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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科学原理范文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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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研促教学提高化工原理教学质量

摘要:教学和科研是高等教育的两大核心内容。本文论述了科研和教学的关系,通过采取将科研成果引入教学、学生参与教师科研项目、整合化工原理实验及科研引入化工原理课程设计等措施,以科研促教学,提高了化工原理教学效果。

关键词:科研;教学;化工原理;教学质量

中图分类号:G64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15-0151-03

教学与科研是高等教育的两大核心内容,早在19世纪初,教育家威廉・冯・洪堡就提出“教学与科研统一”的大学理念,从而赋予大学新的职责,使得大学肩负起传播科学和发展科学的双重职能[1]。从总体上说,教学是培养社会所需人才的重要手段,科研则是在一定领域内促进人才成长的摇篮,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依赖,相互促进,共同发展。高水平大学不仅体现在高水平的科研成果上,而且体现在高水平的本科教学中[2]。将科学研究融入教学过程,以科研促进教学,提高本科专业教学质量是培养社会所需人才的一个重要途径[3,4]。化工原理课程是化工类及其相关专业本科生学习的一门重要技术基础课,本课程涉及的各种单元操作来自化工生产实践,又面向化工生产实践,具有显著的工程性。它是运用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知识,研究实际化工物理过程中的客观规律的学科,本课程担负着承前启后、由理及工的桥梁作用。熟练掌握化工原理课程涉及内容,对学生后续各专业课程的顺利学习和加强学生的工程素质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5]。因此,如何培养学生的工程观念,使学生快速接受工程学科的学习方法,激发学生学习化工原理的兴趣,提高化工原理教学质量,这是每位讲授这门课程的教师必须思考的问题。根据我们课题组多年从事化工原理课程的教学体会,本文阐述了以科研促进教学,提高化工原理教学质量的重要作用和做法。

一、科研与教学的关系

1.科研可以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基础,因为教师直接面向学生,是知识的直接转播者,更是学生行为的影响者,只有好的师资力量才能提高教学质量[6]。一个优秀的教师应该有着渊博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这一点对于工程学科的教师来说尤为重要。教师通过查阅大量文献资料,能够了解本学科最新的知识和发展动向,可以不断更新专业知识结构,从而拓宽教师的教学内容,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通过科研,教师能够进一步强化自己的创新意识,不断提高自己的科学思维能力和分析问题的方法。对于工科教师,教师可以把科研活动与工厂企业合作,为企业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强化教师的工程意识和工程实践能力。教师具有一定的科研积累后,才能在教学过程中把“创新意识”和“工程观念”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学生,教师把理论知识和身边的实际工程有机结合起来,用风趣的语言讲授教学内容,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新意识,才能有效地提高教学质量。

2.科研可以充实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工程类课程大多内容繁杂,难度较多,有基本的概念描述,也有枯燥的公式演绎,更有实践经验公式的选择等问题。要提高工程学科的教学质量,科研活动无疑就是一个最好的手段,因为科研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修正、不断分析和完善的过程,也是科研者对事物了解不断深入和认知的过程。如果没有老师对工程过程亲身实践的体会和理解,就很难达到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也不容易从中提炼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就容易变成教师简单照本宣科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注定是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的。通过相关的科研实践,教师对教材有更深入的理解,能更准确地把握教学内容,做到深入浅出地教学。教师也能把自己在科研中遇到的问题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分析讨论来尝试着解决,使教学成为学习和科研的保证。教学中发现的疑难问题,也可以成为教师进行科学研究的课题。通过科研实践,老师的教学内容得到及时的补充和更新,老师把自己的科研思维转化为教学新方法,学生能够获得本学科前沿的新知识。这种教学模式让整个教学过程能够做到教学中有科研,科研中有教学,教学中有思考,科研中有答案,很容易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的学习模式由被动性向探索性和自主性转变,在教学中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3.科研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新能力。本科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学生“不仅要掌握扎实的基础知识,还要具有学习新知识的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7]。”这些目标的实现仅靠课堂上教师采取“灌输式”的教学方法难以完成。年轻学生最大的特点是好奇心强,求知欲旺盛,对于书本上抽象的理论论述往往缺乏兴趣。科研使教师的知识得到更新,本科教学内容得到充实,抽象的理论就可能变成一个个鲜活的工程实例出现在学生的眼前。凭借抽象的工程原理解决实际的工程问题,这会给学生留下很深的影响,对所学的理论就很容易吸收和消化。教师在科研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科研创新思维,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都会通过教学过程有形无形地传递给学生,从而使学生也具有了科研素质。同时,经过科研积累后,教师身上具有的热爱科学的态度和对科学问题积极求真的精神,也会在教学过程中反射到学生的身上,激发学生对科学的热爱和对科研者的敬意,提高学生对本课程的极大兴趣。多年教学实践证明,科研能力强的教师,教学水平相应的也比较好,在学生中间的认可度普遍也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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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伦理问题探析

作者简介:蓝旭(1987-),女,四川宜宾人,成都理工大学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摘 要:社会科学研究以人类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其研究过程与人直接相关,这种使得社会科学研究受到了许多的伦理限制,它必须要遵守人类社会的道德准则,坚持一定的伦理原则。只有这样,社会科学研究才能得到尽可能客观的研究成果,达到促进人类社会的目的。

关键词:社会科学研究;伦理限制;伦理原则

长期以来,社会科学研究因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研究内容的复杂性、研究中伦理的限制等原因,面临着许多不可避免的困境。本文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讨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伦理问题:社会科学研究伦理限制的原因;坚持伦理原则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社会科学研究应该坚持哪些伦理原则。

