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的“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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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般认为中国哲学起源于春秋战国时代，这个时代孕育了无数的思想家和思想派别，在中国的思想史上，先秦时期可谓是一个黄金时期，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说，中国的“历代学术，纯为我所自创者，实止先秦自学耳”。可以说，先秦的哲学思想为中国后来的教育、哲学、政治和道德思想奠定了基础。“中国思想史很大程度上是历代对这份神圣遗产所持不同看法和观念的历史”。

关于中国哲学，包括先秦哲学在内，很多人认为在其论证和推理方面，较之西方以及印度哲学大有逊色。冯友兰先生认为在强调“内圣外王”的中国哲学家眼中著书立说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所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再次有立言”，所以中国哲学家并不十分重视著书立说，所以“往往哲学家本人或其门人后学，杂凑平日书札语录，便以成书……扶持此道理之议论，往往失于简易零碎”。故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著作中缺少逻辑论证是“由于中国哲学家之不为，非尽由于中国哲学家之不能”。后世对古代哲学思想的了解，主要是通过古典的著作，正因为中国哲学“不为只是而求知识”的特性，大多典籍只是阐释一个道理，或一个日常生活的事件，期间的论证过程大多被略去，故给人一种缺少逻辑推理的错觉。

其实，在先秦时期，同样存在着一群如同古希腊雄辩家一样的“辩者”。《墨子》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主要阐述的就是墨家的逻辑学（知识论），后来被称为“墨辩”，英国著名汉学家葛瑞汉称之为“辩论法篇章”，并将墨家命名为“唯名论者”。墨子的知识论在墨辩，而“辩”的功用在于：“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墨子・小取》）所谓是非、治乱、同异、名实、利害、嫌疑，均有待于辨析清楚，此即有待于辩了。在《墨子・小取》篇中，还阐述了或（即逻辑学上所谓的“特称命题”）、假（指“假定命题”）、效（是一种演绎法）、辟（举物明理）、侔（用一个判断说明一个判断）、援（一种模拟推理，由次一事，类推彼事）、推（归纳法），这七项论辩的重要法则。同时，墨子还指出了这七项论辩法则的得失之处。“墨辩”在某种程度上发音了后期墨家对于惠施、公孙龙等“名家”为代表的“语言”危机所作的回应。汉人所称的“名家”，战国时期被称为“辩者”或是“刑名之家”，从中可以看出名家大致源自早期的“诉讼专家”。所谓“名”，之的是相应具体事物之“概念”或“符号”。吕思勉先生在《先秦学术概论》中曾经说过：“盖古称兼该万事之原理曰道，道之见于一事一物者曰理，事物之为人所知者曰形，人治所以称之之辞曰名。以言论思想言之，名实相符则是，不相符则非。就事实言之，名实相应则治，不相应则乱，就世人之言论思想，察其名实是否相符，是为名家之学。”

名家往往受一些似非而是的话，在于人辩论中，往往对别人否定的加以肯定，而对别人肯定的又加以否定，以此而著名。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指出：“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史记・太史公自序》）庄子、荀子等哲学家对名家的几位代表人物都提出了批评。《庄子・天下》指出：“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治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也。然惠施之口谈，自以为最贤。以反人为实，而欲以胜人为名，是以与众不适也。”《荀子・非十二子》：“（名家）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乱怪说，玩琦辞。甚查尔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施惠、邓析也。”《解蔽篇》：“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由辞谓之道，尽论矣。”

名家的著作至今尚存的唯有《公孙龙子》，其他的如《邓析子》、《尹文子》等非亡即伪。邓析可以说是名家最早的代表人物，从《吕览》的叙述可以得知，他是郑国的一位诉讼专家，以诡辩著称。邓析着重于分析“名”“实”问题，与后来的惠施、公孙龙有所不同。惠施的著作现今已经佚失，其思想主要记载于《庄子・天下》篇中所说的十事，如“无厚不可积，其大千里”，这是说“大”和“小”是相对的，很薄的东西从厚度上说是“小”，但是如果从面积上来说，它却可以拥有千里之“大”；再如“天与地平，山与泽平”，这说的是高和低具有相对性；“今日适越而昔来”指的是“今”和“昔”的相对。名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公孙龙则以善辩著名。他最著名的论断为“白马非马”和“坚白论”。“马”是一切具有马特性的动物总称，所以马的颜色是不确定的，但是，白马的颜色确实确定的，“故白马之名之所指，与马之名之所指，实不同也。”而且就白色而言，也有“非此白物亦非彼白物之普通的白；此即所谓‘不定所白’之白”，而白马的白则只是白马之白，所以，白马之名之所指，与白之名之所指亦不同。“故曰白马非马”。

两千年以来，名家一直被诋为诡辩，而事实上，名家思想的要旨皆哲学通常之理，他们对名实的解析，在中国哲学思想中揭示出了一个形象之外的世界，即与“实”相对的“名”。名家作为诸子百家之一，在中国思想史上，特别是中国逻辑思想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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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