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贸易论文范文精选

一、珠三角地区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的特点

珠三角加工贸易的技术溢出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大体经历三个阶段：

(一)1978～1990年是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的起步阶段。这一阶段主要采取“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补偿贸易)的模式。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1978年8月底，东莞市虎门镇就正式成立了中国内地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编号为“粤字001”。尽管这家企业的规模不大，设备较落后，产品档次也不高，但在春潮萌动的中国内地却抢吃了第一只“螃蟹”，从此揭开了珠三角直接利用外资的序幕。在改革开放之初，珠三角地区一无资金，二无技术，三无管理经验和国外销售渠道，但珠三角也有自身的优势，劳动力丰富而且便宜，土地资源多而且价格低。不仅如此，改革开放之时正是香港产业升级换代之日，香港商人受厂租、劳动力价格居高不下的困扰，急于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迁出香港，转移到生产成本相对较低的地方。珠三角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人文优势以及生产成本优势，成为港商的首选地区。珠三角人则因势利导，以乡镇企业为依托，以“三来一补”为突破口，积极发展加工贸易。

(二)1991～2000年是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的发展阶段。主要表现为高新技术产业逐渐成为珠三角经济发展的第一增长点。计算机及软件、通讯、微电子及基础元器件、新一代视听产品、机电一体化、重点轻工和家电等七大主导产业快速发展，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行业和产品逐步提高。一大批国际知名跨国公司来珠三角兴建高新技术企业，世界500强IBM、飞利浦、杜邦、惠普、三星、施乐、康柏等跨国公司相继在珠三角设立独资或合资企业，同时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在珠三角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的发展阶段，珠三角人从实践中逐步意识到“三来一补”的局限性和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人们主要还是关注提升外资加工贸易的技术水平。采取的措施是在淘汰低档次、技术落后、低附加值、高能耗、高污染的“三来一补”企业的同时，有选择地引进了一大批高科技的加工贸易企业。珠三角在提升外资加工贸易科技含量的过程中，自然也带来了技术的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第一，加工贸易产品的技术含量高。产品的技术含量高对珠三角地区的同行有很强的竞争作用和示范作用，本地企业通过学习和模仿产生了大量的技术溢出效应。第二，加工贸易与本地产业有密切的关联程度。这一时期，加工贸易的生产料件已经完全改变了全部依靠进口的格局。第三，加工贸易企业普遍重视管理人员、科技人员的培训。在加工贸易企业中，外商出于劳动力成本及其它因素的考虑，往往选择和招聘当地的优秀人才加以培训和管理，为当地培养了一大批懂技术、会管理、熟悉国内外市场的人才。经过技术培训的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一旦由外资加工贸易企业流向其他企业或自创企业时，所学的各种技术也随之外流，从而引起溢出。

(三)2001年至今是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的飞跃阶段。珠三角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第三阶段的最大特点是不少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落户珠三角，并且跨国公司本土化的趋势初见端倪。随着国际产业转移的深化，跨国公司纷纷在珠三角设立研发机构。截至2005年底，杜邦、本田、日立、三星等知名跨国公司在珠三角就已设立了研发机构243家。这些研发中心上接研发源头，下连规模生产企业和市场，为珠三角吸收和承接国外高水平技术，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提供了良好的研发平台。在珠三角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的飞跃阶段，技术溢出效应有实质性的突破。主要表现在：大规模引进成套设备逐步被引进关键技术、关键设备所替代。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为了能进入珠三角市场，竞相以各种方式向珠三角输出技术，技术引进的结构在不断优化。随着珠三角企业技术引进水平的不断提高，引进的目的逐步从单一生产技术的引进转向以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创新能力的技术引进，引进技术方式多元化。跨国公司向珠三角输出技术，除了有技术许可、技术服务、入股投资等传统方式之外，还有相互交换技术使用权、特许专营等新形式，加工贸易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本地化。重用本地管理和技术的精英使不少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业绩明显上升，促使跨国公司向人才本地化转变。

