的预防医学依然是采用还原方法,不断寻找着特异性的影响健康的因素,又不断找到对抗这些因素的方法,并为人类健康服务。

4采用多种教学方法保证教学内容的实施在有限的教学时数下,除了课堂教学之外,结合采用多媒体教学和参观博物馆等形式,保证教学内容的实施。本门课涉及面广,中国医学史和世界医学史的内容相当丰富,为了增强教学效果,在一定的时间内讲授更多的内容,扩大信息量,笔者制作了多媒体课件。一方面,形象直观,增强学生理解,激发兴趣,启发思维等;另一方面有利于学生获得更多的教学信息和最佳学习效果。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还带领学生们参观医史博物馆或相关博物馆,增强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加深理解,保证教学内容的顺利进行。通过预防医学专业《中国医学史》教学内容的改革,采取中、西医史同时学习,突出中、西医预防医学史的教学方法的探索与实践,改善了预防医学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有利于更好发挥中西医预防医学的特长和优势,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教学质量,为进一步地学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摘 要：河南，地处中原腹地，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在这片土地上，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底蕴，造就了历朝历代各行各业的优秀人士，医学也是如此。特别是宋元时期，河南出现了许多有影响力的医家，他们在中国医学史的发展上起着重要推动作用。宋代以降，随着经济中心的南移，南方医学迅速崛起，如荆襄医学、吴中医学、福建医学等。近代以来，学者们对南方医学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尤其侧重于江南地区，而对于而对北方地区，特别是明清时期河南医学的研究则不够全面，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明清时期河南名医作简要介绍。

关键词：明清；河南省；名医；概况

20世纪中叶，随着“新史学”的崛起，医疗社会史作为其重要分支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其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成果和讨论会议不断增多，新的视角和方法不断被开辟和运用。但在这些研究队伍中，对河南医学史的研究却寥若星晨。因此，笔者试图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上对明清时期河南名医进行简单梳理。

明代，河南医家中在医学上颇有建树的唯有李濂。据《明史・李濂传》载：“李濂，字川父，祥符人。举正德八年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授沔阳知州，稍迁宁波同知，擢山西佥事。嘉靖五年以大计免归，年才三十有八。濂少负俊才，……，既罢归，益肆力于学，逐以古文名于时，其著述甚多。”在文学、史学、方志学及医学方面均有研究。据其自述：“（长兄）洪习医，（二兄）淳服贾，濂谫薄不类，赖族考庇荫之休，少举进士，三为下大夫”。李濂并非专门医家出身，但由于家学渊源和医风熏陶，加上深厚的文史知识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因此，他对医学的贡献无愧于“金钟李氏”（李濂先祖曾治愈皇太子痉病，上欲封之为太医丞，因固辞不受，乃赐金钟，于是四方之人都称其为“金钟李氏”）。李濂所撰《医史》10卷，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名医传记类著作，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尤其是后五卷，其所撰的《张仲景补传》《王叔和补传》《启玄子补传》《王履补传》《戴原礼补传》等篇，其文献价值更高。此外，其著作还有《幼科类萃序》《续医说序》《陶节庵伤寒六书序》等，由此亦可证明李濂对我国医学的传承所做的贡献。

