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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概论论文范文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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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西方文化概论课程中的史料引入

[摘要]“西方文化概论”是高校历史、中文等学科的必修或选修课程,这门课程的设置在让学生把握西方文化的特点及其发展脉络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授课过程中,大量引入与课程内容相关的中外文献资料、近现代学者的论著及论文以及其他相关史料,可以让学生在对史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来了解西方文化的特点及其与中华文化的差异,以此提高历史学本科学生运用史料的能力,同时也可培养其史学素养。

[关键词]高校;“西方文化概论”;史料;历史学

“西方文化概论”在国内高校中大多被列为文科,尤其是历史、中文、哲学等学科门类的必修或选修课程。这门课程内容庞杂,涉及从古代到近现代的西方文化,无论是授课还是听课都有相当难度。为了避免通史性以及梳理性的授课思路,笔者选取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文化中具有显著特色的部分作为代表来讲解,通过以小见大的案例分析方式,加深学生对西方文化的理解与把握。“西方文化概论”这门课程作为选修课,根据课程学时的安排,共分为12个主题,分别是绪论、古希腊文化与神话故事、罗马文化与罗马道路、罗马文化与罗马法、希腊罗马的婚姻与家庭、典雅爱情、黑死病的文化影响、美第奇家族与文艺复兴运动、图像与历史、美国电影与美国文化、欧美国家的慈善事业与基督教文化、结语。在国内的很多高校中,这门课程的授课工作大多是由文学、哲学学科背景出身的教师来承担。由于笔者是史学背景出身,同时授课对象是历史学专业的本科学生,因此希望在这门课程的教学过程中突出史学色彩,通过相关文献资料、论著及论文等史料的引入,在让学生了解西方文化发展的同时提高历史学专业学生对史料的重视程度以及史料应用水平。同时,通过研读这些材料让学生更好地了解西方文化的发展状况及特点。

一、课程中文献资料的引入

文献资料向来是史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史料来源之一。在“西方文化概论”课程中,大量引入当时人的著述及法典等文献资料,可以令学生正确地把握西方文化的发展以及不同时期的特点等内容。尤其在了解西方古代及中世纪文化过程中,文献资料的应用尤为重要。在进行“绪论”“古希腊文化与神话故事”专题的讲解过程中,笔者尝试引入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文献。在“绪论”中,引用了一段古希腊史家希罗多德的描述,“印度以东的全部地区是一片砂砾地带;在我们多少确实知道的所有亚细亚民族当中,住在日出的方向,住在最东面的民族就是印度人,因为由印度再向东便是一片沙漠而荒漠无人了”[1]239。由此,让学生更好地了解“何为西方”。通过希罗多德的描述,让学生了解到最早划分出东方与西方的是其著作中所描绘的发生于公元前5世纪的希波战争。在“罗马文化与罗马道路”“罗马文化与罗马法”这两大专题的授课过程中,笔者大量引入了《塞奥多西法典》《查士丁尼法典》的条文。在讲授罗马法之时,笔者引入了《塞奥多西法典》中两段有关女性地位及财产的条文,“如果任何人与一个女孩订立婚约并且未能在两年内实现这一婚约的话,并且如果女孩在这一时间已经过去后改而嫁给其他人的话,不应由于加速她的婚姻而归罪于她诈骗,并且也不能允许她的婚姻誓言归于无效”[2]67。“如果一个女儿从其家父处接受了一笔嫁资并随后结婚的话,如果其家父未立遗嘱而去世的话,如果她希望与其兄弟一同继承的话,她应被要求将其嫁资与其家父的田产合并,然后她就能成为共同继承人与其兄弟分割遗产。”[2]82通过这两段法典条文的引入,让学生了解到罗马法对于女性权益较为保护,同时也较为强调对本家族遗产的保护。在“典雅爱情”“黑死病的文化影响”等专题的授课过程中,笔者则引入了但丁的《新生》、薄伽丘的《痴情的菲亚美达》《爱情十三问》《十日谈》。笔者在讲到文艺复兴早期人文主义者的典雅爱情观念的时候,引入了薄伽丘作品中的一段话:“夫人啊,您是我唯一的欢乐与幸福!如果说这话不中我的下怀,那我准是在说谎。如此自猜自想真令人心花怒放,我不由得从内心发出一声甜美的:您是属于我的。”[3]9这段话隐喻了作者第一次看到菲亚美达的情景。从《痴情的菲亚美达》的内容来看,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骑士”对于心爱的贵妇人的爱,一种平等的、女性稍占主导地位的,并且具备婚外恋性质的单恋,一种与中世纪骑士精神中的典雅爱情一脉相承的爱情观。我们发现,但丁、薄伽丘等文学巨匠笔下的女神是理想女性的化身,也是激发诗意灵感的源泉,通过巨匠的名作化为不朽。引入这些相关的重要文献资料,不仅可以让学生更为准确且深入地了解到不同时期、不同地域西方文化所体现的特征,同时对于历史学本科学生而言,有利于提高其运用史料的意识和能力。

