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范文精选

一、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的最早启动。

首先，洋务派面对新形势，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最早的现代化思想。19世纪中叶，现代化浪潮已从欧美席卷到世界各地，它打破了各国的隔绝状态，将不同的国家和民族连为一体，人类历史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而在中国，清王朝遇到了开国以来最大的统治危机：太平天国运动如火如荼，蓬勃发展；英、法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凭借洋枪洋炮打败了统治的危机，促使统治集团发生了分化，出现了新的组合――洋务派。他们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提出了应变的思想，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毫无疑问，“中体西用”思想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化理论，它使中国人迈出了由“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的脚步。

其次，洋务运动从西方引进先进技术和机器生产，实现了中国从手工业制造转入机器生产的起步。美国比较现代化学者布莱克指出，在人类历史中，有三次伟大的革命性转变，第一次革命性转变发生在100万年前，原始生命经过亿万年的进化以后，出现了人类；第二次革命性转变是人类从原始状态进入文明社会；而第三次革命性转变则是近几个世纪正在经历中的事，全世界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国家从农业文明或游牧文明逐渐过渡到工业文明。社会学者、历史学者一般把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大转变理解为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洋务运动就成了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起点。

在一定意义上说，洋务运动使中国迈出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第一步，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从此真正开始。

二、持续30多年的洋务运动，又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首先，洋务运动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人现代民族主义意识的增长，推动了中国人与现代社会的接轨。传统上，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意识是文化意义上的，他们认同的是一个外延可以推及天下的华夏文化共同体及其以此为统治合法性的世袭君王。鸦片战争以后，传统的民族主义意识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开始改变。人们逐渐认识到中国不过是多元世界中的一个有限的政治实体，这就萌发了现代政治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而这种民族主义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不断强化。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进一步受到外部世界的生存挑战和现代文明示范的刺激，发生了洋务运动。洋务派高举“中体西用”的旗帜，创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力图“借法自强”，这是现代民族主义在这一历史阶段的表现形式。李鸿章说：“资取洋人长技”制器练兵，是“御侮之资，自强之本”。他在创办轮船招商局时又说：此举是为了“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张之洞在筹办广州织布局时同样也说：这是为了“自扩其工商之利，以保利权”。可见，在洋务派“借法自强”的口号里，包含着保卫民族利益、争取社会进步的核心。

洋务运动带来了现代生产力和大业生产力方式，从而刺激和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中国社会进一步出现了各种体现民族主义的思想和主张。70年代以后，洋务派虽也创办了一些工商企业，但数量甚少，经营不力，发展缓慢，社会效益也十分有限，难以与外国资本相抗衡。许多洋务知识分子对这种状况日益不满，他们开始批评洋务运动步子太小，速度太慢，提出“必须破除积习，大为更张”，加快发展工商业的速度。郑观应针对官办工商业运用封建衙门式经营方式的弊害，力倡“不用官办而用商办”，政府应鼓励和支持民族工商业。他认为：“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舒畅其血脉也。”他提出“商战”口号，激励人们扩展工商业：“西人以商为战，士、农、工为商助也，公使为商遣也，领事为商立也，兵船为商置也。国家不惜巨资，备加保护商务者，非但有益民生，且能为国拓土开疆。……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他因此断言：“习兵战不如习商战”，“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显然，在“商战”的口号里，充满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此外，洋务知识分子还谴责外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特别是对不平等条约中所规定的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功定关税等条款，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认为这些规定严重侵犯了中国，并给中国带来了无穷的祸害。他们要求通过外交途径取消这些不平等条约。接着，外交保护权也提到了议事日程。过去，封建统治者认为海外华侨是“自甘化妆”，对他们的悲惨处境不闻不问，漠然置之。这时，人们开始认识到外交保护权也属于国家之一，于是主张对处境艰难的海外华侨予以保护，使“免受许多欺凌”。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人现代民族主义意识的增长，这是中国人与现代社会接轨的思想动力。

