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论文范文精选

[摘要]本文研究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的实证分析和演化模型。根据美国1974年1月到2006年2月年的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统计资料，借助于计量经济学方法，建立了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演化模型，并得出如下结论：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已越过其相变点，以缓慢的速度接近其饱和值14686和6545（百万美元）。

[关键词]美国对日本贸易统计数据实证分析经济演化模型经济预测

一、引言

利用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历史统计数据（历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借助计量经济学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找出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演化规律的形式的某些方面，建立美国经济演化的一个计算机仿真模型，是一个有意义的工作。以此模型为基础，根据经济学原理，可以解释这个模型各个参数的经济学意义，从而通过对各种参数的调节或变动所导致的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路径的偏移进行计算机仿真展示，把握住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演化的某些客观必然趋势,以及对我国与美国和我国与日本进出口贸易额的影响，预先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从而增强我国的经济安全保障。

本文研究进行这一工作。

二、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历史数据的实证分析和经济演化模型

美国经济在建国200年所打下的坚实基础之上，借助其科技优势、美元的支配地位等有利因素而高速发展。用计量经济学软件，我们对其1974年1月～2006年2月的对日本进出口贸易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1.先进行数据截取:19741月年至2006年2月的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演化数据作为模型创建样本；用以预测2008年至2020年的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主要指标取值。所用数据来自历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中美国对日本进出口贸易额指标数据。

1日本经济复苏的主动力

2002年初日本经济从低谷缓慢爬出，2003年初才摆脱危机状态，经过2004、2005、2006三年的巩固与扩大，如今有可能成为战后日本经济复苏最长的一个周期。此次日本经济得以持久复苏的主要原因就是外需、内需两大动力先后开动马力、推动日本经济。

复苏的第一阶段2002-2004年，来自中国的外需推动了日本经济前期复苏。据日本海关统计。2002年日本出口总额仅仅增加107.24亿美元，但是对中国直接出口竟然增加了121.61亿美元，这意味着日本当年对其他国家出口总体是下降的，但是对中国出口足足抵消下降的损失之后还有富余。

将日本对中国直接、间接出口增长因素全部估计在内，可拉动2002年日本名义GDP增长0.46个百分点。

2004年5月，我国政府出台宏观调控局部经济过热措施，当年10月从日本进口增长开始放慢，对日本经济拉动作用才趋缓。可以说2002—2004年间中国因素对日本经济摆脱衰退、走出谷底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第二阶段为2004-2006年，此时企业开始扩张经营。90年代日本经济进行结构调整、改革，企业严格限制新的投资。进入经济恢复增长第一阶段后，日本企业连续盈利，又看准了市场前景，投资逐步活跃，2002年企业实际投资增长为-2.9％，至2003年则跃为6.1％，2004年为6.3％。2005、2006年仍然保持较快增长。这四年日本企业投资比90年代平均水平高出一倍。

不仅如此，2002—2006年日本在就业、薪金方面情况也有好转，2002年日本社会失业率为5.6％，2003年降至5.4％至2004年11月降至4.5％，出现明显好转，持续至目前最新统计，2007年8月已经降至3.8％，表明日本经济持续衰退带来的高失业率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考虑到日本企业雇用工增加，工作时间延长等，日本家庭可支配收入实际金额从2004年起转为小幅增长。如果认为2000-2003年日本个人消费实际增长处在低水平的话，从2004年起个人消费实际增长幅度出现放大趋势。

据日本政府统计，2002年内需同比增加1.7万亿日元，而外需同比增加3.6万亿日元，外需带动日本经济实际增长0.7％，内需仅带动0.3％。2003年日本内外需分别增加6.49万亿日元和4.09万亿日元，自此日本内需带动经济增长作用才超过外需。但是内需不足、外需依然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生产的扩张、品种的多样化如何与市场多元化需求相适应；流通在保障企业经济效益的前提下的成本节约；流通如何在经济活动发挥双向道的作用；启示几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需求的多样化导致产品滞销严重却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工厂的盲目生产导致库存剧增，成本提高、由于自身实力和规模的约束，不能单独进行自营物流、找不到成本与多样化服务这个“效益悖反”下的平衡点、共同配送现在已经是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中频繁提到的一个词、日本在高度信息化的发展中获益匪浅、我国物流基于信息化建设的还处在一个相对落后的阶段、物流不能只能看作是一个成本的花费，也应该看到它带来的收益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内容提要：本文在中日经济对比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分析中国现代物流与供应链发展的一个初步进化框架，即以中国经济现在所面临的新特点所产生的三个矛盾为主线，与日本同水平时期的物流发展演进的趋势做一个对比参考，并就我国当前物流发展的趋势提出新的见解。

