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范文精选

摘要：基于对“文学”“文化”概念的理解，文章对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各自所统摄的概念范畴，及相互之间的转化关系加以探究，用“流动的范畴和形式相互碰撞、融合、分离、转化”描述了二者的关联，并论述了二者各自和之间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文学研究；文化研究；流动的范畴；转化

中图分类号：I02？摇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47-0123-02

一

文学研究通常分为：作品研究、创作过程研究、文学批评、作家研究。这就如一种狭义的研究，而我们现在普遍混合了文学研究中非文本的、文化的元素。诚如钱谷融所说，“文学是人学”，研究人的共通本质，文学研究必然会和社会性、自然性的因素相结合，因而又具有一定的社会学意义，文化人类学意义。于是文学和其他知识门类的种种关联可表述为和“文化”的联系。文化也是一个有共识性的私人化概念。在此，我认为有必要区分“共识独立”和“个体独立”，或曰“日常化的独立”和“先锋独立”，后者总是包括在前者之中，以流动的范畴和流动的形式与前者互相碰撞并转化的，亦即个体的独立意识和行为是包融在日常生活的具有共通意识的独立性之中的，但前者的创造性与破坏性，不失为对日常化的生活的突破与反击，从而产生由弱及强的影响——当此影响达致一定程度后，“日常化的独立”就会波及更多层次的人群，从而又反过来影响着“个体独立”——而复杂的过程中还包含了相互融合与分离的可能。我所说的“以流动的范畴和形式相互碰撞与转化”，可用来解释文学和文化的转化关系，亦可描述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即二者总在进行着以各自所统摄的内容为基础的相互碰撞，由此产生着概念、意识、言语表达结构及更多认知层面的转化。这与传统的对二者关系的看法有所不同。

文化研究的对象，乃是一切可以称之为文化的现象和具体事物（在泛文化层面），将之付诸学术规范和深层次的系统性的探究，就可以获得某种自成体系的结论。起初，是先产生文化性的东西，也就是值得保留的技艺类东西，之后，人们需要在闲暇之余表达日益深化的感情，于是才有了文学。文学首先并不是应用性的，而是抒情性的，因为应用性的文字绝不会表达关系感情的意思。原始的诗词中如“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这就是一种劳动号子似的，但这种表达着对力量的崇拜的词语，难以想象具有多少文学性。随着时间推移，文化的力量开始显现，人可以经由抒情性语言，或是稍作抒情性修饰的语言不断表达内心和外界变化对于自己的感受，于是文学渐渐上升了自己的地位，成为人文研究的中心。这在西方的文艺复兴和中国的魏晋时期，当出现“文学是自觉的”时代到来的时候更加明显。

二

文化的多元化，是伴随着物质的丰富，生活方式的变迁而变化的。这就导致文学研究的传统发生变革，在某些方面，渐渐与文化研究相媾和，将之式微的姿态重新摆正。文学研究中涉及文化的，文本的文学性又很强，或说很优美又有深度的，像是被重新注入了活力，一些弱势的文字，则被判处了死刑，被纳入了文化研究。

[摘 要]作为人类城市文化发展的最高代表，都市文化为我们站在更高的历史阶段研究城市文化和文学等提供了现实对象。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两大话语谱系：一是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对都市文化结构及其人文精神层面很少触及；二是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由于缺乏必要的切入都市社会现实的理论与方法，也不可能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任务。在当代都市化背景下，如何减少人自身的异化及在现代化大都市中实现人的全面和谐发展，是都市文化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的价值理念。与西方不同，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学术渊源与当代中国文学学科的理论建设与现实发展有密切关系。中国文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文化研究方向是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原始发生形态，晚近十年以“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为发展目标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则为其从文化研究转向都市文化研究提供了物质条件与学理契机。

[关键词]城市化 都市化 文化研究 都市文化研究

一、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理念

席卷全球的城市化进程正对当今世界产生至为重要、深刻与全面的影响。从学理上讲，社会学一直将城市化定义为一种城市居民增长的人口现象。另一方面，尽管城市化包括城镇化、城市化与特大城市（都市）化三种形式，但依托于规模巨大的人口与空间、富可敌国的经济生产总量、发达的交通与信息服务系统而出现的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无疑代表着当代城市化进程的最高环节，对人类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当代城市化进程称之为“都市化进程”（metropolitanization advancement）。