二、珠三角地区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的主要路径

(一)技术模仿的路径。技术可以通过模仿和示范产生溢出效应。珠三角生产规模较大的本地企业，相当一部分是在加工贸易的技术、管理等方面示范效应下，通过学习、模仿和竞争，逐渐发展壮大，甚至超过了竞争对手。美的、科龙、格力就是在西方跨国公司的巨大压力下，跟踪跨国公司的技术，经过模仿和创新，不断提高家电业技术水平的典型代表。

(二)配套生产的路径。发展珠三角配套产业是珠三角外向型经济实现技术外溢的直接渠道。在珠三角地区，加工贸易企业的生产料件已经完全改变了改革开放初期全部依靠进口的格局，产品本地化水平逐步提高。以电子信息产品为例，珠三角已集聚了5万多家电子信息企业，打印机配套率达91％、PC机达80％、激光视盘机达64％，稳压电源达53％、计算机主板及功能板达41％。珠江三角洲已成为世界级的IT业制造基地。不少与外资加工贸易企业合作、为外资厂提供配套加工零配件的本地企业，在加工配套过程中逐步积累了原始资本和掌握了生产技术以及市场营销网络，由“配角”地位逐步转化为市场的“主角”。

摘要：本文比较客观地分析了不同时期珠三角地区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的特点，从技术模仿、配套生产、人才流动方面揭示了珠三角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的路径，总结了珠三角提升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的经验。

关键词：加工贸易；技术溢出效应；自主创新

珠三角地区既是我国加工贸易的最早起源地，也是我国加工贸易发展最为成熟的地区。外商投资的加工贸易不仅是珠三角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而且在广东省对外贸易中占主导地位。我国发展加工贸易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外资进入能带来先进技术，产生技术外溢，进而带动我国产业的技术进步。珠三角地区加工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是低还是高，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到底有多大，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动珠三角地区的产业升级，已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话题。

一、珠三角地区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的特点

珠三角加工贸易的技术溢出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大体经历三个阶段：

(一)1978～1990年是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的起步阶段。这一阶段主要采取“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补偿贸易)的模式。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1978年8月底，东莞市虎门镇就正式成立了中国内地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编号为“粤字001”。尽管这家企业的规模不大，设备较落后，产品档次也不高，但在春潮萌动的中国内地却抢吃了第一只“螃蟹”，从此揭开了珠三角直接利用外资的序幕。在改革开放之初，珠三角地区一无资金，二无技术，三无管理经验和国外销售渠道，但珠三角也有自身的优势，劳动力丰富而且便宜，土地资源多而且价格低。不仅如此，改革开放之时正是香港产业升级换代之日，香港商人受厂租、劳动力价格居高不下的困扰，急于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迁出香港，转移到生产成本相对较低的地方。珠三角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人文优势以及生产成本优势，成为港商的首选地区。珠三角人则因势利导，以乡镇企业为依托，以“三来一补”为突破口，积极发展加工贸易。

(二)1991～2000年是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的发展阶段。主要表现为高新技术产业逐渐成为珠三角经济发展的第一增长点。计算机及软件、通讯、微电子及基础元器件、新一代视听产品、机电一体化、重点轻工和家电等七大主导产业快速发展，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行业和产品逐步提高。一大批国际知名跨国公司来珠三角兴建高新技术企业，世界500强IBM、飞利浦、杜邦、惠普、三星、施乐、康柏等跨国公司相继在珠三角设立独资或合资企业，同时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在珠三角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的发展阶段，珠三角人从实践中逐步意识到“三来一补”的局限性和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人们主要还是关注提升外资加工贸易的技术水平。采取的措施是在淘汰低档次、技术落后、低附加值、高能耗、高污染的“三来一补”企业的同时，有选择地引进了一大批高科技的加工贸易企业。珠三角在提升外资加工贸易科技含量的过程中，自然也带来了技术的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第一，加工贸易产品的技术含量高。产品的技术含量高对珠三角地区的同行有很强的竞争作用和示范作用，本地企业通过学习和模仿产生了大量的技术溢出效应。第二，加工贸易与本地产业有密切的关联程度。这一时期，加工贸易的生产料件已经完全改变了全部依靠进口的格局。第三，加工贸易企业普遍重视管理人员、科技人员的培训。在加工贸易企业中，外商出于劳动力成本及其它因素的考虑，往往选择和招聘当地的优秀人才加以培训和管理，为当地培养了一大批懂技术、会管理、熟悉国内外市场的人才。经过技术培训的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一旦由外资加工贸易企业流向其他企业或自创企业时，所学的各种技术也随之外流，从而引起溢出。

