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保护概论范文精选

摘要： 在保护的前提下并受制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界定，我们获得了一些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性质的概念。不仅在内容方面而且在认识路径上，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表现出与常规旅游资源的较大差异。对于舶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我们需要用“认识路径”这样的关键词来固化保护意识。

关键词：认识路径；非物质文化遗产；本真；旅游本真

一、引入问题

站在旅游者立场上，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少了相对于物质类文化遗产的那种实体性，但却增加了可交流的互动性；况且，旅游的异地性与遗产的久远性，确保了我们并不因为互动而失去应有的敬畏。关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很多重要概念，这些概念不仅能提高人们的认识，而且可以让认识形成某种模式；如果这种模式与保护目的捆绑起来，必将促使舶来的遗产保护意识在我国逐渐深入人心。《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研究：概念、分类、保护、利用》一文(下文简称《非物质》)，研究内容全面、有体系和充满新意，已显现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认识路径若干概念之端倪。本文再以“文化与自然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为前提，讨论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认识路径”问题。

二、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路径

1、既有概念：不明确

2003年10月17日，在巴黎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定义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被各社区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既有的定义中，除“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成概念外，对内容的描述基本采取列举和圈定范畴的方法。从有关文献中，除不可触摸性外，我们很难再找到相关概念；至于“突出的普遍价值”、“稀缺性”、“本真性”等说法，其适合于包括自然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所有遗产。概念不明确，严重影响到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

2、今后概念：确定逻辑起点、寻找源头、给出认识脉络

摘要：“原真性”是一个动态、多元和复杂的问题。遗产保护研究领域强调客体本身衡量标准，讨论建构公认的遗产保护标准体系与技术指标；而旅游研究则强调主体的实地体验，讨论主体对客体“真”、“假”的辨别及其体验效果。旅游与遗产保护是一个互动演进与相互作用的过程，因此在旅游与遗产保护研究中要从互动与动态的角度来理解原真性概念。

关键词：原真性；旅游；遗产保护；演变；差异

原真性是世界遗产保护中非常重要的概念，但“由于被运用于多个语境和层面，原真性是一个很难被定义的概念”(Golomb 1995)。的确，原真性概念在哲学、考古学、语言学、文学、艺术、传播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都在相互传播与使用，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不断为原真性提出新问题，再加上国际间的文化差异，使得原真性概念理解越发困难。

在旅游与遗产保护研究领域，原真性概念在遗产保护与旅游研究两个甚至多个学科领域之间交替出现，关注视角的不同导致对原真性概念理解差异使旅游发展与遗产保护两个本已经矛盾重重的管理部门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因此理清原真性概念在两个领域间的不同演变路径及其理解差异十分必要。本研究拟从authenticity的中英文词义人手，分析该词两种不同学科语境的词义与概念演变并进行分析比较。

一、“Authenticity”的起源及其中文译法

一般认为，“Authenticity”来自于希腊语和拉丁语“权威的”(authoritative)和“起源的”(original)两词。在宗教占统治力量的中世纪，“Authenticity”用来指宗教经本及宗教遗物的真实程度(阮仪三、林林，2003)。“authenticity”的英文词义表示“真正”(trile)、“真实”(real)、“原作”(original)、“诚实”(honest)、“神圣”(sacred)(Lowenthal，1994)。

“Authenticity”引入文化遗产领域始于《威尼斯》(1964)，在汉语中能与“authenticity”相对应的术语是用于鉴定文物的“真品”一词中的“真”，但仅针对可移动文物而言。根据英文辞典中对“authenticity”的“original(原初的)”、“real(真实的)”、“trustworthy(可信的)”三种含义，以及《奈良文献》中的相关理解，曹娟(2005)、徐嵩龄(2005：105)认为将“authenticity”译为“原真性”更能准确反映英文原词的含义。但此前，张松(2001)、阮仪三、林林(2003)在讨论文化遗产保护原则时就已经将“authenticity”译为“原真性”，同是文物背景的学者也有将其译为“真实性”(张成渝、谢凝高，2003；张成渝，2004)，国家部分机关的相关正式文件也译为“真实性”。

“Authenticity”引入旅游研究领域源于对现代社会失真性(inauthenticity)的认识。美国历史学家Boorstin(1964)将托马斯库克组织的大众团队旅游称为“伪事件”(pseudo－event)，是一种“失真”(inauthenticity)。与之相反，美国社会学家MacCannell(1973、1976、1989)则认为旅游者生活在现代化、异化(Mienated)的社会中，真实的东西越来越少，他们旅游的动机就是为了寻找“authenticity”。社会学研究者王宁(1999)在将MacCannell的“Authenticity”概念介绍到中文语境中时，将其译为“本真”。但在哲学研究领域，早在1991年就有人将“authenticity”译为“本真性”(杜维明，1991：49)。

摘 要：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课程建设应从确立课程的教学目标、构建课程体系、明确课程的定位、满足高校服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教育、传承的需要几个方面着手。在课程实践方面，应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改变单一的考核方式，强化第二课堂实践活动，实现高校引领文化建设的目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课程建设；课程实践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12)06－0039－0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10月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明确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从王文章教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解读中我们可以看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涵盖了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1）口头传统及其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实践、礼仪、节庆活动；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地方理工类高校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一般以通识教育为主要途径，课程设置以开设单一的通识公共选修课程为主，教学形式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赏析为主，课程名称多以民族民间传统艺术赏析、民间文学艺术赏析、民族地区手工艺制作技艺赏析等民俗学和民间文艺为主，教学内容涉及以下四个方面：1）民间长期口耳相传的诗歌、神话、史诗、故事、传说、谣谚；2）传统的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杂技、木偶、皮影等民间表演艺术；3）广大民众世代传承的节庆礼仪、民间体育、竞技等；4）蜡染、刺绣、雕刻、首饰等民间传统手工制作技艺赏析等。教学理念也部分触及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中蕴涵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等。这些课程的设置对于高校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不仅有利于调动理工类高校大学生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积极性，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而且还能够增强他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培养他们的民族精神。