如同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日渐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枢纽与中心一样，依托于其上而出现的不同于农村、城镇、中小城市的都市文化模式，对当代人类社会的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首先，大都市不仅是经济、金融、商业、信息技术的中心，在精神文化的生产、传播与消费等方面同样具有霸权地位，并主导着当今世界文化市场的消长与盛衰。其次，依附于大都市而产生的新的生活方式与观念，从其一出现就是全球性的主流话语，并迅速地淹没了不同国家、地区固有的也许已延续了上千年的地方经验与价值传统。正如斯宾格勒说“世界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1] （p353） 一样，对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当代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而言，完全可以将之引申为“当代世界文化，即是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化”。作为人类城市文化发展的最高代表，都市文化本身即是人类文明与文化发展的最高环节，在它内部已摄含了前此各低级阶段如乡村、城镇、中小城市文化的要素与精华，因此当代国际化大都市为我们在更高的历史阶段、更全面的整体视角及更深刻的本质层次上研究城市文化提供了现实对象。在当代，不是一般地研究城市文化——历史上的城市文化或当代普通城市的文化，而是只有把研究对象放在作为中心及最高环节的大都市文化模式上，才能在深刻的思想意义与直接的现实意义上把握住人类文化发展的本质与规律。这是在当代研究都市文化的重要性所在。

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城市化水平低，农业文明传统沉重，以及它们作为物质基础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理论、观念、方法、工具等方面的制约与局限，使中国当下的都市文化研究显得相对贫乏，远不能满足中国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需要。目前国内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两大话语谱系。一是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这是由于受西方大都市群理论影响而开辟出的新方向。尽管它好的一面是使都市研究作为一个重要对象进入到社会科学的学术视野，但由于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对都市文化结构及其人文精神层面很少触及到，即使注意到文化要素，它们一般也停留在文化产业等实用与商业层面，对其深层的文化价值重视不够。二是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与前者相反，这些研究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影视、广告、网络、流行文化与时尚等都市的审美外观或文化幻像上，由于缺乏必要的切入都市社会现实的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它们往往割裂都市审美文化外观与产生它的经济社会基础的内在联系，因而也不能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论与思想任务。

因为国际化大都市不过是晚近五六十年才出现的，而全球性都市文化模式存在的时间还要更短，因而出现上述问题也是非常自然的。可以相信，都市文化研究要想真正成为一门成熟的世界性前沿学科，其道路也必是相当漫长与曲折的。在当下，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首先树立起对都市化进程的理性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当代的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的出现，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变化是全方位的。从主体角度讲，都市的出现使人类在整体上被“都市化”了。尽管一个当代人可能并不直接生活在大都市，可能对城市生活方式激烈地批判与否定，但无论现实中的衣食住行，还是更高层次的文化消费与精神享受，他们都不可能与大都市绝缘。因而，那些激烈反对都市文明的学术与思想，基本上都不是理性的产物。如加拿大学者简·雅各布斯说：“企图从那些节奏缓慢的乡村中，或者是那些单纯的、自然状态尚未消失的地方寻找解救城市的良药或许会让人油然升起一种浪漫情怀，但那只是浪费时间。”[2] （p502） 从对象角度看，都市环境本身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与个体存在的最新空间形态。在都市里固然存在着许多令人苦恼的问题，如社会学家讲的过度城市化、城市危机等，但另一方面，这并不能构成反对城市文明或大都市文化的理由与借口，因为它们不仅是当代人生存最重要、最直接的社会环境，也给个体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随着经济生产与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及世界文化市场的初步形成，国际化大都市文化对人类及其个体的影响更是变得无处不在，要想脱离这个现实背景去谋求更高层次的生存与发展，是不可能有任何现实意义的。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全面发展的个人”是人类社会生产的终极目标，其内涵是“使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局部生产职能的痛苦的承担者”。[3] （p500） 这当然也是当代人在都市化进程中的最高发展理想。但另一方面，正如马克思特别指出的：“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4] （p21） 也就是说，人的全面发展又是不可能在低级的原始和谐状态或不发达的社会关系基础上达成的。把这两方面的要求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出当代人“全面发展”的理论基础。具体而言，一方面，由于影响人“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由中小城市转移到国际化大都市，另一方面，由于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更高阶段与历史的新篇章，因而，如何减少人自身在城市化进程的异化，如何在国际化大都市的社会背景中实现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就成为当代中国都市文化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最深刻的价值理念。在这个意义上，都市文化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为当代人提供一种理性的方法、观念、理论与解释框架，以便整理他们在都市化进程中混乱的内在生命体验与杂乱的外在都市社会经验，帮助他们在“都市化”了的生命主体与迅速发展的都市现实世界之间建立起真实的关系与联系，实现他们生命的本质力量并在真实的世界中得到全面的发展。这是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摘 要]作为人类城市文化发展的最高代表，都市文化为我们站在更高的历史阶段研究城市文化和文学等提供了现实对象。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两大话语谱系：一是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对都市文化结构及其人文精神层面很少触及；二是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由于缺乏必要的切入都市社会现实的理论与方法，也不可能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任务。在当代都市化背景下，如何减少人自身的异化及在现代化大都市中实现人的全面和谐发展，是都市文化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的价值理念。与西方不同，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学术渊源与当代中国文学学科的理论建设与现实发展有密切关系。中国文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文化研究方向是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原始发生形态，晚近十年以“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为发展目标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则为其从文化研究转向都市文化研究提供了物质条件与学理契机。

