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药学史论文范文精选

【摘 要】 本文阐述了我国知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语言学家冯家昇在美国的学术研究工作。叙述并评价了冯家昇赴美十年（1937-1947）在美国期间主要从事的三项学术活动，即对辽史研究、火药火器史料的摘抄以及回鹘文和突厥文的学习。认为这三项工作对其日后的学术研究以及我国此领域的研究有着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 冯家昇；辽史；火药；回鹘文；突厥文

冯家昇（1904—1970），字伯平，出生于山西孝义县，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语言学家。他对我国的历史学、语言学的研究，特别是对辽史、科技史、维吾尔史的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学界对冯家昇的研究却是非常薄弱的，这与其学术成就和贡献是极不相称的。冯家昇于1937年受邀赴美工作，1947年返国。这十年间的学术工作，对其日后的学术研究有着巨大的影响。本文钩稽相关资料就冯家昇留美十年（1937—1947）的学术活动进行简要的梳理。

一、从事辽史的研究工作

1939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批准了国际社会科学研究所和太平洋学会的申请，同意资助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1896-1988）主持的“中国历史编纂计划”。原计划选译秦、汉、辽、金、清史，1939年至1947年共出资18.7万美元。[1]因此，在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了“中国历史编纂处”。1939年，冯家昇则在冀朝鼎和恒慕义的推荐下到“中国历史编纂处”工作，并在哥大进修了人类学。[2] “中国历史编纂计划”实是中国历史社会经济的资料汇编。在这个计划当中，王毓铨、瞿同祖担任秦汉史部分，而冯家昇负责辽代部分，房兆楹、杜联喆负责明清史部分。但是“中国历史编纂计划”最终见成果的只有魏特夫、冯家昇合著的《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一书。

1949年，《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一书在美国费城出版，这本书共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通论，由魏氏执笔；第二部分为资料汇编，主要由冯家昇来搜辑和甄选，并加以注释。”[3]512而冯家昇所负责的第二部分“取材广泛，选择精严，注释明晰”[4] 512。因此这部书对辽史研究而言，也是重要的参考书，至今还经常被人征引。如该书附录的“哈剌契丹”部分就对西辽史研究做出了具有总结性的贡献。魏良弢在《西辽史研究》中评价道：“不仅是集前人研究之大成，而且还补充了许多新的汉文史料，并对起儿漫哈剌契丹的史料也做了收集，该附录除去对整个西辽政治史排列出四个大事年表外，还对西辽的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军事体制、文化宗教以及妇女婚姻等方面都做了初步探讨。这个附录可以说是反映了西方世界近三十余年来对西辽史研究的最高成就，从那以后对西辽史的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5]

《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出版后，引起国际学界的高度关注，口碑甚佳离不开冯家昇的出色工作。魏特夫这样评价道，“冯家昇先生对于《辽史》的精湛知识和他所补充的原始资料，对于我们核对事实的准确性和理解制度程序具有头等重要意义。他在我们著述工作的两个方面的不知疲倦的兴趣，为人们树立了志趣相投的合作典范。”[6]美国汉学家拉铁摩尔也高度肯定了冯家昇的作用，他说“Although indelibly marked by the methodology of K.A Wittfogel ，it is at the same time essentially a collective work which could hardly have been produced without the contributions made by Wittfogel’s chief collaborator Feng Chia-Sheng who over a long term of years has made himself the leading authority on the sources of Liao history. ”[7]所以，《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能够获得较好的口碑与冯家昇的功劳密不可分。当然，魏特夫在《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里还提出了所谓的“征服王朝”理论。但由于“他和魏氏的思想、观点有所不同”[8]512，因此在解放后很少提及他与魏氏合写的这部书。由于《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一书的合作成功，后来冯家昇又与魏特夫合写了《辽代宗教》（Religion under the Liao Dynasty）一书，于1948年载于《宗教评论》（The Review of Religion）。

二、摘抄火药火器方面的史料

【关键词】湖湘文化；医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CR-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l007—8517（2012）10—0023—02

湖湘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是绚丽多彩的区域文化。有着“山水湖南，人文湘楚”之美誉的湖南，在湖湘医学研究方面，学者们分别对湖湘医家医著、湖湘中医文化、湖湘道地药材和湖湘民族医药等内容进行了整理研究，出版和发表了相关的著作及学术论文，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现将湖湘医学研究近况概述如下。

1　湖湘医家医著的研究

1986-1989年禹新初零星整理了部分湖湘医籍，继而曾勇系统收集了自先秦迄今二千多年来湖南医学著作480种，出土医书14种，及历代正史、野史、地方志书、医史专著、人物传记、笔记杂说等数百卷中的有关内容著成《湘医源流论》。书分渊源、学术、人物、医籍四篇，研究湖南医学源流；由湖南省卫生厅组织专家组编出版了大型中医古籍丛书《湖湘名医典籍精华》，该书精选了湖南历代名医的著作100余部汇编而成，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临床指导意义，内容囊括了内经、伤寒、金匮、诊法、医案、医话、养生、杂录等各方面，涉猎内容十分广泛，堪称湖湘医学之大成。

潘远根按历史发展的进程，探讨了湖湘医学发展的脉络。先秦时期，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医书即可看到湖湘医学的兴盛。其后汉末长沙太守张仲景一部《伤寒杂病论》又为湖湘医学增色。晋唐时期，湖湘医学走入低谷，而后又起于宋元，盛于明清。易法银等收集考证了有关史志、医籍及著述，共录民国前之湖湘名医666人，编著成《湖湘名中医略传》，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取存著作者68人，分“生平简介”、“医籍简介”和“学术思想及临床经验”三部分，以显示湖湘医学的繁荣；中篇按朝代之序辑与民国前湖湘名医有关之史志文献，以示湖湘名医之辈出，下篇将与湖湘中医有着密切关系的《马王堆医书》、医圣张仲景、炎帝神农氏、药王孙思邈作一概述。张璐砾收集了散落的文献，探讨了刘月恒《生草药性方谱》的学术特色。万胜等认为湖湘中医文献具有历史悠久、著述浩繁、内容丰富、收藏分散的特点，是湖湘中医学术继承与创新的基础，并对当代湖湘五大名医李聪甫、刘炳凡、夏度衡、谭日强和欧阳锜的学术思想进行总结。

