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科论文范文精选
人文社科论文范文第1篇
大力发展人文社科阶段。进入新世纪，高等教育迎来了大发展。人文社科也在中医药院校转型中的特殊地位不断凸显出来。实现中医药院校由单科性院校向多科性大学的发展，人文社科必须有现对独立的学术和学科地位，有自主发展的学术规模、空间，并达到一定的学术水准和学术地位。各校开办了卫生事业管理、市场营销、英语、日语等本科专业以及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中医伦理学、中医保健体育等研究生学科专业。这些非医学科专业的学生数占到各学校学生总数的2-3成以上。
二、中医药院校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背景分析
医学具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双重属性，医学研究和医疗活动以对人的尊重、对生命的敬畏为基础，没有对人的尊重和关爱就没有医学。研究解决医学引发的重大现实问题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医学科学发展过程中，医学技术的应用范围与社会价值层面引发一系列争论，而这些超越技术本身的问题要通过社会、道德、文化等方面给出合理判断。对于在夹缝中生存的中医而言，需要用包括人文社科在内的多种方式对中医进行解读，让公众了解中医知识，相信中医文化，传播中医理念。中医药院校人文社科具有良好的基础。中医药院校人文社科资源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阵营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在新时期勇担责任和使命，取得长足进步。中医药院校基本形成了全面的具有自身特色的人文社科学科体系。医药院校人文社科发展受到关注。在国家大力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背景下，医药院校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也受到了关注。教育部主导成立了全国医药院校社科研究协会，定期举办全国医药院校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高层论坛。
三、中医药高校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任务和思路
《中国•中医学本科教育标准》中规定:“独立的中医学院校或在综合性大学以及医科大学中设置的中医学院(系)，必须得到学校人文、社会学科及其他自然学科的学术支持，应该重视学科交叉与渗透对中医学发展的促进作用，努力加强各学科之间的融合”。中医药院校发展人文社科的基本任务可以定位为三个层面，并逐步向最好层面努力:一是在最低层面上，使人文社科不拖和少拖学校发展布局和发展速度的后腿;二是在居中的层面上，使人文社科达到与学校其他学科协调发展的水平;三是在较高的层面上，使人文社科能够为学校的整体发展战略作出更多贡献。在学科布局上，要通过建立人文社科来扩大学科覆盖面，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整合，加快从单科性向多科性的转变和提升。在学科水平上，人文社科应有与学校其他学科相当的学术水准，有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和发展空间，使人文社科的地位由辅向基础性转变，提升学校的学术水平和人文品位。在社会地位和影响上，提升中医药院校在高教领域的地位和发言权，争取在人文社科主流学术圈中的话语权。在学术功能上，人文社科教师要走出单纯讲授公共课的区域，开展专业性的学术研究，争取在国内外所在学科中的学术地位。中医药院校发展人文社科的基本思路是入主流、倡交叉、创特色。“入主流”就是要把中医药院校的人文社会科学作为专业的人文社科来加以建设，以达到国内外学术界的一定水平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能够参与主流对话，参与学科中重大问题的研讨。“倡交叉”就是这些学科的教师应该积极参与到中医药学科的发展中去，在人文社会科学与中医学之间寻求新的生长点和交叉点，达到良性的互动和互渗，使之成为不可或缺的内生性学科，成为学校的有机组成部分。“创特色”就是要走特色之路，“特色”可以在与医学的交叉中产生，也可以在对某些新的研究领域或者分支学科开发中产生。
四、中医药院校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态势
人文社科论文范文第2篇
目前，高校的科研成果评价体系大都以定量评价为主，即不管是对于所发表的学术论文还是对于所承担的科研项目，亦或是所获奖项等科研成果，都统一制定了一定的分值衡量标准，将难以衡量分量和水平的科研成果进行分值的量化，将科研成果换算为具体、确切的分值以实现对其的直观评价。具体地说，在进行科研成果评价时，按照主持科研项目的等级、数量，出版学术著作的、部数、字数，发表学术论文的篇数、等级，折算成具体、确切的分值，例如，西安科技大学对于人文社科学术论文的评价，是将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上的论文，每篇计8分，发表在北大中文核心期刊上的论文，每篇计4分，发表在普通刊物上的论文，每篇计1分。这样一来，将难以衡量和评价的科研成果进行了有效的量化，能够很好地把握和进行有效评价，看上去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的，但事实上，这种评价体系是缺乏科学性的，因为不同学科的科研应遵循不同的科研规律，人文社科不能完全用自然学科的量化指标来做硬性要求［4］。这种对于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认定与评价是形式化、简单化的“一刀切”模式。显然，这种“一刀切”的科研成果评价体系缺乏科学性，不能够客观、公正地对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进行评价，也不利于形成良好的学术激励机制。
2创新理工类院校人文社科科研水平的管理
2．1更新科研管理理念如前所述，由于人文社科的学科建设、科研基础均较为薄弱，存在长期陈旧的科研管理理念，因此，对其的科研管理不够重视，呈现出松散、疏忽、轻视的状况，进而表现为人文社科科研项目的设立名额较少、经费投入不足。要彻底解决目前理工类院校中人文社科类科研工作的发展困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学校和教育主管机构领导者必须改变观念，尊重人文科学科研规律［5］，更新科研管理观念，转变对于人文社科类项目的传统管理理念，从项目的选题立项、开题论证、申报审批、签订协议等前期工作，到项目的具体研究过程等中期工作，再到最后的结题验收、成果鉴定、技术推广等后期工作，都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树立严格、规范的管理理念，提升管理水平，改善管理效果，加强对其的管理。具体地说，理工科院校的科研部门应改变以往对于科研重心的定位呈现出“一边倒”的取向，在实际的管理工作中，不论是在政策的制定还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做到既十分重视理工科科研项目的组织申报、验收、评奖等工作，对于人文社科类科研项目的组织申报、验收、评奖等相关工作也应加以足够的重视和应有的支持。2．2完善科研管理体制要实现对理工类院校人文社科科研管理的创新，应从人文社科自身的学科特点出发，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体制。首先，应该从管理理念上进行彻底的转变，科研管理部门应从管理思想上给予人文社科类科研以足够的重视，在管理目标、管理过程、管理方法等方面，都要充分尊重人文社科类科研项目的特点，强化服务理念和意识。相关的科研管理部门应从各方面给予人文社科青年教师以综合的科研管理服务，力图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科研创新能力和水平，帮助他们取得科研进步。其次，建立和完善各项科研管理规章制度，是人文社科研究得以长期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6］。建立适合人文社科科研特征的科研管理体制，规范其科研组织过程和管理过程。相关科研管理人员应提高自身的科研管理素质，优化对人文社科类科研项目的管理规范和管理过程，实现对人文社科科研管理水平的提升。再次，可以尝试开掘新的管理体制，例如，改变目前科研管理工作过于集中的状况，充分调动院系科研管理的积极性，使其承担一定的科研管理工作责任，较好地发挥其科研管理工作的有效性和创造性。
2．3建立科学的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评价体系建立人文学科的科研成果评价的科学体系、机制，要充分尊重人文学科科研生产的规律、充分尊重学科个性和研究个性［7］。事实上，人文社科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其与理工科有着截然不同的科研特点，即人文社科的研究具有基础性、长期性的特点，其科研成果及其价值的转化也不可能像理工科的科研成果那样能够在短期内快速而有效地得以获取和显现，它既不能产生立竿见影的科研效果，也不能在短期内立刻投入到生产实践活动中进而获得巨大的产出，从而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因此，在评价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时候，就不能按照评价理工类科研成果的评价标准来评价它，而是要摒弃衡量理工类科研成果那种追求立竿见影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的评价标准，要摒弃长期以来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在制定科研成果评价体系时，应充分考虑到人文社科类科研基础性、长期性的特点，改变“短平快”的评价心理，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树立将单纯重视科研短期目标向短期目标与中长期目标相结合转变、将单纯重视经济价值向重视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相结合转变、将单纯重数量向重数量与重质量相结合转变、将单纯定量向定量和定性相结合转变的评价理念。
3提高理工类院校人文社科科研水平的管理举措
3．1加强对人文社科科研项目的管理力度由于受到学校总体、长远建设定位和传统学科发展情况的限制，以及有限的资金制约，理工类院校的人文社科类科研项目，各方面条件都是无法与理工类项目相提并论的。针对这一状况，应充分尊重人文社科类科研项目的特点，加大对其的投入力度，增加人文社科科研项目立项比重和经费数量，为人文社科科研项目的申报提供有力条件。充分发挥人文社科的学科优势，重视其潜在学术价值和长远社会意义，充分发挥其学科优势和长处。此外，还应加强对人文社科科研项目过程的管理，这对于人文社科类科研项目的顺利完成是十分重要的。例如，《西安科技大学培育基金管理办法》、《西安科技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金管理办法》等，都从制度上保证了科研项目的顺利开展和圆满完成。科研项目的管理一般是具有阶段性的，通常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管理，人文社科类科研项目也不例外。对于人文社科类科研项目而言，从项目的选题立项、开题论证、申报审批、签订协议等前期工作，到项目的具体研究过程等中期工作，再到最后的结题验收、成果鉴定、技术推广等后期工作，都应进行严格而有序的管理工作，这是项目研究能够顺利进行和圆满完成的必要保障。
3．2转变人文社科科研项目的管理体制理工类院校对于科研工作的管理一般是由科技处完成的，但其下并没有设置专门负责管理人文社科类科研项目的具体机构，这样一来，“一刀切”的管理体制势必存在问题。因此，可以尝试设置负责组织、管理、研究人文社科类科研项目的专门机构，如西安科技大学科技处已经设立了人文社会科学科，实现了对科研项目分门别类的管理，这在本质上尊重和强调了人文社科科研工作的特点，体现了人文社科类科研管理工作是有别于理工类科研管理工作的。此外，在长期以来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的传统之下，理工类院校科研管理部门往往通过行政手段直接对校内所有院系的科研工作进行全面管理，这样以来，就存在管理层面较大、头绪纷繁复杂、管理权力过于集中等问题，因此，可以考虑适当扩大院系的科研管理权限，让其承担一定的科研管理工作的责任，充分而有效地调动院系科研项目管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体制创新形成良好的学术科研氛围［8］。
3．3完善科研成果的评价方法人文社科自身的学科特点决定了其科研成果价值的体现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不能简单地依靠量化的办法对其进行评价，这样的评价必定缺乏准确性和客观性。只有将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有机地结合起来对其进行评价，才能获得较为科学的评价结果。定量评价之前已经有所提及，它是各高校惯常使用的一种科研成果评价方法。定性评价最常用的是同行评议法，包括公开评议和匿名评议［9］，即邀请一些同行对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进行公开或匿名地评价。定性评价方法充分体现了人文社科类科研特点，打破了单一的、较适合衡量理工类科研成果的定量评价方法，提供了除去一些刚性衡量标准之外的、较为主观的评价方法。将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实质上是将客观评价与主观评价相结合，只有采用这种主客观互补的评价方法，能有可能对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进行一个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此外，还有许多不同于理工类科研评价方法的、较适合人文社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评价方法。例如，应将短期评价与中长期评价相结合。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不能在短期内显现，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此，在对其进行评价的时候，应将短期评价与中长期评价相结合，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内考查其所获得的科研成果的效用。再如，应将经济效益与社会价值相结合。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不能产生像理工类科研成果那样显性的经济收益，它的成果所产生的价值往往是隐性的、深远的、潜移默化的，因此，不能单一地用是否产生经济效益去评价和衡量其成果的大小和价值的高低，而是应该在考虑其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多地考虑到它所产生的隐性而深远的社会价值。
人文社科论文范文第3篇
目前各类院校中人文社科科研激励机制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项目管理激励制度，即通过对不同等级的科研项目，给予不同金额的配套经费实现奖励的激励机制。二是科研成果奖励制度，即对高水平论文、优秀著作等成果的配套奖励。三是职称评定制度，即把科研情况与职称评定捆绑在一起，通过职称及相应收入来体现对科研能力的奖励。四是人才激励制度，即通过开展不同层次的学者资助计划、人才培养计划及评定各类学术头衔等活动，实现对人才的激励。上述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激励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高校教师从事科研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甚至产生了一些弊端。
(一)科研激励机制重成果轻人本，重结果轻过程教师是各类院校科研工作的主体，各项课题的获得、科研成果的产出，都是教师付出辛勤劳动的结果。因此，科研激励的对象应该是教师而不是成果。而目前的科研激励机制普遍缺乏“以人为本”的理念，缺少对教师的关怀，激励的对象错位为科研项目、科研成果及各类评奖结果，激励的方式也以“事后奖励”为主，形成一切以“成果”论的现象。也正因为过于重视“成果”，而对科研的过程有所忽略。这样一来，一方面助长了急功近利之风，人心浮躁，追求“短、平、快”，缺乏“甘坐十载冷板凳”、厚积而薄发的良好科研氛围;另一方面，奖励“成果”的相对集中，对科研过程的重视不够，则使多数教师的研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受到打击，不利于科研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二)科研激励机制中的成果评价体系重数量轻质量现行激励制度中，无论是职称评定还是科研奖励，其实施的依据都是建立在科研成果评价体系之上的。但现行的人文社科科研成果评价体系主要采取的是量化考核方法，考核中量化更多的是成果数量，而对成果的质量重视不够。比如，在评价考核时不会审阅原文质量，仅比较科研项目的级别、成果的数量及刊物级别。这实际上就是发出“重数量轻质量”的不良导向，成为科研中急功近利和浮躁心理的推手。教师在科研工作中会片面追求科研成果的数量及成果发表的期刊级别，对成果质量重视不足，使得人文社科研究周期大大缩短，研究价值下滑，一定程度上滋长了弄虚作假之风，造成了学术腐败现象的扩大。同时，科研人员争发高等级期刊，导致一些质量很高的辑刊及论文集缺乏稿件;由于经济利益、人情交易等原因，部分高等级期刊的权威性也逐渐下降。这些现象对人文社科研究工作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三)科研激励机制中精神激励与物质激励不平衡，形式过于单一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是两个同等重要的激励因素。人文社科研究本身更多的是一种精神追求，大多数研究者潜心钻研，甘坐冷板凳，也更渴求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因此，“科研激励较之其他方面的激励以其独特的方式进行，以精神激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的观念根深蒂固”［2］。从程刚等人的调研情况看，目前多数教师对人文社科科研激励机制中的精神激励还是比较满意的，但对物质激励的满意度较低。［3］比如，教育部及各个省市的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往往会举行隆重的颁奖大会、颁发获奖证书等，但物质奖励较少，主要是象征意义，物质奖励的激励作用有限;又如，科研成果奖励方面，尽管有些学校发放科研奖励的金额已是相当可观，但相对课酬等其他收入来说还是相形见绌，加上科研工作比教学工作难度更大，导致不少教师更愿意将精力花费在教学工作之上，削弱了科研奖励对教师的激励作用。与此同时，现行的精神激励形式也过于单一，大多都是举行颁奖仪式获奖者上台领奖，媒体宣传报道等等，内容老套，形式单一，难以持续发挥较好的激励作用。
