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价值论文范文精选

【摘 要】档案文化是人们在一定历史时期围绕档案及在进行档案工作活动过程中所产生的观念，并在这种观念指导下形成有关档案和档案工作的行为方式和物化成果。人们之所以需要档案，就是为了满足社会文化 发展 的需要，具体的说，就是从档案中吸取有益的知识，满足人们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需要，归根到底则是满足人们从事物质实践活动的需要。

【关键词】档案文化；价值；资源

一、档案文化是一种文化资源

现代人类进入信息社会，获取文化的途径出现多元化趋势，与去档案馆钻故纸堆相比，人们更乐于采取其他方式获取文化信息。但档案文化对文化存储和传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档案文化承担维护历史真实面貌和为社会文化发展提供文化资源的重任。主要表现在：

（一）文化凭证价值：档案是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原始记录，真实再现了人类文明的历史，档案文化在文化历史变迁中起独特的凭证作用，是一种任何其他资料难以替代的文化资源。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文化传统，档案就是它的记录和见证。这样，多个国家、多个民族的档案就汇成整个人类文化遗产。中国五千年文化一脉相承，中华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形成重视档案的优良传统，积累丰富的档案文化资源，为灿烂的民族文化提供充足凭证。如先秦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文化，主要是以甲骨档案为最早的信证。档案文献的保存与重新发现，还为解开文化史遗留问题提供有力佐证。还有许多国家选择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年代为本国档案禁毁年限，因为这些年代以前的档案对其民族文化传承具有难得的文化凭证价值。档案是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内容广泛而丰富，涉及朝政国法、军事经济、风土民情、自然景观等各方面，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历史的真实记录。民族文化精华也是世界文化的源泉。如我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珍藏的“中国传统音乐声音档案”，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的“清代内阁档案中关于西洋文化在华传播的档案文献”已先后被列入“世界记忆”工程名录，成为“世界记忆遗产”。1999年，波兰的肖邦手稿和哥白尼手稿等也被列入“世界记忆遗产”。

（二）文化媒介价值：档案文化蕴涵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阶梯，有重要的文化媒介作用。人们对各族历史文化的了解，主要是通过史书、档案文献和文物实现的，其中档案的作用极为显著。首先，档案文化是人类文化活动的历史积淀。一个民族自从进入历史文明时期以来，甲骨、金石、简牍、缣帛、金册、纸墨文书、声像缩微这些记录不同时代文化的档案多姿多彩，真实客观地记录着民族文化发展的全过程。可见，档案与文化始终共生互动。其次，档案文化是人类文化传承的重要纽带。借助档案文化，能跨越时空条件限定，实现活知识的传递、流动和延伸，使文化得以传播、延续、继承和发展。并通过档案文化开发利用，可达到发展已有文化成果的目的。再次，档案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一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而要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就文化发展自身规律而言，对外文化交流是增强民族文化影响力、扩大文化视野与提高文化水平的必要途径。当前档案馆对外文化交流活动越来越多。每个档案馆都代表了其所处环境的文化，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单位，莫不如此。因此，档案馆文化交流活动往往有较浓的文化色彩。

二、档案文化价值的实现方式

档案的文化价值是多元的，因而，其实现方式也必然是多元的。综合起来，可以从以下方面来说明档案文化价值的主要实现方式。

一、日新变化思维

日新变化思维是传统儒家文化的重要思维方式，它把整个宇宙、人类社会看成是处于不断变化、不断更新、永不停息的一种存在状态。例如，《易传》把变化视为事物发展之新的状态，或变易为新的事物。事物的生成与发展，均是变化的结果。《易传》记载：“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由于天地的变化才得以生成万物，变化即生成，生成是变化的结果。此外，“变化者……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4］。表明了变化的根本要义是反复与创新。《易传》创下了“先化后变”的思维，《中庸》则提出了“先变后化”的思维。《中庸》记载：“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说明了事物从小到大，从微至著，从内及外，逐渐由不明显到显著的变化过程。纵观儒学从先秦萌芽到两汉形成再到宋明鼎盛的历程，它是一个后儒在前儒的基础上不断继承与创新、发展的过程，体现了日新变化思维的烙印。例如，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学思想，并加以丰富和完善，将“仁”的观念发展为“仁政”学说。又如，荀子的思想体系源于儒家，又吸取了各家的思想。再如，儒学到了宋明时期，把佛教的心性说和道家的天地万物生长说批判地吸收进来，形成了新儒学，即理学。这些都是儒家日新变化思维方式在学说或者文化发展上的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批判地吸收人类先进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时展需要高度凝炼而成的价值体系，体现了兼收并蓄的包容性以及合理“化”之的思维特点。同时，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倡导”只是一个阶段性成果。由于时代是不断推进的、实践是不断变化的，时代与实践的发展变化需要变革，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尚未定型，还需要不断演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演进基于时代、源于实践、生于变革，从中便可窥探出儒家文化的日新变化的思维方式。

二、儒家文化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儒家文化必然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思想滋养。