关键词：供应链管理单品管理效益悖反

随着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已经由卖方市场转化为买方市场，消费者选择性的不断增强，使以前那种数量多、产品单一的市场供给状况已不再适应当前经济的发展。而要求产业结构升级，以使产业结构适应需求结构，其中产业结构升级就涉及生产与流通两大模块的升级，尤其是流通业的升级是适应当前消费者需求多元化，满足市场多品种、少批量需求格局的首要解决的问题。

这个问题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具体矛盾来加以分析：一是生产的扩张、多品种的生产如何与市场需求的多元化相匹配。这个矛盾主要反映在市场的供给方往往因为对市场需求了解不够而导致生产缺乏针对性，要么就是库存积压过高，要么就是断货。二是流通如何在成本的节约与多品种、少批量带来的物流效率下降中找到一个平衡点。成本节约不仅仅是物流活动所要求的目标，也是整个企业经济效益提高的必然选择。而当前这种多品种、少批量的市场状况又使物流效率在整个运行的过程中大大降低。三是流通如何在经济活动的买方与卖方中不仅发挥由卖方向买方的物理流动的载体作用，而且发挥着由买方向卖方的信息反馈和需求拉动作用呢。如果说现在的物流还是一个简单的单向道，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如何更好的将其改造为一个完整的双向道，建立完善的物流体系来支撑生产与销售体系，使产销协调的更加完善。

本文就这几个问题展开深入分析，并将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状况下的物流发展过程与走在我们国家经济前面的日本的物流发展状况做一个比较，探讨在物流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朝着一个怎样的方向发展。

一、生产的扩张、品种的多样化如何与市场多元化需求相适应。

纵观经济走在我国前面的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日本，在70年代开始，当时的日本经济正处在类似于我国目前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经济已经由卖方市场转化为买方市场，一方面是需求的多样化导致产品滞销严重却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则是工厂的盲目生产导致库存剧增，成本提高。生产与需求面临着严重的不协调。分析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不难看出，主要是由于当时缺乏一个有效的市场预测，而建立这个有效市场预测，就必须精确了解当时的实际销售状况，而做到这一点的两个部门：销售部门只能对其中的部分产品（非常畅销的产品和滞销严重的产品）了解较多，对其他更大范围的产品不甚了解；生产部门对市场的预测也仅仅是本部门基于其产品出货的预测，对由批发商订货后，批发商所保管的库存量不甚了解，因而导致市场预测的二重性，必然大大降低了生产与需求的协调性。

摘 要： 这篇文章重现了由宇泽在1961年提出的关于稳态增长理论的证据。我们提供了这一理论的一个明确的观点，讨论为什么提出这一理论的直觉，并出现由斯克里克特提出的一个新的、更为详细的证据。

关键词： 技术变革；稳态增长理论；稳态增长模型

1.简介

稳态增长理论是说，如果一个新古典增长模型展示了稳态增长， 然后技术变革必须增加劳动，至少达到稳定状态。有时候还说，另一种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但是这确实包含在理论的原始版本中，如果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在稳定的状态下，技术变革总是被认为是劳动扩大的形式。这些没有逃脱经济学家们的关注，不论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还是在现在，这都是一个非常严格的理论。我们常常希望我们的模型表现出稳态增长，但为什么技术变革是纯粹的劳动力增加 诱导创新的文献与费尔纳、肯尼迪、萨缪尔森、德兰大基斯、菲尔普斯仔细考虑过但没有明确答案的问题相联系。最近，阿西莫格鲁和琼斯又重新思考了这个谜题。