一、造成社会科学研究伦理限制的原因

首先,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社会是人的社会,它的起点和核心都是人,没有人的社会也就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科学也是‘研究人的学问’。”[1]人是有思想、有情感的动物,任何个体都会因为对外在事物的需要而产生相应的动机,并且人具有主观能动性,是一类对研究有反应的研究对象。他们的一系列变化,如参与研究的意愿、对待研究的态度等,都会对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社会科学研究对人们的行为、态度、意愿等的观察、测量都是一种相对量、是一种“程度事物”,其程度取决于研究者给研究对象带来的影响。其次,人的行为和人类社会现象都具有复杂性。一方面,人的行为既会受个人特定的生理因素、心理因素的影响,也会受社会环境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另一方面从原始社会至今,各种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虽然有很多共通之处,如尊老爱幼、孝敬父母至今仍然为现代社会所推崇,但是每种社会现象都与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现状相联系,有着各自社会特有的特点,这就使得社会科学研究难以进行精确的解释与预测。

基于上述两个原因,社会科学研究就经常会面临科学研究需要与伦理原则之间的矛盾。因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由“人”所构成的“人类社会”,研究者不能为了研究而人为制造研究所需要的社会现象,这样做既违背了伦理道德,也达不到真正的研究目的。例如科学研究不能为了研究单亲家庭小孩的生活现状、学业成绩、社会行为等,不顾伦理道德,人为地将他们与其父或母分离。这样的行为,即使最终制造了类似的社会现象,也只可能是一种“假象”不可能得出科学研究真正想要的研究结果。出现这样的矛盾时,社会科学研究应该是以伦理原则为先,以事实为先,以科研需要为后。

二、坚持伦理原则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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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及问题本身呈现方式对科学问题解决的影响研究

摘要:本文抽取西南大学编制的《科学发明创造实验问题材料库》中24个科学问题作为实验材料,随机抽取某高校60名大学生为被试,通过操纵学习时原型呈现方式(文本原型或文本原型+图形)和测试时问题呈现方式(文本问题或文本问题+图形),探讨原型及问题本身呈现方式对科学问题解决的影响。结果发现:(1)问题呈现方式在科学问题解决正确率上存在显著性差异,且有图形问题呈现方式高于文本问题呈现方式下问题解决正确率;(2)原型及问题本身呈现方式在原型激活率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均表现为有图形呈现方式高于文本呈现方式下原型激活率;(3)原型呈现方式和问题呈现方式的一致性在科学问题解决正确率和原型激活率上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且当原型及问题呈现方式均为文本+图形的呈现方式时原型激活率和问题解决正确率均为最高。

关键词:科学问题;创造性思维;原型启发;呈现方式

一、问题的提出

科学问题是特定时代下,认识主体基于特定的知识背景,通过具体分析和缜密思考,发现和提出的关于科学理论和科学实践中需要解决的矛盾或疑惑[1,2]。科学问题解决是人类最典型且最富有创造力的活动[1]。因此,分析和探索科学问题解决中的认知过程,对于促进个体创造力发展,提高人们问题解决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科学问题解决除受问题本身影响外,还受思维方式、知识经验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国内不少心理学工作者进行了相关研究[3-5]。我国学者张庆林等以科学问题解决中的顿悟过程为研究对象,提出并验证了创造性思维的“原型启发”理论。原型启发是顿悟产生的基本途径。原型启发效应产生包含两种机制:原型激活和原型中关键启发信息的激活。前者是一种自动加工,后者是一种控制加工[6]。以往关于科学问题解决的研究多半研究结构良好的问题,而实际上科学问题大多是一些结构不良问题,这些研究在实验范式设置上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改进[7]。

近年来,研究者们对科学问题解决中的原型知识进行了系列研究,如朱丹(2011)、崔帅(2011)、田燕等(2011)、朱海雪等(2012),重点探讨了原型中原理突出、标识、插图、原型数量以及原型位置等对科学问题解决的影响。原理是影响问题解决的关键因素。“突出原理”和“指向原理的标识”有助于促进被试将注意力指向标识或对突出所提示的科学原理的归纳,提高问题解决的正确率[8]。“插图”和“指向物体的标识”有助于直观形象的形成,直接作用于非语言的的视空间信息加工网络,导致视觉信息突然重组,促进问题表征方式转换,提高原型激活率。原型激活是创造性问题解决的初级加工过程,是以具体的形象而不是抽象的概念进行的。原理突出和指向原理的标识则促进了原型中语义概念的形成,从而激活原型中关键启发信息。它们分别对应原型的表面特征与深层特征。当问题的深层结构以外显方式呈现时,新手也会根据与问题的抽象原理相关的深层结构来解决问题[9]。认知心理学认为,信息呈现方式影响信息在记忆中的表征。先前知识以较形象的方式呈现易于形成相应的表象储存在大脑中,这种表象表征与相应概念结构对应,长时记忆中信息的先验表象就能够激活概念结构,成为问题解决的关键[10]。而有研究认为高创造性者是因为他们能够在科学问题解决过程中形成对原型知识的“功能-构造”图式表征和对科学问题的“构造?-功能”图式表征,形成“大脑自动响应机制”。那么原型及问题本身呈现方式对科学问题解决是否会有影响?如何影响?与高创造性者“大脑自动响应机制”有关系吗?

基于此,本研究以西南师范大学的《科学发明创造实验问题材料库》为实验材料对某大学学生进行实验研究。实验为2×2的两因素被试内设计,采用20个原型学习-12个科学问题测试的实验范式,主要探讨原型及问题呈现方式对科学问题解决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原型及问题呈现方式的一致性对科学问题解决的影响。

二、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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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文化与安全原理思考

安全原理是安全文化的精华,也是安全文化发展的“高地”。安全原理的任务是揭示出人类安全活动的基本规律和最本质、最突出的本质,安全原理是安全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石,是人类预防事故、保障安全生产和生存的理论核心。

至今,人们对于安全原理的认识还处于最初级阶段,发展安全文化的一个最重要任务就是要探讨清楚安全的基础原理和规律。目前,安全理论界已认识到如下安全科学原理。

安全哲学原理:即从认识论与方法论的角度,总结安全的哲学道理和原则。远古人类的安全认识论是宿命论的,方法论是被动承受型的;近代人类的安全认识提高到了经验的水平;现代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人类的安全认识论进入了系统论阶段,从而在方法论上能够推行安全生产与安全生活的综合型对策,甚至能够超前预防。有了正确的安全哲学思想的指导,人类现代生产与生活的安全才能获得高水平的保障。

