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历史理论范文精选

摘 要：历史人类学孕育于20世纪30-40年代法国年鉴学派所提倡的社会史，是继社会史研究之后，历史学家引用社会学、人类学进行历史研究的一个新的史学研究领域。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引入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进行研究，笔耕不辍，成果丰硕。这些成果都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资料，非常值得进行综合论述，以享后来学者。

关键词：历史学；人类学；区域史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5-0027-03

近年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相当突出，而且成为历史学者有意识的追求。历史学最早把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即兴起了社会史研究。此后，又有学者主动引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入史学，使历史人类学成为继社会史后的又一史学新领域。

年鉴学派的开创者马克・布洛赫非常重视历史人类学。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中指出：“历史学所要掌握的正是人类，做不到这一点，充其量只是博学的把戏而已。优秀的史学家犹如神话中的巨人，他善于捕捉人类的踪迹，人，才是他追寻的目标。”[1]且其《国王的触摸》被誉为历史人类学的开山之作。

一、历史人类学的概念与理论方法

何谓历史人类学？历史人类学能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人类学者认为历史人类学（HistoricalAnthropology）即人类学的“历史化”（historicization），也就是将文化概念放到过程中去考察，也可以说从文化的角度考察历史，实现民族志方法与历史方法的结合，体现人类学的文化论与历史学的过程论的协调，以克服传统历史观的局限性[2]。而历史学者则认为，这个从名词上看似乎应该属于人类学分支的学科，至今在人类学中还没有成熟的发展，主张应以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心态来看待历史人类学，而不是陷入无休止的争论的泥潭，“历史人类学”之所以得名，大概在于被历史学抢先注册的缘故，因为从事此类研究的学者，无论以前还是现在，大都是具有历史学的学科背景，相比较而言，人类学者对此略逊一筹[3]。类似的观点早在1978年，法国历史人类学者安德烈・比尔吉埃尔在《历史人类学》一文中指出：“历史人类学并不具有特殊的领域，它相当于一种研究方式，这就是始终将作为考察对象的演进和这种演进的反应联系起来，和由这种演进产生或改变的人类行为联系起来。”[3]在他看来，历史人类学研究的意义，不是发现一个研究领域，而是强调一种研究方法。

其实，无论是历史学的人类学化，还是人类学的历史学化，在历史人类学的形成过程中，历史学与人类学是相互影响的。“人类学有理论眼光，而历史学注重细节和过程，两者有相互补充之处。人类学的历史化是将文化概念放到过程中去考察，而历史学的人类学化则是借用人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4]历史人类学是“历史学研究的人类学取向”和“人类学研究的历史学取向”，它是试图调和历史学宏大的理论关怀和建构（诸如年鉴学派的中长段理论）和人类学那种“小地方大问题”、“小社区大社会”的微观研究旨趣，借鉴历史学的深厚的文献收集与解读和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深厚描写”的田野调查方法。

近些年来，海内外的社会史研究在取得进展的同时，寻求着某种突破。有如下研究趋势值得我们关注。

一、社会史与全球史

如今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阻挡，对全球化历史溯源，我们看到15世纪以后由于海上交通的空前发展，地球上东西方以及各大陆之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密切交往，逐步打破了世界各民族、国家和地区间的闭塞或半隔绝状态，世界渐渐连成一个整体。

全球化带给人们对于历史认识的新思考。德国社会史学家于尔根·科卡提出，至今最后一次的，现在最高涨的热潮是历史科学向跨民族的世界历史或全球史的开放。什么是“我们的历史”，这一观念由此改变了。民族维度并没有消失，跨民族的维度在我们的经历与期望中，在我们的自我理解中与行为空间中的分量加重了。他认为：首先我们在社会史研究中也应该加深对空间的思考，将界限作为研究专题，把民族国家之间的划界当作史实问题来研究，而不是简单地预定为史实。其次，比较研究，即系统地寻找相同与相异之处，是历史学者超越民族史的最佳途径。第三，关于“西方与其他”的专题。于尔根·科卡强调对全球史研究的开放，能够给社会史研究带来新的机遇：它能迫使社会史学者，用对外部因素、广泛的交织、跨民族冲突与共生关系的关注，来补充他们在社会内部动力范畴内作出的习惯解释。[1]