二、课程中论著及论文的引入

对于很多古代、中世纪以及近现代的文献资料,高校历史学本科学生把握起来还有一定的困难,所以在课程讲授过程中,除了文献的引入外,笔者还引用了大量的近现代国内外学者的对相关主题进行研究的成果,尤以论著和论文为主,将它们作为补充。如威尔•杜兰的《世界文明史》、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布林顿的《西洋文化史》、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朱伟奇的《中世纪的骑士精神》、彭小瑜的《中古西欧骑士文学和教会法里的爱情婚姻观》、李化成的《黑死病期间的英国社会初揭(1348—1350年)》等。以“典雅爱情”专题的讲授为例,笔者引入了布林顿在其著作《西洋文化史》中关于典雅爱情的定义:“衰退中的骑士精神培养出‘罗曼蒂克的爱情’,对一个理想的女人所产生的爱,一种做不到、非尘世的和精神上的爱。这个理想的女人是可以使崇拜者高贵起来……骑士精神也将的冲动升华作精神上的爱慕。”[4]186并且分析了这一定义中的两个重要词语“衰退”“高贵”。“衰退”指出了雅典爱情出现的时间,是在中世纪中后期;“使崇拜者高贵”是典雅爱情的作用。此外,笔者还引入了威尔•杜兰的一段话:“有两种影响力缓和骑士的野蛮作风———女人和基督教。女性的德行再度被发扬,以遏止英武男人好战的血气之勇。”[5]452同时,分析了威尔•杜兰这段话所指出的贵妇人在骑士精神特征转化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这样的引入和分析可以让学生在上课之初就了解到中世纪存在于贵妇人和骑士之间这一神秘爱情的基本情况。在“黑死病的文化影响”中,在讲述黑死病来源的不同说法时,笔者引用了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一书中的看法:“在1252年蒙古军队从远征云南—缅甸的行动中撤回不久,鼠疫杆菌就侵入到蒙古的野生啮齿动物群落,并逐渐转化成地方病。随后几年,随着受感染的老鼠、跳蚤和人无意识地把杆菌传播到新的啮齿群落,而向西沿着大草原扩张。”[6]97通过这样的引入,让学生体会到从古至今东方与西方的文化都有交集,无论是通过何种方式进行传播和交流。通过引入相关学者的论著及论文作为补充,为学生提供更多不同的了解西方文化的特点及内容的视角,同时,也使课程内容更加丰富生动。

三、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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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对比教学在西方文化概论课程中的实践

在教授“西方文化概论”六年的过程中,笔者逐渐认识到在授课时适当运用中西文化对比是非常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这种方法让学生在知晓西方文化的基础上通过对比和反思来进一步提高自己对本民族文化和历史发展的认识,从而有助于他们提高文化素养和增强文化底蕴,同时也是素质教育的一种有效方式。通过实践教学经验和学生反馈,笔者认为这种教学方法收效甚佳,适合向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文化课程教学推广。

根据笔者的教学经验,文化对比教学理论的使用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应随教学内容、学生反馈和教学方法的不同而适当调整。总的来说常用的有教师直接对比法、按教学反馈对比法和激发学生主动对比法三种。

1教师直接对比法

比如在讲到古希腊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柏拉图时,如果按照传统的教学方法一一介绍柏拉图的生平、思想体系和对后世的影响就会显得枯燥乏味。笔者在谈论到这部分内容前会布置学生查询和阅读中国古代圣贤孔子的资料,在课堂上教师主要介绍柏拉图,当遇到其经历或者观点上与孔子有契合处时会邀请学生讲解有关孔子的相关内容。譬如笔者提到柏拉图在早年时期曾旅行至埃及、意大利和西西里等地,希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最后苦于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开办学校向青年们传授他关于道德和政府的理论,他所创办的“学园”成为西方最早的高等学府。这时学生已通过前期准备了解到孔子的经历,他们能够指出孔子在一生中花极大的一部分时间来周游列国,在从政失败,没能找到赏识他建议的君主后从事教育兴办私学,开创中国私学之首。学生们此时会惊异于东西方两位先哲在经历上惊人的相似,因此对了解柏拉图思想表现出强烈的愿望,教师这时由浅入深,在学生建立了对柏拉图初步了解后引入较为难理解的这位哲学家的思想体系,笔者从两位先哲对人之本性的观点开始,学生通过提前阅读了解到孔子认为所有人本质上是善的,或者说经过教化后可以成为善的。笔者在此解释柏拉图与孔子思想的迥异,柏拉图认为大多数人容易被暴君或贪欲欺骗,因此他们需要被控制,而掌握控制权的人,即“护卫者”能懂得普遍的真理[3]。孔子强调的是广泛的人类行为,他的中心思想是“仁”,即各种美德,以及由此引出的一套修身达人的伦理观念和道德教化的政治观念[4]。而柏拉图则强调受过精心教育的统治阶层的行为。通过解释在人性看法上的差异,教师进一步扩展到他们各自对理想政府和社会规范等方面观点的不同,并和学生一起探讨他们对中西方文化产生的广泛深远的影响。让学生在课堂讲解中扮演一定角色能够加强他们对目标文化的兴趣和理解力。课程中师生的积极互动改变了传统文化教学中教师满堂灌、学生被动、孤立学习的方式,将死板的教师“一言堂”变为轻松活泼的“中西文化历史小型研讨会”。

