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理论范文精选

摘要：本文以D市城市社区为例，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发现D市城市社区在社区治理中存在社区治理主体单一、社区居委会“内卷化”、社区民间组织零散不规范、社区社会资本缺乏等问题，试图为走向善治的社区治理之道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社区治理 治理理论 善治

一、社区治理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意义

全球治理委员会于1995年发表的研究报告《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中，对治理做出了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的概念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 治理理论打破了社会科学中长期存在的两分法传统思维方式，强调管理是一种有效互动的合作过程，认为公民社会也是合法权力的来源，同时，治理也是当代民主的一种新的形式。

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单位制的解体，街居制向社区制的转变，政府主导下的传统社区管理方式已经不能有效解决城市社区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正是在此背景下，社区治理应运而生。在社会资源的配置过程中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使得国内外学者纷纷将希望寄于治理理论，而建立在国家和市场基础上的有效的治理--善治--是弥补国家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不足的有效手段。善治是一种最好的治理方式，是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因此社区治理的现实意义即是走向善治，实现合作共治。

二、D市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证研究

1.调查方法

本文采取实证研究的方法，通过电话采访和走访民政局相关部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科、社会组织管理科、社区管理办公室）、查阅D市政府信息公开的政策文件和在典型社区（二女桥社区、望海社区、新坝社区）发放调查问卷（对象为社区居民，纸质调查问卷60份，电子调查问卷40份，回收问卷94份，其中有效问卷92份）等形式对D城市社区整体情况和典型社区进行统计分析和实地调查。

【摘要】看待社会治安问题，必须运用系统观点，从多方面、多层次，深入剖析社会现象，寻根究底探寻社会冲突的根源性问题。

【摘要词】社会;系统;根源性

社会治安和社区管理问题，任何时候都是事关社会稳定，人们安居乐业的根本性问题。社会治安好，社区管理完善，人们就能享受到长治久安带来的和谐大环境，就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密切成果。反之，人们则会终日生活于彷徨之中，势必影响到经济社会的建设。构筑和谐社会的良好愿望也就无从谈起。

看待社会治安问题，必须运用系统观点，从多方面、多层次，深入剖析社会现象，寻根究底探寻社会冲突的根源性问题。而不能仅仅从某一独立现象判定诱发原因，采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肤浅手段，试图掩盖社会的不和谐声音，间接为大规模社会冲突埋下隐患。运用系统观点，结合科学发展观理念，进一步创新社会治安和社区管理机制，实现最大限度降低社会冲突的风险。社会、政府和公民层面需通过密切沟通、配合、齐抓共管，增强互信，从宏观政策、微控手段和文化、道德等层面提出可行的方针和措施，推进法治社会建设，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公民权利。

一、提高老年保障及社会保障水平

经过30多年的“人口红利”带来的好处，建立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带来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基础，伴随着中国步入老龄人社会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制约中国社会稳定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正逐渐突显。如：就业问题，医疗、养老问题，生活成本问题和教育问题等。这些都是事关公民生存与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也是最容易诱发社会动荡、公民反馈最激烈的问题。

老年一代处于不安状态，年轻一代的冲动性格及对前路光明、迷惘的隐现，中年主力一代缺乏正视社会现象及问题的勇气，这都是社会摇摆及幸福感下降的客观原因。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社会保障制度设计的不合理，未能处理好社会保障制度实施之前及之后的衔接问题，最直接的是55—60岁之间人员的安置及保障问题。难看清未来，难被社会接受正是这班“开山牛”的最大问题，缺乏认同感、缺乏安全感。生儿育女为养老的传统观念，在中国社会仍处于主流。这对于现今的社会保障制度来说，不得不说是一种讽刺。即使现在的社会保险号称覆盖城乡二元结构，各种养老保险异军突起，参保人员持续高涨，仍无法掩盖社会保障明显不足的现象。间接导致人们传统观念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正面冲突，甚至越轨的行为。社会保障不足，居民普遍感受到生活质量的下降，生活成本暴涨，社会防线脆弱，道德底线容易失守，安全隐患时有发生，居民生活犹如坐“过山车”。大呼过瘾的同时也直呼吃不消。生活压力、心理压力、生理压力等直接导致了公民畸形心理的发展。社会人员通过过激行为发泄内心烦躁，种种抢劫、、自杀等现象层出不穷，很大程度影响了社会稳定，也导致社区管理职能严重缺失。

