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翻译论文范文精选

摘要：诗歌是文学作品中最纯粹的艺术。诗歌翻译的最高境界就是形神兼备，本文分析了汉诗英译中的形似与神似的理论起源和发展，许多学者对诗歌翻译的神似和形似都做了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到今天仍然对我们的翻译工作多有助益。文中将其在具体的翻译语境中进行应用，指出文学作品的理想境界是形神皆似。必要时，可以舍其形而保其神，从而遵循先神而后形的翻译原则，并通过两首古诗词的翻译证明了形神兼备的重要性和美学价值。

关键词：诗歌翻译形似神似意境

诗歌是文学作品中最纯粹的艺术，其语言是韵律的语言，且精练含蓄，节奏分明，句式整齐。诗的生命似乎是世代相传的，其价值观都包藏在诗篇里，所以即便是在最大的压力下，仍会存在，历久不衰。与其他文学体裁相比，诗歌是诗人的思想与文字在作品中完全天然融合的产物，诗歌浓缩了一个民族语言文化的精华，含有鲜明的语言文化特征，因而诗歌的翻译是很有难度的。英国诗人雪莱曾说诗不能翻译，译诗是徒劳的，“犹如把一朵紫罗兰投入坩埚，企图由此探索它的色泽和香味的构造原理”。严复也说，有些文学作品根本不可译，尤其是诗。因为诗歌的内容和形式紧密结合，难以分割。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两种语言文化交流的增多，诗歌翻译中可译或不可译的因素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我们需要外国优秀的诗歌，同时也需要把我国的诗歌译成外文，尽可能的传达原诗的“意美”、“音美”和“形美”，使读诗的异国读者能够从译作中获得尽可能与本国读者一样多的共鸣和美的享受。对诗歌翻译要求这么严格，其翻译标准该如何界定呢？刘重德教授提出汉诗英译的最高境界是形神兼似。

一、诗歌翻译中的形似与神似

所谓形似，是指在翻译诗歌时尽量保持译文在用词、句子结构、表现手法以及比喻手段等方面与原文一致；所谓神似，是指在翻译诗歌时要着力保持原作的神韵和风姿，达到原作的艺术效果。神似首先是傅雷提出来的。他说：“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朱生豪也提出“保持原作之神韵”的观点。他说：“余译此书之宗旨，第一在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必不得已而求其次，亦必以明白晓畅之字句，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而于逐字逐句对照式之硬译，则未感赞同”。

所谓神，就是指原作之精神。好的文学作品总是有丰富的感情、深邃的意境、浓厚的感染力以及强烈的艺术效果。翻译时能保留原作的神当然最好。但是否形与神就一定矛盾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是因为有时形似就是神似。一篇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和感情神韵，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表达出来。原作有些比喻或联想形象、生动、逼真，有浓厚的感染力，情感、意境跃然纸上,在语言习惯上也与目的语接近。这时，译作保持原作的形式实际上就起到了传神的作用。保持这样的形式，翻译就能达到形似神似浑然一体。但在许多情况下，形似、神似不可得兼。

翻译中的形神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1921年茅盾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一文，其中提出：“文学作品最重要的艺术色就是该作品的神韵。”1929年6月，陈西滢在《新月》上发表《论翻译》一文，提出了雕塑和绘画说。他指出：“翻译与临画一样,固然最重要的是摹拟，可是一张画原本临本用的都是同样的笔刷颜色，一本书的原文与译文用的却是极不相同的语言文字，因工具的不同，方法也就大异。”陈西滢还把翻译分成三个等级，即形似、意似、神似。陈氏的“三似”说与朱生豪翻译莎剧的神韵、意趣和硬译“三个层次”说如出一辙。著名翻译家、北京大学教授许渊冲结合自己的诗歌翻译经验也提出了“三似”说。他在《翻译的艺术》中说：“为了传达诗词的‘意美、音美、形美’译文‘意似、音似、形似’的程度是可以变更的。”翻译家江枫追求“形似然后神似”，他在《雪莱诗选》译后记中说：“译诗，应该力求形神皆似”，因为“神以形存，失其形者也势必亡其神”。主张形神兼备的还有卞之琳，他的一贯主张是译诗要按照原文形式亦步亦趋地翻译。所以,就诗歌翻译来说，茅盾、傅雷主张重神似不重形似，江枫主张形神兼备，而卞之琳则主张形似即神似。前辈译家、理论家或以其创作、或以其理论、或以其实践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的作品，拜读他们的精神产品，对我们无疑是极大的精神享受与智力提高。总结前辈们的闪光思想，也许我们可以说，在进行诗歌翻译时，应首先追求形神兼备，如若不能，则先神似而后形似。