一、地方理工类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课程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1.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课程建设是文化传承的需要

高等教育肩负着传播文化的责任和传授知识的义务，是文化知识传承的重要渠道。高校作为文化传承的主体，拥有独特的教育文化资源，聚集着大量的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把高校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传承、教育的基地，对于拓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基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高校应结合自身的特点，充分发挥文化教育的优势，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研究，为民族优秀文化成果的传承提供理论依据和知识基础。

2.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课程建设是人才培养的需要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成型，在国际社会，经历了一个从争议到基本达成共识的命名过程。这个过程昭示了这一框架性的综合概念在国际语境中的相对确定的内涵。所以界定其内涵，必须关注其起源。也只有引入历史的维度，才能理解人们在什么样的背景和语境中谈论它的。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涵；国际保护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24-0070-02

1概念的由来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框架内，“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的由来和该组织的两项工作有关，一项是世界遗产的保护，一项是世界版权的保护。就前者而言，1972年教科文组织第17届会议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但保护的范围仅限于纪念物、建筑群和遗址等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不能涵括非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而此类遗产则面临着更易受到破坏乃至消亡的严峻形势。为了完善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作为与物质性、遗址性、建筑性文化遗产相对应的概念被提了出来。这个渊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日本对无形文化财（intangible cultural properties）保护的前瞻性立法的影响。就后者而言，1952年，教科文组织召开的一次政府间会议通过了《世界版权公约》。但该公约没有覆盖到民俗（folklore）所指称的范畴。“首创民俗一词的英国民俗学家汤姆斯认为，民俗是在普通人们中流传的传统信仰、传说及风俗，”而这些正是后来被称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们主要属于“非西方”的文化形态，因难以得到“西方”主导的国际版权法的保护，而遭受着严重的破坏包括被肆意掠夺和歪曲。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一些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影响下，教科文组织开始关注从国际法的角度来保护“民俗”。

在笔者看来，上述的两个源头并不是两条线索而是一条线索的两个起点。在教科文组织数十年的工作实践中，它们一直共同影响着概念的选择，定义和使用。在日本无形文化保护的影响下，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教科文组织一开始就碰到了版权保护的难题，这使得保护工作在国际语境下是超越了日本经验的。事实上，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教科文组织即把民俗作“全面范围的民俗”和“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民俗”的二元划分。并力图直接从司法保护入手来回应拉美和非洲国家的民俗保护诉求。但在这一领域，之所以难以获得一个积极的技术性成果，表面上看是民间文学艺术难以融入世界版权法体系，但其深层背景则充斥着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版权保护机制与前殖民地国家抵抗文化殖民和建构民族文化认同的强烈诉求之间的激烈冲突。劳里·杭柯指出，民俗传统的版权问题及其间产生的分歧确实主导着整个计划的方向，因为它不仅关涉着许多前殖民地国家在文化上的独特性和创造力，而且关涉着发达国家对传统民俗的经济开发，那往往是越过传统文化的本土语境，侵犯了传统文化所属社区和群体的利益，而在表现或再现上的曲解则轻诋了维系这一传统的群体，伤害了人们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观。

2《示范条款》中的概念内涵

1982年，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在日内瓦召开了专家会议，并通过了后来颁布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表达、禁止不正当利用和其他破坏的国家法律示范条款》（简称《示范条款》）。从《示范条款》的名称就可以看出WIPO的主导作用，它体现了知识产权保护思想表达而不保护思想的原则。《示范条款》使用了“Expressions of Folklore”这一术语，并将其定义为：指由传统艺术遗产的特有因素构成的、由××国的某居民团体所发展和保持的产品，尤其指下列内容：一是口头表达形式，诸如民间故事、民间诗歌及民间谜语；二是音乐表达形式，诸如民歌及器乐；三是行动表达形式，诸如民间舞蹈、民间游戏、民间艺术形式或民间宗教仪式（上述形式不论是否已固定在有形物上）；四是有形的表达形式，诸如：①民间艺术品，尤其是笔画、彩画、雕刻、雕塑、陶器、拼花（拼图）、木制品、金属器皿、珠宝饰物、编织、刺绣、纺织品、地毡、服装式样；②乐器；③建筑艺术形式。

