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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从春秋时期孔孟所形成的儒学,到汉代之后两千年间形成的儒教传统,其间经历了诸多变化,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原始儒家的积极进取面不断被削弱,而“尊尊亲亲”维护秩序的观念则大为弘扬。近代,儒学受到批判,孔家店更在新文化运动中进一步成为被砸烂的对象,虽然其中掺杂着那一时代过激的社会情绪,但其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却是不争的事实。当然作为先秦诸子百家中的“显学”之一,儒学自然有其应有的价值和学术地位。在抖去两千多年间覆盖于其上厚厚的尘埃之后,儒学中的精华部分仍然可以成为今日重构中华文化的有益成分。因此,方勇先生在其《“新子学”构想》中提出恢复儒学在先秦时期的子学地位,然后取其民主性精华,弃其封建性糟粕的主张,无疑是有其合理性的。
许多人在讨论中华文化建构和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常常忘掉著名史学家司马谈所写的《论六家要旨》。《论六家要旨》一文不长,却对先秦时期的几个主要学术流派的“治世之学”作了一番简明而深刻的评述,文中分别概述各家学说要点,各自的长处与不足。他认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的六家学说,各有其“不可失”“不可易”“不可废”“不可改”“不可不察”的存在理由,因为诸家学说均是“务为治者也,直所言之异路”(即各家均是探求治世的学说,只是提出的主张途径不同)。应当说,司马谈的评价是比较客观的。虽然,他最为赞赏的是道家学说,但他也认为应当汲取先秦诸子众家之长。而汉武帝采用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使两汉经学成为这一时代的统治思想,也影响了之后两千年的中国历史。自改革开放以来,围绕中华传统文化的现状、传承与弘扬的问题,学术界一直在热烈讨论中。传承“经学”“新儒学”“新子学”“新仁学”等主张,也相继被提出。书院、国学院等教学机构或由民间创办,或由高校、研究机构设立,展现出一派生机。虽然在当前的讨论中,传承经学,复兴儒学的主张高于“新子学”,但我仍然认为,以“新子学”所提出的“子学精神”来传承与发展中华文化优秀传统,重构今日的中华文化意义更大,更具说服力。
本刊本期刊载了有关“新子学”研究的一组文章。“新子学”是2012年方勇先生在主持“子藏”工程的同时,提出的理论构想,并相继发表了系列文章,使这一构想更加系统和深化。近年碚庖焕砺鬯伎荚谘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不仅在中国大陆,而且在台、港、澳、韩国等文化圈和学术界也受到重视,并相继召开有关的学术研讨会。但是和当前呼声甚高的儒学、经学、国学等比较起来,“新子学”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还需进一步扩大。
主持人:汤漳平
[摘要]先秦文学具有强烈的教育功能意识,在政治、道德、情感和审美等方面体现出浓郁的教育功能;先秦文学的教育功能主要通过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途径来实现;先秦文学与政治、社会、文化的关系至为密切,其对政治道德等功利性价值取向的侧重、在文学接受过程中对人文精神与创新力的注重等特点,对后世文学教育教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当代文学教育教学可引之为鉴。
[关键词]先秦文学;教育功能;功利性;审美性;文学教育
[作者简介]侯艳,贺州学院中文系讲师,教育学硕士,广西贺州542800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05-0174-04
先秦文学指中国从远古到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前的文学,它是中国文学的源头。中国文学的各种体裁在此时期几乎都已孕育。散文可以追溯到甲骨文辞;诗歌可以追溯到《诗经》《楚辞》;小说可以追溯到神话传说、《左传》等历史散文;辞赋可以追溯到《楚辞》。作为中国文学源头的先秦文学,不仅具有强烈的教育功能意识,并在政治、道德、情感和审美等方面体现出浓郁的教育功能。对先秦文学教育功能的研究与分析,可为当代文学教育教学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先秦文学教育功能意识的凸现
先秦文人与先秦文学作品普遍具有强烈的文学教育功能意识。
孔子是先秦第一位对文学教育功能作出重要论述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家,他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孔子把诗的教育作用归为兴、观、群、怨、事父、事君、多识七个方面,涉及文学的政治、审美、认识等方面的教育功能,奠定了儒家文学功利性教育功能价值论的基础。与儒家相对,道家对文学的功利性教育功能采取否定态度,老子认为“五色”、“五音”等声色之美对人无益。庄子认为“五色”、“五声”、“五臭”、“五味”、“五趣”使人“失性”,“此五者,皆生之害也”(《庄子・天地》),从而提出了“自适其适”说与“灭文章,散五采”之说,在批判文学功利性教育功能的同时,开启了后世文学审美教育功能价值论的先河。可见,尽管儒道文人对文学教育所强调的功能价值侧重点不同,但他们都不否认文学具有一定的教育功能。