清代医学的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的特点。这一时期的医家在清廷的高压政策下，埋头于对历代医学典籍的整理、点校，这对我国古代医学史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作用。此外这一时期医学分工更加明确，温病学、解剖学、针灸学、药物学等各自形成了独立的体系。此时的河南籍名医主要有吴其浚、杨栗山、李守先、龙之章、王燕昌等人，吴其君（公元1789―1847年）河南固始人。1817年中进士，在翰林院任职期间，就曾博览群书，收集资料，后在各地任职期间广泛搜集植物标本，绘成图谱，最终著成我国第一部植物志巨著《植物名实图考》。本书共38卷、收录植物一千七百多种，分为谷、蔬果、木等十二类，每种植物的形状、性味、产地及功能均有详细记载，并附有插图，以便识别。此书对历代本草医籍中的错误之处也给予了纠正。吴氏的医学著作除《图考》外，还有《植物名实图考长编》22卷。此书为《图考》的前身，载有植物七百多种，也是一部具有较高价值的药用植物学专著。此书出版后曾流传至日本、朝鲜等国家。德国人依・布来斯耐德在其所著的《中国植物学文献评论》中，对吴其君的著作有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图考》的绘图相当精准，“其中最精确的，往往可赖以鉴定科和目”。明清时期南北方瘟疫频繁，明代医者通过调查研究对治疗瘟疫提出过较为系统全面的主张，清朝中期，出现了专门的温病学者，杨v便是其中之一。杨v（公元1705―？年）河南夏邑人，自幼天资聪慧，能诗善文，清乾隆年间被选为贡生，然而在之后的考试中却屡试不第，逐改习医学，有感于世人不能明辨温病与伤寒，于是他便对伤寒及温病进行深入研究，终著成《伤寒瘟疫条辨》。该书共6卷92册，书中明确指出了瘟病的由来是因“杂气由口鼻入三焦，怫郁内治”的理论。该书还将温病和伤寒各分为一门，以其各自的病因、脉症，用不同的方法和药物治疗。从此伤寒和温病成了两种不同的医科。该书的发行使几千年的温病得到了有效治疗。针灸学家李守先（公元1736―1798年）河南长葛人。少时即自学针灸，苦练六年而成。约五十岁时，邑中疟疾流行，李氏施术救人，医活众多，时人皆称之为神医。李氏晚年结合自身的临床经验以浅显易懂的形式将其医术撰成《针灸易学》二卷，上卷包括针灸源流、手法、认证三部分，重点介绍针灸方法及要穴的应用，下卷主要论述穴位及治疗方法，列有十二经图、十二经穴、奇经穴名等。全书图文并茂，简明易晓。是一部较实用的针灸学著作，对初学针灸者有较多的参考价值。

以上所述，仅为明清时期河南籍部分医者的基本概况，一些医家、医著、医事由于资料及篇幅有限，逐未作介绍，惟待以后通过查阅更多史料继续挖掘、研究。

参考文献：

[1]（明）张廷玉.明史・李濂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作者：王力钢 单位：第三军医大学人文社科学院

一、将历史的视角纳入对现代医学模式的理解中

从1977年恩格尔提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以来,这种现代医学模式受到医学界的广泛认同,专家、学者对其理论意义及临床指导、医学教育的实践价值进行了通过思考和讨论。但笔者深入考察相关文献,发现对这一现代医学模式的理解中存在一定局限。

(一)对现代医学模式理解的不足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是系统思维方式的产物[1]。对它的理解往往采取的是全面性这一静态视角,而忽略了系统的演化性这一动态视角,前者集中关注系统要素之间、要素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后者则以系统在各要素与环境作用下的动态演化为关注重心。这就意味着,系统思维方式中实际应包含两个维度:全面性维度与历史性维度。但遗憾的是,当人们用系统思维方式去理解事物时,往往只注意到前者而忽略了后者,在思考医学模式问题时也是如此。

(二)关于历史的视角

历史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以历史为研究对象的思想家很多,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马克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本质上就是一种历史理论。虽然“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历史'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模糊不清的”[2],但通过深入分析,会发现在马克思那里,历史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是历史进程,泛指事物的一般发展演进过程,其主体可以是自然、人类社会和人自身,因此就有自然史、人类社会历史、人及其思维的发展史;二是历史活动,特指人类社会活动,也就是实践。现实的人类活动总是具体的,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因而是历史的。在此基础上,唯物史观的最大特色就是用历史活动来解释历史进程。一切历史进程,不管是有关自然界还是有关人类社会或人自身的,归根结底都根源于人类的历史活动(社会实践),只有从历史活动出发才能解释历史进程。这一论断不仅适用于人类历史,也适用于自然史。马克思用“人化自然”的概念将自然史、社会史和人的历史统一于人的历史活动之中。

二、从唯物史观出发解读现代医学模式的演进

文章编号：1008-6919（2006）10-0065-02 中图分类号:R2-0 文献标识码：A

关键词：中医学/科学 历史 趋势

科学是关于现实本质联系的客观真知的动态体系，是对绝对性或神性的渴望。客观真知是由特殊的社会活动而获得的和发展起来的，并由其应用而转化为社会的直接实践力量，它要由客观实践反复检验，而后者又要客观真知（即科学理论）反复论证。历史学就是一种根据结果析解它发生的过程的研究。许多历史的反思与理论的突破都是在科学精神的大旗下完成的。