美国学者彭慕兰探讨全球史（世界史）与社会史的关系，他提出可以把社会史分成日常生活史（劳动、饮食、育儿、恋爱、退职、残疾等）、大规模社会组织史（如国家社会关系、阶级构成、种族关系）、社会运动史（或认为推动社会变化的历史）三个部分，“世界史应当从具有浓厚社会史成分的不断发展的研究计划中、从宏大的社会史思维中吸收很多东西。”[2]268综合社会史研究成果建立与世界史的联系，对于彭慕兰提出的理论至关重要。

就中国史而言，明代社会的重大变迁出现在16世纪也不是偶然的，恰恰与中外贸易开展，中国大量商品出口，海外白银大量流入息息相关。明朝不断尝试赋役征收折银，从宪宗成化时代开始[3]到神宗万历实行一条鞭法制度化，明朝赋役征收折银化的过程与风俗变化的阶段符合。资料与研究表明，成化时期是明朝社会风尚趋变的时期，中经正德嘉靖之际的变化提速，至万历时期风尚奢华蔚为大观。白银货币化对社会经济结构变迁影响重大，将社会各阶层卷入市场之中，使得新的经济成分增长，社会各阶层的商业显著。[4]明代社会风俗的明显变化与日常生活中白银的流通和使用有关，也在一定程度上是海外白银大量流入所造成的。然而白银在明清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使用程度与作用究竟怎样，看来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赵世瑜对华北区域社会史研究有新的设想。他认为：无论是在世界史还是在东亚史上，16世纪都是一个重要的时代。正是在这时，明朝深为“北虏南倭”问题所困扰。学界以往对明代“北虏”问题的解释框架，基本上局限于传统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冲突史及明蒙关系史。在与其相提并论的“南倭”问题得到新的解释并被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海洋贸易史框架后，对“北虏”问题的认识变化依然不大。事实上，在长城沿线发生的，以明朝和蒙古为主角的一系列事件，同样是全球史时代变化的组成部分。这使我们认识到，“内陆史视角”的观察与思考应成为传统的“海洋史视角”的重要补充。[5]

由上可见，我们在继承传统学术遗产的同时，结合“全球化”的概念，强化世界史意识，对于明清社会变迁应当有更深入的研究。

论文关键词：高校历史学专业　教育目标　教学方式　改革

论文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受市场经济和社会多元文化的冲击影响，中国高校历史学专业的教育目标“脱节”，教学方式“陈旧”，难以达到人才培养的目标。为此，明确历史学科教育目标，优化历史专业课程设计；改进历史学科教学方式，培养创新型高素质人才，成为新时期高校历史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的主要目的。

历史学是我国高等教育专业设置中极具传统特色的一门重要基础学科。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受市场经济和社会多元文化的冲击影响，我国高校历史学专业的教育教学工作逐渐与其人才培养的目标脱节：历史学专业的社会功用和教化作用日渐降低；史学专业学生就业难、待遇低；历史教育教学欠缺生机，鲜有学生热爱，难于学以致用……上述种种尴尬已成为阻碍我国高校历史学专业教育教学科学化发展的瓶颈，克服这些不足，探索一条历史学专业教育教学的改革之路，对今后我国高校历史学专业的发展，乃至整个高等教育的教育教学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高校历史学专业教育教学现存不足

纵观我国高校历史学专业教育教学的发展现状，其主要不足突出表现在历史学科教育目标“脱节”，教学方式“陈旧”这两个方面。

1.历史学科教育目标与社会发展需求脱节，导致“历史无用论”泛滥

任何学科的设置，都将“培养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人才”作为教育的主要目标，历史学科的教育目标应符合这一标准。然而，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社会文化日趋多元化的今天，整个社会对历史学科培养的人才提出了新的标准和需求。这已然不同于传统时代史学人才培养相对独立、重意识形态、强理论积淀的要求。新时期的历史学科教育目标，不仅要培养出理论知识完备的人才，而且还要求每个史学人才能从社会实际出发，用所学向社会发展提供有益见解，并增加历史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互动。也就是说，新时期的历史学教育，需要将历史学科摆在一种社会“显学科”的地位，通过人才的培养最终实现社会的直接、现实需求。当前，我国大多数高校依旧按照传统历史学科教育目标培养人才，历史学科教育不但现实应用性差，不占有“显学”学科地位，而且人才的培养也与“服务社会”理念相互脱节，这种明显滞后的教育观念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严重脱节，在传统与实际需求的矛盾中，历史学科的实用性大打折扣，进而影响其教化功能，很多学生学习历史学科甚至不是出于对历史学科的热爱，他们或者是由于专业调剂，或者是仅仅为一纸文凭，那么，对于本身对历史缺乏兴趣的学生而言，传统的培养模式是无法达到“育人”的目的。于是，历史学科丧失了本身的社会实用价值，“历史无用论”日渐泛滥。