(四)科研激励机制中的政策措施“一刀切”，效果有限各类院校现行的科研激励政策措施，一般全校实施同一政策，即“一刀切”的方式。这在实施过程中，必然只能对一部分教师产生有效的激励，而挫伤了另一部分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的科研积极性。青年教师正处于事业和生活的起步阶段，生活压力大，教学任务重，同时科研能力也正处于起步和积累阶段，短期之内，难以获得高级别的科研项目，也难得发表高级别的科研成果。当前的激励政策对青年教师和已有高级职称甚至有一定学术地位的教师，采取同样的激励标准，容易挫伤青年教师的积极性。比如许多院校科研奖励的学术论文一般要求发表在SSCI、A＆HCI期刊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等权威期刊上，这对青年教师来说是相当困难的，长此以往必将挫伤青年教师的积极性。而另一方面，在高等级期刊上对有高级职称或一定学术地位、科研能力较强的教师来说，又是相对容易的，对他们而言实现目标又缺乏挑战性，也不能很有效地发挥激励机制的作用。
二、深化人文社科科研激励机制改革，营造良好科研环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提出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的总要求，并明确指出，要“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人文社科科研激励机制正是要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激发科研人员的活力，以创造出更多的社会精神财富。而这一激励机制既然存在前文所述的问题和弊端，就必然应作出相应的改革，为人文社科科研营造更加良好的科研氛围和环境，以利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
(一)深化人文社科科研激励机制应把握的几个基本原则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深化人文社科科研激励机制改革同样如此，要全面系统地思考，确立改革的总思路和基本原则，然后才能能制定具体的改革方案和措施。我们认为，人文社科科研激励机制改革应该把握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1、建立系统的体制机制。一个好的制度的实现，必须要有一个与之相匹配的、系统的体制机制。系统的体制机制不仅能让制度更好地规范化、程序化地执行，而且能很好地统筹协调各方面关系，保证制度的有效实施。目前各类院校都有自己的科研激励制度，也有主导者、主持者及具体的激励办法和操作程序，但从体制机制的层面来看，尚处于松散状态。如课题项目的评比、科研成果的评比与职称评定中的成果评价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之间的关联性体现不足，未形成系统的体制机制。
2、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科研激励机制的实施对象是各类院校的教师，是要激发、调动教师开展科研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所以必须牢牢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充分体现其为人服务的目的。因此，激励机制处处都应以服务教师、促进科研为根本点和出发点，各项配套制度的改革完善都要体现这一理念，体现对教师的关爱。
3、深刻把握两项基本规律。一是深刻把握人文社会科学科研工作的基本规律，二是深刻把握人文社科科研人员的成长规律。人文社科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基础研究及应用研究之间，有较大的区别。人文社科，尤其是文史哲等基础学科的研究，需要翻阅大量的文字资料积淀素材，再通过严密的考证、缜密的分析、潜心的研究才可能得出结论，因此研究周期长，成果产出慢，且研究成果不易量化，没有直接的社会效益。其研究人员的成长也是相对缓慢，需要长期的学术积累，不仅要积累原始资料，而且要全面了解、掌握已有成果，还要不断吸纳新知识新方法，特别是当今学科交叉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还要掌握一定的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方法。因此，改革完善后的激励机制，应该是一个符合人文社科研究特点、符合其成果产出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的激励机制。
4、充分运用“分类分层”管理原则。“分类分层”管理是管理学原理中的基本理论之一，它有利于在统一管理的前提下，按管理对象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实施具体管理办法，提高效能。人文社会科学科研的领域比较广泛，既有基础学科，也有应用学科，既有纯文科类的学科，也有文理兼容的学科;研究人员也存在较大差别，既有知名学者、知名专家，又有一般学者、新手，在年龄、职称、能力等方面差距也很突出，因此在改革完善激励机制时，很有必要运用“分类分层”管理的原则，以便统筹协调，更好地发挥激励机制的作用。
(二)深化人文社科科研激励机制改革的几点具体建议针对目前人文社科科研激励机制中存在的问题，结合上述几个基本原则，我们在这里对深化科研激励机制改革提出几点具体的建议:
1、加强“事前激励”，重视综合评价，营造宽松氛围。一方面，学校应为教师创造良好的学术条件和环境，改变单纯“事后激励”的方式，增加“事前激励”的部分。包括但不仅限于提高教师待遇和地位，改善办公条件，增加国家级、省部级项目的配套经费额度，设立更多培育项目，并向暂时没有项目的教师倾斜，争取保证每位教师的科研工作都能到不同层次、不同程度的激励，使他们可以沉下心来，踏踏实实从事学术研究，推出有份量的精品力作。另一方面，学校要重视对教师的综合评价，营造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宽容失败，鼓励创新，对于那些暂时未能产出成果的教师，同样应该也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激励。英国人怀尔斯在1985年成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以后，九年未发表一篇论文，但校方仍然一如既往地善待他，结果，他在1995年宣布破解了世界级的数学难题———费马大定理。又如武汉大学设立了“70后学术团队建设计划”，以项目的形式给青年学术团队一定的经费支持，且并未下达硬性的成果产出任务指标。但学校对团队建设过程高度重视，全程关注、指导及督促，大大鼓舞了广大青年学者，产出了很多高质量的成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进一步完善科研成果评价体系，使其更符合人文社科发展的特点和规定，并具有长效的约束性和激励作用。首先，要改变重“量”轻“质”评价取向，转向“质”、“量”并举，以“质”划等。不再单纯以成果数量的多少和级别的高低来评价科研成果，不再将成果数量及级别与科研人员的经济利益及职称评定简单挂钩;而是应该采取科学合理的综合评价方法，加强对科研成果质量的考察，要突出标志性成果、代表性成果的评价地位。从而引导教师树立精品意识，激励他们潜心钻研，产出高水平的、标志性的科研成果。其次，在科研成果质量的评价上，要坚持公开、公正、民主、科学的原则，要注重评价方法的多样性与合理性，采取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并以定性评价为主。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由于缺乏直接的经济效益，其价值的体现受多种因素影响，单纯的定量评价是不适合的;但由于学术优劣的评判标准难以被客观化，更多依赖专家学者的判断力，导致单纯的定性评价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在对人文社科科研成果的评价过程中，单纯地依靠定量评价或定性评价都不能完全客观、准确地对成果本身作出评定，只有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更公正、合理地反映科研成果的真正价值。同时，在对科研成果的定性评价中，也要注意工作方法。因为人文社科科研成果的价值评价更多依赖评价专家的主观判断，容易受其知识结构、学术视野、学术偏好、人情关系等因素的干扰。因此一方面要注重内部评价和外部评价相结合，以外部评价为主。内外部评价互相制约，避免近亲繁殖现象。另一方面要将公开评价和盲评相结合，以盲评为主，保证评价的客观性和公正性。最后，应该注重评价体系的长效性，拉长评估周期。俗话说“十年磨一剑”，因此各院校在制定科研成果评价政策时要改变重短期目标轻长期目标、重数量轻质量的习惯做法，要鼓励研究人员“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诚实学风，拉长评估周期，鼓励他们产出高质量的学术精品。如茅海建先生在用了十余年时间搜集史料、深入思考后，经过两年潜心写作才最终推出大作《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一书。由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主持整理的《唐长孺文集》，更是历时八年之久才最终出版。
3、将精神激励和物质激励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激发教师科研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尽管教师在学术研究过程中能取得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但经济回报过低，精力投入、成果产出与经济产出不成比例，对他们从事科研工作的积极性或多或少会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各院校科研管理部门应该采取各种方式加大物质激励的力度。如增加各种奖项的奖金金额，将科研项目作为物质激励的补充，加大科研奖励力度，特别是要注重调节教师科研收入与其他收入的比例。在精神激励方面，学校要更新对精神激励内涵和外延的认识，采取广泛、灵活的精神激励方式满足教师的精神需求，保持他们科研的积极性。比如可以通过横纵向比较的方式使教师实现多种方式的“自我评价”，可以通过各类媒体特别是新媒体，为教师提供展示自己的平台等。
人文社科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人文社会科学 论文评价文献引证关系 引用认同评价 引证图像评价
1引言
在发表科学论文或著作时，作者往往采用尾注或脚注等形式列出其“参考文献”或“引用书目”。这样就形成了科学文献之间的引证与被引证的关系。引证文献是科学文献的基本属性之一，科学文献的相互引证关系是引文分析的主要依据。所谓引文分析(Citation Analysis)，就是利用各种数学及统计学的方法和比较、归纳、抽象、概括等逻辑方法，对科学期刊、论文、著者等各种分析对象的引证与被引证现象进行分析，以便揭示其数量特征和内在规律的一种文献计量分析方法。这一方法可以反映出一篇论文、一名科学家、一种科学期刊在科学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反映出科学论文之间、科学家之间、科学期刊之间、科学专业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区别。因此，引文分析方法在科研评价及知识关联分析中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和应用。实践证明，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地应用于许多领域，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文献计量学引文分析法在成功应用于测评许多自然科学研究之后，又被逐渐扩展到测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研究。然而，由于学科的特殊性与发展规律的差异，为评价自然科学研究成果而发展起来的文献计量评价方法，如果不经过审慎研究与反复测试，是不宜在大多数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中使用的。
2文献计量方法之于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特殊性
与自然科学相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在知识生产和引文行为上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将文献计量方法用于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时需考虑其学科特殊性。
首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具有明显的地域性。许多自然科学家是面向国际公众的科学家，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的相当一部分产出主要是面向国家或者区域的主题，它们通常出现在区域或国家的期刊、专著或者研究报告中。所以从一个国家的人文科学或者社会科学研究中获得的结果对于另外一个国家的研究人员不一定十分有用。这当然并不意味着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将天然永远地受国家或地域的限制，但是这种倾向往往比大多数其他学科都要显著。
其次，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在期刊发表文章相对较少，而以书籍或研究报告形式出现的成果较多。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产出与参考文献，大都是以著作与研究报告为主，期刊论文的比例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而且学科内部的差异性也很大。但近年来，由于越来越多的期刊引文数据在评价中发挥作用，大部分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学者也越来越频繁地在期刊(特别是被汤森路透Web of Science收录的期刊)发表文章，这一迹象在中国高校表现较为明显。
再次，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有着不同的理论发展步伐。与许多硬科学相比，大部分人文社会科学看起来有理论发展缓慢的特点。而且，在人文社会科学内部各学科之间也会有很大的不同。这可以由不同学科引文类型的结构与特征反映出来，比如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论文的半衰期比较长，旧文献的引文率较高，而且往往比自然科学领域的参考文献量要少。我们常见的现象是，在物理和化学中，本科教材中重要的理论和范例都有共识，而在社会学教材中存在的共识很少，多半是随着社会需要而研究现实问题，针对某一专题提出自己的观点与看法，并且当前的各种热门话题都有可能被探讨。很显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既定的知识核心很小，研究前沿相对很大。
3人文社会科学论文评价体系设计思路
科学文献之间的互相引用，形成了学术交流中的“无形学院”，反映了科学知识转移的自然状态，同时也为文献计量中的引证关系分析提供了便利条件。2001年美国德雷塞尔大学教授怀特(HowardD.White)在其论文Authors as Citers over Time中，把“一位作者所引用过的所有作者的集合”称为“引用认同”(citation identity)[2]。第二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Blaise Cronin与Debora Shaw在专业期刊《科学计量学》(Scientometrics)上，将“共同引用一位作者的所有作者的集合”称为“引证图像”(citation image)[3]。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引用认同和引证图像是两个相反的概念。引用认同从作者引用的角度进行分析，而引证图像则从作者被引用的角度进行描述，二者是引用与被引用的关系。
引用认同是该作者通过引用他人(或者自己)的成果，来形成自己学术活动与成果的过程，反映的是他人(或者自己之前)的成果对自己现在成果的影响；而引证图像描述的是他人或者自己如何利用自己作品的过程，反映的是该作者对其他学者或者自己所产生的影响。尽管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都隐含着一位作者的学术活动或者研究领域的社会关系。通过了解分析这些学术社会网络关系，可以发现对他产生影响或者被他影响的为哪些成果。只有综合分析引用认同和引证图像的情况，对作者的引用和被引用都进行研究，才能更全面地定量评价该作者及其成果。同时，由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复杂性，还需要综合考虑社会评价、同行评议、文献交流规律各因素，设计出复合层次论文评价方法。
3.1“引用认同”评价方法
社会科学研究不便如自然科学那样通过重复实验来检验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只能从作者在研究过程中对已有知识的阅读与吸收程度，来考察其研究的严谨性、新颖性与科学性。这些研究路径一般会在研究成果的参考文献(这里是广义的参考文献，包括文中脚注)中反映出来。由于同行专家对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前沿及有影响的论著较为熟悉，参考文献对该领域重要文献的覆盖情况及吸收程度，基本上可以作为专家主观判断的直接依据。
假设学术交流与知识传播流程是一个闭环结构。在这个闭环结构里，引用认同是作者引用的文献集合，它反映了作者的研究路径；而这又可以为专家和编辑提供评价论文内容创新的依据；经过审核的优秀论文可以作为经典论文进人数据库，以供作者写作时进行阅读、吸收、参考；其参考文献又会形成新一轮的引用认同文献与作者集合。如此循环往复，周而复始，不断促进学术交流与新成果的产生，也不断丰富引用认同与经典论文数据库。论文作者的引用认同，体现了作者对研究领域信息源的熟悉程度、对文献甄选阅读与知识吸收能力，基本描画出作者的研究路径，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成果的文献覆盖程度与知识含量。一定程度上，如果引用认同的是高质量论著与杰出作者，说明其研究是站在高起点上进行的；如果引用认同的大多是陈旧过时的劣质论著，说明作者的研究视野狭窄，成果质量也不会太高。图1展示了引用认同在整个学术交流循环中所处的位置。
