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语言学论文范文精选

一、传统心理学中“语言”的缺席

在心理学领域，尽管语言是人类表达心理与行为的重要纬度，然而注重实证量化研究的经典主流心理学却没有能够深入探索这一重要元素，以进行这一具有突破性理论的尝试。传统心理学中的语言问题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来认识。

第一，心理学早期开拓者们无法摆脱传统哲学的束缚。早期心理学脱胎于哲学，虽然冯特等现代意义上的心理学家力图从反形而上学的立场来确立其认识论和方法论，但也没有超越传统哲学的基本逻辑，即试图在主观与客观的二元对立中追求意识与心理的本质与规律。心理学力主研究作为科学世界的心理与行为现象，而作为日常生活世界中的语言就被存而不论了。冯特认为心理学与自然科学一样，都是关于经验的科学，心理学研究人类的直接经验。行为主义则把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可以外部观察的行为，坚持以客观的实验方法来研究人的行为；而精神分析则认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无意识现象，特别是潜意识现象。这就决定了心理学无法关注生活世界的日常语言。在这个意义上，语言在心理学中的缺席就顺理成章了。

第二，传统心理学探究的两大主题是“心理”与“行为”。心理学是一门比较复杂的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科学心理学诞生之前的漫长的学科孕育和演化的历程中，心理学所观照的对象经历了从人的“灵魂”到“心灵”的转变。1879年以后，心理学演变成为研究“意识”之学。到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心理学又成为研究“行为”的科学。60年代以后，心理学已经成为研究“行为和心理”的学问。近年来，有学者认为心理学应该是研究“人性”的科学。心理学研究对象的不断嬗变和演化，一方面反映和诠释了当时哲人及心理学家所处的时代精神和他们研究旨趣的变化，正如美国心理学家波汉所说，每一种解说都有哲学观点与文化视角，没有某种哲学观点，你几乎不可能做出一般解释。每一种观点都有它的形而上学假定和那个时代的文化意义。西方心理学史家波林、墨菲、黎黑等人都不约而同地表达了相同或是类似的观点，将时代精神视为心理学流派、观点、思想的决定要素和力量。

正是传统心理学的哲学基础和现实主题决定了“语言”在传统心理学中的失落。语言的缺失在华生的行为主义构架中尤为明显，在行为作为心理学唯一的合法研究对象的情境下，语言在其中的地位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传统主流心理学对语言毫无关注。深受实用主义影响的米德就首先将语言问题引入了社会心理学，因为实用主义坚持将经验生活视为一个整体加以把握，而米德在《心灵、自我与社会》一书中正是承认了语言的重要性。

米德希望经由语言沟通和符号互动这些外在现象去透视人们内在的心灵过程，尤其是人格自我的分化和成长，由此语言问题被视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尽管米德的创见还不能视为心理学的语言学转向，但它无疑吹响了走向这一重要转折的号角。米德对语言学的研究作为社会心理学问题的基本层面，事实上已经为心理学话语实践提供了一个可能性前提，即主体间共享的社会文化、时代背景。人际间借助语言进行交流，但语言不仅是交际的工具，而且也是一种心理文化现象。不同的语言交流来自不同的心理动因和交往需求，不同的心理动因、情感、认知会表现为各种形态的语言问题。

二、心理学的语言学转向的理论溯源

语言学转向的一个重要理论传统就是法国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结构主义破除了主体中心主义的迷思，使得语言从逻辑中解脱。结构主义致力于求证语言学的概念和方法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广泛议题具有重要意义：语言学为他们提供了某种其所缺乏的严格性，尤其是索绪尔(F.Saussure)区分了“语言”和“言语”，这被视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出发点。这一区分具有广泛的理论蕴含，语言研究从偶然性和语境的局限之中摆脱出来，人类经验同语言象征双重性的密切关系受到重视。

1引言：语言教育心理学与英语教学的关系

从语言教育心理学的研究范围我们知道语言的获得和珲解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探讨二者的关系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历史上对语言获得进行的定义。行为主义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都认为，语言并非是内在的，而是后天反复的刺激和反应形成的一种结构系统。语言学习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充分的运用大脑机制。而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唯心主义语言学派则认为人类语言的获得首先是人类具有获得语言的天赋。由此可见，语言既是模仿，也是创造。因此，关于语言获得和理解的研究成果如果应用到语言教学的实验和讨论中，将对语言教学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是语言教学的理论依据之一。能够提高语言教学的效果。英语教学的根本目的就是帮助学习者掌握一门语言。运用语言进行交流，而对语言达到理解和知晓如何使用才是进行交流的必要前提。Stern认为“没有关于语言学习者和语言过程的心理学理论就很难想象我们应该如何进行语言教学”“语言教学理论离不开语言使用和语言学习这些心理学的概念，有关语言使用和语言学习的心理学的思考本身就是任何语言教学理论的核心部分。”我们知道心理学和教育理论处在第一层即基础层，而外语教学实践在第三层，也就是说心理学对外语教学的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第二层及外语教学理论传递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外语教学的实践也会影响外语教学理论，从而对心理学的研究产生影响。

2语言获得和英语教学的关系

语言获得指的就是孩子在什么时候及其如何开始学说话并且理解他们的母语或第二语言。语言获得研究的目标就是描述孩子如何能够说出并且理解语言，如何选择正确的处理策略，并且达到一个新的语言学习的里程碑。在英语教学中，为什么学生会对长的句子产生畏难和焦虑心理，如果这个句子的语法结构复杂，字数和生词出现的频率高。那么对于学生掌握及复述会带来难度。从而也影响他对句子的理解。也就无法达到语言获得，即在实践交流中，类似的表达学生难以完成。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布鲁纳曾提出知识结构论和发现法，认为教学目的应该兼顾发展学生智力这一内在目的和使学生获得知识的外在目的。培养学生的学习动机，这是学习中最重要的因素，激发学习动机就是要提高学习兴趣。随着学习内容的增加和难度的加大，学生的心理活动特点也随之变化，对学习的机械模仿以及直观讲解的兴趣逐步减弱。这时，在教学中要指导学牛自觉的进行实践，在实践中感知语言材料，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综合，归纳和对比，去认识语言规律，掌握语言结构，从而达到语言获得。掌握语言结构。