一、先秦散文
先秦散文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历史散文,一类是诸子散文。诸子散文,就其本质而言,是哲学、政治论文,但在论述论证中取譬设喻,运用形象化的手段等,则开了中国文学散文发展的先河。先秦诸子散文的风格,各师其心,其异如面。《论语》的简括,《孟子》的雄辩,《墨子》的严密,《庄子》的奇幻,《荀子》的浑厚,《韩非子》的峭拔,其独特鲜明而成熟的风格,无一不令人赏心悦目,击节称赞。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提到:“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体备。”我国古代说理文体制的逐步形成,跟百家争鸣肥及诸子散文的出现和发展相一致。《论语》创立的语录体,在《墨子》中得到发展,进而形成了《孟子》的对话式辩论文。《庄子》丰富的寓言和奇崛的想象,成为先秦说理文的瑰宝。《荀子》《韩非子》中的专题论文,则标志着我国古代说理文体制的完全成熟。
二、先秦诸子散文的特点
中学语文教学已经不仅仅是语文工具性的教育,更重要的是语文人文性的教育。谈到语文的人文性教育就不得不提到我国文学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百家争鸣”,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我国文学、思想史上最耀眼的时期,各学派为了传播自家观点纷纷著书,而这一时期的思想影响了中华民族2000多年。我们将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想作品称之为先秦诸子散文。
中学教材中大量出现了诸子散文的选篇,从《论语》,到《孟子》,再到《庄子》,等等。这些选篇是中学语文教学中的重中之重,现在笔者分析之所以会出现大量诸子散文选篇的原因。
其一,先秦诸子散文可谓是中国古代思想的典范,后世也不曾逾越。先秦诸子散文成了中华文化的象征,这是为何中学语文教材中会大量出现的关键因素。中学语文教材在选定课文时也是将这一时期的作品看得非常重要,这是语文教学中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具体统一。
其二,先秦诸子散文是我国古代思想的集大成者,其学派的基本思想都已经非常完整了,后世的变化也仅仅是从前者的思想上进一步地阐述了各家观点,甚至有些学派也积极地学习了、借鉴了其他学派的观点,例如,西汉董仲舒,将阴阳五行学说、法家学说等糅合改造,形成新的儒学体系。并且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有学者将这种新儒学思想称之为“外儒内法”。所以学习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根源就在先秦诸子散文。
其三,先秦各家学说都是在讨论君与民、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例如:《孟子·尽心下》中说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就是典型的在讨论民、国、君三者之间的关系。荀子曾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要学习、继承中国古代思想就必须从先秦诸子散文入手。
一、先秦儒家关于修养方法的主要内容
1.立志。
在先秦儒家看来,一个人如果要成为高尚的人,首先要立志。有了成己达人的志向,就有了向善而生的道德追求。因此,立志除了其本身就是修养的方法外,还是其他修养的前提。孔子说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也是从志的重要性上讲的。立志的指向是什么呢?孔、孟、荀等人认为,立志是为了追求为人之道,而不是为了名利权利、锦衣玉食、荣华富贵,“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在《孟子》中曾有这样的一段对话。王子垫曾问孟子:“士何事?”孟子说:“尚志。”王子垫继续又问道,“什么是尚志呢?”孟子说:“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可见,尚志也是有很深的内容的。荀子认为,如果有志于道,则可超然物外,能到达到内心的自由,他说:“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
2.为学。
学习是明道达仁的重要手段,“志学然后可与适道”。在先秦乃至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能够参与学习活动的人是不多的,学习的首要目的起初并不是为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而是为了学为人之道,识记圣贤之言,荀子在《劝学篇》中说,“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这里先王之遗言指的是教化之言。通过向他们学习,领悟做人的道理。从中华文明轴心时代开始,中西方为学之道就有了很大的差异。孔子的学生子夏认为学习是了解仁的途径,“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孟子认为,“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人们做学问并没有别的事情,而是把放逐出去的善心追求回来,恢复善的本性。荀子则更为直接地指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