（一）国家价值目标

就国家价值目标而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分别是对经济层面、政治层面、精神层面、社会层面的发展目标所作的价值要求。儒家虽未就这四个层面作出过如此明确清晰的概念提法，但其思想主张与现代价值主张并不乏相通之处。例如，孟子强调国家制度要保证人民基本的生产资料，指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5］在政治上儒家主张实行“仁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6］实行德政的目的就是解决和改善百姓生活。同时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即唯有百姓富足安康，国家才能和谐稳定。这种朴素的“民本”思想的烙印，反映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就是“富强”、“民主”的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富强”、“民主”是古代“民本”思想在当今时代的升华。中国自古是一个文明古国，今天所倡导的“文明”在儒家文化中体现在其所极力倡导的由“礼”至“德”的社会道德要求中。儒家文化崇尚“和合”，“和”是中华文化的特色。《礼记•中庸》记载：“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体现了尚中贵和的中庸之道。史伯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都表明了贵“和”的基本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和谐”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和谐，不仅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包括在国家交往中国与国之间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因此，这是对中华民族“尚中贵和”精神的高度延伸与升华。

（二）社会价值取向

儒家文化的社会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许多相通之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从儒家文化的社会价值观中借鉴很多内容。“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7］这里所体现的公平、正义的价值观与儒家所强调的“义”是相通的。儒家强调以义制利、重义轻利、见义勇为的“正义”的道德界限。孟子提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8］即是说，在生命与正义发生矛盾时要“舍生取义”。儒家倡导积极入世、适应社会，在社会规范中达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心性自由状态；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德性平等；儒家文化是一种德性文化，重礼制，强调以“礼”至“德”。同时，儒家的代表人荀子对“礼制”思想进行了继承与发展，提出“隆礼重法”思想。这些思想资源，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能批判地汲取的思想文化资源。这一层面的价值观虽然看似是西方的概念，但其具体的思想内涵在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却不乏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子和中国文化的特色，实现了外来价值概念与本民族思想文化特色创造性的融合。

一、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精神

(一)以“天人合一”为基础的“中”“和”精神。以“天人合一”为基础的“中”“和”精神是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之一。“天人合一”的思想最早由庄子提出，是中国人对天地最初的基本的思维，该思想认为人与天不是处于在主体与对象的关系，而是一个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这一思想后经董仲舒进一步继承后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成为了儒家、道家和佛教的的重要观点。

(二)以“仁”“礼”为内核的伦理精神。孔子创建了以“礼”“仁”、“中庸”为内核的伦理思想体系，为儒家伦理道德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基础。其中，“仁”的思想的提出是孔子对中国伦理学最突出的贡献之一，是中国古代伦理学由自发走向自觉的标志。仁”以爱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情感为根基，“仁者爱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思想根源逐渐演变为社会的伦理原理与道德情感。同时，孔子对“礼”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提出了“克己复礼”的观点，后来时期的荀子也很重视“礼”的观点，认为礼是节制人的欲望的最好办法。后来的儒家思想继承发展了先贤的观点，主张用礼来调节人的，成为了儒家核心思想之一。

(三)以“修身”为根本的道德精神。儒家思想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是一切的根本所在。从儒学思想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来看，儒学的精华在做人这方面体现的尤为重要。《论语》在学做人方面蕴含着很精髓的思想，其中提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的根本是在修身，而且从天子到庶人，所有人都要以修身为本，这就是儒学的根本精神。要成为一个君子，就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儒学把希望寄托于人的价值的提升，而人的提升要靠自身修养的提升来实行，而不是靠一套规则的束缚来实现。

(四)推己及人的思维方式。在中国传统的道德思想中，推人及己是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则。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不少思想家对推人及己的观点进行了论述，其中《论语》中就记录着很多关于孔子推人及己的观点，“其怒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都是该观点的体现。孔子认为如果一个人的行为能够合符规范，一个社会或国家就能够长治久安。后来的墨家的“兼爱”思想也体现了推己及人的思维方式。后世的儒学家在前人的基础上将这一思想发扬光大形成了儒家处理伦理关系的重要原则之一。这种推己及人的伦理原则及其思维方式，在当今核心价值观的建构过程中，也仍有重要意义。

二、核心价值观与现代文化精神

(一)现代文化的含义。通常意义上提到的现代文化是指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不断建构和发展的优秀文化。这种现代文化传统，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吸收西方文化精神而建构和发展起来的。

(二)现代文化精神的主要内容

1价值观念不同产生的中西方文化礼仪差异

现代西方价值观念的产生肇始于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当时西方价值系统以社会价值为基础，力图通过个人的努力来建立更为有效的社会秩序，进而体现出价值，由于西方价值观念将人性看作是人的天然属性，因此“，人，生而平等”，在西方文化中开始有意识地强调人的“尊严”，他们认识到理性的光辉，力求以对个人利益的尊重来完善社会，使每个人的生活都充满乐观与信念。因此，西方并不排斥对个人利益和价值的尊重，例如：在17世纪荷兰追求平等交换甚至成为国家和国民的认知，这样的共识奠定了西方文化礼仪的基础，形成了西方文化礼仪注重个人利益和个人价值的特点。而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将利益特别是金钱和地位放在了次要位置，文化中有意识地将文化价值放在首位，而对利益却置于有悖于“君子”修性的位置，这造成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以仁爱为中心，在提倡国君———臣子、父母———孩子、丈夫———妻子、兄长———弟弟、朋友———朋友做到“忠”、“恕”、“孝”、“悌”的基础上，建立起仁爱为中心的社会和家庭架构，进而形成国家。在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下，中国文化礼仪中出现讲求“尊卑清晰”、“长幼有序”的特点，这一点与西方，特别是英美国家的文化礼仪有着巨大的差别。