内容摘要：中外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使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传播逐步增强，翻译成为不同文化与不同语言之间交流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不同的文化背景及文化传统容易造成翻译困难，并进一步影响翻译效果。汉语诗歌翻译，尤其如此。本文试图分析诗歌翻译中的文化因素，找出影响诗歌翻译效果的因素，从而实现诗歌翻译科学化。

关键词：诗歌翻译 文化因素

一、引言

诗歌翻译中文化因素处理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诗歌的翻译规律和翻译用词，提高诗歌翻译的准确性。在处理诗歌翻译中文化因素的问题时，可以根据影响诗歌翻译的文化因素进行分析，然后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和发展方案，提高诗歌翻译的精准性，从而完美地呈现诗歌的原有意境。在提高诗歌翻译精准性的同时，也加深了我们对民族文化的了解和认识，从而也间接地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发展和传扬，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诗歌翻译中的注意事项

（一）诗歌题目的翻译

对于诗歌翻译来说，最先要进行翻译的就是诗歌的题目。诗歌的题目往往起到总领全文、或者是突出背景、抑或是突出意象的作用，这些都是对作者思想感情的表达。因为诗歌的题目往往对整首诗歌的布局有一个总的指引，通过分析题目就可以了解到一些诗歌包含的具体信息。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诗歌题目的翻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枫桥夜泊》这首诗，它的题目就揭示出了这首诗的写作地点、时间以及环境，在进行翻译的时候，就要侧重于这个主题和背景。翻译家许渊冲就将这首诗的题目《枫桥夜泊》翻译为Mooring by Maple Bridge at Nigh，这样虽然和诗句本身的文化意境还有较大差距，但是已经可以直接反映出《枫桥夜泊》这首诗的题目表达的直接意思，使人可以理解到这首诗的基本意境。

（二）诗歌专有名词的翻译

摘要：诗歌是文学作品中最纯粹的艺术。诗歌翻译的最高境界就是形神兼备，本文分析了汉诗英译中的形似与神似的理论起源和发展，许多学者对诗歌翻译的神似和形似都做了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到今天仍然对我们的翻译工作多有助益。文中将其在具体的翻译语境中进行应用，指出文学作品的理想境界是形神皆似。必要时，可以舍其形而保其神，从而遵循先神而后形的翻译原则，并通过两首古诗词的翻译证明了形神兼备的重要性和美学价值。

关键词：诗歌翻译形似神似意境

诗歌是文学作品中最纯粹的艺术，其语言是韵律的语言，且精练含蓄，节奏分明，句式整齐。诗的生命似乎是世代相传的，其价值观都包藏在诗篇里，所以即便是在最大的压力下，仍会存在，历久不衰。与其他文学体裁相比，诗歌是诗人的思想与文字在作品中完全天然融合的产物，诗歌浓缩了一个民族语言文化的精华，含有鲜明的语言文化特征，因而诗歌的翻译是很有难度的。英国诗人雪莱曾说诗不能翻译，译诗是徒劳的，“犹如把一朵紫罗兰投入坩埚，企图由此探索它的色泽和香味的构造原理”。严复也说，有些文学作品根本不可译，尤其是诗。因为诗歌的内容和形式紧密结合，难以分割。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两种语言文化交流的增多，诗歌翻译中可译或不可译的因素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我们需要外国优秀的诗歌，同时也需要把我国的诗歌译成外文，尽可能的传达原诗的“意美”、“音美”和“形美”，使读诗的异国读者能够从译作中获得尽可能与本国读者一样多的共鸣和美的享受。对诗歌翻译要求这么严格，其翻译标准该如何界定呢？刘重德教授提出汉诗英译的最高境界是形神兼似。

一、诗歌翻译中的形似与神似

所谓形似，是指在翻译诗歌时尽量保持译文在用词、句子结构、表现手法以及比喻手段等方面与原文一致；所谓神似，是指在翻译诗歌时要着力保持原作的神韵和风姿，达到原作的艺术效果。神似首先是傅雷提出来的。他说：“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朱生豪也提出“保持原作之神韵”的观点。他说：“余译此书之宗旨，第一在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必不得已而求其次，亦必以明白晓畅之字句，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而于逐字逐句对照式之硬译，则未感赞同”。

所谓神，就是指原作之精神。好的文学作品总是有丰富的感情、深邃的意境、浓厚的感染力以及强烈的艺术效果。翻译时能保留原作的神当然最好。但是否形与神就一定矛盾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是因为有时形似就是神似。一篇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和感情神韵，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表达出来。原作有些比喻或联想形象、生动、逼真，有浓厚的感染力，情感、意境跃然纸上,在语言习惯上也与目的语接近。这时，译作保持原作的形式实际上就起到了传神的作用。保持这样的形式，翻译就能达到形似神似浑然一体。但在许多情况下，形似、神似不可得兼。