3.存养。
“存养的内容是指以不同的方式保养个人善的本心、本性,培养自己道德、精神的品格。”在存养的论述中,孟子言说较多。他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这里,“存心”存的是其固有的善良之心。这和孟子人性本善的人心论的前提是相吻合的。对本来的善心放逐不予追求,则是非常悲哀的事情,是人的异化。如何才能做到存心养性呢?孟子认为:“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荀子则言:“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
4.慎独。
探究天人关系
先秦时代,“天”主要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是自然之天,二是神灵之天。在当时一般人的心目中,“天”兼具这两种性质,而哲人们则或偏重于以自然论天,或偏重于以神灵意志论天。所谓“究天人之际”,主要就是对神与人、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之间关系的探索,其中又以探索自然与人为的关系为重点,由此形成“天人合一”、“天人之分”和“与天地参”等天人关系上的三种主要学说。
(一)天人合一。“天人合一”说强调的是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的息息相通、和谐统一。当时阐发此说的主要有孟子和庄子等。孟子提出“尽心知性知天”的命题,认为人性与天道是相通的、统一的,人心是能感通的主体,人们只要尽量发挥自己的本心,就能了解自己的本性,而人的心性又为天所赋予,因此知性也就能知天。这里,“天”既是最高主宰,又是最高的必然规律。孟子相信,“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孟子·公孙丑上》)等善良本心是人与生俱来的,只要将其加以扩充,就能够成就善性,最终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的精神境界。庄子也主张天人合一,并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为最高精神境界。不过,与孟子强调扩充本性的思路不同,庄子走的是一条收敛心性的路子。在庄子看来,自然与人类原本是合一的、和谐的,只是由于人放纵自己的欲望,并且出于对知识、理性的盲目乐观而任意行事,才破坏了这种天与人的和谐统一。因此,他主张“常因自然”、“不以人助天”,要求人们克服知识、理性引起的狂妄自大,使自己的欲望顺应自然的法则。出于这样一种思想,庄子对当时各家学说及其影响下的社会制度与社会生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提出应当消除一切人为建构,重新回到自然的怀抱,恢复天人关系和谐的主张。庄子对人的社会性存在意义的评价未免失之消极,但他强调人应当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则对于我们反思现代文明的负面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天人之分。“天人之分”说强调自然和人为的区别,主张以积极的人为来改造自然,其代表人物是荀子。荀子否定天有意志、能支配人类的吉凶祸福,认为天是物质性、自然性的存在。他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荀子·天论》),明确指出天和人各有自己的规律和功能,不能相互替代,人们应当“明于天人之分”,与其一味地歌颂自然、对自然顶礼膜拜,不如积极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改造自然,“制天命而用之”,控制自然,改造自然,使之为人所用。因此,他直截了当地批评庄子是“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
(三)与天地参。“与天地参”说是在肯定天道与人道既有区别又相统一的基础上,强调人可以参与自然界的变化。《周易大传》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说卦传》)认为天地人“三才”之道属于不同的层次,既有所区别,又相互联系。人处于天地之间,其使命就是要“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即依靠人的主体能动作用,来调节自然的变化,协助万物达到完满的成就,而人自身则在此过程中实现“与天地合德”的人格理想。《中庸》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便是对这一思想更为明确和系统的表述。
上述三种天人关系学说,并不是完全对立、互相排斥的。凡主张天人合一的,实则皆以天人有别为前提;而主张天人之分的,也并不否认天与人的联系。只是“天人合一”说强调人类要适应天道,回归自然;而“天人之分”说则主张人类要掌握天道,改造利用自然。至于“与天地参”之说,则在承认天人之间区别的同时,又看到天人之间可以统一,而且统一的基础在于人的主动性,因而提倡人类要积极进取,重视生生,在不息的生命洪流中实现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共处。也就是说,人不能违背自然规律,片面夸大人的主体力量;也不是听任自然的摆布、支配,片面否定人的能动作用。人可以也应当认识、掌握、运用自然规律,以保持、发展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谐关系。这第三种学说注重天人之间的辩证统一,成为后来中国传统文化处理天人关系的根本原则和主导思想。