[关键词]城市化 都市化 文化研究 都市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I01、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10-0120-06

一、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理念

席卷全球的城市化进程正对当今世界产生至为重要、深刻与全面的影响。从学理上讲，社会学一直将城市化定义为一种城市居民增长的人口现象。另一方面，尽管城市化包括城镇化、城市化与特大城市（都市）化三种形式，但依托于规模巨大的人口与空间、富可敌国的经济生产总量、发达的交通与信息服务系统而出现的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无疑代表着当代城市化进程的最高环节，对人类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当代城市化进程称之为“都市化进程”（Metropolitanization Advancement）。

如同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日渐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枢纽与中心一样，依托于其上而出现的不同于农村、城镇、中小城市的都市文化模式，对当代人类社会的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首先，大都市不仅是经济、金融、商业、信息技术的中心，在精神文化的生产、传播与消费等方面同样具有霸权地位，并主导着当今世界文化市场的消长与盛衰。其次，依附于大都市而产生的新的生活方式与观念，从其一出现就是全球性的主流话语，并迅速地淹没了不同国家、地区固有的也许已延续了上千年的地方经验与价值传统。正如斯宾格勒说“世界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1] （P353） 一样，对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当代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而言，完全可以将之引申为“当代世界文化，即是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化”。作为人类城市文化发展的最高代表，都市文化本身即是人类文明与文化发展的最高环节，在它内部已摄含了前此各低级阶段如乡村、城镇、中小城市文化的要素与精华，因此当代国际化大都市为我们在更高的历史阶段、更全面的整体视角及更深刻的本质层次上研究城市文化提供了现实对象。在当代，不是一般地研究城市文化――历史上的城市文化或当代普通城市的文化，而是只有把研究对象放在作为中心及最高环节的大都市文化模式上，才能在深刻的思想意义与直接的现实意义上把握住人类文化发展的本质与规律。这是在当代研究都市文化的重要性所在。

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城市化水平低，农业文明传统沉重，以及它们作为物质基础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理论、观念、方法、工具等方面的制约与局限，使中国当下的都市文化研究显得相对贫乏，远不能满足中国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需要。目前国内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两大话语谱系。一是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这是由于受西方大都市群理论影响而开辟出的新方向。尽管它好的一面是使都市研究作为一个重要对象进入到社会科学的学术视野，但由于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对都市文化结构及其人文精神层面很少触及到，即使注意到文化要素，它们一般也停留在文化产业等实用与商业层面，对其深层的文化价值重视不够。二是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与前者相反，这些研究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影视、广告、网络、流行文化与时尚等都市的审美外观或文化幻像上，由于缺乏必要的切入都市社会现实的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它们往往割裂都市审美文化外观与产生它的经济社会基础的内在联系，因而也不能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论与思想任务。

因为国际化大都市不过是晚近五六十年才出现的，而全球性都市文化模式存在的时间还要更短，因而出现上述问题也是非常自然的。可以相信，都市文化研究要想真正成为一门成熟的世界性前沿学科，其道路也必是相当漫长与曲折的。在当下，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首先树立起对都市化进程的理性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当代的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的出现，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变化是全方位的。从主体角度讲，都市的出现使人类在整体上被“都市化”了。尽管一个当代人可能并不直接生活在大都市，可能对城市生活方式激烈地批判与否定，但无论现实中的衣食住行，还是更高层次的文化消费与精神享受，他们都不可能与大都市绝缘。因而，那些激烈反对都市文明的学术与思想，基本上都不是理性的产物。如加拿大学者简・雅各布斯说：“企图从那些节奏缓慢的乡村中，或者是那些单纯的、自然状态尚未消失的地方寻找解救城市的良药或许会让人油然升起一种浪漫情怀，但那只是浪费时间。”[2] （P502） 从对象角度看，都市环境本身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与个体存在的最新空间形态。在都市里固然存在着许多令人苦恼的问题，如社会学家讲的过度城市化、城市危机等，但另一方面，这并不能构成反对城市文明或大都市文化的理由与借口，因为它们不仅是当代人生存最重要、最直接的社会环境，也给个体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随着经济生产与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及世界文化市场的初步形成，国际化大都市文化对人类及其个体的影响更是变得无处不在，要想脱离这个现实背景去谋求更高层次的生存与发展，是不可能有任何现实意义的。