安全系统论原理:包括安全系统原理、安全控制论原理、安全信息论原理、安全协同学、事故突变论等安全系统科学的机制和规律。从系统论的角度,不仅研究清楚事故系统的要素及其结构和关系,更要探讨各种技术的安全系统要素及结构。认识事故系统,对指导我们从控制事故来保障人类的安全具有实际的意义。这种认识带有事后型的色彩,是被动、滞后的,但从安全系统的角度出发,则具有超前和预防的意义。因此,从建设安全系统的角度来认识安全原理,则更为理性,更符合科学性原则。安全控制论给我们揭示了事故控制和防范的规律,安全信息论是安全科学管理的重要理论基础。安全协同学和事故突变理论还处于研究和探索之中。

安全经济学原理:是阐述事故损失的规律与评价技术,安全的效益理论和投入产出规律;研究与事故相关的非价值因素的价值化技术;研究不同社会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时期,事故保险(伤亡保险、财产保险、意外事故保险等)的运行机制及其与事故预防,实现本质安全的关系和动作机制等理论。安全经济学的理论对国家安全投入政策的制定、指导企业有效地控制安全投资结构,为企业提供安全活劳动与物化劳动的支持提供理论基础。

安全管理学原理:现代社会能安全科学管理,需要研究安全管理的科学原理,如安全法学的基本原理,安全法制的基本规则;安全管理的组织学原理;国家安全管理的棚制及理论;企业安全科学管理的模式及体系;安全行为科学的原理;台理安全投资的保障机制等。

安全工程与卫生工程原理: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理论原理,在安全科学技术学科是相对完善和成熟的领域。安全工程技术原理是针对不同行业的生产技术及工艺,研究相适应的安全原理,如防火原理、防爆原理、机电安全原理等;卫生工程技术原理主要是与职业病相关的物理和化学因素的理论的规律,如防尘原理、防毒原理、噪声控制原理辐射防护原理等。

上述安全科学原理有的已得多较完整的发展,有的还处于不断发展和丰富之中。除此之外,在20趟纪发展起来的事故致因理论、事故心理学理论、风险控制理论、安全E组织理论、大安全科学理论等在新世纪还将得到高度重视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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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教育学原理和教学技术学

摘 要:在整个教育学科体系中,教育学原理和教学技术学是两门十分重要的学科。二者之间关系密切,教育学原理会对教育技术学予以合理的引导,而教学技术学则会对教育学原理愿意不断的促进和完善。二者同属教育领域,密不可分,并发生着不断的交叉与融合。

关键词:教育学原理 教学技术学 对话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4)05(a)-0089-01

教育学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演变,分化出许多不同的学科,教育学原理和教学技术学便是其中两门十分重要的学科。其中,教育学原理是一门十分基础且重要的学科,侧重阐述教育学的各种基本概念以及性质和演变历程,并包含了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以及教育的目标和内容,还有教育形式、手段等各方面内容。教学技术学则是随着教育学科的不断分化,各种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其他一些相关学科与教育学之间的交融和渗透逐渐形成的。近些年来,不少学者都积极致力于研究教育学原理和教学技术学两大学科之间的内在关系。

1 教育学原理对教育技术的引导

1.1 引导教育技术学进行自身定位

长期以来,在具体定位方面,从教育技术学科自身出发,始终没有找到一个明确的定位。在以往的一些研究中,大多只笼统的将教育技术学视为教育学学科体系中的一各二级学科,缺乏具体深入的分析和界定。例如,对教育技术学在整个教育学体系中所处的位置等没有一个明确的描述。但是,教育学原理则可以很好的引导教育技术学进行自身的明确定位。在整个教育学体系中,教育学原理与其他一些重要的学科,例如教学论和课程论等位于同样的层次,并同样侧重于研究教育相关的活动和过程等。而教育技术学所涉及到的恰好是与各种教育活动和过程相关的技术应用问题。因此,通过学习教育学原理,可以更好的引导教育技术学找到自身的定位,并充分发挥出自身的技术优势。

1.2 对教育技术学进行科学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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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论的当展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还原论一直是现当代心灵哲学中讨论的前沿话题。围绕着困扰人类已久的心理与物理如何关联的问题,还原论与反还原论针锋相对。当代大多数心灵哲学家秉持非还原的物理主义,认为心理属性不能还原为物理属性,心理学具有自主性。然而,随着当代自然科学特别是神经科学和分子生物学的不断发展以及形而上学研究的深入,心理与神经的密切关联又刺激了还原论的复苏与发展,掀起了一股新还原论浪潮。当代新还原论吸引了众多科学家和哲学家,既有对还原的本质、内涵、条件、结构和类型的形而上的剖析,又有对还原基础、证据的科学研究,从而展现出不同于传统的还原与非还原的简单二分而进行的多层次、多角度分析的研究图景。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心理的本质、内容、机制的研究,同时深化了解释、因果性等哲学问题,对心理学、认知科学、人工智能等学科的突破性进展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当代还原论的复苏

心理现象在物理世界中有无本体论地位,心理

* 本文系华中师范大学2010年“丹桂计划”“意识问题的当代还原论研究”成果之一。

学概念和理论在科学大厦中有无自己的一席之地,这是现当代哲学和有关科学一直争论不休的心灵自然化运动中的难题。在心灵自然化运动中,大多数科学家和哲学家承认心理现象随附于物理现象,心理现象是由物理现象构成的,然而这种本体上的物理主义是否承认了还原论呢?具体来讲,(1)心理现象如意向性、意识能否用自然科学的语言进行还原解释?(2)心理现象能否还原到自然科学如物理学、生物学和神经科学所描述的物理事实呢?