一、经济近代化与市场的关系

开始于19世纪六十年代的洋务运动可视为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开端。二次大战后，西方史学界对经济近代化的看法有所改变：过去十分强调工业革命，现则认为欧洲经济的变革始于16世纪的重商主义，200年后的工业革命不过是市场需求的扩大和它所引起的政治经济变动的结果。这种观点的改变可概括为对经济发展的看法由生产导向转为需求导向。这可以C·M·奇波拉主编的一代名著方坦纳欧洲经济史为代表，它对每阶段的分析都是从总需求开始。

这种历史观的转变，可从经济学理论上探求根源。人类受个人能力和环境的限制，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获得经济上的增益。故亚当·斯密的交换导致分工、分工和专业化增进社会生产力的观点至今为人所信奉。但自法国重农学派以来，在经济发展理论上生产导向的思想常占优势，“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深人人心。德国历史学派先驱F·李斯特曾批评斯密为“交换经济学”，因另创“生产力经济学”，并认为历史的发展顺序是由农业经济到农工业经济，再到农工商业经济。19世纪七十年代，边际学派兴起，从需求即物品的稀少性和效用上解释价值，章到学界重视。其后，历史学派的经济发展论也有改观。如希尔德布兰德(Bruno Hildbrand)是按交换的方式提出三阶段论，即实物经济、货币经济、信用经济。毕歇尔（Karl Bucher）则从交换过程上提出三阶段论，即家庭经济（包括中世纪庄园，不依赖外部交换）、城市经济（指行会时代，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交换）、国民经济（生产者为市场而生产，商品要经过多种市场环节才到消费者手中）。

20世纪早期，以A·马歇尔为首的新古典经济学居主流地位。马歇尔首创“需求理论”，从此经济学皆从需求讲起。但马歇尔的重点仍是生产论，并认为短期内是需求决定均衡价格，长期间则仍是供给起决定作用。1912年J·A·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提出“创新论”，是经济理论的一大贡献，但其发展观仍是生产导向的，虽然注意到市场创新。三十年代的凯恩斯革命，西方经济学发生重大变化。J·M凯思斯彻底批判了萨伊定律，需求和市场上的有效需求成为研究的中心。同时，他创立了宏观经济分析，与经济史重新结合。经济史学中的需求导向思潮于焉兴起，前述奇波拉的巨著即立足于凯恩斯理论。

1969年，J·R·希克斯发表《经济史理论》，认为迄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共同趋势是由习俗经济和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尽管这种过渡在各国先后悬殊，在历史上常有反复。他认为，欧洲的封建时代是习俗经济和命令经济的混合，它向近代化转换始于“专业商人”的兴起。专业商人要求保护产权和保护合同。于是出现一个长达二百多年的“市场渗透”过程，即适应市场经济的货币、法律、信用和政府制度的改造，农业的商业化，劳动力市场的建立。这一切的结局即工业革命和近代化。八十年代兴起的以诺斯（Douglass C·North）为首的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史理论是这种思潮的另一种表述。它把经济的增长归之于制度的有效性变迁，而在解释欧洲的工业革命时，把它归因于16世纪以来的产权制度的完备化，要素市场的扩大和交易费用的降低。

其实，马克思早就指出，欧洲的资本主义制度是16世纪建立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一篇题为“交往（Verlejt，广义的交换）与生产力”的史论。这篇史论讲了欧洲中世纪后期“商人阶级”的形成，他们怎样促成城市间的人工，从而导致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又讲了17世纪以来世界市场上商业和航运业的大发展，怎样造成“超过了生产力的需求”，终于促使大机器工业的诞生。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商业资本是最早的资本自由存在方式，因而，“它在封建生产最早的变革时期，即现代生产的发生时期，产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1]

以上经济学和经济史理论，都是以西方尤其是欧洲的经验为依据的。不过，我认为，作为历史观，即作为思考问题的方法论，也适用于中国的近代化研究，尤其是在洋务运动时期。关于清代商业、商人资本的发展已有不少专著，市场的变化也有很多描述性的。论述。但市场究竟扩大了多少，发展速度如何，是否与近代化产业的增长相适应，尚罕见论证。与欧洲不同，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是个海上国家，至19世纪末出口贸易占不到工农业总产值的5％，近代化产业的建立必须依靠国内市场。本文下节的任务即在于考察1870—1910年国内市场的发展状况。这以后，即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国内市场，我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第三卷中已有估计。至于国外市场测海关有详细统计，勿论。