中医学植根于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土壤，古代哲学对中医影响很大，传统科学文化的实用理性价值观，使古代科学理论哲学化和科学研究技术化，古代哲学只重生活上的实证悟而不重逻辑的论证。中医先定经典著作于一尊，历代围绕它做“经典”式引申而预成化，经学化这对理论统一规范化有积极作用，而源自一家的学术争鸣促进了中医理论向规范化系统化发展，形成了完善了反映中医理论构建及其总特征的医学模式，它是中医学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水平的映证，其先进性时代性对中医学发展有巨大推力并使之长盛不衰。文化的传播，使邻国医药学（如汉方医学）发展，也影响了本国其他民族医学。西学东进后，科学意识理性精神的倡导使中西汇通学派思潮涌现，中西医结合，中医现代化等争论热点升温，中医观点部分被科学阐明，但很少有新的系统化理论，庞大的中医体系仍树状分枝而屹立，天地人三维模式也没变换。

东西文化的融汇，产生了启蒙主义，带来了科学的昌盛与革命。或许受中国文化的启示，本世纪产生了相对论，量子力学等，但丝毫设改变牛顿一拉格朗曰一哈密顿经典力学的内容，只是使它的使用范围有所限定，这些理论是在19世纪科学的描述性成果的基础上取得的。伴随现代科技，西医学出现许多分支学科，并不断丰富发展，形成生物心理社会模式的转变。在古代，科学与哲学混同为大统一的自然哲学与社会哲学所统属，自然科学只是神学的婢女。当今自然哲学（不是唯心的）仍是科学哲学的补充，科学离哲学越来越远，除关于相对论和测不准科学原理的哲学探讨外，哲学对科学的干预是灾难性的。

科学是很综合的文化，在中国更是如此。不同的层次观文化观历史观对科学方法的崇奉有程度上的差异。传统领域都有凝聚性且处于近饱和的类似状态。科学的发展是信息积累的一种特殊的链式反应，它可能具有一浪高一浪的性质，或是一时衰减停息的过程。科学史表明，先经验后理论的发展方式是迟缓的，能否有一个共同遵循的“规范”是一门科学成熟的标志。20世纪科学中很多大进展是与某些或明或暗的统一化趋势相关的，科学与理论在分与合的对立统一中发展。脱离科学技术与经济部门的整体水平哪门科学技术都难发展，工程技术不正改变着中医模式。近百年来，西方医学或各种文化思潮不断冲刷着中医的阵地岸堤，并有淹没的危险，结核病曾是中医棘手也让鲁迅感慨的病，近年来又呈高发态势，耐药问题等似乎近期难以解决，多种传染病又死灰复燃。一场SARS的中医阻击战，让人为之叫好，赞叹之余，不禁发问：中医治病的思想非常先进，其阴阳运气术提前预报SARS等疫病是否经得起推敲重复？某些疫病当代医学都难以作为，而中医确能快速实用有效？关于阴阳五行的科学内涵曾获国家资助奖励，深入细致的研究从未间断，中科院院士数学家吴文俊却说阴阳五行没有科学的影子连伪科学都谈不上，简直是反科学。中国的阴阳五行说《易经》是阻碍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近年来阴阳系统论的阐述，经络的经典溯源，神经反射学说，攀登计划等以及方剂的实验研究交相辉映，折射出注释学，现代科技方法手段等对中医的研究已呈现多样化，即使不能得出满意明确的结果，伴随而来的多种副产品，也能使人开拓思路，知识创新，好的方法仍需拿来，应用时可以产生多种结论，历史与经验和科学的研究表明人体是复杂的开放巨系统，如何选择参照点就成为焦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与上帝相连的，有不少自相矛盾，除了美国的空间实验验证外，国人也对它做出质疑等，但无人回应，能超越它吗？不论是用生物模式，人文科学对中医做什么尝试，都将是一种观念方法的运用实验注释，也必将产生多种理论观念，质疑（如天人相应已遭学人的质疑）与价值经济等问题。如今生物时代的到来，信息技术和各种实用或尖端科技的发展，都将对中医的文化观，价值观产生新的影响，人体实验不仅仅局限于（传统）中医养生家、修炼者（有人说中药方剂是历经无数人体试验试的结果，但其真实安全性已遭质疑），凡关注人类健康和疾病的科技手段、团体力量都将考与，由学术争鸣引发产生的共同和不同的参照标准（系）如对疾病的认识或科学真理观，也将影响一门学科或新学科及其文化价值观的兴衰结局，道变人亦变，经验的科学的历史都存在着新旧划分，推陈出新中的肯定否定、思维惯性、扬弃、模仿、吸纳实用创新等观念，也将影响着中医的未来趋势。有人预言，现代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性、协同性结合将导致新的科学革命。