3语言理解和英语教学的关系

语言理解在语言教育心理学中指的就是我们明白如何去读，去写或是做手势语。理解是一个始于对因素的感知能力而以得到整个句子意思为终的复杂的一系列处理过程。它还包括根据发言者讨论的主题来得出推论，以及根据他的手势和他的情绪状态进行分析并且在脑子里形成一定模式。语言教育心理学家对揭示人们如何从文章和言谈中理解发言者或作者的策略并且在什么时侯真正理解这一过程十分感兴趣。他们想知道理解是在任何时候都能发生呢，还是时尚步骤的显露，如果是时尚的显露，它的步骤又是如何的々在语言理解研究这一环节中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词汇的歧义。因此，脱离了语境或者对语义结构不清楚的话就很难确定正确的句意。无论是写作还是口头表达，模棱两可的单词都是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难题。很多人你会有这种感觉：尽管他们讲出的句子语法正确，但对使用的场合是否合适没有把握。由此得知，语言不只是一种言语系统，而且还是一个交际系统。语言的结构反映人们的认知模式，但仅从结构方面我们是不能充分说明语言交际是如何形成的。因为按照乔姆斯基的深层理论，一个简单的语言模式可以表达一系列的功能意义。相反，一个简单的功能意义亦可有多种语言形式表达出来。这就是我们在教学当中所需要考虑到的歧义问题。除了歧义，还应当考虑句子当中的隐喻，考虑是否还含有其他的寓意。另外那也需要搞清楚单词的意思是如何影响理解力的。理解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大脑活动过程，因此启发我们在英语教学活动中，帮助学生更好的更准确的理解第二语言需要从以上几个方面来考虑。加强第二语言的文化背景学习，这是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在交流中造成的误解和摩擦在当今世界相当普遍，因此，在外语教学中引进文化教学意义重大。对文化因素的追求会极大的促进语言学习。人们在学习语言的同时就学到了以该语言所承载的思维模式，世界观和一整套价值体系。

因此，在英语教学活动中，教师应该根据教材的难易程度，文化背景以及学生的认知能力来对教材进行分析，根据语言的习得过程来进行讲授，指导学生自觉的进行意义性和交际性的操练，在实践中感知语言材料。更好的理解第二语言，加强对语言的掌握。因此，我们不难发现，语言理解和英语教学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只有清楚的理解语言的意义才能在教学活动中准确的传授，使学生更好的理解自己所学习的语言的意义。语言教育心理学对外语教学的启示是多方面的，从言语听辨到语篇理解，从词汇到语法，涉及到听、说、读、写、译各个方面，其中也牵涉到大脑的认知，在这里只是就语言获得和语言理解这两方面与英语教学的关系作了初步探讨。在今后的教学活动中，要更多的把语言教育心理学中的理论和知识运用到英语教学活动中来，推动英语教学的发展和进步。

作者:崔巍单位:辽宁科技学院

“语言学转向”(thelinguisticturn)，又译作“语言的转向”。最早是由早期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家古斯塔夫·博格曼(G.Bergman)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主要描述了20世纪分析运动的发展。最初的语言学转向是在哲学领域中完成的。也就是指以分析哲学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哲学实现的哲学主题的转换，即由近代哲学认识论研究转向语言哲学的研究。这是从关注本体论的古希腊哲学转向关注认识论的近代哲学之后的又一次根本性的变革。哲学领域的这种变革正在影响着包括心理学在内的其他科学领域。心理学的发展与哲学的发展休戚相关，哲学的每一次新发展都对心理学产生深刻的影响。事实上，心理学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是依托哲学而进行的。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向促成了西方科学主义心理学的繁荣，从认识论到语言学的转向则成为反思科学主义心理学的一次契机。

由于这次转向对传统心理学的强烈震撼和决定性影响以及语言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不再全力关注知识的起源、认识的能力和限度、主体在认识活动中的作用等问题，转而探究语言的意义、语言的理解和交流、语言的本质等。它把语言本身的一种理性知识提升到心理学的基本问题的地位。语言学转向之后，话语分析、话语形态、话语结构以及表达方式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并直接进入到心理学的视野，成为心理学研究的重要部分。

一、传统心理学中“语言”的缺席

在心理学领域，尽管语言是人类表达心理与行为的重要纬度，然而注重实证量化研究的经典主流心理学却没有能够深入探索这一重要元素，以进行这一具有突破性理论的尝试。传统心理学中的语言问题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来认识。

第一，心理学早期开拓者们无法摆脱传统哲学的束缚。早期心理学脱胎于哲学，虽然冯特等现代意义上的心理学家力图从反形而上学的立场来确立其认识论和方法论，但也没有超越传统哲学的基本逻辑，即试图在主观与客观的二元对立中追求意识与心理的本质与规律。心理学力主研究作为科学世界的心理与行为现象，而作为日常生活世界中的语言就被存而不论了。冯特认为心理学与自然科学一样，都是关于经验的科学，心理学研究人类的直接经验。行为主义则把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可以外部观察的行为，坚持以客观的实验方法来研究人的行为；而精神分析则认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无意识现象，特别是潜意识现象。这就决定了心理学无法关注生活世界的日常语言。在这个意义上，语言在心理学中的缺席就顺理成章了。

