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论文范文精选

1人品与画品

人品这一内涵在后世过程中，是不断的扩展自己的内涵，学问、为人处事的方式、品德都融合进来。而反观画品，无非能、妙、神、逸，这不仅仅包含着技法高低问题，更多的暗含了儒家审美意识中的人品观。传统理论普遍认为，中国文人画的发展是受老庄思想的影响要大一些，更多的追求一种自我解放、思想自由的状态，许多理论家也大多附和此语。其实，这是将文人画主导思想狭隘化的一种倾向。文人是一批懂变通、可塑性很强的群体，他们的艺术表现有很大的转换成分，将自己的政治抱负、社会理想通过绘画艺术婉曲的表现出来。中国传统审美哲学中更多的是一种认识判断而非趣味判断，这是和儒家学说的主导型思想体系相一致的。儒家思想更多的是一种认识判断，而人品的内容正是一种认识判断的体现，这也正是文人艺术理论家们不愿提及的地方。所以，在1000多年的艺术理论发展过程中，对人品展开论述的很少，而对虚无缥缈的意境等趣味判断术语却是连篇累牍。

2大节与余技

“大节”与“余技”。松年在《颐年论画》中提到“书画清高，首重人品”。更是举出历史上书画技艺高超而不入画品的例子，用以说明“大节已亏，其余技更是一钱不值”论断。蔡京、秦桧、严嵩之流，弄权误国，结党营私，损公肥己，这些恶性都是政治知识分子所深恶痛绝与不耻的。谈到董其昌及赵孟頫，我们可以知道，人品等于画品的话语权和评判权掌握在文化知识分子及上层地主阶级手里。董其昌的所作所为算不上大奸大恶，在当时知识分子眼中虽有非议，却只是饭后茶余的谈资，在明末土地兼并的历史现实面前，也许知识分子认为这件事于国于民没有实质性伤害。如此推断，赵孟頫更是无甚瑕疵。所以，作为有闲阶层消遣骋怀的艺术及其附属评价标准在具体操作上是存在变量的。在“大节”问题上，绘画、书法只是成了人生的“余技”，这其实还是重复了儒学审美标准。如果按照老庄人品概念，没有多少人能够钉上历史的耻辱柱。所以，聪明的评论家们在评论画品时以老庄审美哲学为趣味评判标准，在涉及到人品时便自觉启用儒家哲学的认识审美标准。随着文人艺术的发展，尤其是经过明代中后期文人艺术理论的的阐释、传播，人品与否已经成为评判画品高下的必要非充分要件。这一点是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改变的事实。

3书画，如也

“诗为心声，书为心画。”艺术是人类意识形态的物化形式，不自觉的就已经沾染了特定文化形态的评判规则。绘画艺术中所谓的达到高层次阶段，不是比功力的深厚，比章法、点画的精巧，而是比作者的精神、胸襟、气质与修养。刘熙载：“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3]明•项穆论“柳公权曰：心正则笔正。余金曰：人正则书正。心为人之帅，心正则人正矣。笔为书之充，笔正则事正矣。……若所谓诚意者，即以此心端己澄神，勿虚勿贰也。致知者，即以此心审其得失，明乎取舍也。格物者，即以此心博习精察，不自专用也。正心之外，岂更有说哉。由此笃行，至于深造，自然秉笔思生，临池志逸，新中更新，妙之，非维不奇而自奇，抑奕己正而物正矣。”[3]刘熙载和项穆探讨的只是书法理论上的“如人”问题。由于“书画同源”，绘画艺术也就因为其笔端性情而具有了人格化的倾向，“人正则书正”，人品问题已经在书画艺术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明代中后期盛行的是王阳明的“心学”，加之当时文人盛行结社集会，抨击时政，社会责任意识空前发达，作为当时主流艺术形式———文人画，对其评判审美不可避免的带有儒学审美倾向。明代李日华在《紫桃轩杂缀》中论“笔墨小技耳，非清操卓行则不工。”[3]在李日华看来，笔墨必须要为艺者“清操卓行”才算上乘，不过这里还是重复孔子“笔墨小技”、“余技”的论调。又如清代“小四王”之王昱倡导：“学画者先贵立品。立品之人，笔墨外自有一种正大光明之概；否则，画虽可观，却有一种不正之气，隐跃毫端。”[3]在这些艺术家眼中，人品已经成为艺术必须具备而不可缺少的根基。“沉湎于酒，贪恋于色，剥削于财，任性于气，倚清高之艺为恶赖之行，重财轻友，认利不认人。”这是松年对品节亏欠的简要概述。中国人在处事待物上讲究一个度，超过一定的规则就成了恶行。其中酒、色、财、气一旦坠入沉湎、贪恋、剥削、任性的乖戾之境，必然会成为儒士文人们所鄙视不耻的行为。儒学教义正是从根本上规整士人的行为，使其一言一行符合法度、理性的要求。这反映在艺术上就是：艺术家虽然旷达不羁，醉心山林，可是其内心深处还是以儒学的旨归的。李贽、叶燮发展了艺术创作中的“才、胆、识、力”四要素。[4]这四个要素对认识人品与画品的内涵有非常大的作用。人品的内涵发展到清代，包含的寓意不断的得到补充、修补、扩大，既包含艺术家的学问、才识，也包含社会责任和政治抱负。民国陈师曾更是将人品、学问、才情、思想四要素作为文人画的必备要件。从整体上来讲，这四者其实就是人品的潜在内涵。

4结语

中国文人画家深受儒学知识理念和审美精神影响。《论语》对艺术的定位就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4]在儒学审美理念中，艺术，是一个以德与仁为双轨，以道为终极旨归的，富含哲学精神与社会道义的“器”①。文章前边已经论及到中国的文人艺术在表现社会责任时存在着“顺向表现”与“逆向表现”两种倾向。在具体的文治武功、政治韬略上“顺向表现”体现得较为突出，例如书法艺术中颜真卿的《祭侄稿》，一气呵成，悲愤之情跃然纸上。而绘画艺术采用最多的恰是“逆向表现”。儒家审美讲究的是“为人生而艺术”[5]，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表现。然而，政治的要求迫使文人采用曲折方式表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审美追求。所以在中国文人艺术中存在很多转借、比拟、比德等隐喻的手法。例如宋末画家郑思肖的兰花，有根无土，寓意“国破家亡，国土沦丧”；梅花象征士人知识分子的铮铮傲骨；就连远离社会责任较远的山水画也在推隔一层的背后隐喻了画家独特的精神追求。根据现存绘画史上的艺术家，我们评判画品高，的确可以推导出人品高这一结论。但是这是经过史学家根据儒家社会伦理道德编订修改的结果，所以蔡京、秦桧无缘绘画史。那从另一面讲，人品高了，画品必然高吗？这也不尽然。毕竟艺术是一门技术活，再高超的人文修养，离开了特定的技艺也是不能尽善尽美的表达出来的。所以，史学家们必然将人品与画品的论调确定在艺术领域。离开这个范围，这一论断就会出现不足短板之处。当然，我们在看待这一问题时，必须持开放态度，不能胶着于一方，毕竟史学家、评论家是从他们那个时代的审美观点出发的，必然具有可确定性。艺术史不是一部成功艺术家的历史，而是一部不幸艺术家的历史。[6]儒家审美哲学其实更多的是一种人生哲学，文人艺术家们依靠它来诠释自己理想与抱负。虽然其中掺杂了老庄审美意识，但知识分子的根本价值旨归依然是儒学理念下的认识性审美趣味。在这种前提下，人品、画品论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儒学认识性审美规则。因此，文人艺术本质上已经不是一种艺术，而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诠释自我、疏解自我的工具。

在这一系列地装饰艺术风格的浪潮中，体现了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将当时最流行、最时髦的元素转化为大众接受的形式融入到当时上海商业活动和物质世界上。上海随着经济的发展，家具也在继明清家具的发展，形成了以民用为主，主要流行在上海为中心的江浙地区，慢慢形成了海派家具。海派家具是实用中带点秀气，很符合上海那种有节制的审美，20世纪20—40年代的上海家具体现了西方文化对近代中国影响和海派文化特有的兼容性，也是中国传统家具随着时代人们需要而产生了一些风格上的变化。

海派家具有几种风格，即维多利亚式和装饰艺术风格，虽然这些风格有欧洲巴洛克、哥特式风格的借鉴，但因为地域的原因，聪明的工匠们借鉴并融入了许多国外流派和艺术风格的创造元素，比如脚饰、雕饰等都融入了中国元素。20世纪海派装饰设计中借鉴了国外各流派的风格特点，其主要特征是继承了中西多元文化传统，也创新并结合中国各地的现实生活元素。主要还表现在建筑设计、室内空间、家具陈设、平面设计、商业插图、服装服饰、装饰图案、日用器具等多个领域。所谓的海派，是文化艺术方面的一种风格，带有上海特点的风格，无论是海派建筑，还是海派家具，都应该是中华民族文化与当地地域文化相整合并吸取了外来的装饰艺术风格的更多统一。下面从几个方面来感受下海派风格。

