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人类学“历史化”的学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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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西方人类学受到政治、经济等社会环境变化的强烈影响，尤其是“去殖化运动”(movement of decolonization)的冲击。在殖民地纷纷独立之后，以描写“静态”的“无文字”、“无历史”的小规模社会、原始社会为主的民族志渐渐失去了表述对象。经历数十年的西方殖民统治，殖民地社会不再“原始”，同时也累积了一定程度的“历史文献”，有些殖民地民族还接受了西方文字或自创文字，开始书写自己的“历史”。社会环境的变化使人类学陷入了一定程度的“危机”之中，西方人类学家在开始反思自己与殖民主义关系的同时，也不得不重新思考人类学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很多学者认为，人类学要想生存、发展下去，就必须主动、热切地“拥抱”历史。

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学内部逐渐出现了一股“历史化”(historicization)的思潮，即：人类学日渐注重历史研究的视角，开始关注“他者”的历史，由此产生了新的理论洞见和新的研究方法。一方面，揭示了“他者”是有历史的，并在历史建构中具有重要的能动作用，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文化界定历史”的创新性理论架构，冲击了传统的“客观历史”说，根本性地突破了人类学中长期存在的“文化”与“历史”、“结构”与“历史”、“结构”与“事件”等基本矛盾的对立。另一方面，传统民族志也得到了更新改造，人类学研究方法从单一的田野调查中解脱出来，走进了历史的“田野”之中，融文献史料、田野调查于一体，人类学文化撰写方式日渐呈现综合性、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同时，这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发展与更新还相应带来了认识论上的深刻变革，凸显了“他者”与世界共享着同一时间和空间的历史，对隐藏于人类学知识生产过程中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思想进行了解构。总之，人类学的“历史化”，正如弗宾(James D.Fauhion)所言，“已经成为一种多变的社会和文化现象，它并不仅仅代表一种纯知识体系上的更新变革，也标志着伦理、道德和政治上的转型”。除了上述社会环境的影响之外，笔者认为，有利的学术环境是促动西方人类学“历史化”的不容忽视的深层次因素。本文将对西方人类学“历史化”的学术环境进行系统梳理，以期能对全面、深入理解西方人类学的“历史化”有所裨益。

一、西方新史学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关注

德国兰克史学作为西方传统史学(政治史阶段)的代表，在进入20世纪尤其是在二战后，遭到了法国年鉴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美国社会科学史学的批判。这些后起学派主张跨学科，提倡总体史，注重底层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关注经济社会史，由此引发了战后以经济社会史为主要标志的西方新史学(社会史阶段)的到来。在稍后的70－80年代，以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历史叙述主义和文化人类学为理论源泉，新文化史应运而生，即西方史学又出现了由经济社会史向文化史过渡的新趋势。在实现这两次转型的过程中，西方史学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表现出极大关注，或者说人类学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第一次转型过程中(社会史阶段)，西方史学开始对人类学传统主题和方法产生兴趣。法国年鉴学派主要开创者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创造奇迹的国王》(1923年)，从那时的宗教礼仪、风俗习惯、医疗状况等为传统史学家所忽视的史料人手，研究了法国民众的风俗与信仰，揭示了当时的普遍社会心态；另一位开创者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的《拉伯雷的宗教》(1942年)，没有像传统史学那样以拉伯雷的书为史料去探讨拉伯雷的思想，而是着力考察拉伯雷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和风俗，剖析该时代的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和社会心态结构。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二代领军人物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地中海和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1949年)中，强调了长时段中的结构，认为传统史学所关注的事件并不是重要的。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蒙塔尤》(1975年)，利用宗教法庭的审讯记录，吸收了民族志撰写中的一些表现手法，生动地描绘了蒙塔尤这个14世纪法国小村庄普通村民的家庭生活状况。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年)中，把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的态度和意识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其文化的构成，认为工人阶级身份的真正形成不仅仅是社会经济意义上的，还包括工人阶级对自身地位的文化认同。