第二，传统心理学探究的两大主题是“心理”与“行为”。心理学是一门比较复杂的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科学心理学诞生之前的漫长的学科孕育和演化的历程中，心理学所观照的对象经历了从人的“灵魂”到“心灵”的转变。1879年以后，心理学演变成为研究“意识”之学。到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心理学又成为研究“行为”的科学。60年代以后，心理学已经成为研究“行为和心理”的学问。近年来，有学者认为心理学应该是研究“人性”的科学。心理学研究对象的不断嬗变和演化，一方面反映和诠释了当时哲人及心理学家所处的时代精神和他们研究旨趣的变化，正如美国心理学家波汉所说，每一种解说都有哲学观点与文化视角，没有某种哲学观点，你几乎不可能做出一般解释。每一种观点都有它的形而上学假定和那个时代的文化意义。西方心理学史家波林、墨菲、黎黑等人都不约而同地表达了相同或是类似的观点，将时代精神视为心理学流派、观点、思想的决定要素和力量。

正是传统心理学的哲学基础和现实主题决定了“语言”在传统心理学中的失落。语言的缺失在华生的行为主义构架中尤为明显，在行为作为心理学唯一的合法研究对象的情境下，语言在其中的地位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传统主流心理学对语言毫无关注。深受实用主义影响的米德就首先将语言问题引入了社会心理学，因为实用主义坚持将经验生活视为一个整体加以把握，而米德在《心灵、自我与社会》一书中正是承认了语言的重要性。

米德希望经由语言沟通和符号互动这些外在现象去透视人们内在的心灵过程，尤其是人格自我的分化和成长，由此语言问题被视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尽管米德的创见还不能视为心理学的语言学转向，但它无疑吹响了走向这一重要转折的号角。米德对语言学的研究作为社会心理学问题的基本层面，事实上已经为心理学话语实践提供了一个可能性前提，即主体间共享的社会文化、时代背景。人际间借助语言进行交流，但语言不仅是交际的工具，而且也是一种心理文化现象。不同的语言交流来自不同的心理动因和交往需求，不同的心理动因、情感、认知会表现为各种形态的语言问题。

一、影响学生阅读能力提升的因素

学生由高中进入大学，英语能力参差不齐。由于英语大多是从初中开始要求的必修课程，如果没有正确的引导，加之应试的压力，很多学生从初中到大学的这个较长的学习时限中，没有从中体会到英语学习的真正乐趣，更多的是将它看作是任务来完成，从而忽略了阅读在英语学习中的重要性。另外，老师在教学过程中，“重精读、轻泛读”，将阅读课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处理词汇、句法等方面，而没有注重背景知识在学生阅读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学生本身对阅读不够重视，加之不适当的教学方法导致他们在阅读上存在障碍。具体体现在这几个方面：（1）词汇量不足，词汇记忆方法不得当；（2）阅读量不足，课外阅读缺乏，阅读能力差；（3）阅读习惯差，或“指读”，或“唇读”，或“回读”、“重读”，或“译读”，或遇生词即查字典，造成阅读速度缓慢；（4）背景知识欠缺，无法建构图式框架，望文生义；（5）阅读教学停留在对表层信息的理解，忽略语篇结构和语篇语义的完整性，使学生产生语篇障碍；（6）阅读目的不明确，动机不强，阅读主动性差。

二、利用心理语言学理论提高大学英语阅读教学效果

从心理语言学在阅读领域的发展看来，大学英语阅读教学不仅是一个教授信息的过程，而且是解释信息的过程，我们理应从传统的教学观念中解放出来，打破以往传统的重词汇、句法的教学模式。

1.阅读的心理语言学模式。

阅读的心理语言学模式主要包括概念能力、处理策略和图式知识。图式知识和阅读能力在阅读教学的心理语言模式中，主要是依靠处理策略影响阅读效果。在阅读过程中，学生主要经历两个阅读过程，一个过程是将阅读的信息从书面转移到大脑，另一过程则是新的知识在读者大脑中透过已有的知识和概念得到吸纳和消化，从而完成对新信息的加工。这两个过程相互依存，互为补充。读者在前一过程中对新信息进行寻找和挑选，在后一过程中，读者的头脑在固有知识的引导下，对新信息进行对比和综合，从而完成对新信息的验证、补充和分析，完成对阅读内容的理解。

2.运用心理语言学理论提高大学阅读教学效果。

心理语言学尝试从知觉、动机、记忆、智力等角度去解决关于语言习得和语言能力培养的问题。这些理论合理应用在阅读教学中有利于提高阅读教学效果。

论文关键词：心理语言学理论建设应用研究

论文摘要：心理语言学自20世纪7O年代末介绍到中国后，经历了引进消化吸收、起步和快速发展三个主要阶段。我国心理语言学学科建设分为理论建设和实际具体研究两个方面。

心理语言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介绍到中国后，经历了引进消化吸收、起步和快速发展三个主要阶段。我国心理语言学学科建设分为理沦建设和实际具体研究两个方面。下文将分三个阶段分别研究分析。

一、我国心理语言建设理论研究分析

l-吸收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最早在公开刊物上正式向国内学界介绍囤外心理语言学研究的是桂诗春教授。他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心理语言学专著《心理语言学》，全面阐述了这门新兴~-：N-的研究方向、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

2．起步阶段(8o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囤内学者们开始展开自己的基础理论研究，并不断将取得的研究成果运用到现实教学实践中。在这些研究中，集中反映国内学究成果的有桂诗春的《中国学生英语学习心理》，《实验心理语言学纲要》，彭聆龄教授主编的《心理语言学》，朱曼殊教授主编的《心理语言学》和常宝儒教授的《汉语语言心理学》。这几部著作都概括了世界心理语言学的理论成果，有的是以中国人学习外语的实验材料，有的是以汉语语言事实来丰富心理语言学的内容，表现出中国心理语言学家对本门学科诸问题的系统的理论见解。