孰料无独有偶,在2009年,南京因老城南拆迁改造爆出了上书国务院总理的新闻,与发生在北京的“梁林故居”保拆之争可谓同出一辙。老城南是南京历史最悠久的传统旧城区,也是南京城的发源地。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南京市“推平式”的旧城改造步子不断加快,一片片历史街区濒临消失,于是老城南成了守护古城的最后“领地”。《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曾将老城南划定为“历史文化保护区”,即后来被《文物保护法》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所称的历史文化街区。依据《江苏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条例》,2002年《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2003年《南京老城保护与更新规划》都重申了对老城南的保护。然而南京市政府确定2009年全市十大项目工程时,竟将危旧房改造规模最大的项目———南捕厅四期工程选定在这里。于是居住在这里的4200户居民被告知:必须在6月底前完成动迁。顿时引起了当地居民强烈不满。老城南该不该列为危旧房改造项目?南捕厅该不该大量拆迁改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江苏省和南京市学术界本来就有两种迥然不同的声音。此时的动迁通知无疑提供了一个引爆燃点。当地居民、志愿者、新闻媒体、学术界纷纷加入,瞬间掀起轩然大波。以致29名专家学者集体上书国务院总理,呼吁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告急。根据总理批示,住房城乡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很快组成联合调查组前往南京。至此老城南拆建叫停。南捕厅一带的房屋大都建在清末民初以来的不同历史时期,如今这里已经看不到集中成片的明清建筑。建筑形式和房屋结构混杂,密度高,日照通风条件差,市政设施不配套,院落拥挤,明显具有棚户区的一些聚落形态特征。尽管在危旧房屋改造的前期调查中,了解到这一带零星散落地保存着几十处重要近现代建筑,不过根据《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以及《江苏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条例》的规定,许多专家学者认为南捕厅街区已经达不到历史文化街区的法定条件,主张划定为历史文化风貌区,在尽可能多地保护传统街道格局和重要近现代建筑的前提下,实施拆迁改造。而上书疾呼的专家学者和志愿者并不认同这种观点,认为老城南位于秦淮河两岸,是南京的根,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南京的方言、云锦、绒花、白局、灯会、盐水鸭等传统民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都发源于此,有些重要历史事件也发生在这里,还有许多历史名人曾在这里居住。所以即使老城南现存建筑质量和居住条件比较差,也不等于没有保留价值。他们反对降低历史文化街区定位,改为历史文化风貌区,一再要求完整保护现存的南捕厅街区,停止破坏性的“旧城改造”。显而易见,学术界分歧的焦点同样集中在如何界定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概念。正是由于我国目前没有明确统一的价值标准,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因此才形成两种截然对立的主张,不仅围绕“梁林故居”和南捕厅街区的拆与留展开了激烈博弈,酿成尖锐的社会矛盾,而且也将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监管置于尴尬境地。北京与南京分处大江南北,是中国历史上两座着名的古代都城。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不仅拥有优越的行政资源、智力资源和丰厚的文化底蕴,而且还是不同时期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发生在两“京”的大小事,无不具有指标性、普适性和示范性,足以影响全国,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如今围绕梁林故居引发保拆之争和南京老城南拆迁改造掀起轩然大波,绝非巧合与偶然,而是蓄势已久的各地大量同类矛盾和问题的集中反映。出现这些矛盾和问题,反映出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存在思想理论缺失,乃至连构成历史文化名城基本要素的概念界定也含混不清,无怪乎保护监管难以适从。

解析历史文化街区概念界定的模糊与缺憾

历史文化街区概念在我国最早出现在2002年公布的《文物保护法》。2007年修订后的《文物保护法》原文保留了这部分内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延展了《文物保护法》的法定概念,并在行政法的基础上,对历史建筑的定义分别作了表述。但是在实施过程发现,目前我国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确定的概念比较宽泛模糊,表述不尽一致,尚存颇多缺憾。《文物保护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确定:“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的城镇、街道、村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为历史文化街区、村镇,并报国务院备案。”在这部经过修订的行政法里,将历史文化街区与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定公布条件完全等同起来,只字不差,本身就是一大缺陷。从理论上说,“街”与“城”在历史城市的空间结构上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不仅聚落规模差异很大,而且两者空间形态、文化内涵及其属性特征也都有着本质的区别,不应等量齐观。一律采用宽泛的概念,要求“街”也像“城”那样,保存特别丰富的文物,同时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委实很难。姑且不说评价“保存文物特别丰富”,是评价保存文物的数量多寡,还是文物的品位和等级高低,对此法律法规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更没有对保存文物的丰富程度制定量化标准。如此一来,必然会给人们的主观评价预留下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不可避免地带来随意性。至于对核定的对象是否同时“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法律法规同样缺乏明晰准确的规定,反映了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监管具有初始阶段的粗放式特征。按照现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规定,“历史文化街区用地面积不小于1公顷”。试想在如此狭小的地块里,怎么可能拥有“特别丰富”的文物?又怎么可能同时“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从我国已经核定公布的118个历史文化名城了解,目前真正原汁原味保留完整风貌的历史文化街区所剩无几。即使比较完美的历史文化街区,也很难完全符合法定概念给出的三个条件。由此可见,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要求对于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念界定,有别于历史文化名城,凸显街区的属性特征,并且做到概念明晰化。《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属于行政法规,关于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念虽然有所延展,但是将其定义放在了条例附则里表述,第四十七条第二款作出这样的规定:“历史文化街区,是指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的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能够较完整和真实地体现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区域。”这里沿用了“保存文物特别丰富”的宽泛模糊概念,但没有就此进行细化分解,同时却又令人费解地删去了法律规定的“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内容,另外增加了三项构成要素,一是“历史建筑集中成片”,二是“体现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三是“具有一定规模”。也就是说,行政法规在界定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念时,进一步强化了其空间形态特征的重要性,弱化了其历史文化内涵。应当说强调空间形态特征是完全必要的,然而忽视对历史文化内涵的价值评估,无异于失去了保护的根本。发生在北京和南京的两起风波,追根溯源,均与此息息相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是2005年7月15日由建设部的国家标准规范。但是该规范对历史文化街区概念的界定却与《文物保护法》表述不一。其中术语解释2.0.4规定:“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应予重点保护的历史地段,称为历史文化街区。”这里所称由省级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应予重点保护的历史地段”,不仅于法无据,而且对“应予重点保护的历史地段”既没有明确其空间形态特征,也没有涉及到它的历史文化价值所涵盖的 内容。至于何谓“重点保护”,什么条件或什么情况下“应予重点保护”,规范没有说明。目前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对历史文化街区确定的概念过于宽泛模糊,看似明确,实则含混不清,相互之间对法定概念表述缺乏有机衔接,甚至出现矛盾,这是导致思想认识出现分歧和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尤其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监管中,这种状况使得规划、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无所适从,操作层面面临着许多困难,很难适应经济社会全面转型发展的需要。