2按教学反馈对比法

除了邀请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进程中和教师一起通过中西方对比探讨西方文化发展的特点外,教师还应该时刻密切关注学生对所讲授内容的反馈。当学生表露出对某些历史现象的发生表示不解时,教师应该认识到这样的原因往往是由于中西历史发展上造成的文化差异构成了学生理解的障碍。笔者在开始讲授古罗马帝国时期时首先介绍古罗马在进入帝国时期后从公元一世纪后期到西罗马灭亡的三个多世纪内绝大多数皇是非正常死亡,这些贵为皇帝者的结局均十分悲惨,他们或被敌军杀死,或被自己人杀死,抑或因绝望于别无选择而自杀。学生对此表示非常惊讶和不解。这时教师应适时指出学生们之所以感到困惑是因为这一阶段的罗马皇帝与我国历史上大多数皇帝的命运千差万别,因此文化教学中初步的自身文化和目标文化的对比激发了学习者学习的兴趣。教师需要进一步对比说明古罗马帝王和中国皇帝主要的差别。首先,皇帝的出身和人选不同。罗马帝国的元老院、禁卫军和军团互相倾轧、不择手段的把代表自己利益的人推上皇位,内战由此频仍爆发,国无宁日。政局混乱导致皇位的风雨飘摇,帝王如同走马灯似得更换。因此,对每一位罗马帝王来说时刻都是危机四伏、性命攸关[5]。而中国从夏朝的禹开始实行王位世袭制到秦朝时确立了延续整个封建时代的帝王世袭制,这种世袭制通常有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两种方式。虽然无法保障候选人有做明君的资质,但这一制度很大程度上确保了皇位的平稳过渡和朝代的稳定[6]。因此与古罗马历史相比,因为争权夺位导致皇帝的非正常死亡在中国历史上是较少的。在解释完皇帝来源不同后,教师可扩展到皇帝权力方面,可以选取有代表性的古罗马皇帝和中国皇帝,比如把开创罗马帝国时代的屋大维和确立封建帝制的秦始皇进行对比说明。通过教师及时的讲解和阐释引发学生对目标文化的反思,能够提升他们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和客观分析能力。

3激发学生主动对比法

除了课堂上的讲解和讨论以外,笔者还要求学生主动就所学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的差异进行积极的思考并独立撰写论文阐述个人观点。笔者对学生们论文所涉及的角度和广泛内容感到惊喜。比如在本校英语专业2008级40名同学中,其中对比中西方历史发展和文化差异比较的主题分布如表1所示。由表1可见,学生所选择的中西文化历史发展对比的主题涉猎广泛,而且其中的人物雕塑、葬礼习俗、星座与属相、古代社会的贫困人群、食物与人性格、婚姻、女性与权力和祭祖和中世纪骑士和中国剑客这些主题教师在课堂内从没有进行过中西对比,因此反映出学生们对此门课程有较大的兴趣,能够在以教师讲课内容的基础上进行主动思考以及进一步的积极学习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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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汉语专业西方文化概论课程的教学探索

摘要:西方文化概论课是对外汉语专业的一门文化类的专业主干课,其知识体系庞大,为了更好地实现对外汉语专业的人才培养,就西方文化概论课程存在的问题、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课程测试等方面展开了讨论,以便更好地开展西方文化概论课程的教学。

关键词:对外汉语专业 西方文化概论 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3.21.056

西方文化概论课作为通识课开设,与作为基础主干课在对外汉语专业开设存在很大的差别,这是由于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科特点所决定的。在中外文化类的知识和能力中,与“外”相关的知识和能力的学习和培养其重要途径来源于西方文化概论课的教学。

1 目前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学生对西方历史知识的掌握古今不均衡,高中世界历史的学习内容主要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文化概论课不是历史课,但是离不开历史知识的基础,学生对于西方古代史和中世纪的历史知识存在着较大缺口,造成教学效率较低;

第二,从上古时期到当下,西方文化概论课程内容涉及的时间跨度长;“西”的概念指向多个民族国家,课程内容涉及的地域跨度大;“文化”既包括精神层面又包括物质层面,知识体系庞大,教学内容涉及的知识面广,造成了教学内容的取舍困难;

第三,传统教学模式对学生的影响较大,学生的自主学习性不强,教师的教学方法单一,导致教学和学习效果均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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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西诗学意象理论的异同

摘要:中西诗学里都存在关于意象的概念和范畴。比较中西方传统文化中意象的概念,发现二者不仅有相同之处,而且有一些差异。本文试图通过梳理中西方的意象生成过程,进而阐释两者意象观的异同。