重视人伦和谐
个人总是生活在群体之中,正确处理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在任何时候都非常重要。因此,群己关系成为先秦诸子十分关注的哲学课题是很自然的。其中又以儒家哲学最具代表性。儒家非常重视人类生活的群体性,并以伦理关系解释人类群体生活的特征,强调人与人应该互敬互爱,和谐共处。这里我们以儒家为主,旁及诸子,对先秦哲学关于人伦之理的主要思想略加概括:
内容摘要:先秦汉魏六朝文论中,大都认为文道与政道通,把文学当作政教工具,上层以文学进行教化,下层以文学干政、“美刺”,视文学为政治的附庸。
关键词:先秦汉魏六朝文论 文学 政治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历来是一个敏感问题,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不仅只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还会对现实的文学创作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就来梳理一下先秦汉魏六朝文论中有关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内容,看古人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一.文道与政道通
古人认为文道与政道通。《荀子・乐论》载:“乱世之征:其服组,其容妇,其俗淫,其志利,其行杂,其声乐险,其文章匿而采,其养生无度,其送死瘠墨,贱礼义而贵勇力,贫则为盗,富则为贼。治世反是也。”认为“文章匿而采”是“乱世之征”,认为文章是受到现实政治的影响,所以通过文章便可反观现实政治的治乱。《礼记・乐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认为乐可通过心的中介与现实政治建立对应关系,考察乐的不同风格即可得知政治的治乱兴衰,这便是儒家的审音知政说。
二.文学影响政治
古人还认为文学对政治可产生巨大影响并主张用文学来为政治服务。
古人重政教,往往把文学当作政治教化的工具。传说中就有“献诗”活动:“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典,史献书,师箴,瞍赋,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国语・周语上》)。到了后代,这种制度又被描述为“采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汉书・食货志》)“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政也。”(《汉书・艺文志》)“献诗”、“采诗”是直接为现行政治服务的。
先秦时期,无论是在儒家美学还是在道家美学中,水都是一个重要范畴,呈现出不同的意象,使它成为一种文化的象征,文明的象征,智慧的象征。但是儒家和道家对水的意象的阐释却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本文欲通过对二者的比较分析,试图揭示之。
一、先秦儒家美学中的水
在对水的观赏中,儒家认为人能从水中获得人生的启迪,开发人生的智慧。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
孔子将流逝的时间比喻成东去的流水,引人萌发生命无常,今昔兴衰的感嗟,这种强烈的生命意识升腾于孔子心中,流露出了强烈的惜时观念,他看到了水的生生不息,永往直前与一去不返!因而对于水的尽头,孔子也做出了美妙的想象,因而他说“道不行乘将浮于海”。这是诗意的志向,也是返归自然的理想。在孔子的言行里,他把夜空里神秘的星斗,大地上的流水、松柏,都可以作为观赏的对象,把一个仁者、智者的心灵感动,融注于自然界之中,因而孟子称孔子“观水有术”,“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则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难为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在这里讲,观水应有一定的讲究,也就是说,观水是要从水的形态流动形式中获得心灵感动的。
“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孟子?离娄下》)
“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孟子?尽心上》)
孟子所赞美的就是水的“义”,“唯无不流,至平而上”,孟子还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就好比水总是向下流一样,人的本性没有不善良的,水的本性也没有不向下流的。抛开孟子的“性善论”不说,这也不能不说是对水的谦卑的一种赞赏。
议论文写作是高中写作训练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文体,引导学生写好议论文是高中作文教学的重心。新人教版的选修教材《先秦诸子散文选读》是引导学生写好议论文的最好教材。那么,教师如何把先秦诸子散文的教学与学生的议论文训练有机结合起来呢?