在第二次转型过程中(文化史阶段)，人类学中的一些重要思想和新方法被借鉴到史学领域中来，对史学的影响更为直接和强烈。被视为“宏观意义上”的历史学家的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lifford Geertz)，将文化比喻为寻找解释意义的文本(text)，倡导深描(thick description)的写作方法。这些见解和方法受到了许多新文化史家的青睐。戴维斯(Natalie Z.Davis)的《马丁・盖赫返乡记》(1984年)，以16世纪法国农村中的一个冒充农妇丈夫的陌生人如何被接受和被拒绝为题材，指出通过深入研究该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和两性关系的史料，史学家可以重构该农妇的思想历程，即历史学家可以通过一个朝着史料定向但又超越于它以外的想象力来填补史料中的漏缺。在戴维斯看来，事实与虚构之间并元明显的界线，但首先要承认来源于解释学的、存在一个诸如农民文化之类的更大的整体性联系，这样的重构才能成为可能。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屠猫记》(1999年)，从解释18世纪的一群印刷工人集体屠猫这样一个事件出发，用人类学家研究异文化的方式来处理自身的文明，用民族志观察入微的方式来洞察历史，揭示了当时法国人心态中对猫的种种象征意义以及屠猫行为所具有的仪式性和文化解释，深入探讨了18世纪法国人的思考方式。

自结构功能学派产生到20世纪60年代，西方人类学在整体上多是拒斥历史的，这使得人类学“主动疏远”了历史学，它们之间的界限也变得泾渭分明。而西方史学在二战后的两次转型，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关注和借重，使两个学科之间的关系重新密切起来，达到了更高层次上的“合流”(convergence)和“复交”(reapprochement)，从而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学的“历史化”倾向营造了良好的学科外部环境。

二、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人类学中的兴起和影响

20世纪70年代的人类学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时代，孕育了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和英、美政治经济学等新的人类学理论流派。这些新流派试图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面加以应用、修正和新的诠释，从不同角度体现人类学对“历史”的“关怀”，为70年代以来西方人类学“历史化”潮流的发生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学科内部氛围。

西方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发端于法国，英、美等国的人类学界也受到影响。二战后，法国人类学界出现了列维一斯特劳斯(Levi－Strauss)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列维－斯特劳斯相信支 配历史进程的是一种无意识的潜在因素，这种潜在因素只有通过理论上的分析才能揭示出来，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historical materialism)相信历史是由寓于生产方式运动之中的内在矛盾决定的，矛盾又是人们经过精心的研究之后才发现的。因此，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他的“结构”概念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内在一致的。在上述思想的影响下，以葛德利尔(Maurice Godelier)为代表、试图对马克思的生产模式(mode of production)理论进行修正的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学派应运而生。1966年，葛德利尔出版了代表作《经济上的理性与非理性》。该书强调文化中非经济性制度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组织中所发挥的经济，并以功能性的阶序观来取代生产模式观。葛德利尔主张把生产模式看成一个系统，而内部各个结构分别为小的系统，小系统在整体中发挥不同功能，若超越了相互之间的约束力即功能相容性的范围时，则发生社会组成和历史的变迁。这与马克思主义把系统内部的矛盾尤其是阶级斗争视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已经有了本质上的区别。葛德利尔对历史发生兴趣的目的在于修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使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构架下适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演变的研究，所以他所研究的历史其实是在“静态”的结构理论的架构上建立起的社会进化史，尽管其材料来自人类学家的实地研究，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摆脱了早期进化论者的臆测。“历史在葛德利尔那里，既不是年代学的重拟，也不是人类学合作主体借以建构他们的世界的过程，正确地说，历史是把社会现象的起源看作从社会制度的逻辑中推演出来的派生物。”因此，虽然葛德利尔声称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是人类学与历史学差别消失的地方，但真正的历史研究却被他忽略了。尽管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学派受到了种种批评，但它以其特有的方式关注了历史分析，为发展出一种具有“批判性”的解释理论做出了贡献。

二战后，美国人类学界出现了怀特(Leslie Alvin White)的新进化论和斯图尔德(Juliar Haynes Steward)的多线进化论。与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的早期进化论相比，怀特的进化论体现的是一种更为系统化的技术决定论，强调进化过程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性；斯图尔德则更注重进化路线的复合性和多样性。他们都企图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理论进行修正。哈里斯(Marvin Harris)把斯图尔德和怀特的理论统合起来，提出了文化生态学和文化唯物论的观点，寻求环境需求与社会制度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寻求支配历史发展的新法则。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在抨击哈里斯的基础上，提出社会文化决定生产过程的新观点――因为文化既决定人们要生产什么，又决定人们怎样去生产。此外，萨林斯还对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认识性质的观点做了新的诠释。在萨林斯看来，人类创造了自身的历史，但人类只能根据自身的意识来创造历史，因为认识总要受制于文化。斯图尔德的学生沃尔夫(Eric R.Wolf)和敏兹(Sidney W.Mintz)则着重应用世界体系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中资本主义制度下有关农民社会的有关理论，研究了农民社区内外的阶级关系，研究了地方性、小规模农民社区与其所处的广阔政治经济过程之间的关系，将地方史置于世界史的范畴和视野之中。