虽然当代心灵哲学中流派纷呈,但占主导的理论还是非还原物理主义。如果按照非还原物理主义的思想,心理现象在自然界中的地位面临着进退维谷的困难境地。从认识论上讲,如果心理现象不能还原到物理现象,就表明两种现象具有无法跨越的“解释鸿沟”,最终导致解释多元论,从而陷入解释的无限恶性循环;从本体论上讲,如果心理现象无法还原到物理现象,它就具有独立的因果性,就会导致属性二元论,从而出现多元决定论。

一般人认为,低层实在才是真实的,因而建立其上的概念、解释应当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心理现象的实在及其认识只能还原到低层的、基本的物理实在及其认识。斯考腾(Maurice Schouten)和乔恩(Huib Looren de Jong)认为:“尽管我们对这样的结论不舒服,但它可能是摆在前面的光明大道。”① 因为,还原论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和优势而为科学家和哲学家所青睐。第一,本体上的简单性。按照奥康剃刀原则,如无必要,勿增实体。还原论认为在我们的世界所提供的实在清单中,真实的实在应当是基本和简单的。我们在看待心理现象时,无需假定另外一种不同于物理现象的实在,因而也就不存在属性二元论问题。第二,解释的节俭性。人们渴望一种真正的、彻底的解释,而不愿看到引用类似意向解释所造成的解释循环。还原论认为只有一种建立在基本实在之上的物理解释才更具有彻底性,更具有解释和预测力。历史上的哲学家如莱布尼茨、康德均表示,科学知识体系具有一致性,虽然我们的知识是由一个单独体系构成的,然而这只是一种表象,其内在结构是连续和系统的②。

不同于传统的还原论立足于追求科学统一体的宏大目标,当代心灵哲学中的还原论受到当代科学哲学和形而上学研究的影响,开始转向于具体领域、具体现象以及背后的形而上学的深入研究,并提炼出还原论的当代意义。在此过程中,还原论围绕还原的本质、对象、模型、范围提出了崭新的观点。在本质上,当代还原论中既有认为是一种科学分析活动的,也有坚持是一种概念分析活动的。由此,在还原对象上,当代还原论,既有对心理属性、类别、概念等本体范畴的研究,也有对心理定律、理论、解释、概念的分析。在还原模型上,除了在理论还原讨论之外,还原还有同一还原、构成还原、功能还原等。在还原范围上,既有整体上把心理状态还原到物理状态的传统思路,也有局部物种类型的还原;既有对心理实在的保留性还原,也有取消性还原。总之,当代还原论研究,在形式上不断向纵深拓展,在内容上不断深化。金在权指出:“关于心灵的还原论是一个严肃、积极的哲学立场,尽管最终我们可能决定去拒绝它,然而我们应当给出正当的理由。”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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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学为基础的自然科学论文

一、何为“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原义是关于世界本原或事物发生发展的原因的学说,即关于世界本体论的学说。公元前1世纪亚里士多德吕克昂学园的第11代传人安德罗尼柯在编辑亚里士多德著作时,把亚里士多德的有关研究第一原因本身,即永恒的、非物质的、静止不动的存在的著作,放在研究世界运动变化的著作(physics)之后,取名为meta-physics,直译应为“后物理学”。由于在metaphysics中,亚里士多德研究讨论的是事物的终极原因,世界为何存在和如何存在本身的问题(亚里士多德自己把它称为“第一哲学”),而这些问题在人类的经验范围内是无法感知的、超验的,是看不到摸不着的,所以我们中国人就借用《易经》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语,把metaphysics译为“形而上学”。值得指出的是,按照中国《易经》中的意思把metaphysics翻译成形而上学,并且按《易经》中的思想理解“形而上学”,其实与西方人自己对meta-physics的理解是有较大差异的。差异之一是,中国人认为“形而上”的东西是虚无缥缈和难以捉摸的,比如说“道”、“太极”、“元气”等,所以人们也无法用语言把它们的真实含义明确地表达出来,要想真正把握它们,只有通过直觉、内省、觉悟,即通过“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方法去体会;但西方人认为,尽管事物的本原、原理和事物背后的原因(柏拉图称为“理念”世界)是人类的感官无法感知的,但人类可以用理性思维去把握它、认识它(这也是古希腊人崇尚理性主义的重要原因)。差异之二是,中国人既然认为“形而上”的东西是难以把握的,因此就把“形而上学”看成是“玄学”(20世纪初有相当长一段时间metaphysics就译为“玄学”),看成是一种“天道”,而“天道渊微,非人力所能窥测”(阮元《畴人传》卷46);但西方人认为,“形而上学”实质就是关于世界为何存在原因的学说,是世界存在本身或“第一存在”的学说,这种存在是其他所有存在的原因、前提或基础,因此,这种学说比其他任何学说都更高级、更基本、更实在、更富有智慧。总之,所谓“形而上学”本质上就是关于世界为什么存在、如何存在的原因的学说,这种学说尽管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也不讨论有关现象世界或感性范围内的认识,因而在人类的经验范围内也不可能得到检验,但它却是现象世界或感性认识的基础,一点也不“玄”,甚至比看得到摸得着的客观事物更实在。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有一门学问,它研究‘实是之所以为实是’,以及‘实是’由于本性所应有的秉赋。”〔1〕56而“为这门学术本身而探求的知识总是较之为其应用而探求的知识更近于智慧,高级学术也较之次级学术更近于智慧;哲人应该施为,不应被施为,他不应听从他人,智慧较少的人应该听从他。”〔1〕4那么,究竟什么是智慧呢?“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1〕5因此,形而上学知识是最有智慧的学问,是最高级的学术。