在传统的知识生产过程中，作者根据自己平时的阅读积累与生活阅历，厘清知识流变，阐述自己观点，不断丰富人类的知识宝库，成为后人反复诵读、参阅的学术经典。随着学科建制的形成及科研工作的职业化，大量的科研人员与论著不断产生。面对海量的文献信息，作者需要从中甄别出可供参阅的有用文献，编辑需要审核来稿参考文献的真实性，评审专家需要评价论著的创新性。此时，由基本参考文献与学科领域核心作者共同组成的知识点地图(数据库)就成为一个很有用的参考工具。图2则是引用认同在知识生产中的作用流程图，涉及到作者、编辑、专家、论文、参考文献、知识点地图等要素。
这里的知识点地图(数据库)，是通过大量作者的引用认同而形成的文献与作者集合，并在此基础上经过专家评审而筛选出的知识创新点及作者布局图。专家与编辑在评阅一篇论著时，需要同时借助引用认同与知识地图，来评价论著的科学性与创新性。也就是说，编辑在编发一篇论著时，假设作者已经参阅了基本参考文献，发表才是合法的；专家在评审一篇论著时，假设作者已经找到了知识点地图的最前沿，并以此为起点，在知识地图上贡献出新的知识点。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重复验证，因此其科研成果的科学性检验只能借助其参考信息源来查阅成果的形成路径，以此判断论点是否言之有据。如果研究论据与信息源是真实可靠的，研究方法是科学的，基本上可以认为该成果是科学的。从某种意义上，参考信息源的可靠性程度，决定着研究成果的科学性程度。
由于引用认同是通过参考文献反映出来，而参考文献是学术论著的必要组成部分，是与研究成果的正文内容同时产生与传播的，因此该评价方法不受评价时限及引文数据库的影响。在自发做学问的年代，可以不必借助任何信息工具，只要提供学术成果本身(包括正文和参考文献)，学者个人就可以完成上述的知识生产与评价过程。同样，在学科建制已经很成熟的信息技术时代，某些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仍然可以由领域专家借助知识点地图(数据库)来完成成果评价。此时，参考文献就与正文一起成为领域专家评价的客观依据。引用认同从作者研究路径的角度，为同行评议提供了最为可靠、可行、方便的参考信息，这对于引文行为较为复杂、引文周期长短不一的人文社会科学成果来说，不失为一种更为合理与可操作的评价方法。而且，引用认同比引证图像更能反映直观、全面、客观与方便的评价信息，适应了人们习惯于通过成果本身进行即时评价(相对于引文分析的延时评价而言)的习惯。这里的引用认同评价，主要功能在于充分挖掘与发挥专家的定性判断优势，而此时的文献信息系统平台，就为专家展示出一个全景式的学术交流状态信息。
在提供学术交流信息呈现服务方面，目前国内做得较好的是中国知网(简称CNKI)数据库与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检索系统把每一篇文献的参考文献、引证文献、同被引文献、相似文献、相关博文等都放在同一检索页面展示出来，用户一看便知该文的研究背景、探索过程、学术影响，以及与其他文献、作者或机构的知识关系。在论文评价方面，CNKI与万方数据平台为我们提供了方便快捷的数字化产品，每检索出一篇论文，系统就可以显示出该文的所有相关文献篇目列表，而且可以链接到论文全文。作为微观层面的成果评价，具体某一篇学术论文的评价更需要全面与精细，如此才会使评价结果相对客观。评价时，不仅要从被引文献审查论文的学术影响与价值，还要从参考文献查寻其研究路径与知识宽度。在全方位对文献信息展示方面，CNKI与万方数据平台以各自不同的风格为我们提供了引用认同评价方法的信息工具。万方数据服务平台还提供每篇论文的“添加到引用通知”功能，随时监测论文的动态被引情况，同时在线展示论文的相关检索词、相关专家、相关机构列表及知识链接。CNKI与万方数据服务平台相比，在成果评价功能方面还有些不足，比如万方数据服务平台提供了论文的非期刊参考文献的题录信息，而CNKI在参考文献与施引文献中均没有显示出期刊论文之外的其他类型参考文献。另外，由于这些数据库产品中的信息加工还局限在语法信息层面，没有深层次的基于语义信息的知识挖掘，不便直接进行创新性评价与科学性评价，因此当其作为评价信息源时还需要学科领域的专家通过综合分析提取相关知识点。
国外汤森路透公司的Web of Science(简称WoS)引文数据库在信息展示全面性与知识挖掘深度方面，也很有特色。该引文数据库来源文献也是以期刊论文为主，但是在每一篇检出论文的参考文献中都可以展现出所有类型的文献，并非只有期刊论文参考文献。与CNKI类似，WoS引文数据库在施引文献列表中也没有显示出被期刊论文之外的其他文献的引用情况，只在检索页面上注明是在WoS中被引用的次数。此外，WoS引文数据库还通过“引证关系图”与“绩效趋势”等技术实现了深层次的知识挖掘，为同行评议提供了更为深入系统的信息集成平台。具体检索结果网页截图如图3所示。
总体而言，无论引文数据库的结构与功能如何完善，整个知识生产与评价过程都离不开同行专家的参与和定性判断，并且需要通过同行评议做出最后的综合评价。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借助了数据库提供的文献引用认同评价信息，才使同行评议结果在较高的信息集成水平上更具权威性。
随着情报学研究的深入与信息资源管理技术的进一步智能化，上文所述的知识点地图操作系统应该不难实现。另外，除了技术层面的支持，还需要从制度层面加以规范与约束，从作者、编辑、专家到读者，都应严格遵守基本参考文献制度，才会实现图1所示的良性学术交流循环。
3.2“引证图像”评价方法
引证图像主要从论文被引用的角度评价对其他作者产生的学术影响。论文被引用次数是国际通用的文献计量评价指标，它对引文数据库的依赖非常明显。目前，在国内外已经形成了引文分析经典理论及成熟运作的引文数据库，国外引文数据库如汤森路透的WoS与爱斯唯尔的Scopus等，国内引文数据库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简称CHSSCD)与南京大学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简称CSSCI)等。
本文从论文被引用的视角设计出核心论文、高被引论文与经典论文的评价方法。所谓核心论文，是指进入某一学科核心区的论文，即被这一学科的来源文献引用次数较多的论文。所谓高被引论文，是指被所有学科(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来源文献引用次数较多的论文。所谓经典论文，是指既是某一学科的核心论文，同时又在所有学科中是高被引论文的高贡献率论文。经典论文不但在本学科具有很强的影响力，而且还在其他学科中产生广泛的影响。
论文被引证是文献计量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也是评价学术影响的国际通用指标，该指标反映了研究成果对其他作者产生的影响及发挥的学术价值。但是，由于论文被引是一个延时性间接评价指标，评价时段的选取是否科学，被引数据的获取是否全面，都会影响到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因此，元论是国际上的三大引文数据库SCI、SSCI、A&HCI，还是国内的引文数据库，由检索功能衍生出的评价功能，在学界一直是褒贬不一，对其产生的一些负面社会影响也是非议颇多(主要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其实，责任并非全在引文数据库，应该是使用者过分夸大了数据库的评价功能，没有客观认识到被引指标的局限性。要想充分发挥引文数据库的评价功能，就要遵循文献计量学原理及学术交流规律，在全面熟悉数据库的收录范围与数据结构的前提下，设计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并将评价结果的使用限制在有限范围内。因此，成果的被引评价是一种受限于引文数据库的有限评价，明确这一点对评价者与被评价者都很必要，否则很容易出现事与愿违的评价结果。
如前文所述，通过文献引证关系评价人文社会科学论文时，需要充分考虑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特殊性及引文数据库中存在的障碍性因素。因此，针对数据库收录范围、评价时间段的选择、出版物形式的多样性这些问题，我们拟采用自建的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通过文献计量方法与技术手段逐项排除与解决。
(1)数据库收录范围问题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需要更多地面对本国的实际问题，对引文数据库的收录范围与局限性要有充分的认识。如果盲目选用国外引文数据库来评价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必然会引起我国学术“被西化”的误导。因此，我国需要全力加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建设，选用本国的引文数据库来评价我们的中文学术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自主研发的人文社会引文数据库，将会在我们后续的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价研究中，更加完善并发挥作用。
(2)评价时间段的选择问题
由于文献引文与科学交流中普遍存在着“睡美人”现象，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尤其需要历史评价与延时评价。影响因子(IF)是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SI)的期刊引证报告(JCR)中的一项数据，即某期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统计当年的被引用总次数除以该期刊在前两年内发表的论文总数。但是，由于人文社会科学中各学科文献的被引周期差异很大，如果简单借鉴自然科学的做法，“一刀切”地将评价时段(时间窗口)确定为2年，或者为5年(近几年，CCSI、A&HCI及CSSCI等国内外引文数据库都将引文指标的统计窗口延长为5年)的话，就不太符合人文社会科学结构复杂的学科特点。这样做的评价结果对某些学科(如历史学)必然会有失公允，从而影响到引文分析法对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有效性。因此，本文采用自行研制的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的数据，分别统计各学科的平均引文半衰期，测试出各学科领域的最佳评价时段。
从表1可以看出，考古学、历史学、文学的引文半衰期均在10年以上。考虑到评价的功能之一是引导与激励，而激励既要适度又要适时才能达到预期效果。所谓适时激励，就是管理者在适当的时机使用能为对象所感知从而引导其朝着某个特定方向或为完成某个目标而采取行动的驱动力和紧张状态。适时激励需要选择适当的时机，过早的激励会使员工感到激励的获得并不需要付出多么艰苦的努力，因而容易使员工产生“激励轻视症”和“激励麻痹症”；迟到的激励则会因为员工不能及时感知激励的存在，难以满足其预期的目标要求而产生防卫和抵触情绪，从而给工作造成损失。虽然迟到的激励并不代表不激励，但其间由于员工防卫和抵触情绪造成的损失已既成事实，无法挽回，其结果有时甚至比不激励行为更糟糕。因此，对于部分引文半衰期较长的学科，引文评价的延时性与激励的时效性之间需要有个平衡，二者的时间交点就是评价的最佳时间。
(3)出版物形式的多样性问题
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出版物及引文形式的多样性问题，我们采用自主研发的引文数据库测算出各学科引文类型及其所占比例。如表2所示(仅显示部分数据)。
从表2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宗教等学科论文参考文献中，著作出版物所占比例最高，而心理学、统计学、人口学、管理学等学科论文参考文献中，占比例最高的是期刊论文，但也很少过半，仅是在57.35％、45.26％、41.59％、44.04％之间分布。这一数字说明，著作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主要出版物形式，如果仅从被期刊论文引用来评价人文社会科学成果，难免以偏概全。此时，需要认真研究人文社会科学中各学科的学术交流与文献特点，通过时间限制、空间限制与阶段限制来设计评价指标体系，实现文献计量方法的“有限评价”功能，使其与社会评价、同行评议等评价方法一起参与学术评价活动。
3.3复合层次评价方法
综合考虑社会评价、同行评议、文献计量各因素，我们设计出复合层次论文评价概念图。具体如图4所示。
图4中箭头所指的方向，指的是评价指标项的增加及评价因素的复杂性递增趋势，并非指向各级论文的产生流程。不同级别论文之间的关系也并非严格的递进关系，其概念内涵存在着部分重复与交叉。核心论文、高被引论文与经典论文三者都是从论文的被引情况评价其学术影响。优秀论文在被引的基础上增加了发表期刊与转载情况，属于综合性客观指标评价。获奖论文的评选涉及的因素最为复杂，不仅有论文质量因素，还会有利益平衡因素，评价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评价目标与评价主体的影响。正因为此，本文设计出获奖论文的参评资格，即获奖论文必须是优秀论文，是经历过综合性客观指标筛选出的论文(对于个别数据表现异常的优秀论文可以申请单独评审)。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获奖论文评选中的人为干扰因素，使获奖论文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实现利益分配与协调。
从论文评价指标的性质来看，核心论文、高被引论文、经典论文属于用文献计量指标评价出的高质量论文；优秀论文属于用间接指标(包括文献计量指标)评价出的高质量论文；获奖论文则属于用复杂性指标评价出的高质量论文。这里的复杂性指标，是借用复杂性科学的理论，因为论文评奖不仅是学术问题，还是社会问题，对于研究处理复杂社会关系与人类行为的社会科学来说，很难用线性的或简单化的思维方式与传统模型，而应强调人类认识的自组织性、多样性、非线性、整体性、不确定性特征。但是，从论文的质量与学术水平来讲，三种方法评价出的高质量论文并非有严格的高下之分，它们之间是一种互相影响、紧密关联的齿轮关系，见图5。
4结论与展望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决定了对该领域的评价与管理不能简单借用自然科学的做法，需要细致而审慎地运用文献计量指标，正确地处理与社会评价和同行评议之间的关系。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论文评价的进一步研究，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入有效地开展。
(1)期刊的影响力评价不是预测每篇文章实际引用影响的良好指标，还需要设计出针对单篇论文的评价指标体系。而且，社会科学论文需要增加比自然科学论文更多的限制条件，如地域分布、引文年限、文献类型等方面。
(2)引文评价需要更多地依赖于引文数据库的地域及语种覆盖范围，因此要合理使用外文引文数据库，加强中国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建设，赢得中文的世界话语权。与此同时，国际与国内引文数据库的智能组合与对接也很重要。目前，中国科学院的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已通过多种方式与汤森路透和Google等机构合作，进行引文数据的信息资源整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也应顺势而为，积极把中国社会科学的丰富成果融人到世界交流平台，使世界了解中国，使中国融人世界。
(3)未来的科学研究评价应该是文献计量和同行评审之间的有机结合。同行评审方式需要参考文献计量分析的结果，同行委员会也可以根据文献引证分析结果做出初始的判断。实质上，从到引用论文，文献计量指标已经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同行评审与专家推荐的过程与结果。
(4)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基于使用的评价指标不仅限于被引用，还应有网络浏览与下载指标，以及被政策吸收、社会反响等社会价值指标，这些指标分别反映了研究成果在科学信息交流的不同阶段被使用的情况。这就需要将考察视域从收集作者信息拓展到收集用户信息，从引用文献拓展到阅览并采纳文献，从考察作者单位拓展到用户的账户名称，从引用次数拓展到网络影响及社会受益范围，等等。
人文社科论文范文第5篇
1．现代大学制度要求实现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是现代大学制度的根基。现代大学制度的发展对学术研究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如何有效地实现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学术评价是其中至为关键的一环。当前我国对于高校教师的考核测评，主要是以科研成果的数量、发表和出版的刊物级别为主要依据，高校往往将高水平论文的发表与职称评定、科研项目的立项等相结合，这种过度量化式的学术评价严重违背了学术研究的基本规律。这样的学术评价体系不仅不能保障学术自由和学术创新，反而易导致学术之间的无序竞争，这与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是背道而驰的。因此，我们在对定量性的评价进行批判时，应更多地思考在适当降低量化考核的标准的同时，如何建立以质量为主要标准的学术评价制度，奖励那些确实有学术价值和影响的研究成果，以此来推动学术环境的创新，推进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的发展。
2．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复杂性、多样性要求建构科学合理的评价系统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目前还处于一个探索研究的阶段，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要实现健康有序的发展就需要通过评价活动来实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具有复杂性、多样性的特点，表现在其学科划分愈来愈细化，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综合愈来愈明显，这就导致了其最终的成果形式也逐渐多样化。单一的评价标准不能客观合理地反映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结果，且人文社会科学评价还涉及许多无法量化的评价指标，因此，定量的评价标准不能很好的适用于跨学科、综合学科、交叉学科的评价，这就需要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标准。深入分析人文社会科学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建构完善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必然要求。