在湖湘医家妇科学方面，魏飞跃等选取清代湘籍医家妇产科代表作中的实例，挖掘出医家们不仅具有在治疗上强调护胃健脾、处方时师古意而用药灵活、善于通过“随症用引”，而且其著作常以注重实用、要言不烦见长。在湖湘医学伤寒论研究方面，刘仙菊通过文献整理，提出了“湖湘仲景学说”的概念，认为湖湘大地为仲景学说的发祥之地，亦是湖湘仲景学说的起源之地，湖湘医家在注解《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时精究考据，尊重经旨，提“相体辨治”，完善体质学说。

2　湖湘医学文化的研究

中医学不仅是一门学术技艺，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效载体，或者说其本身就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药学》作为中医学课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废除中医”、“废医存药”思潮抬头的大背景下，做好中药学课程教学中的传统文化渗透，对于培养学员的文化自豪感，拓展传统文化知识面，强化传统文化意识，具有重要的意义。下面结合自己的授课实践，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与广大学界同仁探讨。

1融入中药学发展历史内容

中药发展历史悠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药早于医”。对于历史而言，只看一点，不免模糊，贯成一线来看，会使学员对中药理论形成、发展的理解会更加深刻。在整个中药学课程教学中，对于本草学发展史的讲解最能体现中药史的内容。在讲解中，要避免平铺直叙，若只管唐宋元明清地下来，仅把本草学著作和本草学家当作与历史相关联的一些符号，这样的教学效果必然不好。如果能举出有说服力的例子，引发思维，自然切入研究本草史的讲解，则会有所裨益。譬如，中药木通是常用的中药，前些年西方大剂量单用减肥，引发了大规模的“马兜铃肾”的问题，西方学者把脏水泼到中医药身上。考察通草、木通的本草发展史，存在一个品种变迁的问题，只有理清这个问题，才能昭彰正确的认识。通草是古今常用的中药之一，通过历代的本草考证，其正品应该是木通科植物木通，由于本草中的混乱，而使通脱木逐渐取而代之称为通草的正品。而原来木通科植物木通，不再称为通草，而专以木通为其名，以马兜铃科植物东北马兜铃入药充作木通入药（即关木通），是不妥当的。如上分析可见，中药品种讲究正品，配伍讲究七情，“马兜铃肾”问题的出现，说白了西方的应用违背了中医学的理论，出了问题，脏水绝不能都泼到中医的身上。只有研究本草史，才能理清来龙去脉，如此切入本草史的讲解，学生印象自然会比较深刻。

2中国传统文学内容的借用

中国传统文学的内容是很丰富，涉及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中药学课堂教学中，能够不失时机的借用，会为课堂增色不少。宋代辛弃疾有诗：山路风来草木香，雨余凉意到胡床，泉石膏盲吾已甚，提防风月费篇章。孤负寻常山简醉，故应知子草玄忙，湖海早知身汗漫，只甘松竹共凄凉。”当讲到相关中药时，引用之，可以为讲解增色，不仅有助于中药的讲解，也可以加强对传统文学的理解。明代龚庭贤所著的《药性歌括四百味》是文学性和学术性俱佳的作品，如“枳实味苦，消食除痞，破积化痰，冲墙倒壁”，非常形象生动。在授课中，若能“择其善者而引用之”，对于提升教学效果非常有益。对于中国传统文学内容的引用，应该讲究引用自然，不耗费过多时间，否则就有可能偏离教学主线。这就要求授课者对多看、多读、多记，到用的时候就能做到信手拈来，为课堂教学增色。

3重要历史人物的启迪意义

中医学相关课程的教学应该注重育人的功能，不应仅把课程本身放在“技”的层次。可以结合中医药发展史的讲解，适时引入重要历史人物，进行启迪教学，达到教书育人的目的。讲到药性理论的发展，以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为例，说明中药知识来自于实践，其获得过程很大程度是一个不断证伪的过程，古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多多。更有典型意义的是，明代李时珍，毕一生精力撰写本草纲目，对于很多药物都有自己的真知灼见，绝不人云亦云，其实践精神尤值倡导。例如李时珍对于穿山甲的辨疑即是比较典型的例子。李时珍为了弄清穿山甲的生活习性，他长期卧底深山，还亲自捕获穿山甲，“常吐舌诱蚁食之，曾剖其腹，约蚁升许也”。正是依靠这种勇于实践、勤于实践做法，李时珍纠正了先人的许多谬误之处。通过这种讲解，使学员明白课堂上讲解的理论知识是前人经验的总结，只有实践才出真知。课堂知识只有在临床上多应用、多观察、多体会，理解才能更深，收获才会更多。