2.历史学科教学方式机械单一，人才培养活力尽失

摘 要： 近代，新史学成为中国学人不断追求的至高境界，可是对于新史学的理解和取径却各不相同。为了后来居上，此前的新史学也往往被当做不破不立的对象。本文分析了历史学的涵义及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探讨了历史学越来越模糊的原因及方法。

关键词： 中国历史学 界限模糊 社会科学

一、中国历史学的内容

历史虽然是丰富多彩的，但是历史研究者对历史的关注和研究，不可能从一开始就是全面的和完整的，而是有选择的和有限度的，只能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理论方法的创新而逐渐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深化研究的程度，这就是所谓的时代问题。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历史使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理论方法，它们必然会影响和制约人们和历史研究者对历史内容的认知、研究对象和研究角度的选择，随着时代的进步，对历史资源的开发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历史研究者选择研究对象的范围逐渐扩大、角度逐渐更新。与此相应的，被运用于历史研究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也就越来越多。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研究的发展轨迹已经证明这一点，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化，人们的生活日益丰富多彩，所面临的问题日趋多元化，也更多地寻找历史的借鉴，从而使社会史、区域史、城市史、社团史、人口史、法制史、教育史、现代化史等新的历史研究领域相继兴起。即使是一些老学科，也会因时代的需要而开辟新的研究领域，采取新的研究视角，如政治史研究中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基层政权等，经济史研究中的企业、金融、商业、经济制度、原初工业化等，文化史研究中的社会文化、产业文化等，从而使各相关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都被用于历史研究。

从历史学的涵义来说，所谓历史学，就是重建历史的科学。它既要重建过去发生过的一切事情，又要重建这些事情的变化发展过程及其内在的规律；既要复原和描述各种历史现象，又要分析和揭示历史发展的各种特点和规律。如果说复原和描述历史现象，不一定需要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只要用传统的历史学方法就可以完成的话，那么分析和揭示历史发展变化的特点和规律，则不能不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如政治史从研究政权更替、政治变动进入到研究制度变革、政治效能的时候，就需要运用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经济史从定性分析、举例研究、现象陈述进入到定量分析、综合研究、规律探讨的时候，就需要运用数学和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社会史从研究民众生活、风俗习惯进入到研究社会结构、社会功能的时候，就需要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其他历史内容的研究无不如此。

如果历史是包括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历史学应该适应时代的需要，探讨历史发展的特点和规律，那么采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历史、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和结合就是必然的。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除了有历史学这方面的因素之外，还有社会科学方面的因素，但是，历史学研究引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与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向历史的渗透，即这两者的专门史研究既有交叉又有区别。一般说来，后者侧重于其学科产生发展过程的研究，前者除了包括后者的研究内容外，更注重与社会科学各学科相关的社会情况的研究，对各方面的社会情况进行综合性的研究。这意味着历史学这一本来就是社会科学之一的学科，将具有更多、更强的社会科学性，乃至成为涵盖面最宽的社会科学，也要求历史研究者除了需要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外，还需要具有更多、更全面的社会科学知识。

二、中国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的原因

近一个世纪前，德国量子物理学家普朗克讲过这样一句值得人们深思的话：知识是一个完整的链条，人们因为自己的无知，自己认识能力的局限，所以将知识这一完整的链条人为地割裂了，正因为如此，才有了物理学、化学、数学、文学、史学、哲学等。他预言，随着科学的进步，随着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不断提高，被人为割裂的知识的链条一定会重新连接在一起。显然，历史学同各个学科一样，也属于一定的历史范畴，是历史的产物，它要存在下去，要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就一定要适应社会历史的发展，从来就不存在永恒不变的历史学。为什么当代历史学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加密切？首先因为最初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之间界限的划分，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彻底地割裂彼此之间内在的联系。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始终是存在的，因为各个学科所需要研究或认识的客体，都是建立在客观物质世界基础上的人类社会。尽管历史认识客体、历史认识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有其特殊性，但历史不过是昨天的现实，历史、现实和未来辩证地统一在一起，因此并不会改变这种联系，只不过这种联系有时十分隐蔽罢了。但在中外史学发展史上，人们从不少享有盛誉的史学名著中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联系。