二、自然科学为什么必须以形而上学为基础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曾明确指出:“凡为每一个有些理解的人所理解的原理必不是一个假设;凡为有些知识的人所必知的原理当是在进行专门进行研究前所该预知的原理。”〔1〕62他还进一步指出:“一切事物悉加证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将作无穷的追溯,而最后还是有所未证明的);假如承认不必求证的原理应该是有的,那么人们当不能另举出别的原理比现在这一原理<矛盾律>更是不证自明了。”〔1〕63很明显,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所说的“在进行专门研究前所该预知的原理”或“更是不证自明、不必求证的原理”正是探索宇宙奥秘的基础或指南。而康德说得更清楚、更直接:“按其本义来称谓的自然科学首先是以自然的形而上学为前提的。”〔2〕5不用说,在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看来,进行科学研究或探索宇宙奥秘必须要以“形而上学”为基础、为前提。那么,究竟什么是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前提或基础呢?它们在自然科学中究竟居于何种地位或起何种作用呢?这当然是非常值得我们认真讨论的重要问题。“西方科学的本质在于,它是对自然现象产生原因的一种猜测或解释。”〔3〕比如说,地球上所有人凭感官或凭经验都知道“天冷的时候,水会结成冰”;都知道“天热的时候,食物容易变质,不能再吃,吃了变质的食物,人就会生病”;都知道“月有阴晴圆缺”等等。但古希腊哲学家认为,人类不能以获得这些感性知识为满足,而应探究它们背后的原因。亚里士多德就明确指出:“研究原因的学术较之不问原因的学术更为有益;只有那些能识万物原因的人能教诲我们。”〔1〕4然而问题是,人类可以凭感官感知到现象,但现象背后的原因却无法通过感官感知到,它只有通过猜测才能知道,这种猜测所依靠的就是“理性思维”,而理性思维的核心就是“合逻辑地推理”。所以说,对现象背后原因猜测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合逻辑推理的过程。康德之所以提出“人的理性为自然界立法”的口号,之所以把“人的理性为自然界立法”看作是“自然科学成为可能”的基础,正是这个意思。接下来的问题是,人类根据其理智法则进行合逻辑推理必须有一定的前提或基础,如果没有这些前提或基础,“合逻辑地推理”根本就无法进行。我们以阿基米德推导液体的浮力原理的过程为例进行分析说明。“木头、树叶等物体肯定有重量,但在河里它们都浮在水面上,并没有沉到水底”,这显然是铁打的事实,是所有人都知道的自然现象或经验。但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阿基米德通过猜测或合逻辑地推理,认为最好、最合理的解释是,“木头、树叶这些物体肯定受到向上的托力(或浮力),而且这一托力或浮力必定是由水产生的”,这是猜测或推理的第一步。既然木头、树叶这些物体在水中受到水对之向上的浮力,那么其他所有物体在水中必定会受到同样的浮力,否则是不合逻辑的,是不可思议的,这是猜测或推理的第二步。既然水对浸没在其中的物体有向上的浮力,那么所有液体,象水银、酒、油等,对浸没在其中的物体必定也有向上的浮力,否则同样是不可思议的,是不符合人类理智法则的,这是猜测或推理的第三步。这样一来,阿基米德在看到或观察到“木头、树叶等物体浮在水面上”的经验事实的基础上,通过一步步逻辑推理(即猜测),最终推导出了关于液体的浮力原理。笔者通过合逻辑地推理猜测,阿基米德当年“必定”是如此推演出浮力原理的。其实,普朗克也是在黑体辐射的所谓“紫外灾难”的实验结果的基础上,通过逻辑推理推导出“能量子”理论的;等等。这充分说明,西方科学知识其实都是人类根据自己的理智法则,通过逻辑推理(包括数学推理,因为数学本质上也是逻辑)获得的。不过,在这一系列严密的逻辑推理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必须有一个基本前提作为推理的基础,这就是“世界是统一的”:同一类事物的属性必然是相同的或一致的。而这一前提正是推导浮力原理的形而上学基础,没有这一基础,浮力原理将成为空中楼阁。阿基米德认为,如果木头、树叶这些物体受到水对之向上的浮力,那么其他物体在水中必定也要受到同样的浮力,这从何说起?有何根据呢?假如自然界中水只对木头、树叶有向上的浮力,而对铁块、石头就没有向上的浮力,咋办?阿基米德凭什么就认定水对木头、树叶如果有浮力,那么对铁块、石头必定也有浮力?这基于什么理由?(其实,这一问题与“休谟问题”密切相关)很显然,这一推理过程必须隐含一个前提:“世界是统一的”。这一形而上学前提对于浮力原理的推理过程而言,是绝对不可或缺的。如果没有这一前提,推理一步也不能进行,这样一来,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也就永远只能依赖于经验(这正是休谟所认为的)。实际上,西方科学的任何理论都有其相应的形而上学基础,正如康德自己所说,“只有那些其确定性是无可置辩的科学才能成为本义上的科学;仅仅只是具有经验性上的确定性的知识只能在非本义上称之为学问。”〔2〕3或者说,“一切本义上的自然科学都需要一个纯粹的部分,在它上面可以建立起理性在其中所寻求的无可置辩的确定性。”〔2〕4不言而喻,这个具有无可置辩确定性的纯粹部分正是自然的形而上学。大哲学家雅斯贝尔斯也明确指出:“一种纯粹的科学需要一种纯粹的哲学。”〔4〕德布罗意之所以提出“物质波”理论,爱因斯坦之所以提出光量子论、统一场论,摩尔根之所以把关于果蝇的遗传规律推广到一切生物物种等等,同样也都是以“世界是统一的”这一形而上学命题为前提的;哥白尼之所以大胆否定“地心说”,提出“日心说”,爱因斯坦之所以提出相对论,是基于“世界是简单的”这一形而上学前提;西方科学所有学科之所以都热中于寻找现象背后的原因,是因为西方人坚信,客观世界中的任何事物或现象都是作为原因的结果而存在的。为此,亚里士多德提出“四因说”对之进行解释。作为中国人,我们通过学习对西方科学的内容几乎都能够掌握,但遗憾的是我们对西方科学从何而来,西方人为什么会提出近乎“荒唐”的大爆炸宇宙理论、能量子理论、物质波理论,为什么热衷于用数学、实验、分析、类比等方法研究探索自然界,尤其是对西方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等等,都知之甚少。