关键词:中西诗学;意象;异同

一、中西意象论的流变

对于什么是意象,纵观古今中外不少专家学者均发表了各自的意见。在中国古代,我们常把意与象相分开来说,关于意,它代表了一种抽象的精神概念,是意图、意义、意思、意念……再扩大一些来说,也是情意、哲理、观念等意思。在《辞海》中,我们将象解释为“凡形于外者皆曰象”,在中国,意象作为一个比较古老的概念,有着自己的形成发展轨迹。意和象最初是分开使用,后来意和象这两个分离的概念放在一起来使用,逐渐形成了意象的概念。早在《周易》中的《系辞上传》里,意和象就已出现,但是在这里,这两个概念并没有连接在一起使用,还没有形成为一个概念。最早把意象当做一个合成词来使用的,是东汉的王充,他在《论衡》中写道:“夫画布为熊麋之象,名布为候,礼贵意象,示义取名也。”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第一次把意象作为正式的文论用语来使用,认为“窥意象而运斤”,是“驭文之首术”。从此开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象概念逐渐成为正式的概念,并在此后的千百年中,广泛地使用在我国的文化艺术中。

在西方有许多关于意象概念的讨论,其中美国的著名理论家韦勒克和沃伦合作编写的《文学理论》这本著作中详细地阐述了意象问题,在西方也取得了比较大的影响。在他们合作的这本专著中,他们把意象当做相当宽泛的一个概念。并且他们还声称,意象既是文学研究的范围同时也是心理学研究的课题。西方的传统意象理论,将意象比喻为点缀之物、化妆品,有装扮文章的功能。然而,浪漫派力图从各方面反抗传统的意象理论,随着浪漫主义的发展,长期束缚在神学意象中心论里的诗歌意象,逐渐解脱出来,提高了意象诗学的认知度。英美新批评对诗歌意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们极力地想找寻被表层文字省略并隐藏在意象深层的语义关系。除此之外,解构主义、结构主义、心理学分析、神话原型批评……全钟情于意象。尽管西方这些的各流派等可能有些醉翁之意不在酒,但是意象的概念中必定含有某种“意”,意和象相互联结的本质特点是与我国相通的。

二、中西方意象论的异同

我们可以从诗歌意象的进展历程中,挖掘和探讨中西诗学对于意象的一些共同之处,找到二者的共有规律。意象在历朝历代的发展中,经过理论家和诗人的阐释和传播,生成了一些比较公认的内容。西方中的意象概念中必定含有某种“意”,而且意和象相互联结的本质特点是与我国相通的。

在我国,唐代以后人们开始用意境来替代意象理论,并且充分地剖析了关于意境的理论,比如说王昌龄的《诗格》,作家认为说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关于这一点,西方也有一些学者与我国的意境理论相通的。比如说庞德,我国唐代诗歌艺术对其意象主义诗歌理论有一定的影响,中国的意境理论与庞德的意象理论有许多共同之点。可以看出西方更加关注隐喻,而在我国则比较重视言外之意等,从此处反映出来中西诗学意象中的一些共同之处。通过象征、隐喻我们可以达到对象外之象的追求,也是我们常说的比兴手法。而在近现代中国诗坛,我们也接受了西方诗学意象理论的影响,在诗歌创作等过程当中,大量采用了隐喻、象征的手法。从上文中可以看到中西方的作家学者在关于意象的概念方面有一些相同的地方,但是因为文化等方面的不同,中西方诗学意象理论也有着许多不同之处。从“诗言志”过渡到“止乎礼义”,中国诗学的抒情规定,将意限定在官方的意识形态里,并且通过象才可以达到礼义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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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化”到“现代性”

摘 要:就近现代以来的中国而言,“现代化”是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主题,而与之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现代性”主题的凸显则要晚得多。在中国语境下,“现代化”理论侧重于探讨中国如何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而近几十年才在中国兴起的“现代性”理论则更多地探讨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形势与问题。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的理论嬗变,昭示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问题的迁衍。应当及时厘清从这一理论嬗变中折射出来的问题迁衍,以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好的理论指导。

关键词:现代化;现代性;理论嬗变;问题迁衍

中图分类号:F1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2)05-0025-06

一、“现代化”主题的凸显及其在中国语境中的独特内涵

面对西方列强入侵所带来的民族危机,向来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潮,一种思潮更多地强调中国自身的独特性和主体地位,这一思潮从“天朝儒学道统论”到“国粹论”,再到“中西互补论”,然后再到“中国本位论”;另一种思潮则更多地强调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性,这一思潮从“天朝儒学道统论”进展到“中体西用论”,再到“中西互补论”,再到“西化论”和“全盘西化论”。在“中西互补”这一点上,两种思潮达到了一定阶段上的某种融合,而后又沿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这两种思潮分别是对中国历史进程中不同方面的认识与强调,其各自的发展都表明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化。20世纪20、30年代,两种思潮则再次出现合流的趋势,其产物就是“现代化”理论以及“中国式的现代化理论”。[1]