一、海派建筑，建筑作为城市形象的主要载体，深深地受到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上海在6000年前，现在的市中心还是一片，但现在早已是高楼林立，使上海逐渐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和商业中心。其间，大量的国外建筑师及留学归来的中国建筑师都引进了西方建筑文化，打破了传统的建筑格局与空间。石库门建筑是上海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也特别能代表老上不第的市井文化。作为中西合璧的产物，石库门建筑总体欧洲联排式，单位平面脱胎于四全院形式。早期石库门住宅建筑受江南传统民居风格的影响，里面随处可见中式元素，比如雕花漏窗、格栅、美人靠栏杆、封火山墙、中式格子门等。最早的石库门建筑的实用性强、造价便宜，这些建筑都带有石头门框，因此被称为“石库门”。

二、装饰雕塑。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摆件式，主要以人物、动物、瓜果等形象或直接以抽象的几何体呈现；另一类是依附于某一主体上的雕塑工艺，一般常见于建筑的门头、柱脚、把手、首饰、家具的装饰浮雕等。其中蹲立于原上海汇丰银行大楼前的一对铜狮是具有装饰性的雕塑。这座古典式巨厦门口，长达20米的台阶两旁匍卧着两只青铜狮子。装饰艺术运动影响了中国现代一批城市的建筑设计装饰风格，既保留着中国传统装饰文化，又体现了西方装饰艺术风格的特点，折衷地体现着东西方艺术样式的结合。

三、家具。继承明清家具的发展，海派家具深受西方风潮的影响，无论从造型还是装饰上都向仿西式和中西合璧式发展。梳妆台做工都很精巧，大多有雕花；五斗橱是由英式抽屉柜变化而来的，在柜框边上有浮雕装饰，在抽屉面上用细木镶嵌或用瘿木作贴面装饰；海派家具大多都选料考究，工艺精细，磨工和漆工细致，讲求素净、大方和线条美，各种传统工艺以及装饰的运用使得海派家具具备了良好的使用和收藏价值。

四、平面设计，这个时期上海的海报、插图、装帧等设计，改变了传统的图案、色彩、文字等视觉元素，其中都展现出现代视觉设计的面貌，当时的电影海报和化妆品招贴广告都流露出“唯美主义”的浪漫情调，都能看出中西融合的特征。其中“月份牌”是最具代表性的对商品进行广告宣传的产物。海派装饰设计深深受到了装饰艺术的影响，对中国20世纪初中期装饰艺术设计的形制类别、工艺材料、传承沿革和风格特征等进行了多元化的展现，上海在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领先于全国，成为吸收外来文化及影响中国现代化的风向标，开创了近代中国装饰艺术的先河。

作者：阮莹

一、墨家文化概述

墨子是战国时期的著名科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墨家文化的创立者和践行者。墨子不遗余力地宣传墨家思想，并且身体力行，使得墨家与儒家在战国时期并显于世，“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子•显学》）。随着时间的推移，儒家成为独尊，而墨家逐渐式微，甚至一度成为“绝学”。墨家文化与儒家文化不同，它是中国劳动大众的智慧结晶，它虽不为古代统治阶层所赏识，但其兼爱利民的思想和行侠仗义的典故却在民间广为流传，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劳动大众的国民性养成。梁启超在其《墨子学案》中指出：“今日之匹夫匹妇，曷尝诵墨子书，曷尝知有墨子其人者，然而不知不识之中，其精神乃与墨子深相悬契……乃墨翟、禽滑厘、孟胜、田襄子诸圣哲，溅百余年之心力以莳其种于我先民之心识中，积久而成为国民性之一要素焉。我族能继继绳绳于天长地久，未始不赖是也。”“我国人两千年来言军旅之事，其对于开边黩武，皆轻贱而厌恶之；对于守土捍难，则最所尊崇。若关羽、张巡、岳飞之流，千百年后妇人孺子犹仰之如天神者，皆损躯于所职以卫国土御外难者也。此种观念，皆出于墨子之非攻而尊守。故吾国之豪杰童话，与他国多异其撰。故吾国史迹中，对外虽无雄略，且往往受他族蹂躏；然始终能全其祖宗疆守勿失坠，虽百经挫挠而必光复旧物者；则亦墨子之怯于攻而勇于守，其教入人深也。而斯义者，则正今后全世界国际关系改造之枢机，而我族所当发挥其特性以易天下者也。”

二、墨家的艺术教育思想

墨子是与孔子齐名的著名教育家，墨家弟子众多，《吕氏春秋•有度》云：“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吕氏春秋•当染》云：“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墨子在长期教育实践中，形成了系统的墨家教育理论，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墨子在艺术教育的功能、意义、作用、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也有独到见解，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墨家艺术教育思想，成为墨家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古代艺术特别是民间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中国艺术教育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一）关于艺术教育的功能

艺术教育的功能是指艺术教育活动的结果和作用。墨子认为，艺术教育的功能是教人“为义”（《墨子•尚贤上》，以下只注明篇名），即通过艺术修养和教育，培养和塑造服务社会、改造社会的有用人才。“义”，就是“爱人利人”（《法仪》），就是“爱利天下”（《尚同下》），“兼相爱、交相利”（《兼爱下》），“相爱相利”（《法仪》），“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兼爱中》）；“为义”，就是做“爱人利人”的事，不做“恶人贼人”（《法仪》）的事。其中，墨子所谓的“利”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互利互惠的实利，它以互助互爱的“兼爱”为基础，即“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兼爱中》），“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兼爱下》）。另一种是指天下之利，即“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兼爱下》），“仁，爱也。义，利也。爱利，此也。所爱、所利，彼也。爱利不相为内外，所爱利亦不相为外内”（《经说下》），“利，所得而喜也”（《经上》），“害，所得而恶也”（《经上》），“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非乐上》）。总之，在墨子看来，利以爱为基础，爱以利为条件，爱在利之中，利也在爱之中，义与利是统一的，爱与利也是统一的。墨子在劝人学习时指出，教育和学习都是“为义”，“今子为义，我亦为义”（《公孟》）。教师和学生是艺术教学过程中的主客体，双方都是从事“为义”的共同体，而且，“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若得鼓而进于义，则吾义岂不亦进哉”（《鲁问》）。艺术教育的教师既是“为义”之人，也是教人“为义”的人，是对社会有大贡献的人。

（二）关于艺术教育的目的

艺术教育的目的是通过艺术教育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墨子认为，艺术教育的目的是塑造人、影响人和发展人，陶冶情操，健全人格，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贤良之士”（《尚贤》），为服务和改造社会“献贤而进士”（《亲士》）。“贤良之士”又叫“兼士”（《兼爱下》），就是“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天志中》）的人，这种人被墨子称为“国宝”（《亲士》）。通过艺术教育，可以健全身心、陶冶情操，使其能够更好地为社会和国家服务，为构建“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尚贤下》）的和谐社会而努力。

一“、秀骨清像”———清瘦飘逸，洒脱超然

陆探微画风的清瘦洒脱。陆探微受到当时整个时代哲学思潮和社会风气较大的影响，且身为一代宗匠的艺术家，他的艺术风格也集中体现出整个时代的审美倾向，意识的集中体现。受到时代的影响，当时，画家在创作人物画的时候，大多十分重视对人物的精神性格美的展示。以“秀骨清像”为追求的人物形象带给人们一种距离感，并具有仰观的审美感受，颇具仙风道骨，带给人们的也是一种超越形骸之上的审美感。陆探微“秀骨清像”的艺术风格在整个南朝受到同时代的文化统领，并代表着特定时期的绘画风格。陆探微的作品中也较为侧重清瘦倾向，人物大多都是瘦削型的。陆探微还积极学习前人的绘画长处，并结合自身的理解，融会贯通，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陆探微所塑造的清瘦人物形象，集中反映出当时江南人的那种消瘦型的经典形象，体现了魏晋时期的玄学思想和审美倾向，代表了当时主流文化的最高审美境界。在陆探微的笔下，画中的人物大多身材苗条，行动飘逸，充分反映出人物所具有的较高的智慧以及洒脱飘逸的风度。例如，陆探微和顾恺之一起，创作出名震一时的《竹林七贤图》。《竹林七贤图》整幅作品极具表现力，气势连贯，古朴雄浑。画中，所有人物的整体造型均十分简洁，但却生动传神，栩栩如生，性格鲜明。画中的八个人物形态动作各异，但却都十分洒脱超然。整体形象清瘦、削肩细腰、宽衣博带，且行笔流利，充分体现出魏晋名士所具有的超然和不羁的特征。在当时，陆探微在人物画方面的造诣也好受到宫廷贵族的重视和欢迎。据《南史》卷七五《宗测传》记载，在永明三年，当时的太子舍人是诏征(宗测)，“欲游名山”，将祖宗炳所作的《尚平子图》画在石壁上。而当时的侍中王秀之十分喜欢这幅画，于是命陆探微“画其形与己相对”。在陆探微画好之后，他十分满意，并重重地赏赐了陆探微。而南齐的高帝萧道成也十分赏识陆探微，尤其喜爱他的人物画。据记载，高帝萧道成十分喜欢收集书画作品，而在他收藏的384卷名画中，把陆探微放在了第一位，充分说明他对陆探微的赏识以及对其作品的欣赏。

