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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出土钱币断代社会现实文化交流
论文摘要: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断代,二是研究当时社会现实,三是研究经济文化交流。尤其是国际间的交流历史。
钱币是田野考古中的常见之物,在考古学研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不论是考古学界还是钱币学界,对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研究都不多,尚无专文论及。笔者不揣浅陋,试对此作一粗浅的探讨,望方家正之。
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甚多,但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断代,二是研究当时社会现实,三是研究经济文化交流,尤其是国际间的交流历史。下面分别讨论。
一、断代
(一)出土钱币在考古断代中的作用
考古学断代的方法在史前和历史时期是不同的。历史时期考古学断代方法,除各时期考古通用之类型学、地层学外,还特别注重文字材料,如简牍、铭文、碑志等等。在我国,钱币用于考古断代,仅适用于历史时期。
历史上的钱币均有各自的时代特征,这是利用钱币进行断代的理论前提。宋代以前,有布币、刀币、半两、五铢、开元通宝等钱币,一般无年号,但各种钱币的行用均有时间范围。如布币、刀币行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蚁鼻钱行用于战国时期,半两钱行用于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时期。上述钱币又可分为不同的类别,均各有其行用时间。如“八铢半两”为高后二年(公元前186年)所铸,“四铢半两”为汉文帝前元五年(前175年)所铸。其他如货泉、大泉五十等新莽钱币、蜀汉直百五铢、南朝宋孝建、景和等钱币,均有较明确的行用时间,不必一一列举。
【摘 要】 隋初至开元中期,承接秦汉以来货币法制传统与货币政策理论,实行开铸新币,法禁私铸,钱货兼用,驱逐恶钱等政策;开元末期至五代十国,社会状况急剧变化,为解决财政危机,保障开支用度,国家推行调整禁榷、厘定赋税、铸造杂钱、申严铜禁等措施。
【关键词】 唐宋;钱法;辑考
一、《隋唐五代钱法辑考》研究意义
1、文献补白意义
自秦汉以降,货币法制的创制与厘革为历代王朝所重视。除出土简牍所见秦《金布律》、汉《钱律》以外,古代货币法制资料多散见于各类文献之中,目前尚无关于古代钱法史料的系统辑佚、考证成果。隋唐五代是中国货币体制急剧变化的重要历史阶段,钱法呈现律、令、格、敕多种法律形式并存的形态,并对后世货币立法格局产生直接影响。本课题集散见隋唐五代钱法资料之大成,全面展示这一时期货币立法演进之全貌。由此上钩下联,触类旁通,最终完成古代钱法史料的系统整理,为重新认识古代经济法律提供资料储备和研究基础。
2、理论创新意义
作为中国古代经济法制的转型阶段,隋唐五代占据上承秦汉魏晋,下启宋元明清的枢轴地位。这一阶段货币法律思想的发展与实践,兼具传承与创新精神,对货币政策调整、法律修订以及司法实践产生深远影响。课题研究以法制变迁为主线,系统考察律令、诏敕、奏议、策对、诗文资料所蕴含的钱法思想。从法律创制、法律适用、法律文化的综合视角,探讨隋唐五代时期货币法律思想的发展脉络、内涵特征、理论贡献及实际应用等问题,为法律史学的纵深研究与协调发展贡献力量。
3、实践借鉴意义
2008年3月12日,中国民俗钱币学会和报国寺收藏市场在北京报国寺召开座谈会,中央电视台鉴宝节目、中国收藏杂志等媒体,中国收藏家协会、各地民俗钱币爱好者等40余人参加。中国钱币学会副理事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戴志强先生应邀出席并发言。
戴志强先生此前为中国民俗钱币学会的成立题写了贺词:“民俗钱币是中国钱币的重要组成部分。古钱有正用品和非正用品两类。非正用品亦可统称之谓压胜钱,即今所言之民俗钱。民俗钱内涵丰富,其中官炉制作者尤应予以特别重视。它们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是研究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谨此祝贺中国民俗钱币学会成立。”
戴志强先生从事钱币学、货币史研究30余年,出版专著11部,百余篇,获得多项中国钱币最高学术奖“金泉奖”,主持创建了中国钱币博物馆,在中国钱币学学科建设和理论体系的研究方面有卓越贡献。
在座谈会上,戴志强先生作了精彩的演讲:
钱币学不是货币学,货币学要研究的是货币理论、货币制度、货币政策、货币购买力等等与货币相关的经济问题。而我们今天所说的“钱币”,则是一个文化领域的名词,既包括正在流通使用的货币,也包括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货币,还包括因为货币和货币文化而产生的其他相关事物。说到底,钱币学要研究的是文化问题。
具体到压胜钱来说,以前统称厌胜钱或压胜钱,我还是认为这两个名称好。“花钱”这个名称出现较晚,有些叫法来自台湾等地,如叫玩钱等等,我感觉这样的叫法是把厌胜钱的品位降低了。中国民俗钱币学会成立,没有用花钱的名称。这样既体现了钱币蕴含的文化价值,又准确地涵盖了此类钱币包含的丰富门类。
压胜钱是正用钱(也叫行用钱)文化的衍生物,称之为“货币文化的衍生物”,非正用钱与正用钱之间的关系,就像纪念章和货币的关系。因此压胜钱又可以理解为各个历史时期、各种不同用途的“章”。品种相当多,内容相当丰富,其中大部分是民间制作,但也不乏出自官炉的上乘之品。压胜钱的门类极其繁杂,从各个角度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钱币文化、民俗风情,成为古钱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事实上,从有正用品时就有了钱币文化,也就有了非正用品。比如自货币产生之初就出现有以冥币陪葬的习俗,这种人死后在“阴间”使用的钱币就属于民俗钱币的一部分。再加上其自身包含的民俗文化的丰富,民俗钱币可以称得上是中国钱币的半边天。
压胜钱的源头现在看到汉是没有问题,那么再往上追溯,能到什么时候?有人讲,齐“六字刀”是纪念币的性质,如果这样,也就是说,战国就有了压胜钱。再往前追,我认为,从货币产生那天起,就有了压胜钱。因为古人去世后,要用一些货币随葬,那么这部分货币就没有了流通功能,它就是压胜的意义了。压胜钱到了今天还有没有衍生物?各种纪念币、纪念章是不是?纸币有没有压胜钱?民间印的用于葬仪的冥币应该就是。邮票是不是?各种有价证券应该都是纸币的衍生物,邮票也应该是纸币的衍生物,以前就在国家印钞厂的一个车间印制。
摘要:钱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是财富的象征。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甚多,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断代,二是研究当时社会现实,三是研究经济文化交流。尤其是国际间的交流历史。
关键词:出土钱币 断代 社会现实 文化交流
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不论是考古学界还是钱币学界,对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研究都不多,尚无专文论及。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甚多,但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出土钱币在考古断代中的作用
考古学断代的方法在史前和历史时期是不同的。历史时期考古学断代方法,除各时期考古通用之类型学、地层学外,还特别注重文字材料,如简牍、铭文、碑志等等。在我国,钱币用于考古断代,仅适用于历史时期。历史上的钱币均有各自的时代特征,这是利用钱币进行断代的理论前提。宋代以前,有布币、刀币、半两、五铢、开元通宝等钱币,一般无年号,但各种钱币的行用均有时间范围。综上所述,出土钱币为历史时期考古断代带来了极大便利,成为考古学断代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二、利用出土钱币进行考古断代时的注意事项
虽然利用出土钱币进行考古断代作用巨大,但在具体操作时有一些注意事项,否则可能得出错误结论。第一要注意的是晚期地层、遗迹、墓葬等单位出土早期钱币的情况。从理论上看,晚期单位(地层遗迹、墓葬等)可以包含早期遗物,而早期单位不可能包含晚期遗物。因此,在晚期单位出土早期钱币的情况是不奇怪的,也是常见的。第二要注意的是钱币的行用时间下限。一种钱币的颁行时间是其行用时间的上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其时代下限却难以确定,因为颁行新币后原来的钱币并没有立即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与新币共同流通,有时流通时间还甚长,这在五铢、开元通宝等长寿钱身上体现特别明显。
三、研究社会现实
摘要:钱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是财富的象征。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甚多,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断代,二是研究当时社会现实,三是研究经济文化交流。尤其是国际间的交流历史。
关键词:出土钱币 断代 社会现实 文化交流