“现代化”概念和理论的提出,表明人们开始以一种世界史的眼光来审视中西文明之关系,这既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天朝上国”这样一种“天下观”的束缚,承认西方现代文明的先进性,从而也就承认并强调“现代化”的必要性;又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现代化就是西化”这样一种西方中心论的束缚,看到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弊病,看到中国之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性,从而意识到走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性。冯友兰曾深刻指出,“现代化”概念代替“西化”概念“并不是专是名词上改变,这表示近来人的一种见解上底改变。这表示,一般人已渐觉得以前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的,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底或现代底。我们近百年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底。”[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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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美学体系性著作特色

本文讨论一个在中国学界一直都有争议的关于中国古代美学的体系性问题。这一问题要得到深入,一是需要对由现代学术而来的体系性这一概念本身进行反思,二是要从中国文化自身的特点,从中国古人的视野去体察其对体系性的不同理解,回到古人的视野也就意味着讨论要在中西古今的对比中进行。只有当这样一种比较中体会到了中国古代美学自身关于体系性的趣旨,才能对中国古代美学的体系性著作有一个基础的把握。

一、何谓体系?

“体系性”这一词用之于中国古代美学著作,人们一眼见之,即会打上一个问号。因此,先从这个主题词的定义开始。

自中国按照世界主流学术的方式建立现代学术,并用现代学术的一整套程序来重新看世界和重新看中国古代学术的时候,中国古代学术的著作,给相当一部分现代学者们的感觉可以用两个词来形容:一是“不成系统”,二是“零散”。这两个词的对立面是现代学术的“系统性”和“体系性”。“零散”是一种完全与系统相对立的形状,如《论语》、《六一诗话》、金圣叹小说和戏曲评点这一类的书,一翻开,第二段与第一段不相干,第三段又与第二段不关联。虽然它们有自己的总体意思,但这总体意思以零散的方式呈现出来。也许古人可以不无骄傲地说,这是“形散神不散”。但现代学者不管你神是散还是不散,只要你形散,让人看来就是东拉西扯,不成一种学术的形式系统,就是零散,就是不系统,就是不成熟。相对零散而言,“不成系统”是指,就形式而言大体上说是系统的,但没有按照正规的系统逻辑来组织,如《老子》、郭熙《林泉高致》、张过庭《书谱》这一类的书,虽然可以看出有一个逻辑贯串其中,但节与节、段与段的思想关联并不都是很清楚,各段逻辑关系的递进不是很严密。可知所谓的“不成系统”其实是讲相对于“零散”而言,还算“较成系统”。只是这个“较”字虽然对于中国学术的另一类零散而言是褒义,但对于现代学术的系统性而言仍是贬义。“较成系统”与“零散”的差距,只是“五十步笑百步”,无论你怎样较成系统,总而言之,本质言之,还是不成系统!在中国现代性的初期,当中国学人在西方学术标准的映衬下,发现中国古人的著作大都零散不成系统的时候,民族的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于是要在古人中去找较有体系性的著作,以提高民族的自信心。如鲁迅就找出了《文心雕龙》,他说:“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鲁迅:《论诗题记》)。但实际上,我们知道《文心雕龙》从严格的西方学术的体系性标准看,在文的外在形式即体裁类型和历史演化上,可以说是体系性的,但在内在机制上,却并不怎么有体系性。比如,《情采》、《风骨》、《体性》、《才略》、《时序》、《隐秀》六篇,都涉及作品结构和风格类型,似应有一个统一的核心,但它们却显得互不相干,没有从一个更高的、更统一的角度加以论述,完全与当时和后世大量出现的诗话词话的方式一样。如《文心雕龙》里对作家和作品的评价,与钟嵘《诗品》运用是一样的语言、语气、方式。《体性》篇说:“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公干气偏,故言壮而情骇”,《才略》篇说:“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其七子之冠冕乎!”再看《诗品》评刘桢:“其源出于古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这一现象说明什么呢?也许,我们不但应就《文心雕龙》表层形式上的有体系一面进行思考,更应就深层结构上的无体系一面进行思考,不是遮蔽这无体系的一面而只强调有体系的一面,从而去抬高它,而是突出其无体系的一面,而对何以深层结构的表述要显出无体系进行思考。