2集体主义认同差距产生的中西方文化礼仪差异

对比中西方发展的历史，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是鉴别中西方文化的重要特征，同时也是产生中西方文化礼仪的重要基础。西方人认为：每个人有着自己的独特身份和个性，而千万个个性和身份独特的人才能构成丰富多彩的世界，在西方看来，只有尊重每个人的利益，发挥每个个体的优势，才能够有社会的发展，特别经常用“天助自助者”来阐述个人主义，这成为西方专有的文化符号，也成为西方文化礼仪的重要出发点。特别是在基督教的传统中，对个人更是突出和强调，在不断传承和发展中尊重个人隐私成为西方文化礼仪中一个公允的价值观念和基础，而这一点也经过不断地发展成为世界上礼仪的共识。应该看到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不等同于自私和利己，而是在尊重个人的利益与价值的同时，实现集体和社会的发展。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认同上的不同出现了西方人特有的对家庭、友谊的不同理解，出现了对个人尊重的西方文化礼仪。在中国的文化和传承中集体主义一直是广为推崇和赞扬的美好事物，无论是孔子的仁爱思想还是墨子的兼爱思想都对集体主义有着共同的肯定与鼓励，在中国传统意识中，有集体作为基础才能够有个人的利益，“大河没水小河干”就是这一思想的体现。中国传统思想里更加强调集体的奋斗，个人的成功属于集体共同努力的结果，同时鼓励那些为了集体而做出个人利益牺牲的人。在这样的认知条件下中国文化礼仪更加重视集体主义，往往会出现对集体主义的膜拜，中国文化礼仪在表现形式上就变得更加含蓄和谦虚，带有强烈的“东方智慧”的风味。

3家庭观念不同产生的中西方文化礼仪差异

西方家庭结构较为简单，基本为“父母———孩子”的二元结构，多数老人在经济独立或者有自理能力时采用分开居住的方式，老人更愿意从精神和荣誉上给年轻人以指引，而很少从金钱、体力上给年轻人以帮助。而青年人认为自己代表着希望，如果跟老年人长期住在一起将会在荣誉、自尊、能力方面受到损害，因此也不会轻易组成老少几代、亲戚朋友的大家庭，这是西方社会的文化特色，同时也产生了西方文化礼仪的特点，对于西方家庭，成员被视为平等的主体，每个人有平等的发言权，因此，可以看见西方的孩子直呼祖父母的名字，而这一点在中国无疑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是“四世同堂”的大家庭才是家庭幸福和家族兴旺的标志，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下，中国家庭的结构属于“老人———子女———孩子”三元结构，家庭成员在一起居住和生活，在家庭中年轻人对老人的尊敬和服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家庭尊重老人的经历、付出和指挥，老人在家里有特殊的荣誉和特权，特别是在经济活动中，中国家庭有彼此支持和相互依赖的特点，这使得中国家庭更加重视自身的修为，避免因自身的不足和缺失，给整个家庭的其他成员带来损贬，这就使中国家庭成为成员共同认可的单位，因此，中国家庭具有更为强大的生命力和荣誉感。反映在中国文化礼仪上，中国更加注重“尊老爱幼”，遵循在礼仪上突出秩序，在秩序上强化尊重。

4对民族主义认同差距产生的中西方文化礼仪差异

民族主义是对民族的认可，中国历经了5000年的风雨，中国的国家形式也是由汉族独自建立的。我们说的社会礼仪标准也是在汉族文化的基础上独自建立的。汉族在历史上通常和他们的祖先生活,在工作期间和社会的连络用语言表达。只是表达一个微小的行动就能表明一些意义敏感的意思。当你说一半批评或仅仅说一些事物的时候，人们能了解什么。你想要说。如此当他们表达他们自己感觉的时候，人们不需要说出他们所有的意图。在西方人中的时候,举例来说例如美国是一个有超过二百年历史的移民国家。然而，美国人一定清楚地表达他们想要的和需要的。只有这样听话者才能很好得了解。因此他们的语言一定说出他们必须说的。

1价值观差异对跨文化营销影响的几个问题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在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通过跨文化营销活动来提高自己的市场占有率和竞争能力。在跨文化营销中，营销者需要调整自己的营销策略来适应文化价值观的差异。那么价值观差异对跨文化营销有哪些影响呢？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1.1对待物质财富和享受的态度影响人们的消费观

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的人因为价值观的差异在对待物质财富和享受的态度上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比如，在欧美国家，人们强调努力工作追求良好的物质生活，也强调努力娱乐享受生活。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人们一般崇尚竞争，将获得物质财富的多少看作是成功的标志。在其他文化中，比如佛教和印度教盛行的东南亚及印度等国家，与欧美的价值观有很大的差异，无论是在生产上还是在消费上人们都持有节欲的态度，与追求财富、享乐主义的人生观背道而驰。对待物质财富和享受的态度必然会导致人们的消费需求和消费观念的差异性。