3．发展阶段(90年代中期至今)。学者们结合了中国本土的特点，基础性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加强。

一是心理词汇的研究。研究者们试图发现二语学习者的母语词汇和二语词汇是如何储存的，又是如何从大脑中提取的。董燕萍对中国学生的二语词汇进行研究后得出如下结论，对于翻译对等词所共有的概念元素来说，概念表征在大脑中足共享的，但一语词名和共享概念的联系要强于二语词名和共享概念的联系；xt,于翻译对等词所不共有的概念元素来说，这种不共有的差异一；h-面表现出一种被“调和”的趋势，另一面．TK表现出一种“独立”的趋势。该研究提出了“二语词汇双语心理词典的共享(分布式)非对称模型”。董燕萍、桂诗春对双语心理词库的七个表征模型进行了对t：Ic~)-*r．g-，发现其中存在四对冲突：(1)双语概念存储共享与存储独立；(2)概念调节与词汇连接；(3)局部式表征与分布式表征；(4)单编码系统与x2z．编码系统，并进一步说明了“共享(分布式)非对称模型”的合理性。董燕萍、周彩庆则通过实验证明，对于中高水平的外语学习者来说，集中接触高频熟词的多个义项及其搭配知识，能够很快提高受试的理解性词汇知识，而在此基础上对这些义项进行组织整理，则能提高受试的产出性词汇知识。张淑静重点探讨了二语心理词汇和母语心理词汇的差异，发现二语涮汇和母语词汇存在系统性差异，导致这些差异的既有语言因素，也有非语言因素。张淑静还采用联想实验的方法，通过比较母语者与二语者的反应类型，探讨了二语心理词汇的性质，发现对于相当一部分词而言，二语学习者还没有建立起语义联系，语音联系在二语心理词汇中起主导作用。赵翠莲的研究通过四个实验证明了多义词心理表征的发展模式。

适逢世纪之交，《语文学习》组织了语文学科性质的大讨论，有名家访谈，又有教坛新人的雏凤之声，百家争鸣，盛况空前。

但是，这场讨论目前似乎又陷入了一个怪圈：讨论各方正在重演“工具性”“思想性”拉锯战的老戏。不少论者大打“人文性”这张王牌。实际上，这“人文性”由于一开始就缺乏明确的界定，在讨论中用来用去，几乎演变成了“思想性”的代名词。尽管有的文章强调“人文性”还“具有道德的、情操的、审美的特征”，其实，这还是应该理解为“思想性”的，只要别把“思想性”过“左”的曲解为“政治性”就行了。历史的沉痛教训告诉我们，就语文教学而言，过分的强调“思想性”，比过分的强调“工具性”更危险。所以，语文界一些饱经近半个世纪风风雨雨的有识之士，立场坚定的为“工具性”摇旗呐喊，认为“十多年来，语文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理论收获是肯定了语文学科的工具性。”

笔者认为，对语文学科性质的探讨之所以屡次在这个怪圈中钻不出来，问题出在讨论的立足点上。大家总是站在语言学的圈内来分析和解决语文学科的问题，自然难免得出“语文就是语言”的结论，不愿放弃“语文具有工具性”的观点。另一方面，不少人又分明发现，语文中存在一些非语言的东西，深感语文并不是语言学的附庸。遗憾的是，他们不是跳出语言学的圈子去寻求新的途径解决问题，而是企图用语言学的理论(无论是传统的“思想性”还是新潮的“人文性”)来诠释非语言的东西，怎不一再碰壁!李廷扬在《新解依然无解》末尾就曾尖锐的指出：“用语言学中的术语和概念来解释语文及其教学的根本问题，可以断言是没有出路的。”

本文试图从已被人们重视的“言语”这个概念的辨析出发，探讨一下语文教学研究应当“回归”的主要立足点。

《中国中学教学百科全书·教育卷》是把“言语”作为一个心理学术语界定的：“言语是人们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过程。包括言语表达和言语理解两方面。”言语不同于语言。“语言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言语则是作为一种心理现象；语言是交际的工具，而言语则是交际的过程。”可见，语言属于语言学研究的对象，而言语属于心理学研究的对象。

勿庸置疑，语言具有工具性，它是静态的、形式的、全民性的交际载体。用“天人合一”的观点来看，语言的确具有人文性，但同时也要看到，它的人文性毕竟已是“沉淀”或“烙印”，是一种“形式的内容”，还是应结合“主客二分”的方法将其界定为客体的。那种认为语言“是客体，又是人的主体”的观点，是“二元论”，不是辩证法，很成问题。试想，如果我们也运用“天人合一”的方法去考察一下其他工具的话，不难发现，它们一样同“能制造工具并能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高等动物”——人脱不了关系，它们都是“人化的自然”，它们身上都有历史的、文化的“沉淀”或“烙印”，它们都具有人文性。“旧石器”、“新石器”标志着两个历史阶段，谁能说它们没有人文性呢?既然如此，我们还有无必要把它们(注意：不是“他们”)确认为客体呢?辩证唯物主义是主张“天人合一”和“主客二分”相结合来看问题的。对此，王朝清在《要辩证法，不要绝对化》中已经作过透辟的阐释。语言同其他工具一样，一旦被人创造出来，它就作为“产物”脱离人的意志而为一种客观存在。任何具有该语言言语能力的人都可以借以为自己服务。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时，不是也可以说几句生硬的中国话来咒骂我们吗?