因此，解决、提高社会保障力度，提高老年生活保障，大力投入公共管理服务，推进民生工程，控制CPI指数，提高医疗保障，提高工资水平等措施将直接作用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同时，大力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帮助外来人员子女接受均等教育，提高教育质量水平及将严格执行计划生育家庭的幼儿、学前、中小学、高等教育纳入计划生育政策的优惠和政策倾斜序列来，让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家庭享受到相关政策的福利待遇，不要让老实人吃亏。通过系列宣传和普法教育，树立人们遵纪守法的正确价值观，从而有利于维护社会治安和社区管理工作，为和谐幸福社会建设创造条件。

1对象和方法

1.1调查方法

所有病例签定知情告知书，于入组时完成一般情况调查表、心理健康状况及贝克抑郁量表调查测评，于入组前进行吗啡尿检，入组第12周末完成心理健康状况及贝克抑郁量表调查测评，入组后每周进行吗啡尿检，收集24周内尿检结果。

1.2治疗方法

1.2.1基础治疗本研究中的所有患者均接受常规美沙酮维持治疗:MMT是针对海洛因(二乙酰吗啡)等阿片类依赖者采取的一种替代治疗方法。由于MMT是一种替代疗法而不是根治疗法，因此病人可能需要无限期地保持在治疗中，即终生参加维持治疗［3］。本门诊是上海早期开展MMT的门诊之一，全年365天开诊，海洛因依赖者可以每天到本门诊在工作人员监督下口服一定剂量的美沙酮。

1.2.2社区强化及认知行为综合干预社区强化及认知综合干预是国外物质依赖综合干预模式中比较成熟的一种心理干预方法，它基于社会学习理论模型，主要目的是通过认知行为治疗，重建药物依赖者的个人行为和社会行为模式，使吸毒者减少/停止使用。该方法的具体操作模式包括两部分:(1)认知心理治疗:对患者进行定期的个体、集体心理治疗，通过认知治疗技术提高吸毒者的戒毒治疗动机和治疗依从性;针对吸毒者有关MMT及戒毒治疗存在的错误认知及不健康行为模式，进行认知行为干预，如应对渴求;拒绝的技巧;应对应激的心理技能训练;对吸毒者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危机事件进行分析识别和应对诱发复吸的因素分析;鼓励培养健康、规律、充实的生活方式，提高患者保持戒毒的自信心;建立健康的社交圈、远离毒友;鼓励就业、回归社会。定期对吸毒者家属进行家庭治疗，纠正家属的不良认知，帮助患者改善家庭关系，提高家属对患者进行MMT治疗的支持和监督能力。(2)行为强化治疗:对能保持操守(即戒除而不复吸)或完成一定治疗任务的吸毒者给予代币券或物品等的正性强化刺激，以激励患者参与治疗。研究表明，行为强化治疗可提高患者物质依赖的治疗效果，帮助患者恢复心理社会功能。本项目以NIH出版的“社区强化与代币法”(CRA+Vouchers)［5］为蓝本，结合上海市杨浦区MMT门诊的实际情况，编译整理出一套有关“社区强化与认知行为综合干预”方案，包括“海洛因依赖者认知行为治疗手册”、“预防复吸训练手册”及影像培训教程，组织杨浦区MMT相关工作人员进行系统学习和培训。“社区强化与认知行为综合干预”主要内容为:吸毒患者除了正常的美沙酮维持治疗之外，还要参加每周一次的个体心理治疗，每月一次集体心理治疗，连续干预24周，治疗内容参照“海洛因依赖者认知行为治疗手册”、“预防复吸训练手册”及影像培训教程，每次安排特定内容。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治疗师每周对患者进行一次尿检，如果尿检阴性，则奖励患者代币券，该券可以累计兑换美沙酮维持治疗点提供的奖励物品(主要为生活用品，如洗发水、沐浴露等)，患者也可以选择抵扣美沙酮药费。根据不同的行为和表现奖励代币券的数量也不同，如连续1个月尿检阴性则翻倍奖励、患者能连续三次坚持参加小组活动也适当增加奖励等。患者维持操守的情况计入门诊积分奖励，达到一定分值再给予一定奖励。通过一系列的正性强化手段，并结合上述治疗，可以帮助患者重建自信、提高自我效能、强化治疗动机等。治疗师定期对MMT患者家属进行访谈，纠正家属的不良认知和错误的情感表达，帮助患者改善婚姻和家庭关系，提高家属对患者进行MMT治疗的支持和监督能力。