4结合中西文化的断面对比

摘要：福建省各级政协文史资料中有关闽台医药文化的资料主要包括医疗卫生类、闽台医家类、闽台药业类、闽台疾病类等。这些资料有许

>> 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研究 与政协文史资料工作 福建省发展中医药文化产业现状及对策研究 关于政协文史资料征编工作的思考 总理与文史资料建设 刍议档案资料与文史资料的关系 文史资料与口述历史琐议 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开拓者申伯纯 切实提高政协文史资料写作水平 地方文史资料保护新探 中医药文化研究发展简述 度量与中医药研究 靶标网络与中医药研究 政协委员热议中医药文化建设 福建省政协副主席郭振家考察平潭跨境电商试点工作 中医药文化传承与中医药人才培养 中医药文化教育与中医药人才培养关系探讨 《海西文史资料》目录总辑 穿插文史资料优化初中历史教学 オ 基于河南中医药特色的文化旅游示范基地设计与开发研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政治 > 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与闽台中医药文化研究 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与闽台中医药文化研究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蔡鸿新")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要：福建省各级政协文史资料中有关闽台医药文化的资料主要包括医疗卫生类、闽台医家类、闽台药业类、闽台疾病类等。这些资料有许多是当事人的直接回忆，具有翔实、具体、生动的特色，对文献史料起到补充、深化和印证的作用，还可以匡正文献史料的谬误。这些鲜活的史料凝聚着撰稿人丰富的社会经历和人生体验，为后人提供了闽台中医药文化发展变迁的历史记述。关键词：政协文史资料；闽台中医药；文化研究doi: 10.3969/j.issn.2095-5707.2014.02.011Study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about C.P.P.C.C. of Fujian Province and TCM Culture in China’s Min-Tai AreasCai Hongxin(Fuji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uzhou Fujian 350108, China)Abstract: Medical culture of Min-Tai areas in literature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about C.P.P.C.C. of Fujian Province contains many aspects, including medical treatment and public health, doctors in Min-Tai areas,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in Min-Tai areas, and diseases in Min-Tai areas. Some of the materials came from memories of the persons concerned, which are detailed and vivid, and can supplement, deepen, confirm, and rectify related literature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se vivid materials embody abundant social and life experience of the persons who compiled these materials, which provide later generations with historical description of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 culture in Min-Tai areas.Key words: Literature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about C.P.P.C.C.; TCM in Min-Tai Areas; culture study 福建省各级政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政协。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 tive Conference, C.P.P.C.C.)组织编纂的文史资料是政协组织推动政协委员及有关人士撰写或口述的关于闽台近代史、现代史的资料，它系统记录了近代以来闽台各地的沧桑巨变。文史资料中蕴藏众多有关闽台中医药文化的文献记载，这些史料因其属于历史当事人、见证者对于所生活时代社会现象的客观回忆和记述，多为亲身经历、亲眼见到、亲耳闻到的第一手资料。根据福建省图书馆与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委作者简介：蔡鸿新，男，教授。电话：0591-22861061，E-mail: 员会合编的《福建省各级政协文史资料咨询指南》《福建省各级政协文史资料咨询指南（续编）》统计，截止2002年，福建省各级政协文史资料共发表与医药有关的文章1 500余篇，总计约200余万字。本文基于文献学的视野讨论这些文史资料对促进闽台中医药文化研究的作用。1 医疗卫生类材料文史资料中医疗卫生类材料大致可以分为医疗卫生基本情况、医疗机构、医疗教育、中西医发展等类别。在医疗卫生基本情况类材料中，有许多文章直观地描述了闽台各地医疗卫生基本情况。医疗卫生机构是医疗卫生水平的重要体现，在福建省各级政协文史 传承需要，同时亦能很好地处理好中西医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中医理论与现代科学的关系，充分尊重中医药自身特点和发展规律，体现中医药理论的多元性、诊疗方法实践性、效果验证性，这是中医传承和发展的需要，也是中西医结合发展的需要，同时亦是整个人类卫生事业良好发展的需要。参考文献[1]清•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M].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23.[2]清•陈定泰.医谈传真[M].清光绪元年乙亥（1875）绿云洞天刻本.（收稿日期：2013-11-19，编辑：李琳） 资料中记载的医疗卫生机构主要有：部队医院、地方医院、慈善机构、教育机构、科研机构等。