也许令人惊讶的是，鉴于文献发展的重要性，我们已经找不到一个明确的观点和这一理论的证据。并且这就很好解释为什么恰好结果什么也没有提出。为什么技术变革的直觉是必须增加劳动？这一结果的证据通常归功于宇泽的证明，并且毫无疑问的是他证明了这一理论。然而，宇泽主要关注的是哈德罗中立的技术变革（即如果利率不变是常数使资本份额不变的技术变革）和劳动增加型技术变革所展示的相等性和罗宾逊图形分析的正式确定。当然对于稳态增长要求哈德罗中立的技术变革来说这是很小的但却很关键的一步。但是宇泽的现代读者将被两件事所打击。第一是缺乏稳态增长理论的观点和直接证据。第二是缺乏经济直觉，证明方法大多是纸上谈兵。巴罗和萨拉 C 伊―马丁所说的（1995年，第2章）接近提供一个明确的观点和证明这一理论的证据。然而，他们这一理论的观点有更多限制： 技术变革是一个增加了速度常数指数的因素，然后稳态增长要求劳动的增加。这就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可能会有一些反常的因素增加扭曲技术变革的可能性，使得与稳态增长保持一致。麦卡勒姆也提出了一个一般理论的证据并且和宇泽的方法非常相似：虽然坚持和宇泽的方法接近，然而直觉的结果仍然难以捉摸。

这一观点填补了文献中的空缺。我们提供了一个明确的观点和证明稳态增长理论的证据，以及为什么要提出这一观点的简洁的直觉。

本文的工作报告（琼斯&斯克林杰2005）包含一个受宇泽观点（1961）和关注发展直觉启发的证据。根据我们的工作报告，很多作者提出了更直接的证据。罗素提出了一个快速证明这一理论的数学方法，利用一些方法证明，这些方法来自被称为平流方程的类偏微分方程的物理文献中。

2.陈述和证明的定理

【摘要】经济外交这一概念来源于日本的外交实践，是战后日本在当时的艰难的情况下制定的战略，经过几十年发展，这种以ODA为

>> 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文化外交研究 “安倍经济学”无法挽救陷入困境的日本经济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消费革命 真实的日本经济 日本经济的启示 安倍经济政策对解决日本经济国际化困境的可行性分析 日本经济的增长与波动：1951－2002 安倍“三箭齐发”能拯救日本经济吗 日本经济真的复苏了吗 广场协议后的日本经济 确保日本经济的生命底线 日本经济衰退的根源 日本经济的本土化 日本经济转型时期对外来技术、文化的吸收及启示 日本经济学家解读IMF对日本经济的审查报告 浅析日本的“安倍经济学” 浅谈日本教育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日本文化对于日本经济的影响 浅谈日本文化对于日本经济的影响 国际机遇的利用与战后日本经济的和平崛起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13}周永生.《日本经济外交政策的转变及其影响》.载于《东北亚论坛》，2014年第1期。

{14}周永生.《安倍经济外交探析》.载《东北亚学刊》，2013年11月第6期。

{15}同上。

{16}苏杭.《日本亚洲经济外交的新动向》.载《日本学刊》，2013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山本满.《日本的经济外交――轨迹与转折点》.东京：日本经济新闻社，1973.年版.

自 2012年7月日本野田佳彦政府介入“购岛”事件，再到此后数月间，中日事件就一直是舆论的焦点。在国内，社会舆论在一致声讨日本政府错误行为的同时，普遍认为日本在经历“失去的二十年”之后，已经逐渐成为一只“纸老虎”，经济停滞乃至衰退带给日本的是不堪一击。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自1990年以后的22年间，日本刻意对外保持着一个“衰弱”、“可怜”的形象，在外界看来其国内经济持续低迷，但其海外产业在这段时间内的持续扩张却很难被人们看到。事实上，暗地里打造一个“海外日本”的野心一直未减。

“日本衰退论”

最近，“失去的十年”或“失去的二十年”再次成为很多学者评定日本经济状态的最多用语，众多评论也拿日本经济“衰退”作为衡量这场中日夺岛将谁强谁弱的依据，一时间日本经济又被人拿出来讨论和评判。

2012年4月16日，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作出有关政府出面“购买”的提议。7月7日，日本政府决定将“收归国有”，这一错误举动更是激起了中国民众的强烈抗议。在分析中日关系的同时，更多人也愿意将日本“失去的二十年”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拿来对比。

有专家认为，由于中国在东亚地区地位的上升及在全球地位的上升，而日本20年停滞不前，日本在世界地位不断下降，导致日本国内民众不满。这个国际格局的变化是这次纷争的根本原因。

总结国内许多专家观点，“日本衰退”之说成为众多学者判定日本在问题上政治和军事行动图谋的缘由。但笔者认为，探究日本是否真正的衰退？正视日本衰退表象背后的真正目的才是问题的关键。

日本人喜欢“唱衰”自己

摘 要：世界经济概论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的基础课，其重要性显而易见。在阐述了这门课的重要意义的基础上，指出只有从扩充学生知识面、案例教学、采用多媒体、学生分组讨论、联系中国国情及改变考核方式等方面对教学方法进行改进，才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世界经济概论；教法；改进