二、洋务运动时期的国内市场

大致从1998年曼谷亚运会算起，中国军团中的洋教练就从“形单影只”开始渐成气候。到了2004年雅典奥运会，已经有一大串外籍教练的名字出现在中国代表团名单中。如今，洋教练已不是什么稀罕事物，但他们仍在给中国体坛不断带来变化，而这变化背后的冲击与思索，更不曾停止。

“洋教练”再一次成为中国竞技体育的关键词。

上个世纪90年代，在中国体坛，外籍教练还属于新鲜事物。记得1993年的春节晚会上，男足主教练施拉普纳成为冯巩调侃的对象，一时间，这个德国胖老头的形象在国内深入人心。那时，中国男足是最早“吃螃蟹”者之一。而如今，洋教练在中国体坛早巳不是新鲜事物了。

面对2008奥运会，“洋流”涌动，势头更猛。

“我不觉得累。如果累了，我会休息。”感冒中的汤姆・马赫还在打吊针。但这并不妨碍他哑着嗓子，开始正式执教中国女篮。3月30曰下午，中国女篮重新集中的第二天，训练馆里挂的口号都没变，但女篮队员们正在感受洋教练带来的变化。一个45度角背对篮筐，然后转身上篮的动作，看起来很简单，马赫教了好几次，总能纠正队员一些细小的脚步动作。

“国际化”是马赫常提到的一个词。作为世界级名帅，马赫带领澳大利亚女篮取得过两次世界亚军后，又在雅典奥运会上率领新西兰女篮历史性地杀进八强。而正是新西兰队将中国队挤出了八强。从某种意义上说，马赫于 6个月后替代宫鲁呜，拿起中国女篮的帅印，也就在那一战埋下了伏笔。“国际化”色彩颇浓的马赫上任之初，就强调要排选“国际化”的球员，成为“国际化”的球队。所谓“国际化”，就是能够适应国际赛场竞争的要求。“我们要成为一支特殊的队伍，各方面都要发展好。就目前来看，要在攻防转换的速度和一对一能力方面加强”，马赫说：“每个教练都有自己的方法、风格，队员们会逐渐掌握。所以大家要有一些耐心，不要期待奇迹会马上发生。”

就在马赫开始带队前几天，另一名世界级教练也成为中国皮划艇队的总教练，他就是年过六旬的德国功勋教练约瑟夫・查普谢克。与马赫比起来，约瑟夫所从事的项目不够引人注目，但他的成就绝对“金光闪闪”。在他担任德国皮划艇队总教练㈠年的时间里，德国队共获得奥运金牌17枚、银牌8枚、铜牌4枚：世锦赛金牌67枚、银牌42枚、铜牌 47枚。这个满头白发，神采熠熠的德国人毫不讳言：“取得了很多冠军和荣誉后，老实说我也有些感到骄傲，同时我能起的作用和给队伍带来的变化越来越小。因此我觉得是要做出改变的时候了。”

实际上，今年春节过后，国家体育总局各项目中心都将工作重心转向备战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首当其冲的就是教练问题。男篮续聘立陶宛名帅尤纳斯，男排也打算为教练班子聘请外籍顾问。近年来在聘请洋帅上尝到甜头的小球中心更是大刀阔斧，不但留下了女曲的韩国教练金昶伯，还为男曲又请来了一位韩国教头金相烈。女子手球队的主教练也由韩国人金甲担任……一时间“洋流”涌动，头较之从前更猛。

相比起德法的宽带战略，正占据着互联网龙头地位的美国人也许更加值得我们学习，而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要网业分

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是指1861年至1894年，咸丰皇帝在位期间清朝政府内的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的“师夷之长技以自强”的改良运动，现在的中国电信行业也需要一场洋务运动。

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在互联网接入领域涉嫌垄断，目前正在整改之中。包括电信运营商在内的社会各界都在呼吁宽帝国家战略的出台。如果出台宽带国家战略，意味着电信运营商，特别是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将获得大量资金用于宽带建设，宽带水平固然会提升，不过也可能同时带来应用市场的“国进民退”。包括手机APP在内的各种应用，电信运营商都有涉足，这种全面开花的结果显示了电信运营商定位不清，真正有价值的业务没有去做，而去做一些自己不擅长的业务。如果得到更多资金，电信运营商可能会严重“搅局”应用市场，造成不必要的混乱局面。因此，宽带问题要真正解决，还需要解决网业分离以及裁判员和运动员分离的问题。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内电信运营商如何改革，也许我们可以从国外电信运营商上寻找经验，中国的电信行业需要一场“洋务运动”。