二“、陆得其骨”———以书带画，铁骨铮铮

1“.陆得其骨”“.陆得其骨”指的是绘画用笔追求如刀刻般的刚劲有力，是陆探微较为鲜明的艺术风格。书法发展到魏晋时期，出现了较大的转折，较为注重线条的连贯运动。而连绵不断、跌宕起伏的线条，不但开创了书法的新局面，也充分体现出书写者的审美倾向。

2.陆探微的探索和创新。陆探微则十分敏锐地看到书法这种特点的利用价值，并积极地将书法引入到绘画中来，细心的加以融合。据记载，当时，陆探微十分欣赏东汉时期书法家张芝的草书，于是便将张芝的草书融合到自己的绘画作品中。于是，画作呈现出十分明显的书法化特征，线条灵动多变，刚劲有力。在当时，陆探微和顾恺之、张僧繇三人并称于世，都是绘画大家，但人们却普遍认为“陆得其骨”，即说明，将骨法融入绘画中是他主要的艺术风格。而张彦远也在《历代名画记》评价陆探微作一笔画的时候深刻地体会到“书画用笔同法”的道理，于是绘画作品“连绵不断”，且“精利润媚，新奇妙绝”，在当时独步天下“，名高宋代，时无等伦。”清代的方薰也曾经在《山静居画论》中评价过陆探微的绘画风格，认为他的作品“天王褶如草篆，一袖六七折”，但却是“一笔出之”，并且保持“气势不断”，笔法精巧，无人能及。陆探微在绘画的时候，用笔十分有利，就如同锥刀入木一样的有力。陆探微的“一笔画”集中体现了他的绘画中“陆得其骨”的风格。“一笔画”指的并不是只通过一笔便可以描画出所有的内容。“一笔画”表示，画家利用自己的感情为工具，营造意境，并诉诸笔端，运用各种具体的绘画技巧，创作出气韵连贯，意境浑成的作品。所以，从用笔方式来说“，一笔画”具有较强的连贯性，于是，整幅画可能会有千万线条，但却有着内在的连贯关系，整体观之，交相呼应，一气呵成，共同塑造出完整丰满的艺术形象。其实，中国的书画艺术向来联系密切，但陆探微的“一笔画”却开以书法入画的先河，将草书所具有的洒脱和连贯性融入绘画领域，并以“草书之体势”来绘画，“一笔而成”，保持了“气脉相通”和“隔行不断”。上文我们提到，《竹林七贤图》已经失传。但从出土的文物《竹林七贤与荣启期》中，我们同样可以领略到陆探微的艺术风采。《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线条生动有力，和陆探微的绘画风格较为接近。画中的人物全都是宽衣博带，且洒脱高雅，彰显着竹林七贤的超然物外和不羁于世。纵观整幅画，线条简洁，却颇为生动传神，竹林七贤的洒脱超然充斥在整个画面中，夺人眼光，和陆探微的艺术风格有着许多异曲同工之妙。而从中，我们也可以领略到陆探微绘画的些许风采，体会到陆探微以书带画，铁骨铮铮的绘画风格。

三“、密体”———构图精巧，繁复艳丽

1“.密体”。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人物画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分化，有工笔和写意两个体系，而陆探微则集中代表了“细密精致而富丽”的绘画风格，即“密体”。

2.陆探微画风的精巧，繁复。陆探微在作画的时候十分注意整体的构图和安排，十分重视布局、透视等艺术表现形式，力求饱满，着意追求表现空间的美。而在具体绘画的过程中，笔迹也较为严密和繁复，细劲却有力，且用色繁多，艳丽多姿。在用色上，陆探微把色彩当作绘画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并经精心的探索，自成一格。创造出一种既精细微妙，又锐利挺拔的线形，劲利如锥刀，与顾恺之的“春蚕吐丝”相比，显得更为有力度和表现性，所绘人物形成“秀骨清像”的特征。而且，陆探微还十分擅长画蝉雀和马匹等形象，并在绘画的过程中也精心进行构图，勾勒出各种动物的姿态和形象，色泽艳丽，栩栩如生。另外，作为优秀的宫廷画家，陆探微还常常被召进皇宫作画。据记载，宋明帝特别器重他，经常让他为自己作画，史书记载陆探微画有《宋孝武像》和《宋明帝像》以及《孝武功臣图》等，均为线条生动、构图精巧，色彩繁多的佳作。另外，据记载，陆探微还曾经创作出诸多构图精巧，精于用色的作品，例如《孔子图》和宗教画《阿难维摩图》，以及风俗画如《斗鸭图》，还有《猕猴图》，以及《王献之像》和《范惠景母子像》等，但因为种种原因均没能流传下来，代久年湮，至今已无遗存。陆探微构图精巧，繁复艳丽的艺术风格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例如，龙门北魏石窟与河南邓县雕刻便深受陆探微的艺术风格所影响。河南邓县雕刻的代表作《出游画像砖》和《战马画像砖》，整体结构浑然天成，颜色多变。而且雕刻的线条十分有力，而且飘逸，神形兼备，而且其中人物、马匹都显得瘦削洒脱，还同时具有了陆探微“秀骨清像”的绘画风格。陆探微作为宫廷画家，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本文通过对陆探微生平和时代背景以及具体作品的了解等，深入体会到其艺术作品的清瘦飘逸和洒脱超然。领悟其以书带画背后隐含的铁骨铮铮，以及细密精致而富丽的绘画风格，对陆探微的艺术风格有一个更加深入的理解。无怪乎南齐理论家谢赫首先给予陆探微绘画至高的赞誉，称其画“：穷理尽性，事绝言象。包前孕后，古今独立，非复激扬所能称赞。但价重之极乎上，上品之外，无他寄言，故屈标第一等。”

1素描在绘画中的位置

尽管有许多有识之士在质疑全因素素描，我仍认为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它其实包含两个意思:草图和形成草图的过程。任何艺术行为和结果总得有个预先的设想、构图和草图勾勒，这便是它的“素描”;即使我们没看到草图的过程，它后面的底稿，也应是素描的形式。草图的勾勒过程或许是简单而直观的，形成草图的过程和具备草图的能力却是艰难复杂的，它几乎就是一个作品的构思形成过程，也就是一个艺术家的成长过程。不妨说，艺术家中终生在经营着自己生命的“底稿”和“素描”。看西方对创作的理解，只要有探索的意识和苗头，为自己解决一星点问题，比如图式的、笔法的、造型的、气氛的等等，给别人一星点启示，比如他为什么这样画?他想干什么?就有了探索性，就可视为具备了创作或创造的意味。因为素描毕竟是艺术家的私密账，它在绘画的当初就是心绪的一种游走过程。看国外艺术家作品集和个人画展、美术馆、陈列馆，有大约三分之二的比重在展示他的素描，从这里我们得以窥见艺术家是如何成为艺术家的。每一步都标示着各个年龄段的努力与刻苦，每一张作品都显示着背后的脑力劳动和汗水心血的付出，在“人前显贵”的同时，他们全然不避讳“人后受罪”的过程。也正是从这里，我看到了艺术家更本真的天性。最后的大作或多或少地过滤掉许多原本的质朴，素描则把形成作品的过程全然袒露，是做不得假的。每每见到艺术家早期的作品都欣喜若狂，这些或稚嫩或天才早发的作品无论如何是艺术家奠基的初始力量，应该说，每一步都言之凿凿地记录了艺术家心绪的递进和脑眼手相谐的严密程度，如果将形成艺术家的过程以素描来布满，该是多么丰富琳琅的画卷!尽管素描毛病很多，但只要出自质朴的内心，每一张都有可贵的东西呈现，每一张都是较前一张的进步。素描是一种才智品格铸就的过程，其基本原理承载的不仅仅是出自质朴诚恳的描画，更是出自内心天性的对世界观看、思考、表现的态度，因为这个过程应一步步把认真、诚实、质朴、坚韧、思索、灵动、机敏、秩序化、愉悦感、独立意识等品质和心态以及能力，镌刻在了脑子里，成了潜移默化的品行气质。