三、对《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的深层理解

通过以上分析讨论我们终于搞清楚了,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仅仅是人类理性思维的产物,这正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阐述的核心思想:自然科学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人的理性为自然界立法”;而人类在进行合逻辑推理的时候,必须以“自然的形而上学为前提、为基础”,而这正是康德的《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的核心内容;那么“形而上学”又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对之进行了详细阐述。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设想,如果有人问哥白尼,“我们大家(包括你自己)都感觉不到地球在动,你哥白尼却说地球和其他行星都围绕太阳转,而且速度那么快,这从何说起?有什么证据?你是怎么知道或你凭什么说地球和其他行星都是围绕太阳转的?”哥白尼的回答必定是,“柏拉图早就指出,可感的现象世界是变幻莫测的、是不真实、不可靠的,我们不能相信,而‘地心说’用80多个本轮和均轮来解释有关天文现象,显然不符合‘世界是简单的’这一基本原则,是不可思议的,上帝也绝不可能动用80多个本轮和均轮来创造宇宙。用‘日心说’取代‘地心说’解释有关天文现象,最符合‘世界是简单的、和谐的、在数上是成比例的’这一原则,因此宇宙必定如此。”无独有偶,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说得更清楚:“温和的形而上学者相信:逻辑上简单的东西不一定都在经验到的实在中体现出来,但是,根据一个建立在一些具有最大简单性的前提之上的概念体系,能够‘理解’所有感觉经验的综合。”〔5〕672这意味着,科学家在进行科学探索时,几乎一刻也离不开某种信念,而这一信念正是“自然的形而上学基础或前提”。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相信世界在本质上是有序的和可认识的这一信念,是一切科学工作的基础。这种信念是建筑在宗教感情上的。”〔5〕409他还说,“理论家的方法,在于应用那些作为基础的普遍假设或者‘原理’,从而导出结论。”〔5〕111爱因斯坦在这里所说的“作为基础的普遍假设或者原理”显然就是指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

四、从形而上学到实证科学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的第一句话是“求知是人类的本性。”〔1〕1求什么“知”呢?他指出:“古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动以及宇宙之创生,作成说明……所以我们认取哲学为唯一的自由学术而深加探索,这正是为学术而成立的唯一学术。”〔1〕5很显然,亚里士多德把人类为了求知,为了满足好奇心,为了驱除愚昧,而探索自然界奥秘或自然现象背后原因的活动,叫做哲理探索或哲学。哲学就是“爱智慧”,而“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所以在古希腊人看来,形而上学和科学(这一名词直到17世纪才出现)、自然哲学都是关于世界原理和原因的知识,它们本来是一家人。其实直到今天,西方人在许多场合下还仍然把纯自然科学理论称之为自然哲学。不过,我们可以把“关于世界原理和原因的知识”分为两类:一类是用总体的、抽象的、思辨的原因解释世界,另一类是用分门别类、具体的、精确的原因解释世界。前者实际就是形而上学或哲学,而后者就属于科学。有人可能会问,既然前者和后者之间有如此明显的差异,很容易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那么古希腊人为什么把它们放在同一家园中,都称之为自然哲学呢?这是因为,人类通过观察获得的经验不足以对理性的科学知识进行严格检验,这样一来,无论是自然哲学还是自然科学,无论是形而上学还是潜在的实证知识,都无法在人类经验范围内得到严格检验,所以本质上都属于“哲学”。然而,由于形而上学(或哲学)压根儿在人类经验范围内就不可能得到检验或证实,自然科学本质上完全有可能在人类经验范围内得到严格检验或证实,所以当伽利略发明了实验方法后,人类就能够获得系统的、定向的、专业的、典型的、精确的经验对科学假说进行严格检验,从而把自然科学与自然哲学、实证知识与形而上学(世界本体论,哲学的核心或基础)知识彻底地分离开来,使自然科学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结语自然科学知识作为对分门别类的自然现象背后原因的解释体系,与作为“求取世界总体或终极原因知识”的形而上学知识本质上是一致的,而形而上学作为关于“世界第一存在”的学说或关于“世界本体论”的学说,显然是哲学的核心。所以,在古希腊自然科学与哲学同为一家人。西方近代科学之所以在文艺复兴后从自然哲学母体中分离出来,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仅仅归功于实验方法的诞生。唯理论者康德为了回击休谟的经验论及休谟问题,给西方科学奠定坚实的基础,写了《纯粹理性批判》,提出了西方科学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人的理性为自然界立法”的观点。但是,人类在运用理智法则给“自然界立法”或进行合逻辑推理的时候,必须有一个坚实的基础或前提,否则仍然逃不出休谟问题的陷阱,而这一基础或前提正是自然的形而上学。为此,康德又写了《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对之进行深入阐述。既然自然科学必须以自然的形而上学为前提,那么随着形而上学的不同,自然科学也必然不同,这就是为什么在不同的哲学和文化土壤上会诞生出不同的科学形态的原因。这一观点对我们如何才能提高中国科学创新能力具有重大借鉴意义,即中国科学工作者进行科学研究时首先就必须改变自己的哲学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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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工商治理

教学与科研是普通高等学校的两项主要职能,二者结合是普通高等学校的重点与难点。国家教导部等教导行政部门始终强调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但长期以来普通高等学校存在教学与科研相脱节、科研为教学服务意识薄弱、科研成果转化困难等问题,因此构建普通高等学校科研服务于教学的基本范式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将对普通高等学校实现可持续发展起到第一手段的重要作用。现以高等学校工商治理科研服务于教学的详细案例进行系统性剖析,试图构筑起普通高等学校科研服务于教学的基本范式。

一、工商治理科研必须忠实地为教学服务工商治理科研应与工商治理教学紧密结合在一起,变“死科研”为“活科研”。牢固树立工商治理科研为教学服务的基本思想,不但科研与教学相结合,更重要的是科研真正围绕教学而展开。克服以往科研的盲目性,注重科研选题,明确科研方向,使工商治理科研回归教学,忠实地为教学服务。科研是教学的原动力,教学是否有后劲,要害在于科研。这便要求工商治理科研必须针对性强、方向性强、实用性强。工商治理科研成果应是能回归教学的高质量的科研成果。工商治理学科是一门范围十分广泛的应用性学科,它是介于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因此其研究主题具有广泛性特征。注重的是实践与成就,正如彼得·杜拉克所言:“治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其惟一权威就是成就。”[1](P2)在科研选题与科研过程中,应强化的是工商治理学科的应用性。在应用于教学时,应紧扣教学主题,科研成果与教学主题相辅相承、调解一致,这样便可明确工商治理科研的方向———为教学服务。