中国近代经历了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多重战事，文史资料中涉及部队医院的文章自然不少，反映了解放前闽台地区医疗卫生的开展情况。由于战乱频发，地方政府对于本地医疗卫生无暇顾及，各种慈善机构的力量为保障闽台人民的医疗卫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文史资料中涉及慈善机构的篇目非常多，基本体现了与医疗相关慈善机构的运营状态。所论述的慈善机构主要包括孤儿院（育婴堂）、教会医院、难民救济会及其他慈善机构等。解放前，基督教会以兴办慈善医疗事业为手段，以传教为目的在各地开设了多家教会医院。其中有些医院，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奠定了较好的基础。近代中国，西学东渐，医学的发展也同样摆脱不了时代的步伐。文史资料中，反映各地医学发展情况的文章非常多，分别描述了中西医学的发展概况。自古以来，闽台人民群众依靠中医药治病疗伤、防病保健，中医药深受群众之信赖。其中医人才皆出自民间，主要靠家传、师授和自学成才。或个人开设诊所，或居家兼业看病，或自设药店医药兼营，或受聘坐堂应诊，或游走四方、流动行医。中医带动下的中药行业也有所发展。西医属于外来医学。早期西医的传入与发展，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有着紧密的联系。西方传教士为达到其传教的目的，往往以行医配合传教。传教初期，教会每派遣医生（有的传教士自己就是医生）义务施诊，进而创办医馆，藉此吸引当地群众信教。传教士足迹所到，西方医术也就接踵而至。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医的发展也趋于多样化[1]。2 闽台医家类材料闽台历史悠久，唐宋之前，地荒人少，经济落后，文化不发达，医家数量很少。从唐代以后日益发达，唐宋时期是福建经济和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故有“海滨邹鲁”之称，经济文化的发展促使宋代形成了福建古代中医药繁荣的第一个高峰时期。明中期以后，大批福建人到达台湾，他们在促进台湾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将祖国中医药传播到台湾。明清时期，闽台医家人才辈出，数量蔚为壮观。到清末民初，随着西医的传入，一些医家开始广泛传播西医学。闽台有浓厚的“信巫不信医”的思想。这种观念导致闽台地区出现众多的医神，其中保生大帝对后世的影响力最大，从古至今，从国内到海外，拥有众多的信徒。 文史资料中大量文章介绍福建著名医家宋慈、苏颂和闽台医家吴等。宋慈和苏颂是宋代福建著名医家，为福建中医药的发展增光添彩，因此研究宋慈、苏颂的生平事迹及著作的文章较多。文史资料中对宋慈的生平及其学术思想进行阐述；还对苏颂的籍贯进行考证，认为他的祖籍是同安，而生于丹阳。保生大帝原名吴，医技超群，医德高尚，深受人们敬仰，去世后被朝廷追封为保生大帝，乡民尊之为医神，建庙奉祀。他对闽台中医药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现在大陆和台湾有数百处供奉吴的保生大帝祠堂，保生大帝已成为中国闽南、潮汕地区及台湾、东南亚华人所信奉的道教神祗[2]。从文史资料记载的医家看，闽台虽然偏僻一隅，但是医生的医术并不逊色于其它省份的医生，每个地区均出现了闻名遐迩的医学大家，如厦门的吴瑞甫、福州的力钧、台湾的黄玉阶等，力钧还凭借精深的医术为慈禧太后诊治疾病[3]。到清末民初，随着西医学的东渐，闽台也出现西医的传播者，如霞浦西医的传播者雷腾，漳州城早期西医蒋天汉，宁德西医奠基人阮琼珠，台湾西医传播者兰大卫等。除此之外，还记述了打破陈俗的女医家郑章氏。俞慎初的《闽台医林人物志》中收录从三国到清代的闽台医家共722人，其中三国至唐代仅6人，宋代30人，元代仅9人，明清时期677人[4]。《闽台医林人物志》中的医家资料来源是各地方志中的方技部分，而且内容简略。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中讲述的多位明清、民国时期的闽台医家，其中多数未见于《闽台医林人物志》中，可以对之作相应的补充，而且可以以此为方向，搜寻更多闽台医家的相关资料，完善对闽台医家的研究。自宋代以来，尤其是明清时期，闽台地区出现多个医学世家。如龙岩庐丰乡包氏三代名医，即包育华、子包识生、孙包天白，祖孙三代皆医术精湛，闻名遐迩。龙岩的中医世家郑家，祖传小儿科，以“郑八”最为有名，自十九世纪初期到现在，延续约一百八十年。莆田柳园卓氏，从清末卓氏高祖卓彦开始，代代相传医骨之术，迄今方兴未艾。莆田涵江的李健颐，他家三代为医，他曾在平潭县行医多年，抗日战争开始后，迁入涵江，开设庆余堂制药局，继续行医，善治流行性疾病，尤其精于鼠疫的诊治。有些医学世家已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而且有师承授受，如同江浙的学术流派一样，可以对之进行归纳，有助于学术的进一步传承和发展。研究医家的同时，文史资料中部分文章也对医家们的学术著作进行专门论述，如黄卓尔的《医阶鼎》、杨景洲的《汇辑儿科学全书》、宋慈的《洗冤集录》、罗拔茹的《医学志疑》《宝命全形集》等，这些著作有的已经出版发行，有些至今散落在民间或者被收藏在某个图书馆，未能行之于世。如黄振吉的《宫廷药酒秘方》，此书一卷，是黄振吉广泛搜集民间酿酒法后，在其父太医院行走（药剂师）黄季科的研究成果下，结合自己的心得，编著而成，包括药酒类100余种及酿造法，至今犹存真迹在永春吉安堂，未曾刊刻于世。诸如此类的著作，在闽台还有很多，我们可以进行相关中医药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以防止此类医学文献的湮灭。医家的学术思想和具体的临证过程会记录在其著作中，通过对这些著作的整理出版，能更好的研究和传承这些医家的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3 闽台药业类材料药业承载着为社会组织、生产、提供药品的重要使命，因其关涉社会民众健康福祉之保障，自古以来即作为社会重要行业而绵延不止，在闽台地区亦然。本区域较早就形成颇具特色的地方医学，积累了丰富的医学知识和医疗经验，尤其在药物创制、经营销售、药学研究等方面均有别开生面地研究。记载闽台区域药业发展脉络的文献资料，除了存在于历代医药研究专著文献以外，尚存在于诸多不为医药学界关注的历史文献载体中。譬如本文所关注的福建省各级政协文史资料，其中即蕴藏丰富的本区域药业发展变迁资料，这些史料涵盖医药行业概况、药物制作使用、药材商业经营、药学研究文献、药材传说轶事等方方面面，林林总总，蔚为可观。占据政协文史资料较大篇幅的当属建国以前闽台各地区医药行业发展概况文献，涉及区域有福州、莆田、南平、三明、台湾等，大体以传统中医药行业为主，兼及西药行业。这些文史资料，展示了解放之前闽台地区丰富生动的药业历史发展形态，其中涉及医药一体化运作、药业营销策略与技巧、药业行规与组织文化等等。后代研究者可以利用这些资料研究建国之前闽台地区药业史，同时它们还是珍贵的闽台民间商业变迁历史记载。政协文史资料中另一重要收录部分为建国前闽台地区中药行业著名的老字号。药业店铺是构成药品行业的基层单位组织，这些传承下来的百年老店，多有自己的经营理念和经营特色。