2素描在中国的位置

我们往往忽视这个过程，仅仅把素描看作是习作，当将之视之为“作品”的时候，则规定为“反映出一定的主题思想，生活意义”的写生，而且构思、构图情节、造型、方法等相对完整，一般泛泛的甚或潦草的求索性勾画往往不算。有些艺术家的过程是不系统不完整的，有些大艺术家甚至没有“过程”，而直接从先生那里接过了“结果”，他走了一个捷径，但终生走不出先生的影子，以画先生的一套即成的题材、样式为生，成了先辈忠实的模仿者和无奈的余音，在中国画坛，这样的例子竟不胜枚举。在素描于中国刚刚扎根的时候，国人很新奇地承认这是一个画种，展览会上单独列出一个展项予以陈列，大概当是是很时髦的事情。与之并驾齐驱的是速写，对速写的重视从上世纪30年代一直持续到，而延续到第六届全国美展，其后的美展中，素描便被剔出了。我们有过尊重素描的年代或曰阶段，但最终也没有吃透素描的原理精髓，仅仅把它看作是练习的过渡或敲门砖。看国人的绘画总觉得少点什么，努力则努力，用功则用功，少了灵性、才情，少了随心所欲，少了自由，还是因为没有把素描真正学到手。素描、速写、色彩，西式教育中基础的三门课，也正是高考的三门课，一旦踏入校门就视之为“小儿科”、基础课，教授不愿意教，学生学习劲头明显不如专业课。没有把它与才智、能力联系起来，所见的作品只要出问题，大都可以在这三门基础课中找到欠缺的原点。徐悲鸿的几张人体成了中国素描的“绝唱”，可那是多早的事了!且中国美术又处于那么“幼稚”的时期，那是“作品”，是有点精神性的才情流露的;王式廓的素描《血衣》使得所有为它“上色”的作品都黯然失色，那咄咄逼人的笔触有无可取代的“凌厉”之美;陆志庠、叶浅予、黄胄的速写也没有人能画得出了，现在有人在画就不错，还有谁能再作这种看似枯燥的笔触的探索推敲呢!马克西莫夫油画培训班以后的大约十年间，画家们开始讲究色彩了，也看懂外国画集了，能把画架搬到室外进行外光写生了。后来，却画的越来越粗!细了，叫写实派;粗了，叫实力派。再看那结构，那色彩，多么吃力!多么浮泛!多么匠!多么做!仍是一种心理不踏实的空泛呐喊而已。这样看来，素描是一切造型基础大抵是没有错的，甚或也是一切为人为艺之人生定力的来源。只是我们时下有些小瞧素描了(看不懂，画不好，瞧不起、不屑画)。契斯恰柯夫体系在中国美术教育界已经有30多年了，1979年以后的新时期及改革开放以来，大美院由于解除国外信息的便利，开始否定这一体系，怀疑、指责并挑它的毛病，把中国绘画由50年代以来的许多“弊端”归结为这一体系。我在读基础课时，全国的美术基础教育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全国素描教学会议的召开成了声讨这一体系的先声，以后，否定苏式素描的呼声便越来越响了。去北京或其他大美院看他们学生的习作，已经变幻出了各种花样。僵化、生硬、死腻，被认为是苏式素描的负面影响。能从已经较完善的素描体系中挑出毛病，应该看作是国人独立见解和叛逆意识的觉醒，这一则是对这一体系和样式有些腻烦以致产生逆反，二则是见多了其他样式后的喜新厌旧和见异思迁。说是“喜新厌旧”，是对长期处于信息封闭状态的国人而言，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素描样式曾经也十分长久深入地影响过我们，只是未形成庞大的体系而已。正像任何事物都不是十全十美一样，契斯恰柯夫体系当然有它的弱点，主要是它繁琐严苛的步骤和几近精致无暇的完美效果，这对于越来越倾向快节奏快餐式的中国学生和艺术家来说，无论如何是一种障碍和折磨，所以它当然要受到质疑和否定。我在学习期间，这种强烈的质疑风还未浸染过来，又加之山东人本分老实，敦厚的性情中有些东西与这种严格朴素，甚至有些傻乎乎的学风有几分相近，所以还能在中专和本科的七年学习中，不断加深着对这一体系的了解研习，不妨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传入中国并恩泽了中国艺术20多年的苏式素描即将偃旗息鼓的时候，我们赶上了末班车。在赵玉琢、李振才的教授下，我得以全面系统深入地学习了这一严整完善的素描体系，并接过来，传授给了下一代山艺的学子们。我画过好几轮从简到繁的几何模型组合，从易到难的静物，多角度多光线下的头骨和肌肉解剖头，画过资料室设备科几乎所有的石膏头像、胸像，画过拉奥孔、维纳斯、大卫和奴隶，然后进入到了人像和人体的更深入的研究与练习。素描在长期的研磨中已经从技术到艺术，从习作到创作，从技法到观念了，应该说我们后来进行的教学是李振才他们一代山艺传统的延续。我曾经在执教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为中国画专业教素描，使用的仍旧是山艺的老教程。我没有理会对苏式素描的诘难，更没有管什么中国画、油画、版画、素描，当然也不屑于什么“结构素描”。受了老师的长期教诲，素描的原意已经在心中有了根深蒂固的认识。以线为主的线描与素描分属两个系统，平面化、摈弃光影是另一种观察思考处理方法，与素描无关，素描原理中整体性、程序性、塑造性与传统中国画训练是矛盾的，学院派纠正的或进行全面修养灌输的便是不同于旧式中国画训练的“画谱”式教育，就是要用一种普世意义的观念，加强科学性、规律性，加强修养和能力，有了这种能力，可以应对造型艺术中一切难题。