1.2对待工作和成就的态度影响人们的工作观

美国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戴维•麦克莱兰在其跨文化研究中发现，不同国家对待成就的价值观是不同的，并且，对待成就的态度是决定一国经济执行情况的主要因素，即那些怀有成就感越高的国家，其经济执行情况也越出色。价值观的差异会影响人们对待工作和成就的态度。因此，在进行跨文化营销中，营销者应该采取正确的激励措施去刺激当地员工来提高营销的效率。比如，在日本，树立工作和成就方面的荣辱感可以有效激励日本员工。在欧美国家，人们则希望能够得到更高的报酬和更富挑战性的工作。

1.3对待变革的态度影响人们的消费行为

对待变革的态度主要有两种：求稳取向和求变取向。比如，在儒家几千年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对待变革的态度就是求稳的。人们习惯处于“相安无事”“、知足常乐”的社会氛围中。人们一旦接受了稳定的观念，就会习惯它，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就会感到心里没底。如果稳定受到影响，人们也会感到无所适从。英国也是比较注重传统、比较保守的国家，在变革的取向上也是追求稳定。相反，美国是一个较年轻的、移民的国家，没有什么传统可依附，也没有形成较强的传统观念，比较崇尚新奇，容易接受变革。

一、数学：打开科学大门的钥匙科学史表明，一些划时代的科学理论成就的出现，无一不借助于数学的力量。早在古代，希腊的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学派就把数看作万物之本源。享有“近代自然科学之父”尊称的伽利略（G.Galileo）认为，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宇宙像一本用数学语言写成的大书，如不掌握数学的符号语言，就像在黑暗的迷宫里游荡，什么也认识不清。物理学家伦琴（W.K.R@①ntgen）因发现了X射线而成为1910年开始的诺贝尔物理奖的第一位获得者。当有人问这位卓越的实验物理学家科学家需要什么样的修养时，他的回答是：第一是数学，第二是数学，第三还是数学。对计算机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冯·诺依曼（J.V.Neumman）认为“数学处于人类智能的中心领域”。他还指出：“数学方法渗透进支配着一切自然科学的理论分支，……它已愈来愈成为衡量成就的主要标志。”科学家们如此重视教学，他们述说的这些切身经验和坚定的信念，如果从哲学的层次来理解，其实就是说，任何事物都是量和质的统一体，都有自身的量的方面的规律，不掌握量的规律，就不可能对各种事物的质获得明确清晰的认识。而数学正是一门研究“量”的科学，它不断地在总结和积累各种量的规律性，因而必然会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有力工具。

马克思曾明确指出：“一门科学只有当它达到了能够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真正发展了。”这是对数学作用的深刻理解，也是对科学化趋势的深刻预见。事实上，数学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连一些过去认为与数学无缘的学科，如考古学、语言学、心理学等现在也都成为数学能够大显身手的领域。数学方法也在深刻地影响着历史学研究，能帮助历史学家做出更可靠、更令人信服的结论。这些情况使人们认为，人类智力活动中未受到数学的影响而大为改观的领域已寥寥无几了。

二、数学：科学的语言有不少自然科学家、特别是理论物理学家都曾明确地强调了数学的语言功能。例如，著名物理学家玻尔（N.H.D.Bohr）就曾指出：“数学不应该被看成是以经验的积累为基础的一种特殊的知识分支，而应该被看成是普通语言的一种精确化，这种精确化给普通语言补充了适当的工具来表示一些关系，对这些关系来说普通字句是不精确的或过于纠缠的。严格说来，量子力学和量子电动力学的数学形式系统，只不过给推导关于观测的预期结果提供了计算法则。”（注：《原子物理学和人类知识论文续编》，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狄拉克（P.A.M.Dirac）也曾写道：“数学是特别适合于处理任何种类的抽象概念的工具，在这个领域内，它的力量是没有限制的。正因为这个缘故，关于新物理学的书如果不是纯粹描述实验工作的，就必须基本上是数学性的。”（注：狄拉克《量子力学原理》，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另外，爱因斯坦（A.Einstein）则更通过与艺术语言的比较专门论述了数学的语言性质，他写道：“人们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于是他就试图用他的这种世界体系来代替经验的世界，并来征服它。这就是画家、诗人、思辨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所做的，他们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理论物理学家的世界图象在所有这些可能的图象中占有什么地位呢？它在描述各种关系时要求尽可能达到最高标准的严格精确性，这样的标准只有用数学语言才能做到。”（注：《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一般地说，就像对客观世界量的规律性的认识一样，人们对于其他各种自然规律的认识也并非是一种直接的、简单的反映，而是包括了一个在思想中“重新构造”相应研究对象的过程，以及由内在的思维构造向外部的“独立存在”的转化（在爱因斯坦看来，“构造性”和“思辨性”正是科学思想的本质的思想）；就现代的理论研究而言，这种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的构造则又往往是借助于数学语言得以完成的（数学与一般自然科学的认识活动的区别之一就在于：数学对象是一种“逻辑结构”，一般的“科学对象”则可以说是一种“数学建构”），显然，这也就更为清楚地表明了数学的语言性质。