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不论是考古学界还是钱币学界,对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研究都不多,尚无专文论及。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甚多,但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出土钱币在考古断代中的作用
考古学断代的方法在史前和历史时期是不同的。历史时期考古学断代方法,除各时期考古通用之类型学、地层学外,还特别注重文字材料,如简牍、铭文、碑志等等。在我国,钱币用于考古断代,仅适用于历史时期。历史上的钱币均有各自的时代特征,这是利用钱币进行断代的理论前提。宋代以前,有布币、刀币、半两、五铢、开元通宝等钱币,一般无年号,但各种钱币的行用均有时间范围。综上所述,出土钱币为历史时期考古断代带来了极大便利,成为考古学断代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二、利用出土钱币进行考古断代时的注意事项
虽然利用出土钱币进行考古断代作用巨大,但在具体操作时有一些注意事项,否则可能得出错误结论。第一要注意的是晚期地层、遗迹、墓葬等单位出土早期钱币的情况。从理论上看,晚期单位(地层遗迹、墓葬等)可以包含早期遗物,而早期单位不可能包含晚期遗物。因此,在晚期单位出土早期钱币的情况是不奇怪的,也是常见的。第二要注意的是钱币的行用时间下限。一种钱币的颁行时间是其行用时间的上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其时代下限却难以确定,因为颁行新币后原来的钱币并没有立即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与新币共同流通,有时流通时间还甚长,这在五铢、开元通宝等长寿钱身上体现特别明显。
三、研究社会现实
早在两三千年前文字就已经出现在我国古代钱币上了,名目繁多,文体各异,研究古钱币上的文字已成为我国钱币研究工作者和广大钱币爱好者的一个必然课题。这里先就古钱币上经常见到的“化”字,谈谈它的来龙去脉。(如图“市左小化”空首布)
春秋战国时期,在各种体系的钱币上几乎都出现过“化”字,如空首布有“化”字布,圜钱有“六化”、“明化”等,齐刀有六字刀“齐返邦既圜化”、五字刀“即墨之圜化”、四字刀“齐之圜化”、三字刀“齐圜化”等。那么“化”字怎么和钱币结亲的呢?
《辞海》的解释:“化:一、①变;改。②转移人心风俗。③融解;消化。④死。⑤烧。⑥化生;化生之物。⑦造化;自然功能。⑧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⑨风俗;风气。⑩求讨;募化。姓。二、同‘花’。用掉。”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化,教行也。从人,从匕。”
北宋徐锴《说文繋传》的解释:“化,教化也。”
由此可知,今文“化”字的意义和钱币是毫不相干,难以附会。那么,古钱币上的“化”字用意何在呢?
古钱币上的“化”字有的书为“ ”,有的书为“”,有的书为“”,有的书为“”等等,现代虽然一般均将它们释之为“化”,但它并非今文之“化”字,乃古文之“货”字。
从我国文字发展历史来看,春秋战国时期文字都属大篆体系,在此期间钱币上的文字理所当然亦属大篆体系,或曰古籀文。然而古籀文之“货”字却书为“”,或与之雷同。古文字界、金石界对此早有定论:
论文 关键词 :出土钱币 断代 社会现实 文化交流
论文摘要 :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断代,二是研究当时社会现实,三是研 究 经济 文化交流。尤其是国际间的交流 历史 。
钱币是田野考古中的常见之物 ,在考古学研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不论是考古学界还是钱币学界 ,对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研究都不多,尚无专文论及。笔者不揣浅陋 ,试对此作一粗浅的探讨 ,望方家正之。
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 中的作用甚多 ,但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断代 ,二是研究当时社会现实 ,三是研究经济文化交流 ,尤其是国际间的交流历史。下面分别讨论。
一、 断代
(一)出土钱币在考古断代中的作用
考古学断代的方法在史前 和历史时期是不 同的。历史时期考古学断代方法,除各 时期考古通用之类型学、地层学外,还特别注重文字材料,如简牍、铭文、碑志等等。在我国,钱币用于考古断代,仅适用于历史时期。