作者简介：袁瑞龙（1988―），男，山西省安泽县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011级西方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英国马克思主义和英国史。

摘要：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强，以及新兴经济体力量的壮大，世界历史的编撰体例也从过去的西欧中心论逐步转向全球史观，开始以全球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和撰写历史，本文就全球史观涉及到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梳理，以求对全球史观这一史学观念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

关键词：全球史观 全球史主题 全球史观的优劣

中图分类号：K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0-0000-01

一、什么是全球史观？

所谓全球史观是以全球视野为考察对象的一种整体性的世界史观，他不是将全球各地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罗列起来，把各个区域、社会、国家、民族各自的历史做简单的拼凑，而是以具体人群、社会的历史实际为基础把各种文明的演进和发展作为整体对象，通过考察全球范围内不同的人民与社会之间互动的性质和程度而展现出来的过程。

二、全球史观的提出及演变

全球史观的兴起时间并不长，20世纪50年代中期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一书中提出“全球历史观”， 在《当代史主要趋势》一书中，他更明确地将这种看法阐明为“全球史观”， 认识到需要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而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导论》，认为建立全球史观是当代世界对历史学的客观要求。

《超越文化转向》反映了新文化史的最新学术走向,不仅走在史学研究的前沿,而且站在了西方历史学、社会学诸学科新思潮的风口浪尖。敏锐的新文化史家自己发现了陷阱,并进行了自我审视,焦点在于文化是否可以无限制地解释一切,以及新文化史该向何处去的问题。

超越文化转向

[美]理查德・比尔纳其等著,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继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发生影响深远的“文化转向”之后,当代西方史学界也出现了重大转折――新文化史兴起并成为主流。〔1〕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是“文化转向”的产物,它肇始于法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欧美史学界崭露头角并迅速发展。1989年,美国历史学家林恩・亨特(Lynn Avery Hunt)主编了题为《新文化史》的论文集,首次明确地举起了“新文化史”的大旗。

然而新文化史却在20世纪末遭受广泛的质疑。出人意料的是,主导质疑的并非受批判的社会史学者,而恰是深受新文化史影响的亨特本人及一批历史社会学家。1999年,在《新文化史》发表10年之际,维多利亚・邦内尔(Victoria E.Bonnell)与林恩・亨同主编了论文集Beyond the Cultural Turn: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中译本《超越文化转向》于2008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些曾经躬逢“文化转向”盛会的学者,在书中试图反思文化转向所引发的问题,对其未来走向进行审视与预见;不仅如此,其讨论不再局限于历史学领域,而是扩大到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范畴。《超越文化转向》反映了新文化史的最新学术走向,不仅走在史学研究的前沿,而且站在了西方历史学、社会学诸学科新思潮的风口浪尖。

一、新文化史与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该书中,亨特对10年前“新文化史”的提法进行了反思,不再单纯提“新文化史”,而代之以“文化转向”。英国文化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亦言:“‘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它常被视为更广义的‘文化转向’的一部分。”〔2〕

战后西方史学界盛行的社会史研究风气主要受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年鉴学派的影响,但在这两种理论内部,也在逐渐发生重心的转移,对文化史的兴趣渐增,成为“文化转向”的第一种理论基础。此外,随着分析的历史哲学、叙述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文化人类学理论的兴起,法美两国一批历史学家不满于传统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他们在广泛吸收上述诸种理论的基础上,把重心放在对语言和文化的研究上,逐步发展成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形成了以新文化史的兴起为标志的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2010年4月23 26日,由《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编辑部和南开大学哲学系共同举办的“第七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在天津举行。与会学者六十余人围绕“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这一中心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现将会议中呈现的各种新观点、新见解评述如下。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二战后，西方人类学受到政治、经济等社会环境变化的强烈影响，尤其是“去殖化运动”(movement of decolonization)的冲击。在殖民地纷纷独立之后，以描写“静态”的“无文字”、“无历史”的小规模社会、原始社会为主的民族志渐渐失去了表述对象。经历数十年的西方殖民统治，殖民地社会不再“原始”，同时也累积了一定程度的“历史文献”，有些殖民地民族还接受了西方文字或自创文字，开始书写自己的“历史”。社会环境的变化使人类学陷入了一定程度的“危机”之中，西方人类学家在开始反思自己与殖民主义关系的同时，也不得不重新思考人类学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很多学者认为，人类学要想生存、发展下去，就必须主动、热切地“拥抱”历史。