翻译中的形神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1921年茅盾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一文，其中提出：“文学作品最重要的艺术色就是该作品的神韵。”1929年6月，陈西滢在《新月》上发表《论翻译》一文，提出了雕塑和绘画说。他指出：“翻译与临画一样,固然最重要的是摹拟，可是一张画原本临本用的都是同样的笔刷颜色，一本书的原文与译文用的却是极不相同的语言文字，因工具的不同，方法也就大异。”陈西滢还把翻译分成三个等级，即形似、意似、神似。陈氏的“三似”说与朱生豪翻译莎剧的神韵、意趣和硬译“三个层次”说如出一辙。著名翻译家、北京大学教授许渊冲结合自己的诗歌翻译经验也提出了“三似”说。他在《翻译的艺术》中说：“为了传达诗词的‘意美、音美、形美’译文‘意似、音似、形似’的程度是可以变更的。”翻译家江枫追求“形似然后神似”，他在《雪莱诗选》译后记中说：“译诗，应该力求形神皆似”，因为“神以形存，失其形者也势必亡其神”。主张形神兼备的还有卞之琳，他的一贯主张是译诗要按照原文形式亦步亦趋地翻译。所以,就诗歌翻译来说，茅盾、傅雷主张重神似不重形似，江枫主张形神兼备，而卞之琳则主张形似即神似。前辈译家、理论家或以其创作、或以其理论、或以其实践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的作品，拜读他们的精神产品，对我们无疑是极大的精神享受与智力提高。总结前辈们的闪光思想，也许我们可以说，在进行诗歌翻译时，应首先追求形神兼备，如若不能，则先神似而后形似。

摘要：英语诗歌翻译是将原诗中的意象和情感进行创造性再现的一种思维转换过程。这种思维的转换涉及到跨文化交际中的思维差异论，即中国人倾向形象思维和综合思维，而英国人倾向逻辑思维和分析思维。把握其差异性，译者才可以能动地按汉语思维，根据深层结构逻辑语义关系进行思维特性转化，即把原作英国人的思维方式转换为中国人所习惯的思维模式，以促进中国人对英语诗歌中神韵之美的体会。

关键词：思维差异；转换；诗歌翻译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0、引　言

世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之所以受到阻碍，不仅是由于语言的复杂多样，更是由于思维模式的差异――就是说，是由人们确定知识来源和进行有条理思维的方式上的差异所造成的(Pribram，1949)。翻译就是一种跨民族文化的信息交流活动，这种交流使译者有意识地用译语(target language)外化原语(source language)文化世界，译者的思维过程成为翻译最根本的深层活动。有代表性的翻译研究者针对翻译思维论作了如下阐述：张培基(1980)定义翻译“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整体地重新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杨自俭(1989)提到“翻译是译者的一种特殊而复杂的思维活动过程”。阎德胜(1989)认为“翻译过程是思维活动的过程”。王高生(1996)认为“翻译是译者对原语所表达的思维内容用译语再次进行思维的活动”。黄忠廉(2000)定义翻译“是译者将原语文化信息转换成译语文化信息以满足读者特定需求的思维活动和语言活动”。综观上述观点，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思维活动。其信息的转换过程存在表层和深层两种，表层的语言形式转换受深层的心理思维转换活动的支配。

从信息传播学角度看翻译文本传输信息的平面流程图，亦能发现思维转换的核心力，见图1。

在思维信道中，译者能动地进行思维的转换调整。信源所产生的信息由一种文化思维产生。当被译者转换为译文即目的语文本时，需要符合其相对的阅读者的思维模式，否则再生的信息会出现跨文化交流障碍，即传而不通。具体到诗歌翻译而言，译者将英语诗歌译成中文，则需要将符合英国人思维模式的编码、解码方式转换成符合中国人思维习惯的信息接受方式，鉴于诗歌的文体特点，这种需要对于诗歌翻译尤为重要。

诗歌这种文体不同于说理性的文本，它是一种更加凝练的艺术语言，凝练代表着思维的浓缩，当其被译为中文时，则更需要一种思维转换。其次它也是一种表达感情的高级文学作品，除了诗歌的格律造就的音乐性之外，诗歌所传递的意境与情感更是其灵魂，诗魂需要靠体会不是靠分析，一种有效的体会需要以思维的切合性与融合性为基础，即对译诗体会的理据在于转换的思维需要符合中国本土的民族思维习惯。翻译英语诗歌的意义所在。是让中国人领会到域外风情与人情，但这种被转换的文本如果不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与倾向，就很难使中国人产生对英语诗歌真、善、美的体会与感染，则容易导致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失败。诗歌翻译的现状存在一种误区，为了接近模仿原诗而硬移植，拘泥于原诗的词句形式而译出费解的诗文及意象，给读者不知所云、昧同嚼蜡、毫无诗意的感觉。原英语诗歌的作者是以英国人的思维模式形成特有的语法信息、语义信息和语用信息，若是译者无视思维差异的存在，将英诗刻板地硬套出来，则不会为中国读者所接受。朱生豪先生在莎士比亚译序中有一段道，“每译一段竟，先自拟为读者，审阅译文中有无暖昧不明白之处”。译者以中国读者的思维方式来体会译作能否传情达意，能否为读者所理解接受。