至于“结构”，这本是苏式素描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步骤或命题，线条一开始对形体进行约定时，就已经按结构分出了虚实，“归线入面”也是进行理性的结构分析训练。靳尚谊在回忆马克西莫夫训练班时说过:“在素描中，他提出了一个新词汇———‘结构’，在此之前我们没有听说过。他说，就像盖房子，先有梁和柱子，作为房子的骨架，然后再垒上砖，这个梁和柱子就是基本构造，在绘画中就叫结构。”［1］(P164)正是苏式素描体系才把中国人的黑白描摹引向了结构塑造，怎么就单单剔出一个“结构素描”呢?李振才说:素描就是画结构的，难道还有“非结构素描”?他曾经拿“灯笼”作比，灯笼架子是结构，但它还不是一个灯笼，只有在结构基础上糊上纸或绢，或许再予以美化、点燃，才称得上一个完整的灯笼。当代中国画家对黑白色调的厌恶，对层层深入步骤的贬斥，对塑造完满效果的诘难，实则只看到了表面，且有仍抱着旧式训练方法和绘画观念、面貌不放之嫌，君不见眼下中国画已经发展出何等五彩斑斓的样式了。自美术院校建立后，西画元素侵入进国画何止少许!杨之光、方增先、刘文西等一大批自西化基础教育打入中国画的艺术家成功的例子，便说明了这一切。素描在山东的位置赵玉琢、李振才建立起的素描体系恩泽了几代艺术家，其后，王立志老师教过我们国画专业的素描，第一堂课就说了:素描不一定要和国画的干湿浓淡搀和一起，我又顺着这条思路延续了几年老师的素描。直至我教课了，仍旧循着老师的教育方式一路走来。一是我只懂得这样一种样式和教学方式，未及其他，二是我认为这种教学体系就很好。因为对素描问题的关注，我开始研究国外的素描理论专著，也发现了素描中的其他教学范式，将几种做了对比。其实任何方式都有其优劣短长之分，契斯恰柯夫素描体系仍是完整的、完备的、可操作的体系之一，若稍加灵性点拨，加进抒情性色彩，即更臻尽善尽美。赵玉琢、李振才他们凭着良好的艺术素养和为人为艺的智慧，在山东建立了素描及其他基础课教学体系。这一体系恩泽了50多年来数不清的艺术学徒，且影响着相邻院校的素描教学模式。在不断教学的岁月中，他们摸索、实践、充实、完善，使这一体系逐渐臻于完美和具备科学性、可实践、可操作性，即使是期间运动冲击最激烈的时候，他们也会审时度势，灵活变通，将其原理变换为其它样式，而依然保留着基础的合理内核，使山艺的这一传统艰难地推进、延续。我上学的1976年，“”，教学逐渐转入正规，可以重新按老师们的设想来进行教学训练了，可以想见，老师们能把理想通过学生转化为现实时的喜悦心情。我们在山艺最宽松的时候，遇上了极富热情、体力、精力和责任心的老师，那是山艺的黄金时代。李振才与赵玉琢共同探索出的素描体系，对山东美术界的功绩不可估量，不妨这样说，正是有了他们的求索与教授，山东有了专业的艺术教育，从美术院校走出的画家和教育家，都受益于他们创立的这一体系。相当一些画家从山艺走出，成了全国富有成就的艺术家教育家，虽然他们不像踏入演艺界露头露脸的山艺人那么出名。中央美院的油画家王沂东就说，我的油画底子就是山艺的素描。王沂东的油画直追法国古典大师安格尔。中央美院雕塑家隋建国原本就是山艺雕塑系的高材生，当年的素描是可以跟照片媲美的。这些事实无疑是对山艺基础课的最好注解。山东的美术看基础教育，山东的基础教育看山艺。我在不同场合撂出的这句话有些狂妄，但确是事实。李振才是这一体系的创立者、坚持者、捍卫者、实践者。素描的体系，除了有科学的入门范式，可操作的实践过程，还有个格调的正与不正之分。学院派素描应该具备这样的品格:质朴、诚恳、善意、愉悦、秩序、明朗、自由，而不是拧着心绪地去敌视、纠结、破坏、仇视、歪曲、筹划，尽管这些神经质式的东西也可以成为艺术和造就艺术家，但不属于基础教学的内容，单纯的心需要正能量的引导和灌输，需要健康品性的浇筑，因为学院派素描会左右他一生对世界对人生对社会对艺术的看法。说至学院派，我仍固执地认为素描、速写、色彩基础知识的学习是唯一标志，是与江湖画家划定的唯一疆界。这是从意大利学院体系始创，中国专业院校建立，留学、海归以及后来引进、移植等若干年艺术实践形成和确立的标准。山东人生就善良、朴实、敦厚，待人诚恳热情，看事物老成持重，地理位置上处于中国中部偏北地，兼有泰山黄河性格的濡染，又有孔孟儒学的浸淫，性格中敦实的品质恰好与素描的本意契合。温文尔雅，不走极端，不小气，不圆滑，不粗鲁，不蛮横，不狂野。绘画中最具有韧性的东西就该生根于我们脚下这块充满文化的土地，就该在我们的绘画中首先体现出来。在全国都进行着基础变相的时候，唯山东维持着素描原意和绘画艺术的中庸，仍不失为全国最具魅力的一格。这样说来，保持并承续着中国文化中温良恭俭让的优秀品格，把素描纯净的画格维护守持，也该是我们的责任。李振才深谙苏式素描体系的精髓，他理解的结构意义建立在严格的生理解剖基础上，这就保证了他注入线条、色调等的一切手段有了根本的依据，使语言有了鞭辟入里的深刻度。他编撰的一本《艺用解剖》书，是国内少见的能画出深层肌肉的专著之一，这大约得益于他对雕塑专业的理解。在教程安排上，由几何模型、静物起步。进入人像之前，必有几个对于结构研究课题的设置，头骨和肌肉解剖头，配合着解剖课，并把一副真人的骨头架子摆在了教室里。那时的头骨是真人头骨，不是后来石膏、塑料代用品，那上面保留了头骨上所有真实的细节，甚至还有没剔净的残肉。然后是比重很大的石膏像写生，李振才老师曾解释过，画石膏像也是“临摹”，是临摹大师的造型理念和笔法，其中还有历史文化、雕塑、艺术审美、人体解剖、空间透视、材料质地等知识的接触与学习。在写生中，体会大师对于造型的理解和处理，体会石膏像(也即是世界著名雕塑)的精神，则见出了老师们的良苦用心，也体现出老山艺素描的精髓。即使将来画山水花鸟画，一种本真的美的情愫注入血液，终将会发酵为对美的本质力量的揭示。李振才坚持长期作业训练，因为只有长期作业才能体现学院派的研究性，长期作业结束，学生能默写出头骨或肌肉解剖头或石膏像的所有结构与细节。长期作业中，学生心态平稳，理性分析意识强烈，练脑、练眼、练手、练笔，练心态、练观念，及至后来一切对于艺术的感悟，便从这里起步了。李振才对素描要求十分严格，笔尖要削得尖，线条要打得匀，线与线之间形成的菱形网格空隙，要用细细的铅笔线填上，让调子组成一个和煦真实的面，或体，或色，或空间，而不致停留在粗率武断的铅笔线层面。步骤要“扎”得住，由切形、形体分析、归线入面到大体明暗色调、大关系，到深入刻画、调整完成的步骤，不容省略和草率，而应做足。有人质疑苏派契斯恰柯夫素描体系的时候，曾经揶揄过这种基本的步骤和作画范式，说他们的铅笔削得尖细，简直可以用来“戳人”;说一系列繁琐的步骤是“显影”;说画出真实可信的匀净的色调是照相馆工人的“修底版”;说最后画出的逼真的效果是“照片”。李老师说，铅笔可以“戳人”有什么稀奇?雕塑和版画的工具都能“戳人”，你能说它不是造型工具!说步骤是一个人观察、思考、表现的轨迹，反映了头脑中理智的逻辑性，长此以往，可培养整体统筹的全局观念和“有计划按比例”地完成一样复杂的工作，那种“按下葫芦瓢起来”的顾此失彼的刻画方法，不具备可验证、可重复的操作性，不属于学院派。可以说，整体性要求一大部分体现在循序渐进的严苛的步骤中。色调必须打匀，只有实实在在地一片色调，才可以反映出物体于此时此地此环境此光线下的存在状态，一味潦草的调子乱似柴草，既反映心态的浮躁，又暴露描绘能力的羸弱。现实物象存在于实在的空间，转化为黑白色调素描时，会呈现层次丰富的微妙的黑白色阶，只有把铅笔线条修整细腻干净，才可把柔和柔美的物象关系表达准确，描述完备。李振才很崭然地说:就得像“修底版”，把重色点蘸掉，把白色斑点补上，这既是一种面貌，又是一种态度和观念。至于最后的效果像不像照片，全看我们的把握与控制，加进绘画性、塑造痕迹、刻画笔触最好，滑向照片也无妨，至今，在中国学生中把写实性素描画得像照片画到极致者还没有出现。其实，艺术中非常缺少这种穷追不舍的拷问精神，对于凡事“恍兮惚兮”的所谓写意风格，是一个矫正。李振才出于雕塑专业的功底和意识，对素描的要求偏于“结实性”和“实体感”，色调的丰富、深入、完备以及笔触的塑造感，都保证着素描不至于画“过”，正像契斯恰柯夫说的，“要善于及时地停下来”。我曾见过李振才教授的第一届雕塑专业学生的素描作业，也就是后来“执牛耳”于中央美院雕塑专业的隋建国他们班的作业。习作在走廊展出时，同时展示每个学生在同一角度拍的照片，是一批半开纸的静物素描，色调浓重，刻画精致，令人叫绝，但绝不同于照片，画面有一股凛然的不容置疑的追问精神，似能让人看到师生在一起“铆”着劲地完成一项工作的情景。按说，雕塑专业的素描可以不在乎背景，虚拟感的空间营造在实体雕塑中是不存在的，但他们依然不遗余力地刻画实物后面的那块“背景”。李振才说，这是一种能力。对边线的观察，尤其是理解，是素描的重要内容之一，从切形的虚线到最后的把边缘线画出“倾向性”，已经在培养学生的空间意识了，中国学生自幼接触平面化艺术多，较少立体、空间概念，如果学院派的灌输缺少了这一环，等于抽调了基础课中重要的奠基元素。李振才教授的“归线入面”是很神奇的，切形阶段反复涂改、校正的线条，在形准基础上一旦稍稍向暗部带一点色调，线立刻有了倾向性，有了归属感，有了少许立体感和空间感，原先脏兮兮孤零零的线不见了，代之以明暗肯定的形体与空间。这其实是逻辑思维的开始，孰轻孰重的色调，孰先孰后的步骤，就是从这里起步的。以线条框架为基本结构的画面，便向立体空间思维迈进了。李振才坚持石膏像素描的“分面法”，这是他学习契斯恰柯夫体系的精髓之所在，更是苏式素描于世界体系中的一个独创，对中国学生来说，它彻底改变了看事物的方法，用塑造的概念观察和刻画，使得色调有了结构意义的界限。在我刚刚留校任教的时候，除去教学生速写与线描，有一次竟然与李老师一起教一个化干部班的素描。