数学作为一种科学语言，还表现在它能以其特有的语言（概念、公式、法则、定理、方程、模型、理论等）对科学真理进行精确和简洁的表述。如著名物理学家、数学家麦克斯韦（J.C.Maxwell）的麦克斯韦方程组，预见了电磁波的存在，推断出电磁波速度等于光速，并断言光就是一种电磁波。这样，麦克斯韦创立了系统的电磁理论，把光、电、磁统一起来，实现了物理学上重大的理论结合和飞跃。还有黎曼（Riemann）几何和不变量理论为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提供了绝妙的描述工具。而边界值数学理论使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远距离原子示波器的制成变为现实。矩阵理论为本世纪20年代海森堡（W.K.Heisenberg）和狄拉克引起的物理学革命奠定了基础。

随着社会的数学化程度日益提高，数学语言已成为人类社会中交流和贮存信息的重要手段。如果说，从前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在商业交往中，运用初等数学就够了，而高等数学一般被认为是科学研究人员所使用的一种高深的科学语言，那么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只懂得初等数学就会感到远远不够用了。事实上，高等数学（如微积分、线性代数）的一些概念、语言正在越来越多地渗透到现代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各种信息系统中，而现代数学的一些新的概念（如算子、泛函、拓扑、张量、流形等）则开始大量涌现在科学技术文献中，日渐发展成为现代的科学语言。

三、数学：思维的工具数学是任何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想工具。这是因为：首先，数学具有运用抽象思维去把握实在的能力。数学概念是以极度抽象的形式出现的。在现代数学中，集合、结构等概念，作为数学的研究对象，它们本身确是一种思想的创造物。与此同时，数学的研究方法也是抽象的，这就是说数学命题的真理性不能建立在经验之上，而必须依赖于演绎证明。数学家像是生活在一个抽象的数学王国中，然而他们在数学王国的种种发现，即数学结构内部和各种结构之间的规律性的东西，最终还是现实的摹写。而数学应用于实际问题的研究，其关键还在于能建立一个较好的数学模型。建立数学模型的过程，是一个科学抽象的过程，即善于把问题中的次要因素、次要关系、次要过程先撇在一边，抽出主要因素、主要关系、主要过程，经过一个合理的简化步骤，找出所要研究的问题与某种数学结构的对应关系，使这个实际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在一个较好的数学模型上展开数学的推导和计算，以形成对问题的认识、判断和预测。这就是运用抽象思维去把握现实的力量所在。

其次，数学赋予科学知识以逻辑的严密性和结论的可靠性，是使认识从感性阶段发展到理性阶段，并使理性认识进一步深化的重要手段。在数学中，每一个公式、定理都要严格地从逻辑上加以证明以后才能够确立。数学的推理步骤严格地遵守形式逻辑法则，以保证从前提到结论的推导过程中，每一个步骤都在逻辑上准确无误。所以运用数学方法从已知的关系推求未知的关系时，所得结论有逻辑上的确定性和可靠性。数学的逻辑严密性还表现在它的公理化方法上。以理性认识的初级水平发展到更高级的水平，表现在一个理论系统还需要发展到抽象程度更高的公理化系统，通过数学公理化方法，找出最基本的概念、命题，作为逻辑的出发点，运用演绎理论论证各种派生的命题。牛顿所建立的力学系统则可看成自然科学中成功应用公理化方法的典型例子。

作者：赵志星 高源 单位：太原大学教育学院 太原科技大学体育学院

在我们所读到的李白的诗中，处处可以看到他与酒相伴，在花前月下，在泛舟湖中，李白无处不在饮酒，无时不在抒发自己心中情怀“，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五花马，千金裘，呼尔将出换美酒，与尔同消万古愁”等千古绝唱。其实练武之人与酒有着密切的联系。尽管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出现过很多的门派，拳法也多种多样，但是武术的灵魂本质还是“气”。“气聚而生，气散而死”。气势的获得才是武术的最高境界，这一点与酒所给人的豪气、胆气相一致。武人好酒，上古的夏育、传说中黄帝的大力士力牧、春秋时代的薛炽以及西楚霸王项羽和刘邦手下的大将樊哙，都是好久的武士。武人好酒，是借酒表现出他们豪爽的气概和尚武的精神，更重要的是，就还成为他们创出绝世武功的“灵丹”，我们所熟知的醉拳就是清代傅家拳的创始人傅青主在醉酒的情况下创编出来的。它是模拟醉酒者的形态，把一些武术技法融入其中，讲求“以醉取势，以醉惑人，以醉进招”，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拳种。