宽带提速全球化

宽带提速、电信改革的声音在全世界响起。

根据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在2010年2月制定了《国家宽带计划》，向国会申请250亿美元建成高速互联网络和无线宽带网络，目标是在2020年美国一亿家庭中普及100Mb／s的高速宽带。FCC于2010年3月15日宣布，美国将大力普及高速宽带网络，力争在未来10年内在美国各个角落建立起高速宽带网络。要在未来10年内，为至少1亿个美国家庭建立传输速度达每秒100兆比特的网络，这一速度将比现有用户上网速度快20倍以上。

同时在学校、医院和政府部门等公共场所建立每秒1比特的高速网络，并为警察、消防队和其他公共安全部门建立新的无线网络，以确保这些部门在紧急情况下能相互联系和分享信息。

摘 要：洋务运动以前，西方医学已经随着早期来华传教士，在华有所传播。然而这种传播大多是民间的，零散的。这些西方医学的传播对我国医学的发展和现代化影响甚微。中国官方注意到医学的长处并开始办医院以及西医教育始于洋务派。洋务派通过翻译西方医学书籍，派遣留学生和办新式医学堂的方式，对我国医学现代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洋务运动;医学;影响

洋务运动前，西方医学在中国已经有所传播。早在明清之际，即有传教士陆续来华。这些传教士大多隶属于耶稣会，他们是在教会处于宗教改革和伊斯兰教扩张的内忧外患中被派出的。传教士来华固然以宗教使命为第一要义，然而为了在地方立身，他们必须取得当地民众的信任。于是这些传教士既是教士，也自然成了兼职的医生，教师。比如利玛窦和汤若望等人。这一时期，传来的书，学说，诊所，然而这些大多是零散的，传教士大多也并不精通医术，传来的医术也并非最先进的;在国内，很少有人能掌握英语，翻译进程缓慢，且大多数翻译的书籍都是政府的天文历法;尽管有史料康熙，然而仍既非最先进，也非整体连续的。

一、洋务运动的背景和内容

中国官方注意到西方医学的长处并开始修建医院，兴办西式教育始于洋务派;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深切感受到了西方的先进和本国的落后。他们呼吁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为我所用，于是掀起了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下的自救运动。洋务派前期以自强为口号，后期以求富为口号，创办了一批军事民用工业，如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洋务派创办军事民用企业，旨在通过对西方技术的学习来挽救清政府的颓势。除此之外，洋务派还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并派专人翻译西方图书。

留学生翻译了诸多外来书籍，具体如下：

表1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书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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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鸿江希望未来三年，CTP集团的“德式精养”能成为国内汽车后市场的必备项目。

9月10日这一天，德国CTP集团（以下简称CTP）德式精养项目全球首发给中国汽车后市场带来两个兴奋点。

第一个兴奋点：在汽车后市场领域，德国人来了，因为“洋务运动”总能带来先进生产力，而德国正是全球汽车工业的风向标，“德国制造”意味着品质保障。

第二个兴奋点：该项目三大创举突破行业极致，即凭借先进技术把精细化保养做到极致、通过手机版APP把客户体验做到极致、联手汽车金融把营销创新做到极致。这三个极致正好可以帮助国内汽车后市场解决痛点问题――行业不透明、客户不放心。

就在德式精养前一天，美国苹果公司也举行了全球新品会，CTP希望能COPY苹果公司的成功之处――把极致的艺术品位和极致的艺术创新进行完美融合，让“无精养・不养车”的理念在中国落地生根。

“我从未想过这个项目能赚多少钱，有的只是一种小情怀，希望未来三年，德式精养能成为国内车主的养车习惯，成为汽车后市场的必备项目。”德国CTP集团中国区总经理翟鸿江对《汽车观察》如是说。