为了提携历练我，李老师让我讲，于是我把学到的赵玉琢李振才老师的素描原理和方法传授给了比我年龄还大的文化干部们，学生们中有些从专业院校走出，会很快很好地温习一下素描，有些则是社会上的江湖画家，他们顽固地遵循着自己养成的看事物的习惯，或是刚愎地炫耀从他处得来的“道听途说”。企图以“野路子”改造学院派。几堂课下来，由初步ABC原理的教授到渐次深入的理论讲解，居然攻破了他们固守的“野狐禅”堡垒。但是眼下———过去50多年山艺引为自豪的基础课令人沮丧。先是我们的预备队———考前班堕落，再是低年级教学质量滑坡，关键是给学生养成了不好的绘画观念和艺术习性。式的招生已经容不得学院按部就班地进行入门考试了，扩招刺激了学生人数的激增，动辄数千人涌来考场时，让你无法组织起更有效的石膏像教具、速写模特和同等难度同等测试水平的静物写生。那得买多少相同相似的水罐、花瓶、水果、蔬菜、衬布、静物台!为招揽考生，各大院校招考时间一再提前，有的正月里也不得闲，有的干脆春节前进行，这时候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们都在假期中，考场、考场服务人员、模特儿等，都无着落，于是请公安学生来帮忙，请军人来做模特，本该是专业教师监考，且要记录一下现场学生作画的步骤是否正确，以便择优录取，这一惯例早就被打破。这种状况下，我们的基础首先松动、松垮是必然的了。几乎所有的考前班都在画照片。过去我们鄙视考前班的时候，都是针对它僵化的目的性极强的应试教育，但那毕竟还是专业老师在教，是一种简化了的略略异化了的学院式教育，看当下学院执教的中青年教师，未有哪位不经过考前班或良好的家教进入学院者，便证明了这种考前预科教育的必要性和正规性。它是捷径，但并非弯路。照片可作为绘画的参照辅助材料，在考前班却成了唯一。他们被教会用最简单的办法应对素描的各种试题:如怎样把背熟了的照片换算成老人、孩子、妇女，怎样以正、侧两个头像应对各种角度考题，怎样背诵两个动态算作考场现场写生，怎样调好三套颜色(暖调、冷调、灰调)应对不同色调的水粉写生，几笔摆出一个水罐、苹果、花卉，怎样画投影、反光、倒影。有些聪明的老师是有“口诀”的，学生几乎全能“走得了”。个别学校以老大自尊，要考素描半身像，要加试创作，人家不考你就是了，何况你的学校还那么远!倒是有些上届落单的画得不错的学生来应考，他们有些是“考试油子”了，文化课成绩往往令人担忧，看看山艺这几年文化课录取分数线，就能把出招生质量的脉搏。由于扩招，新生入学后教室中摆置基础课题就显现出许多麻烦。画室中画板林立，“人才济济”，有的只好把石膏像或静物摆在画室中央的地下，理想的物与景的空间关系没有了，石膏像后面是走动的学生、地面、桌子椅子画架腿儿。相对稳定的、能体现物体体感、质感、空间感的灯光已不可能，全凭自然光，四周走动的同学影响着光线的方向和强弱，上午下午的光线从不同方向射来，更令学生捉摸不定。课题开始变得没有逻辑性。过去那种从几何模型到静物、到石膏像、到人像的步骤开始颠倒和大幅度跳跃，没有了必要的铺垫，学生在画石膏像时形体不准，色调无规则，程序无逻辑，体感、光感、色感空间感全都乱套。过去那种对形体、透视关系精益求精得态度改变了，造型大致像那么个人就涂调子。因为有了考前班的“惯性”，在这里他们照例依法沿用，用手机或相机拍下静物或模特，再比照着画，或是打印出照片来临摹，在周围环境比较下获得的条件色是照片拍不出来、观察不出来的，学生依然保持着考前班“臆造”的习惯。社会信息量的激增，学生们大开眼界，也不再全身心地相信老师们持守的这一套“苦行僧”式的训练模式了，不在意这种逻辑性思辨性极强的素描教学体系，况且，意志力、耐力的魔力，对他们是多么遥不可及的事。看多了当下的基础练习，李老师表现出无比的担忧与无奈，一个体系的建立需要几十年，而想要毁掉它，只需两三届学生即可。当年的教程现今几乎荡然无存。对铅笔削磨尖细，打出均匀线条，交织成细密柔和透明的色调的做法，没有了，铅笔线条胡涂乱抹，毫无章法。按程序一步步由浅入深、由形体分析到大体明暗色调，再到深入刻画，又回到整体的宏观意识也没有了。一张白纸被随意地钉在画板上，要么是涂抹铅笔的脏色调，要么是突兀的硬笔迹，要么是失控的步骤，要么是还没有画完备，一张纸只有浅尝辄止的“深入”:给学生一张纸，两三周下来，一张“长期作业”居然潦草得令人不忍卒读，甚至连铅笔都没有把纸画“黑”。学生说:我们只临摹过几张照片就考上的艺术学院，头一回画石膏像。还有的学生已经在实验用灰色纸画素描，用色粉笔提高光，用大排刷涂背景，他们已不屑于用铅笔耐心地交织细密和煦的色调了。心浮气躁成了现代人的一种通病。李老师还说，难得碰上用功的学生了!晚来早走是家常便饭，班上坚持下来的常常只剩下老师和模特;课上，学生手中划手机屏幕的时间要比画铅笔道的时间长。话又说回来，学生的画好坏已与考研、与工作没有关系，与走向社会没有关系。谁还有心坐在这里画那种按部就班的鸟什子素描!

3素描在中国画中的位置

素描的名称是外来的，虽然许多人都说白描也是素描，中国人也有解剖概念，也有黑白意识，也有造型原理，也有散点透视，但这些与西方素描的原意都不是一回事，严格的程序性、塑造性、整体性，在传统训练中是没有的，在“九朽一罢”的白描中更未见到。素描进入到中国，在美术院校确立位置后，首先对西画产生影响，中国古代绘画的许多规则却与之对立起来，真正的写生中一眼便可看到严谨的生理解剖结构、实在的形体、立体的明暗关系、透视关系、空间关系等等，这一切中国传统绘画中均未准确涉及。我估计中国人在最初学习这些原理时也费了很大的周折，正像我们今天在国画素描中企图消解掉这些与传统中国画相抵触的东西一样。全因素素描在其他画种门类中没有这些问题，油画、雕塑甚至对黑白处理非常主观的版画中，都可以完成顺理成章的过渡，唯独到了国画:画太写实太准确的解剖造型没有了国画的味道，线的勾勒与排斥线条只以光影体面说话的素描相矛盾，光影、明暗、投影更无法表现或画上以后不和谐，边线的勾勒影响体感的圆润和空间的深度，透视破坏了中国画装饰线的美感，总之，一切都与表现三度空间的素描相冲突。写生过程中，为求得平面化要变形，排除明暗干扰，剔除轮廓线，对许多圆滑的体积、空白的体积不惜使线条无中生有，对画面有用的线条要四舍五入，对起破坏作用的线条要视而不见。一切似乎变得很纠结，很别扭，在主观、客观的挣扎中进行取舍，不像其他画种那样轻松随意，人家在按部就班地步骤中，遵照眼睛看到的自然效果，一步步画出，获得的是写生的乐趣，中国画家在目视效果与传统心理中进行着一次次搏斗，最后完成的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不和谐的画面。这种矛盾在若干年以来的中国画中一直存在着，只是部分地用了一些原理，部分地解决了一些问题，尖锐的冲突仍未得到缓解。于是有人从中做了妥协，提出了线性素描、结构素描，以白描代替光影素描，因为研究了许多旧日的光影明暗，最终还要归结于平面、平光、装饰性、主观意识、变形。当把素描作为一种素质来训练、来对待的时候，最后还要理性地排斥很多东西，回归到“写意”。这是很多年没有解决好的矛盾，本文无力探究。在李振才先生寿辰80岁，从艺65周年，从教55周年之际，我对李振才的素描教学体系做了以上梳理。李振才老师身体极好，令四周的同辈羡慕，也让我们学生自叹弗如。他退休后仍关注着学院的教学发展，关注着文化社会信息的走向。凡研讨会发言，往往高屋建瓴，且头脑灵活，条理清晰，语速还像当年教我们时那样快，这便是艺术学院的福气!俄罗斯列宾美院仍坚持着圣彼得大帝以来的学院派绘画基础传统，其中小有调整，不影响他们仍在世界美院排名第一的地位，大家都更弦改辙时，他们坚持住自己的特色，也可独立于世界艺术之林。山艺的传统是坚实的，成果是卓著的，李振才赵玉琢等先生建立的素描体系是一个学校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山艺之所以区别于并且高出于其他学校的一个标志，舍弃此，便等同于平庸。这是山艺的文脉和“老汤”。

内容提要：宫廷戏剧与民间戏剧、文人戏剧是构成中国戏剧的三大支柱，而宫廷戏剧最典型的代表是以皇室成员朱有燉为首创作的皇家戏剧，其突出特点是注意吸收其他表演艺术的长处，形成了独特的具有皇家气派的舞台艺术。本文将以朱有燉杂剧为蓝本，分别从歌舞、民间说唱、俗曲、傩戏、院本的表演艺术的穿插，具体分析皇家戏剧的舞台艺术以及“过锦”手法的运用。

关键词：朱有燉杂剧皇家戏剧舞台艺术过锦

王芷章在《清平署志略·引论》中把中国古乐分为“庙堂之乐”、“雅士之乐”、“民间之乐”三类，按此也可把中国戏剧分为“宫廷戏剧”、“文人戏剧”和“民间戏剧”三类。宫廷戏剧是为宫廷统治者服务，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其突出特点就是宫廷戏剧的活动都具有严整的礼乐规范和严格的表演仪秩；演出的内容大多为歌功颂德，祝寿祝福之作；讲究娱乐性与可观性。苏轼的《坤成节集英殿纯宴教坊词致语口号》详细地记载了当时杂剧演出的仪式表演情况：

教坊致语：-------

中和化育万寿排场

口号：------

勾合曲：------

勾小儿队：------

作者：刘禹希单位：河北大学艺术学院

红军脚下的一行大雁更是为整幅画作曾添了几番生机，几番希望，既有气魄，又有浪漫。还有一幅作品，我叫不出名字，甚至都不知它是否仅为陈逸飞某幅画作的一个部分。画上一个东方女孩儿衣着旗袍，庸懒的躺在床榻上，身上盖着乳白色的被单，手放在头和枕头之间，安静而香甜地睡着。我第一眼看到这幅画时，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心想，这样细腻的勾描刻画得倚靠多深的功力做基础啊。女孩儿的脸部画得非常自然，红色的衣服与金黄色的床单也显得很和谐，尤其是床单的皱褶的处理，跟人一种很舒服很亲切的感觉，除了“细腻”，实在很难找出自语来形容陈逸飞笔下的这个人物给人的直观感受了。

比起文字，画作更能给人以打动。色彩更具魅力，因为浓淡不一的色彩比白纸黑字更有情意，更懂得应如何悄无声息地滑入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唤起人无限的追忆与深入的思考。就像陈逸飞能够通过品读诗词画出油画，可能从某种程度上讲，画是比文字更加含蓄的一种语言。

他，将画布延伸到电影“，飞”出名堂

导演，陈逸飞给自己的另一个定位。画家涉身影坛，咱且不论其他，单纯从画面质量来说，这对电影工作者是一种冲击和压力，对于能够享受到静止镜头的观影者则成为了一种幸运。这一点在陈逸飞的身上体现的卓为明显。