一、注重先秦诸子散文中精神品质对中学生思想道德的影响
先秦诸子的高尚道德节操能给我们以指引。孔子为了改善春秋时期混沌的社会局面而周游列国。在周游途中不断受到同样可以称为“智者”的很多人的质疑和非议。假如孔子不是因为有着对社会巨大的道德责任感,也许早就中途放弃,打道回府了,即使他和弟子们困在陈蔡郊外,饿得几乎要死的时候,孔子仍然可以气定神闲地为弟子们弹琴、讲故事。他坚守着自己的道德底线,他身上最高尚的品质莫过于为了拯救社会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著与坚毅。孟子提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思想观点,一生都过着忧国忧民的生活,为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到处游说诸侯,屡屡碰壁也丝毫不言弃。孔孟奉行“仁义礼智信”的做人基本准则,他们的精神几千年来一直闪耀着巨大的光辉,泽被后世。社会文明进步了,也应该把先秦诸子思想中的宝贵一面发扬光大,培养学生高尚的思想道德情操,只有这样才能写出真正的好文章,才能写出真诚的、能打动人的文章,而不是无病、胡编乱造、假话空话满天飞。
二、用先秦散文的艺术技巧提高中学生的议论文写作技能
运用先秦散文中的各种辩论技巧对学生进行思维能力训练。
1.比喻论证
诸子散文非常善用比喻论证的方法。比喻的修辞手法能把深奥难以表达的道理生动形象地表达出来,诸子在向诸侯君王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时,为了让国君更好地接受自己的政见,常常喜欢用比喻论证的方法。如《孟子・梁惠王》中,孟子向梁惠王推行自己的“仁政”思想时就用了“五十步笑百步”的故事,使梁惠王深刻认识到自己的施政措施不能从根本上治理好国家,要真正治理好国家必须施行仁政。在诸子散文中,诸如此类的比喻论证方法很多,孔子、老子、庄子、荀子、墨子、韩非子等人在自己的散文中都曾大量运用比喻论证的方法。
2.对比论证
论文关键词:先秦哲学;中国哲学;思想基础
论文摘要:先秦哲学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本文从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主要派别:儒、墨、法、道等诸家的学说来阐明中国文化的源头。
一般来说,人们称秦统一中国之前的哲学为先秦哲学。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基本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哲学思维从原始时代人们对精神和自然界关系问题的两种自发的对立倾向,经过殷周奴隶社会的天命神权论和早期阴阳、五行观念,发展到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之学,在剧烈的社会变动中形成了反映各阶级、阶层利益的各种对立的哲学体系和哲学派别。它们之间互相辩难,百家争鸣,成为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第一个辉煌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明的开拓、创新时代。当时,礼崩乐坏,天下大乱,诸侯争霸,列国交兵,忧国忧民的学者们有感于时局之不稳,纷纷提出自己的救世主张。他们或周游列国、献计献策,或退隐林下、聚徒讲学,或独善其身、著书立说。一时间,学派峰起,百家争鸣。特别是儒、道、墨、法、阴阳等学派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主张。这是中国古代一次思想大解放、大飞跃,一批哲人迸发出的原创性精神智慧,在中国文化史、东亚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谱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有载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疆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 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龄大道之要,去健羡,细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食土篡,吸土刑,析粱之食,黎霍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疆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长弗 能废也。
关键词:先秦哲学;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执,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j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簌。簌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翟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返,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由于他们的出身不同,立场不同,因而在解决或回答:现实问题时,提出的政治主张和要求也尽不同,他们著书立说,虽然各有优缺,但是为我们留下了宝贵且丰富的文化遗产。