进入中国为时已晚？

CTP于1985年在德国莱登堡创建，主要从事汽车护理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产品涵盖高端油和汽车养护用品，目前已在全球设立四大运营中心――欧洲、北美、中东、亚太。

文明是指人类的一切创造,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制度、法规、生活方式等都属于这个范畴。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虽然它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未能挽救在对外战争中失败的命运和阻止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但是,它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机器工业,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推进了中国文明演进的速度。

例如: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它们采用机器生产和雇佣劳动制,给中国增添了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使中国在向西方学习的道路上大大前进了一步。洋务派兴办的民用工业,比军事工业更具有积极意义。这些民用工业大多采用官督商办的方式,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工业。主要表现在民用企业进行商品生产或进行商业性运作,以赚取利润为主要目的。一方面,企业的资金主要来自绅商,他们在企业中有一定的权力,使得企业的管理更具近代色彩。另一方面,这些企业还往往以外商为竞争对手,在竞争中夺回不少权利。

通过新式企业的创办,一些买办、买办商人、官僚和旧式商人逐渐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同时培养了一批科学技术人才,引进了一批先进机器设备和传播了先进科学知识,积累了管理新式企业的经验,迈开了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步。

同时,洋务运动还开启了中国教育和技术现代化。洋务派感到,办这些新事业除了需要大量的资金外,还需要大量的人才。于是,他们仿效外国,兴办了一些洋务新学堂,以培养各类专门人才。据统计,至1896年为止,各地洋务派开办的洋务学堂有34所。这些学堂大多是专门性的实用技术学堂,规模大小不等,程度高低不同。据一些资料估算,到甲午战争前后,各洋务学堂毕业的学生约计已有一千数百人。

而且洋务派还通过派遣留学的途径培养人才。如著名的铁道工程专家詹天佑,便是洋务派派赴美国留学的第一批学生之一。著名思想家兼翻译家的严复,也曾被派赴英国留过学。据统计,洋务运动时期派遣出洋留学的人数共有200余人。此外,在洋务派所办的现代工矿企业、军事民用企业中、也涌现出一批杰出的人才如精通数学的华衡芳,精通化学物理的徐寿、徐建寅父子等人,为稍后现代民族资本的发生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综上所述,不管洋务派当初发起洋务运动的主观动机是什么,但是这场运动对中国的文明演进起了无可否认的积极影响。

作者单位:江西省兴国平川中学

摘要：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对于清政府来说，鸦片战争的失败深深刺激了他们，也打破了他们天朝上国的美梦。洋务运动开始后，“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外交思想逐步推行开来，这打破了原有的封闭状态，推动了中国外交的发展，但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打破中国政治体制，因此也暴露了其时代的局限性。

关键词：鸦片战争 外交 洋务运动 体制

中图分类号： K8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5-0100-02

近代中国外交政策的发展经历了一段艰辛、曲折的历程。康乾以来，中国奉行闭关锁国，自上而下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认为中国地大物博，文化先进，不需要和国外交往。但当鸦片战争的大炮轰开了国门之后，统治阶级才发现天朝上国无非是一片幻影，我们早就落后于列强太多，尤其在科技水平上，与西方的距离不啻天壤之别。当时的有识之士，包括清政府的核心人物们，不仅开始反思中国“器物”之落后的问题，也开始反思外交政策存在的问题。在中国人传统的外交观念中，华夏居于中心地位，只有华夏改变“夷人”，没有“夷人”改变华夏的。但是鸦片战争的失败，列强不仅占领了华夏的都城，清政府还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例如外国公使可以入驻北京等。虽然这些不平等条约让清政府大失颜面，但清政府仍旧采用传统的对待蛮夷的思维来对待西方列强国家。这是西方列强完全不能接受的。随着沿江沿海地区通商口岸的开放，来华的外国人越来越多，有些还到内地游历传教，因此若想要完全回避与外国人的交往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种背景下，洋务派的官员开始转变外交观念，提出了一些新的外交政策，促使了中国近代外交政策开始逐步转变，与世界接轨。