爱因斯坦曾说过两段互补的话“纯粹的逻辑思想不能给我们关于经验世界的知识；一切关于实在的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又终结于经验。”“我们现在特别清楚地领会到，那些相信理论是从经验中归纳出来的理论家是多么错误呀。甚至伟大的牛顿也不能摆脱这种错误（我不作假设）。”中科院院士何作庥则认为归纳法与演绎法辨证地统一，才是完整的科学，面临多元文化的挑战，愈是民族性愈有国际性，我们不仅要反思曾为中医学带来大发展的模式形成的社会，历史、文化和医学背景，还要增强开放突破超越与大医学意识，从基础理论着手如对经典理论的逻辑推敲重新诠释，而不仅仅是先人为主，断章取义，信奉教条，注重微观分析上的宏观综合，标新立异，那么，充满时代气息的中医学才能沿历史轨道不断发展前进。

科学家泰德・纳恩讲将科学看成是永恒地追求动态观念，是一种创造过程，并由积累起来的部分知识构成，而这些科学经验和见解，又促进新的观念不断得到发展，从而导致产生新的经验和见解。处于转变中的世界里，学会质疑，才能发现问题（如历次攀登计划、费伦教授的发现与经络原涵义的异同、古今中医学各种概念、流派学说的产生、衍变等等）、制度或是规则、传统才能被完善和发展。如果说历代流行病的发生和应对实践总结是产生各家流派学说的主要历史起因，那么当今被一些人当作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医处境也将出现新的流派学说。随着分子生态学、中医系统论的诞生和原子生态观的提出，作为现代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论的革命性概念测不准原理，也将对气、生命的研究带来积极影响。爱因斯坦说“想象比知识更为重要”，中医学里夹杂着想象成分，而想象能治病，这令不少人疑惑和回味。有人认为中医是知识体系，是非结构的医学，过程功能医学。严格上说，科学并不是知识体系。现代医学对慢性疾病和新发疫病的苍白和乏术，使得传统、现代中医对疑难杂症病、健康问题有了用武之地的新趋势（但要有公平的政策制度等支持），因而，对中医学的思想理论复原、质疑、批判和创新发展也将是历史的一种趋势，中医学纳为科学的范畴，才有了新的机遇和时代意义。

关键词：一指禅　探源

推拿一说，争名世纪。若源歧淆，谬贻后学。外讥术混，内耗乏术。余阅诸文，探推拿源，略有所悟，以作共识。

读1980年7月上海中医学院主编的《推拿学术论文资料汇编》，见首篇曹先生所撰“一指禅推拿流派介绍”，在第一页开首阐曰：“一指禅推拿有较长的历史，但究竟起于何时，尚缺乏可靠的资料。相传在清朝同治年间，有河南人李鉴臣，擅长一指禅推拿，因客居杨州，授艺于丁凤山，以后就代代相传，直至现在，上海的一指禅推拿即由此而来。”

文意阐述一指禅推拿之源而言明：“一指禅推拿有较长的历史”，是“相传在清朝同治年间”，但“起于何时，尚缺乏可靠的资料”。传人是“河南人李鉴臣，擅长一指禅推拿。因客居杨州，授艺于丁凤山”。便由此“代代相传，直至现在，上海的一指禅推拿即由此而来”。这就是“相传”的上海一指禅推拿到目前150余年的历史和源头。

又阅1991年5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针灸推拿学史》，在251～252页的“推拿流派介绍”说：“一指禅的按摩术，据说创自梁武帝时的达摩，……清朝同治年间，‘一指禅’推拿已流行，到民国时期，经丁凤山、钱福卿等人的传播推广，进一步得到发展，并在江浙一带流行，如当时的上海黄汉如医师即精通此术”。

此文与上文相综合，可梳理分析如下：

相同方面：

1、源头的“相传”与“据说”的“历史”概念，几乎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