文史资料所记载的药局药铺经营历史，是本区域药业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史资料的部分篇章，将“香山药局”、“同善堂”、“天益寿”、“回店”等已消逝在历史长河的老字号重新拉回到今人的关注视野中。因为这些史料的记载保存，今人终能看到这些老字号在药物采购、营销方法、同业竞争、学徒培养、品牌培养等诸多历史细节，同时其历史兴衰亦能让后代从中汲取经验。政协文史资料中还涉及到闽台地区诸多民间传统药方的记载，例如《百年成药“刘朝阳神”》系药方开创者刘朝阳的后人对于祖辈创制“万应百草神”经历的详细追述，细致交代此药方的药材组成、治疗预防功效以及社会影响。《李和元养脾散》则简要记载了驰名国内外的中成药―漳州永春参桂养脾散的创制来历。《天王寺疳积散》史料价值更高，该文展示天王寺疳积散秘方三种，系作者从“破旧箱筐中获取先父生前手抄此秘方一纸”整理而来，后人赖此文得以了解 “天王寺小儿疳积散”的前世今生，此药方创制案例亦可透视闽台古代宗教与医学的密切关系。4 闽台疾病类材料疾病类材料记载了闽台各地各种不同的流行病，主要介绍了闽台地区从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期间瘟疫流行的情况。《说文》中语：“民皆疾也，曰疫。”又因疫病在中医看来多属温热性质，故又被称为是瘟疫，也即西医所称的烈性传染病。闽台的多发瘟疫，主要有鼠疫、天花、霍乱、恙虫病、猩红热、脑膜炎等等，其中危害最频繁最深重的当属鼠疫。在与瘟疫相关的21篇文章中，仅有1篇文章没有记载到鼠疫的流行，发生鼠疫的地区遍布闽台各地，包括古田、罗源、平潭、莆田、泉州、德化、永安、漳平、长汀、漳州、芗城、南平、邵武、顺昌、建瓯、台湾等地[5]。目录中提及较多的另两种瘟疫是霍乱和天花。霍乱俗称“拉吐泻”或“麻痧病”，主要由于食物被霍乱菌传染进入胃肠而引起，一般流行于夏秋季节，最终会导致病人严重吐泻失水而死。其流行时间比鼠疫为短，但疫情扩大较鼠疫为快。闽南地区是霍乱的重灾区。在1935年夏，闽南各地双疫相继流行，即鼠疫与虎疫（霍乱）此起彼伏。1945年是泉州霍乱疫情最惨烈的一年。天花，俗称“出珠”、“疹痘”，是由天花病毒引起的一种烈性传染病。当时医疗水平落后，孩子出了天花，无助的家人往往大多寄希望于瘟神庙里“阿公阿妈”的庇佑，求取“符丹”，希望孩子康复。中医对于鼠疫的救治，一般是依《温病条辨》一书，分析病机，辨证治疗，处方用药多以名贵的红花、羚羊、犀角为君，药价需十多块钱银元，不是一般平民能够负担得起的，只能坐以待毙。1943年鼠疫时，罗源有中医提倡服用兼收治防两效的中药“达原饮”，用槟榔、厚朴、草果、知母、芍药、黄芩、甘草等几味廉价的中草药配伍，因为廉价易购，被疫区民众用来尝试对付鼠疫。还有利用烧樟木来灭瘟气的，但具体疗效并没有被总结统计。德化县春达埔还有位中医尤振新独创治疗鼠疫的奇术，他用剖腹之蛙敷于腋下约一炷香时间，敷十余只即可治愈，被时人称为治鼠疫圣手。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起，随着民众对西医西药的接纳放开，对付鼠疫才渐渐有了西医配合治疗。较好的外科方法是对发炎引起化脓的淋巴腺切开排脓，创腔消毒后，填塞雷夫努耳纱条，每天或隔天换药一次。还有用一定浓度的碘酒，用蒸馏水稀释后通过静脉注射治疗鼠疫的。西医西药对鼠疫的常用药有两种，一种是片剂，时名“大健凤”，属磺胺类的药品；另一种是针剂，时名“百浪多息”，其中德国拜耳公司出品的最为见效。经由中西医兼诊，相比于1919年发生的鼠疫，罗源较快地控制住了1943年发生的鼠疫，这也算中西医结合防治鼠疫的一点功绩。 5 讨论总而言之，福建省各级文史资料中蕴藏众多有关闽台中医药文化的文献记载，这些资料有许多是当事人的直接回忆，具有翔实、具体和生动的特色，对文献史料起到补充、深化和印证的作用，还可以匡正文献史料的谬误。这些鲜活的史料凝聚着撰稿人丰富的社会经历和人生体验，为后人提供了本区域中医药文化发展变迁的历史记述。通过福建省各级政协文史资料有关医药史料的收集和梳理，我们得以窥察闽台地区中医药文化的历史发展面貌，丰富与深化人们对此行业领域的认识，起到“详史之略、续史之遗”作用。同时，研究者也可利用它们从中透视本区域商业经济、民俗宗教、社会结构、对外交往之历史变迁，值得我们加以重视和运用。福建省各级政协文史资料对开展闽台中医药文化研究的意义还在于，这些文献为进一步开展资料整理、文化研究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线索。文献中谈到各地的中医村，在这些中医村中，有不少中医世家的存在，可以以这些文章为线索，组织力量开展闽台中医世家的调查研究，探究闽台中医学术源流的谱系。文献中谈到清末民国时期各地中医都保留有大量的医案，撰写了大量的医书和临床经验总结，但多数都没有出版，可以组织力量开展相关调查，如果能搜集到一部分民间中医抄本，将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文献中还谈到各地遗存的与中医药有关的实物资料，包括一些石碑、医药器物、中医处方、医家遗物等，可以组织力量搜集这些实物，必将大大充实闽台中医药文化的实物资料和内涵。参考文献[1]刘德荣.福建医学史略[M].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1.[2]范正义.保生大帝信仰与闽台社会[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3]肖林榕，井运梅.力均医案研究[J].福建中医学院学报, 2010,20(3):61-63.[4]俞慎初.闽台医林人物志[M].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8.[5]杨齐福，杨明新.近代福建鼠疫的传播与社会影响[J].史学理论研究,2007(3):33-41.（收稿日期：2013-06-24，编辑：魏民） （上接第35页）梓，以广其传”，初刊于至正五年（1345）。现存世的主要版本，有元至正五年(1345年)的陈志刻本20卷（简称元刻本，北京大学藏有），明洪熙元年(1425年)朝鲜春川府的内阁文库本(据元刻本的重刊本，简称韩本或朝鲜本)，明正德元年(1506年)书林魏家复刻本19 卷（简称魏刻本），清《四库全书》抄本20卷（简称四库本，故宫文渊阁、承德文津阁均藏有）。元、明刻本曾东渡日本，对古代日本接骨术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内服全身麻醉法、正骨用药、十不治证、“六出臼、四折骨”等概念理论，随着《世医得效方》的输入，而成为构筑日本古代正骨术的重要基石之一。1964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以清四库本（文津阁摄影本）与明魏刻本互校为主本，借助明《普济方》等为旁校，精勘细审，排印出版了铅印本（简称上科本）；1990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又以元刻本为底本，汇集其他精善版本，再次重新出版；其他还有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6年出版、王育学等校注的简体横排本和2006年出版、许敬生为《唐宋金元名医全书大成•危亦林医学全书》校注的简体横排本（简称许本）等。（收稿日期：2013-12-18，编辑：李琳）