3．全方位的人文社科评价离不开科学、规范的评价体系全方位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包括：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宏观层面指的是对学科的评价、中观层面指的是对科研机构的评价、微观层面指的对科研成果以及科研人员的评价。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评价多指微观层面的评价，对于科研成果的评价关系到人员评价、项目评价、学术成果评价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评价主体、评价方法、评价标准的选择都需要科学化、规范化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系统，否则就会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受到限制。
4．已有丰富的自然科学研究评价理论可供借鉴当前我国的人文社科评价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与自然科学研究相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具有一些不同特点，如较强的主观性、滞后的效益、价值的间接性、评价对象的复杂性、某些研究对象的不确定性等，应根据这些特点来构建一个不同于自然科学评价体系的更为独特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自然科学评价体系研究起步较人文科学较早，形成了一些经过实践证明较为成熟的评价方法，虽然还有很多不完善之处，但对于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来说还是积累了一些经验可为之借鉴。
二、构建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的要素分析
系统是指“部分构成整体”，是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的结构形式联结而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我们可以将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看成是一个系统，系统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因此构成评价体系的要素也是多方面的。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关于评价系统的要素构成，主要有“三要素”、“四要素”和“六要素”理论。“三要素”理论指的是科学的评价系统是由评价者、评价对象和评价手段三个基本要素构成，除此以外还可以包括一些其他要素，如评价目的和评价结果。“四要素”理论是指科学评价的系统应该由评价主体、评价客体、评价参照和评价目标四个子系统构成，总体来看，这两者所包含的内容是基本相同的。“六要素”理论主要包括评价主体、客体、目的、标准及指标、方法和制度六个方面的内容。其中，六个要素中，评价目的构成了评价体系的首要要素，因为任何评价都需要通过一定的途径和方法来达到评价的目的，它制约着评价主体、评价客体、评价方法、评价标准及指标、评价程序等制度的制定或选择。所有的评价都需要确定评价的内容和评价的准则，换言之都需要确定评价的标准或评价的指标，这关系到整个评价系统的性质。在评价的实施过程中，需保证评价活动本身的公正、公平以及可持续发展，一旦被证明是正确的方式、方法、标准、程序就形成了评价的规程，即就是评价的制度。评价主体通常是评价活动的实施者，也被定义为具备一定的评价知识和技能，能够参加评价活动的人或机构。它可以是对评价对象发表评价意见的个人、团体、媒体、社会机构等，其中在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学术共同体的评价，即同行评议。
评价客体即被评价的对象，评价客体可以是学者、研究机构、学术研究成果、研究项目、学术媒体等。只有明确了评价的目的，才能确定评价对象；只有确定了被评价的对象具有可比性，才能按照一定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进行评价。评价目的指的是评价要达到的预期希望和总的原则要求。评价目的不同决定了使用不同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甚至决定了要选择不同的评价专家、确定不同的评价程序。评价的目的连接着评价的客体和评价方法，是最为重要的评价要素。评价方法是指评价中使用的工具或手段。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性质本身决定了其研究对象一般来说是有人参与的，这样就包含了与人有关的各种不确定因素，并不是所有的定量评价都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除了一些可量化的因素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还涉及到很多无法量化的指标，评价需要时间的积淀和历史的评判，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价值观和历史观还需要对其进行定性评价。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的复杂性、多样性决定了我们在对其进行评价时应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评价方法，在具体的评价过程中应根据不同的评价目的选择不同的评价方法。评价标准指的是在评价活动中应用于对象的价值尺度和界限。评价的标准依赖于评价目的，也就是说评价目的决定了评价的标准。如果说评价标准是总的衡量尺度，那么对于评价标准进一步细化则构成了评价的指标，例如，引文量、获奖数量等。而定性的评价指标，主要按其是否符合创新性、规范性、价值性和科学性的原则来设定。评价制度是指有关部门制定的保证评价活动正常进行、要求有关人员共同遵守的规程，包括了评价专家的遴选、评价对象申诉、评价结果公示、反馈意见、评价结果共享等。评价制度的保障是整个评价体系的支撑点，因此良好评价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综上所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活动是一个系统，构成评价体系的多个要素之间是紧密联系的，他们是构成评价体系的有机整体，是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进行准确、公正、客观、全面评价的前提和基础，对一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最终评价，是各个评价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三、构建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制度保障
构建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是繁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客观需要，同时还可避免学术不端行为、抑制学术腐败现象的频发。学术评价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如学术失范现象泛滥、独立的学术评价机构缺失、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和渗透等，这些因素对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实施都造成了严重的干扰，进而影响了评价的过程和评价结果，这些体制方面的缺陷需要通过制度的变革来实现。
1．建立专门的评价机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需要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而科学的评价机构是构建评价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当前，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已有一些评价机构和组织，他们依附于政府机关或其他实体单位，但是发挥的作用都不明显，这主要是由于其对学术评价中出现的问题未能进行科学地、有效地认证和鉴定，设立独立专门的评价机构就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有学者提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建立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它应该是一个独立的、专门的、权威的机构，它可以对学术研究成果、研究项目、科学研究机构、学术研究者以及学术机构委托的一些其他的评估业务等进行评价，只有这样才能从体制上保证评价活动的公正性。因此，建立专门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机构是实现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科学化、规范化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繁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现实需要。
2．健全完善同行评议制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具有模糊性、描述性等特点，这就决定了它不能像自然科学成果一样通过科学实验和反复、精确的数学计算加以验证，也不能用指标和数据进行简单测定，因此，由从事相同或相近领域的专家来判定研究成果的价值就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主要评价方法，即就是同行评议法。同行评议法是一种定性评价方法，其特点是操作较为简单，评价结果易于被使用。由于充分发挥了同行专家的经验知识、调查分析能力，从而避免了这种评价方法本身所固有的局限性。然而，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活动中使用同行评议法仍然会存在一些随机因素，如评价者主观意识的影响、同行专家知识和经验的局限性等，这些使得评价的结果常常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尤其是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各种新兴、综合、交叉学科的不断产生，研究范围日益扩大，对于那些应用性较强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影响成果价值的标准既要考虑其学术价值同时还需考虑成果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同时，同行评议制度还应实行专家回避原则，其重点是对同行专家的有效制约，从而可避免一些非学术性因素的干扰，使评审结果公开、公正，接受学界的监督。
人文社科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 人文社会科学是人类整个科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人文社会科学成果概念及分类，探讨目前我国高校认可的社科成果评价体系，阐述高职院人文社会成果评价的八项原则。
关键词: 高职院校 人文社科成果 评价原则
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价已成为学术发展的瓶颈，不科学、不合理的评价已催生了大量的学术不端现象甚至学术腐败，严重阻碍了学术的繁荣和发展。高职院校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的中坚力量, 迫切要求加强建立和完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体系和机制, 鼓励科研创新, 营造崇尚学术、促进学术进步的良好学术氛围和制度环境。探讨高职学院人文社科成果的评价原则，有利于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升高职科研竞争力。 一、人文社会科学成果概念及分类 人文社会科学以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运作和社会变革等社会现象作为其研究对象, 其研究成果本身就是以对诸多社会现象、社会规律、社会实践的价值和意义作出判断和评价的形式而存在的, 相比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 表现出其内在的广泛性、复杂性、历史性和社会性。人文社会科学是一个由众多学科组成的庞大学科群，包括：哲学、历史学、文艺学、宗教学、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管理学、教育学、军事学、新闻传播学、体育科学、情报与文献学、地理学等25大类。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形式可分为：著作、论文和研究咨询报告三类，按研究的内容分为: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决策咨询研究。 二、高校认可的社科成果评价体系 目前, 对于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价, 我国高校比较认同的有:美国加菲尔德创建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简称SSCI)和《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简称A&HCI)、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主持完成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简称CSSCI)、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主持完成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2004 年版)、北京大学图书馆主持完成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8年版) 等。尤其是CSSCI 是我国社会科学管理部门和社科专家、学者对于建立科学文献检索系统和评价指标的实践结晶, 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教育部重点社科项目研究成果，作为我国社会人文科学主要文献信息查询与评价的重要工具。CSSCI来源期刊(2008－2009年版)共有25类学科528种，扩展版来源期刊24类152种，来源集刊19类?86种。经过十年的实践, CSSCI 已经发展成为全国高校和其他科研机构以及广大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普遍认同的、科学的、规范的期刊检索系统, 已经成为社科成果评价的一种品牌, 标志着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管理已按照国际标准, 从封闭走向开放,走向科学化、规范化的轨道。 三、高职院人文社会成果评价原则 1.科学性原则。首先要有科研理论做指导，使评价指标体系在基本概念和逻辑结构上严谨、合理，抓住科研工作的实质，并具有充分的针对性。同时，还必须客观地反映高职院校科研实践，抓住科研工作中最重要的、最本质的和最有代表性的方面。合理、有效的成果评价不仅包括制定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 而且包括评价者对评价指标的科学、规范的掌握和运用, 即评价体系与评价形式的双重科学性。 2.创新性原则。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是以探索性和创造性为基本特征的，是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的过程，是不断修正错误的理论和认识、正确把握客观世界的运动规律、指导人们实践的过程。高职社科研究成果是否具有创新性，应当是评价科研成果的唯一标准、最高标准。不具创新也就失去了学术意义。 3.可比性原则。评价体系要能适应在不同时期以及不同评价对象间的比较，既适应于同一对象基期与报告期的纵向比较，又适应于不同评价对象之间的横向比较。同时，高职学院的科研水平与能力是不可能与办学历史较长的本科高校相比拟的，因此，在横向比较时应按同类型、同层次的学校来进行比较和评价。 4.同行性原则。从对研究成果的认识和了解程度来看, 除作者之外, 对成果内容、意义理解力、认识力最强的就是高职学院的同行们。另外从学科发展和学术方向培育方面来讲, 社科成果评价也必须高度重视和遵循同行评价原则。
人文社科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社会科学研究；人性假设；“文化-生物人”；“经济人”；“文化人”
中图分类号：C0 文献标识码：A
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从根本上说就是人。为此，人性就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绝对不可能绕开的核心命题。休谟就曾说过：“显然，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1]但是关于人性，笔者在此并不想陷入无休止的争论，而只想紧扣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来看看我们应当怎样研究人性，才更有助于社会科学的研究。
我们注意到，社会科学所要研究的人，并不是一种静止不动、死气沉沉的东西，而相反是活生生、有血有肉、会思考会行动的一种生物，并且显然正因如此，才产生了一切有意义的结果。所以社会科学研究人，不是要去解剖它的生理构造，而是要去观察、说明和解释人的行为，这才是社会科学研究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从这个主题出发，笔者以为，要使对人性问题的探讨具有意义，那就只有把人性与人的行为联系起来才行。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研究人性，实际上就是根据一定的人性假设去解释人的行为；反过来，社会科学解释人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在探讨人性。这就正如有学者所言：“多年来，已有许多人提出多种理论解释人的行为。对其中包含的人性的基本观念和它们所主张的原因需要作仔细分析。这是因为，理论家相信人是什么样的，这种信念既影响他们最充分讨论人的行为的哪些决定因素和机制，也影响他们未考察哪些决定因素和机制。”[2]
