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论文范文精选

[摘 要]经济发展是文化进步的源泉，而文化又是经济发展与演变的动力和基础。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作为全球化的经济形态，商品经济必然内蕴着一种深厚的文化因素，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特定文化体系的配合。全赢的利益观、契约思想与诚信原则、法制观念与正义精神、多元文化和开放意识，这些都构成了商品经济赖以生存和持续发展的文化动力和支撑。

[关键词]商品经济；文化；文化基础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6)05―0173―03

经济与文化向来是相生相荣的，经济发展是文化进步的源泉，而文化又是经济发展与演变的动力和基础。一种缺乏文化支撑的经济，其发展必然是畸形和无力的。弗朗奈瓦・佩鲁曾经说过：“经济体系总是沉浸于文化环境的大海之中。”[1](P19)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每一次经济形态的演变都伴随着社会文化的相应更新。广义上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部分，我们这里所讲的商品经济的文化是狭义上的文化范畴，它是指与商品经济形态相适应的价值观念、道德范畴、伦理习俗、行为规范等观念文化。作为全球化的经济形态，商品经济必然也内蕴着一种深厚的文化因素，那么，是何种体系的文化基础促成了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而且后来又支撑了商品经济如此高效、有序的发展呢?商品经济究竟需要怎样的文化为基础?

一、“利利相生”的全赢利益观

人性假设是与任一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观念文化的核心，特定的人性假设是特定社会经济形态得以形成和维系的逻辑前提。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们就把人类行为动机的自利原则纳入了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体系之中，即引出了“经济人”的假设，长期以来，这一假设便成为经济领域中实践运作和理论分析的基点。然而，随着人们的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发现，人类行为所表现出来的人的本性远比“经济人”假设要复杂的多。阿・玛蒂亚・K・森在《论伦理学与经济学》中明确指出：“对自身利益的追逐只是人类许许多多动机中最为重要的动机，其他的如人性、公正、慈爱和公共精神等品质也相当重要。”[2](P41)现实社会中存在三种利益：自我利益、他人利益和社会集体利益。在商品经济时代，要弘扬“利人利己”的全赢利益观，即承认个人利益，以个人为主体，但追求个人利益要在不损害他人和公共利益的原则下进行，以尽可能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

人类历史上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都是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史需要探讨的重要课题。本文只拟对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若干问题，作点初步探讨。

一

首先从自然经济说起。

什么是自然经济，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人们对它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和表述。马克思主义是从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所反映的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关系出发，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对立出发，来考察自然经济的。凡生产是直接用于满足生产者个人或经济单位的需要，而不是用于交换的经济，不论它在人类历史上以何种形式存在，都可以认为它是自然经济。物质生产的自给自足，就是这种经济的本质特征。我国学术界通行的这种理解和表述，体现着自然经济一般。

自然经济是一个历史范畴。由于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相联系，曾经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存在。在这几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中，自然经济具有一系列的部分质变。探讨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要探讨这个经济范畴在封建社会具体的历史内涵。

在封建社会中，封建国家、封建地主、个体农民以至个体手工业者，都经营有自然经济性质的生产。如在中国，封建国家经营有满足自己需要的官手工业，封建地主经营有“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以赡衣食”的自给性生产等等。然而个体农民(包括自耕农和佃农)是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农民家庭是社会基本生产单位，小农经济是社会经济的主体。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都集中通过小农经济的发展变化而表现出来。

当时的社会经济中，自然经济已是与商品经济相联系而存在。从农民来看，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民足以把农业、手工业和其他副业结合于家庭内部。农民为了直接取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特别是衣食等基本生活资料，就要进行自给性生产。他们既从事农业，又从事手工业，并形成通常所说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结构。

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日益多样化。由家庭经营和个体劳动所局限，任何一个农民家庭都不可能满足自己全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需要。小农的这种特点，就迫使他们卷入市场交换，从事商品性生产，与其他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产品，取得自己不能生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持续自己的生产，维持一家的温饱。生产使用价值的自给性生产，与生产交换价值的商品性生产，就相辅相成地结合在同一个主体之上，也就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结合在同一个主体之上。

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垄断、公共物品、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等原因会导致市场机制无法正常运行(即出现市场失灵现象)，这为政府干预微观经济运行提供了理由。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观点。所谓的政府规制或政府管制(GovemmentRegulation)，是指政府相关部门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对企业的商品质量、价格及其他经济行为进行监督、管理，并最终实现某种经济目标或社会目标。在我国的政府部门，政府规制或政府管制一般被称为政府监管，本文使用的表述方法为后者。

经济学中有关商品质量监管的理论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表象到本质的认识深化过程，总结这些理论的演进历程有助于我们开阔思路，完善商品质量监管制度。

一、信息完全假定下的商品质量与市场机制

在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中，商品质量并不是理论关注的重点。因为信息完全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定，按此假定，无论是哪一类型的市场，买方都拥有商品质量的所有信息，包括功用、风险因素等，买卖双方之间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由于信息是完全透明的，商品生产经营者无法通过机会主义行为来掩饰商品质量上的瑕疵，消费者的购买决策不会因为信息不完全而被误导，自然也就不会有使用中或使用后的伤害问题。

由于信息完全的假定消除了企业可能拥有的信息优势，所以传统经济学更加关注在不同的市场类型中，如何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确定来揭示有关商品质量的信息。在新古典经济学所推崇的完全竞争市场中，商品是均质的，不存在质量上的任何差异，市场均衡水平所确定的价格就是刻画商品质量高低的唯一信号。而在现实经济社会更常见的垄断竞争市场中，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企业为获得更大的市场会通过广告主动传播商品质量差异的信息，同一行业内部商品之间的相似性让企业之间的竞争非常充分，企业无法隐藏对自己不利的信息，消费者根据自己的偏好和收入约束在某个价格水平上与生产经营者实现均衡，而不同的均衡价格水平将对应不同质量的商品。在纯粹寡头市场和完全垄断市场中，企业行为有明显的市场支配力，价格可能会被企业操纵，产生扭曲。然而，处于市场劣势的消费者清楚地知道，高价格下商品的质量到底如何，但由于别无选择，他们只能接受生产经营者制定的高价格。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在信息完全的假定下，商品质量更像是一个技术术语，因此被主流经济学所忽略。从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的框架看，该学派实际上是通过价格信号来研究商品质量的。20世纪初微观经济学领域出现的不完全竞争理论，也没有突破新古典经济学信息完全的假定，因此，它对不完全竞争格局下商品质量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价格信号与市场支配力两个因素的经济含义。来源于/