中图分类号：G642.4；F11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9-0136-02

世界经济概论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在修完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后的必修课程，在课程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笔者结合几年的教学工作心得，对世界经济概论课程教学方法进行初步探讨。

一、世界经济概论课教学法的重要性

世界经济概论从国别经济、国际经济联系和世界经济整体三大方面，考察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和转轨国家运行模式和发展趋势，研究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及国际货币体系的前沿理论，探讨世界经济运行规律和发展趋势。通过学习，使学生能够了解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面临的新形势和需要解决的若干重大问题，能够在日后的工作中提供合理建议。

世界经济概论是门综合性课程，每部分涉及的理论非常丰富，相关问题也较多。但课程涉及内容过广，使得课程显得面面俱到；而对相关理论和问题的介绍较为简单，容易使学生产生浅尝辄止的感觉。

二、世界经济概论课程的教法改进探索

东亚经济增长是如世界银行所说的“奇迹”，还是如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 r. krugman）所说的“虚幻”？东亚现代化模式是如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说的“正在走向终结”，还是如小r.霍夫亨兹和k.e.柯德尔（roy hofheinz , jr. and kent e calder）所说的“正在挑战西方”？东亚文化与现代化模式是相关联，如金耀基认为的“没有没有传统的现代化”，甚至如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所言“是关键变量”，还是如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新古典综合派）认为的“现代化模式与文化无关”？带着这些极其富有挑战性的问题，考察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相关性理论就十分有必要了。

一、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相关性的现有理论述评

研究东亚经济现代化的西方学者对于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的相关性大体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东亚经济的发展是原西方化和原市场化的结果，东亚经济发展没有模式价值，只有政策价值，即没有现代化的多种模式和多元现代性（新古典派及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认为只有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同），现代化是单线发展的。基于工业主义的逻辑，所有走上工业化之路的社会，无论起点如何不同，最后必然出现政治、经济、文化全套性的越来越相似。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到塔尔科特•帕森斯（t. parsons）再到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西方学者一般肯定西方的现代化与现代性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的一整套关联性和不可分割性，因而现代化和现代性实质上即西方化和西方性，而且具有普世价值，要想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必须也只有“华山一条路”，那就是“命定地西方化”。经典现代化理论或现代化理论的“去文化论”就持这种观点，t. parsons（the system of modern societies ,englewood cliff, n.j.：prentice-hall,1971）的社会变迁理论和clark kerrt（indust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的现代化的“汇流论”（theory of convergence）是为代表。发展理论中的经典发展学派，如增长和发展经济学派，解释东亚经济发展的经济学派，如新古典学派（patrick and rosovsky, balassa, wolf, chen, bhagwati etc.），政府（修正）学派（johnson, pack and westphal, amsden, white, wade etc.），新古典综合派和亲市场学派（如世界银行关于东亚奇迹的发展报告），东亚整体增长机制论（如雁形模式论或产业周期理论，喷泉模式论或多发经济增长源理论，齿轮模式论或经济整体咬合联动理论，环形模式论或美国主导环太发展论，航母模式论或中国主导环太发展论等）等基本上持这种非文化因素的东亚经济发展论。第一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往往有一种这样的学术系谱，在西方中心论的大系谱下，依次为亚洲千年停滞论（亚洲早熟论）——亚洲命定殖民地论——亚洲发展幻象论（亚洲崩溃论）——亚洲模式不存在或终结论——历史终结论（全盘西方论）。这种学术系谱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承继着东方学的传统，对亚洲的发展不是积极地鼓励和引导，而是有着某种幸灾乐祸的阴暗心理，对自身则有一种说不出的优越感和命定感。这种系谱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极为有益的警示和鞭策，也提出了很多富有价值和普世意义的经济理论与经济对策。