【摘 要】作为人类城市文化发展的最高代表，都市文化为我们站在更高的历史阶段研究城市文化和文学等提供了现实对象。在当代都市化背景下，如何减少人自身的异化及在现代化大都市中实现人的全面和谐发展，是都市文化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的价值理念。与西方不同，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学术渊源与当代中国文学学科的理论建设与现实发展有密切关系。中国文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文化研究方向是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原始发生形态，晚近十年以“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为发展目标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则为其从文化研究转向都市文化研究提供了物质条件与学理契机。

【关键词】城市化 都市化 文化研究 都市文化研究

一、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理念

席卷全球的城市化进程正对当今世界产生至为重要、深刻与全面的影响。从学理上讲，社会学一直将城市化定义为一种城市居民增长的人口现象。另一方面，尽管城市化包括城镇化、城市化与特大城市（都市）化三种形式，但依托于规模巨大的人口与空间、富可敌国的经济生产总量、发达的交通与信息服务系统而出现的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无疑代表着当代城市化进程的最高环节，对人类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当代城市化进程称之为“都市化进程”（Metropolitanization Advancement）。如同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日渐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枢纽与中心一样，依托于其上而出现的不同于农村、城镇、中小城市的都市文化模式，对当代人类社会的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首先，大都市不仅是经济、金融、商业、信息技术的中心，在精神文化的生产、传播与消费等方面同样具有霸权地位，并主导着当今世界文化市场的消长与盛衰。其次，依附于大都市而产生的新的生活方式与观念，从其一出现就是全球性的主流话语，并迅速地淹没了不同国家、地区固有的也许已延续了上千年的地方经验与价值传统。正如斯宾格勒说“世界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 一样，对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当代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而言，完全可以将之引申为“当代世界文化，即是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化”。作为人类城市文化发展的最高代表，都市文化本身即是人类文明与文化发展的最高环节，在它内部已摄含了前此各低级阶段如乡村、城镇、中小城市文化的要素与精华，因此当代国际化大都市为我们在更高的历史阶段、更全面的整体视角及更深刻的本质层次上研究城市文化提供了现实对象。在当代，不是一般地研究城市文化――历史上的城市文化或当代普通城市的文化，而是只有把研究对象放在作为中心及最高环节的大都市文化模式上，才能在深刻的思想意义与直接的现实意义上把握住人类文化发展的本质与规律。这是在当代研究都市文化的重要性所在。

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城市化水平低，农业文明传统沉重，以及它们作为物质基础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理论、观念、方法、工具等方面的制约与局限，使中国当下的都市文化研究显得相对贫乏，远不能满足中国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需要。目前国内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两大话语谱系。一是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这是由于受西方大都市群理论影响而开辟出的新方向。尽管它好的一面是使都市研究作为一个重要对象进入到社会科学的学术视野，但由于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对都市文化结构及其人文精神层面很少触及到，即使注意到文化要素，它们一般也停留在文化产业等实用与商业层面，对其深层的文化价值重视不够。二是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与前者相反，这些研究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影视、广告、网络、流行文化与时尚等都市的审美外观或文化幻像上，由于缺乏必要的切入都市社会现实的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它们往往割裂都市审美文化外观与产生它的经济社会基础的内在联系，因而也不能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论与思想任务。

二、从文化研究到都市文化研究

当下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各有不尽人意之处。对于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来说，其问题主要是失之于“实”，忽略了都市的文化层面或文化的精神价值内涵，这是作为实证科学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必然表现。而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其问题则在于失之于“虚”，它们掩盖了都市文化繁华表象背后的本质或深层结构，充其量只能生产出各种时尚化了的知识与趣味。由此可以得出两点认识：

[摘要]听觉文化研究是文化研究的新领域，它考察人们生活在怎样的历史和现实的声音环境里，以怎样的方式和心态去听，体现了怎样的社会关系。现代听觉与以往听觉的断裂，私人听觉空间与公共听觉空间的分割，和听觉文化的现代、后现代转型等文化现象，一方面同构于社会发展的总体文化脉络，另一方面又具体而微地体现着历来被文化研究所忽略的一些关系和因素。处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我国，需要通过借鉴国外前沿的听觉文化研究和展开本土研究实践，形成一套有效的听觉文化本土表述话语。目前，这项工作可以通过与音乐学、文化史和传媒学等学科话语的整合来启动。