二、质量信息不对称与市场失灵

1970年，在《旧货市场：质量不确定性与市场机制》一文中，美国经济学家阿克洛夫以二手车为例，首次用信息不对称解释了二手商品市场中的质量问题，从而开创了信息经济学的一个全新领域。他认为，在旧货市场的交易过程中。买卖双方拥有的质量信息是不同的，卖方显然知道更多的质量信息，而买方则知道的较少。信息不对称的存在。让信息劣势的一方——买方只能按照一个折中价格来购买并不清楚质量好坏的二手商品，但折中价格将会让实际质量超出折中价格水平的商品无利可图，从而“挤出”这部分质量相对较好的商品。这样，买方实际面对的必然是质量相对较差的商品，“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将在旧货市场上演。随着买方意识到市场商品平均质量在下降并调低报价，市场中的另一部分质量较高的商品将会退出交易。在信息经济学的范畴中，这种现象被称为逆向选择。以上情况循环往复，会导致旧货市场无法交易，出现市场失灵。

摘要：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垄断、公共物品、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等原因会导致市场机制无法正常运行(即出现市场失灵现象)，这为政府干涉微观经济运行供给了理由。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观点。所谓的政府规制或政府管制(GovemmentRegulation)，是指政府相关部门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对企业的商品质量、价格及其他经济行为进行监督、管理，并最终实现某种经济目标或社会目标。在我国的政府部门，政府规制或政府管制一般被称为政府监管，本文使用的表述方法为后者。

经济学中有关商品质量监管的理论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表象到本质的认识深化过程，总结这些理论的演进过程有助于我们开阔思路，完善商品质量监管制度。

一、信息完全假定下的商品质量与市场机制

在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中，商品质量并不是理论关注的重点。因为信息完全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基础假定，按此假定，无论是哪一类型的市场，买方都拥有商品质量的所有信息，包含功用、风险因素等，买卖双方之间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由于信息是完全透明的，商品生产经营者无法通过机会主义行为来粉饰商品质量上的瑕疵，消费者的购置决策不会因为信息不完全而被误导，自然也就不会有使用中或使用后的伤害问题。

由于信息完全的假定消除了企业可能拥有的信息优势，所以传统经济学更加关注在不同的市场类型中，如何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断定来揭示有关商品质量的信息。在新古典经济学所推崇的完全竞争市场中，商品是均质的，不存在质量上的任何差异，市场均衡水平所断定的价格就是刻画商品质量高低的唯一信号。而在现实经济社会更常见的垄断竞争市场中，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企业为获得更大的市场会通过广告主动传播商品质量差异的信息，同一行业内部商品之间的相似性让企业之间的竞争非常充分，企业无法暗藏对自己不利的信息，消费者根据自己的偏好和收入约束在某个价格水平上与生产经营者实现均衡，而不同的均衡价格水平将对应不同质量的商品。在纯粹寡头市场和完全垄断市场中，企业行为有明显的市场安排力，价格可能会被企业把持，产生扭曲。然而，处于市场劣势的消费者清楚地知道，高价格下商品的质量到底如何，但由于别无选择，他们只能接受生产经营者制定的高价格。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在信息完全的假定下，商品质量更像是一个技巧术语，因此被主流经济学所疏忽。从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的框架看，该学派实际上是通过价格信号来研究商品质量的。20世纪初微观经济学领域出现的不完全竞争理论，也没有突破新古典经济学信息完全的假定，因此，它对不完全竞争格式下商品质量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价格信号与市场安排力两个因素的经济含义。

二、质量信息不对称与市场失灵

1970年，在《旧货市场：质量不断定性与市场机制》一文中，美国经济学家阿克洛夫以二手车为例，首次用信息不对称解释了二手商品市场中的质量问题，从而开创了信息经济学的一个全新领域。他认为，在旧货市场的交易过程中。买卖双方拥有的质量信息是不同的，卖方显然知道更多的质量信息，而买方则知道的较少。信息不对称的存在。让信息劣势的一方——买方只能按照一个折中价格来购置并不清楚质量好坏的二手商品，但折中价格将会让实际质量超出折中价格水平的商品无利可图，从而“挤出”这部分质量相对较好的商品。这样，买方实际面对的必然是质量相对较差的商品，“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将在旧货市场上演。随着买方意识到市场商品平均质量在下降并调低报价，市场中的另一部分质量较高的商品将会退出交易。在信息经济学的范畴中，这种现象被称为逆向选择。以上情况循环往复，会导致旧货市场无法交易，出现市场失灵。

摘要：在我们这个时代，绝大多数商品都是通过广告的方式接触顾客，广告是沟通商品与消费者的重要媒介，同时广告已经涉及人们生活的所有方面，在引导消费、繁荣市场、塑造流行文化价值观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推动全球经济的重要行业之一。实际生活过程中广告的传播在视觉、环境等方面存在着自身的利弊，对于广大广告工作者来说，牢记广告是商品经济的产物，贴近商品、宣传商品、促销商品，让群众了解商品、购买商品，这样在商品经济中产生的广告，就会在市场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关键词：商品经济；广告传播；视频传播

人类社会生产的商品除了基本的消费使用目的以外盈利也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因此充满竞争意识的商品经济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商品经济已经演变为集产品、宣传、竞争为一体的综合型经济，更新换代快、同类产品数量多。商品生产者为了推销自己的产品，使其能占有一席之地想尽一切办法，借助一切可以利用的传播媒介绘声绘色的宣传自己的产品这种发展过程逐渐形成了一种可称之为的“广告艺术”是商品经营者激发消费、促进市场营销、谋取利润的重要手段。由此而言广告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是市场促销的一种有力手段，是随着传播媒介的发达、市场经济与销售学理论的发展和广告制作技术的提高而不断发展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绝大多数的商品都是通过广告的方式接触到顾客广告是沟通商品与消费者的重要媒介。无论是一住多年的住房还是几秒钟下肚的饮料难以计数的商品.随之而来的是难以计数的广告。大街上街道两旁广告板成行成排车身广告穿梭在马路中央到了晚上.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广告充斥着城市的每个角落走进超市、商场面对的是雪片似的各类打折促销的传单在家中信箱里总是塞满各类直销传单甚至于骑着自行车在街上走也会有人把广告扔进车筐里任何一份报纸或者杂志都离不开大大小小的各类广告打开电视无论什么节目都会有一定时间段的插播广告在网络上各类网络广告更是时时地以不同的方式展现在屏幕上;广告不仅应用于商品宣传也应用于电影、音乐会、展览会、运动会、演讲会、旅游业等等为内容的宣传……广告已涉及人们生活的所有方面，在引导消费、繁荣市场、塑造流行文化与价值观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推动全球经济的重要行业之一。