一、“经济人”与“文化人”假设的对峙及其整合
社会科学在对人的行为进行解释时，所形成从而所依据的人性假设有好多种，比如“生物人”、“精神人（心理人）”、“经济人（理性人）”、“社会人”、“文化人”、“进化人”等等。我们注意到，在这些人性假设之间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大体上形成了“经济人”与“文化人”两大假设相对峙的局面，其它的人性假设则分别依附于它们。这种对峙，既表现为它们在社会科学中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也表现为各自的支持者不断争论，相互排斥甚至是相互攻击。
（一）“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假设自然在经济学中非常流行，“经济理论家们总是预设，经济行为就是人们寻求最优化某种清晰可辨的目标函数的行动。在经济学中，理性是在工具的意义上来说的，即选择达到既定目的的最佳手段”[3]。简单地说，“经济人”总是选择以最好的手段达成目的。
在笔者看来，“经济人”假设其实是和“生物人”与“精神人”假设站在一边的，它就是在这两种假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实际上，“经济人”假设与成本-收益分析密不可分，也就是说，人们被假定是在对其行为的成本与收益（预期）进行权衡的基础上而作出决策的，以期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而手段就是人们所必须付出的成本，达到目的则是其行为的收益，所以选择以最好的手段达到目的，也就是选择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之所以“经济人”会这样进行选择，这完全源于趋利避害的生物本能，毕竟人首先是一种生物。在“经济人”假设中，手段形成成本，所以是害，而达到目的形成收益，所以是利，因此选择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或者说以最佳手段达到目的，还原到底，就只不过是人们趋利避害（有利则趋之，有害则避之；取大利舍小利，迎小害避大害）的表现而已。因此“经济人”假设其实是建立在“生物人”假设基础之上的，吸收了人作为一种生物而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这一要点。又由于在“经济人”假设中，人们进行利害权衡从而作出选择的过程，需要理性思维，所以这个假设又从“精神人”假设中吸收了一部分养料，并且正是在此意义上，“经济人”亦被看成是“理性人”。
（二）“文化人”假设
与“经济人”假设唱对台戏的是“文化人”假设。这种假设在社会学和人类学别流行。著名的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说：“没有文化，我们便根本不能被称为通常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人’”。“社会学家们提到文化时所关心的是人类社会那些通过学习而非遗传获得的方面。这些文化要素只有被社会成员共享、合作和交流才能得以发生。它们形成了社会中的个体赖以生活的基本环境。一个社会的文化既包括无形的方面——信仰、观念和价值，这是文化的内容，也包括有形的方面——实物、符号或技术，它们表现着文化的内容”[4]29-30。照此说来，人只不过是文化塑造的产物，人性就表现在文化之中，而文化就是社会化。文化既然塑造了人，那么当然也就塑造着人们的行为，人们就是按照文化的指示而行为的。所以有人类学学者说，关于文化，“最近的定义，倾向于清楚区分实际行为的一面与存在于行为背后的抽象价值观、信仰和世界观的另一面。换句话说，文化不是可见的行为，而是人们用以解释经验和导致行为并为行为所反映的价值观和信仰。那么，可为人所接受的现代文化定义便是：文化是一系列规范或准则，当社会成员按照它们行动时，所产生的行为应限于社会成员认为合适和可接受的变动范围之中”[5]241-242。这就是“文化人”假设对人的行为的解释。
“文化人”假设是与“社会人”假设站在一边的，二者也实在不好区分开来。比如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56吉登斯就说过：“社会就是把个体连接在一起的具有内在相互关系的系统，……所有社会的整合都依赖这样一个事实：它们的成员是在共同文化造就的结构化的社会关系中被组织起来的。没有社会，文化就不可能存在；反之亦然，没有文化，社会也不可能存在。”[4]29不仅如此，由于文化总是跟一定的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文化便具有差异性和可变性，这样一来，“文化人”假设与“进化人”假设[7]也是站在一边的。
（三）过去整合的失败
总的来看，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看似诸多人性假设林立，实则是以“经济人”和“文化人”假设为代表的两大阵营相对峙的局面。这相对峙的两类人性假设，分别强调人的生物（自然）属性与文化（社会）属性，或者说塑造人性的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各执一端，从而在对人的行为进行解释时，一个走内向路线，一个走外向路线。这两类各执一端的极端假设，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人也因此被分裂了，从而从根本上损害了它们的解释力。
实际上，人显然是既具有生物性又具有文化性的，是二者的统一，人的行为也必定是这二者共同作用的产物[8]76。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两种假设整合起来，也就是要把人的生物性与文化性统一起来，恢复一个完整的人，以获得对人的行为的完整而合理的解释。
应当说，这种整合的尝试早已有之，但在笔者看来，过去的努力是失败的。之所以失败，关键就在于，过去人们尽管看到了应该将人的生物性与文化性整合起来，但却没有把握住和揭示出二者是怎样结合在一起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的，从而大而化之，浮于表面[9]。有的学者也试图去探索这两种属性的相互关系，但只是泛泛地谈二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实际上等于什么都没说[10]。还有的学者试图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将二者整合在人的实践中，但依然是空洞的泛泛而谈[11]。更有甚者则是简单地罗列这两种属性，或者简单地将二者相加了事，那更是失败[12]。
二、“文化-生物人”假设的提出
为了把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整合起来，要避免重蹈过去失败的覆辙，我们就必须攻克两种属性是怎样结合在一起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这个关键性的难题。为此，我们需要深入剖析“经济人”和“文化人”两大假设的缺陷和贡献。
（一）“经济人”假设的缺陷与贡献
如前所述，“经济人”假设，还原起来就是一个趋利避害的“生物人”假设。应当说在这一点上，这个假设并不是错误的。中国古人早就说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13]1540但是“经济人”假设的确有问题，就在于它有一个错误的假定，这是直到晚近才为个别经济学家所开始注意到的问题[14]5。
我们知道，尽管人人都是趋利避害的，但人们所追逐的利和所避免的害并不是什么客观的东西，而完全是主观的范畴，那是一个人根据其需要而进行主观判断或预期的结果。即，对于任何人来说，符合其需要的，就会被认为是有利的，反之则会被认为是有害的，因此需要是一个人判断何者为利及何者为害的唯一标准。但是对人来说，需要是有生物性需要和文化性需要之分别的。比如吃喝拉撒和是生物性需要，而爱情、家庭、友谊、形象、隐私、尊严等等则是文化性需要。生物性需要是先天的生物本能，是人作为一种生物而产生出来的需要；文化性需要是人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中习得并产生出来的，即是社会化的结果。如果说生物性需要是人所共有且稳定的话，那么文化性需要则有所不同，它是有差异且会变化的。显然，正是文化性需要彰显了人之为人的特性。然而也正是在这里，“经济人”假设作出了错误的假定。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鼓吹者加里·S·贝克尔认为[15]7-8，经济分析假定一个人的偏好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变化，而且即使是在来自于不同社会和文化的人们之间，其偏好也没有很大的差异。稳定的偏好不是指对具体产品或劳务的偏好，而是指选择的实质性目标。这些实质性偏好和市场上的具体商品或劳务没有确定的联系，它们显示的是生活的根本方面，比如健康、声望、肉体快乐、慈善或妒忌。也就是说，贝克尔所说的偏好并不是指一个人对某个具体商品或劳务的需要，而是指抽去了具体对象的形式上的需要。但即便如此，“无差异的稳定的偏好”这个假定也是错误的，因为在人的需要中，只有生物性需要才是如此，而文化性需要则是有差异且可变的。比如说对人权的需要就不能说是无差异且稳定的，因为这个文化观念在过去没有过，甚至直到今天在很多地方都还没有或者未被人们所接受。
由于坚持“无差异的稳定的偏好”这个错误的假定，“经济人”假设就存在两个重大的缺陷：一是假设的过度简化，导致对人的行为的解释同一化，而难以解释人们行为的差异（在相似的情境下）；二是对人的文化性的轻视或忽视，在一定意义上是把人降低到动物的水平上。照这种假设分析起来，好像只要向一群饥饿的人投下面包，每个人就都会并且总是会像狗一样去扑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总之，“经济人”假设的贡献仅限于提出了人的趋利避害的行为机制，而不是“无差异的稳定的偏好”这一错误的假定。
（二）“文化人”假设的缺陷与贡献
尽管相对于“经济人”假设，“文化人”假设注意到了并且也特别强调文化属性的作用，但它也有两个重大的缺陷。
首先是作为“文化单一决定论”，“文化人”假设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忽视了人的生物性，仅仅用文化性来解释人的一切行为，这是行不通的。著名的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就曾告诫说：“我们必须立即承认，如果不与环境和他人发生联系，人类动机几乎不会在行为中得以实现”，但是“一旦承认了这一点，也应继续告诫理论家，要防备过分注重外部、文化、环境或情景。我们的中心研究对象毕竟是有机体或性格结构。情景理论很容易走这样的极端，使有机体仅仅成为情境中的一个附加物体，大概等同于一个障碍物，或这个机体试图获得的某个对象。我们必须记住，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他的障碍物和有价值的对象”[16]33。“遗传的或其它生物方面的因素既非唯一地起着作用，也非丝毫不起作用；这是一个程度的问题，是一个多或少的问题”[16]150。比如说在文天祥的案例中，文天祥就并不只是产生了维护个人名誉或尊严的文化性需要，他也产生过求生的生物性需要，因为文天祥在与元军的对抗中，曾被元军俘虏并一度逃脱过。若他并无求生之需要，又何来逃脱之行为呢？可见“文化人”假设仅仅用文化性来解释人的行为是不够的。
其次，“文化人”假设虽然看到了文化性对人的行为的作用，但对于这种作用的机制的认识却是错误的。这个假设以为文化是直接针对行为的规范，人的行为就是接受文化的指示的结果。但事实并非如此，人的文化性仍然是通过趋利避害这个生物机制而对人的行为起作用的。也就是说，文化并不能直接促发和指示人的行为，它仅仅是塑造人的文化性需要（通过社会化过程），这种需要再通过趋利避害的机制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如若不然，文化上说我们要懂礼貌，那岂不是人人时时都有礼貌行为了？
总之，“文化人”假设的贡献仅限于指出了人具有文化性需要，文化性对其行为也具有作用，而不是它对文化性如何作用于行为的错误认识，即以为文化是行为规范，直接指示人们如何行为。
（三）“文化-生物人”假设的提出
通过比较“经济人”和“文化人”假设的缺陷与贡献，我们可以确认：第一，人首先是而且始终都是一种生物，它不仅具有先天的稳定的生物性需要，而且固有一种趋利避害的生物机制——这是其永恒的行为法则。这就是对人的生物性的基本界定。第二，人同时也是文化（社会化）的产物，由此塑造了人的具有差异性和可变性的文化性需要——这是人之为人的特性。这是对人的文化性的基本界定。第三，人的文化性并不能超越趋利避害这个生物机制，而恰恰就是通过它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的。据此，笔者提出“文化-生物人”假设：人是在生物性需要和文化性需要的推动下，通过趋利避害的生物机制而作出行为选择的。
具体说来，“文化-生物人”假设意味着：人类首先是而且始终都是一种生物，它总是产生人所共有且稳定的生物性需要，但人类同时还过着社会生活，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产生出人各有异且会变化的文化性需要。其次，需要（无论是生物性需要还是文化性需要）是人类行为的深层动因或者说动力，由此导致人们产生动机，即采取满足需要的行动的冲动。再次，产生动机的人们将寻找满足需要的手段并通过趋利避害机制而进行选择。即人们将首先根据其需要而对所找到的手段作出主观的利害判断（能满足需要的就有利，妨碍需要满足的则有害），然后在利害判断的基础上进行理性的利害权衡（有利则趋之，有害则避之；两利相权取其大，两害相权取其轻），最后根据利害权衡的结果对手段作出选择，从而产生相应的行为（行为选择）。
笔者以为，“文化-生物人”假设应该是很好地整合了“经济人”和“文化人”两大人性假设，从而恢复了完整的人。因为我们没有轻视或忽视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中间的任何一个，并且找到了人的生物性与文化性相互结合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的方式，即趋利避害的生物机制。
三、“文化-生物人”假设的运用
笔者提出“文化-生物人”假设，是着眼于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去运用的，否则这项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为此，我们就需要说明一下究竟应该如何来运用这个假设。
（一）运用“文化-生物人”假设的前提
任何假设的提出和成立，都是有前提条件的，因此在运用时，就必须要首先指出这些前提条件。对于“文化-生物人”假设来说，其前提条件为：首先，该假设只对有意识状态下的人才适用。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比如昏迷、睡眠、麻醉等等，人不能产生需要和动机，不能采取行为，当然也就无法对其进行分析了。其次，该假设只对能够社会化的人才适用。能够社会化的人才具备与他人交流的能力，才能习得人类的文化，才算是真正完整的人。而那些无法社会化或者社会化过程出现严重障碍的人，比如先天性痴呆、精神病人、植物人等等，严格说来并不是真正的人，顶多算是一种生物。对于这些“人”，按照一般生物来分析就够了，这里的假设对此是不适用的。
不过总的来说，上述两种情况，或者只是极少数的非常案例或非常状态，比如植物人、昏迷者，因而不必予以关注；或者即便是正常状态，比如睡眠，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也不具有什么意义，因为我们很难想象人类是在这种状态下创造历史的。所以，如果有人以上述情况来反驳这里的人性假设，那么我们将认为那不值一驳。
除去上述两大前提外，“文化-生物人”假设也的确有它的局限性，那就是它只能用于分析和解释单个人的单个行为，至于构成我们社会生活的人际互动，那就必须要用到博弈模型了，因为人际互动是双方甚至多方的战略互动行为。但由于人类的所有活动都是由单个人的单个行为所构成的，所以我们说“文化-生物人”假设不适于用来分析和解释人际互动，那仅仅是说不能够直接用于分析和解释人际互动的过程和结果，但却可以用于分析和解释博弈某一方或某个人的单个行为。其实，“文化-生物人”假设与博弈模型并不冲突，相反，前者正是后者的前提、基础和起点。
（二）运用“文化-生物人”假设进行分析和解释的步骤
根据“文化-生物人”假设，分析和解释一个人在一定情境下的行为，切入点在于把握此人当时的需要是什么及其相对程度如何。
首先，把握一个人的需要是什么，也就是需要的具体内容或内涵是什么，这有助于我们分析和解释这个人对于为满足需要而寻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判断的情况，因为利害判断的一般法则是：能满足需要的就有利，妨碍需要满足的则有害。而要把握一个人的需要是什么，我们就要仔细观察当时的情境，包括行为者自身的生理状况和所处的环境状况，因为一个人的需要不是由内在的生理刺激，就是由外在的自然或社会环境刺激而引起的。通常来说，在相似的情境下，人们所产生的生物性需要会是相同且稳定的，比如在口渴时产生对水的需要。但是对于文化性需要来说，这却未必成立，因为每个人的社会化经历存在差异，这就需要我们更深入地去了解一个人的社会化经历背景。比如说，在饥饿且走投无路的情境中，有的人会去乞食而有的人却不会。不去乞食的人，可能就是深受“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教育的人，他们在那种情境中，可能产生了对尊严的文化性需要。
其次，把握一个人的需要的相对程度，这有助于我们分析和解释一个人对于其所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权衡的情况。事实上，在对寻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判断之前，没有人会仅仅产生一种需要。如果说把手段所用以满足的需要称作一级需要的话，那么随着手段的出现，人们就会产生其它一些基于手段的刺激而产生的需要，可称之为二级需要。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对食物的需要是一级需要，一个人为满足这个需要所找到的手段，即乞食，就会刺激二级需要，即对尊严的需要的产生。正因为多种需要的连锁产生，才导致人们对于所找到的手段在进行利害判断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进行利害权衡，这样才能最终确定该手段是有利还是有害的。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从对食物的需要来说，乞食是有利的，但从对尊严的需要来看，乞食又是有害的。那么乞食这一手段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害的，这就需要进行利害权衡了。可见利害权衡是更加复杂的利害判断。