第二种观点认为研究东亚经济增长的动因除了对经济自变量考察，也不应忽视对东亚地区特殊的文化因素的考察。东亚经济与东亚文化之间有一种明显的互动关系。他们追问“为什么恰恰是东亚继西方而起，并且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东亚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有一种精神动力的巨大支持。东亚的社会、经济、市场、制度、甚至政策，都弥漫和渗透着东亚文化的无孔不入的影响。尤其是作为东亚经济或市场的行为体的东亚人，在市场的游戏规则和运行环境方面，主要体现为制度规范性和文化规范性两方面，深刻地受到东亚地区文化因素的制约。作为传统的文化已经成为东亚人民深层的精神构造（李泽厚认为儒学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深层精神构造），自发和无意地或有意而自觉地对经济增长发挥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不同的文化与经济或市场的亲和力是明显不同的，任何经济或市场都有其内在的人文气象。发展伦理学之所以追问“什么是真正发展”，就缘于对文化因素的考量。文化因素论并非文化决定论，也非因果链条的单因素论，他们并不否认经济因素自身的作用，但认为也不应该否认经济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的作用，与生产力密切相关的生产关系就与文化传统有关联，经济学家的目光应该看得更远。现代化理论中的修正学派或新现代化学派或现代化理论的“文化论”或现代性的多元论者，发展理论中的新发展理论（又称真正发展理论或全面发展理论）学派，如发展哲学和发展伦理学派，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文化学派、历史学派、伦理学派和心理学派等，经济学中的重视非理性因素的学派，西方所谓的现代化的“怀疑论者”和“反现代化论者”，经济哲学中的新发展哲学，历史学中的现代化学派、社会学中新发展社会学派和未来学派等，在不同的程度上持有这种观点。代表人物有《德川宗教》（1957）的作者美国社会学家robert bellah，《亚洲大趋势》（1996）的作者、美国未来学家john naisbitt，《日本资本主义精神》（1980）的作者山本七平，被誉为“把日本经济学提高到国际水平的最大贡献者”、《透视日本》（1982/1999）一书的作者森岛通夫，《新加坡的挑战》（1989）和《现代精神和儒家传统》（1996）的作者杜维明，提出亚洲资本主义理论的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john gray，《亚洲的崛起》（asia rising ,1995）一书的作者jim rohwer，《东亚之锋》（the eastasia edge roy ，1982）的作者 hofheinz ,jr. and kent e. calder，《东亚发展模式》的作者peter berger，以及塞缪尔•亨廷顿、艾森斯塔德、赫尔曼•卡恩、麦克法夸尔、克利福德•纪尔兹、哈罗德•卡恩、哥尔德夏米德、罗纳德•多尔、拉尔夫•林顿、丹尼斯•古莱特、本迪克斯、麦克莱兰、哈根、摩尔、英克尔斯、巴洛齐齐、金日坤等。第二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也有一种学术系谱，即在西方危机论（虚构的亚洲中心论）的大系谱下，依次为黄祸论——亚洲崛起论——亚洲挑战论——亚洲——西方危机论（西方衰弱论）。这种系谱缘于西方对自身的反省和批判，尤其是对自身衰弱的忧虑，对亚洲崛起的害怕和恐慌，是西方学者居安思危的危机感的集中体现，当然在不同的程度和层次上也回应和反映了亚洲的发展和实际，热情地鼓励和乐观地前瞻了亚洲的未来发展，但对亚洲的高度恐惧心理溢于言表。“文明冲突论”也好，“历史终结论”也好，最担心的就是亚洲文明，尤其是东亚文明在经济高速发展（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下的自我申张。“和平崛起”和“负责任的大国”战略是中国政府对这种深刻忧虑的积极回应。

当代中国学者包括港台学者大多在一定程度上体认和支持后一种观点，这与我们身处东亚，对东亚文化有切身体会，以及我国政府倡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有关。中国学者如经济学的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2003）、林毅夫（《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见《战略与管理》2003.1）、陈峰君（《当代亚太政治与经济析论》1999和《东亚与印度——亚洲两种现代化模式》2002）、张蕴岭（《亚洲现代化透视》2000、《探求变化中的世界》2002）、陈岩（《东亚再崛起》1999）等，历史学的罗荣渠（《现代化新论》1993和《现代化新论续篇》1997）、盛邦和（《中日文化论》1988、《东亚：走向近代的精神历程》1995、《新亚洲文明与现代化》2003）、章开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试析》1988、《国情、民性与近代化——以日中文化问题为中心》1988）、、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1994）、孙福生（《20世纪东南亚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含义与影响》，见《北大亚太研究》1998.4）等，社会学的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1966和《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1985）、萧新煌（《东亚的发展模式：经验性的探讨》1988）、陆晓光（《中国特殊论》，见《战略与管理》2003.4）等，也都不同程度地认同文化因素对东亚经济增长的贡献。美国《知识分子》季刊1984年推出的“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专号，香港中文大学1985年编辑的《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论文汇编》，1989年台北允晨文化公司出版了杜念中等主编的《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1994年在国家教委支持下由北大历史系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持召开了“东亚现代化历史经验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由罗荣渠、董正华编的1997年由北大出版社出版了《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以上学术文集或研讨会专门就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讨。