历史建筑概念界定及其保护价值评定标准

历史建筑的广义概念应当指历史上遗存的所有建筑物和构筑物。而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监管中,历史建筑则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尤其历史建筑被确定为受到国家保护的法律法规适用对象以后,这种特殊含义就上升为法定概念,具有了法律意义和法律效力。换言之,历史建筑的法定概念只是其广义概念中数量极少的精华部分。于是涉及到如何诠释历史建筑的概念,以及采用怎样的评价标准来界定和筛选历史建筑的问题。历史建筑作为专业术语,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里作出了规定。2008年国务院公布《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后,历史建筑随之也提升为法定概念。这个概念基于法制管理层面的需要,不再是专业术语,也不再属于学术概念和行政概念的范畴。由于《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公布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之后,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技术规范,因此应当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抓紧进行必要的修改,使技术规范的内容服从行政法规,保障依法行政的严肃性。然而目前尚未修改的技术规范仍在继续使用,指导全国各地历史文化名城和街区保护规划的编制,因此因为规范与法规表述不一,使得历史建筑概念更加含混,直接影响到编制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规划。《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界定的历史建筑是指“有一定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反映城市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的建(构)筑物。”照此进行把握评价,弹性很大。鉴于该规范不仅没有具体说明“一定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评价标准,以及只须评价建(构)筑物本身的价值,还是包括建(构)筑物承载的特殊历史信息;而且也没有讲清历史建筑界定在哪一个时代或哪一个历史时期,是指以木构为主的古代建筑?还是砖混结构的近代建筑?或者是包括混凝土结构的现代建筑?是明清时期建筑、民国时期建筑、建国初期建筑、时期建筑,也或是各个时代和时期兼而有之的建筑?这就给人留下了相当大的选择空间和争议空间,同时也给保护历史建筑留下了相当大的漏洞。大量事实表明,已经编制、实施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在分析历史建筑现状时,通常都会按照技术规范,对历史文化街区的空间肌理、现存建筑的数量、建筑结构、建筑质量、建筑高度、建筑体量、保存完好程度等,划分不同类型、采取相应保护整治措施,并在规划文本中绘制成图册。这样做固然非常必要,但是几乎没有哪个保护规划会对历史建筑所承载的历史信息和历史价值进行分类比对,也从来不做这一类的分析。保护规划注重的往往只是历史建筑的空间形态,而忽视其历史文脉,只以建筑梁架结构、墙体结构以及现存的完好程度论其保护价值高下,决定对其取舍保弃。于是各地类似“梁林故居”和南京老城南那样承载大量厚重历史信息的老房子,由于规划编制人员认为其建筑质量不佳,便在保护规划编制阶段将其“判处死刑”,一拆了之。各地普遍形成这种随意拆迁历史建筑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思想理论存在缺失有着紧密的关联,这种缺失造成了技术规范偏离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里,还同时提出了“保护建筑”与“历史建筑群”的概念,并将有权认定“保护建筑”的行为主体定位在城市规划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确定保护建筑是“规划认为应按文物保护单位保护方法进行保护的”“具有较高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的建(构)筑物。一方面,这与历史建筑法定概念的基本属性不符;另一方面,把城市规划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作为认定“保护建筑”的行为主体,在规划编制阶段进行预先筛选,难免带来评价界定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这也是导致建筑质量虽然不佳但仍有保护价值的历史建筑轻易被拆的直接原因之一。同时需要指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的适用范围仅限于指导保护规划编制,不具备法律效力,因此对于其他机关、组织和个人并没有约束性,也没有指导意义,一旦规划业内与社会各界在对历史建筑的概念界定上产生分歧,则无法通过技术规范协调解决。于是在社会实践中,按照技术规范编制的保护规划如果顺应城市主政者的意愿,便可得到当地政府认可。如其不然,保护规划很容易被城市主政者否定,或束之高阁。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规划设计市场激烈竞争的情况下,依据同一部技术规范编制的保护规划,最终会出现截然不同的效果。有鉴于此,为加强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监管,亟待根据《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尽快修改完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诚然,这样做并非是说《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没有完善之必要。该条例实施以来,历史建筑的概念界定也存在明显缺失。例如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历史建筑,是指经城市、县人民政府确定公布的具有一定保护价值,能够反映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也未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建筑物、构筑物。”在这里,条例将历史建筑表述为既非文物保护单位,也非不可移动文物,其本身就是概念错误。众所周知,《文物保护法》对文物的分类有可移动文物与不可移动文物两大类。而文物保护单位则属于不可移动文物范畴,二者原本是从属关系。条例却将这种从属关系变为对等关系,并列起来,非此即彼,造成二者分属不同范畴文物的误解,再者历史建筑原本就是构成历史文化街区建筑遗产的主体,既然《文物保护法》明确历史文化街区属于不可移动文物,为什么条例又将历史建筑从不可移动文物里剥离出来呢?诸如此类的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规定,让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概念界定变得含混不清,扑朔迷离,以致诱发聚讼迭起,风波不断,成为目前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监管的主要障碍之一。要消除这一障碍,在法律和行政法规暂未修订的情况下,一方面通过司法解释加以诠释说明,再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纳入地方性法规,促使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概念界定明晰化。另一方面通过制定部门规章和抓紧修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与此同时,鉴于原来核定公布的许多历史文化街区已经遭到严重破坏的现实,可以考虑在历史文化街区法定概念之外,另设一类保护级别略低的重要历史地段或者历史文化风貌区,制定相应法规政策,继续实施文化遗产保护。对于历史建筑的概念界定,不仅应当增加其历史信息与保护价值的评析,而且拟定具体指标和评析方法,以使概念界定更加明晰。如同对世间一切事物的概念界定那样,对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概念界定,既要反映它们作为文化遗产,与历史文化名城存在的共同特征,更要通过学术理论研究,探询其本身的文化内质和特殊的本质属性,概括出属于它们自己的不可替代的固有特征,并且使其简约化、明晰化。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建立完善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不断强文秘站－您的专属秘 书！化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监管,适应经济社会全面转型发展的需要