而在利害权衡的过程中，某一项需要的程度越高，其所占的权重就更大，从而决定着利害权衡的结果。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对于那些深受“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教育的人来说，对尊严的需要的程度就远远高于对食物的需要，从而在利害权衡的过程中，前者占据更大的权重，所以决定着利害权衡的结果，即判定乞食这种手段是有害的。所以我们需要把握一个人各项需要的相对程度，才能解释此人对于其所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权衡的情况。
那么怎样才能把握一个人某种需要的相对程度呢？这确实是有难度的。在乞食的案例中我们已经看到，即使是在相似的情境中，同一种需要的相对程度也可能会因人而异，甚至就是同一个人，也可能会因时而异。但是人们的需要的相对程度还是有一些规律可循的，即生物性需要的相对程度与一个人的生理失衡程度成正比，而文化性需要的相对程度则与一个人的社会化程度成正比。比如说，饥饿是一种生理失衡的状况，因此这种生理失衡越严重，对食物的需要程度就越高；而一个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如果深受“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价值观教育，那么他对贞洁的文化性需要程度就越高。这样的话，通过仔细调查一个人的生理失衡状况和社会化经历背景，我们还是可以把握一个人某种需要的相对程度的。
最后，在利益权衡最终作出后，一个人对于所找到的手段的选择也就出来了：如果手段被判定为有利，那么就采取，否则就抛弃，转而寻找替代手段。不管怎样，这种对于手段的选择，都将导致人们作出某种行为选择：采取某种手段，或者抛弃某种手段而寻找新的手段。而人们的这些行为选择，无不体现出趋利避害的特征。这样，根据“文化-生物人”假设，我们就解释了一个人的行为。
（三）“文化-生物人”假设的理论意义
“文化-生物人”假设不仅可以直接用于分析和解释单个人的单个行为，而且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更为复杂的行为模型（比如博弈模型），以分析和解释更为广泛和复杂的行为和活动，因此该假设的运用是前景广阔且充满希望的。可以说，如果“文化-生物人”假设确实能够将从前四分五裂的各种人性假设，特别是“经济人”和“文化人”假设都统一起来，从而恢复一个完整的人，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元假设，那么社会科学研究就有了一个统一的基础，“经济学帝国主义”和“社会学帝国主义”这两种偏颇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张则必将坍塌，而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同主义则有望实现。
有人可能会担心人性假设的统一会使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学科失去身份特征，不过在笔者看来，这可能正是一件好事。社会科学的出路，本来就在于破除学科壁垒和偏见，而走上一条融合统一的道路，因为那才符合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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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科论文范文第8篇
科研活动是新知识、新理论、新方法的生产、传播、应用与扩散的过程，也是多要素投入和多要素产出的过程。科研活动中所表现出的学科创新能力是由多方面相互联系的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本文在构建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创新力评价指标体系时将突出量化学术成果的创新度，这与已有的指标体系存在明显差异，也更加贴近创新力量化的本意。本文对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创新力构成要素的划分主要基于Sternberg所提出的“创造力投资理论”，该理论已经被许多学者认同及引用。因此，我们将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创新力的构成要素分为学科学术创新能力、学科创新支撑力、组织创新能力等三个方面（如图1）。其中：学术创新能力主要从智力层面测量学术团体在从事科学研究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创新能力；学科创新支撑力主要从环境层面测量学术团体在学科创新活动过程中所拥有的资源优势和基础条件，以及投入到创新过程中的主要创新资源的数量与质量，包括创新人力资源、物质条件、科研基地、财力投入和项目投入等；组织创新能力主要从环境层面测量学术团体所在的组织从战略层面整体规划、组织、指挥、协调、监督和控制创新活动与创新过程的能力。
1.1学科学术创新力
个体学术创新能力是个体在从事科研活动时所表现出的一种智力水平，它是团队学术创新力的基础。个体在一定的制度规范下，在相同目标指引下，形成合力，最终形成团队的学术创新力。但是，团队的学术创新力并不是个体学术创新力的简单叠加，而是由许多个体相互联系，各种因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能力。因此，应该区分个体学术创新能力与学科学术创新能力。对个体学术创新过程及本质的认识是科学设置个体学术创新能力评价指标的基础。目前学者们对个体学术创新力的认识尚未统一，他们从心理学、社会发展和人格发展对创新力的影响、认知过程分析等多种角度研究个体的学术创新能力，提出多种评估方法，并在此基础之上展开团队学术创新能力的研究。学术创新建立在一定的学术积累之上，其过程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规律性，其创新力可以通过学术成果表现出来。我们认为，通过对学术成果中的创新特征进行量化可以计算出学术创新能力，但是创新特征的选取与量化都是难以解决的任务。
1.2学科创新支撑力
学科创新支撑力是学科创新的前提和基础。学科创新支撑力包括软件资源支撑力和硬件资源支撑力。软件资源支撑力主要指学科所拥有的智力资源。学科创新活动中的创新主体是研究者。研究者的研究水平、综合素质、知识与经验的积累，研究者所处的学术研究平台都是影响创新的主要因素。研究者所在组织的学术水平在国内、国际上所处的学术地位是软件资源支撑力的重要指标之一。硬件支撑力包括学科每年投入的科研经费，所占有的基础设施和研究办公所需的设施，可利用的信息资源等。硬件支撑为学科的创新提供最基本的保证，其重要性已经得到应有的重视。例如，浙江大学进行了网络科研学术环境规划与实践，构建了网络学术创新环境总体框架，进行了交叉学科研究环境、交流研讨环境、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等实践。
1.3学科组织创新力
（1）组织系统创新力。主要体现为多形式的学术组织建设能力。学术组织应以国家实验室和国家、省部重点实验室及工程中心为核心，以在院系体制以外建设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为重点。学术组织的多样化将有利于促进自由探索的多向性，有利于寻求学科交叉的切入点，有利于形成高水平、宽交叉、资源集中、开放共享的科技创新平台和社会创新基地。这些创新平台和基地又更有利于产生创新成果。
（2）运行机制创新力。竞争、开放、流动、高效的新型运行机制是学术组织实现其职能的关键，也是学术组织创新的核心。竞争、创新的学术氛围是组织创新的前提，不同形式的合作与交流更有利于创新成果的产生。通过制定各种制度，建立良性运行机制，营造宽松创新文化，优化配置创新资源，可以保证创新活动的顺利开展。学术期刊的创办，学术交流会议制度，不同学术组织之间的密切合作关系，原始创新的意识及规范知识产权的管理等均可作为评价运行机制创新力的指标。
（3）管理模式创新力。学术组织是新知识、新理论、新方法的生产平台，学术组织的管理模式和手段决定了创新成果的产出量和质量。开放的资源共享，合理的人才配置、人事管理、人才评价机制是学术组织产生创新成果的基础。
2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学术创新力的量化指标
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学术创新能力蕴含在该学科的学术成果之中，其测度不应通过简单地统计学术成果的产出量而定，需要从学术成果的创新特征进行量化。一般说来，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的创新性可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考察：一看其是否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二看其是否使用新的研究方法，三看其是否运用新的论证资料，四看其是否阐述新的观点或理论，五看其是否产生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前四种创新性特征属于学术成果的创新性内在特征，可以通过领域专家进行识别与量化，第五种创新性特征属于学术成果的创新性外在特征，可以利用学术成果以外的数据可以识别与量化。但是，由于学术创新活动的复杂性以及学术创新方式的多样性，并且学术创新方式存在相互包含、相互补充、相互协同的内在统一性，因此，直接捕捉学术成果中的创新性内在特征难度较大。学术成果的创新性内在特征通常决定了它们的创新性外在特征，而创新性外在性特征相对容易捕捉。因此，我们选择学术成果的部分创新性外在特征代替其创新性内在特征来描述和量化学术成果的创新性。成果分级与成果数量、学科交叉度、科研合作度、主题新颖度、扩散效率、社会效益均可作为学术成果的创新特征，其中学科交叉度、科研合作度、主题新颖度等特征属于创新性内在特征，成果分级与成果数量、扩散效率、社会效益等特征属于创新性外在特征，学科交叉度、科研合作度、主题新颖度、社会效益等创新特征的量化具有较高的难度。①从投入产出的角度设置计量指标。学术成果是学术创新的最终成果之一，其相关文献计量指标，如①等成为从投入产出方面来测度学术创新的重要参量。这类指标量具有统计规范、可比性强、比较实用等优点。以学术成果指标来度量学术创新能力的主要局限在于无论学术成果的指标多么完备，也只能测度学术成果本身体现的创新能力，而不能反映有关学术成果产出过程所体现创新能力，如管理体制、激励机制、提高学术质量等方面的创新，从而不能全面、客观地实现学科创新水平和强度的测量。②从知识的生产和交流的角度设置计量指标。学术创新从本质上来说是利用现有知识创造新的学术成果，因此，从知识的创造和利用角度来测量学术创新能力是一个合理的角度。主要指标有不同层次的学术成果总量，引用总量，被引总量等。③从社会需求的角度设置计量指标。许多学术创新活动的最后失败并非缺乏新意，而是没有把握住社会需求信息与动态。所以，对学术创新能力的衡量，必须考虑社会需求因素。
2.1成果分级与成果数量
人文社会科学的科研活动所产生的成果是其创新能力的最直接表征，成果的质与量直接反映了创新能力的强弱。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成果的评价，要正确处理量与质的关系，兼顾量与质，构建合理的科研成果评价制度。期刊是论著（或论文）的主要载体。尽管论文质量取决于论著自身的创新性、科学性与实用性等内部特征，与期刊级别并无必然联系，但是由于期刊之间客观存在等级差距，比较刊载论著的期刊的级别依然是衡量论著质量高低重要依据。一篇前需要经过同行评议。通常期刊等级越高，其评审专家的总体水平就越高，通过同行评议的论文总体质量和创新程度相对就越高。已经经过同行评议的科研成果越多，反映其学科创新力就越大。因此，以期刊等级为依据，将科研成果分级，并统计不同等级上的成果数量，统计数据可以作为量化学科学术创新力的重要指标之一。
2.2科研合作度
学术创新即知识创新，而知识创新与发生在国内外个体之间、组织之间或机构之间的科研合作关系密切。科研合作可以使不同知识背景的研究人员之间进行知识的碰撞，在获取隐性知识、凝聚创新思想、获取科研信息、共享研究资源、提高成果创新水平、加快知识扩散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实现学科跨越式发展以及取得科学突破等方面发挥着巨大力量。因此，科研活动中的合作程度（即科研合作度）可以作为量化学科学术创新力的指标之一。合作指数（Subramanyam，1983）、合著率、合作强度是科学计量学领域常用的表征科学合作度的三种指标，其中：合作指数（合著度）是指地域、机构、科学家个人、学科或期刊所的篇均作者数；合著率是指合著论文占全部论文的百分比；合作强度用来表征国家（地区）、研究机构或科学家之间合作的紧密程度。
2.3学科交叉度
“学科是具有规定的知识形态，占有一定的教学、科研资源，面对某一特定的研究对象，使用独特的语言系统，遵守特定的研究规范，具有动态运行能力的学术共同体”。经过几个世纪的快速发展，现代科学已经演变成为一个划“科”而治的庞大的学科系统，各个学科之间存在着特定的分工和明确的界限，各个学科都形成了自己的问题域、研究范式以及方法论。对于某个现实复杂问题的解决，不同学科的专家通常是将其转化和分解为各个学科的子问题去对待。这种转化和分解使得问题的解决基于单一学科内特定的逻辑和范式，有可能曲解原有现实复杂问题。随着社会问题日益复杂化，科学技术发展日益综合化，越是重大的、基础性的研究越是需要多学科的交叉。两个或多个学科的跨学科研究并不是将两个学科简单的迭加在一起，而是思想和方法的结合。跨学科研究是团队或个人的一种研究模式，它把来自两个以上学科或专业知识团体的信息、数据、技能、工具、观点、概念和理论综合起来，加深基本的认识，或解决那些不能用单一学科或研究领域来解决的问题。跨学科的研究不仅为传统学科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同时也产生了新兴的可以解决现实复杂问题的交叉学科。“知识创新”是“跨学科、跨行业、跨国家的合作，研究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加速了新思想的创造、流动和应用”。“学科交叉在本质上就具有学科创新的意义”。因此，学科交叉是提升学科创新力的重要途径，学科交叉程度可以作为量化学科学术创新力的指标之一。部分学者根据跨学科研究的特性给出了一些文献计量学方法用于评估不同学科领域和子领域之间的跨学科关联的结构和动力。杨良斌、金壁辉对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并给出了新的学科交叉度计算方法。
2.4主题新颖度
期刊论文是反映学科研究方向和内容最灵敏及时的一种文献形式，通过研究期刊论文体现出来的新内容、新知识可以考察其论文所属学科的创新力。关键词能够体现一篇文章的主要研究内容和方法，可以通过考察某时间段期刊论文关键词出现的频率和趋势规律来分析该学科的学科创新力。一般来说，从不同学科而言，学科之间交叉越多，越容易出新成果，学科创新力越强，从学科内部而言，学科内部不同研究领域的交叉越多，该学科创新潜力越强。研究文献频率排名靠前的关键词，考察它们的交叉情况可以反映学科内部不同研究领域的交叉情况，从而可以反映学科创新潜力；考察它们的共现现象，共现周期越短，反映学科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更新越快，学科创新活力越强；考察某学科连续出现2年及以上或者某年出现2次及以上的共现词组及其词频分布可以看出该学科研究的持续性，这类词出现率越高则表明该学科创新保持力越强。因此，主题新颖度可以作为量化学科学术创新力的指标之一。
2.5扩散效率
科研成果的扩散速度和传播范围与下列三种因素关系密切：成果本身的创新程度、信息的传播渠道、成果扩散所处的社会系统。当后两个因素相同时，成果本身的创新程度则成为影响成果的扩散速度和传播范围的决定性因素。因此，科研成果的扩散效率可以作为量化学科学术创新力的指标之一。人们在评估期刊影响力时提出了一个指标，即扩散因子。扩散因子被定义为总被引频次涉及的期刊数×100/总被引频次，显示总被引频次扩散的范围。在评价科研成果的扩散效率时不能直接引用扩散因子计算公式，需要构建能体现扩散速度和传播范围的新公式。
2.6社会效益
人们在进行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时将新产品的数量、性能及其经济效益作为重要的评价指标，在进行自然科学创新能力评价时将自然科学的科研产出量及其经济效益作为重要的评价指标。但是，对人文社会科学而言，其学术成果几乎没有直接的经济效益，学术成果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社会效益方面。社会效益通常是指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对社会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或产生的有益效果。不产生社会效益的学术成果不能算作具有创新性的学术成果。因此，学术成果产生的社会效益可以作为量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学术创新力的指标之一。社会效益具有慢热、间接效益比重大、难以量化、行业特征明显等特点。因此，量化社会实践活动的社会效益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任务。其难点主要体现在定量指标的选取，面临的问题包括选取的指标是否全面，指标能否量化，指标数据能否获取，指标之间具有何种关联程度，如何构建科学的社会效益评价模型与方法，等等。目前社会效益评价研究依然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评价方法主有两种：一种以经济学为基础，分析社会实践活动带来的经济增长或经济效益；另一种以社会学为基础，分析社会实践活动对经济、政治、文化、艺术、教育、生活、安全、国防、环境等各项社会发展目标所做的贡献与影响。相对于科技项目的社会效益评价而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社会效益评价研究才刚刚起步，成果甚少，难度很大。我们将在后续成果中给出量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社会效益的解决方案。
3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创新力评价
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将人文社会科学创新能力分解为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学术创新能力、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创新支撑力以及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管理创新能力等三个要素。
4结语
人文社科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科研合作；差异显著性检验；学术评价；论文质量