(三)2001年至今是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的飞跃阶段。珠三角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第三阶段的最大特点是不少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落户珠三角，并且跨国公司本土化的趋势初见端倪。随着国际产业转移的深化，跨国公司纷纷在珠三角设立研发机构。截至2005年底，杜邦、本田、日立、三星等知名跨国公司在珠三角就已设立了研发机构243家。这些研发中心上接研发源头，下连规模生产企业和市场，为珠三角吸收和承接国外高水平技术，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提供了良好的研发平台。在珠三角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的飞跃阶段，技术溢出效应有实质性的突破。主要表现在：大规模引进成套设备逐步被引进关键技术、关键设备所替代。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为了能进入珠三角市场，竞相以各种方式向珠三角输出技术，技术引进的结构在不断优化。随着珠三角企业技术引进水平的不断提高，引进的目的逐步从单一生产技术的引进转向以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创新能力的技术引进，引进技术方式多元化。跨国公司向珠三角输出技术，除了有技术许可、技术服务、入股投资等传统方式之外，还有相互交换技术使用权、特许专营等新形式，加工贸易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本地化。重用本地管理和技术的精英使不少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业绩明显上升，促使跨国公司向人才本地化转变。

[摘 要]本文对科技创新驱动和区域对外贸易升级优化发展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研究，以珠三角地区2011-2016年的数据为基础，对珠三角地区出口量，珠三角地区外贸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值，珠三角地区外贸企业专利申请数进行了细致和深入的客观实证分析，通过采用VAR模型构建和JOHANSEN格兰杰检验等研究方法，得出相关结论。本文提出了应分步骤扩大和深化珠三角地区外贸高科技产业的投资力度与支持力度，实行珠三角地区外贸凸显科技创新驱动的作用，促进珠三角地区区域经济在外贸升级优化的带动下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关键词]科技创新；优化升级；珠三角地区；区域外贸；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7）15-0085-02

1.引言

科技创新驱动和区域对外贸易升级是当今国内外经济学领域的热点，引发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关于科技创新驱动和区域对外贸易升级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不仅仅是创新经济学所关注的一个领域，同时也是国际贸易学和区域经济研究的交叉课题。科技创新驱动和区域对外贸易升级之间有着十分明显的互动关系而且非常紧密。区域对外贸易现状的变化决定着该地区外贸的转型与升级，而地区外贸的转型与升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技创新驱动。科技创新驱动和区域对外贸易升级的协调发展对一个区域贸易乃至全国经济发展具有深远重大的实际意义。在后危机时代，我国许多沿海地区外贸面临“衰退式”增长，珠三角地区作为我国外贸要塞地区，也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因此，本研究以珠三角地区外贸为例，结合当前的“供给侧改革”大背景，研究科技创新驱动与区域对外贸易升级的作用机理和实证分析，探索珠三角地区外贸“供给侧改革”中如何凸显科技创新驱动这一要素的作用，对于促进珠三角地区对外贸易升级与优化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同时也为珠三角地区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提供建议与对策。