作者：曹昌智 单位：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

孰料无独有偶，在2009年，南京因老城南拆迁改造爆出了上书国务院总理的新闻，与发生在北京的“梁林故居”保拆之争可谓同出一辙。老城南是南京历史最悠久的传统旧城区，也是南京城的发源地。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南京市“推平式”的旧城改造步子不断加快，一片片历史街区濒临消失，于是老城南成了守护古城的最后“领地”。《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曾将老城南划定为“历史文化保护区”，即后来被《文物保护法》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所称的历史文化街区。依据《江苏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条例》，2002年《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2003年《南京老城保护与更新规划》都重申了对老城南的保护。然而南京市政府确定2009年全市十大项目工程时，竟将危旧房改造规模最大的项目———南捕厅四期工程选定在这里。于是居住在这里的4200户居民被告知:必须在6月底前完成动迁。顿时引起了当地居民强烈不满。老城南该不该列为危旧房改造项目?南捕厅该不该大量拆迁改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江苏省和南京市学术界本来就有两种迥然不同的声音。此时的动迁通知无疑提供了一个引爆燃点。当地居民、志愿者、新闻媒体、学术界纷纷加入，瞬间掀起轩然大波。以致29名专家学者集体上书国务院总理，呼吁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告急。根据总理批示，住房城乡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很快组成联合调查组前往南京。至此老城南拆建叫停。南捕厅一带的房屋大都建在清末民初以来的不同历史时期，如今这里已经看不到集中成片的明清建筑。建筑形式和房屋结构混杂，密度高，日照通风条件差，市政设施不配套，院落拥挤，明显具有棚户区的一些聚落形态特征。尽管在危旧房屋改造的前期调查中，了解到这一带零星散落地保存着几十处重要近现代建筑，不过根据《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以及《江苏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条例》的规定，许多专家学者认为南捕厅街区已经达不到历史文化街区的法定条件，主张划定为历史文化风貌区，在尽可能多地保护传统街道格局和重要近现代建筑的前提下，实施拆迁改造。而上书疾呼的专家学者和志愿者并不认同这种观点，认为老城南位于秦淮河两岸，是南京的根，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南京的方言、云锦、绒花、白局、灯会、盐水鸭等传统民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都发源于此，有些重要历史事件也发生在这里，还有许多历史名人曾在这里居住。所以即使老城南现存建筑质量和居住条件比较差，也不等于没有保留价值。他们反对降低历史文化街区定位，改为历史文化风貌区，一再要求完整保护现存的南捕厅街区，停止破坏性的“旧城改造”。显而易见，学术界分歧的焦点同样集中在如何界定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概念。正是由于我国目前没有明确统一的价值标准，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因此才形成两种截然对立的主张，不仅围绕“梁林故居”和南捕厅街区的拆与留展开了激烈博弈，酿成尖锐的社会矛盾，而且也将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监管置于尴尬境地。北京与南京分处大江南北，是中国历史上两座著名的古代都城。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不仅拥有优越的行政资源、智力资源和丰厚的文化底蕴，而且还是不同时期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发生在两“京”的大小事，无不具有指标性、普适性和示范性，足以影响全国，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如今围绕梁林故居引发保拆之争和南京老城南拆迁改造掀起轩然大波，绝非巧合与偶然，而是蓄势已久的各地大量同类矛盾和问题的集中反映。出现这些矛盾和问题，反映出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存在思想理论缺失，乃至连构成历史文化名城基本要素的概念界定也含混不清，无怪乎保护监管难以适从。

解析历史文化街区概念界定的模糊与缺憾

历史文化街区概念在我国最早出现在2002年公布的《文物保护法》。2007年修订后的《文物保护法》原文保留了这部分内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延展了《文物保护法》的法定概念，并在行政法的基础上，对历史建筑的定义分别作了表述。但是在实施过程发现，目前我国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确定的概念比较宽泛模糊，表述不尽一致，尚存颇多缺憾。《文物保护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确定:“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的城镇、街道、村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为历史文化街区、村镇，并报国务院备案。”在这部经过修订的行政法里，将历史文化街区与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定公布条件完全等同起来，只字不差，本身就是一大缺陷。从理论上说，“街”与“城”在历史城市的空间结构上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不仅聚落规模差异很大，而且两者空间形态、文化内涵及其属性特征也都有着本质的区别，不应等量齐观。一律采用宽泛的概念，要求“街”也像“城”那样，保存特别丰富的文物，同时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委实很难。姑且不说评价“保存文物特别丰富”，是评价保存文物的数量多寡，还是文物的品位和等级高低，对此法律法规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更没有对保存文物的丰富程度制定量化标准。如此一来，必然会给人们的主观评价预留下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不可避免地带来随意性。至于对核定的对象是否同时“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法律法规同样缺乏明晰准确的规定，反映了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监管具有初始阶段的粗放式特征。按照现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规定，“历史文化街区用地面积不小于1公顷”。试想在如此狭小的地块里，怎么可能拥有“特别丰富”的文物?又怎么可能同时“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从我国已经核定公布的118个历史文化名城了解，目前真正原汁原味保留完整风貌的历史文化街区所剩无几。即使比较完美的历史文化街区，也很难完全符合法定概念给出的三个条件。由此可见，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要求对于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念界定，有别于历史文化名城，凸显街区的属性特征，并且做到概念明晰化。《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属于行政法规，关于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念虽然有所延展，但是将其定义放在了条例附则里表述，第四十七条第二款作出这样的规定:“历史文化街区，是指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的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能够较完整和真实地体现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区域。”这里沿用了“保存文物特别丰富”的宽泛模糊概念，但没有就此进行细化分解，同时却又令人费解地删去了法律规定的“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内容，另外增加了三项构成要素，一是“历史建筑集中成片”，二是“体现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三是“具有一定规模”。也就是说，行政法规在界定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念时，进一步强化了其空间形态特征的重要性，弱化了其历史文化内涵。应当说强调空间形态特征是完全必要的，然而忽视对历史文化内涵的价值评估，无异于失去了保护的根本。发生在北京和南京的两起风波，追根溯源，均与此息息相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是2005年7月15日由建设部的国家标准规范。但是该规范对历史文化街区概念的界定却与《文物保护法》表述不一。其中术语解释2.0.4规定:“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应予重点保护的历史地段，称为历史文化街区。”这里所称由省级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应予重点保护的历史地段”，不仅于法无据，而且对“应予重点保护的历史地段”既没有明确其空间形态特征，也没有涉及到它的历史文化价值所涵盖的内容。至于何谓“重点保护”，什么条件或什么情况下“应予重点保护”，规范没有说明。目前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对历史文化街区确定的概念过于宽泛模糊，看似明确，实则含混不清，相互之间对法定概念表述缺乏有机衔接，甚至出现矛盾，这是导致思想认识出现分歧和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尤其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监管中，这种状况使得规划、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无所适从，操作层面面临着许多困难，很难适应经济社会全面转型发展的需要。