1.3统计方法全部资料通过EpiData3.1输入计算机，采用SPSS18.0统计软件处理。数据进行一致性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

2结果

论文摘要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国社会治理模式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社会治理模式是政府对社会系统各领域的一种调节方式，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其调节原则、途径、程序和方式存在较大差异。我国自计划经济阶段开始，一直实施行政全能主义的管理模式，而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的今天，这种管理模式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对于基层社会管理而言，行政全能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基层社会生活管理的需求，为此，要对行政主导的管理模式进行根本性改革，而社区自治是较为合理的管理模式。为此，本文从社区自治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模式，旨在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效果。

论文关键词 基层社会治理 社区自治 公共问题 民主

在市场经济体制实行以来，我国政府不断简政放权，在社会公共管理方面，逐渐改变为服务性政府，进一步减少了政府的行政主导作用。在社会治疗模式方面，中国政府也在不断寻求一种多元管理模式，强调公民与政府互动，双方共同管理，而对于社会基层——社区的治理则更多的放弃于民众，并提出了社区自治的管理模式。社区自治模式，是解决中国社会和经济问题的一个重要方法，其集合了公共机构和民众的策略，明确了治理主体，强调公共利益最大化，从而使公众利益真正得到了保障。

一、“善治”理念对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重构启示

对于基层社会治理而言，其在解决基层社会公共事务过程中，也要积极维护社会的和谐关系，而这种和谐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之上的，因此要求政府遵照社会现实，调整社会治理模式。现阶段，我国政府进一步强调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民主化，政府要还权给民众。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以来，我国政府大动作“简政放权”，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累积超过700项。在国务院的号召下，各地区各级政府也要深入推进“简政放权”幅度，社会活力空前迸发。简政放权不仅是过去两年的改革重头戏，也将会是未来的重头戏，而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也要“简政放权”。事实上，行政主导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已经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因而政府要对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进行重构。但是，重构需要强大的理论指引，而“善治”理念给了我们较多的启示。

“善治”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管理思想，其中其概念的中心是good governance，“善治理念”主要强调了通过有效的治理，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和集体。“善治”对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很好的阐述，具体来看：

（一）合法性质与法治状态

即公众和政府均对社会秩序和权威表示认同，并自觉服从。在基层社会治疗重构中，我国政府也要保证治理模式的合法性，并使其社会大众认同，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

摘要："治未病"是中医理论中的重要内容，如何发挥"治未病"理论在社区预防保健中的作用，将中医"治未病"思想贯穿到社区服务中去，是现在社区医疗的重要责任。

关键词：治未病；中医；预防保健

中医"治未病"的观点，最早见于《黄帝内经》，云："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治未病"理论以其独特的超前意识，现成为中医预防保健的特色和优势，是现代医学对中医理论的精辟见解[1]。本文就研究者所在社区的"治未病"的具体开展情况进行统计整理，现将做法和体会介绍如下。

1建立专业的预防保健服务体系

1.1组建专业的"治未病"服务团队 对社区所在地内的全科医生、中医医生、药学服务人员进行"治未病"服务思想的培训，指导"治未病"工作的有序实施。同时加强社区领导的监管水平，设立由上至下的社区医疗领导小组，并成立多个专业小组，指定专人负责各项具体工作如疾病预防、体质辨识、养生保健、慢性病与亚健康管理、体检与健康档案管理等等，形成完善的管理体系，高效推进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2]。

1.2设立顺畅的"治未病"服务流程 对所设立的疾病预防、体质辨识、养生保健、慢性病与亚健康管理机构在社区内进行推广宣传，增加公众的了解力度，同时加强这些机构与社区成员的沟通，培养温馨友好的服务态度，建立筛查、诊疗、保健一体的顺畅服务流程，成功构建各个机构之间的无缝连接，将中医"治未病"理论紧密贯穿其中。