摘要:陕西地方志作为医学外史，所记载的医药文献信息对中国医药史研究、陕西道地药材的开发利用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与价值;为研究陕西地区医疗卫生习俗、养生保健方法提供了史料;为挖掘和利用陕西地方中医药文化遗产、文化强省提供了参考;为医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提供了史料，也更全面的反映了医学的社会状况。

关键词:陕西地方志;中医药文献;研究;价值

中图分类号:R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1340(2016)02－0089－04

自上世纪晚期，医学研究出现了科技史与医学史的跨学科研究，史学界先后介入医学问题的研究，运用史学研究方法，挖掘各类史料中的医学资料，这些医学史料使我们对中国医学的形成与传承，医学与社会文化、民俗演变、宗教交流等多方面的相互作用，有了一些基本的认识，为医学和史学研究开辟了新的一方天地。本次有幸参与科技部项目———“陕西地方志中中医药文献的辑录整理”，对方志与医药学的交叉更有感触。陕西地方志编修历史悠久，上起秦汉，下至民国，保存的医药文献资料与线索极为丰富且珍贵，现就陕西方志中的中医药文献价值论述如下。

1为中医药学史研究提供参考资料

1．1补正医家及著作

陕西地方志中对医家医著的记载，虽资料零散，但详实丰富，不少可补充医学文献对医家医著的记载。如中国医学史中对元代陕西医家记述极少，《类编长安志》中记载了元代最高医学长官成和郎陕西等路医学提举武天锡及其家族五六代人，逐渐由儒业医的过程，对了解元代陕西地区医学发展与传承多有裨益［1］。再如，陕西方志中详细记载了孙思邈旧宅、隐居地、长安居地、孙思邈传说，以及各地孙真人洞、药王庙的起始、变迁等，这些资料丰富了我们对孙思邈和药王现象的认识，也补充了已有文献对孙思邈的记载。陕西方志中记载的一些医家著作，多不被医学界重视。如清代嘉庆时期医家王学温著有《三槐医案》八卷，同时代白珩廪著有《伤寒论子树本》［2］，光绪名医杜芳洲著有《医理探源脉诀》，后两种医书仅见于《咸宁长安两县续志》［2］，清代高陵名医董凤翀著有《痘疹类编》。这些医学著作在目前的目录书中少见，对研究陕西地域医学多有补正。

1．2补正药物史研究

[摘要] 有关中医是否科学的问题，一直以来争论不断，本文试图从复杂性科学和哲学的角度分析，得出中医不仅是科学，而且是建立在复杂性基础之上的科学的结论。

[关键词] 中医中药；科学；复杂性科学；史料学；中国文化；哲学思考

[中图分类号] R2-0[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3-7210（2008）05（a）-070-04

面对曾经出现的“取缔中医”、“中医不科学”、“中医伪科学”、“取消中医”等论点，笔者思考如下：

提出上述观点的人，在学术理论上常提出：“中医中药像西医西药那样科学吗？”该问题的指向是：①中医中药是不同于西医西药那样标准化的科学产物；②中医中药是违反了西医西药的标准化配方而生产的非科学化产物；③中医中药无法按照西医西药标准运行，就是不科学或是伪科学的；④中医中药既然不符合西医西药的科学标准，必然是无法治病的；⑤中医中药既然无法治病就应该被取消。

以上几点，基本上是当前以及近现代一些人对中医中药持否定态度的代表性观点。站在以还原论为理论基础的西医西药运行的标准角度，对中医中药的质疑是符合其理论基准的。假如我们能够以尊重客观事实的态度，全面、理性、完整、深入地分析中医中药的历史起源，研究中医中药数千年沉积的理论实践经验，或许会令当今社会对中医中药有一种超脱技术层面，超越利益层面，超出时空局限的平静和谐的理解、思考、探求，这本应是人不该割裂、对抗、争斗的一种健康存在，是和谐共生、融通自然生命的宇宙整体观。

1 从史料学架构看中医的生成发展史

中国传统医学在没有文字的远古时期就已经发源，中医药学的源起是基于中华民族对生命、自然、存在关系宏观整体认识论的基础。可以说中医药是循着下面的脉络发展的：

【摘 要】 本文认为目前关于唐代长安至中亚地区经丝绸之路药材贸易情况的研究方向应是：中亚药商将胡药带入内地并完成贸易的具体方式、唐代中国的药材沿丝绸之路出口至中亚地区的相关内容、唐政府对沿丝绸之路药材贸易的管控情况、唐代胡药的活株引进和本地栽培情况等。并论述了研究这一问题应突破难点及其意义。