历史建筑概念界定及其保护价值评定标准

历史建筑的广义概念应当指历史上遗存的所有建筑物和构筑物。而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监管中，历史建筑则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尤其历史建筑被确定为受到国家保护的法律法规适用对象以后，这种特殊含义就上升为法定概念，具有了法律意义和法律效力。换言之，历史建筑的法定概念只是其广义概念中数量极少的精华部分。于是涉及到如何诠释历史建筑的概念，以及采用怎样的评价标准来界定和筛选历史建筑的问题。历史建筑作为专业术语，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里作出了规定。2008年国务院公布《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后，历史建筑随之也提升为法定概念。这个概念基于法制管理层面的需要，不再是专业术语，也不再属于学术概念和行政概念的范畴。由于《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公布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之后，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技术规范，因此应当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抓紧进行必要的修改，使技术规范的内容服从行政法规，保障依法行政的严肃性。然而目前尚未修改的技术规范仍在继续使用，指导全国各地历史文化名城和街区保护规划的编制，因此因为规范与法规表述不一，使得历史建筑概念更加含混，直接影响到编制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规划。《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界定的历史建筑是指“有一定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反映城市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的建(构)筑物。”照此进行把握评价，弹性很大。鉴于该规范不仅没有具体说明“一定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评价标准，以及只须评价建(构)筑物本身的价值，还是包括建(构)筑物承载的特殊历史信息;而且也没有讲清历史建筑界定在哪一个时代或哪一个历史时期，是指以木构为主的古代建筑?还是砖混结构的近代建筑?或者是包括混凝土结构的现代建筑?是明清时期建筑、民国时期建筑、建国初期建筑、时期建筑，也或是各个时代和时期兼而有之的建筑?这就给人留下了相当大的选择空间和争议空间，同时也给保护历史建筑留下了相当大的漏洞。大量事实表明，已经编制、实施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在分析历史建筑现状时，通常都会按照技术规范，对历史文化街区的空间肌理、现存建筑的数量、建筑结构、建筑质量、建筑高度、建筑体量、保存完好程度等，划分不同类型、采取相应保护整治措施，并在规划文本中绘制成图册。这样做固然非常必要，但是几乎没有哪个保护规划会对历史建筑所承载的历史信息和历史价值进行分类比对，也从来不做这一类的分析。保护规划注重的往往只是历史建筑的空间形态，而忽视其历史文脉，只以建筑梁架结构、墙体结构以及现存的完好程度论其保护价值高下，决定对其取舍保弃。于是各地类似“梁林故居”和南京老城南那样承载大量厚重历史信息的老房子，由于规划编制人员认为其建筑质量不佳，便在保护规划编制阶段将其“判处死刑”，一拆了之。各地普遍形成这种随意拆迁历史建筑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思想理论存在缺失有着紧密的关联，这种缺失造成了技术规范偏离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里，还同时提出了“保护建筑”与“历史建筑群”的概念，并将有权认定“保护建筑”的行为主体定位在城市规划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确定保护建筑是“规划认为应按文物保护单位保护方法进行保护的”“具有较高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的建(构)筑物。一方面，这与历史建筑法定概念的基本属性不符;另一方面，把城市规划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作为认定“保护建筑”的行为主体，在规划编制阶段进行预先筛选，难免带来评价界定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这也是导致建筑质量虽然不佳但仍有保护价值的历史建筑轻易被拆的直接原因之一。同时需要指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的适用范围仅限于指导保护规划编制，不具备法律效力，因此对于其他机关、组织和个人并没有约束性，也没有指导意义，一旦规划业内与社会各界在对历史建筑的概念界定上产生分歧，则无法通过技术规范协调解决。于是在社会实践中，按照技术规范编制的保护规划如果顺应城市主政者的意愿，便可得到当地政府认可。如其不然，保护规划很容易被城市主政者否定，或束之高阁。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规划设计市场激烈竞争的情况下，依据同一部技术规范编制的保护规划，最终会出现截然不同的效果。有鉴于此，为加强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监管，亟待根据《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尽快修改完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诚然，这样做并非是说《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没有完善之必要。该条例实施以来，历史建筑的概念界定也存在明显缺失。例如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历史建筑，是指经城市、县人民政府确定公布的具有一定保护价值，能够反映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也未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建筑物、构筑物。”在这里，条例将历史建筑表述为既非文物保护单位，也非不可移动文物，其本身就是概念错误。众所周知，《文物保护法》对文物的分类有可移动文物与不可移动文物两大类。而文物保护单位则属于不可移动文物范畴，二者原本是从属关系。条例却将这种从属关系变为对等关系，并列起来，非此即彼，造成二者分属不同范畴文物的误解，再者历史建筑原本就是构成历史文化街区建筑遗产的主体，既然《文物保护法》明确历史文化街区属于不可移动文物，为什么条例又将历史建筑从不可移动文物里剥离出来呢?诸如此类的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规定，让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概念界定变得含混不清，扑朔迷离，以致诱发聚讼迭起，风波不断，成为目前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监管的主要障碍之一。要消除这一障碍，在法律和行政法规暂未修订的情况下，一方面通过司法解释加以诠释说明，再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纳入地方性法规，促使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概念界定明晰化。另一方面通过制定部门规章和抓紧修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与此同时，鉴于原来核定公布的许多历史文化街区已经遭到严重破坏的现实，可以考虑在历史文化街区法定概念之外，另设一类保护级别略低的重要历史地段或者历史文化风貌区，制定相应法规政策，继续实施文化遗产保护。对于历史建筑的概念界定，不仅应当增加其历史信息与保护价值的评析，而且拟定具体指标和评析方法，以使概念界定更加明晰。如同对世间一切事物的概念界定那样，对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概念界定，既要反映它们作为文化遗产，与历史文化名城存在的共同特征，更要通过学术理论研究，探询其本身的文化内质和特殊的本质属性，概括出属于它们自己的不可替代的固有特征，并且使其简约化、明晰化。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建立完善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不断强化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监管，适应经济社会全面转型发展的需要。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在历史上创造，并以活态形式传承至今的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好这一遗产，既是认识历史、传承文明的需要，也是文化创新、艺术创新、科技创新的需要。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一项新举措。要做好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工作就要先从理论角度对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概念、保护主体、保护客体等给予充分认识。