我们的广告设计应体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日新月异的变化和人民物质生活的不断改善体现社会卞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抵制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对广告的污染将产品的宣传与丰富文化生活和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有机结合起来也要与美化环境的工作结合起来。广告设计者除了要有一定的造型和装饰技能还必须具备广泛的文化修养，丰富的社会知识，懂得商品心理学，对生活时尚和时代节奏有敏锐地感觉，才能更准确地设计出群众喜闻乐见、易于理解的广告宣传。

从视觉的角度来讲，在我们这个时代广告已经成为城市环境中最有影响力的视觉流行文化，你穿什么衣服、喝什么酒、开什么样的车、住什么样的房子买什么品牌的电视等等很多方面，大都是通过观看、收听广告后才能做出决定，于是广告在潜移默化之中塑造着我们的外观与心灵。不良广告所传递出的消极堕落的价值观、人生观、低级趣味却毒化了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与儿童的心灵，给社会、家庭、学校等方面带来负面影响。如何能在满足商业目的的同时让广告体现出正确的价值观、审美观、艺术格调、人生的智慧感已成为有责任感的广告设计者的新思考与努力方向。

从环境的角度看富有个性化的景观形象使城市形象具有特色在现代化的城市环境中，合理的、有特色的户外广告可以提升城市形象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现阶段一些企业基于狭隘的商业利益考虑.户外广告与城市景观的冲突正在加剧部分户外广告设置存在着与空间景观不协调，视觉效果凌乱与建筑物功能类别、性质不符占用人行空间灯光照明影响行人安全制作的材料、工艺较差;广告的位置、方向、密度的选择等问题，均缺乏科学性与环境意识广告从业人员的职业水准与素质的普遍偏低使得户外广告灯箱、路牌的设计缺乏合理性与美感不同程度的损坏着型代城市的形象。从规划角度来看众多户外广告灯箱、路牌的大小不一形状各异彼此互相千扰、冲突缺乏从城镇景观的整体高度出发的科学规划事实上只要集中城市规划、景观设计、工业造型设计、视觉传达设计、广告设计等诸多行业专家协同作业.就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户外广告与城市景观的协调问题科学合理的设置户外广告，恰当的把户外广告和不同城市环境结合起来构成不同区域的城市广告环境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系统化的城市广告文化。

从视频传播的角度看现阶段的无处不在的视频媒体，百花齐放从各种角度展示着商品、引导着消费。经过调查.电视媒体传播仍旧是最具实力信誉最好的大众传播媒体在宣传企业形象和产品形象提高产品的知名度方面有着不可摇撼的地位。但是在这种多方位、大力度的宣传下部分广告信息传达越来越受到观众、听众的厌恶与抵制看见、听到插播广告信息就调整频道是几乎每个观众、听众的本能反应了于是广告信息传达的有效性就大打折扣其负面意义就其根源就是广告信息的低效所造成的。广告如何能从单向的’‘强制观看‘’的传统模式中走出来做到让观众、听众喜闻乐见.从而推动社会经济增长.是摆在广告这一行业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商品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性研究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随着人们对商品房地产关注度的不断提高，商品房经济的概念逐渐走入了人们的生活当中。相应的商品房地产经纪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其有着自己的发展规律呈现一个周期性的波动状态。我们把这个这个现象称之为商品房地产经济的周期波动性。严格来讲，商品房地产经济是宏观经济形式的一种。这这是知己关乎民生要点部分所在，所以研究商品房地产经济波动性是保持我国商品房地产经济的关键所在。众所周知，房地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它所具备的产品的基础性以及创造的社会大额财富性的特点都成就其在国民经济的主体地位。作为一种产业，它必然具备一定的产业周期，产业周期的规律受到宏观经济发展规律的制约。在我国，商品房地产的整个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从萌芽到壮大的过程。然而这个发展过程也不是一个平稳的直线而是一个波动的曲线。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房地产行业经济波动性曲线能够客观反映我国房地产事业的兴盛程度。本文将详细论述房地产波动理论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进一步从理论和实际上把握市场机制的健全方案和政策调整，以确保我国房地产经济能够平稳有序的发展。

二、商品房地产波动理论研究

首先，关于经济的波动与经济的周期理论研究。纵观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人类经济的发展也是上下波动的。在这种波动的作用下，人类社会的经济或者出现了进步或者出现了灾难式样的倒退。这种关于经济周期波动的理论，西方经济学家在很早之前就已经有了系统的理论记载。在这种理论中所带来的波动曲线当中，我们不难发现人类社会的经济在不同时期增长的速度也不一样。同时，实际的增长曲线也于所期望的曲线存在着偏差。要知道，只有缩小这种偏差才能够达到我们预期的稳定的经济增长模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经济周期的概念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可以由不同的理解，比如说有的学家按照逻辑的理论来分析，那么经济周期的波动性就是一种偏离均衡性质的体现，也有学家从经济的收缩与扩张角度出发，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本文在这里就不加赘述了。其次关于商品房地产周期与房地产波动理论研究。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商品房地产的经济周期主要包括四个阶段：1、繁荣阶段；2衰退阶段；3、复苏阶段；4、萧条阶段。这四个阶段放到宏观经济的运动过程中，就可以看出我国房地产经济不规则的波动性。还有就是，房地产经济波动的不规则所表现来的经济增长状态表现出一种连续的和动态的特点。通过对该种特点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房地产经济增长曲线与实际曲线的偏差程度的研究更能够实际的反映出房地产经济增长的特征。房地产经济实际增长曲线与趋势增长曲线的偏离程度越大，那么房地产经济波动幅度也就越大，房地产增长的稳定程度就越差，反之，房地产增长的稳定程度就越好。最后，我们来谈谈商品房地产周期波动与经济周期波动的关系。商品房地产周期波动与经济周期波动总的发展来说是密切相关的，也可以分两个不同层次来分析房地产周期与宏观经济周期的关系。因为，一方面房地产周期波动是经济周期波动这个大范畴的一部分，是房地产行业的经济周期波动；另一方面，房地产周期波动是房地产行业运行过程中经济周期波动，也就是说房地产周期波动是经济周期波动在房地产行业经济运行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运动形态。