他们面对社会的大变革,诸侯争霸,群雄割据,战争频仍,连年不绝。而社会变革的剧烈,也正因为各诸侯国力争霸主地位,以主宰中国,所以采取了种种政治和经济的改革措施,富国强兵,励精图治,推动了社会的快速向前发展。与此同时,诸子百家之说应运而生,“九流”、“十家”异说纷呈,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因此,先秦这个大动荡的时期,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大变革时期,同时成为雅斯贝斯称之为“轴心时代”的历史分界线。“轴心时代”不仅是一种有说服力的新的史学观念,而且这种理论为所有历史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在中国,“轴心时代”大致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空前繁荣,诸子峰起,百家争鸣,出现了儒、墨、道、法、名等许多学派,产生了孔子、老子、墨子、孟子、庄子、孙子、杨朱、惠 施、公孙龙、商鞍、申不害、荀子、邹衍、韩非子、李斯等一 大批思想家。
我国今日的思想,试默察之,无不有先秦学术之成分在其中者。不知本原者,必不能知其支流。欲知后世之学术思想者,先秦诸子之学则不可不知也。也就是说,先秦哲学是中国哲学的发端,是形成学派和建立哲学体系的重要历史时期,具有自己的历史特点。它广泛地探讨了宇宙本原和自然规律问题、天人关系问题、人性善恶问题、认识论和逻辑学问题等,把哲学研究伸展到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内容极为丰富,已包含着以后各个历史时期各种哲学观点的胚胎和萌芽,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就其探讨问题的广度和深度而言,可以和古希腊哲学相媲美,是中国亦是世界哲学史上的灿烂篇章。
我国学术,大略可以分为七个时期:先秦之世,诸子百家之学,两汉之儒学,魏晋以后之玄学,南北朝、隋唐之佛学,宋明之理学,清代之汉学,现今所谓新学。七者之中,两汉、魏晋不过承袭古人,佛学受诸印度,理学家虽辟佛,实于佛学人之甚深,清代汉学,考证之法甚精,而于主义无所创辟,最近新说,则又受诸欧美者也。历代学术,纯为我所自创者,实止先秦之学耳。(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
先秦诸子哲学的主要派别有:①儒家。他们主要关注 的是文化,给我们留下的是关于仁爱、正义。这是创立最早、影响较大的一个学派。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其中以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两个派别最有影响。②墨家。他们关注的是社会给我们留下的关于公平和正义,是平等、互利、互爱。创始人是战国初年的墨子,他的哲学思想中包含有非命尚力和尊天事鬼的矛盾。墨子死后,“墨离为三”。战国后期,墨家的一派克服了墨子学说中的迷信成分,在唯物主义认识论、逻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面作出了较大贡献。③道家。他们关注的是人生,给我们留下的是关于人生态度的自由和宽容。传统认为老子是其创始人。他提出了一个以道为核心的系统完整的宇宙观,既有唯物主义的内容,又有唯心主义的成分。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哲学思想,通过相对主义走向怀疑论和不可知论。樱下道家则提出“精气”说,对老子的“道”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战国时期道家的一派还和名家、法家相结合,发展成为黄老之学,为后来的汉初统治者所推祟。④法家。他们关注的是国家,是治国理念的公开、公平和公正。其先驱为管仲、子产,真正奠基人是战国时期的李匣、商鞍、申不害等人。到战国末期,韩非子集法家思想之大成,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完整的法治理论,他继承了老子和荀子哲学中的合理因素,形成了自己的唯物主义体系。⑤名家。这是战国时期专门讨论名实关系和概念同异、离合问题的一个学派,代表人物是惠施和公孙龙。他们对事物的同一性和差别性问题作了探讨,对古代逻辑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⑥阴阳家。此家以邹衍为代表,他把阴阳五行说加以神秘化,用五行生克的顺序来说明王朝的更替,提出“五德终始”说,为新兴封建政权的建立提供理论根据。除上述派别外,先秦诸子百家之学还有兵家、农家、纵横家、杂家等学派。
先秦哲学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秦汉以来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和演变轨迹,对我国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国民性格的塑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先秦哲学是先哲的智慧.也是后人的财富。无论是“天人合一”的高远境界,还是“以和为贵”的价值理念,无论是“仁者爱人”的博怀,还是“克己复礼”的谦恭自牧,无论是生生不息的变易思维,还是执两用中的中庸思维,都闪耀着往圣前贤的睿智之光。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应当加以批判继承,以此培养国民求真、行善、崇美的品格,增强开创精神、协作精神和超越精神,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