关键词：文化生态保护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态传承；整体保护

当提到“生态保护区”这一名词的时候，相信很多人都会立刻联想到“自然生态保护区”、“国家公园”等字眼，甚至还会想到茂密的丛林以及各种动植物。是的，“生态保护区”这个概念长期以来都是以这种形式被人们来认识的，但我们今天要谈的是“文化生态保护区”，而非“自然生态保护区”。同为保护区，二者一个侧重“自然”，一个侧重“文化”。

为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保护原则以及原生态保护原则，一些国家纷纷以“传统文化之乡”、“传统艺术之乡”、“文化生态博物馆”等名义，建立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初衷是想通过对某一地域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使该地区的优秀传统得以延续和传承，也使这些地方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更加和谐。

“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概念是在我国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实践中提出并不断完善的。国务委员陈至立同志在福建厦门召开的“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工作研讨会”上提出：“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指在一个特定自然和文化生态环境区域中，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如古建筑、历史街区与乡镇、传统民居及历史遗迹等）和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传统手工技艺等）相互依存，并与人们生活的自然和文化生态环境密切关联，和谐相处。”①

2007年9月，文化部公布了我国建立的第一个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在其“规划纲要”中指出“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指在一个特定的区域中，通过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修复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和与之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不可移动文物、可移动文物、历史文化街区和村镇等）相互依存，与人们的生活生产紧密相关，并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谐共处的生态环境。”②2008年10月出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修订版中将“文化生态保护区”又做了界定“在一个特定的区域中，物质文化遗产（如古建筑、历史街区与乡镇、传统民居及历史遗迹等）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口头传统与表述、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传统手工技艺等）相互依存，并与人们的生活生产密切相关，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谐共处的生态环境。”③

2010年文化部在《关于加强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工作的意见》中又对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即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对区内文化及其生态进行整体性保护，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而划定的特定区域。

从这些年“文化生态保护区”这一概念的演变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家对于非物质遗产保护，以及文化生态保护工作给予了充分重视。同时，我们还应该总结出这样一个理念：文化生态保护区是以“自然-经济-社会”三位一体的文化生态环境为依托，以活态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的区域。

【摘要】随着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人类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西方动物保护论及媒体宣传动物福利的深入，动物福利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而在校大学生作为肩负社会发展的主力军，更应该重视动物福利意识的培养。因此，在高校开设《动物福利保护概论》选修课具有深远的意义，而其教学模式的探索也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围绕如何激发学生课堂学习的主动性和学习兴趣，以及如何提高《动物福利保护概论》的教学效果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高等学校 动物福利 教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11-0103-03

一、探索背景

近年来，虐待动物事件频频发生，社会人士呼吁政府部门建立相关法规惩处施虐者，保护动物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人与动物和谐相处已成为共识。当前在很多高校的医学、生物学、兽医学等专业领域的教学以及科研中都涉及到实验动物[1]。笔者所在的扬州大学兽医学院现有学生近1000人，其中本科生499人。本人在指导学生的动物实验过程中，发现有些学生由于没有充分考虑到动物福利问题，出现了在实验过程中给动物造成非必需的痛苦等种种问题，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动物福利观，同时也不利于他们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除此之外，某些高校大学生频频上演的虐待动物事件，不仅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甚至造成恶劣影响。因此，有必要在各大高校，尤其是医学或者兽医学学校开设有关动物福利保护的课程，让学生树立正确的动物福利观、增强动物保护意识、善待动物、增强社会责任感、在以后的科研以及社会生活中科学合理地保护与利用各种动物资源。

二、动物福利的概念

1976 年，休斯将农场动物福利定义为“动物与它的环境协调一致的精神和生理完全健康的状态”。1988年，Fraser 提出动物福利的目的是在极端的福利与生产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1990 年，台湾学者夏良宙提出，从动物立场而言，动物福利可以简述为“善待活着的动物，减少死亡的痛苦”。动物福利是保证动物康乐的外部条件。动物康乐就是动物自身感受状态，也就是“心理愉快”的感受状态，包括无任何疾病、无行为异常、无心理紧张、压抑和痛苦等。美国动物福利专家称，动物应有五大自由：转身自由、舔梳自由、站起自由、卧下自由、伸腿自由。英国农场动物福利法规定有“五不”：无营养不良、无环境带来不适、无伤害和疾病、无拘束地表现正常行为、无惧怕和应激。