[关键词]听觉文化研究　音乐学　文化史　传媒学

[中图分类号]I01；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2)02－0154－05

从留声机、电话到有声电影、收录机、电视、随身听、家庭影院、多媒体电脑、手机、mp3多媒体播放器，20世纪的众多文化技术产物都与听觉密切相关；它们也不断重塑着我们的听觉习惯和文化经验。听觉文化研究，顾名思义，是在文化研究的意义上，针对听觉感知及听觉艺术形态所进行的研究。它考察人们生活在怎样的历史和现实的声音环境里，以怎样的方式和心态去听，体现了怎样的社会关系。现代听觉与以往听觉的断裂，私人听觉空间与公共听觉空间的分割，和听觉文化的现代、后现代转型等文化现象，一方面同构于社会发展的总体文化脉络，另一方面又具体而微地体现着历来被文化研究所忽略的一些关系和因素。文化研究者大多还没有像对视觉文化那样，对此予以足够的表述。近年来，国外人文社科界对“聋子”式的文化研究发出质疑，开始了继“视觉转向”之后的又一次“听觉转向”。2009年，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曾举办主题为“对倾听的思考：人文科学的听觉转向”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一转向，并不是要让“耳朵”来发难“眼睛”的话语地位，而是要借听觉话语来反思“读图时代”所衍生的视觉话语泡沫，从而达成对感官文化的整体均衡思考。

大约十年前，视觉文化研究响起了“雷声”，随后见到了见仁见智的“雨点”。听觉文化研究目前在国内既谈不上“雷声”，也谈不上“雨点”。当务之急，是通过借鉴国外前沿研究，并展开本土研究实践，从而形成一套有效的本土表述话语。文化研究具有跨学科和科际整合的性质。目前，听觉文化研究需要整合各个话语领域，围绕两个关键问题来展开话语建设。其一是对声音本体和意义的追问，生发出关于声音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社会、人文意义，和如何被生产、再生产、流通、想象、传输、消费等一系列问题。其二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如何解读声音?什么样的理论可以用作参考?研究模式如何?这两个问题内在地结合在一起，产生出大致三个话语整合的方向，分别与音乐学、文化史和传媒学相关。

一、听觉文化研究：对音乐学的整合

音乐作为人类最重要的听觉艺术形式，自然应该是听觉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听觉文化研究应该探讨包括音乐但比音乐更加广阔的听觉现象。它与那些以“音乐”冠名的学科如音乐史、音乐理论、音乐学、民族音乐学等最大的不同，是十分重视动态的社会历史关系和听觉科技进展对听觉艺术形态变迁所起的关键作用。为了说明听觉文化研究对音乐研究特别是对一百多年来中国民族音乐研究的价值，有必要先对音乐诸学科和听觉文化这两种话语建构进行梳理。

首先需要梳理二者的知识谱系。音乐学是针对音乐的全面系统研究。它原本以研究西方音乐为主轴，现今已扩展到考察世界各地的音乐和相关问题，并走向多学科交叉，开始运用音乐理论、历史、音响学、哲学、语言学、符号学、心理学、教育学、美学等多种知识话语。20世纪中期衍生的民族音乐学，进一步将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带人了对具体民族音乐现象的研究，来看它们如何影响该民族、该地区的音乐，又如何产生出独特的音乐审美。可以说，音乐学科研究话语的日益多元化，显示出与更大范围的听觉文化研究实现整合的可能。但也必须看到，音乐学界对听觉的思考仍然离不开艺术层面，离不开以西方古典、先锋音乐为参照来求解音乐艺术的普遍性及民族音乐的特殊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听觉文化研究对音乐学的整合，主要是在话语上涵盖之，将音乐艺术作为听觉文化现象的一部分来对待，并从音乐以外的文化角度来配合解答音乐学话语所回答不了的音乐文化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北美某些学者如身兼音乐家和学者双重背景的雷蒙德・默里・谢弗超越了音乐学、音乐史和音乐哲学的学科框架，在研究范式上将声音的“风景”(soundscape)纳入听觉文化的思考范围。在欧洲，法国学者阿塔里也较早从音乐专业以外的角度来解读音乐，其《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即在既有的音乐曲式、风格、流派话语框框之外讲述音乐随政治经济变迁的故事。

汉语外来词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英汉化妆品广告语篇劝说策略对比研究

新文体特征下的商务电子邮件写作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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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语料库的英汉言说动词词汇化模式对比研究

关于构建大学英语四级试题语料库的实践性思考

对通用英语与学术英语教学内容衔接的分析和思考

商务英语教学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以小组合作学习为例

摘要：

本文以荷兰心理学家吉尔特•霍夫斯泰德的文化价值维度为理论依托，以校园文化视角为切入点，将中韩两国的校园文化置于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权力距离、阴性社会与阳性社会、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等五个维度中加以比较；并结合作者在韩国高校进行中文教学的亲身经历，对文化价值量表的异同之处予以解释和说明，梳理中韩校园文化特点，以期对在国内进行整班制韩国班教学，或赴韩汉语教师进行跨文化交际时有所参考和启发。