2.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2.1 国外相关研究现状

目前国外学者主要是从Value chain整合和升级视角出发对区域外贸升级进行研究。Grossman（2012）通过建立相似区域间的模型证明区域外贸转型升级与Value chain攀升相关。Mayer（2014）进一步指出，Value chain攀升的潜力将影响区域外贸转型与结构优化的速度。Koopman（2014）通过研究全球Value chain分工对贸易成本的放大效应，指出Value chain整合是区域外贸转型的有效途径，能够有效加快区域技术创新。另外也有学者如Ranjan（2014）；Costinot（2014）；Berkowitz （2015）；Levchenko（2016）等从动力、创新和支撑等角度研究构建区域外贸转型升级的机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概念可以追溯到19 世纪初供给学派的“鼻祖”萨伊提出“供给创造需求”的著名论断。之后学界与政府展开大量研究与实践。Rosmailis（2014）进一步将供给因素归纳为两类：第一，质量好的产品往往运输的距离更长；第二，需求增加也可能会使新产品种类进入出口市场，从而导致出口增加。近几年也有学者基于异质性理论研究，如Mayer （2014）； Melitz（2014）； Ottaviano（2015）等指出，贸易顺差不仅仅反映产品质量，所以应该剔除广度边际的影响。

摘要：目前，香港离岸贸易额已超过转口贸易，成为其第一大贸易方式。作为离岸贸易的主体，香港贸易中间商通过离岸贸易的方式对珠三角地区的产业发展产生信息网络效应、市场创造效应和经济催化剂效应。将离岸贸易因素纳入传统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对珠三角地区48个区县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香港离岸贸易对珠三角地区产业的总体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香港离岸贸易对珠三角地区中心城市服务业发展的促进作用要明显大于制造业，与之相反的是，香港离岸贸易对珠三角地区非中心城市制造业发展的推动作用要显著大于服务业。

关键词：香港；离岸贸易；贸易中间商；珠三角地区

中图分类号：F74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3）02-0058-10

一、引言

离岸贸易（offshore trade）是指本国（地区）的贸易商经营的货物直接由关境外的生产地付运到客户，而不经过该贸易商所在国家（地区）。与传统的贸易方式相比，离岸贸易的显著特点是交易所涉货物并不进出贸易商的经营所在地。离岸贸易作为一种新型的贸易方式，属于服务贸易的范畴，是全球贸易分工进一步细化的必然趋势和结果。离岸贸易实质上是一种中间商贸易方式，中间商主要利用其庞大、发达的贸易网络在交易领域内实现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凭借完善的基础设施、极富吸引力的简单税制和高度的贸易便利化等优势。香港一举成为全球贸易中间商的集聚之地。贸易中间商的汇集催生了香港离岸贸易的繁荣，据最新的《香港服务贸易统计报告》显示，2010年香港离岸贸易所涉货物贸易额达3.89万亿港元，超过同期转口贸易额（2.96万亿港元），继续成为香港第一大贸易方式。

香港离岸贸易的快速增长与中国大陆经济的崛起密不可分，随着大陆与香港紧密经济合作的推进，大陆已成为香港离岸贸易所涉货物最主要的来源地和目的地。如表1所示，2002～2010年间香港离岸贸易所涉货物销售价值中来自大陆和销往大陆的平均比重为38.2%和56.5%；而且，以大陆为货物来源地的香港离岸贸易所涉货物中，经分判加工安排生产（Manufactured through sub-contract processing arrangement）的比重超过40%。

摘要：本文探讨了长三角与韩国贸易的现状和结构，发现长三角对韩贸易是中韩贸易逆差主要来源；对长三角地区与韩国产业内贸易水平展开实证分析，绝大部分类别商品的双边产业内贸易水平稳中有升，但是长三角对韩国的比较劣势还相当明显，实际获得的贸易利益有限，长三角需促进规模经济发展和产业空间集聚，培育技术优势优化产品贸易结构。