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学内部逐渐出现了一股“历史化”(historicization)的思潮，即：人类学日渐注重历史研究的视角，开始关注“他者”的历史，由此产生了新的理论洞见和新的研究方法。一方面，揭示了“他者”是有历史的，并在历史建构中具有重要的能动作用，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文化界定历史”的创新性理论架构，冲击了传统的“客观历史”说，根本性地突破了人类学中长期存在的“文化”与“历史”、“结构”与“历史”、“结构”与“事件”等基本矛盾的对立。另一方面，传统民族志也得到了更新改造，人类学研究方法从单一的田野调查中解脱出来，走进了历史的“田野”之中，融文献史料、田野调查于一体，人类学文化撰写方式日渐呈现综合性、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同时，这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发展与更新还相应带来了认识论上的深刻变革，凸显了“他者”与世界共享着同一时间和空间的历史，对隐藏于人类学知识生产过程中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思想进行了解构。总之，人类学的“历史化”，正如弗宾(James D.Fauhion)所言，“已经成为一种多变的社会和文化现象，它并不仅仅代表一种纯知识体系上的更新变革，也标志着伦理、道德和政治上的转型”。除了上述社会环境的影响之外，笔者认为，有利的学术环境是促动西方人类学“历史化”的不容忽视的深层次因素。本文将对西方人类学“历史化”的学术环境进行系统梳理，以期能对全面、深入理解西方人类学的“历史化”有所裨益。

一、西方新史学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关注

德国兰克史学作为西方传统史学(政治史阶段)的代表，在进入20世纪尤其是在二战后，遭到了法国年鉴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美国社会科学史学的批判。这些后起学派主张跨学科，提倡总体史，注重底层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关注经济社会史，由此引发了战后以经济社会史为主要标志的西方新史学(社会史阶段)的到来。在稍后的70－80年代，以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历史叙述主义和文化人类学为理论源泉，新文化史应运而生，即西方史学又出现了由经济社会史向文化史过渡的新趋势。在实现这两次转型的过程中，西方史学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表现出极大关注，或者说人类学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第一次转型过程中(社会史阶段)，西方史学开始对人类学传统主题和方法产生兴趣。法国年鉴学派主要开创者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创造奇迹的国王》(1923年)，从那时的宗教礼仪、风俗习惯、医疗状况等为传统史学家所忽视的史料人手，研究了法国民众的风俗与信仰，揭示了当时的普遍社会心态；另一位开创者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的《拉伯雷的宗教》(1942年)，没有像传统史学那样以拉伯雷的书为史料去探讨拉伯雷的思想，而是着力考察拉伯雷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和风俗，剖析该时代的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和社会心态结构。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二代领军人物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地中海和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1949年)中，强调了长时段中的结构，认为传统史学所关注的事件并不是重要的。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蒙塔尤》(1975年)，利用宗教法庭的审讯记录，吸收了民族志撰写中的一些表现手法，生动地描绘了蒙塔尤这个14世纪法国小村庄普通村民的家庭生活状况。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年)中，把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的态度和意识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其文化的构成，认为工人阶级身份的真正形成不仅仅是社会经济意义上的，还包括工人阶级对自身地位的文化认同。