中图分类号：G250.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1)06―0246―05
一、研究概述
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课题难度不断加大，涉及的学科和领域越来越多，对科研人员之间合作的研究也逐渐增多。由从整体分析人文社科合作研究状况，逐渐转向研究某一学科，如管理学、教育学、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的合作研究规律，如晏尔伽等①认为图情档学科中影响因子较高的期刊所刊载论文的作者合作率也较高；岳洪江等②认为篇均作者数和基金论文比是影响管理科学期刊影响因子和即年指标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人文社科领域关于科研合作现象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且分析角度不外乎以下几种：合作率或合作度分析、作者合作年龄分析、合作者地域分析、国内外合作状况对比或趋势分析、合作率与期刊影响因子的关系等。目前，国内研究作者科研合作与论文质量之间关系的成果还很少见。
探讨科研合作与论文质量的关系，对期刊发展与评估、课题立项与研究、学科建设与管理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第一，为期刊编辑审稿提供参考依据：若某学科合作论文水平普遍较高，则编辑应关注合作论文。第二，为学术评价中是否要把“篇均作者数”作为评价指标提供数据支撑。目前的学术评价体系中没有考虑学科特点，把“篇均作者数”作为各学科期刊评价指标，但是通过本文的研究会发现，在某些学科中，合作研究并不能提高论文的学术水平，因此不能通用“篇均作者数”评价此类学科，不同学科评价时需视情况考虑是否采用“篇均作者数”指标。第三，从定量角度描述了学科特点、研究方法和研究规模，为课题立项时是应偏好于合作研究还是重视个人研究在某些学科的重要性提供依据，同时结合篇均作者数还可以准确地评价各学科完成一项科学研究课题所需的平均人数，从而为学科发展、决策提供依据。
本文将重点分析科研合作与人文社会科学论文质量的相关性，从而分析哪些学科需要合作研究才能在规定时间内达到预期目标？哪些学科不需要合作也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预期指标？本文中的“论文质量”是指论文在“学术创新程度”、“论证完备程度”、“社会价值”、“难易程度”指标上，经过专家评议后的得分。需要说明的是，在研究科研合作问题前需要作一个理想化假设：即合作须是两个及以上的研究人员参与了研究工作，并在时署名。在实践中，存在着挂名合作（如导师、领导、名人挂名）和不挂名合作（参与了研究工作却未署名）两种“署名不实”的现象③，会使实验数据与实际情况有所偏差。我们尽量选择大样本论文来降低个别挂名合作和不挂名合作论文的比例，使结果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二、数据准备和研究方法
（一）数据准备
本文的实验数据采用2010年度《复印报刊资料》学术期刊全文转载的论文，共计14117篇（不含领导讲话、工作指导类以及无作者的论文），覆盖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1997年颁发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22个人文社会科学一级学科。该数据的优势是：第一，所有论文被反复筛选、评议，基本代表了本年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论文的最高水平；第二，每篇论文由专家按照“人文社会科学论文质量评估指标体系”④，采用“21分量表”⑤为论文的学术创新程度、论证完备程度、社会价值、难易程度四个指标打分评价。考虑到不同评委打分时因尺度不一造成的主观差异，我们采用程淑提出的归一化算法对评委的评分结果进行修正⑥，即以论文的原始评分除以该评委为所有论文打分的平均值，使所有评分都转换到同一个价值坐标系中，既能体现论文在每位评委心目中的位置，又能在相同的尺度上横向比较论文水平。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计量、均值差异显著性检验、对比方法，分析合作研究与论文质量间是否存在相关性。该问题可转化成检验合作论文和独著论文得分均值是否有显著差异。由于合作论文和独著论文的评分主体、标准、程序完全相同，而作者人数不同，因此可以认为得分一旦存在差异，这个差异是由作者人数造成的。下面我们以学术创新程度指标得分为例，介绍均值差异显著性检验的原理。
设合作论文得分均值为μ1，独著论文得分均值为μ2，若μ1＞μ2，并不能说明合作论文均分一定高于独著论文均分，因为可能是由于合作研究所致，也可能是抽样误差或偶然所致。这就需要借助统计学方法检验。合作与独著为二分类别变量，得分为连续变量并符合正态分布，且独著论文和合作论文可看作是独立样本，样本数都大于30，因此用独立大样本均值差异显著性检验方法。步骤如下⑦：
1.提出假设：H0∶μ1=μ2；H1∶μ1≠μ2。
2.构造统计量Z并计算：
3.确定检验形式为双侧检验。
4.统计决断。
当P值大于0.05，均值差异不显著；当P值小于等于0.05且大于0.01时，均值差异显著；当P值小于等于0.01时均值差异极其显著。
由于均值差异显著性检验过程计算量较大，需借助SPSS软件实现，本文只给出检验后双侧检验的概率P值和t值。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的t值代表独著论文均值减去合作论文均值的差值，因此t值为负数时表示独著论文均分低于合作论文均分，t值为正数时表示独著论文均分高于合作论文均分。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人文社科论文合作现状分析
表1列举了各学科论文总篇数、作者数分布（用百分比表示）、合作率、篇均作者数，并按合作率降序排列。其中，署名“XX课题组”或“XX研究所/中心/院”等单位名称，或“XX等”，视同为四人及以上合作；篇均作者数是每篇论文平均拥有的作者数。
1.作者数分布状况
（1）人文社科论文以独著形式为主，约有68.7%的论文都是个人研究的成果；在合作论文中，两人合作为主要形式，约占70%以上，而三人及以上的合作成果非常少，且大部分学科没有四人合作。
（2）人文学科的独著、合作论文数量分布与社会科学形成互补；尤其是传统的人文学科几乎都是独著论文，如哲学、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艺术学、外国语言文学，独著比例高达80%甚至90%以上。
（3）人文地理学和心理学比较特殊，两人和三人合作是主要形式，且三人合作论文约占所有论文的一半，两人合作论文约占三分之一。
2.合作率状况
由表1可知，人文社科平均合作率为31.3%（即每3篇论文就有1篇是合作论文），远低于自然科学论文合作率70%⑧。由于各学科的研究手段、方法和规模存在显著差异，致使合作水平参差不齐，从心理学合作率80.7%到外国语言文学合作率7.1%，两者相差10多倍。按合作率高低可将所有学科分成两个阵营：
（1）心理学、人文地理学、农林经济管理、体育学、工商管理、图情档、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公共管理、教育学11个学科，合作率均高于人文社科平均合作水平，尤其是日益向自然科学靠拢的心理学、人文地理学，合作率远高于其他学科，构成高合作率学科群。
（2）其余学科合作率低于平均合作水平，构成低合作率学科群。
3.篇均作者数状况
由表1可知，人文社科学科篇均作者数与合作率正相关，即篇均作者数高的学科，其合作率也较高。总的来说，人文社科整体篇均作者数水平（1.41）较低，除心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篇均作者数超过2，其他学科篇均作者数均均未超过2；以应用性、实证性研究为主的社会科学学科篇均作者数高于人文社科平均水平，以规范研究⑨为主的人文学科篇均作者数远低于人文社科平均水平。
表1各学科论文合作现状
（二）合作与独著论文水平均值差异显著性检验
按合作与独著论文均分大小的关系可以分成三类：合作论文均分大于独著论文，用“合作>独著”表示；合作论文均分小于独著论文，用“合作
1.分指标进行均值差异显著性检验
（1）学术创新程度得分均值检验
注：“**”表示两组论文均分差异极其显著、“*”表示差异显著；从上到下按合作论文与独著论文水平差异降序排列；下同。
由表2可知，在学术创新程度得分均值差异显著性检验中，应用经济学、公共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4个学科的P值都小于0.05，t值为负，说明这些学科的合作论文均分高于独著论文。而哲学学科的P值小于0.05，t值为正，说明该学科合作论文均分低于独著论文。其余学科的P值都大于0.05，说明合作论文均分与独著论文均分无差异。
（2）论证完备程度得分均值检验
由表3得知，在论证完备程度得分均值差异显著性检验中，应用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公共管理、社会学5个学科P值都小于0.05，t值为负，说明这些学科的合作论文均分高于独著论文。而哲学学科的P值小于0.05，t值为正，说明该学科合作论文均分低于独著论文。其余学科的P值都大于0.05，说明这些学科合作论文均分与独著论文均分无差异。
表3论证完备程度均值差异显著性检验
（3）社会价值得分均值检验
表4社会价值均值差异显著性检验
由表4得知，管理科学与工程、人文地理学、公共管理、农林经济管理、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这6个学科P值都小于0.05，t值为负，说明这些学科的合作论文均分高于独著论文；而外国语言文学、图情档学科的P值小于0.05，t值为正，说明这两个学科的合作论文均分低于独著论文。其余学科的P值都大于0.05，说明这些学科合作论文均分与独著论文均分无差异。
（4）难易程度⑩得分均值检验
表5难易程度均值差异显著性检验
由表5可知，应用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公共管理、农林经济管理4个学科的P值都小于0.05，t值为负，说明这些学科的合作论文均分高于独著论文。而哲学、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P值小于0.05，t值为正，说明这些学科的合作论文均分低于独著论文。其余学科的P值都大于0.05，说明这些学科合作论文均分与独著论文均分无差异。
2.合作研究影响学科论文质量的分层
表6合作研究影响学科论文指标的分层
由表6可知，有7个学科的合作论文均分高于独著论文。这些学科均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多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具有综合性、交叉学科性质，与其他学科的渗透日益增强。从合作研究影响论文水平的指标数量来看，合作研究对经济学、管理学门类的学科影响显著：应用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公共管理学科的所有指标均受到合作的影响，工商管理、农林经济管理分别有3个、2个指标受到合作的影响。
有5个学科的合作论文均分低于独著论文。其中，图情档、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属于近年来发展迅速的社会科学，而哲学和外国语言文学属于传统的人文学科。除了哲学学科合作论文有3个指标均分分别低于独著论文，其余4个学科均的合作论文只有1个指标均分低于独著论文。
其余10个学科的合作论文均分与独著论文均分基本无差异。
（三）结果分析
1.合作研究对各学科论文水平影响不同但方向一致
由表2至表5可知，在应用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人文地理学等7个学科中，合作论文的部分或全部指标均分高于独著论文，即合作研究对这些学科产生了正影响；在哲学、外国语言文学、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图情档5个学科中，合作论文的部分指标低于独著论文均分，即合作对这些学科产生了负影响；其余学科的合作论文各项指标均分与独著论文无差异。且由表6知，三个学科群之间没有交集，说明若合作研究对某学科论文的一个指标产生了正（负）影响，对其余指标或者产生正（负）无影响，或者无影响，不会出现对该学科某些指标产生正影响，而其余指标产生负影响的情况，这就是方向一致。
由上文可知，合作研究产生正影响的学科均属于社会科学，而产生负影响的学科中既有社会科学学科，又有人文学科。之所以对某些社会科学论文质量产生了正影响，与该学科研究特点、方法、规模有关。以应用经济学为例，目前经济学研究领域较宽，主要研究问题已从经济体制改革和开放领域转变成各专业经济部门的发展问题，一项课题往往涉及到一个省、市、地区、甚至整个国家某方面的数据资料，对各部门和专业领域的理论和方法要求较高，这就使得经济学者个人很难适应这种研究专业化、动态化要求，需要拥有多领域知识的研究团队协同工作，合理分工，集思广益，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具有一定难度的论文。
部分学科里合作论文的个别指标水而低于独著论文。出现这种反常结果的原因比较复杂，一方面可能是这些学科的研究对象和方法比较特殊，不适于进行合作研究，这种情况更易出现在人文学科中，如哲学和外国语言文学，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以阐述研究者个人观点为主，独创性的思想、观点往往首先在一个人的头脑中形成，陈述、阐释这些思想、观点的论文通常只能由这个人独立撰写，这些学科的研究主体个人的独特状况在研究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再多的其他人相加所不能替代的；研究领域相对封闭，一般不涉及其他学科领域知识。另一方面，出现这种反常结果也不能排除“挂名合作”的可能，王玖总结了近年来不实合著的6种现象：“专家搭桥，”、“一人研究，全家挂名”、“礼尚往来，相互署名”、“受制于领导，领导第一”、“利益驱动，合著署名”、“给予帮助，面面俱到”。出于不同动机的虚假合作论文的出现，与学术上的急功近利有关，因此越是这种情况的合作论文，质量会越低。
2.合作研究对各学科产生的正影响程度较大，负影响程度较小
双侧检验的P值越小，表示合作论文与独著论文均分差异越显著；当P值小于或等于0.01时，合作论文与独著论文均分差异达到极其显著。在合作研究产生正影响的7个学科、19个指标中，有13个指标的P值都小于0.01，其余6个指标的P值也是略大于0.01，说明独著论文与合作论文研究水平有极其显著的差异，即合作研究对这些学科的正影响程度较大。而在合作研究产生负影响的5个学科、7个指标中，只有3个指标的P值小于0.01，其余指标的P值明显大于0.01，说明合作研究产生负影响的学科中，虽然合作论文均分低于独著论文均分，但是差异程度要小于正影响导致的差异程度。
3.合作研究对社会科学学科的影响大于人文学科
首先是合作论文均分与独著论文均分有显著差异的社会科学学科数目多于人文学科：合作研究对10个社会科学学科产生了影响，其中对7个学科产生了正影响；合作研究对2个人文学科产生了负影响。其次是影响社会科学学科论文的指标数量多于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中有22个论文指标因合作和独著不同而受影响，人文学科中仅有4个论文指标因合作和独著不同而受影响。
4.合作率或篇均作者数较高的学科，合作论文质量较易高于独著论文
结合表1可知，合作论文质量高于独著论文的学科都位于该表的上半部分（图情档除外），即合作率和篇均作者数较高的区域。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合作率或者篇均作者数越高的学科，合作论文质量较易高于独著论文。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合作论文水平高于独著论文的学科，合作率若能保持在较高水平，合作研究就能在最大程度上提升论文质量。对比各学科合作现状以及其对论文水平的影响，会发现社会学、公共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3个学科中，虽然合作论文质量高于独著论文，但合作率与篇均作者数还比较低。
5.合作研究与四个论文水平指标的关系
在合作论文质量高于独著论文的学科中，合作研究易于使论文的社会价值水平提升，其次是论证完备程度，最后是学术创新程度和难易程度，具体表现在分别有6个学科论文的社会价值程度指标、5个学科论文的论证完备程度指标、4个学科论文的学术创新程度指标、4个学科论文的难易程度指标的合作论文均分高于独著论文。从合作与独著论文均分差异显著程度的学科比例看，论证完备程度指标、难易程度指标、社会价值指标、学术创新程度指标分别有80%、75%、60%、50%的学科的合作论文均分与独著论文均分存在极其显著差异。无论是从受影响的学科数还是合作研究产生的差异显著程度来看，相比其他指标，论文的学术创新程度水平较难提升。
在合作论文质量低于独著论文的学科中，难易程度指标、社会价值指标的负影响较大，分别有3个、2个学科的合作论文均分低于独著论文，而学术创新程度、论证完备程度指标的负影响相对较小，分别有1个学科的合作论文均分低于独著论文。
四、小结
本文尝试采用均值差异显著性检验方法，讨论合作研究与论文研究质量的相关性。结果表明：仅有部分学科，如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学科中，合作研究与论文质量呈正相关性；哲学、外国语言文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法学、图情档学科中，合作研究与论文质量呈负相关性；其余学科合作研究与论文质量无关。这与目前学术界所倡导的加强各学科合作研究的主张不相符，有待进一步深入讨论。
由于某些学科样本量还比较小，一定程度影响了均值差异显著性检验的结果，若能增加样本数量，合作与独著论文各项指标的差异可能会更加明显。同时，还可以进一步分析独著、两人合作、三人合作等合作类型的论文研究水平是否也存在差异。将来的研究中，还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跨学科合作与学科内合作、跨单位合作与单位内合作等合作类型对论文研究水平的影响，以期对人文社科研究活动有所启迪。
注释
①晏尔伽、朱庆华：《我国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领域作者合作现状――基于小世界理论的分析》，《情报学报》2009年第2期。②岳洪江、刘思峰：《管理科学期刊引证指标的灰色关联研究》，《科学学研究》2008年第1期。
③金梅、熊爱民：《从CSSCI合著论文看我省人文社科研究的科研合作》，《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7期。
④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人文社会科学论文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实施方案》（试行），2011年3月29日，http：//www.省略/rssi2010/index.htm.