关键词：长三角 韩国 GL指数 TSC系数

一、长三角与韩国贸易发展变迁

自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两国经贸合作取突飞猛进。据海关统计，2010年中韩贸易额2071亿美元，中国对韩国贸易逆差达696亿美元，韩国是我国的第二大贸易逆差来源国。同期，长三角与韩国的贸易往来也随着中韩贸易发展而得到快速发展。2008年长三角对韩贸易总额约占中韩贸易总额的40%，长三角对韩贸易逆差占了中韩贸易逆差的65%，长三角对韩贸易成中韩贸易逆差最重要的来源。

长三角地区与韩国的贸易总额呈快速上升的格局。双边经贸总额从2002年到2008年的7年时间内增长了5.91倍，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29%，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仅增长了13.56%。出口总量增长了5.95倍，进口增长率呈单边下降趋势，从2003年的85.41%回落到2008年的8.14%。

长三角对韩贸易在中韩贸易的比重呈上升趋势。从2002年的28.09%上升到了2007年的40.29%，近年来一直保持在40%左右，长三角与韩国贸易占长三角总贸易量的比重由2002年的6.4%上升到了2008年的7.4%。长三角与韩国贸易越来越紧密，这主要因为中韩建交初期韩国对华投资主要集中在东北和环渤海地区，随着2001年中国入世后韩国对于长三角的投资规模大幅上升，投资项目金额更大且主要集中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二、产业内贸易的理论及相关文献

产业内贸易被称为“双向贸易”或“交叉贸易”，它是指特定产品类别上一国在出口该商品的同时也进口该商品的活动。从产品差异的角度来看，产业内贸易可以分为同质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和异质产品的产业内贸易。

［摘 要］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尤其是出口贸易造成巨大影响，但也是把双刃剑，既是挑战，也是机遇。通过对珠三角地区出口贸易发展的现状和影响因素的分析，探讨在新的国际经济形势下，从政府、产业、企业三个层面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把握发展机遇，加快战略转型步伐。

［关键词］金融危机；珠三角；出口贸易；贸易依存

［中图分类号］F752.8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095-3283(2012)07-0030-03

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虽然中国的资本市场没有完全对外开放，且中国有自己独立的经济体系，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上重要的经济实体，也受到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目前，理论界认为金融危机对中国造成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对资本市场的冲击；二是对实体经济的冲击。目前，我国的经济对外依存度高达60％，产品主要出口欧盟和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如果出口出现问题，那么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必定会受到影响，国内经济也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回落。在改革开放条件下，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何特点？面对世界经济的新形势，中国又将如何应对？本文选择了以出口贸易为主导的珠三角地区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在世界经济新形势下珠三角地区的出口贸易发展对策。

一、国内外关于珠江三角洲地区出口贸易的研究现状

目前国外针对珠三角地区的研究很少。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瑟泽认为，中国贸易盈余的迅猛增加反映了中国在贸易上的很多比较优势。美国企业研究所利维表示，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中国提供了成本很低的产品，这些来自中国的低成本产品大部分取代了以前由别的亚洲国家生产的类似产品。

国内一些专家学者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出口贸易的发展进行了研究。国家统计局杨京英等人认为，珠江三角洲是我国重要的国际贸易基地，其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全国的60%以上。从外贸依存度来看，珠三角地区经济明显依赖出口，对外贸易在该地区占有重要地位。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陈章喜提出，要把珠江三角洲建设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应借鉴国外城市群组团式发展的经验，从区域内空间、资源分散管理迈向统筹管理，从而与经济发达国家的城市群同台竞争。广东社会科学院游霭琼指出，当今珠三角的制造业离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工厂的目标仍非常远，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低端，要发展出口贸易，必须进行自主创新和产业转移。

二、珠江三角洲地区出口贸易的发展现状

摘要：本文选取了1985-2007年长三角地区外贸、FDI及三废排放的数据为样本，运用时序计量分析技术对三者之间的长短期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表明：该地区外贸、FDI与环境污染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不管是长期或短期，出口贸易、FDI与环境污染之间均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出口贸易会加剧长三角的环境污染，而FDI则短期内偏向于减轻污染，长期内却加重污染：进口贸易仅是环境污染的单向格兰杰因，但进口贸易在长期和短期都有利于环境污染的改善。最后根据实证检验结果分别从政府、企业和公众层面提出了若干对策建议，