在第二次转型过程中(文化史阶段)，人类学中的一些重要思想和新方法被借鉴到史学领域中来，对史学的影响更为直接和强烈。被视为“宏观意义上”的历史学家的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lifford Geertz)，将文化比喻为寻找解释意义的文本(text)，倡导深描(thick description)的写作方法。这些见解和方法受到了许多新文化史家的青睐。戴维斯(Natalie Z.Davis)的《马丁・盖赫返乡记》(1984年)，以16世纪法国农村中的一个冒充农妇丈夫的陌生人如何被接受和被拒绝为题材，指出通过深入研究该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和两性关系的史料，史学家可以重构该农妇的思想历程，即历史学家可以通过一个朝着史料定向但又超越于它以外的想象力来填补史料中的漏缺。在戴维斯看来，事实与虚构之间并元明显的界线，但首先要承认来源于解释学的、存在一个诸如农民文化之类的更大的整体性联系，这样的重构才能成为可能。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屠猫记》(1999年)，从解释18世纪的一群印刷工人集体屠猫这样一个事件出发，用人类学家研究异文化的方式来处理自身的文明，用民族志观察入微的方式来洞察历史，揭示了当时法国人心态中对猫的种种象征意义以及屠猫行为所具有的仪式性和文化解释，深入探讨了18世纪法国人的思考方式。

自结构功能学派产生到20世纪60年代，西方人类学在整体上多是拒斥历史的，这使得人类学“主动疏远”了历史学，它们之间的界限也变得泾渭分明。而西方史学在二战后的两次转型，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关注和借重，使两个学科之间的关系重新密切起来，达到了更高层次上的“合流”(convergence)和“复交”(reapprochement)，从而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学的“历史化”倾向营造了良好的学科外部环境。

二、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人类学中的兴起和影响

2010年4月23 26日,由《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编辑部和南开大学哲学系共同举办的“第七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在天津举行。与会学者六十余人围绕“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这一中心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现将会议中呈现的各种新观点、新见解评述如下。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摘 要：历史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对高校学生来说，历史作为一门必要的人文学科，对学生的人文素养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即使不是历史专业的学生，也应该掌握基本的历史知识。目前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公共历史教育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借鉴美国高校公共历史教育的改革经验，对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历史教育提出相关改革思路。

关键词：高校；公共历史教育；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4 文献标识码：A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精神生活越来越丰富，很多在外人看来高校里“高、大、上”的专业知识走出“象牙塔”，走上了向社会“布道”之路，高等教育的专业知识传授对象由学生逐步扩散到社会人士。其中，人文社科专业的历史课程颇受大众的欢迎，百家讲坛的兴起、淘课的流行即是典型，关于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和网络剧也让人眼花缭乱，甚至公务员考试以及许多事业单位招聘考试中都不乏对历史知识的考查。与全民“历史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校公共历史教育――“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育的尴尬：学生兴趣的缺乏以及实效性不强。

之所以把“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列为高校公共历史教育，笔者认为，虽然2007年开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作为一门全新课程被纳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授课对象为所有本科层次学生。该课程从课程性质上看属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其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相关通知文件也界定了该门课程的政治理论课属性。但是，由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内容的弱理论性、偏史实性，其采用的教学方式、方法完全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及“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这些理论性较强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同时，为了便于和美国高校本科通识类必修课程美国史教育对应比较，笔者在本文中称其为高校公共历史教育（该课程从性质上分析仍属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范畴）。

一、我国高校公共历史教育的普遍问题

首先，我国高校公共历史教育中，学生历史学习意识缺乏。“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在大部分学生眼中是一门基础知识学科，有不少学生认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开设没有必要，他们认为在高中时已经学习过历史，本科阶段不需要重复学习。更多的学生则认为该课程的学习对日后的工作与生活没有帮助。学生没有正确的历史学习意识，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学习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通过考试拿学分。特别是对理工科学生而言，几节专业课的学习能够让他们学会设计出一个小零件、一个程序，而对历史的学习似乎不能起到这么直接的实际效用，“历史无用论”观点在高校学生中普遍存在。龚自珍曾指出：“出乎史，入乎道，欲知道者，必先为史。”历史承载的知识和技能是非常丰富的，历史知识与政治、教育、经济等领域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历史的学习能够帮助学生开阔视野，提高学生对于人类社会变化的认识，培养他们对于现代文化的透视力。这些都是学生无法主动意识到的，需要教师引导他们树立历史学习意识。

其次，传统教学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高校公共历史教育的要求。我国高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方式主要还是以教师讲授、学生倾听为主。虽然教学手段有了很大改善，大部分教师早已运用多媒体教学，但是教学内容还是一样局限于书本，一些基础的历史知识学生在初中、高中时就已经了解熟悉，到了本科阶段，变动不大的教学内容和传统的教学模式，必然会使大部分学生失去学习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