【摘要】诗歌翻译活动在中国已存在近百年的历史。然而，中国学界对其翻译本质的界定、翻译效果的评价，乃至所使用的翻译原则仍存在着一定的争议和分歧。这种争议和分歧既表明了我国对于诗歌翻译研究的不成熟，也不利于后来学者对于诗歌翻译本质和基本原则等的探索和确立。基于此，本文通过对赵彦春英译《千字文》、《道德经》、诗词的探究和赏析，提出了对于诗歌翻译本质和原则的独特见解，这对于以后诗歌翻译实践活动的展开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诗歌翻译 翻译本质 翻译原则 赵彦春英译诗歌

一、引言

翻译难，文学翻译则是难上加难，而文学翻译之中的诗歌翻译，其难度更堪称是在板凳上跳芭蕾。诗人摩尔根斯特恩曾说过，“诗歌翻译只分坏和次坏的两种”，这就是说，在诗歌翻译活动中，除去译者自身的文化素质和语言工力，由于源语言和译入语两种语言在语言结构和格律上的不同，诗歌译文或多或少地都会与原文在意境、节奏、音韵上出现差异。换句话说，译文永远不可能完美再现原文的意境和神韵。弗罗斯特也曾说过：“诗就是在翻译中丧失的东西。”这也很形象生动地说明了诗歌在两种不同语言中较差的互通性。当然，诗歌也不是完全不可译的。如果我们可以正确的认识到诗歌翻译的本质，准确把握诗歌翻译的基本原则，恰当地处理与应用语言技巧，我们至少可以保证译文之于原文的理解之确、音节之合、神韵之得、体裁之称和字眼之切，从而使译文在译入语的语言艺术领域达到与原文在源语言语言艺术领域程度大致相当的语言艺术效果，从而实现“最佳近似度”。

二、诗歌翻译的本质

要探究诗歌翻译的本质是什么，其必要前提是充分了解什么是诗歌翻译。“一切诗歌的特定妙蒂总根于特定的语言形式”。相较于其他文学形式，诗歌语言形式更为精炼和复杂，也更能体现和代表源语言的结构和规则，因此诗歌的翻译无论是在“神”“形”的层面，还是在“意”的层面上都更加注重对语言技巧的理解、把握与处理。由此我们可以断言，诗歌翻译的本质即是将一种精妙的语言艺术转“易”成另一种精妙的语言艺术。所以，在诗歌翻译的实`活动中就需要译者具有深厚的文学底蕴，熟悉诗歌的语言载体，能够精确的把握诗歌极其丰富的文体特征和艺术内涵，并可以巧妙地运用自己的语言工力将原诗的“意境”、“神韵”、“情思”、“精神”，以及语言结构、节奏、格律等一一再现。

三、诗歌翻译的基本原则

纵观中国近百年的诗歌翻译研究史，关于诗歌翻译的基本原则，即诗歌翻译应忠实于内容还是形式而言，众说纷纭。就诗歌翻译的内容和形式概括说来，比较活跃于翻译界的就有诗歌直译论，诗歌意译论，诗歌翻译格律论，诗歌翻译散体论，形似论，神似论，诗歌翻译音美、形美、意美论和诗歌翻译多元标准论，等等；而将不同的观点排列组合而成的新流派更是随处可见。然而，就目前中国诗歌的翻译现状而言，诗歌翻译的效果可谓乏善可陈。一味追求直译的译者，诗歌通常会译得太直、太浅白，往往忽略了诗句之间的流畅与连接；而一味崇尚意译的译者，诗歌通常就会译得太自由，译者自身张扬的创造性往往会掩盖原诗的意境和精神；而太过于要求格律和形式的译者译出的诗歌则经常会流于形式，失了原文的神韵。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诗歌的翻译不能仅仅局限于诗歌的某一个方面或层次，译者应该根据不同的诗歌特点选取不同的翻译标准，采用不同的翻译技巧，这才是诗歌翻译的基本原则。