我国学者在解释“动物福利”时指出：所谓动物福利，就是让动物在康乐的状态下生存，其标准包括动物无任何疾病、无行为异常、无心理紧张压抑和痛苦等。基本原则包括：让动物享有不受饥渴的自由、生活舒适的自由、不受痛苦伤害的自由、生活无恐惧感和悲伤感的自由、表达天性的自由。而动物福利的概念由五个基本要素组成：生理、环境、卫生、行为、心理。动物福利包括物质（身体） 和精神两个方面，通俗的讲就是动物在饲养、运输、屠宰过程中要人道，尽可能的减少痛苦、不得虐待动物。动物福利所强调的不是我们不能利用动物，而是应该怎样合理、“人道”地利用动物，要尽量保证那些为人类做出贡献和牺牲的动物享有最基本的权利。动物福利实质上是以人为本位的，是指在动物保护的基础上所提出的人们给予动物的保护措施使其康乐，而人类也可以从中更好地受益。

摘 要：验收监测报告一般包括前言、概述、企业概况及污染分析、环保治理设施情况、验收监测具体内容、环境风险防范和应急措施、结论与建议等，本文就这些内容如何编写，按环评和批复内容同时结合监测实际进行展开和讨论。

关键词：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监测；报告编写

中图分类号： X8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6）21-112-2

0 引言

验收监测报告一般包括前言、概述、企业概况及污染分析、环保治理设施情况、验收监测具体内容、环境风险防范和应急措施、结论与建议等七大部分，环评为环境影响报告表的企业项目建设一般不要求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报告中可以省去环境风险防范和应急措施章节。环评及审批部门的批复为验收监测报告编写的重要依据，贯穿始终，下面就各章节的描述进行展开与讨论。

1 概述

该部分描述的是建设项目的概况，即项目的地址、占地面积及建筑面积、环评编制及批复情况、项目开工竣工和试生产日期、总投资额和环保投资额、验收方案的编写，以及现场监测及实验室分析情况等，是该扩建项目对原项目情况进行概述，然后过渡到现建设项目。该部分包括报告的编制依据、监测目的、评价标准和环评结论及批复等内容。

①编制依据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1998年国务院第253号令）、《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原国家环保总局13号令，2002年2月1日）、《关于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原国家环保总局环发[2000]38号）、《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浙江省政府第288号令，2011年10月25日）、《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管理规定》（浙江省环境保护厅，浙环发[2009]89号，2010年1月4日）、建设项目环评报告表/报告书及环保部门审批意见、建设单位委托书、验收监测项目基本情况调查表、验收监测期间有关情况记录表以及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监测方案等。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个舶来语，如今已被我国学界和民众广泛接受。但这个概念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导下，却经历了一个充满争议的命名过程，它的汉语含义也必须借助它的国际渊源才能被我们理解。本文从它在国际交往语境中被定义和被使用的历史，透过术语频繁更迭的表象来厘清这一概念稳定且融贯的内涵。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口头和非物质遗产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2）52-0099-02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我国又一次掀起了民间文化保护的热潮。和以往不同，这一次全面启用了一个新的概念：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英文缩写为“ICH”）。这个概念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导下，经历了一个从争议到基本达成共识的命名过程。仅从术语的使用上看，就“出现过几次明显的变化，其中既有民俗（folklore）、非物质遗产（non-physical heritage）、民间创作（cultural tradition and folklore）、口头遗产（oral heritage）、口头和非物质遗产（o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这一类总称性术语，也有后来在“代表作”申报条例和申报书编写指南中解释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两种基本类型的“文化表达形式”（cultural expressive forms）和“文化空间”（cultural space）。这长达数十年的概念嬗变过程，反映出人类展开文化间对话的决心、艰辛和成就，同时也昭示了这一框架性的综合概念在国际语境中的相对明确的内涵。

在2011年，我国出台了一部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命名的法律，即《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这部法律把口头文学，传统的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杂技，传统的技艺、医药和历法，传统的礼仪、节庆等民俗以及传统体育和游艺等都列为了保护对象，并将它们统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但这个称呼毕竟不是中国人自己习惯的称呼。它是随着昆曲入选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通过，才“开始进入了中国的公共阅读空间”，但这个概念的中国含义和它的“国际来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独立出来将无法理解。所以我们必须借助它在国际交往语境中被定义和被使用的历史，透过术语频繁更迭的表象，才能厘清这一概念稳定且融贯的内涵。而这正是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政策保护、数字化保护的前提。1与“民俗”有关的术语的使用

195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一次政府间会议通过了《世界版权公约》。但该公约没有覆盖到“民俗”（folklore）所指称的范畴。“首创民俗一词的英国民俗学家汤姆斯认为，民俗是在普通人们中流传的传统信仰、传说及风俗，即‘民间古旧习俗或民间文学’、‘民众的知识学问’以及‘古时候的举止、风俗习惯、仪式、迷信、歌谣、寓言等’”。而这些正是后来被称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们主要属于“非西方”的文化形态，因难以得到“西方”主导的国际版权法的保护，而遭受着严重的破坏包括被肆意掠夺和歪曲。到了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一些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已经开始利用国内版权法来保护其“民俗”。例如1967年，突尼斯率先将民间文学列入版权法保护范围，此后有玻利维亚（1968，仅限于民间音乐）、智利（1970）、摩洛哥（1970）、阿尔及利亚（1973）、塞内加尔（1973）、肯尼亚（1975）……1973年玻利维亚政府建议为《世界版权公约》增加一项关于保护民俗（folklore）的《议定书》。正是在这些国家的影响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关注从国际法的角度来保护“民俗”，并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通力协作。自此，在国际社会拉开了一场围绕着“民俗”与版权保护问题的历时久远、争执不断的认同过程。

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在日内瓦召开了专家会议，并通过了后来颁布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表达、禁止不正当利用和其他破坏的国家法律示范条款》（以下简称《示范条款》）。《示范条款》使用了“Expressions of Folklore”这一术语，并将其定义为：指由传统艺术遗产的特有因素构成的、由某国的某居民团体（或民营该团体的传统艺术发展的个人）所发展和保持的产品。

这一文件虽然得到了部分中东欧、非洲、拉美和亚太地区国家积极回应，但由于在世界范围内分歧太大，当198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试图根据《示范条款》出台一个同名公约时，终因难以引起广泛共鸣而不得不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