我们注意到，在论述语言工具性时，不少论者引用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些言论作证。对此，也要具体分析。列宁说：“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这里的“语言”，是语言学范畴的含义。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际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这里的“语言”，却应该理解为“言语”了。有的论者也注意到它并不是表达意识的工具或载体，但他们还没有摆脱语言学的阴影，仍将它当作语言学的概念进行表述，说“语言‘是’一种意识”。因此，他们必然会重复语言“是客体，又是人的主体”这一“二元论”观点，认为“语言是人类交际的工具本也不错”，又认为它“从本质上说是人的生命活动、精神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辩证唯物论者，肯定不会同意这种看法的。我们没有理由苛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就使用“言语”一词，但今天，我们再也不能不加区分的对待“言语”和“语言”了。

言语具有过程性，它是动态的、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主体性活动。语用学中也用“言语”一词，但是它指个体交际的产物，即已脱离主体的文章和话语。语用学里的文章、话语，仍然是作为语言形式(包括“形式的内容”)而被观照的。这里的“言语”还是“语言”的含义。言语，作为心理学范畴的概念，与之有本质的不同。它是“过程”而不是“产物”，它研究的是文章的读(或写)、话语的听(或说)。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将言语过程中的文章、话语称为“言语形象”。所谓言语形象，是指进入主体交际状态中(言语)的“语流”，离开了交际，就无所谓“言语形象”了。

一、社会文化理论的学科定位

社会文化理论研究社会的、交际的问题，认为习得语言的必要途径是与其他人进行真正的社会互动或者交流。社会文化理论不仅是一个社会方向的研究，也是心理语言学角度的研究，我们认为社会文化理论属于第三代心理语言学研究。里昂且夫（Leontiev）曾从心理语言学角度对社会文化理论的研究内容进行了阐述，认为在上世纪50年代社会文化理论发展伊始，心理语言学的主流理论是行为主义，研究重点是独立的语言单位（如词）的加工过程；到了60年代，出现了第二代心理语言学，以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和心理学家乔治•米勒为代表，他们认为语言习得的是抽象的规则，而非独立的语言单位，研究重点是语言学习者对句子的理解和输出。里昂且夫认为第二代学者的研究更倾向于语言学，对心理学方面的研究较少。而且，这一代的学者对语言的形式特征更感兴趣。前两代的学者们显然都没有关注语言的意义，也没有对语言作为符号工具如何被用于交流和思维等问题展开研究；而且在对个体的研究上，前两代心理学学者不仅将个体与社会隔离开来，而且通常还会脱离实际交际过程，个体之间的交际被简化为复制性的从说者到听者的信息转移，即说者输出的信息，会被听者以完全一样的形式理解；第三代心理语言学研究则更加倾向于心理学研究，对语言学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研究焦点也从原来的对句子、文本的理解和加工转移到了交际和思维过程的心理学分析。

第三代心理语言学并不是对服务于言语行为的心理结构的实现进行研究，而是探索在活动中使用语言（作为工具）的不同策略进行研究。当活动的目的是对他人产生影响的时候，活动即为交际性的；当活动的目的是对自身产生影响的时候，活动即为认知性的。两种活动是相辅相成、辩证性存在的，因此从一开始就有必要对二者进行管理。也就是说，自我导向的言语活动，来源于他人导向的言语活动，在本质上二者都是交际形式的一种。将交际活动优先于对抽象性语言规则加工过程的习得进行研究，使第三代心理语言学将言语（和书面语言）对人类具体的社会和思维活动的调节作为研究重点，认为言语活动是有动机性和目的性的。它体现了解决交际问题的过程，这些交际问题可能是社会的，也可能是认知的。从这一角度来看，教授一种外语并不是关于语言的规则和形式的研究，而是关于作为调节方式的交际的研究，这种交际是特殊形式的社会实践性学习活动。社会文化理论认为，正如我们的社会互动通过言语调节一样，我们的思维也要通过言语调节。具体来说，通过言语（或书面语言），我们能够对我们的思维、注意力、计划、理解、学习和发展进行控制，但是这种控制来源于我们参与的社会活动。因此我们把社会文化理论归结为第三代心理语言学研究，其核心观点是人类从根本上是交际性生物，这种观点不仅关系到社会关系而且也关系到高级思维功能。心理学认为人类思维活动的元认知有两种：与人类思维有意识的反思相关的元认知和与人类解决问题的自我调节机制相关的元认知。沃思认为，人类不一定会同时具备两种元认知能力。第二种元认知活动被称为策略性活动，是由个体独自或者与他人合作实施的。根据社会文化理论，自我调节过程的根源在于社会互动，人类通过互动将心理之间的功能转化成心理内部的功能，后者功能发生在最近发展区展水平之间的差异。社会文化理论的最近发展区（语言习得自然法的典型代表）和克拉申的“i＋1”（倾向于语言教学的模式）尽管从表面看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但两者在概念上不同。虽然两者都是关于未来发展水平的，但是“i＋1”模式认为未来的发展水平是确定的、可以预测的，然而最近发展区模式则认为未来的发展水平是不确定的、开放的、被调节的。维果斯基认为唯一的“良性学习”是在超越当前发展水平上的学习，这一点与皮亚杰的观点相反，皮亚杰认为认知能力的成熟是语言发展的必要条件，即只有具备了相应的认知能力才能学会相应的语言内容。而社会文化理论视角下的二语习得研究通常是将研究对象置身于社会文化背景中，对其参与的与语言学习相关的整体社会活动进行观察，进而描述二语习得的过程，这一点与传统上脱离社会文化背景的二语习得研究范式完全相反。