⑤卜卫、周海宏：《社会科学成果价值评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57页。
⑥程淑、桂林、冀航：《主观评分的归一化算法及误差分析》，《高等函授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年第10期。
⑦孙立宏：《独立样本平均数差异的显著性检验方法与应用》，《职大学报》2007年第4期。
⑧安秀芬、王景文、冯佳洁：《我国期刊论文作者研究进展》，《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04年第4期。
⑨规范研究也就是演绎推理，即根据假设按事物内在联系运用逻辑推理得到结论。
⑩在确定研究问题时论文就具有了与该问题所处的时空背景相关的基础难度，如研究问题的理论难点多少、资料搜集处理的难度等；在论文的研究过程中，对于同一个问题研究者可以避重就轻，也可以小题大做，从而采取不同的研究思路、角度、方法，这些会导致同一问题的研究难度各不相同。
苏新宁、邹志仁、杨克义：《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影响力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688页。
王续琨：《学术论文虚假合著现象论析》，《情报科学》2010年第8期。
人文社科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评价 评价学 人文社会科学评价 评价活动
中图分类号： G250.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2）05-0133-04
2012年1月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理论与实践》[1]（套装上下册）（以下简称“本书”），是邱均平教授继《评价学：理论·方法·实践》[2]之后，又一评价学方面的力作。本书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实证分析”（05AZX004）的研究成果之一，结项鉴定为“优秀”，被免评审进入武汉大学学术丛书正式出版。本书也是邱均平教授领导的“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团队在近十年的研究及实践基础上撰著而成的，是目前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地对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并将相关研究成果用于评价实践的著作。本书在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理论、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和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实践三个方面创新性研究，从而构建了一个包括理论、方法与实践相结合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细细读来，抽丝拨茧；慢慢品味，高屋建瓴，实感受益匪浅。
1 关于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理论的创新与价值
1.1 超越科学评价研究，创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理论体系
本书作者亲身参与和经历了我国科学评价工作发展的过程，并且紧跟国际该领域的研究与发展，充分把握国外科学评价领域的研究和国内研究现状。通过对国内外研究现状与相关研究成果及文献的梳理看到：目前，科学评价工作偏重于科技评估方面，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领域大多数的论文都是成果评价方面的，且数量相对较少，不全面、不系统，远没有形成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理论体系。
然而，在整个科学体系中，人文社会科学占有重要地位。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更为突出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是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活动及其结果进行评估、管理的基本依据；其评价工作是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规范和促进人文社会科学健康、有序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措施；建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是重视和尊重人文社会科学的具体体现；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发展迫切要求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评价体系建设。但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的建设与自然科学相比，与国际通行惯例相比，尚存在很大差距，已经成为阻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问题，亟待研究和解决。
因此，本书超越科学评价研究，建立与完善了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价机制、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是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创新。
1.2 创新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机制，为保障评价公正性提供理论指导
（1）发现信息传导机制，深化评价过程认识。本书强调“信息”要素在评价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从信息管理学的角度，对评价过程中的“信息”要素的运动规律加以分析，并通过与典型的通信系统理论模型[3]进行对照，发现评价活动中的要素与通信系统模型中的若干要素存在着强对应关系。在对“评价”作为信息过程进行了重新认识的基础之上，分析了科学研究对“评价”的需求，以及同行评议、定量评价指标的“”角色。形成了对科学研究评价更为本质、更为深入的认识——信息传导机制。
（2）指出“公正”是评价的根本要求，系统完善了“公正机制”。在详细系统讨论了程序公正机制、利益约束机制、元评价机制等“公正机制”之后。强调了“元评价”对于保证评价的科学性、公正性的指导与约束作用，指出在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中亟待建立有效的元评价机制。提出了对评审专家的专业水平、评审态度、信度等信息，应该纳入一个可以在学术界共享的、保存有连续累积数据的数据库系统中，纳入到一个信誉、信用管理机制当中的思想，并最终实现了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信息系统集成平台的构建与应用。
1.3 全面分析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环境，奠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理论的现实基础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要受到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然而在现实的研究中对这些外部因素及其影响的研究呈现单向度性，缺乏系统性分析。因此，本书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性质、特点；特殊国情、文化、科技政策、学术规范；科学的整体社会建制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外部环境因素及其影响进行了分析。
从人文社会科学自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和模糊性、真理性检验的直观性、价值实现的潜在性和间接性、民族性、本土性以及成果多样性和引文的长周期性等特点的分析，指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自然科学的评价方法，应该根据其特点进行调整；从“大科学”与科学建制化、“大科学”下的“小科学”、科学承认、奖励、资助与报酬体系几方面的分析，指出在人文社会科学建制化背景下，评价活动必须坚持评价的学术性，恪守“学术自由”这条底线，维护学术共同体内的固有规范和秩序；从人情关系的社会文化和“人治”传统的分析，指出在评价体系别需要体现“公平、公正、公开”的规则意识，坚持评价标准的学术性、独立性、自主性，保证评价过程的公平、客观和规范性，注意评价标准的质量导向性；从人文社会科研究规范缺失的现实的分析，指出学术规范与学术评价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学术规范的普遍遵循，是学术评价有效性的基础和前提，学术规范缺失影响着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制约了学术评价体系的完善，同时要求学术评价本身要规范，在评价标准中要将学术研究的规范性列入重点考量，或将研究的规范性作为评价的前提。从而奠定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理论的现实基础。
2 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的创新与价值
构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本书分十章进行了系统的创新性研究。从分析我国现行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入手，探讨了其核心体系，介绍了其要素体系，健全了其分类体系，构建了其运作体系，提出了其指标体系，并对人文社会科学人员评价的指标体系，以及成果、机构、项目的评价体系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研究。从而对我国现行学术评价体系的问题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对现行评价体系的改进思路。
2.1 构建核心体系，奠定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基础结构
本书基于学科、应用、具体评价活动过程等三个方面，构建了包括基础理论、评价方法和学科理论的完整的、有机的科学评价理论体系；着眼于人文社会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梳理了包括国际/国内、宏观/外部、微观/内部环境，以及社会评价意识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环境体系；基于科学评价体系选择的标准与模式问题的讨论，构建了狭义的和广义的评价活动体系；从科学评价规范与科学评价管理监督机制的关系分析，构建了科学合理、健康完善的评价规范体系。从而构建了包括理论、环境、活动、规范体系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核心体系，为其他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2.2 总结归纳评价的要素体系，健全了评价的分类体系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包括了，评价主体、目的、对象、标准、内容、指标、方法、程序，以及评价数据与结果等要素，在之前的研究中缺乏全面的系统研究和归纳总结，本书对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这一研究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归纳总结评价的要素体系，它还是健全和完善评价的分类体系的基础。在评价过程当中对于评价要素的不同偏好偏重、关注程度、要素组合等都对应着不同的评价样式。因此，本书在总结归纳评价的要素体系的基础之上，根据评价要素的属性、特征，以及在评价过程中的表现形态，按照评价方法的量化特征及评价过程的主客观程度，按评价过程的保密性，根据评价主体之间关系，根据评价目的性，按照评价标准要求，按评价对象，按照评价所发生的时间阶段，按照评价结果的表现形式，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样式进行了分类研究，从而健全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分类体系。
2.3 构建运作体系，为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活动的有效进行提供实务指导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活动的运作需要建立组织系统、制度规范系统、工具系统来推动。因此本书通过整合执行、参与评价活动的机构和个人等实体要素，建立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组织系统；通过整合评价活动执行中的法律、法规、行业指导性规范、政策管理性文件等软件环境因素，建立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制度规范系统；通过整合评价活动执行中供评审专家、机构等使用的查新系统、文献计量分析系统、期刊分级系统、专家遴选数据库系统、数据记录系统、信用管理与反馈系统、评价软件系统、远程网络通讯评审系统等辅工具的硬件环境因素，建立了评价工具系统。
从而构建了以评价活动的有效执行为中心，围绕评价主体及其活动，尤其是评价方的活动而运行的运作体系，其研究结果为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活动的有效进行提供了实务指导。
2.4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规范性程序与方法，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提供参考性指标体系
本书至始至终十分强调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要着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质量和效益的评价，体现质量和效益是对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要求。在这一思想基础之上明确了构建参考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思路和原则，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规范性程序与方法。并且单辟章节分别详细深入研究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研究机构、研究项目的评价体系。从而，设计了一套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着重体现研究质量和效益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参考性指标体系，对于实际评价工作有极强的指导意义。
2.5 反思现行学术评价体系的问题，提出改进思路
本书对我国现行学术评价体系存在的量化考核简单化；同行评审形式化；核心期刊与SCI被误用；学术功利化与浮躁化等问题进行了反思。指出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学术成果效益的不确定性、数据来源与评价成本约束、指标打分法的缺陷等内部因素的影响；学术研究规范的缺乏、重人情关系的社会文化背景、学术行政化因素的干扰等环境因素的影响；日常考核与学术“评价”的混淆、把资源投入当成绩效指标、宏观与微观学术评价挂钩不当、对评价主体和评价目的认识不清等主观因素的影响等。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学术评价；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研究的客观规律；推广“代表作”评价制度；放宽评价周期，提倡延迟评议；注重评价指标的导向性；对学术评价与行政考核作正确区分；减少学术评价中的行政审批层次；正确认识评价主体和评价目的；合理选用定性与定量评价方法；发展独立的第三方评价机构；建立元评价机制与规范；构建专门的学术期刊等级评价方法；推行学术出版认证，加强论著审稿规范等对现行评价体系的改进有启发性的思路。
3 关于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实践的创新与价值
3.1 重实证研究，为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实践提供范例
本书不仅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理论与评价体系建构进行了创新性研究，同时也十分重视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理论与评价体系应用于实践的实证性研究。
通过h指数用于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实践探索，详细揭示了h指数应用中的各种问题；通过我国学术期刊国际影响力的计量分析与评价实践的介绍，指出了我国期刊工作者和相关管理部门应解决的现实问题，为中国期刊从数量型发展引导到质量型发展的健康轨道上，以及使中国学术期刊在国际学术交流过程中产生应有的作用和影响力提供了决策参考；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机构评价的实证研究，并详细介绍了大学评价智能服务系统的开发与应用、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信息系统的开发和应用等。通过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评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评价、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竞争力评价等实证研究的思路与基本原则、具体做法、评价结果及分析、改进与优化等方面的详细介绍，为进行人文社会科学机构评价活动提供了很好的示范。
3.2 构建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信息系统集成平台，使本书的研究落到了实处
本书基于Microsoft SQL Server数据库平台构建了一个综合性、大容量、稳定安全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数据库，即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信息系统集成平台，它主要是基于数据挖掘的大学评价智能信息服务系统和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信息系统的集成。它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所有信息通过专题仓库管理起来，大大提高了检索的效率，以满足关心本领域发展的人们的需要，并为分析与评价提供数据支撑。它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科、机构、项目等各方面信息进行组织、分析评价，以满足项目管理人员和领导管理决策的需要。它为项目申请人员提供浏览本学科领域已申请或批准的项目情况，进行项目，并提供从项目申请、立项、结题到鉴定全过程的自助管理服务。为人文社会科学的项目管理与申报、专题信息检索与查询、研究成果评价与发展提供了一个简单易用、安全稳定的平台，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它通过动态追加项目的全程信息，有利于形成一个发展的庞大体系，建立一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体系。它通过把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信息进行重组和整合，有利于对高校、科研机构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进行客观公平的评价，从而发现不足，促进人文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的提高。因此，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使本书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理论与评价体系建构的研究落到了实处。
4 结语
本书构建了一个包括评价理论、评价体系和评价实践在内的、完整的人文社科评价理论体系，从评价理论、方法、实践三个方面涉及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系统研究了人文社会科学评价问题。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地对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并将相关研究成果用于评价实践的著作，可供管理类专业，如信息管理、情报学、科技管理、科技评估、公共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教育评价与管理等许多专业的高校师生以及各级管理和决策人员、科技工作者、社科工作者及广大科研人员阅读使用。可以相信本书的出版，必将对今后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实践的科学、公正、规范化发展发挥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邱均平等. 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理论与实践[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2]邱均平，文庭孝. 评价学：理论·方法·实践[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