摘 要: 诗歌翻译一直是文学翻译的一个重要部分,无数的学者在这一领域不断钻研,并把重心放在了全译上,以求达到翻译对等。然而诗歌翻译中的翻译对等是很难,甚至说是不可能达到的,黄忠廉教授对翻译变体理论的提出为诗歌译员开辟了新的道路。同时功能理论给了变译策略很好的理论支持,为中国古典诗歌翻译标准和策略的多样性提供了可能性。本文从功能理论、变译定义及变译历史等方面进行了论证,以期说明将诗歌翻译与翻译变体理论结合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关键词: 变译策略 功能理论 中国古典诗歌翻译

一、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现状

诗歌翻译一直是文学翻译的一个重要部分,由于诗歌语言自身的特点以及英诗与中诗之间的巨大差异,它也是翻译研究中最难的领域之一。在过去几十年,无数的学者在这一领域不断钻研,他们从诗歌的三个方面――声音、形式和意义出发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并把重心放在了全译上,以求达到翻译对等。然而诗歌翻译中的翻译对等是很难,甚至说是不可能达到的,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注意力由传统的全译转向多元化的翻译方法。黄忠廉教授对翻译变体理论的提出标志着对翻译变体进行系统研究的开始,这为诗歌译员开辟了新的道路。将诗歌翻译与翻译变体理论结合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二、功能理论

诗歌翻译的变体研究是有理论依据的。功能派翻译理论创始人之一Reiss认为,译者应该考虑译文的功能特征而不是对等原则。Vermeer认为单靠语言学是解决不了翻译问题的,他根据行为学的理论提出翻译是一种人类的行为活动,而且还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活动。翻译时译者根据委托人的要求,结合翻译目的和译文读者的特殊情况,从原作所提供的多源信息中进行有选择性的翻译。Vermeer还特别强调因为行为发生的环境置于文化背景之中,不同文化具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因此翻译也并非一对一的语言转换活动,根据功能理论,翻译中真正重要的是翻译目的。只有翻译目的的实现与否决定着译文的成功,而且译文并不需要和原文属于同一种文体。只要翻译目的需要,这种文体的变换完全是可以的。因此功能理论给了变译策略很好的理论支持,也为中国古典诗歌翻译标准和策略的多样性提供了可能性。

三、变译定义和历史

根据徐建中教授给的定义,变译是一个思考的活动,或叫做语言外的活动,它使用适当的变换策略(比如说翻译、删减、编辑、评论、组合)根据特定领域的读者的需求或条件的约束取得原内容的相关内容。黄忠廉教授在他的书中提出有八种变译方式和十二种变译策略。这八种方式包括增译(addition),删译(deletion),编译(edition),缩译(condensing),组合(combination),改译(adaptation),报告(reporting)和模仿(imitation)。而十二种变译策略包括选择翻译(selective translation),编辑翻译(edited translation),翻译和报告(translation and report),缩减翻译(condensed translation),总结翻译(summarized translation),述评(review),翻译和评论(translation and comment),变换翻译(adaptation translation),解释翻译(explanatory translation),翻译与写作(translation and writing),参考翻译(reference translation),仿拟翻译(parody translation)。这八种变译方式和十二种变译策略往往不是单独存在的,它们相互影响、相互配合,构成了完整的变译理论。

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翻译这一行为在跨文化交际中扮演着越来越不可或缺的角色。关于翻译标准争论也一直没有停息。如何厘定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的标准，一直是翻译大家、翻译理论家讨论的焦点。大家一致将“忠实原文”视为翻译的最高境界。在译诗的过程中，译者应不拘泥某一翻译理论，或某一翻译法则，而应从诗歌的各个角度，各个方面来做到原文与译文的等价。本文以歌德名诗《米丽容歌》的两个译本的比较来探讨诗歌互译过程中多元等价标准的必要性。

关键词：

引言

中国在两千多年来的翻译史中不仅推出了许多翻译巨著，而且关于翻译的理论和观点也层出不穷。文学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的标准一直是翻译大师们讨论的焦点。因为文学翻译不只是文字符号之间的转换，而且是文化观念的传递与重塑，所以文学翻译是翻译之难点，而诗歌翻译又是难中之难。许多中外文学家和翻译大家甚至至今还在讨论诗歌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诗歌不可译性是指，很多翻译家认为中国的诗词曲不仅在词句上有许多文字游戏的应用，而且具有严格的韵律。因此，如果外国人想要领略中华诗歌瑰宝的全部光彩，就只有亲自拜读原文了。而另外一些人认为，诗歌不是不可译，而是当今社会缺少可以翻译诗歌的大家，确实如此，读者在现有的诗歌译作中仍然可以不断看到非常绝妙的译本。这些译作无论从诗的形式还是内容方面都译得很美，可谓达到 “形与神共似”的果效。那么一部诗歌译作如何才能做到“神形共似”、真正忠实原文呢？在本篇文章中，作者将借助一首中德诗互译的例文——歌德的《米丽容歌》的两篇译作比较，来说明什么才叫做忠实原文，以及如何才能做到忠实原文。