二、社会文化理论框架下二语习得研究的新理念

社会文化理论的核心理论之一就是活动理论，活动理论认为人类的行为是由社会文化构建的调节形式与人类活动的融合。卢里亚认为思维不是人类生理上具备的大脑所进行的活动，而是通过文化产物形成的功能系统，文化产物中最重要的就是语言（符号工具）。维果斯基认为如果心理学想解读这些功能系统，必须理解活动的形成（例如活动的历史），而不是活动的结构。这一新的理念已经引起了学者们对二语习得研究的改变，尤其是在任务型教学中，如同样的第二语言学者的语言学习活动可能取决于不同的动机，如教师的教学动机是介绍目的语系统的语法功能，而学生的学习动机可能是考入大学，即一个教师和学生共同完成的活动，受不同的动机和目的影响。这种活动理论观点，尤其改变了教师对任务型教学法的看法。兰多夫认为活动存在动态变化的特征，它以一种形式开始，很可能在进行过程中变成了另一种活动。艾力斯认为同一个任务不同的学习者在施行过程中造成不同类型的活动，而同样的学习者在不同的时间施行任务时，也会根据自身不同的动机和目标构建活动。同样，多纳托也提出任务是无法概括的，因为活动根据参与者和环境的不同而产生变化；任务并不会操纵学习者以某种方式采取行动，因为学习者在任务实施过程中有不同的目标、采取不同的行动、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这都会使任务发生变化，因此教师应关注的不只是任务的结果，还要更多地关注学生实施任务过程中的动机和目标，才能真正理解任务实施过程中产生的互动。艾力斯认为任务并不是创建了学习的环境，而是构建了参与者实施任务的方式，这与社会文化理论将任务视为语言学习工具的观点一致。我们认为语言任务应该使学习者解除只关注语言形式的束缚，帮助他们在实行任务时与同伴更多的关注话语互动的机会。活动理论消除了心理学派划分的语言和思维之间的界限，使二者形成了协商的模式，即“个体与社会是相对独立的”二元化理念被“个体存在于社会之中”这一新的理念所替代。进一步探讨维果斯基的观点时，我们发现社会文化理论倾向于参与性学习。采用参与作为主要的学习范式正面反对了将认知与情感区分开的观点，将社会元素放置于首要地位。二语习得领域的学者们已经探索了社会文化理论视角下，课堂语篇对二语习得发展的贡献。如，华尔斯从教师语言视角对学生在课堂上参与交际的积极性（或者消极性）进行了研究；希德豪斯通过分析大量课堂上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交际语篇，得出互动策略有助于二语习得；莫非对第二语言课堂中的会话跟踪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互动性会话跟踪产生的会话调整和协商对SLA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阿尔加弗雷和兰多夫则认为课堂上教师和学生之间的纠正性反馈互动体现了一种社会活动，包含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合作参与和有意义的协商。在社会文化理论看来，学习者的错误不再被视为失败的标志（与行为主义相反），而是赋予了学习者尝试使用语言的机会。因此语言学习的首要任务就是为学习者设计更多的互动任务，鼓励学生参与社会实践、使用语言，达到促进语言学习的目的。

三、结语

根据以上论述，由维果斯基提出的社会文化理论理论在二语习得研究中逐渐占据了重要地位，预示着传统的第二语言教学理念也将发生巨大的变化。传统上，所有学生参与的语言学习活动都在教师的引导下进行，教师处于核心地位，指挥学习活动的实施，因而课堂上很少能观察到互动式教学。加里莫和萨普认为，最有效的教学出现在课堂以外的社会化背景，如员工培训课程、母婴之间的交流等。从这些非课堂教学背景中的“教—学”互动中，教师们不难发现互动教学原则对语言习得的促进作用。我们认为社会文化理论是保证参与性、互动性教学原则顺利实施的最佳指导理论。而教师则可以在教学中设计互动性任务、为学生创建有效的英语学习社会文化环境。值得关注的是，任何教育理论都必须能够指导教学，如果教育系统中的制度体系不进行彻底的管理模式的改革，社会文化理论提倡的互动式教学就无法实现。目前社会文化理论相关的研究主要在课堂以外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对正式课堂教学中如何应用社会文化理论理论的策略还在探索当中，尚未成为主要关注点，因此社会文化理论为外语教育的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战。综上所述，社会文化理论作为第三代心理语言学的学科属性和当代二语习得研究中的全新理念，决定了社会文化理论在二语习得研究中的重要意义，这一方向的研究不仅为二语习得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还提供了新的研究理念。二语习得视角下的研究为弥补传统外语教学中存在的不足提供了新的策略，如文中提出的社会文化理论下新型的任务型教学法理念，这给予了外语教学以新的启示，也给当代外语教育带来了新的挑战。虽然目前在国际上以社会文化理论理论指导的二语习得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但在中国相关的研究尚处于萌芽阶段，笔者希望通过以上阐述为二语习得领域的研究带来新的思路，为外语教育的深化改革开辟新的视角。

作者：秦丽莉 王绍平 刘风光 单位：大连外国语大学公共外语教研部 外国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研究基地 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部 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论文摘要：舒曼的文化合流理论是最具代表性的第二语言获得研究理论之一。从阐释学的理论角度出发，重释并建构文化合流理论的元理论问题，证明文化合流理论对于第二语言获得的合理性，并从交往行为理论的角度出发，指出良好的语言交往环境的建构能够促进文化合流。

论文关键词：文化合流；阐释学；交往行为理论

第二语言学习理论主要研究语言学习的心理过程与学习规律，是一门跨学科的理论。在语言获得的研究中，经历了从“教”到“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重心的转移。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把“教”放在主导地位，重视语言教学理论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语言学习理论的研究才开始受到应有的关注，第二语言的学习理论开始成为研究的热点，并出现了许多有影响的理论和假说。其中舒曼(schu—mann)的“文化合流理论”是最具影响力的第二语言学习的研究理论之一，它享有与乔姆斯基的“语言习得机制”假说、克拉申的“语言监控模式”假说、塞林格的“中介语”理论等着名的第二语言习得理论模式同等重要的地位。但与这些第二语言学习理论不同，舒曼把“文化认同”作为第二语言获得的着力点，认为这一因素对第二语言的获得极其重要。文化合流的第二语言获得理论顺应了当前全球化的趋势，因而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为此，非常有必要在更深的层次上探讨这一理论。此外，由于文化合流是在心理语言学背景下诞生的新兴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以往的研究主要是从社会环境和个人的心理因素的心理学实证研究出发来研究文化合流理论。本文从阐释学这一角度论述这一获得理论的合理性，并且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出发论述良好的交往环境能促进第二语言获得的研究。