关键词：

霍夫斯泰德；文化价值维度；中韩；校园文化

一、引言

中韩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近年来，随着两国交往的深入，在韩或来华学习中文的韩国留学生数量日益增加，我们得以透过丰富的交流形式，获悉两国极为相似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然而，受历史、地缘和民族性格的影响，当具体到校园文化这一范畴涵盖的特定群体时，二者在同源不同流的文化背景下异同并存，相应地增加了对外汉语教师在组织和开展教学活动中的难度。综观国内现有研究成果，关于中韩跨文化比较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列举文化差异的表象；二是从历史、社会环境、民族心理等角度归纳两国文化的总体特点。研究方法多基于文献材料的思辨，缺乏成熟的理论框架支持。因此，笔者出于上述考虑，拟结合在韩国高校进行中文教学的亲身经历，将中韩校园文化置于荷兰心理学家霍夫斯泰德的文化价值维度理论中加以比较，对文化价值量表的异同之处予以解释和说明，以期清晰把握二者特点，对在国内进行整班制韩国班教学或赴韩进行中文教学的老师有所参考和启发。

二、霍夫斯泰德的文化价值维度论

1980年，荷兰文化协会研究所所长吉尔特•霍夫斯泰德，对分布于66个国家的10余万名IBM员工的工作态度和价值观进行调查，总结出一套广为引用的文化价值取向模式。该模式最早包括四个维度，即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权力距离、阴性社会与阳性社会①。后来，加拿大心理学家迈克尔•哈里斯•邦德集中远东地区的研究成果，又发展并补充了第五个文化价值维度———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或称之为儒学动力。其中，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维度表示个人与群体间的关联程度；不确定性规避表示当社会成员遇到混乱不清、难以预测的事件，或处于非常规环境时感到的不安程度；权力距离即在一个社会或组织当中权利的集中程度，以及地位较低成员对于权力在社会或组织中分配不平等的接受程度；阴性社会与阳性社会维度表示人们对男性和女性社会角色如何分配的认识；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维度，则以东方文化构面为基础，内容包括社会地位关系、节俭、容忍、“面子”文化、尊重传统、礼尚往来等子维度。

摘 要： 日本是我国的近邻，自古以来，中日两国文化就有着密切交流，灿烂的中国文化曾经在日本历史进程和日本文化发展过程中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探讨日本文化可以增进两国人民的理解，也可以通过研究日本文化发掘中国文化的历史痕迹，据此探索和评价中国文化。此外，近代以来，日本继承传统文化和积极摄取外来文化，促进了近代社会的迅速发展，从文化方面探讨这些问题，也可以使我们得到一些有益启示。本文结合日本文化的研究方法，谈谈对日本文化研究的理解及现今日本文化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关键词： 日本文化 民俗学 历史研究方法 比较研究法

日本文化研究的对象是日本民族文化，一般文化研究中的概念和规律都可以运用于日本文化研究领域，但日本文化本身的历史发展有其特殊性，因此它又有别于一般的文化研究。日本文化研究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它要研究日本文化整个体系和其中的各个文化要素。民俗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各集团共同生活中普遍具有的代代相习的社会世相。它作为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一种积淀，集中表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民众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伦理观念及心理结构等方面的传统特征，构成民族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原动力。中日两国有着相邻的地域关系和相似的人文传统，自古以来就有着悠久的友好交往历史，而且中日两国文化存在源与流的关系，从现存的很多文化表象来看，日本和中国的民俗文化有很多共同点，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很多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从民俗学的角度，揭示了日本文化的特殊性，构建了一套独特的日本文化研究方法和视角，这些都为我们认识和研究日本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和理论资源。

1.日本文化的研究方法

民俗学是研究民间风俗、习惯等现象的一门社会科学。民俗学研究涉及的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越来越广泛，今天在有些国家已经延伸到全部的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民俗学既是一门现在之学，又是一门历史之学。它对任何一种民俗事象的研究，都离不开对它的历史过程的考察。19世纪，民俗作为一个科学研究对象，在世界现代人文科学中成为一门重要学科。在日本，柳田国男是日本民俗学的奠基人，日本民俗学是以柳田国男为中心形成的。

1.1柳田民俗学

日本民俗学界习惯于把柳田国男提倡、指导和实践的民俗学称为柳田民俗学。柳田民俗学的基本立场是阐明普通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及其历史文化变迁。柳田国男认为民俗学是产生于历史学，并从历史学中独立出来的学问。柳田民俗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历史研究方法，即重出立证法。重出立证法是通过对从全国各地采集获得的资料进行综合、归纳、分类和比较研究，阐释日本历史文化的变迁和发展。