关键词：外贸　FDI　环境污染　长短期关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三角地区外贸、外资(FDI)利用均取得了巨大成就，1985―2007年间，整个地区外贸总额与FDI实际利用额的年均增率分别达到了23.46％与32.86％，从而使长三角成为我国外贸增长最快、吸收外资最多的地区之一。然而，在外贸、FDI推动区域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长三角的环境污染却呈现出不断恶化的趋势。2007年整个地区工业废气、废水排放量以及工业废渣产生量已分别达到1985年的约6.01倍、1.09倍和4.19倍，由此带来的大气水体污染、酸雨赤潮频发以及废物垃圾堆积等环境问题严重威胁着整个区域的生态环境。那么，长三角地区外贸、FDI的增长与其环境污染存在着怎样的关系?该地区是否会因此而沦为新的“污染避难所”?鉴于以上问题，本文选取了长三角地区1985-2007年间外贸、FDI及三废排放的数据为样本，通过各种时序计量分析技术对该地区外贸、FDI与环境污染之间的长短期动态关系以及双向因果关系做了深入探究，以期验证前人理论在长三角地区的适用性，并为该地区贸易环境政策的调整提供理论依据。

一、文献回顾

关于贸易与环境的关系问题，国外学术界曾经在20世纪60、80、90年代分别掀起过三次研究热潮，期间涌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主要存在三种不同观点。一是有益论。如Bhagwati(1993)、Stevens(1993)、Strutt和An―terdersonfl9991等均认为自由贸易有益于改善环境质量：Lyuba(1999)、David(2001)、Jeffery(2002)等人则支持“污染光环”假说，认为跨国公司的高效生产具有示范效应，能促使东道国环境得到改观。二是损害论。如Conrad(1993)、Chilchilnisky(1994)、Copeland和Taylor(1995)、和Geradinfl9971等人认为无论在短期或长期，若环境产权未能明确界定。贸易自由化对环境的影响都是消极的：而Smarzynska(Z001)、Kolstad(2002)、Hua Wang(2005)等人的研究则基本证实了“污染避难所”假说，认为发达国家严格的环境管制会促使污染产业迁移到管制较松的发展中国家，从而使其逐渐沦为“污染避难所”。三是折衷论。如Grossman和Krueger(1991、1995)、Keydiche(1993)、Runge(1994)以及Dean(1997)等认为贸易与投资的环境效应是复杂多维的，不能一概而论是利或弊，而应根据一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居民收入水平、环境政策等情况，从辩证、动态的角度综合考察贸易投资对环境的影响机理及效应之间的“角力”。国内在该领域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至今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文献多侧重于实证分析，在研究结论上存在较大分歧。如赵玉焕(1997)、沙文兵(2006)、周茂荣(2008)等认为贸易投资的增长会使我国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而张连众(2003)、李芳香(2004)等则认为贸易开放有利于环境保护。

二、数据、模型与实证检验

(一)变量选取、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首先应用SPSS14.0对长三角三废数据进行了主成分分析，并将以此为基础构建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用于表征因变量环境污染(PLTN)，然后用长三角三省市加总的出口额、进口额与FDI实际利用额(单位金额均为亿美元)来分别表征出口贸易(EXP)、进口贸易(IMP)与外商直接投资(FDI)等自变量。文中数据均来自1986―2008年间江、浙、沪三省市的地方统计年鉴与环境状况公报，样本容量为23。为消除价格因素影响以获得变量实际值，本文对三省市加总的进、出口总额分别用WTO公布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价格指数进行了平减，FDI实际利用额则采用上海市统计局公布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来代替整个地区的指数进行了平减。所有价格指数均以1990年为基期经转化计算而得。由于自变量与因变量间的量纲不同，同时为增强数据稳定性并消除异方差的影响。本文对出口贸易、进口贸易与FDI等变量的数据也做了先取对数，后作标准化的处理，并在分析中分别记为：LNEXP，LNIMP，LNFDI。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关税同盟之静态效应―贸易转移进行图形分析，指出关税同盟给成员国带来的不是绝对的福利净损失或净收益，而是分为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两种影响。笔者认为贸易创造会带来福利绝对增加，而贸易转移在不同的情形下结果是不同的。