一、洋务外交的背景

晚清的中国社会，处于一种碰撞的大环境之下，这是两种区域、两种文明的较量。鸦片战争可以说是改变中国近代外交的一个转折点。鸦片战争后，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在这一时期，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但在对待外国人时，还是采用传统的“华夷”观念，通俗的说就是仍旧带有优越感。第二阶段，是洋务运动时期，这是清政府外交上的一个过渡时期，既保留了传统的对外政策，又开始逐步采纳西方的一些理念、政策。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第三阶段，洋务运动破产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掀起，中国开始被迫全面进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我们这里重点要论述的是处于过渡时期的洋务外交情况。

谈及洋务外交的背景，实际上就是在讨论两种国际体系的碰撞。早在16世纪初，伴随着地理大发现的脚步，不少欧洲国家就走上了海外殖民扩张的道路。在随后两百多年的时间里，欧洲人陆续来到亚洲，东西方两种不同的国际体系开始碰撞，即我们所说的朝贡体系与近代民族国家体系。所谓的朝贡体系，其核心观念是植根于中国人的传统世界观，即华夷思想。在这种体系之下，把中国看作为世界的中心，周边国家都是落后的“夷”，从而形成一N鲜明的阶级文明对立。但是到18世纪下半叶，随着欧洲工业革命的开展，西方列强再一次掀起了对外扩张的浪潮，用他们大炮加商品的外交征途，不断挑战东方国家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规范。尽管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时期屡屡失败，但对外思想仍以旧有的朝贡体系为标准，没有认同西方的外交手段，或者说是炮口下的被迫认同。这种认同是在大炮的震撼下，在各种条约的胁迫下，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展开的。

二、洋务外交的特征

中国自古以来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能够领先世界，成为世界大国，究其原因，除了先进的封建体制，以及先进的封建经济在当时领先于西方。然而，从十六世纪开始，西方各国逐步建立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之外，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第一次工业革命，从而生产力以及整体开始领先于世界，形成西方领先于东方，开始了对世界的殖民掠夺。

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被洋人的军舰与枪炮打开了大门，对封建统治产生了巨大的威胁。统治阶级意识到要改变现状，于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了“师夷长技以自强”洋务运动。但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并不想改变封建统治制度，以致于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洋务运动至此破产。

人们基本是比较同意这样的一个观点，那就是中日甲午海战之后，一个竭力鼓吹和推行了这么多年“洋务运动”国家，最终的结局依然是被自己的近邻日本所打败，所以这次失败震动了晚清朝廷。在这样的一种局面下中国向何处去，的确为世人所关注，因为中国的发展和世界列强对中国觊觎的局面，让人感到中华民族的存亡，仅仅是用所谓纯粹发展经济的方式是不能真正强国的。因为当时所谓的“洋务”在中国，不过是一些朝廷重臣和一些外省督抚，以他们个人的能力和眼光，在看到了中国时局的一些弊端，以及睁眼看世界之后提出的主张，在19世纪的80到90年代，中国已经出现了要求改革的动态，并且浮现出一批系统改革内政的方案设计。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中国不是被动地学习西方，只有从中国内部经世脉络里产生的问题和思路，与西方的理解发生了联系时，才会产生模仿某种体制的直接动力。在这个意义上，单从洋务运动的演变和反思来解释晚清改革，显然是不够的。

但是作为中央集权专制的统治阶级，他们作为既得利益者，是不会放弃自己“家天下”的。这种专制主义，其实正是中国近代化不能真正发展起来的主要原因。“洋务运动”的三十年，最终以中日甲午之战中的失败，遭受到致命的打击而告终。但是“洋务运动”对于中国的近代化，以及它为了自身的安全所做出的努力，包括在经济发展上所取得的成绩，同样是具有历史意义。就政治层面的意义来看，“洋务运动”在中国的发展，毕竟阻止和延缓殖民化的进程，并且以自己渐渐发展的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实力，提高了与列强较量的能力。自然就其思想意义来看，洋务运动毕竟让国人开了眼界，认识到富国强兵的重要性，而落后就要挨打也日益成人国人的共识。

在我们党提出要发展和建立社会主义的现代企业制度，对经济体制改革也出台了很多好的方案，而且政治体制改革也出台了相关的配套措施。可以说中国要想进一步发展，要真正走向富国之路，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势必要涉及到政治体制的改革，这也是不能逾越的门槛。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对于各种经济成份参与经济发展、共建小康社会，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其中的一些提法是这样说的--要大力发展和积极完善引导非公有经济，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分明、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而这些提法显然是要比过去有了更进一步的开放意识。预示着中国的未来经济发展会在一个新的平台上展开。