虽然国内外学术界对文化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认识，并作了重新估价，但还存在严重的不足之处和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如下：

第一，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还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理论论证，即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尚不足以形成科学严谨的理论体系，亟需解决。

继2008年出版第一册《日本经济蓝皮书》以后，2009年7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第二册日本经济蓝皮书，今年的题目是《日本经济与中日经贸关系发展报告2009》(主编王洛林，副主编徐平、张季风、刘瑞)。这是中国全面观察日本经济的一个窗口，也是我们预测今后中日经济关系变化的必不可少的一部重要著作。

目前，日本政治正处在极度动摇之中。1955年，时任总裁的鸠山一郎联合自由党，成立了自由(自民党)，创建了超稳定的政治体系――“55年体制”。在这个体制下，除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因为自民党分裂，出现了短时间的自民党下野的情况之外，其他时间均属于自民党执政，或者是自民党联合其他政党执政。

但是“55年体制”在2009年8月的大选中行将崩溃，日本将首次出现执政党轮替现象。鸠山一郎的嫡孙鸠山由纪夫率领的，很有可能赶自民党下台，抢夺到执政党的地位。

日本政治的动摇今后将会延续多长时间?自今年4月开始出现的日本经济的复苏，是否会夭折?日本GDP总量在退出世界第二的地位后，将何去何从?中国及世界对这些问题都十分关心。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日本经济并没有因为政局的动摇而出现明显的下滑趋势，经济在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正常运行。不存在出现混乱、失控的可能。用日本经济蓝皮书的话来说，“日本国内金融秩序仍较稳定，经济社会基础层面尚好，经济本身依然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和可遵循的经验教训，陷入类似20世纪90年代长期萧条的可能性不大。”

该如何看待日本经济?白皮书从“缩小贫富悬殊”、“公平分配”、“金融”、“贸易投资与区域经济合作”几个方面，对日本经济进行了分析。这些基本上是2008年全年及2009年上半年日本面临的主要问题。

在总报告里，张季风认为：“2008年日本经济受到了比美国和欧洲更严重的冲击。股市暴跌、出口骤减、工矿业生产迅速下滑、企业收益下降、失业率攀升，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在恶化。”日本经济遭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谭晓军、王海涛在论文中分析说：“日本政府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这个政策是导致日本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解决贫富悬殊的方法在于公平分配。樊勇明、贺平从日本经济战略的制定方面，分析了该国“一切以国民生活富裕为出发点的民本思想。”

崔岩则从金融的角度，分析了日本经济停滞的原因，认为“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的长期经济停滞中，金融因素不仅贯穿始终，而且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影响因子。”

日本国内出版的白皮书均为日文版，也有个别由日本机关翻译成英文的，但绝无中文版日本经济白皮书。让中国人了解日本经济，特别是在日本是中国第三大贸易对象国、中国为日本第一大贸易对象国的时候，对这种书籍的需求就特别的紧迫。第二版日本蓝皮书的出版无疑弥补了这个空白。

编者的话

2011年，日本内阁府的数据显示，日本2010年名义GDP为54742亿美元，比中国少4044亿美元，中国GDP超日本正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与国外媒体的“过分关注”不同，中国国内无论是政府，还是公共舆论对所谓的“世界第二”都保持了理性的、客观的认知态度。的确，随着中国GDP的不断粗放式增长，国人的幸福指数却无法与GDP同步提升，人均GDP的现实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我们是 “依然贫穷的发展中国家”。

“GDP第二”的中外言论对比与分析

国外：充分关注，热烈议论

2011年2月15日，比利时《晚报》、《自由报》、《回声报》等主要报纸均在财经版显著位置报道了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消息。报道称赞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率先克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10年经济增长率达10.3%，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美国《华尔街日报》用“一个时代的结束”来形容这一历史性时刻，文章表示，“1967年日本超过当时的西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自那以后的数十年一直不曾动摇。此次新排名标志着作为全球增长引擎的中国和日本分别开始崛起和衰落。”

德国《商报》题目是“雄心勃勃的中国人让日本成为过去”。

法国《世界报》说，“尽管日本政府仍然镇定地宣称，日本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这也许是日本人最后一次有机会这样说了，中日经济排名换位恐怕已毫无悬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