关键词：关税同盟 贸易创造 贸易转移

关税同盟是国际经济一体化组织的一种基本形式，它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经济体通过达成某种协议相互取消关税和与关税具有同等效力的其它统一限制措施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关税同盟有两个显著特征：成员国之间相互取消关税建立共同对外关税。这两点既是关税同盟区别其它国际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标志，也是判断一个经济组织是否为关税同盟的依据。

本文讨论关税同盟的静态效应，从理论的角度来考察加入关税同盟给成员国带来的影响。从理论上讲，关税同盟包括两个方面的影响，即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依照国际经济学的传统理论，贸易创造会给成员国带来福利水平的绝对提高，贸易转移将给成员国带来福利水平的绝对降低。因而各国要考察关税同盟给它带来的福利影响便是综合考虑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贸易创造大于贸易转移则福利水平净增，反之则净减。笔者认为不能一概而论，分析如下：

关税同盟静态效应之贸易创造

贸易创造是指成员国之间相互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所带来的贸易规模的扩大和福利水平的提高。贸易创造是指原已形成贸易关系的两国因为都加入关税同盟而取消关税和其它非关税壁垒而形成的。这一过程自始至终都是发生在双方之间，而没有第三国的参与；贸易创造扩大了贸易规模，提高了两国之间的福利水平。

由于相互之间取消关税和关税壁垒，同盟国的进口商品不会因为关税转嫁而提高价格，故其商品价格相对于取消关税之前有大幅度地降低，价格的降低会引致消费者需求膨胀，需求的扩大会产生两个直接结果：A，消费者剩余增加并超过生产者剩余减少的量和关税损失量，即一国福利绝对增加；B，需求增加，而国内厂商的生产不具比较优势，故从同盟国的进口量增加，即贸易规模的扩大。如图1：

纵轴代表商品价格，横轴代表成员国国内市场商品供求数量，Dx代表国内市场需求，Sx代表国内厂商的供给，S1为同盟国国内商品价格，s1+T为成员国给商品征收关税并转嫁给消费者后其国内商品价格。

摘要：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国际贸易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本文基于国际贸易的制度因素视角去研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本文从制度变迁、贸易政策、政府的行为等方面来研究制度因素在国际贸易过程屮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去探讨影响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性的因素。

关键词：国际贸易 区域经济 机制

一、国际贸易制度因素与区域经济增长

本文从制度变迁、贸易政策、政府的行为等方面来研究制度因素在国际贸易过程屮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去探讨影响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性的因素。

第一，国际贸易通过制度变迁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制度的建立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使得经济增长。制度通过一种制度变迁对国际贸易及经济增长就必然会产生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1）制度变迁可通过契约约定来减少风险；（2）制度通过创新来改变一国国际贸易的路径依赖。

第二，国际贸易的制度因素通过R&D溢出效应影响区域经济增长。不同的制度安排对国际R&D溢出的影响也不同，制度质量越高，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R&D溢出也更多，从而有更快的生产率增长。制度通过影响国际贸易的R&D溢出来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1）加强营商软环境状况来提高技术溢出的制度安排；（2）加强教育体系的建立促进一国的技术溢出；（3）建立知识及产权的保护体系促进一国的技术溢出；（4）制度能加强市场化程度达到完善市场经济制度的目的并以促进技术溢出。

第三，国际贸易通过制度的合约实施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对于合约实施制度对国际贸易及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分析介约实施制度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时主要分析制度与贸易的主体，阐述合约实施制度与一国比较优势。许多理论多从技术的差异、要索禀赋、规模经济导致的产品差异等方面来考察国际贸易。