上述武术文化的价值是现代武术价值的一个重要层面，然而当今社会需要来看，人们对于武术的定位更趋向于它的强身健体的功能。那么下面就健身层面来研究其在社会中的价值。武术的健身价值的历史渊源从武术发展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需要决定着武术的社会功能，武术价值功能的实现始终伴随着社会发展的变化。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对武术的不同影响，从而也制约着武术的发展和社会价值的定位。例如在明朝戚继光时期，武术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群体健身和娱乐，而其它的武术的文化价值方面就比较次要。科举，也叫做“开科取士”，指由朝廷设立考试的科目，通过定期的统一考试，来选拔世间可为文官武将的人才，并对其分别授予官职。武进士科始创于唐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正式废止，武科举制在我国历史上实行了一千二百年。正是此举不仅仅“混淆世族盘据”，也打破了腐朽的门阀荫袭世官的一统天下，开拓了“广收俊杰瑰伟英异之士”的新局面。由于武术成为平民晋身仕途的又一途径，使得这一时期武术的技击性在社会中得到充分的发展，而保健养生则发展相对缓慢。到了清朝末期，受武举的废止的影响，武术的技击价值逐渐被削弱，其健身和保健的价值得到了发展。随着1910年民间武术组织精武体育会的成立，代表精武以体、智、德三育为宗旨，倡导和发扬爱国，修身，正义和助人的精武精神，还订有包括人格，风度，言行，服务，友谊等行为规范，提倡博众家武术之长，使国术发扬光大，在这一时期武术的健身价值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武术健身价值的发展在相对和平稳定的今天，各种文化和活动都以不同的姿态发展，当然武术也不例外。它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在社会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而且随着人们的生活理念的转变，传统武术价值体系的定位由技击性转变为健身养生。建国以来兴办的各种武校，还有晚清留下的各种武馆和武术基地，更者在建国以后在学校里也大搞武术教学，这对武术在群众中的蓬勃发展非常的有利，当然其目的还是为了强身健体，提高国民素质。再比如，不断兴起的小区活动中心大多是以太极拳为主要的健身娱乐方式.还有举行的各种国内国际武术比赛，也不是单纯的技击比赛，而是体现一个国家的国民身体素质与文化素质。武术在我国人民大众中早己形成它独特的价值，尤其是健身娱乐价值和文化价值。古代的各种健身操，健身拳(如八段锦，五禽戏等)在民间流传甚广。可以发现，武术的健身价值在民间的发展有很深的群众基础。

由此可见，不论是文化价值还是健身娱乐价值，在诸多武术价值中的定位己经有了其独特的形式。传统武术价值体系具有历史波动性和社会需求性特征，武术的技击价值还是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无论是从技术体系、人数规模，还是武术赛事等方面都占有优势。但随着社会发展和生活理念的转变，武术的健身价值已逐渐顺应了社会需求，成为当今人们研习传统武术的主要目的。

论文摘要：韩国影视在儒家传统文化的保存和现代化以及商业化的过程中成为重要媒质。中国是泱泱文化大国在社会的转型期传统文化却被慢慢湮没。社会文化淡漠。价值取向模糊。分析比较韩国的文化视点和文化价值总结发展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文关键词：韩国影视文化视点文化价值

一、韩流来袭

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沧桑巨变中，“韩流”汹涌而来。“韩流”的产生绝不是平地风云，唯有在文化多元共处的框架中，谋求多元文化之间的对话交流，求同存异、相互学习、共同发展，才是比较理想的文化互动模式。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后的多元文化结构，是韩国近代历史中文化领域发展的极大成就，这种文化结构也成就了韩国的影视产业。

韩剧中有着浓厚的温情和鲜明的儒家道德，恰如其分地填补了国内目前的道德空白。韩国既有悠久的历史传承又经济发达，既古老又现代，既传统又先进，世界韩国研究者有一个共识：“儒教传统是韩国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儒学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和“学而优则仕”的为学之道，在韩国深入人心。并演化为注重教育的传统。剧中所体现的儒教传统，那种森严的长幼尊卑关系、几代同堂的生活方式以及孝顺父母、重视家庭、谦恭有礼的人生态度，让人感受到浓郁的东方文化传统。

二、韩国影视的文化视点

人性亲和力。韩剧为什么如此有生命力，不仅因为东亚文化的同质同源，还在于韩剧的叙事技巧揭示了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体现了全人类的善世思想。每部韩剧都有一个优美动人的故事核心。无论是青春偶像剧如《蓝色生死恋》、《冬季恋歌》、《浪漫满屋》等，还是日常生活剧如《爱情是什么》、《看了又看》、《人鱼小姐》等，抑或是历史剧如《明成皇后》、《商道》等，都有一个情节曲折、细腻精致、打动人心的故事。这些故事情节中通常蕴涵着这样一些主题：亲情、爱情、友情、信义、利益、误解、宽容，情和义、恩和怨被绵密而富于技巧性地编织到日常化的真实生活场景里，既令观众感到无比亲切，又常常被其中蕴涵的戏剧元素所打动。无论故事如何发展，韩剧总有一个情节核心如影随形，紧紧扣合，这是吸引观众看下去，并被打动的核心要素。因此。很多韩剧即使长达几十上百集，观众仍是忠心耿耿、不离不弃，伴随剧情始终。比如多数韩国影视剧是以普通人的生活为描述对象，用细腻而朴素的手法再现韩国民众的精神风貌。无论轻松诙谐还是感伤忧郁，都真实而亲切。观众在观看电视剧时的感觉，仿佛剧中的人物就生活在自己的身边。