【关键词】 唐代；丝绸之路；药材贸易；研究方向；意义

一、研究状况

唐代丝绸之路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沿丝绸之路的朝贡、贸易情况在当时极为普遍，规模相当宏大，其中尤以中亚地区的粟特人与汉人之间的贸易活动为多，与之相关的历史资料也比较丰富，因此这历来是中外学者关注的焦点。但是，专门研究药材这一特殊商品在唐代长安至中亚地区沿丝绸之路贸易情况的论著目前还是比较少见，与之相关的成果大多散见于唐代“丝路”贸易的著作或论文之中，缺乏独立篇幅的、具有针对性的研究。李明伟的专著《丝绸之路贸易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从古代丝绸之路的开拓一直写到清代沿丝绸之路的贸易活动，其间唐代“丝路”贸易部分篇幅最长，内容极其详实，论及阿魏、荜茇等胡药沿丝绸之路被引入中原地区，后来为我国唐以降的医疗事业所利用。在这些被引入的胡药当中，有一类并非完全以医疗为目的的特殊药材――香药，颇受唐人欢迎，陕师大温翠芳博士的毕业论文《唐代外来香药研究》（重庆出版社2008年出版）从各类香药的来源、用途以及贸易情况详细探讨了唐代香药经丝绸之路流入长安等地的情况。此外，还有何敦铎的《唐代对外贸易及其成就》（载于《史学月刊》1989年第6期）、程喜霖的《唐代过所与胡汉商人贸易》（载于《西域研究》1995年第1期）、卞蓉荣、韩海梅的《丝绸之路上唐与中亚粟特的文明交流》（载于《西安文理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岳东的《唐代六胡州、洛阳间的粟特商队》（载于《晋阳学刊》2015年第4期），这些学术论文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唐代外来药材经丝绸之路由中亚地区进入内地的情况。我国的药材在唐代亦有沿丝绸之路运往中亚等地的，法国学者阿里・马扎海所著《丝绸之路和中国文明》一书中，有《大黄和丝绸之路》一章，论及中药材大黄在汉唐时期就已经丝绸之路运往中亚、西亚甚至欧洲，大黄是唐代的少数出口药材之一。以中亚粟特人为主的胡商在长安等地经商者甚众，葛承雍的《论唐代长安西域移民的生活环境》（载于《西域研究》2005年第3期）、杨磊、孟楠的《唐代西域胡商在内地的活动及其管理启示》（载于《兰台世界》2015年第24期）描述了中亚商人在内地经商生活的场景。这些商人中有些专门进行药材的贸易，陈明的《“商胡辄自夸”：中古胡商的药材贸易与作伪》（载于《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考证了唐代胡商的胡药经营情况，以及他们以次充好、真中杂伪，在药物的性能、形状、颜色、质地等方面作假的行为。在来自中亚、西亚的胡商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唐政府一直在加强和完善对胡商的管理。李叶宏的《唐朝丝绸之路贸易管理法律制度探析――以过所为例》（载于《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讨论了唐代针对胡商的过所制度，这是唐朝政府管理丝路贸易的重要手段，它的实施有效地维护了丝绸之路贸易的正常秩序，保护了商人与商品的安全。刘晶芳的《唐朝丝绸之路贸易管理法律制度析论》（载于《兰台世界》2014年第12期）则从法律制度的变更角度分析了唐王朝对胡商的管理。

目前需要针对唐代长安至中亚地区经丝绸之路药材贸易情况做以专门的、有针对性的研究，试图填补该问题研究上的空白。具体来说，基本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四方面：

二、研究方向

1、中亚药商将胡药带入内地并完成贸易的具体方式

我国医药学历史久远，体系完善，但是为何在唐代中亚等地区的商人能够将外来药材沿丝绸之路带入内地，并很快为国人接受，这很值得具体研究。另外，在唐代来自中亚的商人（主要是粟特人）将中亚、西亚甚至欧洲、非洲的一些药材带入国内，完成交易。这些胡药是以怎样的方式和途径进行买卖，这些药材在唐代究竟价值几何，均需进一步考证和研究。药材的买卖是在怎样的交易场所，存在什么交易形式，如何影响唐人的生活，都属于此方面研究所关注的内容。

背景：2006年10月份，中南大学科学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张功耀在自己的博客上发出倡议，要求支持告别中医中药的人士进行签名，让中医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此举迅速引起社会各界的热议，支持者和质疑者在网上网下掀起了一场“论战”。争论进入高潮。一些人撰文质疑中医的“科学性”，其中有人甚至号召公众签名，让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系。与此相反，另外一些人则言辞激烈地呼吁“保卫中医”。

根据一项统计，在民国初年，我国有中医80万人，1949年只有50万人，而到了2005年只有27万人。与此相对照的则是，西医从1949年的约8.7万人发展到目前的175万人，接近中医的6倍。在中医药问题上，无论是过度的自信，还是极端的否定，两种态度都反映出：被一些人看作中国传统文化“技术”表现的中医药，已经面临一个严峻的时刻。

中医是伪科学吗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陈方正教授：中医是中国产生的自己的科学

中医药有自己系统的科学理论。在汉代，《黄帝内经》出现了，《男经》出现了，张仲景的《伤寒论》出现了，这些书里都有高度理论性的东西，也有实用性的医方。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技术”表达，它把道家和儒家的很多哲学思想融进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我更愿意把中医看成一种生活方式――在中医理论引导下，我通过改变自己的一些生活习惯就治好了自己的一些疾病。

原中医古籍出版社总编辑、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傅景华：作为传统文化精华的中医本不该遭受如此多的“非议”

争论中医是否科学，本身就是一个人为的陷阱。中医医道乃生命之道，主要认识领域在于生命过程与枢机，将中医定位在人体科学和疾病科学是认识的盲区。中医的认识领域、思维方式、求索方法、概念范畴、理论纲纪、实践目标等是人类文明的精髓，科学只是中医作为知识体系的低层次属性。其实，中医不仅仅是科学，而且远远超越科学，并可包容人体科学。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著名学者董光璧：中医药学是惟一还活着的科学传统

【关键词】梦想是激励人们发奋前行的精神动力。同志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梦想的实现需要载体，我校以“体现大学特点、中医特色，富有育人内涵的文化校园”为大学文化建设的总目标，在中医药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承创新方面，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大学文化特色与文化传统，设立“中医临床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以期探讨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并以此为依托，推动“中国梦”的实现。

【关键词】文化；育人模式；创新；中国梦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人民的精神家园，《易》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既是“人化”，亦是“化人”。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以“简、便、验、廉”的特点为我国人民所接受，不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和人类健康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医药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是传承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的一支重要力量。

我校地处陕西关中，这里既是中华文明、医药文化的重要源头，又是中国医药学理论体系形成、发展与成熟的重要地域，文化积淀极为深厚。伟大医学家医和，神医扁鹊、华佗，药王孙思邈等长期在这里从事医事活动，为我国历代中医药学术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至今仍保存着极为丰富的中医药文化遗存和医药文献，为我们深入研究和推进中医药事业的进步，提供了珍贵的研究史料。我校作为全国最早建立的几所高等中医药院校之一，在六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注重把文化建设成果转化为优质教育资源，建立了“中医临床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形成了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与中医药文化理念共融的校园文化环境，切实配合中医临床人才培养模式实验区的建设工作：