二、工商治理科研与教学要适应人文教导与素质教导需要

目前高等学校工商治理课程设置不尽合理,完全实用主义课程比重偏大,而人文科学课程极其薄弱,所谓“左脑巨人,右脑矮子”,导致高等学校工商治理教导与人文教导严峻脱离。假如使高等学校工商治理教导与人文教导实现有效对接,必然要求高等学校工商治理教导加大人文教导课程的比重[2](P12)。然而传统的工商治理教学内容陈旧,急需重组、改造、更新,不论是企业治理学、领导科学,还是治理哲学、治理伦理学,都需要重新审视,重新定位。尤其是治理伦理学,长期以来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美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认识到治理伦理学的重要性,并在工商治理学院普遍开设,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涩泽荣一说过:“拨算盘是利,读《论语》是道德,余则相信论语、算盘二者,应该相伴随,相一致,故咀嚼《论语》的教论以为处世之信条。”[3](P6)从素质教导上看,21世纪是素质教导的时代,我国将逐渐由应试教导向素质教导转变。素质教导要求高等学校工商治理教导体现科学人文观与伦理观的工商治理教学内容将占主导地位。因此须加强治理伦理学的教学内容,加强的主要措施是建立一整套科学性、可行性俱强的系列教改练习方案,这些方案的研制均须工商治理科研来完成,并不断应用于教学之中,以适应高等学校人文素质教导的需要。

人文教导与素质教导要求高等学校工商治理教导专业的重组与改造。这便需要对工商治理教导专业进行大胆改革,强化工商治理科研,强化工商治理科研服务于教学。工商治理科研服务于教学的标准是能否更新丰富教学内容,与素质教导接轨;能否提高工商治理学生的素质、培养跨世纪人才,以适应21世纪人文素质教导的需要。

三、工商治理科研服务于教学的基本原则

工商治理科学研究离不开方法论,更离不开哲学。正因为如此,才应该铭记大卫·哈维的话:“没有方法论我们将躺着不动,没有哲学我们会无目的乱转出处。”[4](P5)因此,若使科研与教学合二而一,真正实现科研为教学服务,就必须建立哲学原则。若使工商治理科研服务于教学,首要的问题是工商治理科研选题。爱因斯坦曾言:“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5](P3)通过工商治理科研实践,深感选题的重要性,选题的好坏或方向直接影响科研成果,进而影响科研成果的应用。科研初期往往带有一种盲目性,追新求奇,缺少辩证思维。随着科研的进一步深入,渐渐形成工商治理科研选题的基本思路,即工商治理科研为教学服务,且将科研成果全面正确地应用于教学。经过多年实践,逐渐形成工商治理科研服务于教学的基本原则。即:服务性原则;需要性原则;应用性原则;创新性原则;科学性原则;可行性原则。

1.服务性原则。工商治理科研紧紧围绕教学而进行。为教学服务是工商治理科研的终极关怀。工商治理教学从哪些方面加深改造,工商治理科研的触角就该伸向哪些方面。虽然普通高等学校科类不同,如理工、农林、医师等,虽然科研的目的目标不同,但科研为教学服务却是一致的。不管哪类院校都在从事高等教导,因此都该遵循服务性原则。保持服务性原则,就是保持以教学为中央,以科研为动力,科研回归教学,教学促进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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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相学与神经伦理学论文

一、颅相学

颅相学的产生有着深远的文化心理基础,认为头颅形状和精神气质密切相关的想法,在很多早期文化中都有反映。1809年,德国医生弗朗兹•约瑟夫•加尔(FranzJosephGall)在其纲领性著作《神经系统尤其是大脑的解剖和生理学,以及根据人和动物的头颅的形状,测定其智力和道德品性之学说》中,阐明了自己的理解:精神特征,即官能,与大脑器官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对应关系。加尔自称自己的学说是建立在对几百个体的调查证据之上。由于当时没有大脑测量技术,加尔将大脑的可测量差别转移到颅骨上面。这样就可以根据一个人的颅骨的形状去推测该人的心理特点。这一转移使得他的理论极富操作性。不久之后,颅相学开始向外传播并吸引许多知识分子注意。英国律师康布(GeorgeCombe)成为英语世界里颅相学的主要倡导者。他书写的介绍颅相学的书,竟然售出20多万本,作为一本“科学”理论书籍,这个销量是惊人的。各种颅相学组织遍布欧美大陆。很多著名的政界人物、哲学家和艺术家都对颅相学倍加推崇。但就在颅相学如日中天的时候,各种反驳也汹涌而来。科学家先是发现心理官能数目始终含糊不清;后来通过对鸽子和鸡的解剖实验表明,大脑具有整体性。最终,1843年法国医学家马戎第(FranoisMa-gendie)指出:“颅相学,是当前的一个伪科学(pseudo-science);……但其结果仅仅是臆想的、经不住任何检验的断言。”[4]从此颅相学在业界被冠为“伪科学”的恶名。不过后来在布鲁卡等人的努力下,脑功能定位的思想再次被认可,一直到今天神经科学仍然延续这一思想,加尔再次成为著名的思想前驱,虽然他的所有知识细节都是错误的。但这项不成熟的科学一旦同某些社会思潮相结合,便立刻成为罪恶的帮凶。20世纪初,一些聪明的人,将颅相学、犯罪学和进化论结合起来,用来验证预设的人种和社会偏见。纳粹当局曾用其来论证种族主义,提出了雅利安人与非雅利安人的人体分类标准,这些标准建立在对头骨的“科学的”量化测量的基础上。1930年,比利时殖民当局用“颅相学”方法对卢旺达的居民进行“科学测量”,断定图西族对胡图族的优越性。颅相学再次充当政治歧视的工具,为种族歧视在20世纪的血腥暴力推波助澜。颅相学的历史充满着曲折与惊异,正如波普尔所说:“科学史也像人类思想史一样,只不过是一些靠不住的梦幻史、顽固不化史、错误史。”[5]但这样的科学梦幻一旦与社会势力结合,就可能成为可怕的帮凶。因此,关注神经科学技术的并不能只是科技人员,社会学者和伦理学家理应成为这些技术社会应用的审查者,以维护社会和人们不受伤害。