正如日本著名民俗学家关敬吾所评价的那样：“柳田国男把民俗学置于历史科学之中，一贯采用了历史研究方法。”柳田国男认为民俗学是产生于历史学，并从历史学中独立出来的学问。他的《乡土生活研究法》、《民间传承论》和《国史与民俗学》等主要民俗学论著中，贯穿着他对民俗学与史学关系的思考和历史研究方法。柳田国男把民俗学放在历史科学范畴中，用历史研究方法采集、整理、分类和研究民俗学。柳田国男指出，民俗学是在历史学的影响下产生、发展和独立的学科。并且民俗学是为了弥补史学中存在的缺陷，解决历史学无法处理的问题而产生的学科。

摘要：“‘文化研究’何为”是一个大问题，任何本质主义的定义都会将之引入歧途。本文认为，就文化研究的现状而言，其研究对象、研究范围仍处于不断变动与发展的过程中，建构这一研究领域的理论资源还有待进一步深挖与明晰。因此，文化研究应在不断的学术实践中不断厘清其本来面目，以期在与日常生活的交锋中征显价值。

关键词：文化研究；伯明翰学派；批判立场

自1964年伯明翰当代文化中心成立以来，文化研究便伴随着英国的左翼运动、美国的大众文化及传媒文化、拉美的后殖民主义、世界女性主义逐渐由边缘步入了当今学术的最前沿。文化研究以跨文化、跨学科的姿态冲击着日益僵化、固守的学科疆界，越来越多的理论研究者、文化学者步入这一研究领域，越界的同时被这一新的学术增长点所着迷和收编。可是，问题在于当越来越多的文化理论者用文化研究证明了自己的身份时，文化研究到底是什么，他（或他们）又是怎样了实现证明自己身份的方式的？有多少可疑的建议和犬儒的观点是打着“文化研究”的招牌赚钱的，有多少跨学科的行为不是凭借“文化研究”的名义而被容忍的，又有多少自称“有机知识分子”打着“批判”的旗号妨碍着我们对这个社会的真正了解的？“文化研究”，这个看起来时髦的词汇并非是经过严格区分而构造成的专业术语。确切的说，它是笼统的、概括的、未经厘清内涵的，它包含的内容是如此广泛而驳杂，以至于它更容易遭到滥用而导致本身不再能指明任何对象。

事实上，对“文化研究”这个术语进行定义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枉费时间的。问题是“文化研究”已经非此即彼了吗？其研究的范畴已经确立了吗？了解了这一领域的几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新词，如大众文化、视觉文化、亚文化、后殖民主义并不算真正认识了这一理论命题。如果想要真正的了解它，掌握它，那么就需要在应用的过程中去发现它的真理性。“文化研究”只有在与它所要解决的问题牢牢地捆绑在一起时，才能被明确地定义，这时它才是有用的。“文化”本身或者“文化研究”理论本身不能替代思考与批判，正如“言之无物”意味着回避严肃的讨论，弄清你所要研究的对象的含义才能实现对科学研究的实质性价值。

从实践的眼光来看，文化研究领域内的多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框定出特定语境下的一套价值和一种审视生活的方式，用威廉斯的话来说，可以阐释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当我们从社会和政治的角度来解释它，那么这种东西往往被视为意识形态，它似乎在告诉我们社会的本质以及我们在其中所扮演的政治角色；当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观照它，史学家们会将同一类观念称为“思潮”或“思想气候”，让我们不得不以历时性的眼光把他当做一种“历史文本”，在多年之后试图去还原维系其蓬勃生机的思想谱系；也许关注的视角再转移一下，当我们不再只关注作为形式的概念，而是这些概念对整个文化的看法，我们可以用一个通俗的哲学术语――文化观来表达。不得不说，人们对文化的认识，在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问世之前就已经在逐渐地发生改变了。