他的第一部作品《海上旧梦》可谓是他个人的随想，据说它所表达的内涵远远超过了当初的预想，也超越了他苦心积攒的素材本身，是一部不折不扣的诗化电影。而他的《人约黄昏》则有了较为完整的剧情，讲述了一段缠绵悱恻的人鬼之恋。值得一提的是，在《人约黄昏》中，陈逸飞充分地发挥了他作为画家的专业优势，每一个镜头都相当考究，每一个起幅落幅，都像一幅油画般有质感，甚至连镜头与镜头之间起承转合的衔接都那么富有美感，陈逸飞实在用诗情画意，从容不迫地讲着故事，就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老者，在翻着老照片将那过去的故事娓娓道来，这感觉就像喝着一杯苦丁茶，苦味结束时味蕾会触到丝丝香甜。

《逃亡上海》则是陈逸飞“海上三部曲”的压卷之作，艺术地记述了辛德勒从纳粹德国的魔爪下营救出千余名犹太人的史实，轰动了全世界。影片由一个长达一分二十四秒的长镜头开篇，细致的向观者展示了一把古老的甚至已有些破旧的小提琴，再配以悠扬的提琴声，为影片奠定了一个从容的基调，为后事的铺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在电影事业上倾注了甚至比油画界更多的心血，一直到他未完成的《理发师》，据说，他一个小小的场景都要拍十几遍，为的只是要抓住夕阳西下仅剩一点余辉洒在巷子里的色彩和感觉。他用执着影响和打动着当代对艺术有追求有梦想的人们，其中包括最后帮助他完成遗愿，将《理发师》拍摄完成的吴思远先生。

他“，逸飞”冲天，却过早陨落，将毕生奉献给艺术

在《黄河东流去》中，作者对民间语言、群众语言的运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大量采用民歌、民谚，更多的是吸纳、化用、升华了民间口语。如“箩面雨”、“一火车话”、“萝卜快了不洗泥”、“剃头的头发长”、“远怕鬼，近怕水”“，笑脸求人，不如黑脸求土”、“千行百行，种庄稼才是正行”、“美不美，泉中水，亲不亲，是乡邻”、“力气是压大的，胆子是吓大的”、“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米汤萝卜丝儿，吃了去病根儿”“、再破旧的窝，也比笼子好”、“贵人买贵物，穷人买豆腐”、“第七次跌倒，八次再爬起来”、“张飞卖秤锤，硬人碰硬货”“、穷在大街没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土地爷也是长了双狗眼，谁家富就巴结谁”等等画龙点睛的语言，它们承载和传播着浓郁的中原文化气息，更使作品对生活的描写地道的河南化，给人以原汁原味、身临其境的审美感受。正如评论家孙广举所说“这种语言准确生动、朴实浑厚、幽默诙谐、句式简短明快，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还有一些，或为民谣，或为谚语，也是多姿多彩。与以往相比，作者更注意对这类语言的选择和提炼。就像余非说的“：茅台酒是提炼，酒精也是提炼，差别是细微的，但厉害，就厉害在这细微的地方。”[3](P251)正是作家对丰富而粗糙的群众语言的咀嚼、消化、开采、提炼与加工，才有了“一朵红云飞过来”、“穷人老坟里不长弯腰树”、“天不转地转，山不转路转”、“吃饭不知道饥饱，睡觉不知道颠倒”、“铁打链子九尺九，哥拴脖子妹拴手，不怕官家王法大，出了衙门手牵手”等质朴鲜活的民歌谣谚。它们或亲切真挚、或锋利泼辣、或充满哲理，不仅是生动活泼的人民口头语汇，也是优美精巧的文学语言，被广泛采撷到作品之中，使作家的语言在通俗、自然之中，又加入了谐趣、剔透的特色。

纯熟地道的中原方言、民歌俗谚的恰当使用，如花在锦，灿然可观，活化了中原精神，增加了小说鲜明醇厚的地域特色。李凖曾这样总结自己的创作风格：“民歌、民间故事、地方戏剧、古典戏曲、古文及古典诗词，中国农村和小镇，特别是中原地区的风俗人情，中国的音乐和绘画，特别是石刻、写意画，唢呐和筝的音乐旋律，民间排鼓和铙钹的明快节奏……这一切是形成我创作风格的最初最基本的因素。”[3](P292-293)正是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中原文化对其创作的巨大影响，从而使得李凖小说语言既有天然的质朴美，又能“寓华于朴”、“寓谐于朴”，既增强了生活气息，又体现出作者更高的美学追求。这一风格的形成是李凖长期深入农村，精心选择提炼、学习锻造语言的过程。负载于民间历史传说、幽默笑话、地方戏曲随之流注到他的血液之中，因此他的小说语言总是那么朴素、自然、醇厚、精致。李凖说“：在运用语言技巧上，我首先是学民间戏曲说唱的流畅和明快。象河南豫剧、曲子、坠子等艺术形式，都是叙述味道很浓，而又朴实流畅的。”[4](P66)这种学习，不是生搬硬套，是融会贯通，因而具有了自己的特色。其语言风格在诸多作家中也是相当有个性的。据传，河南文坛流传着这样一个佳话：李凖三句话说哭常香玉。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李凖文学语言的个性与功力了。李凖谈到他对文学语言美的理想状态和理想境界时，用了一个比喻，说河南豫菜宴席上招待客人的最后一道汤，叫浓后淡！看起来像清水一样，可喝起来，味道鲜美极了!实际上，李凖小说语言正如豫菜的特色，看起来很淡，却越品越有味；是大巧之朴,浓后之淡———从人民群众丰富无比的口语中淘金，达到用最普通的语言表现最普通的情感，实现语言回到最自然的状态。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文学艺术传统，也有极其丰富的语言艺术财富。李凖小说的语言成就，不仅仅体现在他对鲜活民众口语的采撷、运用上，同时，小说中包含的诗词韵文也相当可观，可谓行行见诗意，处处听琴音。而且更为可贵的是，这些诗词韵文除了少数直接引用前人佳句外，其余大部分都是作者对优秀古典语言的巧妙吸收和精彩化用。他曾说：“语言我们要向三方面学习。一是向群众的语言学习，第二个就是外国的语言学习，再一个就是向古典学习了，这个太重要了……凡有成就的作者，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是在古典文学中间吸收到丰富营养的。”[1](P69)“中国古代作家中，对我影响最深的是杜牧、苏轼和曹雪芹。”李凖将优秀古典诗词、小说和传统戏曲中的经典语言恰如其分地为己所用，妥贴、自然，不露斧凿之痕，既保持了明快、晓畅、本色的语言风格，又融入了凝炼、隽永、典雅的特色，被茅盾先生热情赞誉为“洗练鲜明，平易流畅，有行云流水之势，无描头画角之态”。他的作品“，基本上是属于‘茶叶’、‘丝绸’一类的中国风格”[3](P292)的产品，显示出浓厚的民族化特色和化不开的“中原气息”。正是大量醇厚的古典语言化用，李凖小说显得尤为厚重。特别是《黄河东流去》的语言风格较之前期创作，显得更加多姿多彩。“鬼斧神工，峭壁雄流”的隶体大字“、长安一片月”、“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的古诗佳句，写出了祖国山河的秀丽与壮美。徐秋斋“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上有皇天，下有后土。新郎新娘拜天地!”的婚礼证婚词，古诗新词杂揉，别有风味。还有一些明珠一般，冠于章篇之首的引诗，不仅“标其目、显其志”，还以浓烈的诗情，渲染烘托着所绘故事———首章引诗“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令人仿佛触目而视古往今来、倾天而注、一泻万里的黄河气势，并有通贯全书、气盖万言的力量，也为壮丽多姿的人物出场埋下了伏笔；第二章引诗，则又变为一首民歌：“风来了，雨来了，漫漫黄水压过来了”，自然如口语，隽永像史笔，寥寥数语，写出了决堤而来的黄水给黄河岸边带来的祸患与灾难，极平实的语言，却寓含着数百万人民的悲愤与幽怨；第三章的引诗又一变为一首流行歌曲，如胸中滚动着的怒潮。雪梅私奔、听蓝五吹唢呐一如抒情诗，委婉细腻、情义缠绵、幽怨不已：委婉凄凉的唢呐，像大漠落雨，空山夜月，把人的感情带进一个动人的境界：生离死别的泪水，英雄气短的悲声，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当那个“门”字的最后余韵还在低徐回荡，雪梅眼中的泪珠，却像珍珠断线似地洒落在雪青布衫的衣襟上。