2"治未病"工作的具体实施

2.1预防、保健工作 本社区充分利用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发挥中医药在预防保健方面的作用，利用中医药进行流行性疾病如流行性感冒、禽流感、儿童手足口病的预防，定期为社区内学校、幼儿园、工作单位进行疾病的传染性疾病的检查，发放预防性药物。同时，针对有特殊疾病的患者，如高血压、糖尿病、偏瘫等患者利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方案，及时记录他们的病情及疾病的预后转归，为后续的保健工作提供依据。社区内的老人、小孩、妇女还给予更多的关注和照料，推广家庭使用的保健养生方法如保健运动、药食药膳等，预防疾病从每个家庭做起。

[论文关键词]社区体育；多中心治理；政府

[论文摘要]城市社区体育至今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但是，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社区体育仍存在诸多问题。本文以“治理”理论为分析视角，探讨通过构建城市社区体育的多中心治理模式来解决问题，并分析这一过程中政府应承担的责任。

1 多中心治理及社区体育多中心治理模式

1.1 多中心治理的内涵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相继掀起了政府改革的热潮，这场改革推动了公共行政理论研究的范式变革，“治理”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应运而生。

关于治理的定义，西方学者给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中的说法最具权威性和代表性。他们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者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这一定义为我们描绘了当代公共管理的“多中心治理”模式。这一模式打破传统政府“单中心”垄断公共事务管理的统治格局，形成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等参与的多元的权力中心。“多中心治理”模式的治理方式也是多元的，通过各主体间合作、协商、建立伙伴关系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

1.2 社区体育多中心治理模式

社区体育活动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我国的部分城市出现，80年代中期得到了迅速发展。1997年国家体委等五部委联合的《关于加强城市社区体育工作的意见》中对社区体育进行了界定，社区体育主要是在街道办事处的辖区内，以自然环境和体育设施为物质基础，以全体社区成员为主要对象，以满足社区成员的体育需求、增进社区成员的身心健康为主要目的，就地就近开展的区域性的群众体育。根据这一定义，社区体育服务的目的是通过组织开展体育活动，增进社区居民的生理、心理和社会行为的全面健康；社区体育服务的对象是以街道办事处划分的全体社区成员，不仅包括社区的居民，还包括社区所辖的学校、政府、企事业单位等；其服务内容包括提供场地及器材、开设运动处方,进行锻炼指导、体质监测、体育服务信息、体育活动的组织服务等。

[摘 要]城市社区体育至今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但是，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社区体育仍存在诸多问题。本文以“治理”理论为分析视角，探讨通过构建城市社区体育的多中心治理模式来解决问题，并分析这一过程中政府应承担的责任。

[关键词]社区体育；多中心治理；政府

[中图分类号]G8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08)44-0006-02

1 多中心治理及社区体育多中心治理模式

1.1 多中心治理的内涵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相继掀起了政府改革的热潮，这场改革推动了公共行政理论研究的范式变革，“治理”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应运而生。

关于治理的定义，西方学者给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中的说法最具权威性和代表性。他们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者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这一定义为我们描绘了当代公共管理的“多中心治理”模式。这一模式打破传统政府“单中心”垄断公共事务管理的统治格局，形成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等参与的多元的权力中心。“多中心治理”模式的治理方式也是多元的，通过各主体间合作、协商、建立伙伴关系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

1.2 社区体育多中心治理模式

摘要：当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社区”一词逐渐进入大众视野，社区治理问题已经渐渐为人们所关注。由于社区本身的特点和性质，容易成为犯罪侵袭的客体。但是同时，社区的同质性也容易使整个社区的各种力量和社会力量联合起来，形成犯罪预防的阵地。犯罪是社会的一大公害，如何预防和减少犯罪，一直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各国的犯罪预防理论发展至今，主要包括司法预防、社会预防和情境预防三种模式。在我国的犯罪预防体系中，向来重视司法预防和社会预防，而对情境预防关注不够，情境预防措施尚不完善。借鉴国外情境预防的成功做法，加强情境预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对于减少社区犯罪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关键字：情境预防 社区治理 社区犯罪预防