为什么中国古代的著作都不成系统呢?因为什么叫系统,什么又叫不系统,其标志是现代学术规定的,现代学术主要以西方学术为标准,西方学术随着西方文化的全球性扩张而成为世界性学术,也即成为现代学术。世界上后西方而起、奋而追赶现代性的国家和文化,为了自己的现代化事业而建立自己的现代学术,也就是把一种由西方学术确立的现代标准作为自己的标准,用这一标准来重建自己的现代学术。按照现代学术的标准,一种学说要成体系,必须具备几个条件:第一,有一批基本概念;第二,这些概念必须是明晰的,即内涵外延规定得清清楚楚;第三,这些明晰的概念以一种严密的推理形成一个逻辑整严的体系;第四,这一体系要成为真理,必须在实践上放之四海而皆准。这一学术标准是在西方文化奠基时代的古希腊形成的,而这一标准的典型代表就是几何学。欧几里得几何学用九条公理推出整个体系,是一切学科的样板。因此,柏拉图学院门口有一块碑子,上面写道:不懂几何,切莫入内。对希腊人来说,一个人如果几何学都不懂,是没法搞学问的,即使要搞也是搞不好的。作为西方文化基础的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就是建立在欧几里得几何精神之上的,就是欧氏几何的理论化和哲学化。爱因斯坦说,西方文化有两个基础:一个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另一个是文艺复兴的实验科学。科学实验意味着你把你的研究对象放到实验室里而去,把这一对象与现实当中的各种关系彻底地切割开来,然后对这一对象进行一面面、一层层,从外在形式到内在结构到基本成分的彻底研究,达到对该对象的本质、结构、功能、特征的完全把握。西方的学术概念一定把内涵和外延规定清楚,正是与实验科学的方式一致的。对于西方文化来说,什么叫明晰,什么叫本质,什么叫逻辑,什么叫分析,都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基本的观念之上的。

中国现代诗人郭沫若是一个在五四浪潮中产生出来的最有名气的浪漫主义者,他曾写了这样一首诗:我爱中国的庄子,因为他是个泛神论者,我爱斯宾诺莎,因为他是个泛神论者……把庄子、斯宾诺莎一类的世界级大人物归为泛神论者,是五四时期浪漫主义者们的普遍认知。且先不管其客观上的对错,要指出的是,虽然西方的大哲学家斯宾诺莎和中国的大哲学家庄子都是泛神论者,但二者对学术言说方式却是截然不同的。翻开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尽是定义、求证、证明……完全模仿着欧氏几何的方式来呈现自己的理论。而《庄子》,第一篇(《逍遥游》)第一句:“北溟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为鸟,其名为鹏,鹏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在讲故事。这里的意义,不在两位大哲学家的思想是否有所相同,而在于两位大哲学家的表述确实大为不同:斯宾诺莎的表述方式是逻辑的、系统的、体系性的,庄子的表述是诗性的、零散的、非体系性的。更有意思的是,庄子在世界哲学上的地位比斯宾诺莎还要高,庄子的哲学思想比斯宾诺莎的哲学思想还要伟大。这现象颇值得深思:何以庄子用一种诗性的、零散的、非体系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思想,比起斯宾诺莎的逻辑的、严密的、体系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思想还要伟大?

有意思的是,庄子比斯宾诺莎伟大,对于中国学人来说,不是在20世纪的前半期,而是在20世纪的后半期;对于西方人来说,不是在现代性的近代时期,而是在现代性的现代时期和后现代时期。[①]其实,如何从零散和不成体系的理论形态中发现其与完整的体系的理论形态一样光辉的内容,一直是中国现代学人、也是西方学人的不懈努力。一旦世界上有了这样一种共识:从零散和不成体系的理论形态中也会产生出并不低于完整的体系的理论形态的思想成果,意味着《论语》、《老子》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著作一样伟大,与笛卡尔和康德一样伟大,与韦伯和维特根斯坦一样伟大;那么,完整性和体系性的理论形态的优越性究竟优越在何处,就要被重新思考了。

在西方学术里,有一个从近代到现代的转折,在科学领域,表现为从古典理物学向现代物理学的转折;在哲学领域,体现为古典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折;在艺术领域,表现为古典艺术向现代艺术的转折。[②]对于西方文化来说,古典学术的体系性被进行了一种现代和后现代升华,这一升华从全球的范围来说,带来了对非西方学术方式和理论形态的重新思考。这一思考运用到中国古代学术上,体现为中国古代学术之所以呈现为零散和不成系统,其实正是一种中国式的理论形态和体系形态。因此,应该探求的问题是,中国学术为什么呈现为这样的理论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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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女性”、“女性主义”和“女性写作”概念的本土化理解及运用

[论文摘要]女性、女性主义、女性写作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中的三个基本概念。通过对这三个基本概念的中西对照,阐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这三个基本概念引入中国后的变异及运用情况。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本土化;女性;女性主义;女性写作

任何一门学科,其核心内容都由一些关键问题所构成。同时,研究任何文学文本、关注任何文学现象的过程中所生成的意义,也必然要依赖一定的思想框架,因此,批评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对所谓“原意”的真正追寻,而只能是“误读”。西方女性主义批评与中国的女性、与中国的文学现实相遇后生成的文学批评,其文化积淀、现实处境、具体目标功能都与西方都不尽相同,因而它们在批评实践中所需要特别给予关注的问题也是一些基本的、特殊的概念,有助于理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