三、新时期如何防止我国商品房地产经济大幅波动

我国房地产的周期性波动，其波动的幅度不尽相同，我国地方经济目前是典型的土地财政经济，因此房地产的剧烈波动会明显降低百姓的购房意愿，造成房地产的价格上涨乏力，并最终造成政府卖地价格较低，使得地方政府失去GDP的有效获取手段。在地方财政吃紧后，又会造成地方的基础设施投入不足，造成宏观经济的普遍衰退。因此，减少房地产的剧烈波动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课题，应尽可能的减少房地产的系统性风险和周期风险。第一，稳定房地产尤其是商品房的价格。房价作为房地产景气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其稳定性是房地产的重要基石，因此应该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减少商品房价格的剧烈波动。在供求关系出现重大转变时，应考虑采取政策法规等强制性手段稳定房价，避免房价的剧烈下跌。同时应利用房价的波动周期，最大限度的挖掘出让土地的价值。对土地价格和商品房价格的双向控制也是保证降低房地产波动的必要手段，在宏观调控方面，中央的政策在地方的可变性较小，但是地方的微观调控往往能够起到重要的稳定效果。因此对商品房的价格的调控应坚持中长期执行国家宏观政策，短期调控作为辅助的策略。第二，促进居民的商品房消费能力。作为商品房的购买主力，居民的购买能力和购买欲望也是房地产走向的重要因素。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购买需求会由刚需转向改善性住房，这一改变也就带来了房地产的二次价值挖掘。由于改善性住房需求的不断增强，也减少了居民购房的盲目性和投机性，从而从根本上减少了房地产价格剧烈波动的因素之一。同时，对于低收入人群，政府应积极开发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措施，控制商品房与保障性住房的比重完善房地产行业的供求关系和供求机制，通过多点开花、多渠道解决的方式，完善房地产市场的解决方案，从而减少房地产的剧烈周期性波动。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国家主导性政策对经济周期波动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房地产业同时又具备一定的特殊性，目前在宏观经济的飞速发展环境中，不合理的投资结构在房地产业中普遍存在，投机需求已经超过了人们所需要的比值，这也是制约房地产以正能量过渡周期波动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一、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概况

宋代的商品经济处于全面发展的状态，表现为商业政策的改变、手工业的繁荣、城市商业的发达以及海外贸易的发展。首先，在商业政策上，宋代统治者采取了与过去历代王朝都迥异的重商政策。中国封建社会发端于农业社会，从春秋战国封建制度萌芽起，农业都是作为国家统治发展社会繁荣稳定以及军事经济发达的基础，因此对农业格外的重视。在思想层面，汉代以后，董仲舒改革的新儒家思想更是为了体现帝王的统治目的，而将重农抑商思想融入进去，因此此后的历代帝王都鼓励发展农业，控制甚至打击商业活动。而这一点到了宋生了改变，宋初太祖赵匡胤认为“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以享天年”，以博民富。在宋太祖之后，宋太宗赵光义也号为“令两制议政丰之术以闻”。宋神宗在位时“尤先理财”，令众“政事之先理财为急”这样的重视经济的思想一直贯穿于宋朝，这是保证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其次，宋代的手工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达到了封建社会最为繁荣的程度。与唐代相比，宋代的坑矿、茶盐、造船、造纸、制糖、纺织、制瓷等有较为明显的进步。从特点上看，宋代的手工业产地逐步扩大，出现了区域性的手工业企业和家族式的规模企业。手工业产品的产量也随着生产区域和交易范围的扩大而增加。最为显著的变化是当时的手工业技术水平提高非常明显，在制糖业、采矿业、陶瓷制造业等方面都有所提升，比如制糖业出现了“糖冰”（冰糖）的生产技术，宋瓷的技艺手法融入了多种艺术元素。另外，宋代经济发展还体现在宋代城市贸易的繁荣。在宋代之前，不仅国家不重视发展商品经济，而且在城市格局上体现了重农抑商的思想。宋代以前的城市中，严格限制工商业活动的范围，将城市划分为坊和市“，坊”是指居民居住区“，市”是指商业活动区。同时还规定，所有的商业活动都必须在“市”区进行，不得在“坊”区进行商品买卖活动“，市”的经营时间也被限制在白天有限的时间内。这种规定大大限制了城市商品买卖活动的时间和范围。而在宋代，这一界限被消除了。北宋的都城汴梁城突破了市坊的界限，街道两旁和居民区都有商业活动“，坊巷桥头及隐僻去处俱是铺席买卖”，显示出商业的高度繁华程度超过了长安城。北宋的都城汴梁城还出现了早市和夜市，呈现出了全面繁荣局面。同时，商业城市和市场数量在这一时期也急剧增多，除了北宋都城汴京和南宋都城临安两个最为著名的繁华都城外，成都、建康、镇江及扬州等城市也十分发达，人口规模也逐年增加，汴京和临安的人口大致有170万和120万左右。除了大都市商品交换异常活跃外，众多商业性集镇也如雨后春笋般遍及全国各角落，这些集镇多集中于海上贸易繁荣的沿海镇市或水陆交通枢纽的内陆商镇，甚至在农村也打破了往日的寂静，于频繁的货品交换中逐渐形成了“草市”或“墟市”,使得整个国家的商品贸易活动都十分活跃，深刻反映了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发达。

二、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律学发展的影响

1.商品经济对律学思想的影响。

不同的时代都有着不同的立法思想，不同的经济水平之下的法律思想和法律研究思想也有很大差异。作为经济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发达，也使得宋代的律学研究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封建法律思想从西汉董仲舒确立新儒学以后而确定，经过魏晋南北朝、隋代、唐代的发展，到宋代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在经济基础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就需要一种新的世界观来适应这一变化，理学作为律学的思想基础就在这种情况下得以发展。理学名称的起源来自于宋代儒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它是以儒家的伦理思想为核心，糅合佛家思想和道家思想而成的一种理论形态，其核心内容是强调“理”的先天的存在，把抽象的“理”提到永恒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学习的目的就是“即物穷理”。理学思想肯定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关系，认为“：夫天之生物也，有长有短，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矣，安可使小者亦大呼？天理如此，岂可逆哉？”关于法律他们认为礼与法都是“理”的体现，是为了管理和统治人民而设置的工具“，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法者，天下之理”，“律所以明法禁非，亦有助于教化”。因此，认为治国就需要礼法合一，同时要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制定不同的领域的法律规范。在理学思想之下，任何事物都有其发展规律，法律要依据这些规律进行，因此对待农与商他们都保持了同等的客观的态度，在商品经济有所发展的情况吸取也加大了对商品经济的调整。立法上统治者调整了历代立法中重刑法轻民法的传统做法，开始探索民事立法和经济领域的立法，专门研究施行了盐法、酒法、茶法等法令。为了顺应商品经济的规律，宋代立法制定了一系列的经济民事法律，统一了国家与经济活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同时，立法的科学性也将政府的政策导向更好地促进了商贸发展和手工业的繁荣。