一、翻译标准之多元等价论

自从翻译这一行为存在的那一刻开始，有关翻译标准的争辩也未曾停止。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各个翻译名家分别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翻译标准学说，三国时的支谦提到的“循本旨，不加文饰”①，东晋道安所倡的“案本”②， 唐人的“信”③，以及近代严复所提的“信，达，雅”的“信”④， 朱生豪的“神韵”说⑤，傅雷的“神似”说⑥，钱钟书的“化镜”说⑦等，以及国外译论家的类似提法，如英国泰特勒的“三原则”⑧，巴阿尔胡达罗夫的“语义等值论”⑨，美国奈达的“等效”论等，所有这些提法文字上虽然有别，但它们所表达的思想内容都一样，即，翻译要忠实原文。国内外翻译家们将这些理论又称为多元等价标准论，即把翻译的各类标准集中起来，建立成多元互补标准。我国当代著名诗歌翻译家辜正坤先生将此标准总结为：译者应从语言、文体、文风、翻译场合四个方面做到原文与译文全面等价。具体来说，语言等价又包括五点：1.语音标准，2.字法标准，3.句法标准，4.语形标准（指字、词、句的书写及排列形式，如诗行排列形式等），5.语义标准。从文体形式的角度来看，译者也应从一下两方面厘定标准：1.艺术性文体翻译标准（如诗歌、抒情散文、小说、戏剧等）；2.普通叙述文体翻译标准（如历史文献、普通叙述文之类）；3.科学技术著作翻译标准；4.抽象理论著作翻译标准（如哲学、美学文献等）；5.应用类文体翻译标准（如契约类法律文献、申请、报告等）。文风等价包括译文与原文应保留一致的文风，即朴实的文风；华丽的文风；雄辩的文风；晦涩的文风；明快的文风。此外，译者还需从特定的场合因素角度厘定标准：1.学术标准，2.娱乐标准，3.政治功利标准，4.临时性应用标准， 5.其他标准。

二、借助译作分析多元等价论互补在诗歌翻译中的必要性。

接下来，笔者将通过对德国诗人歌德《米丽容歌》（Mrignou）⑩的两个中译本的比较来说明多元等价标准互补的必要性。首先，从纯语言的角度来比较两篇译作：

摘 要: 徐志摩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用白话诗体写作和翻译的重要开拓者。他既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又是一位杰出的译者。然而,在国内外关于徐志摩的研究中,他的诗歌创作往往是评论家关注的焦点。而他在翻译上,例如诗歌翻译上做出的成绩,却经常为诗名所掩,得不到足够的重视。本文以徐志摩翻译的汤姆斯・哈代的诗歌作为研究对象,试图从徐译哈代诗歌分析徐志摩的诗歌翻译思想,从而客观地认识徐志摩在诗歌翻译上的积极探索,以及其作为诗人译者在新诗运动、白话诗体写作和翻译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

关键词: 徐志摩 哈代诗歌 诗歌翻译 艺术特征

一、引言

徐志摩是20世纪初新诗运动的先锋之一,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用白话诗体写作和翻译的先驱。作为新月派诗人的典型代表,徐志摩曾以其独特的诗风与才情为自己赢得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盛名。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言:“现代中国诗人,须首推徐志摩和郭沫若。”著名左翼诗人蒲风也声称:“堪与郭沫若伯仲的,算起来要推徐志摩了。”事实上,徐志摩也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他曾进行过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实践活动,其中包括诗歌翻译。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徐氏曾提出过独到的译诗理论且译作颇丰,他在诗歌译介方面所作的努力与尝试却始终为其诗名所掩,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在国内外关于徐志摩的研究中,他的诗歌创作往往是评论家关注的焦点。在我国文学界和翻译界少有关于徐氏的诗歌翻译的评论和研究,这与对其诗歌创作上进行的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为数不多的徐氏诗歌翻译研究与论述里,大多也是对其诗歌翻译的负面评价。有人曾评价徐“译绩为诗名所掩”,其译作也是“貌合神离”,“充满了翻译腔”。也有人认为“徐志摩的翻译‘嫩’了一点”。还有人觉得“他的译诗里失败借鉴有余,成功榜样不多”。本文以徐志摩翻译的汤姆斯・哈代的诗歌作为研究对象,试图从徐对哈代诗歌的译介方面进行细节分析,以期对徐氏在诗歌翻译实践活动中所作的努力与成绩作一个客观而详尽的评述,认为徐氏的诗歌翻译重在追求艺术新奇感和陌生化的效果,从而客观、公正地认识徐志摩作为诗人译者在新诗运动,以及白话诗体写作和翻译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