一、情境预防概述

犯罪不可避免性和犯罪可预防性已成为当今司法界乃至整个社会的共识。对于犯罪，预防比惩治更高明。预防犯罪的成功则意味着政府治理犯罪成本的降低，意味着平安和谐社会环境的巩固。犯罪是一种复杂的行为，只有具备下列四个条件，犯罪才得以发生。即法律、犯罪人、目标、场所。没有法律，就无所谓犯罪；没有犯罪人，就不存在实施违犯刑律行为的主体；没有犯罪目标，犯罪就失去其特定的意义；没有一定特定的时空场所，犯罪亦无从发生。所以法律、犯罪人、目标、场所可以视为犯罪的四维特征。简而言之，在犯罪构成中，目标和场所与犯罪人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针对犯罪目标与犯罪场所而展开的犯罪预防―情境预防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情境预防的起源及历史沿革

情境预防(Situational Crime Prevention)又称情境预防，它是指对于某些高发生率的犯罪，通过直接管理、设计、调整的方式持久有机地改变环境，从而尽可能地使行为人认识到犯罪行为难度增加，被捕的可能性增大，收益减少，以此来减少犯罪。犯罪行为同其他社会行为一样，是个体人格对外在情境的一种具体反应。情境预防就是通过改造可能发生犯罪的情境，减少犯罪的机会，实现预防犯罪的目的。

情境预防最初来源于环境预防犯罪理念。即从预防犯罪的角度，建筑学家和地理学家提出从城市设计、土地使用、空间分布的角度寻求影响犯罪的因素。他们认为，犯罪人根据环境机会和情境抑制因素选择犯罪的时间和地点，因此，侧重于通过环境设计和一定的监视系统来减少犯罪机会，预防犯罪的发生。

早在 19 世纪初，芝加哥大学学者克利福德・肖和美国伊利诺伊州青少年犯罪研究所工作的亨利・麦凯，在芝加哥学派领军人物罗伯特・帕克和恩斯特・伯吉斯学术思想的基础上，打算从青少年犯罪的资料中发现青少年犯罪在城市空间分布中存在的规律。他们对芝加哥及其他都市进行区位研究，发现青少年犯罪集中在特定区域，离城市中心商业区越近，则青少年犯罪率越高。此理论对于后来的环境规划、设计，产生了部分影响。

摘要：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随着居民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单一的治理主体难以满足社区治理的目标，必须推动社区治理中的居民参与，这样才能整合不同居民利益诉求，满足社区日常管理及居民自我实现的需要。当前居民参与大多停留在娱乐型参与，公共事务参与型少。因此，必须构建居民公共事务参与的平台，促进社区治理中公共事务的居民参与。

关键词：社区治理 居民参与 城市

城市社区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位，也是居民生活的基本单元。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当前中国社会进入了利益诉求多元化、价值取向多元化的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因此在城市社会治理体系中，需加强城市社区治理的基础性作用。作为居民聚集的生活场所，社区的基本属性决定了在社区治理中居民参与的核心作用。因此，在社会转型期，为了维持基层社会的稳定，探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居民参与具有重要意义。

一、社区治理中居民参与的必要性

社区治理是在政府指导下，社区职能部门、社区组织、社区居民等对于社区内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管理的过程，以最终促进社区的和谐发展以及居民生活利益的满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益诉求多元化，社会整合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迁，社区治理的对象从一元到多元发展，社区治理的目标也发生了变化，单一的治理主体难以满足社区发展的需要，因此社区治理中需要居民参与。

首先，社区治理中的居民参与能够整合不同居民利益诉求的需要。随着住房商品化进程的推进，在城市社区，来自于不同地域、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具有不同价值诉求的居民因为商品房的购买而居住在同一小区。在社区内部的人口结构趋于复杂化、价值趋于多元化的背景下，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能够解决治理资源不足问题，同时社区居民的充分参与也能弥补传统治理模式、单一治理主体的不足[1]。社区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满足居民高品质生活的需要，因此社区治理必须建立在社区居民需要的基础上，整合不同利益诉求，社区居民的参与能够充分整合不同居民利益诉求的需要，从而促进社区的和谐稳定。