2.商品经济对应用律学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律学十分注重法的应用，在法的解释和刑事技术方面的研究最多，形成的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宋代商品经济的发达，客观上使得社会财富得以积累，民间财富的积累让民众可以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律学研究活动。从国家层面来说，也加大了对律学研究人才的培养，设置了律学博士专门进行律学研究，涌现出了《刑统赋》、《律文音义》、《律令释义》等一些著名的律学研究著作。其中《刑统赋》就是律学博士傅霖编制的，他在研究时认为《宋刑统》不便阅读和记忆，于是将《宋刑统》的全部律文的要旨，用韵文体裁撰为律学读本，并自行作注，解说韵文含义。受到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理学的繁荣，人们看待事物的方式也更为客观，不再仅仅看到统治秩序的维护，而更加注重对社会个体正义的维护，突出人的个体价值，在司法实践上更加注重刑事科学技术的应用，出现了诸如《折狱龟鉴》、《棠阴比式》、《洗冤记录》等法律应用领域的著作。其中《洗冤集录》使得法医学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法医学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结语

摘要：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税源构成和征管能力等因素，商品劳务税往往成为主体税种，因而在税收政策实施中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从理论上分析商品劳务税与资本积累、优化产业结构、通货膨胀与紧缩、收入合理分配、促进经济开放等方面的关系成为必要。

关键词:经济发展；商品劳务税；资本积累；产业结构

经济发展是指随着经济增长而出现的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变化，经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一个主题，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任务更为艰巨，要求也更为迫切。规范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的力量来自于市场的价格机制作用，它能够自动地促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的充分利用。然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市场失灵是普遍存在的，政府有责任干预市场运行，而对于以市场为配置资源主体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政府适当干预经济发展的意义则更为重要。

税收是国家对部分产品或国民收入进行的法定分配，它同经济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是政府调节和干预经济的主要工具和为其他财政政策筹资的主要手段。一般说来，现代税收除筹财政资金的基本职能之外，还具有三大经济调节功能，即促进资源有效配置、调节收入合理分配以及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在发达国家，所得税是主体税种，税收政策实施的主要工具都是所得税，而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税源构成和征管能力等因素，商品劳务税往往成为主体税种，因而其在税收政策实施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商品劳务税是以商品和劳务的流转额为课税对象的课税体系。它主要包括消费税、销售税、增值税和关税。本文拟对经济发展中的商品劳务税作一理论上的探讨。

一、发展资本积累与商品劳务税

在发展中国家，实际经济增长和在增长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有着压倒一切的意义，但经济增长要受资本积累规模的约束。因而，如何形成足够的发展资金，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一般而论，一国的资本积累有两种来源，一是利用外资，二是动员国内资金，尤其是国内储蓄。国内储蓄包括居民个人储蓄、企业储蓄（税后利润）和政府公共储蓄（主要来源于税收）。税收在调动社会资源用于储蓄、投资方面有两条渠道：一是通过征税筹集财政资金，增加公共储蓄或政府用于公共投资的集中性财力；二是通过制定鼓励储蓄的税收政策，刺激企业和居民个人把更多的收入用于储蓄，扩大私人投资。

在发展经济学的税收政策思路中，一国资本积累水平同税收收入水平相关，也和税制结构选择相关。发展中国家采取什么样的税制结构，选择什么税作为税制结构中的主体税种，在许多发展经济学家看来，首先应服从于扩大和刺激储蓄、促进资本积累的需要。他们的基本主张是，商品劳务税应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主体税种，对发展资本的筹集发挥主要作用。为此，他们作了广泛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