第四，国际贸易政策的制度安排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国际贸易政策在国际贸易理论发展过程中也一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随着贸易的发展，各国对外贸易的干预措施也在不断加强，并影响国家的贸政策。保护贸易政策在许多国家代替了自由贸易政策，各国均为自己的利益设置了关税和非关税障碍。

一、引言

中国出口贸易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与“内需”、“投资”成为保增长的三辆马车，它对于中国GDP的贡献可谓是功不可没。这样一个“主发动机”，伴随着贸易量的增加，我国的贸易摩擦也表现得越来越激烈，这其中与美国的贸易摩擦问题尤为突出。对于中美贸易摩擦的成因作一个准确而全面的分析就非常地有必要和有价值，而对道德新因素的分析更是势在必行。

国内的一些学者，通过分析中美贸易摩擦的案例，然后透过数据分析摩擦的成因。他们从理性角度阐述成因，一些学者认为：中美贸易摩擦是贸易中的正常现象，所谓“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脚”，随着贸易额的增加，摩擦是肯定会出现的而且越来越多（李春顶，2006）。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美贸易摩擦归根结底是中美贸易顺差造成的，每年2000多亿美元的顺差，美国政府不可能不采取措施，并且这个是目前的主流观点。还有一些观点，比如中国出口经营以价格竞争为主，技术标准与国际要求差距大，而且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健全都使贸易摩擦不可避免（韩立明、于静，2006）。同时还有一些研究指出经济结构失衡和不对称是摩擦的主要原因（雷达、于春海，2004）。

本文在他们经济理性研究的基础上，从国际贸易影响因素道德层面，并从政治道德、国民道德以及企业道德三个不同的角度试图为中美贸易摩擦提供一个有力而合理的解释，以揭示其中真正的原因。

二、贸易理论解释的局限

我们生活在一个开放的时代，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各国之间的交流日渐加强，尤其是国际间的贸易，在无声无息中改变着世界经济的格局。把可口可乐运送到世界的各地，使普通百姓可以很方便的享受到他国的最新产品。早在几百年前，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家就一直在研究国际贸易。国际贸易作为一门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学科，解释国际贸易的理论也很多。下面我们从目前的国际贸易理论中，看是否能找到解释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

最初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可以给参与各方带来诸多利益。从静态角度查看，开展贸易后，贸易双方可以在资源总量不增加、生产技术条件没有改进的情况下，通过贸易分工而实现福利的总体增长；从动态角度看，开展国际贸易会对贸易双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间接地积极影响。亚当•斯密等初期的经济学家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站在利益的角度，认为两个国家通过交换实现自己的利益，这是互惠的行为。即中国和美国的贸易是互惠的。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是以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为基础的，在他的基础上，加入了比较成本的概念。比较成本理论论证了国际贸易的互利性原理，即这样的分工贸易可以提高两国的资源配置效率，增加产品产量。换句话说，中美贸易以互利为基础，实现了两国资源的最优化配置，是宏观经济的期待结果。上述两个理论是国际贸易分工的经典理论，从上述理论得出的结论是：中美贸易是互利的、互惠的。那我们不禁要问，既然是互惠的，何来每年都在增加的贸易摩擦案例。莫非我国和美国不是按照国际分工理论进行的国际贸易？但我国东南沿海的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告诉你：我国完全是按照国际分工理论参与国际贸易的。

新古典贸易理论也就是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它强调要素禀赋在国际贸易结构中的作用。中国是一个劳动力要素极其丰富的大国，应该出口劳动力密集的产品；而美国是一个技术和资本要素丰富的发达国家，应该出口技术要素密集的产品；中美贸易的结构正好符合这一要求（于铁流、李炳祥，2004），所以双方应该有着大量的贸易往来，事实也是如此。然而近年美国使用“反倾销”等手段阻碍中国进口，这是不符合要素禀赋理论的一种行为。新古典贸易理论在某些方面也不能解释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