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的英国人类学界，功能论、平衡论占据统治地位，因此往往忽略了强调阶级冲突和矛盾的马克思主义，对研究中的殖民情境(colonial situation)几乎视而不见。英国曼城学派的代表人物格拉克曼(Glackman)强调社会冲突，但从整体上讲他从没有采纳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的弟子沃斯利(Peter Worsley)在题为《号角即将吹响》(1957年)的一项研究中，强调被研究的那些部族正在受到广大地域中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剥削和利用，才日渐显示了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影响。1973年，由阿萨德(Talal Asad)编辑的论文集《人类学与殖民遭遇》已经明显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开始对以往英国人类学静态的、和谐的、无历史的功能论展开严厉批判，揭示了人类学与殖民主义之间的深层次关联：功能论者用“原始人”来代替“被殖民化的人”，缺乏一个对殖民情境的整体性概念，没有把殖民形式整合到他们的分析中去；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应用人类学更是与“间接统”、“殖民地管理”密切联系在一起，将作为政治和历史问题的殖民制度与人类学之间的联系掩盖起来，他们既是非历史的(a－history，以拉德克利夫一布朗为代表)，也是反历史的(anti－history，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自此，以功能论、平衡论为特色的英国人类学逐渐改观，开始注意“他者”的历史，关注隐藏在研究者与“他者”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三、西方人类学的反思

西方社会科学的整体反思(reflexivity)或解构(deconstmction)，建立在西方20世纪60年代以来蓬勃开展的各种社会反省运动的基础之上。这种反思，来自对“殖民情境”的检讨，源自对西方政治权威、学术霸权的解构。当知识创新的批评精神在现象学哲学、解释学、后现代主义思潮渗入实地调查的经验研究以后，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催生了人类学的反思意识。以往的“无历史”的田园诗般的“现实主义”民族志描述方式成为反思和批判的对象，历史人文主义成为新的实验民族志的主要追寻目标之一。

由后现代主义等新思潮武装起来的新一代人类学家，试图使人类学带有敏锐的政治和历史感，力求使人们对文化多样性的方式有新的洞察。他们在对传统的文化撰写方式进行反思、对写作的文本本身进行解构的同时，开始尝试和实验新的表述方式：一是涉及对描述困境的新感受性，即在文化全球均质化观念下表述文化差异所存在困难的感受；二是涉及对历史和政治经济现实的再认识。在后一种实验策略中，又有两个不同的走向：其一，受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世界体系理论的强烈影响，试图克服以往人类学将自己局限于地方社会、相对缺少历史观点的局面，将大规模政治经济体系与地方文化状况联系起来。这种走向还对民族志美学化、诗学化提出了批评，认为要把民族志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去理解，结合社会、政治和物质去理解。其二，受到解释学的影响，探讨民族志叙述中历史时间与场合的恰当的表述方式，对传统民族志或者将叙述置于历时背景之下或者将历史一并放弃的种种做法提出批评。这种新的实验策略就是要使民族志富有历史感，在民族志叙述框架中展示时间和历史的视野。

美国人类学家哈里斯认为，后现代主义在人类学中最有代表性的体现之一就是后过程主义(postproeessualism)，即：不存在客观的过去，我们对过去的呈现只是源自个人社会文化视角所制造的文本，是我们自己的一种“创造”。他指出，考古学等研究进化的科学忽视了社会行动的意义建构以及人类文化的历史特殊性，科学思想根深蒂固的早期人类学家试图客观地描 述现在，但实际上与写小说无异。后现代主义等思潮对科学、技术负面影响的批判，对被科学扭曲的人性的关注和推崇，使20世纪70年代的人类学逐渐从“科学”人类学的影子中走出来，“人文历史主义”成为新一代人类学家深切关注和反思的时代主题。有学者认为，这会从整体上对人类学造成危机；但也有学者认为，这是人类学激动人心的新时代的开始。

人类学自身的反思，既是时代整体反思的产物，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学在自身反思与实验过程中所体现的对人文历史主义的推崇、对民族志描述历史化的诉求，加速了人类学研究方法的转换、更新，促进了人类学“历史化”思潮的酝酿与形成。