一、拜金求利观念的突兀奔腾

当商品经济把社会上的一切都卷入交换漩涡中时，金钱对社会的支配，从而拜金主义的观念也就达到顶点。因此，商品货币经济必然带来拜金求利观念的泛起。这是一个历史必然趋势。明中后期，商品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势头。地域性的商帮如徽商、晋商、江右商、闽商、粤商、吴越商、关陇商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们拥有巨资，“藏镪有至百万者”[2]，“非数十万不能称富”。而“商人对于这样的社会是革命的因素，……现在商人在这个社会上出现了，这个世界的改变，就是从他那里出发”[1](177)。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拜金求利观念突兀奔腾。明代中后期，礼拜金钱之风颇为强盛。利益所在，上至皇帝下至臣民都趋之若鹜。他们“怀利以相接，遂成风流，不可复制”[3]，从正德年间始，官员们竞相“营产谋利”已不足为怪，就连神宗皇帝也“以金钱珠玉为命脉”，把内府之藏，“拥为己有”[4]。皇帝尚且如此唯利是取，唯财是图，不能律己，何以严人！因此，当时“天下水利，碾硙、场渡、市集，无不属之豪绅”，并且“相以为常事”[5]。难怪顾炎武曾大发感慨道：“自神宗以来，黩货之风日甚一日，国维不张，而人心大坏数十年于此矣”[5]。上层社会为此，下层可想而知。“凡是商人归家，外而宗族朋友，内而妻妾家属，只为你所归来的利息多少为重轻。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皆轻薄鄙笑，犹如读书求名的中与不中归来的光景一般”[6]。《二刻拍案惊奇》所描写如上情形在《辽阳海神传》中得到印证：“商在外率数岁一归，其妻拏宗党全视所获多少为贤不肖，而爱憎焉”。温情脉脉的家庭情爱，为利欲冰水所严重侵蚀。正是在这股强烈的礼拜金钱之风下，各阶层对商人观念发生变异。人们羡慕在现实物质生活中“甘其食，美其服”的商人生活，感叹他们“嗟峨大船夹双撸，大妇能歌小妇能舞，旗亭美酒日日沾，不识离别苦。长江两岸娼楼多，千门万户恣经过，人生何如贾客乐，除却风波奈若何”[7]，传统思维趋向的变迁，使明中后期的社会涌现出崇商弃农、崇商弃儒、崇商弃官的趋势。在商品利润的刺激下，许多农夫、农妇开始从古老的荒原上走出来，走进了商品经济的洪流中，遂形成了“弃本争毫末利”的社会风气。在浙江西安（即今浙江省衢州市）“舍贱民贫，恒产所入，不足以供赋税，而贾人皆重利致富，于是人多驶鸳奔走，竟习为商，商日益众”[8]。徽州休宁县“百姓强半经商”[9]。可见人们的谋生手段已经大大改变。不仅农夫弃农从商，而且连“耻于言利”的士人，亦经不佳金钱财利的诱惑，也放弃了皓首穷经的正统途径，转而从商，据范濂记载苏松一带从事“田产交易”的，“初犹无赖小人为之，今年则士类效尤，然不顾名义矣”[9]。这种情况很快形成风气，甚至山西的俊秀之士也“弃仕从商”[9]，怪不得黄宗羲喟叹道，晚明士大夫“大概多市井之气”[10]。士人从商，提高了商人的素质，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这时期文人的文章字画也沾染了商品经济的味道。据说，“以财岂文，俗谓润笔之资”。这虽非起源于明代，但到了明代中后期，文士们开始抛弃以往那种忸怩作态，他们开始理直气壮地向岂文者大量索要资财。有人求文于桑思玄，“托以亲昵无润笔”，桑竟然说：“吾平生未尝白作文字，可暂将白银、锭置吾案间，鼓吾兴致，待文作完，并银送可也”。号称江南第一才子的唐寅还“有一巨本，录记所作文字，簿面题利市二字”。与唐寅齐名的祝允明也如此。“写怀祖尝为人求文字于祝枝山，枝山曰：‘是现精神否？’俗以银钱为精神也。马曰：‘然’。祝则欣然捉笔。”[11]由此可见，传统的伦理道德已经被金钱和实际利益所代替，金钱已经在当时社会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支配着人们的生活，也支配着人们的命运。因此此时的拜金之风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盛行。有人曾对此加以讽刺说：“古时孔方比阿兄，今日阿兄胜阿父”[11]。万历时黄省曾也慨叹道：“金钱之神，莫甚于今之时矣”[12]。毋庸置疑，也正是这股拜金之风的盛行，才有力推动哲学上求利意识到涌现。李贽是晚明士大夫中“异端之尤”。他首先反对董仲舒“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认为儒者也是“谋利”的，也是讲究“利”的，只不过他们的利表现为道德上的追求。李贽继而认为，“圣人不能无势力之心”，追求财与势是“秉赋之自然”，也是圣人所不免的。与李贽差不多时代的三一教主林兆恩，也认为“天机”就在“嗜欲”中，对“嗜欲”这种人的本能也作了肯定。稍后的顾天竣不讳言“功名富贵”，承认自己是一个热衷功名富贵的人，并进而断言，从来圣贤豪杰都是“功名富贵”人[13]。所以我们可以说，晚明反传统的义利观产生，与这一时期社会上求金拜利思潮弥漫，有着直接的联系。这也从另一侧面上反映了这一现象广泛存在和巨大的影响。所以说，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力推动了拜金求利思潮的崛起。金钱的魅力，无处不在，无人不媚，趋利拜金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社会心理和世风。

二、家庭伦理道德的动摇和传统家庭组织的裂变

中国传统的家庭内部比较普遍家庭形式是社会学家称之为“扩大家庭”的形态，其特征是：一对老年夫妇与他们已婚孙子们及媳、孙辈同居公财，构成家族内部的财产、劳动和生活单元或细胞，与此相应，就有强调父家长权威，和子女对父母孝敬及家庭成员之间悌睦相处的伦理规定，而其中心则是所谓“孝道”这一旨在维护父系大家族和家族组织的意识形态成为保其稳定不变的重要社会约束。这种状态在商品货币经济不太发达、贫富差距不太悬殊的情况下，尚能相对稳固存在。但当商品货币经济获得较高发展时，商品与货币就成了瓦解传统共同体观念及其组织的强有力的腐蚀剂。这一现象在明中后期表现得非常突出。我国传统封建伦常秩序最重视孝行。“人之行莫大于孝”，而晚明时竟有儿孙焚祖坟，焚祖尸，“鬻其他，利其藏中之物”。而人们对此竟“视为故然”，“未有以为不义而众诛之者”[14]，为了一个“利”字，对“长辈”尚且如此残害，兄弟之间相残更不言而喻。鄢陵人戴廷栻在其《先稿存遗》卷3里说：该县“盖至天启以后，而邑之风气大变矣，即明允（苏明元）之论一覆，按之骨肉之恩薄；其由所谓为逐兄之遗孤而不恤，与孝弟之行缺；其由所谓多取先人赀用欺其诸孤子，与礼让之节废；其由所谓为其诸孤所讼，与嫡庶之别混；其由所谓以妾加其妻，与闺门之训哀；其由所谓笃于声色欢哗而小严，与廉耻之路塞；其由所谓黩财无厌，惟富为贤”。这里，不仅论述天启以后该县兄弟家室中的变化，还分析产生骨肉之恩薄的原因。这种互相凌夺、骨肉相残的现象，我们还可在族谱对族人的劝导获悉。安徽祁门《方氏族谱•凡例》中列有“有兄弟”和“一代父职”，二则：“兄弟犹手足也，母得份情失谊以贻父母之忧。然阋墙之变有二：非听信手枕也，即溺情于财产。夫争财之心生，只致败亡之祸；枕边之言入，顿起离间之端，家门之大不幸也。嗣后余族兄弟当念同气连枝之重恩。古人推梨让枣之义，勿启争端为外人笑”；“凡代父职掌务者，无论冢子、庶子，择其贤能者，使之每日钱谷出入都要至公至慎。登载账簿切不可存私利己，伪陈增除以欺父兄，更不宜大秤小头并用，以伤阴骘。若有犯者，一经败露，举家责罚。纵不败露，天地鬼神讵能瞒昧乎”。这二则《凡例》说明：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兄弟阋于墙是普遍现象，古人的推梨让枣之义已难得见到。兄弟之间“争财之心生”，各自“存私利己”，已使二代以上共居共财的扩大家庭已难于维持，家庭结构处于不断裂变之中。诚然，晚明不乏资本雄厚的富商巨贾，所谓下贾二三十万，中贾四五十万，上贾有“藏强百万者”，他们并非没有能力维持一个扩大家庭，但是，在“贪婪罔极，骨肉相残”的世风下，难免会有“溺情于财产”的大家庭成员，产生“争财之心”，以至招来“败亡之祸”。俞樾《右台仙馆笔记》中有汗翁散财一则，讲的便是大家庭败亡的事情。许翁是歙县汗氏尚义门四房的家长，“家故巨富，启质物之肆四十余所，江浙间多有之，至翁犹然”，“其子家弟中，则有三四辈，以豪伤自喜，浆酒霍肉，奉养逾王候。家僮百数十人，马数十匹，……炫耀于乡间。一日忽郡吏文书来，太守以其豪横欲逮问之，乃凶惧，上下行贿求免，所费无算，始寝不问”。这些子弟于是出游江浙，“凡其家没肆之处，无远不至。至则日以片纸至肆中，取银钱无厌足。主者或勒之，辄怒曰：‘此故吾家物，何预公事’，使所善娼家，自至肆中，恣所取”。许翁自度不能约束其子弟，决定把所有典铺关闭，发给上下伙计二千余人遣散费。结果，许翁之钱罄矣。十数世之积，数百万之赀，一朝而尽，亦可骇也。”有鉴于此，巨商在兄弟长成或家庭人口增多时，使亟亟乎析财分居。关于兄弟析财的记载很多，如大盐商汪应亭，“父令析著，先诸兄弟后其身”[15]。又如婺源汪方锡，“业渐鹾，时父老弟幼，经营十年，积巨赀，与弟分之，不有私财”[16]。因析财不均而兄弟构讼者也时有之。如万历时，盐业巨贾养春兄弟析家分财时，为争夺黄山地二千四百亩而构讼。天启时，魏忠贤利用黄山旧案兴起大狱，勒索巨款助工，吴养春兄弟父子三人俱死狱中。析财不均尚且构诉，可知兄弟同居“不可存私利己、伪陈增除以欺父兄”更难做到了。析财分居不仅可减缓家庭内部的矛盾，而且也利于商业经营。兄弟析财分居时，各自独立经营，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各人的积极性。也有兄弟分家后又合资经营的。如婺源人董桂照，“后析居，与兄合赀，业本姑苏”[17]。兄弟成了合作的股东，利权分明，各司其责。这样兄弟关系就成了商业伙伴关系，从而避免了大家庭中劳逸不均和利益不均所造成的矛盾。可见，家庭规模的缩小正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侈靡之风的盛行