其次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能满足社区日常管理及居民自我实现的需要。社区治理的最终目的是满足居民的利益需求，社区的服务和治理水平关系到每个居民的日常生活。对于居委会、物业公司等社区治理组织来说，社区治理很难做到事无巨细、面面俱到。面对庞杂的居民群体，居委会与物业公司做的非常有限，因此要以提高社区服务为核心，居委会、物业公司与居民共同参与，实现社区自我管理、自我监督的作用，必须要发挥居民的主体性作用，让居民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同时，居民通过参与社区治理，为社区发展出谋划策、与邻里互动，这种沟通与能力的实现也能满足居民自我实现的需要，通过参与社区活动，建立起强烈的社区归属感、责任感，增强社区凝聚力，最终实现社区共同体的建设目标。

二、当前社区治理中居民参与的形式

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深度是指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层次(包括参参与议题、参与决策、参与执行、参与监督、参与反馈等环节)，以及参与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力、有效性和持续性。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趋势已不可阻挡，其参与的途径正在不断扩展，社区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应该不断创新。

一、社区公民参与深度的内涵

社区公民参与的广度由参与的人数和范围来确定，即参与的普遍性。一个社区内少数人完全而有效的参与，不能构成民主。广度是第一位的。在此基础上更要关注参与时是否充分、有效，即参与深度。在转型社会中，要更新社区参与理念，将衡量社区参与水平的标准由居民参与的广度调整到参与的深度。科恩强调：所谓参与的广度是指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普遍性，而参与的深度则是指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有效性。美国学者亨廷顿和纳尔逊认为参与广度即指从事参与的人的比例，即有多少人参与，又有多少人置身于其外；深度即该种参与活动影响整个决策系统的程度和持续性，以及它对决策系统的重要性。因此说，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的深度是指公众参与的层次，包括参与议题、参与决策、参与执行、参与监督、参与反馈等环节，以及参与过程中产生的影响力、有效性和持续性。

公民参与的广度，是衡量公民参与量的纬度；参与的深度则是衡量公民参与质的纬度。二者是矛盾统一体。社区公民参与的深度和广度在整体上呈现负相关的矛盾关系，参与的范围越大、人数越多，参与者感觉到的有效性反而越低；要想社区公民参与达到一定的深度，在参与广度上又难以铺开，参与规模受到局限。

二、影响社区公民参与深度的因素

首先，社区性质决定了社区公民参与的深度。不同的社区治理模式社区性质不同。社区治理模式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行政型社区。以行政型社会资本为主，公民参与受到行政方面的严格限制，参与意识和参与行为严重缺乏。第二类共治型社区和第三类自治型社区。参与型社会资本丰富，公民参与意识强烈，参与行为积极，参与条件成熟，参与能力较强。自治型社区彻底撇清了行政力量的介入，凭借公民自治力量承担起社区的一切公共事务。第四类自然型社区。居民往往以个人利益为中心，无心社区的公共事务，这类社区的公民参与水平非常低。

其次，托马斯认为社区公共政策属性对于公民参与深度具有决定性意义。公共政策属性包括公民参与的公共政策的性质及执行目标、政策本身涉及的公共问题的性质及解决方案。公民参与的深度取决于公共政策本身的一些性质和内在要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共政策本身具有的本质或性质约束，如技术性约束、安全性约束、规制性约束、预算约束等，它们影响着公民进入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的可能性，决定着公民参与面对的各种规制与限制。公民参与的深度与公共政策制定的专业性程度、技术含量、保密程度、规制限制程度成反比，与预算成正比。二是公众对公共政策的接受度和认同度越高，与政策利益关系越紧密，则参与热情越高，参与方式越积极，参与深度就越高；反之则参与程度较低。

第三，居民的参与素养是影响社区公民参与深度的关键因素。现代社区公民以关心社区事务、参与社区建设、承担社区责任为基本标志，没有现代社区公民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参与，更不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善治。社区公民影响其公共参与的主要素质有：一是参与意识。应培养积极主动地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意识，应该将参与作为公民身份和公民资格的必然要义。二是参与热情。公民没有付诸实践的热情、兴趣，积极性不高，能动性不强，也不能产生深度的参与行为。三是参与能力。公民参与的能力主要是指参与的方法和技巧，其中包括讨论和沟通、对话和协商、妥协和达成共识等参与手段的掌握和运用。有参与意识和参与热情，而没有参与能力，最终不能付诸实际，参与也只能成为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