四、美国民族历史学的特殊贡献

民族历史学(ethnohistory)的概念，最初可能是由博厄斯(Franz Boas)的学生威斯勒(Clark Wissler)于1909年率先提出来的。在他看来，民族历史学就是依靠结合民族史和考古学的数据来重建史前文化，就是纪实档案(documentary)的同义语。当然，这种档案并不是由当地土著来提供的。1915年，博厄斯的另一个弟子罗维(R.H.Lowie)对民族史研究中口述史的真实性做出了负面评价，进一步扩大了民族史研究的影响。当时的民族史方法论，无论对人类学家还是对史学家而言，都是一样的，即主要利用档案资源来讨论“他者”的过去。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民族历史学基本上以北美、非洲、大洋洲等地的小规模族群社会为研究对象。这一时期，无论是人类学家还是历史学家，对此都不太关注，因为小规模族群社会并不是当时史学研究所关注的重点，而人类学的研究目光也主要聚焦于尚与历史有严重隔阂的现在时民族志上。因此，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民族历史学作品数量不多、影响有限，其主要作用在于最初填补了人类学与历史学之间的空白领域。

20世纪30－40年代，以博厄斯的学生克鲁伯(A.L.Kroeber)、米德(Margaret Mead)、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等形成的所谓心理结构学派(文化与人格学派)，几乎背离了博厄斯所开创的历史主义传统。随着心理结构学派的兴起，美国民族历史学在二战前的作用和影响更为微弱。二战后尤其是50年代，历史主义重新在美国民族学、人类学界抬头，1954年创刊的Ethnohistory则突出体现了这种情绪。这一时期，美国民族历史学主要有两大方面的特征：利用文字档案材料探讨印第安各部落的传统边疆问题，以帮助他们维护自己的土地所有权；出现了所谓的“经济人类学”，即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用现代的经济概念去研究原始社会。其方法论依然如故，以有文化的非土著所提供的档案等为主，而不是本土的口述资源。自此，美国民族历史学作为一种独特的学术思潮和新的研究范式，才登上了西方学术舞台，并日渐繁盛。

20世纪上半叶，人类学与历史学之间的划分是明确的，但从70年代以来，这两个学科明显汇合了。人类学家使用历史材料和历史学方法，史学家也使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由此，原初作为在人类学与历史学问起联系和沟通作用的民族历史学，随着时代的变迁，其内涵的界定也就变得越来越困难。有学者犹豫地仍称之为民族历史学；有学者简单地将之视为历史学；有学者认为，民族历史学不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种方法；有学者认为民族历史学是重建无文字民族的历史；有学者则将之界定为历史意识(historical consciousness)的研究；还有学者则戏称民族历史学为“历史学与人类学的杂种儿子”。

在凯奇(Shepard Krech Ⅲ)看来，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已经对民族历史学本身的界定持有怀疑态度，很难对“ethnohistory”、“historical anthropology”抑或“anthropological history”进行明确区分。有些学者拒绝使用“ethnohistory”这个名称，而代之以“anthrohistory”或者其他术语。民族历史学已经逐渐失去了“民族”(ethnos，ethnicity，ethnic)的味道，不再像原来那样带有某些歧视色彩地用来专指部落少数民族的民族史(ethnohistory)，而变为历史人类学(historical anthropology)或者人类学史学(anthropological history)，成为人类学理论方法与史学理论方法互换、混合的产物，成为人类学“历史化”的产物。“Ethnohistory”这个名称，也逐渐为“historical anthropology”或者“anthropological history”所取代。无论哪种取代，都合乎逻辑，都不会辱其名，因为人类学学者应该关注“anthropological history”，正如历史学者应该关注“historical anthropology”一样。凯奇认为，使用“anthropological history”更为合适，“anthropologieal history”能表征时下“ethnohistory”所代表的真正内涵，能大致消除用语上的混乱局面。

席费林(Edward Schiefflin)和耶韦特(Deborah Gewertz)的讨论主要在于揭示民族历史学的本质特征。在他们看来，“在过去，民族历史学指的是利用文献或考古材料建构民族史。对历史学家(及许多人类学家)来说，传统上民族历史学指的是替没有文字历史的民族重建历史，……对我们来说，这种民族史的观念即使不能说不对，也是不适当的……民族历史学……最根本的是要考虑到当地人自己对事件是怎么构成的看法，以及他们从文化角度建构过去的方式”。这种见解，与之后以萨林斯为代表的西方人类学“历史化”思想的主旨是一脉相承的。

从上述美国民族历史学的产生、发展以及西方学者的有关讨论来看，美国民族历史学与西方人类学的“历史化”有着密切的直接联系。“民族历史学富有成效的工作，为它向历时过程分析模式(即历史人类学)的转化”提供了必要的学术基础，为西方人类学“历史化”主题思想的提炼和总结做出了前瞻性的特殊贡献。

综上所述，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人类学“历史化”思潮的兴起，除了社会环境变化使然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有适合于其产生、发展的学术环境。正是在时代所赋予的这种特殊的学术“土壤”中，它才得以“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合适的学术环境是西方人类学“历史化”的不容忽视的深层次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