文化亲和力。韩剧在题材类型上显现出多样化，而且在内容上也很注重伦理道德的力量与人文精神的培养。从形式看。有历史剧、现代剧；从主题看，有历史题材的励志剧《大长今》、《海神》、《茶母》，也有现实题材的励志剧《明朗少女成功记》、《汉城奇缘》。主人公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和抱负，不畏艰难、不计名利、不怕打击，历尽曲折终有所成。伦理剧《黄手帕》，反映传统文化中人性的真善美、恕道、孝道和人格救赎，《商道》旧瓶装新酒反映现代商业精神和义利之争；肥皂喜剧《爱情是什么》、《我的嫂嫂十九岁》、《我的名字叫金三顺》、《校园卧底》、《黑道千金要结婚》、《爱在哈佛》、《家族荣誉》等幽默诙谐，主人公的生活情感费尽周折而结局却皆大欢喜；爱情剧《蓝色生死恋》、《天国的阶梯》、《雏菊》，感情执著坚如磐石，悲彩凝重，让人为之扼腕悲泣，有“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凄楚之绝美。

内容提要：律师价值观念是律师文化的核心，决定着律师文化的本质，科学界定律师价值观念文化的内涵、特性、内容，是律师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本文从哲学的角度对律师价值观念文化的涵义、特性、内容等进行了初步探索，以期对律师文化的研究有所裨益。

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型，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进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律师文化作为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因为律师制度的产生、推广、应用必然会产生一系列文化效应、文化价值观念和文化价值取向，从而形成一种文化类别，而这种文化价值观念、文化价值取向正是律师文化的核心，它决定着律师文化的构成，支配着律师制度的运行和发展。因此，要搞好律师文化建设，首先必须研究律师价值观念，建立律师价值观念文化体系。本文试图从哲学的角度对律师价值观念文化作以初步探索，以期有所裨益。

一、律师价值观念文化的涵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人类活动是有目的的，其目的就是创造和获取能够满足自身或社会需要的具有价值的物质财富和观念财富，人类活动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类对客观事物进行价值判断的过程，其判断在于从价值的角度对客体进行评价，从而形成自己的价值观。所谓价值就是客体与主体需要之间的一种肯定或否定的特定关系，价值观就是人们对价值问题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所以，价值观是人类文化的核心，决定着文化的本质，律师价值观同样是律师文化的核心，决定着律师文化的发展方式。因此，研究律师价值观念文化，科学界定律师价值观念文化的涵义，是推动律师文化建设工作的理论基础。

关于律师价值观念文化的涵义，是目前理论界讨论的热点，但至今没有达成共识。笔者通过对多种观点研究后认为，从哲学意义讲，律师价值观念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既包括低层次的社会心理，如传统、习惯、作风等，又包括高层次的社会意识形态即理想、信念、宗旨、哲学、思维方式等。基于这一认识，笔者认为，律师价值观念文化是以心理、观念和理论形态为存在形式，其涵义应定义为：律师价值观念文化是由诸多因素组成的一个综合体、复合体，它是在长期律师业务活动和律师管理实践中，由律师群体共同创造而形成的传统、习惯、作风、理想、宗旨、信念、道德、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因素的总和。

二、律师价值观念文化的特性

律师价值观念是律师文化的核心，决定着律师文化的本质，律师价值观念文化的特性直接决定了律师文化的主要特性。通过上述对律师价值观念文化涵义的界定，笔者认为，律师价值观念文化具有下列特性：

（一)律师价值观念文化是一种特殊的创造性活动。与一般文化一样，律师价值观念文化虽然也是对律师业务活动与律师管理实践中己有的文化特质进行不断总结和再创造的活动，但是，律师价值观念文化却是一种特殊的创造性活动，其特殊性在于它是为培养律师群体共同意识而进行的一种具有律师文化特质的创造性活动。

80年代初期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新潮管理理论被引入中国，随之而来的“企业文化热”波及到整个管理学界。然而现在这股“热，却有降温之嫌.当我们以冷静的理性审视这一热潮时，遗憾地看到:它过多地流于空泛和表象的争论，理论上很少弄清什么，实际上也很少能带来什么;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一股浮躁的“热”，是对一种本身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管理理论的肤浅注解。企业文化究竟是什么?我们认为:企业文化是一种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管理理论和管理方式，简言之，企业文化是一种理论与实践兼容的价值管理新方略。

企业文化的内涵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其自我丰富和发展的内涵趋势表明企业文化是一种新型的价值管理方略。

公司文化作为企业文化的早期称谓，最早见之于1980年秋的美国《商业周刊》，其时认为公司文化主要指公司价值观，公司运用共同价值观“为公司的活动、意见和行动树立一种榜样……通过经理的实践逐渐灌输给职工，并传至接班人。”1982年，肯尼迪和迪尔在其著名的《公司文化》一书中，对企业文化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他们认为企业文化由企业环境、价值观、英雄人物、典礼和仪式、文化网络五大要素构成，其中“价值观是任何公司文化的基石，作为一个公司取得成功的哲理精髓，价值观为全体职工提供了对共同方向的意识和他们日常行为的准则。……这些成功的公式决定(偶尔也出自)公司的典型英雄人物、有关公司的神话、仪式和典礼.事实上，我们认为公司之成功往往是由于它们的职工能够识别、接受本组织的价值观并按此行动”.。日本拓植大学今西伸认为:企业文化就是“特定企业中具有固有特征的价值体系”，它由价值观体系、行为体系、经营风尚三要素构成.。1985年出版的美国学者劳伦斯·米勒名著《美国企业精神》一书，从分析美文化的精神实质，提出了重创美国企业文化的八条基本价值原则:目标原则、卓越原则、共识原则、整体原则、效绩原则、实证原则、密切原则、正直原则，被誉为未来美国企业文化的基石.