二、神经伦理学的兴起

(一)神经科学技术的挑战

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自己的精神状态日益关注。又由于精神类药物的普及化,似乎一夜之间便冒出成千上万的精神疾病患者,寻求精神治疗成为一种时尚。比如,1987年上市的百忧解,1994年已成为世界第二位最畅销药物。丰富的利润又反过来刺激神经类科技的迅猛发展。当前,神经科技的迅猛发展与人们对这些科技成果的追捧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状态。这也引起当局的注意,从1989年美国率先提出“脑的十年”(DecadeoftheBrain)计划开始,发达国家纷纷颁布政策推动神经科学在世界范围内的蓬勃发展。新发展起来的神经科学技术包括一个领域广泛的学科系统,从基础的神经生理学,到工具性的神经成像技术、神经工程学,再到实践性的神经药物学、神经外科学,等等。不过,功能性研究比治疗性研究更有前景,尤其是关于个性、社会行为和关于大脑决策的神经生物学根据的研究。神经科学新的研究成果为人类带来了福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困惑与思考。神经科学研究的对象涉及心灵的神经基础,一个人的身份,自主的经验和自我的意义都以精神状态的共同体为基础。“一方面我们尚未清楚地说明自我、人性究竟是什么;另一方面‘意识的技术’正在塑造着新的自我和人性。很难说清楚我们获得的还是失去的才是真正的自我,也不知道神经技术对人类自身的进化来说,是终结还是飞跃?神经科学让我们的意识成为一条不规则流动的河,面对自身的时候我们更加纠结。”[6]与生命科学一样,新的神经科学,尤其是当代神经技术的高速发展给伦理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反过来,社会稳定的价值观和伦理规范也给神经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带来了困惑。这样的讨论本身是技术以外的,为了解决这种双向的挑战,在理论和实践上说明这些问题的实质和意义,我们需要参考生命伦理学的研究模式。

(二)神经伦理学的研究意义

神经伦理学是面对神经科学高速发展给个人和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而做出的紧急应答,具有紧迫性、实效性。这种紧迫性首先表现在对当代神经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社会挑战的应答上。一方面,神经科学不断提供着社会效果没有经过详细评估的产品,隐藏着不可预测的风险;另一方面,多元的价值观和保守的伦理要求给高速发展的神经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应用设置了障碍,神经科学必须在满足社会心理需要的方向上才能获得长足发展。这需要神经伦理学分析神经产品的风险和效益,分析社会的伦理倾向和心理需要,在此基础上建立有效合理的规范,来扫清疑虑,为神经科学的开路。神经伦理学无疑将改变许多学科认识、处理问题的手段。在实践层面加强对特殊医学的伦理学问题(神经学、精神病学和神经外科学)和提高对病人关怀相关领域研究的伦理学问题的关注与融合,这不仅是为了应对来自医学日益突出的挑战,也是体现全社会精神水平和人文关怀的手段。神经伦理学不但拓宽了哲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思路,增加了哲学研究的现实性和社会效益,而且最关键的是,深化甚至澄清了许多悬而未解的重要问题。一方面神经伦理学在神经科学的基础上对自由意志的重新讨论,将为法律惩恶扬善原则提出重新诠释;另一方面神经伦理学对精神“正常”标准勘定的思考,将为刑罚标准的设定提供参考依据,保持法律的公正、公平。还有神经伦理学对测谎仪伦理地位的判断,将影响其作为法庭证据的资格和条件。当前的神经科学已经通过技术手段(神经产品)来提高个人的认知水平,从而在教育、培训等认知培养方面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传统的价值观显然已经不适应这些新情况,神经伦理学必须深刻地分析这种价值观的嬗变,应对挑战,建立价值规范体系,保持有序的社会环境,为社会政策和管理决策提供参考意见和决策依据,有助于出台更有针对性的方针政策来指导相关工作。神经伦理学对宗教现象做出更加现实性、更科学的解释,有助于说明的认识论基础、宗教道德的根源等问题,对宗教传播和宗教的社会影响力产生一定的调节作用。另外,神经伦理学不仅加强了人文学者从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研究神经科学社会影响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且也加强了科学家关注甚至研究神经科学社会影响的义务和责任,这种从观念上确立神经科学社会影响的重要性不仅有利于推动神经科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有利于推动神经科学的自然科学研究,促进神经科学的自然科学研究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交叉与融合。总之,对神经科学的伦理问题的研究,从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为伦理学提供基础背景和活动空间。这种拓展的活动空间不但包括不得不调整的法律、社会政策和社会文化,而且还包括相关的自然科学(如神经科学、医学、生物学等)的发展方向和规模。正是从这个角度说,神经科学的伦理问题是一个具有重大社会意义、有着广阔前景、正处在蓬勃发展中的研究领域。

三、神经伦理学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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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学理论原创性初探

【摘要】建筑学是一门综合应用学科,建筑学理论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建筑学依赖于建筑实践,其理论也来源于许多其他学科。为研究建筑学理论原创性几何,本文从建筑学理论的定义、原创性的定义和建筑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三个方面进行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建筑学;建筑理论;原创性;现代科学体系

引言:

建筑学科理论著作繁多,笔者在阅读建筑理论时总能看见其他学科理论:如建筑结构学常引用物理学,材料力学等学科理论;又如建筑空间理论常引用心理学,色彩学及人机工程学等学科理论。出于对建筑学理论知识结构及其来源的好奇,笔者试对建筑学理论的原创性进行初步探讨。

1 何为建筑学理论

1.1 建筑学的定义

建筑学定义自古以来众说纷坛,这些定义大体可分为两类――狭义与广义。

狭义上的建筑学一般被认为是研究人类建造房屋这一活动本身的学科;广义上的建筑学一般被认为是研究人类建筑行为相关所有事物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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