一、对文化合流理论的争议与反思

舒曼在1978年提出了文化合流理论。文化合流是指一种逐渐适应新的文化的过程。这一模式的中心命题是：第二语言的获得是文化合流的一个方面，一个人能将自己的文化与第二文化合流多少决定了一个人获得第二语言的成败，也就是说，文化合流理论强调的是第二语言获得是由学习者与所学语言的文化之间的社会及心理距离所决定的——距离越近，学习者的学习愈成功，反之亦然。文化合流理论力图说明在第二语言获得过程中，对第二文化的认同感对于语言获得的关键作用。第二语言的教学实践也证明了如果学习者对于第二文化有崇拜感、亲近感和认同感，他就越容易获得第二语言。

自文化合流语言获得理论提出以来，尽管其实践效果和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但争议也是颇多的。例如，有的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驳斥了这一理论，认为其并没有说明第二语言规则是如何在大脑内部建立的，学习者综合各种语言信息的机制是如何运作的，也就是说，该理论未能进一步解释第二语言知识是怎样在“黑箱”中被内化和吸收的，即输入是怎样变成摄入的，然后又是怎样进入学习者现存的中介语系统而改变中介语知识结构的。诚然，文化合流理论缺乏对大脑的语言学习规则的深入的实证研究，但文化合流理论避开这一复杂心理现象的说明是有客观理由的。

心理学是植根于经验和假设的实证研究，尽管实证研究极其重要，但实证研究往往是带着某种先人为主的理论指导的研究，或以验证某种假设为目的的研究，不仅如此，其结果常常与理论并不相符或与假设并不相关，使研究陷入困境。例如，关于双语者的语言是如何在大脑中表征的探讨，就遇到类似的困难。问题就在于实证研究是基于一些自以为是“不言自明的理论和假设”而操作的，而这些理论恰恰最值得反思。也许舒曼正是意识到用实证的方式来研究大脑的运行规则会有诸多的“未知”，毕竟这些关于人的大脑处理信息的规则是不可感的，即使是可感的，你也无法确认你的可感是否与他人相同。所以，对于文化合流是如何通过大脑的规则运行影响第二语言学习及学习者如何综合语言信息，舒曼并未作出任何阐述。他的这一做法给予人们的启示是某些研究，尤其是关于大脑的心理学问题也许是无法从实证科学研究中得到确切的结果的，或许某些人文科学的问题如文化合流的问题，可以应用人文科学的方法即寻求元理论性的问题得到深刻的揭示。

除此之外，与第二语言学习更为密切相关的是，有些学者指出它不适于课堂学习模式，因为这种模式是一种强调学习者深入到第二国自然习得第二语言的模式，而非本国的课堂教学.不可否认，对于与第二语言文化的心理距离，当然是深入到第二语言学习的国家而能够更加的接近。但这种学习语言的条件并非所有第二语言的学习者都能够实现，所以只能在第二语言的学习过程中尽量创设这一条件。许多课堂教学实践证明，文化的导入无疑比拒绝渗入任何第二语言文化去学习语言要有效的多，尽管没有深入第二语言国家学习语言有效。正像舒曼所指出的那样，心理距离决定了第二语言学习的成功与否，只要是能够让第二语言学习者与第二语言文化的距离趋近，就能够有效地促进第二语言的学习，并非只能通过深入第二语言国家才能实现文化合流。为此，在第二语言学习的课堂要尽量导入相关的文化因素，建构良好的语言学习环境，让第二语言学习者对第二语言具有良好的学习动机，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文化合流，更好地取得第二语言学习的效果。

二、心理语言学初期发展的理论基础

心理语言学的初期发展受到三大理论的影响：一是以华生(J.B.Watson,1878～1858)和斯金纳(B.F.Skinner,1904)为代表的行为主义理论；二是以布隆菲尔德(Bloomfield,1933)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三是以珊南(C.Shannon,1948)为代表的信息理论。

首先，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华生所创始的行为主义理论，在俄国生理学家伊凡.巴甫洛夫(IvanPavlov:1870～1932)“经典条件反射”理论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客观功能主义”的学说。他认为，学习就是一种刺激代替另一种刺激建立条件反射的过程。在华生看来，人的大多数行为都是通过条件反射建立新刺激—反应(S-R)联接而形成的。继华生之后，斯金纳又在华生的研究基础之上提出了“可操作性条件反射”的理论。1957年，斯金纳出版的《言语行为》(VerbalBehavior)一书对言语行为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尽管斯金纳的《言语行为》后来受到了乔姆斯基的批判，但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射”和“可操作性条件反射”等的心理学理论不但影响着心理学和语言学的研究，而且也为后来发展起来的心理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部分的理论根据。

除了行为主义理论，以布隆菲尔德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理论也为心理语言学的初期发展奠定了基础。布隆菲尔德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建立在华生行为主义理论的研究基础之上。其特点是用行为主义的原则研究意义，在确立语言单位时坚持严格的发展程序，总体上关心语言学的自由地位和科学性。尽管他的理论受到语义学家里奇(GeoffreyLeech)的批评并成了乔姆斯基生成语法的“牺牲品”，然而，布隆菲尔德的研究方法不但在语言学的研究领域被广泛采用，而且也成了心理语言学研究“句子加工”的重要方法之一。