二、徐志摩对哈代诗歌的大量译介

1921年,也就是徐志摩真正开始其文学生涯的那一年,他总共发表了八首诗歌作品,而其中除《草上的露珠儿》一诗外,其他七首均为译诗。在诗歌艺术的理论和创作上,对徐志摩产生较大影响的外国作家有几人,其中,哈代是最重要的一位。在徐氏的诗歌翻译作品中,关于哈代诗歌的译介是最多的。早在1923年,徐志摩在《小说月报》上就发表了哈代的两首诗歌的译文:《窥镜》和《她的名字》。在此后的几年,他又翻译了哈代的十九首诗歌。此外,徐志摩还曾撰写过七篇介绍和怀念哈代的专文和诗歌。在这些文章和评论中,徐志摩极其赞赏哈代的生活观和爱情观,反对称哈代为悲观主义者。徐志摩认为,汤姆斯・哈代和莎士比亚、巴尔扎克一样伟大,他的作品中对于现实世界的大胆描述表明了哈代的勇气、真实和坦诚。

汤姆斯・哈代是徐志摩特别喜爱且经常模仿的一位作家,他非常崇敬这位悲观厌世的老人,称其为“老英雄”。徐志摩曾赞誉哈代:“哈代是现存作家中最伟大的一个。”他在给赵景深的信中说:“能试译哈代,最合我意。”徐志摩的诗重视韵律形式和音乐美,是受了哈代的诗歌的影响。他说:“明白了诗的生命是它的内在音节的道理,我们才能领会到诗的真正的趣味。”徐志摩的诗歌创作,在意象、场景、事件和情调方面都在有意无意模仿哈代。哈代的写作手法和创作风格对徐志摩的诗歌创作和翻译实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徐志摩的主要译诗理论与译诗观点

内容摘要：诗歌翻译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诗歌文本的差异性，读者的文化诉求以及译者的文化倾向性，翻译和诗歌的发展都决定了诗歌翻译走向文化融合的必然，即再创作。反过来，诗歌翻译的再创作也对译者有着更高的要求，诗歌翻译的经典文本也推动着文学文化本身的发展。

关键词：诗歌翻译 再创作 文化融合 文化交流 文化差异性

一.诗歌翻译之文本独特性呼吁再创作

诗歌是一种韵律性很强，意向丰富的一种文体。它体现了诗人思想的活跃性和感情的丰富性。诗歌的英译有着浓厚的历史文化性。无论是外诗中译还是中诗外译，都面临着归化和异化的选择。不同国家和时期的诗歌，表现形式和手法也不一。诗歌文本的独特性是其生命线，故诗歌的差异性意味着诗歌翻译走向异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同时，诗歌翻译要融入他国市场，也呼吁着译者一定程度的再创作。正如，谢天振学者所说：文学翻译不可能有定本。这个事实为无数有才智的翻译家提供了施展他们才华的空间。[1]同样地，诗歌翻译也没有定本。本雅明便认为翻译出于译作，源于译作“后起的生命”，同时又让原作的“生命得以延续”。[2]

二.诗歌翻译的再创作是读者文化融合诉求的体现

诗歌翻译最终的面向的是读者。读者享有对译本的接收和评论权。这便存在着译本与读者审美的同一问题。而读者对现有译本的评论便是其对译本所承载的文化和译本本身的态度体现。诗歌的读者同样有着对译本文化和审美的追求。不同的读者受到其社会地位，意识形态，经济因素，文化素质因素的影响其对文本的评判有着不同的见解。著名学者勒菲弗尔便清楚地看到“那些不会失去地位的‘典范性’的经典之作，经过重新解释或‘重写’以符合主流诗学的变化”。[2]诗歌翻译所面临的主流文化便是读者本身所处的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诗歌翻译在异化的同时也融合本土文化，符合读者的文化审美诉求。因此，只有在保留原有文化信息的同时，译者对文本进行再创作，实现本土文化和异域文化的融合，读者才会欣然接受。