明王朝和历代王朝一样是一个等级统治的社会，它以礼制的形态保障封建统治，不仅以三纲五常为道德的信念，还以消费品的等级分配作为物质性的内容，规范社会各阶层的待遇。所有的成员无一例外都处在尊卑有别的社会序列中，按照不同的规模，过着相应的生活。诚如晚明的著名学者朱舜水回忆说：“仆之冠服，终身不改。大明国有其制，不独农工商不敢混冒，虽官为郡卒，非征途出身亦不敢服”[18]。《阅世编》的作者描绘这种景象为“贵贱之别，望而知之”。因此，在这种礼制的严格约束下，社会秩序是循礼蹈规，安分守己，世态民风也就相应地俭约、淳厚、守成。但是，这样的民风不会持之长久，在国初经济恢复，或者励精图治时期，尚能维持。一旦社会生产复苏，商品经济发展，民众生活改善，人们享受欲望膨胀，就要不可抑制礼制的约束，改变刻板的生活程式。晚明的社会情形也正是如此。明中后期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一反明初“非世家不架高堂，衣饰器皿不敢奢伤”的“简质”风尚，靡然向奢，“以俭为鄙”[19]，当然，在社会风尚演变中“导奢导淫”，扮演先导人物是缙绅士大夫。他们的住所必有绣户雕栋，花石园林；宴饮一席之间，水陆珍馐数十品；服饰一掷千金，视若寻常；日用甚至不惜以金钱做溺器。缙绅士大夫的放纵声色，影响深广。首先是“婢妾效之”，继之“浸假而及于亲戚，以逮邻里”[7]。流风所及，一般市民也莫不奢侈为荣，“群相蹈之”。在冠巾，万历以前官戴忠静冠，士戴方巾，犹以朴谨。怠至万历时期，“殊行诡制，日异月新”。仅以冠巾款式便有十多种，时人对此叹道：“首服之侈汰至今日极矣”。妇女的服饰更绚丽多彩，“首髻之大小高低，衣袜之宽狭修短，花细之样式，渲染之颜色，鬓发之饰，履纂之工，无不易变”[20]。在服装的衣料上，宗锦、唐锦、汉锦、晋锦先后流行一时，不久“皆称厌物”，改兴千钟粟倭锦、芙蓉锦。这种衣冠服饰上的追求华丽之风，使得贫乏单调的常服布袍自然被“鄙为寒酸”，即使“家无担石储”者，也“耻穿之”[21]。有些自认“最贫，最尚俭朴”的儒生也在“习俗移入”的冲击下，“强服色衣”，卷入“靡然向奢”的大潮。在住房、肩舆和日用品方面，明中后期奢伤之风也日益强盛。在交通工具上，“国初进士皆步行，后稍骑驴。至弘（治）、正（德）间，有二、三人共雇一马者，其后遂皆乘马”[9]。何良俊亦言：“祖宗朝乡官虽至任回家，只是步行，宗庙时士夫始骑马，至弘治，正德间皆乘轿矣”[22]。怠至晚明，“至优伶之贱，竞有乘轩赴演者”[21]。在饮食器具上，“设席用攒盒，始于隆庆滥于万历，初止士官用之，近年即仆夫、龟子皆用攒盒饮酒游山。郡城内外始有装攒盒店”[9]。消费生活的高度发展，造成了城市风貌的大改观。当时的苏州，号称“奢靡为天下最”[21]，而杭州在民谣中被称为“花簇簇”[22]，即使像浙江桐乡县青镇这样一个乡间小镇，也为奢靡之风所卷席：“余生长青镇，独恨其俗尚奢，日用会社婚葬，皆以俭省为耻。贫人负担之徒自不必言，妻多好饰，夜必饮酒”。南方如此，北方也莫不如是：山西太原居民“靡然向奢”，山东滕县“其人竟相尚以靡侈”。与城市高度消费生活水平相适应，旅游业也在一些城市蓬勃发展起来，如在苏州“山水园亭多于他郡，游具则载酒嘉肴，画舫箫鼓”[23]。在南京，“秦淮灯船之盛，天下所无，两岸河房，雕栏画舫，绮窗丝障，十里珠帘……薄暮须臾，灯船毕集。火龙碗蜓，光耀天地。杨槌击鼓，踏顿波心”。都市中秦楼烟花亦颇为繁盛。谢肇制《五杂俎》云：“今时娼妓满布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偏州僻邑，往有之”。在江南城镇，茶楼、茶社日益增多，商贾游食之徒，“遇不平事，则往茶肆争论曲直，以凭旁人听断，理屈者则令出茶钱，以为罚，谓之听讲茶”[24]。侈靡之风的发展，有力地突破传统礼制对于衣食住行的森严井然的规范，诚如《松窗梦话》所云：“人皆志于尊崇伤富，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如在服饰上，明初对于服装的色彩和用料限定甚严，士庶不准用黄色，民妇限用紫、绿、桃红和各种浅淡颜色，对红色和金绣闪光灯锦罗丝缎带服用禁止更严，违用者本人、家长和工匠都要治罪，但到明后期，小康人家“非绣衣大红不服”，大户婢女“非大红裹衣不毕”。服饰中的龙纹，向为人君至尊的象征，洪武八年，德庆候廖永忠僭用龙凤花纹，被处以死刑，但至晚明，寻常百姓已开始用“困龙立龙之饰，泥金剪金之衣”了。住房上，明初严禁庶民厅房逾三间，但到明后期，则“江南富翁，一命未沾，辄大的营建，五间七间，九架十架，犹为常耳，曾不以越分为愧”。这种不为封建禁令所囿、无所顾忌的逾礼，僭礼现象，反映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奢华风气汹涌澎湃不可阻挡的态势。这股洪流，无疑是对封建禁欲主义和封建礼法的反叛。晚明社会消费突破旧的等级，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社会消费发展的必然结果，具有历史性的进步意义，但也给中国封建社会带来严重不良的后果。它极大地刺激了地主腐朽、奢侈性消费的恶性膨胀，亦破坏了社会经济的正常积累。当时南京市民虽然“生计日蹙，生殖日枯”，但却“俗尚日奢”，这种情况对社会的发展与稳定都十分不利。“朝华夕零，变泰立见”。明人徐三重说：“盖侈则耗财，财耗则人穷，人穷则奸纵怀乱，世道遂以多故”。这种看法虽然有其片面性，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综观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给世风的各方面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变化，有的代表着时代进步的趋势，有的则是社会黑暗腐败的现象。明中后期的社会是一个蕴涵着守旧与更新的矛盾统一体，世风的各种变化是社会即将动荡变迁的迹象，在矛盾统一体内正在蕴孕着近代文明的曙光。