一、注重校园环境对中医传统文化的承载

在新校区建设之初，从校区的结构布局到建筑物的装饰与布置，都把传承中医传统文化的理念放在首位，突出体现中医药的文化气息，着力营造浓郁的校园特色文化氛围：（1）以历代医方碑为主体，建设了特色的“中医药文化苑”。按方位布局设计了太极图、“五行”具象雕塑与“养生亭”、水幕墙相呼应；合理布设了医方碑十三通，如《千金宝要》、《海上方》等；并设有《黄帝内经》、《大医精诚》等中医药的经典原文与《十问歌》等中医药知识性歌诀，以突出各个历史时期中医药文化的主题思想成就，实现人文精神与自然景观的有机融合，营造浓郁的校园学术氛围。（2）中药园。种植中草药百余种，灌木、乔木交错，浓荫与药香交融，既美化了校园，又是中药学的实践教育基地。（3）汤头歌诀、名人名言遍布校园主干道路，增强学生对“应知应会”知识的认知与传统医德教育思想的认识。

二、国医文化博览园的辅助教学作用

在原陕西医史博物馆的基础上，整合中草药标本馆、人体生命科学馆、校史馆等，构建为国医文化博览园。（1）陕西医史博物馆：是建国后建成的第一所医药专业博物馆。文化特色鲜明，学术水平较高，文物价值弥足珍贵，在国内外亦有较大的影响。（2）中药标本馆：由中药材标本与中药饮片标本组成。陈列中药材标本1000余种（件）、中药饮片500余种。（3）人体生命科学馆：陈列各种标本236件（套），按人体的组织结构分为8个展区。。

【摘要】目的：探讨藏医药与非中医传统医药的关系。方法：从人类学视角透过传承轨迹和人类理解的研究，切入文化的要素探求传承现象的本质。结果：以古印度医学为代表的非中医传统医学与藏医药的关系，类同西医与中医的关系，确实存在许多的影响和相互的借鉴，但无论他文化的贡献多大、影响多大，也是未能产生核心影响的横向的文化“扩散”和“播迁”而已。结论：所谓“藏医外来说”是一种缺乏理论根基的外来的杜撰。

【关键词】藏医药 中医药 文化传承 传统医药

【中图分类号】G1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2)02-0022-02

高原新石器时代文化，已不是封闭和单一的文化系统，而是一个已经与外来文化发生了深刻渊源关系的文化系统，并且因不同外来文化从不同方向上的传入和渗透，形成了藏东卡若文化、雅鲁藏布江中、下游流域的曲贡文化以及藏北细石器文化。但是，的旧石器，与西面印度、巴基斯坦则截然不同。[1，2]

次旦扎西等一批藏学专家考证了上述现象形成的原因，认为“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喜马拉雅山的屏障作用相当明显，它不仅是南亚大陆和东亚大陆之间的自然生态与地理的分界线，同时也成为了两个大陆之间的文化分界线。高原虽与南亚大陆接壤，但它位于喜马拉雅山的东北面，在地理单元上属于东亚大陆，所以它在文化系统上与其东部的文化发生渊源关系，而不与其西部和南部的文化发生渊源关系是顺理成章的事[1，2]。”

藏族学者丹珠昂奔也在《藏族文化发展史》中列举了诸多的历史考证，专篇论述了“与印度、泥婆罗的文化交流”[3]。丹珠昂奔指出：“从历史的大背景看，在周缘民族中藏人较早受到汉、波斯等民族的影响，苯教文化即是。作为文化影响其渠道是多样的，其时间也是久远的。”“关于印度文化对藏文化的影响……是从吞弥·桑布扎去印求学、赤尊公主入藏等为始点。”[4]“学经、译经的开始，从根本上讲是以佛教为主体的印度文化对藏族的传统文化产生影响的开始。”[5]。次旦扎西等学者的考证，对丹珠昂奔著作中的“始点”说，提供了原因的说明；而丹珠昂奔介绍的认证，则是对次旦扎西等考证的佐证。我们由此看到，印度文化对藏文化影响的“始点”和“开始”，定时在吐蕃时期即唐代，比中原战国时期的经典史料《黄帝内经》记载的藏汉医学交融，要迟整整一千年。

藏医是在文化传承中形成的特色鲜明的民族医药。历史上的藏医药学不仅纵向遗传了中医药学，而且还在吐蕃时期以后大量横向吸收了印度“阿尤吠陀”医学、古希腊医学以及尼泊尔、巴基斯坦传统医学的许多营养。

例如，《闍罗迦集》和《妙闻集》被认为是最古老的阿输吠陀经典医著。古印度阿尤吠陀(Ayur-veda，梵文音译，意为生命之学)，是印度传统医药学(天竺医学)体系的主要代表。在《闍罗迦集》第一卷二十章二十八节中，把印度古典医学分为八科：“1.身体治疗(kayacikitsa)，2.特殊外科(salakya)，3.异物去除(salyapahartrka)，4.关于毒物、体毒、错误的配合食用而引起之异常的治疗法（vlsagarairodhi Kaprasamana)，5.鬼神学(bhutavitlya)，6.儿科学(kaumarabhrtya)，7.长生不老学(rasayana)，8.强精法(vajikarana)。”[6]以后印度佛教僧人义净，又将八科列举为：“一论所有诸疮，二论针刺首疾，三论身患，四论鬼瘴，五论恶揭陀药，六论童于病，七论长年方，八论足身力。”[7]而藏医药《四部医典》，也将疾病分为八个学科的分支：1.普通疾病科，2.儿科，3.妇产科，4.神志科，5.创伤疮疡科，6.中毒症科，7.养老科，8.滋补壮阳科。并将“八支”写入《四部医典》原著的书名，此间明显存在阿尤吠陀医学对藏医药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