一、中西方对“女性”概念的阐释及运用

女性是什么?在西方男性独霸学术界的传统里,女性历来被看做是处于边缘化的“第二性”。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感谢主赐给他恩宠时说,第一,他生下来是自由的,不是奴隶:第二,他是男人而不是女人。在先哲的心目中,女人就是这样被划为了“第二性”。总之,一句话,女人就是为男人服务的一个工具,是一个附属品。

经验论者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m.gil.bert)和苏珊-格巴(susangubar)在她们合写的《阁楼里的疯女人:妇女作家与19世纪的文学想象》的绪言里,从语言的发展对男权与男性性征进行了论证。她们认为:自从维多利亚时期以来,父系的文学创作理论依附于基督教的创世说,神话了男性作者。因此,如果创作是男性的行为,那么男女两性的主、客体地位也就确定:男性是积极的、主动的,女性是被动的、接受的。在这种解释下,创作的作品不仅仅是作品本身,而且还是权力的象征。

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西方女权主义者不满于女性所处的边缘被动处境而纷纷奋起抗争,从理论的层面寻找出女性的自我身份。1949年11月,西蒙·波伏娃出版了被后世的人们尊崇为女性《圣经》的《第二性》,成为新女性主义高潮的理论指南。

在波伏娃看来,女人的“第二性”地位是历史的长久演变而造成的,男人利用生理、经济、法律、道德、宗教及文学等各种手段,塑造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而把女性置入到一个附属的地位。在波伏娃看来,男人按他们的愿望将女性视为“偶像,仆人,生命之本;又是魔鬼,阴谋家,搬弄是非的人,骗子。她是男人手中的猎物,又是毁灭他的祸根。她意味着他不曾有,但又特别渴望的一切”。因此,女人虽然是天生的,但是女人身为“次等性别”的地位却是后天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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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觉和理智概念与梁漱溟中西文化观的构建

摘 要:直觉和理智是表现梁漱溟文化哲学的重要概念。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梁漱溟以直觉和理智为基本概念构建起了自己的中西文化观,为现代新儒家奠定了文化哲学基础。直觉和理智概念地体现了梁漱溟对中国文化的深入认识与思考,因此在梁漱溟的哲学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基础性地位。本文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为文本基础,以概念分析为基本方法,对直觉和理智概念进行了初步的研究,试图以此展现梁漱溟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和对中国文化问题与出路的思考。

关键词:直觉;理智;文化观;梁漱溟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3-0067-02

梁漱溟(1893―1988)是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在五四时期全盘西化思潮席卷中国思想界的文化背景下,梁漱溟于1921年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肯定以儒家哲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价值,认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一样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引发了思想界的“东西文化论战”,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一、直觉和理智――梁漱溟构建中西文化观的基础概念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代表了梁漱溟早期的哲学思想。梁漱溟在书中使用直觉概念来诠释和表征儒家哲学以及中国文化,使用理智概念来诠释和表征西方文化,直觉和理智概念成为梁漱溟诠释中西文化的基础概念。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直觉和理智概念是梁漱溟诠释中西文化、构建中西文化观的重要基础概念。他使用理智、直觉和现量三个基础概念来诠释西方、中国和印度的文化,并以此提出了人类文化的三步骤发展说(亦即中西印文化的三期复兴说)。他阐述说:“照我的意思人类文化有三步骤,人类两眼视线所集而致其研究者也有三层次:先着眼研究者在外界物质,其所用的是理智;次则着眼研究者在内界生命,其所用的是直觉;再其次则着眼研究者将在无生本体,其所用的是现量;初指古代的西洋及在近世之复兴,次指古代的中国及其将在最近未来之复兴,再次指古代的印度及其将在较远未来之复兴”[1]167。在这里,梁漱溟首先提出了人类文化所面临的三个层次即外界物质、内界生命和无生本体,指出与之对应的方法分别是理智、直觉和现量,三个层次和与之对应的方法结合便构成了人类文化及其三个步骤,即作为第一步骤的西方文化(“古代的西洋及在近世之复兴”)、作为第二步骤的中国文化(“古代的中国及其将在最近未来之复兴”)和作为第三步骤的印度文化(“古代的印度及其将在较远未来之复兴”)。在这里,直觉和理智作为梁漱溟构建其文化观的基础概念首先是指方法,即人类研究“外界物质”和“内界生命”所用之方法。其次,直觉和理智作为人类文化不同发展步骤的方法指向的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这样,梁漱溟就从直觉和理智出发,从人类文化的层次和高度对中西文化进行了考察,认为中西文化分别代表了人类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而直觉和理智则是其方法,直觉和理智就和中西文化内在地同一起来了。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观也就以直觉和理智概念为基础构建了起来,直觉和理智概念也就成为理解梁漱溟中西文化观的关键。

二、理智与西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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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西方文化中蕴含的精神概念