心理语言学的初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以珊南(Shannon)为代表的“信息论”的研究。信息论的研究牵涉到信息的计量、传送、变换、处理和储存。在语言的研究方面，信息理论认为语言的输出表现为一系列的信息符号，依次地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转换。信息论的研究成果向语言学家对语言信息分布的分析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和仿照的依据，同时也向心理学家和语言教育工作者在学习理论的研究方面提供了一个实用的框架。自1948年信息论问世以来，信息理论中很多的研究方法都被心理语言学家所采用，用来研究“语言的感知”、“语言的产生”以及“语言信息的统计”和“信息分析”。特别是在“语言的编码”和“解码”的研究方面，大量语言信息的分析和研究均采用了信息论的研究方法。

三、心理语言学中期发展的理论基础

心理语言学的中期发展大体可以从1960年算起至1975年，共15年的时间。这主要是以西方心理语言学专著的大量问世为根据的。无论该划分是否准确，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无疑是心理语言学发展壮大的“酝酿期”，而这个时期心理语言学的发展基本上是以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和勒考夫(Lakoff)的“生成语义学”的研究理论为“动力源”的。

首先，乔姆斯基于1957年出版了《句法结构》(SyntacticStructures)一书，提出了“转换生成语法”的理论。乔姆斯基对语言学研究的主要贡献可归结为以下4点：一是他强调语言使用的“创造性”；二是他针对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的学习理论提出“语言习得机制”，强调了语言习得的“遗传”因素：三是他提出了“语言模块”论，区别了语言系统的规则和表征与认知系统的规则和表征的不同；四是他提出了语言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这也是影响此后语言研究最为重要的新的语言理论。然而，正当乔姆斯基在努力修正自己的理论并试图提出新的研究模式之时，以勒考夫(Lakoff)为代表的“生成语义学派”与以乔姆斯基本人为代表的“解释语义学派”又在深层结构的“深度”问题上发生了争议：勒考夫认为深层结构还不够“深”，而乔姆斯基则认为深层结构已经“太深”。此后，尽管有人又提出“格语法”或“功能语法”或“交际语法”等的理论，但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和勒考夫提出的“生成语义”的理论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时语言学的研究。

【人物名片】

杨金林，中学高级教师，先后被评为全国小学优秀校长、江苏省小学语文特级教师、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中青年科学技术带头人、江苏省首批“人民教育家培养对象”、江苏省优秀教育工作者、江苏省教科院基础教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课程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在语文教学、素质教育和学校管理等领域有多项独特建树。在国内率先开展“开放式语文教育实验”，首创“为语言和精神同构共生而教理论”“知情行协调教育理论”，并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取得显著成效，产生较大影响。担任百年名校泰兴市襟江小学校长多年，在学校管理中重视文化营建、价值引领和科学机制的创建，所领导的学校拥有较高文化品位和先进育人理念，“知情行协调化”的办学特色享誉省内外。出版教育论著两部，在省级以上学术刊物发表有影响的论文七十多篇。

我跟杨金林校长不熟悉，感觉中他很谦和，读了他的书和文章，才感受到他思想的深刻和治学的严谨，以及文字的犀利与活泼。当下的语文特级教师群体是个藏龙卧虎的群体，但其中理论上有独特创新、学术上有个人建树的依然不多。不是没有教育追求，不是没有学术观点，而是他们很难将丰富的经验和鲜活的观念上升为理论，更为困难的是这种理论能逻辑自洽，并且做到体系化和个性化。

杨金林显然是特级教师中的佼佼者，他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有自己的学术个性。杨金林论语文教育的文章，有抽丝剥茧、丝丝入扣的从容，也有大匠运斤、析薪破理的气魄。他的文章可以给人以许多的教益和借鉴，同时又能激起人们更多的联想和思考。

语文教育是个古老的话题，也是个永恒的话题。论文论著汗牛充栋，名人名言妙语如珠，然星移斗换，岁月沧桑，语文教育大体依然故我。杨金林说“语文教育的高耗低效到了遭国人唾骂的悲哀境地”，这是一位有良知、有见地的校长的痛切之词，也是一位著名的语文特级教师的自省之词。语文教育如何才能有新的突破？杨金林认为“必须准确把握语文能力的本质、语文素养的生成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与之相应的操作系统”。

语文教育头绪纷繁，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杨金林以简驭繁，举纲张目，将“语文能力的本质”和“语文素养的生成机制”这两点作为语文教育立足的基础，这是很有内涵、很有见地的观点。杨金林认为，新世纪的语文教育必须树立“为语言和精神同构共生而教”的理念。我认为，杨金林这一理念很好地回答了三个问题：1.语文的本质是什么，2.语文教育的根本任务是什么，3.语文素养的生成机制是什么。这些都是本原性的问题。

语文的本质是什么？有人理解为语言文字，有人理解为语言文学，也有人理解为语言文章，分歧在于语文的“文”究竟指什么。但无论怎么说，语文姓“语”，语文的核心是语言，文字、文学、文章都是语言的表达，同是人类的精神现象和文化创造。伽达默尔认为，语言是最基础的东西，正是作为语言的存在，人才能够被理解。语言在本质上属于人的生活世界，人首先不是使用语言去描述世界，而是将世界体现在语言中，在语言中蕴含人类的各种世界观念和文化构建。

语文学习说到底是语言的学习。张志公先生认为必须明确三点：第一，语文课不能搞成一门纯粹的知识课，而是以知识为先导，以实践为主体并以实践能力的养成为依归的课；第二，这里说的知识系统是指实际应用语言的知识系统，而不是纯粹的语言理论的知识系统；第三，这里说的实践是把听说读写融合在一起的，丰富多样的，面向实际应用，密切结合生活、学习、工作实际的。杨金林认为，言语实践的主体是学生，不能调动学生主体能动性的枯燥的语文训练不能称为言语实践；他同时认为，言语实践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使学生有更好的生命状态。因此，那种机械重复的语言训练，不是有意义的语文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