对企业文化概念的内涵，尽管不同时期的国外学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但把企业价值观作为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则已达成共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企业文化概念的发展就是企业价值观由抽象不断走向具体、走向丰富、走向完善的过程。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理论和实际运作中的管理方式，是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管理即以共同价值观的培育及其作用—包括价值观外化和展开为各种具体形式，如英雄人物、典礼仪式、行为体系、经营风尚、企业凝聚和精神等，这些因素交互作用—为手段的价值管理理论和实际运作中的价值管理方式。这句话有两重意思:其一，企业文化是一种管理理论和可运作的管理方式，其二，这种管理理论和管理方式具有特殊性，它是以共同价值观的培育及其外化作用来达致企业的管理目标的。

管理科学自19世纪末产生以来，经历了古典学派、行为学派、现代科学学派和企业文化学派四大阶段。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理论发端于美国.70年代末日本经济的腾飞与美国经济的衰微形成鲜明反差，美国人开始对现代管理科学的极端理性主义管理进行反思，希望寻找到得以摆脱困境的管理新方略.在客观需要和主体反思的双重催化下，企业文化理论以其蓬勃的生命力诞生了.诚如《底得优势》一书作者彼得斯和奥斯汀所说:管理学界正孕育着一场“恢复基本原则的革命”。④

企业文化理论是以理性与非理性有机结合的企业价值观为核心建立起来的一种新型的价值管理方略，它不仅是对现代管理科学理论的辨证否定，而且是对以往一切管理理论的批判继承。在此值得指出的是:企业价值观并不排除理性，而是反对那种抛弃非理性因素(如心理、情感等)的纯粹理性主义管理思想。企业文化理论认为，人不仅是追求物质利益的“经济人”，也不仅是追求友谊、亲密感的“社会人”，而且是生活在某种文化背景下并受它影响和熏陶的“文化人”，企业管理应该以营造文化为己任，通过共同价值观的培育，形成企业的精神灵魂，以此贯串到经济、技术、生产指标、规章制度、组织机构、战略决策等具体的因素和行动中去，以实现企业和社会协调一致的发展。和以往的管理理论相比，企业文化具有两大鲜明的特征:以企业价值观为核心的“非”理性倾向(与数据化、机械化的极端理性主义管理比较而言)和注重实务研究倾向.

企业文化的价值至上主义和重视实务研究倾向，对80年代以来西方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批判理性主义”和“恢复常理”一度成为管理理论和实践的主要口号，人们反对过去那种把组织结构搞得过分严密和规章制度订得过分严格的做法，主张“见物，但更要见人”;注意厂歌厂服、纪念仪式等企业形象的塑造，以激发职工的荣誉、自豪感、培养以共同价值观为核心的企业精神，主张频繁的非正式沟通，注意改善职工之间、管理者与职工间的关系，并在企业内部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培育新价值、树立新精神.企业文化的务实倾向表明企业共同价值观虽然是精神因素，看不见摸不着，但绝非虚幻的和假想的，而是现实存在的，务实倾向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观念和行为倾向。80年代以来，很多有影响的管理学著作均十分重视管理实务的研究.如《一分钟经理》和“优势丛书”等。其中《一分钟经理》以“一分钟目标”、“一分钟称赞”、“一分钟指责’三条“诀窍”为主线，运用简明生动的手法将管理中实质性的领导艺术问题加以概括，打破了传统管理理论框架，精致实用，引人入胜，发人深省;名噪全球的《寻求优势》的副标题就是“美国杰出企业的成功经验”，书中重点分析了美国43家企业的经营管理，总结出八条基本经验(了、又异八条基本的价值准则):贵在行动、接近顾客、自主和企业家精神、依靠人来提高生产力、以价值观为动力、紧守专业、精兵简政、宽严相济.其中以第一项“贵在行动”最为重要。

企业文化传入中国是80年代的事。国内学者对企业文化的研究颇为投入，然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意见纷纭，处于一种几乎有多少研究者就有多少种企业文化概念的状况，所谓“企业文化研究等于思想政治工作”等类似的概念混乱往往把企业文化研究导向误区，甚至陷于泥潭。对此本文第三部分将展开分析.理论上经之很长时间的吵吵嚷咬之后，现已基本安静下来，进入反思阶假，开始有了些研究成果的出现和积累。如管益忻同志的《塑造现代价值观—推进市场经济发育的中心环节》.一文，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出发，认为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我国企业经历着文化转型尤其是价值转型，在这一转型期必须搞好价值观的重塑，它是“解放生产力的中心一环”、“塑造现代化制度的灵魂工程”、“人的积极性的第一生长点”、“培育具有高尚品德的四有新人的关健”、“再造多种(亚)群体文化(如企业文化)的荃础’、“推进市场经济发育的原动力”。并就价值重塑工程应当坚持的方针、原则、方法和当前应着重抓的几个热点间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相当富有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