作者:张哲溶单位:中南大学

摘要：随着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确保交易安全的要求不断增强，出现了保护商品经济关系交易安全的债的保全方法——代位权制度。债权代位权制度在实行效果上，出现了对“入库规则”的背离，形成了优先权规则。本文从商品经济发展的需求、法律对代位权制度的规定以及我国实际存在的“三角债”问题等角度，对保护交易安全的债的保全方法——代位权制度进行一定的评价。

关键词：商品经济代位权债权人清偿

在传统民法中，基于债的相对性，债权人的履行请求只能针对债务人，原则上是不及于第三人的。随着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传统民法中的债的担保制度已经不再能全面地满足确保交易稳定安全的要求。因此，债的保全制度产生了：法律为防止因债务人的财产不当减少给债权人的债权带来危害，允许债权人对合同关系以外的第三人所采取的保护合同债权的法律措施。其包括代位权制度，即当债务人怠于行使权利，债权人为保全自己的债权，以自己的名义向第三人行使债务人现有债权的权利。

在商品经济日益发达的大背景之下，个体经济的规模不断膨胀，个人自由的过少限制使其他个体遭到了损害，交易与流通秩序无法得到很好的确保。因此，有利于保护交易安全的债的保全方法——代位权制度找到了其存在的空间。代位权制度是在近现代民法中出现的，而其法律体系的最终形成是在最近的一百年间。

传统民法理论代位权行使的效力遵循“入库规则”。所谓“入库规则”，是指行使代位权取得的财产应先归入债务人的一般责任财产，然后依据债的清偿规则由债权人从债务人那里接受清偿。其效果，并不是为了满足债权的实现，而是准备债权的实现，其强调保全债务人的财产以期确保各个债权人能平等地受偿。当代位债权人在保持住债务人财产后，应把行使代位权诉讼所取得的财产先“入库”，先归属于债务人，然后由债务人向债权人进行平等清偿，此即“入库规则”的意旨。“入库规则”的内在涵义包括债权人代位权制度并非是一种直接满足债权的制度，而只是一种保全债权的制度。因此，通过代位权所取得的财产只能作为全体债权人的共同担保，代位债权人与其它债权人平等受偿。同时，它也体现了债的平等性，债权人在收取自己债权时一律平等。

在代位权制度中，按照传统的保全机能，代位债权人无权直接请求次债务人向自己给付。可是，若债务人拒绝受领次债务人的给付，保全机能将无法实现。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财产流转速度的日渐加快，传统的保全机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当债务人怠于行使权利时，有些国家的学者或法律允许债权人请求第三人直接向自己履行。有些学者称之为债权人代位权本来的趣旨与现实机能的悖离。

在我国，随着国家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市场交易中的纠纷不断增加，为了逃避债务,有些债务人故意不主张或者放弃自己的债权，使不少债务案件的判决难以得到执行。同时，存在很多企业体制僵硬，经营观念陈旧，长年亏损，企业间相互推诿债务，经济流转停滞，出现了难以解决的“三角债”问题，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了阻碍。国家为了提高司法效率，在立法时就采取了直接清偿原则。

关于代位权，我国《合同法》第73条规定：“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第20条规定：“债权人向次债务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经过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代位权成立的，由次债务人履行清偿，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归于消灭。”从此条可以得出，《合同法》解释进一步地改变了债权代位权制度本来的功能，代权人代位权直接承担起了债权实现的机能，脱离了其传统意义上的保全功能，因为代位债权人可以直接受领次债务人的给付，使自己的债权得到清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