三.诗歌翻译之再创作与译者文化倾向性

如此，诗歌翻译便对译者的要求极高。首先，诗歌的译者本身要具备一定的诗歌鉴赏能力。只有译者对译本有充分的分析和理解下，才能对文本进行更好的诠释。其次，译者同时还应具有一定的诗歌创作才能。诗歌翻译要做到绝对的一一对等是比较难的，译者在传达诗歌基本的思想文体之后，还为了体现诗歌整体的完整性，需要对诗歌进行进一步的拓展，也就是所谓的再创作。 此外，诗歌的译者还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化功底。因为诗歌的翻译不仅仅是对诗词的字面翻译，更多的是对文化的传播。“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 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 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下才有意义。”[3]如著名爱尔兰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的经典诗歌《当你老了》的译作便有多种版本，学者傅浩，文学家余光中，翻译家袁可嘉，作家冰心都对其进行了翻译。但本人认为冰心的译作更加接近原作，也更加巧妙地实现了本土文化和异域文化的融合，同时也体现了诗歌文字，蕴意的美。这可能和冰心自己本身也是一位作家诗人有关系，她能更好地诠释原诗作的语言美，韵律美和整体美。其中“deep shadow”翻译成“深幽的晕影”，“a little sadly”翻译成“浅浅的伤感”，其选词处处体现了译者的诗歌文字功底。最后一句“And hid his face amid a crowd”冰心翻译成“怎样在繁星之间藏住了脸”。诗歌在这一句当中并没有how“怎样”这个词，冰心了为了体现诗歌的排比形式，在译本上面再创作了两个“怎样”。及保留了诗歌原本的意义的同时，也展现了符合中国诗歌手法的诗歌美。可见，译者的文化倾向性与翻译的再创造性密不可分。译者的再创造性水平的高低决定了译本的传播质量。

摘要：中国古典诗词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对外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源。古典诗词翻译教学可以培养更多的合格的外语人才，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进行跨文化交际传播，从而促进中西方文化的进一步交流。如何培养具有深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底蕴的合格外语人才是我国近年来翻译教学的重点所在，因此，我们对中国古典诗词翻译教学的具体方法进行探讨，希望可以更好地促进翻译教学的改善，培养更多的合格翻译人才。

关键词：中国古典诗词 文学作品 翻译教学 策略

中国古典诗词是中华民族最初的文学体裁，是我国文学中最为优美的、最浪漫的文学表达形式，是一门纯粹的语言艺术形式。中国古典诗词是中华民族的心灵之声，语言的精华代表，是语言学习的最高层次。这些古典诗词可以陶冶人的性情，启迪智慧。在中华民族对外进行优秀文化的传播和交流的过程中，中国古典诗词是我们民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文化宝库。因此，只有做好古典诗词的翻译教学工作，才能培养出更多的古典诗词翻译人员，这样才可以促进我国古典诗词的翻译工作和对外文化传播。

一、关于诗歌英语翻译教学中的三美翻译理论的总体概述

高校英语翻译教学的重要任务就是培养大批合格的跨文化翻译交流的人才，担负着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文学作品很好地翻译到国外，让外国人欣赏和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这也是我们翻译教学的重要任务之一。英语的翻译教学需要有很好的翻译理论做指导，才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许渊冲是我国著名的诗歌翻译专家，他根据诗歌翻译经验提出了三美翻译理论，这对于我们英语翻译教学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在长达六十多年的古典诗歌翻译的过程中，许渊冲先生通过对自己翻译工作中所积累经验的不断总结，得出了一套他自己特有的，比较完善的诗歌翻译理论体系。在许渊冲先生的作品中，很多都阐述了自己的翻译方法和主张，例如他的《翻译的艺术》和《文字与翻译》这两部作品，为中国文学翻译开创了全新的方法，使得中国的文学翻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在诗歌中主要阐述的就是诗歌的意境美，在许渊冲先生的诗歌当中，他是这样来阐述诗歌的意境美的。诗歌的意境美是因为诗歌当时特殊的历史原因或者是人当时特殊的思想情感造就的，古典诗歌被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没有相同的历史背景或者特定的思想情感，就很难引起读者相同的联想和感受，也就很难再现出原诗的意境美。所以，在进行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的时候，不仅要传达出诗歌的字面意思，还要传达出诗歌里面蕴含的思想情感；在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过程中，要选择那些和原诗意境相匹配的字词，妙用西方人喜闻乐见的文学词汇，在必要的时候借助诗歌的音乐美和形式美来烘托诗歌的意境美。

中国古典诗词非常讲究诗歌的形式整齐，因此我们在进行诗歌翻译的时候就要注意处理好诗歌中长短句和词性对应方面的关系，做到最大限度地和原诗保持平衡。中国古典诗词的音乐性主要体现在诗歌的韵律和节奏、韵脚等地方，由于诗歌读起来朗朗上口，节奏感很强，所以中国古典诗歌又具备音乐性的特点。许渊冲先生在著作《翻译的艺术》和很多关于诗歌翻译的论文中，都反复强调了中国古典诗歌翻译音乐美和形式美的重要性，其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保留原诗的结构、韵律和音乐特征。许渊冲先生曾经说过：“关于中国古典诗词的形式美，以及诗歌的长短对称方面，最好能够做到形似，最少也要做到大体相似。”一般来讲，要想使古典诗歌的译文和原诗做到形式和音乐方面的相似，确实很难，但是许渊冲先生还是不畏艰难，对此进行探索，还是翻译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