实际上，我们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拥有了“文化研究”以及这一领域内部的各种观点，通过它们，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更为条理化、精致化，同时，生活方式、意识形态、思想潮流、文化观都在规定着“文化研究”这一术语，使它越来越显在化、理智化和经验化。我们并不是在任意地创造一种思想，而是在明晰业已信任且为我们不断构建的科学工作的基础。塑造一种智识活动，巩固它的地基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在这一思想活动处于不断变动或经常受到外部冲击的情况下。理论资源的重新整合和自觉地引入运用铸就文化研究别样的精神面貌，但当你以合情合理、理所当然的态度、去检验它们时，现实面前的它们可能显得十分软弱或畸形。例如，人们对于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由挪用而至反思的过程，体现出构造“文化研究”地基的材料并不是坚不可摧的。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当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未经质疑或辩护便被我国学者暴力地借用，紧接着，关于对大众文化的迅猛发展严重地挫败了这种错位的观点，于是才有接下来观点的倒戈及对批判理论的反思。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似乎重新确立起了对于大众文化的信任。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的学者已经能够辩证地对待这种类似于里维斯的精英主义文化观，结合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消费理论、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国内学者以更为坚定的信心和勇气重塑大众文化，使之成为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大众文化这一概念也成为建构文化研究的坚实基础。实际上，大众文化能够进入文化研究的视野并成为中国文化研究的重镇，是有其理论与现实依据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全球经济走向繁荣与跨国联合的大道上，而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多种所有制并存，经济发展方式走向集约化所带来的文明程度的加深，极大的引起了知识传播领域的革新。整个文化的生产进行着结构性的调整，文化生产过程中的现实关系渐趋复杂，物或商品在体系链条中的环节作用越来越凸显。同时随着人们对规律的掌握和认识程度的加深，大大提高了生产的效率、缩短了产品循环的周期。知识生产借助商业化的运作模式，开启了新的文化消费时代。大众文化既是知识生产与商业运作的合谋，其将自身知识资本依托强大的营销渠道转化为资金的运作机制，不仅能够获得高额的经济效益，还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现实世界的发展轨迹在不断地检验着文化理论的真理性，参与建构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也需要在不断地反思与磨砺中给予文化研究坚实的话语基础。

文化研究能够取得今天的声势和地位不仅在于它提出了一个雄辩且论述空间无限的对象，更在于其对现实世界机智、有戏剧性的甚至是诱惑性的阐释，文化研究的独到看法给它的读者留下的鲜活的印象。当你面对上百页晦涩艰深的文化理论著作而对这一概念的内涵毫无头绪或思绪万千时，广告背后象征资本的流动已经成功地吸引你参与到文化研究活动中了，带着特有的生活经验与审美趣味，你会发现陶东风对于广告的解读所持的批判立场。“文化研究”实现了苏格拉底审视过后的有价值的生活，也许现实世界的喧哗视像、轻浮音乐让你焦躁不安，那么在充满失衡与不合理的消费社会中析出一种值得过的生活，才是文化研究该有的价值。（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摘要 作为行为研究的重要补充，文化产品研究在文化心理学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文化产品研究主要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可以揭示不同时空下文化本身、人们的心理与行为的特征。中国未来的心理学研究可以利用文化产品来研究揭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化和心理差异，以及近几十年社会巨变对中国人的和行为的影响，最终促进国家进步、人民幸福、社会和谐。

关键词 文化心理学：文化产品；文化变迁；内容分析

分类号 B849：C91

1 引言

文化心理学是过去近半个世纪、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心理学领域最为活跃和繁荣的学科之一。文化心理学的基本任务是探讨人类心理与行为在不同文化下的普遍性和特异性，其基本方法是对不同地域（跨文化）或时域（跨年代）下人们的心理与行为进行对比，以揭示不同时空下人们心理与行为的异同，进而揭示文化与心理是如何相互构建的（Shweder，1995）。文化产品作为一种文化与心理的特殊产物，既可以表达文化又可以反映人们心理与行为特征，作为心理与行为研究的一种特殊研究对象，在文化心理学研究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本文旨在对文化心理学中的文化产品研究进行整理，以展示文化产品研究的概貌，揭示文化产品在研究人类文化和心理、行为方面的独特功能，为当下及未来中国心理学的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2 文化与文化产品

关于什么是文化，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看法，单在文化心理学领域就有多种不同观点。例如，Adam和Markus（2004）认为文化不仅包括Triandis（1972）强调的主观文化（态度、信念和价值观），也包括物质表现，如文化环境本身的差异；Heine（2008）认为文化是指任何通过学习得到的思想、信念、技术、习惯、习俗，以及共享环境中的个体；等等。通过这些理解可以看出，虽然对不同的学者对文化的看法不尽相同，但有两点基本得到一致的认可：（1）共享的态度、信念和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成分之一；（2）文化包括无形的和有形的两种（Kroeber & Kluckhohn，1952）。无形的部分也称为“头脑内”的部分，它作为一种表征存在于个体头脑内，包括共享的价值观、信仰和社会关系等；而有形的部分又称为“头脑外”的部分，主要指文化的外部载体，包括文化产品、民俗、语言、规范和制度等。

在文化心理学中，文化产品主要是一种“有形的、共享的、公共的文化表征”（Morling &Lamoreaux，2008）。可见，文化产品是文化的一种外化，凡是具有文化符号意义的产品都可理解为文化产品，比如：政策、制度、广告、建筑、电视节目、报纸杂志、商品、人名地名、网络、艺术等。文化产品的这个特性意味着可以通过研究文化产品来揭示特定文化的特征。此外，作为个体或群体的心理与行为结果，文化产品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着个体或群体在当时文化下的心理与行为特征，因此，通过文化产品也可以揭示特定文化下个体或群体的心理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