现在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步入了快车道，尤其是中国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和回收，则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将会是一个最为现实的凝聚力量，同时也展示了中国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体现出的勃勃生机和活力。相信中国在今后经济的发展里程中，将会以这个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历史时刻为契机，深化改革尤其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加大力度，在今后的发展中会取得更为辉煌的成就。

（作者简介：李永光，男，1963年生人，1983年毕业于江西师范学院南昌分院历史系，本科学历。从事历史教学工作三十年，现担任江西南昌市八一中学初三历史教学工作。邮编：330006；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三经路41号南昌市八一中学；电话：0791-6807194、13767102783；邮箱：）

在内蒙古、新疆、陕西等地流行的以牛羊肉、面食为主的饮食，统称“西北菜”。西北菜一直在中国餐饮文化中处于边缘地位。不过，贾国龙创办的连锁餐饮企业——西贝，却在这一非主流的领域抓住了机会。2012年全国门店接近50家的西贝餐饮实现营收13亿元，2013年门店超过60家，已跻身休闲餐饮第一阵营。

如何让边缘成为主流，贾国龙给出的药方是推行中餐的“洋务运动”。莜面等家乡风味，一直难以摆脱“小吃”的身份，无法登大雅之堂，他认为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能像西式快餐那样形成大规模的品牌餐馆，就餐环境以街边小铺为主，无法获得年轻人的认同。

大约12年以前，贾国龙开出西贝莜面村在北京的第二家店时，目标就是将这一边缘菜系发扬光大。西贝很快在北京站住了脚，受到了当地食客的欢迎，但是，一群来自家乡的内蒙古食客却不买账。这些慕名而来的食客发现，在内蒙古家乡只需要两元一碗的莜面，被贾国龙卖到了18元。本来白送的小菜，还要收钱，一怒之下，有人直接掀了店里的桌子。

但贾国龙并不认为自己提价的选择是错的。自从一头扎进西贝餐馆的经营后，他进行了多次“离经叛道”的选择，不断用西方连锁快餐理念给自己和员工洗脑。在他看来，边缘菜系更要向必胜客看齐，学习西式餐馆如何打造良好的就餐环境和氛围。他告诉员工，西贝的肉夹馍和麦当劳的汉堡本质上没有区别。其核心要素，就是从主食厨房到终端厨房，全部流水线作业。在西贝就餐，有25分钟必须上齐菜的规定。这也是后台流程标准化在前台的一个反映。

虽然西北菜“乡土气息”浓厚，但为了中餐的标准化，他甚至在菜谱上大幅砍掉中国人热衷的炒菜，只保留了不到10道炒菜。这样做有没有争议，当然有！有同行就质疑这样做会使中餐失掉自己独特的魅力，这魅力往往就在炒菜的大厨那“不可说”的分寸与火候间。但贾国龙不以为然。

麦当劳、百胜等西式餐饮连锁之所以能全球扩张，除了其规范的连锁经营模式外，其背后的资本逻辑也不可忽略，这些公司都是市值很高的上市公司。对中国餐饮连锁企业来说，资本市场好比是北京的八达岭长城，未必海拔最高，但不到长城非好汉，其象征意义无人可以忽略。如今，以西贝的规模和市场影响力，自然也无法躲开投资人的雷达，2011年-2012年，找贾国龙谈合作的投资人纷至沓来，其核心议题都是上市。

但是这一次，崇尚学习西方的贾国龙决定暂缓IPO。原因之一是价格不合适，其二，“很多投资人都是在给你吃兴奋剂。”贾国龙还是希望西贝可以稳健发展。为了解决标准化难题，贾国龙先让西北菜登堂入室，现在又让它回归弄堂。

暂缓IPO也许有人会感到失望，IPO除融资功能外，亦能通过股权方式给高管团队发放“胡萝卜”，起到激励作用。但贾国龙琢磨的是：“究竟是应该激励少数精英团队，还是尽可能激励更多的人？”贾国龙选择了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