还有把古诗“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意境，溶化在自己作品之中，创造了具有新的时代特色的意境美。[5]石头梦一段，又如童话般的幽默小品，但谐中寓悲，令人泪垂；徐秋斋传递道德火把时的独白，那种哲理性议论“，猛一看是学习西方，实际上我主要学的中国古文传统”[3](P284)。精彩开篇以“世界上有多少伟大的河流啊！”总领全章，引介了世界各大著名江河。接着，笔锋一转，描绘了我国雄伟壮观的长江、黄河。而对于黄河，像一把利剑劈开了崇山峻岭，她是一条古老的、多灾的河流，是倔强的母亲和中华民族的摇篮。这段文字，可谓一幅世界河流的鸟瞰图，既写出了世界大河的奇姿异态，也衬托了秀丽山河的美好可爱以及黄河的古老与多难。从中，我们看到了李凖自然亲切、明晰条畅的叙事艺术，并可隐约窥视到作家对古典文学叙事技巧的借鉴。“我的散文，是学习了中国韵文的规律，就是赋，受它们的影响写出来的。”[3](P283)一如作者所言，“人们是需要各种艺术欣赏和情绪的。需要‘张’，也需要‘弛’，需要‘金戈铁马’，也需要‘沁人心脾’。”他的创作尤其是《黄河东流去》，就体现了这一美学思想和追求风格，也惟有如此，才能营造出一个苍茫浩瀚的艺术境界，谱写出中华民族气势浩瀚的壮伟颂歌。评论家孙荪曾说“，一个作家对于文学的贡献,可以有许多方面,但绝对不可或缺的,甚至是最重要的,是他对语言的创造。”[6]我们从对李凖小说语言特点的分析，可以看到，对于文学家来说，作品的语言风格是其天资、阅历、气质、审美、学识等因素的综合体现“，不但因人而异，而且因事而异，因时而异”。作为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善于学习、吸收、创造与众不同的语言特色，形成自己稳定独特的个性风貌；作为优秀的作品，也应该能达到雅俗共赏的境界———在这方面，李凖算得上一个大家，他的小说尤其《黄河东流去》算得上是上乘之作。

摘要：弗里达·卡洛作为画家的同时也作为一个人具有这样的秉性；豪侠并勇于面对肉体的折磨、对惊奇与特殊的偏爱，鲜活、聪明、性感的她总是对男人有吸引力并有着许多情人。她总是穿着华丽，特别喜欢穿时髦的拖地的墨西哥长民族时装，无论走到哪里，她总是那么引人注目。

关键词：女性艺术；弗里达·卡洛；美丽与神秘；情感与病痛

Abstract:Frieda·Carlowtakespainter’satthesametimealsototakeapersontohavesuchmentaldisposition;Thechivalrouspersonanddaresfacingthehumanbodytosuffer,tosurprisedandspecialbeingpartialto,bright,intelligent,sexyshealwaysattractiveandhasmanysweethearttotheman.Sheisalwaysputtingonmagnificently,likesputtingonfashionablyspeciallytowstheplacetheMexicanlongnationalityfashionableclothing,regardlessofwherearrives,shesoisalwaysnoticeable.

keyword:Feminineart;Frieda·Carlow;Beautifulandmystical;Emotionandindisposition

前言

弗里达·卡洛（FridaKahlo,1907～1954），是一位美丽的、才华横溢的带有神秘色彩的墨西哥女画家。

弗里达的一生听起来就像是斯科特·菲滋杰拉德的小说一样，引人入胜。既悲惨又与纠缠她终身的病魔作斗争。6岁患小儿麻痹症不良于行，正值18岁花季的弗里达在放学的路上又遭车祸，几乎“粉身碎骨”。她被一根金属棒刺穿，脊梁折断3处，锁骨，第三、第四根肋骨断了，右腿有十一处；骨盆有三处破裂，还有一只脚骨折。从那天起直至生命结束，这以后的29年里，弗里达一直生活在病痛的折磨之中。她渴望要一个孩子，但那破裂过的骨盆常常引发流产，以至于做了至少三次人工流产。奇迹般地逃出死亡的她，一生至少经历了32次大小手术。生命中的许多时间在病床与轮椅中度过。她有整整一年躺在床上一动不能动，穿着由皮革、石膏和钢丝作成的支撑脊椎的胸衣。惟因如此，她的许多画作是在病床上完成的。病痛与死亡的巨大阴影遮蔽着她，让她用她的画笔捕捉了它们，用它们来隐喻生命中的爱与恨，展现自己支离破碎的情感和恣意丰富的一生。她一生创作了大约两百件作品，其中约三分之一是自画像。她的画传承了纯正质朴的印第安民族文化的血统，发挥了墨西哥民族独特的“生”与“死”的主题。病痛与死亡并没有因此让卡洛在追求爱情方面逊色于人，她多姿多彩的爱情生活是世人无法望其项背的。

鲜活、聪明、性感的她总是对男人有吸引力并有着许多情人。而对女人来说，她也曾是同性恋者，俄国流亡革命家托洛兹基，西班牙雕塑家诺古奇，法国超现实主义画家布列东都是她的仰慕者。她总是穿着华丽的墨西哥民族服装，戴着鲜艳夺目的首饰，头上簪着怒放的花，这让她显得神秘且魅力十足。当她访问法国时，就连毕加索都亲自宴请她。

摘 要:童年是人的一生中的重要发展阶段,对艺术家个性、气质、思维方式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作为一种具有审美特征认知方式和记忆体验,童年经验往往会伴随作家一生,并对作家的感知方式、情感态度、想象能力、审美倾向和艺术追求等等产生重要影响。

关键词:童年经验 心理体验 发展方向 文艺创作

“童年经验”即指“童年体验”。由于学术界一般都习惯于用“童年经验”一词,故沿用。童年经验是指一个人在童年（包括从幼年到少年）的生活经历中所获得的心理体验的综合,包括童年时的各种感受、印象、记忆、情感、知识、意志等①。

每个人一生都受童年经验的影响,各个心理学派都十分重视童年经验对艺术家个人体验的重要作用,那些印象深刻的体验和童年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艺术创作的题材选择、作品情感的基调,甚至可能形成一种固定的艺术风格。童年的经验往往是人一生中印象最深刻的一段,童年的许多印象、习惯、情感经历都会对一个人的气质、性格产生重要的影响。关于童年经验对一个人的体验的关系,弗洛伊德认为:一个人的“思想发展过程的每个早期阶段仍同由它发展而来的后期阶段并驾齐驱,同时存在,早期的精神状态可能在后来多年内不显露出来,但是,其力量却丝毫不会减弱,随时都可能成为头脑中各种势力的表现形式。”②人的早期的经验对后期的意志、性格、气质、思维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早年的经验和后来的生活体验相溶,形成艺术家独特的审美体验。

文艺心理学研究表明,童年是人的一生中的重要发展阶段,人的知识的积累中又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童年,因为童年阶段是一个人心理发展不可逾越的开端,对艺术家个性、气质、思维方式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艺术家的艺术作品的内容、形式很大一部分来自童年的记忆和体验,并且决定了他今后的发展方向和程度,在艺术家的艺术旅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艺术家的早期经验与他的创作是有着深厚关联的,艺术家早期生活中的许多细节与情感经验,很可能以各种变形形态出现于作品中,甚至成为他艺术作品的固定风格。毛姆在谈到狄更斯的创作时说:“尽管他具备敏锐的观察力,而且渐渐熟悉上流社会的语言,可是他在小说中描写上层社会的生活时,却从来没有成功塑造出令人信服的上层人物,他笔下的牧师和医生显然不像那些律师及其雇员那样栩栩如生。”毛姆由此得出结论:“一个小说家只有把自己早年就已经有所接触的人物作为原型时,才能创造出杰出的人物形象。”③林语堂在塑造《京华烟云》曼娘这个人物时,就是以他的教母为创作原型的,童年时期与教母相处的点点滴滴,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成为他在艺术创作过程的选择与吸收的素材。身兼造型艺术家和童书创作者身份的艾姿碧塔,至今已有三十多部童书创作,广泛地传播于世界各个角落。她的艺术作品很大一部分都与她童年的经验有关。在《艺术的故事》中,艾姿碧塔详尽地叙述了她儿童读物的创作和思考历程,以及创作的原动力与永不枯竭的灵感源泉――童年的各种记忆。战争年代的颠沛流离、生离死别,特别是与教母在法国阿尔卑斯山的童年生活――听故事、唱歌、看晚霞,感受身边各式物品、玩具、图像所散发出的独特气息,成为她创作的根源。

作为一种审美体验,童年经验能对文学创作产生深刻影响是毋庸置疑的。童庆炳先生指出:“完整的童年经验,不仅仅指原本的童年生活的记录,它还包括主体对自身童年甚或经历的心理感受和印象,带有很强烈的主观色彩……童年经验的这种性质对作家而言至关重要,它意味着一个作家可以在他的一生的全部创作中不断地吸收他的童年经验的永不枯竭的资源。”④童年经验是艺术家的个性心理形成的重要阶段,作为一种具有审美特征认知方式和记忆体验,童年经验往往会伴随艺术家一生。

童年经验在艺术家审美体验中有着重要的影响。童年经历过的人、事、景在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中会成为创作的灵感来源,童年的某种经历在某个时刻会触动艺术家的情感,产生审美体验。心理分析学家认为:“表现艺术所传达的深刻体验,主要来自它对遥远的、记忆不清的童年时代的某些经验的触动。我嗅到一朵玫瑰花的香味,这种香味会突然给我造成一种异样的亲切感受,引起一种似曾相见的情绪体验。这种莫名其妙的深切经验,乃是儿童时期经历过一连串情感体验的再次萌发。”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