【摘 要】对于精神的概念有着多重的解释含义,一般认为精神指人类的心理活动状态,主要表现在意识以及思维方面,其具有一定的哲学范畴,然而在西方的文化中,许多著名的学者对精神概念都做出了独特的具体解释。大致都赋予精神以灵魂、意识以及心智等含义。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其带有宗教色彩,与中国的传统精神概念有较大的出入,因此,很有必要对西方文化中蕴含的精神理念进行深刻的研究,以便在对比中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同时对其西方精神概念的研究能够促进民族精神理论的完善,还可以推动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1]。

【关键词】西方文化;精神;概念

一、西方文化中对于精神概念的解释

如果说东方文化是偏精神的,那么西方文化相对就是偏物质的,这里称之为“西方物质文化”。 西方文化的发展远比东方文化的发展要简单得多,他的内容变化是由神学到哲学,最后到科学。西方的神学与东方的神学不一样,东方的神学建立在深刻的经学上,而西方的神学没有很深刻的思想,就只是以敬仰美好的神来净化心灵,没有东方神学中那种很强的精神理念上的指导。所以西方神学思想并不影响政府的管理思想,这个问题在东方就完全不一样了,特别是在中国,经学和理学思想是政府管理思想的基础,杂糅其中的神学思想也会渗透到政府的管理思想中。

西方文化中对于精神概念的解释富有丰富的内涵,经过历史的演变,其对于精神概念的认识不断地延伸出新的内容。最早的可以追溯到拉丁文中的释义,其有两个单词对其进行表述,一个是mens,另一个是Spiritus。前者随着不断地修订演变成mentality。后者主要指流动的气息。在现代的英文字典中,“精神”直接的对译英文是Spirit。然而在西方中世纪时期对于精神的表达一般采用soul。这些单词的表述在不同的哲学思想家有不同的解释。当时社会中对于精神的释义没有明确的规定。在《牛津哲学词典》中将Spirit解释为灵魂、生命、气息以及生命力。对于soul则做出了拥有意识的经验以及控制情绪的解释。对于灵魂的解释在西方的哲学体系中具有较大的争议。西方人普遍认为soul是存在肉体中又可以和肉体分离的实体,因此,在西方的价值体系中,极容易将与神联系在一起。其后期对于精神概念的解释带有较大的主观色彩[2]。

二、西方文化中对于精神概念的历史研究进程

(一)早期西方文化中的精神理念

西方著名的哲学家柏拉图在他的著作《国家篇》中,将生活的意义赋予进灵魂的功能中。他的观点是灵魂即人的精神,主导者人的理性思想,同时将精神分为激情、欲望以及理性三个部分。他认为理性能够达到自我价值的认识,激情则趋向于理性,欲望趋向于身体。理性作为精神的不朽部分在很大程度上驾驭着激情和欲望,这三者之间产生相互之间的矛盾。他认为只有活着的才有灵魂,一旦死去灵魂便会离开。亚里士多德则将灵魂世俗化,将生命力作为灵魂的代名词,主要表现在他的著作《论灵魂》中,他认为精神与灵魂本身就包含生命力的概念。因此,灵魂需要生命进行寄托。他将灵魂分解为三个部分,及植物、动物以及人类。同时对其进行区分,人类具有精神灵魂进而理智灵魂、植物具有营养灵、动物具有感觉灵魂。由此得出结论,人类的灵魂属于最高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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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跨文化比较学习模式的教学价值

[摘要]跨文化比较不仅是当下文学研究中重要的方法,在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中也极具实践价值。本文试从必要性、构成与措施、创新性三个方面,对跨文化比较学习模式的教学价值进行探讨,希望能对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改革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跨文化比较学习模式 文学概论课程 教学实践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3-0204-01

本文主要探讨在多元文化汇集与本土文化认同的背景下,如何建立高等学科汉语言文学专业文学概论课程之跨文化比较学习模式。所谓“跨文化比较”,是指通过中外(主要为中西方)相互比较的方法,以文学的基本命题为讨论核心,全面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理论观点。通过这种新方法,不仅能匡正目前文学概论教学中的西方化倾向,且有利于复苏中国传统文论,提升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一、确立跨文化比较学习模式的必要性

跨文化比较不仅对学术研究具有方法论意义,在文学概论课程教学中也有其独特的价值,因此有必要在教学中加以实践,其必要性体现在以下两点:

其一,将文学理论纳入到多元文化视野当中,试图还原“文学”这一概念的本民族意义。长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界均为一个问题所困扰,即文学基本问题阐释角度的单一化,或者说是全盘西方化。高校教学中普遍存在着一个现象,教、学两方面在理解文学基本规律时仅限于西方话语,而忽略了中国传统文学理论。诚然,文学理论的学科设置体系源自于西方世界,然而在面对中国文学作品、文学创作活动之时,借助本民族传统文论思想应更利于对文学规律的把握。因此,将中国与西方的文艺理论共置于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中,形成跨文化交流的视野,就成为了一种必然。

其二,借助新的教学观念和教学方法,实现该课程的理论具象化、实践学理化的创新范式。文学概论课程旨在解释文学活动的基本规律,其学理性较强。因此,借用新的教学观念和教学方法成为了一种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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