历史上的钱币均有各自的时代特征,这是利用钱币进行 断代 的理论前提。宋代以前 ,有布币、刀币、半两、五铢、开元通宝等钱币,一般无年号 ,但各种钱币的行用均有时间范围。如布币、刀币行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蚁鼻钱行用于战国时期 ,半两钱行用于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时期。上述钱币又可分为不同的类别,均各有其行用时间。如“八铢半两”为高后二年(公元前 186年)所铸,“四铢半两”为汉文帝前元五年(前 175年)所铸。其他如货泉、大泉五十等新莽钱币、蜀汉直百五铢、南朝宋孝建、景和等钱币,均有较明确的行用时间,不必一一列举。
王永生是我的好朋友,早在前些年,就看过他有关新疆货币的论文。在这些论文中,永生每有创见,其观点在钱币学界引起了相当的重视。2007年9月在宁夏银川参加“宁夏钱币与丝绸之路货币学术研讨会”期间,永生送给我他刚出版的《新疆历史货币――东西方货币文化交融的历史考察》一书。拜读之后,除了感叹他在繁杂的秘书处工作之余仍坚韧地固守学术研究的精神之外,更赞叹其新疆钱币的研究水平。
《新疆历史货币》一书由绪论、早期自铸货币、清政府在新疆发行的货币、清代地方势力及外来入侵者发行的货币、民国时期新疆省发行的货币、民国时期地方势力及分裂组织发行的货币、中央政府在新疆发行的货币及附录等八部分组成,书后还附有《新疆地区货币铸行大事年表》和参考文献等。此书就体系角度而言相当完整,在历史发展的大框架下采取专题的形式研讨各时期发行和流通的货币,使读者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上都能从中受益,显示出作者驾驭史料的能力和对新疆历史货币熟悉的程度。
绪论通过对新疆历史货币文化形成背景分析和新疆各历史时期货币铸行概要性的阐述,提纲挈领地归纳出了新疆历史货币发展和演变的特点,使人们对新疆货币文化能够有一个明晰的总体印象。
新疆早期自铸货币,是指汉代到明代在新疆地区建立的各地方政权自行铸造的不同货币。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我们知道新疆从汉代到明代曾先后铸行过汉怯两体钱、龟兹五铢、高昌吉利、日月光金、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高昌回鹘钱、突骑施钱、粟特青铜方孔钱、喀喇汗朝钱、察合台汗国钱、叶尔羌汗国钱和准噶尔普尔钱等。这些货币的铸行,不仅促进了古代新疆地区货币经济的发展,而且形成了新疆地区独有的货币文化。对这些货币的研究,永生在出版这本书之前就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比如通过对出土情况的分析,并结合史料,提出了大历元宝和建中通宝是当时主要用来供驻军使用的一种军用货币,流通范围仅限于当时安西守军主要控制范围即库车及其附近地区的观点;运用语言学,考证“高昌吉利”钱中的“吉利”两字为古突厥语ilik或ilig的汉语音译,即中原文献中所译的“颉利发”或“颉利”,汉语意思为“王”,认为这种“高昌吉利”钱是麴文泰为纪念被统叶护可汗按突厥习惯授予颉利发称号而铸造的一种用于赏赐或馈赠的吉语钱。经过用力爬梳,永生通过这本书使得自己对新疆早期自铸货币的研究,更加系统和完整了。
清政府从乾隆年问开始一直到光绪年间,都利用新疆地区出产的红铜铸行货币。由于铸行时间的长久,留传到今天,新疆红钱不仅版式极其复杂,其中所涉及到的大量问题更是有待于人们进一步探讨和解读。我们从《新疆历史货币》这本著作中可以看到,永生从历史学、考古学和民族学等角度对很多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揭示出许多以前并不为人们所知的史实。比如宝伊局虽然有铁钱发现,但因长期以来一直找不到史料印证而无法断定真伪,对此,永生通过查找文献,终于在《伊江汇览》一书中找到了相应的记载,从而解决了宝伊局铸造铁钱的问题。比如,一般我们都认为新疆以湘平作为记重单位的银币出现于清政府收复新疆之际,但永生独具慧眼,在参观广西钱币博物馆时发现了一枚湖南官局一钱天罡银币,这枚银币的发现印证了左宗棠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曾铸造过天罡银币的史实,为进一步研究新疆货币铸造提供了相当重要的实物资料。又如,本来我们只知道新疆饷金金币惟有一钱和二钱两种,可事实上还有五钱金币一种。在《新疆历史货币》一书中,永生对饷金金币及其五钱金币的铸造时间进行了重新考证,提出了饷金金币开始机制于光绪三十四年的新观点,并认为五钱金币机制于宣统二年十月新任巡抚袁大化上任以后。诸如这些新的发现和研究,在《新疆历史货币》一书中可以说有许多。永生对每一新发现和提出的新看法,都条理清晰,阐述精微,力求考古和文献双重证据,所以,显得很有份量,对人们继续研究新疆历史货币大有裨益。
虽然清代新疆地方势力及外来入侵者铸行的货币不多,但作为新疆历史货币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新疆历史上依然占有着比较重要的地位。永生对热西丁红钱、哈比布拉天罡银币、阿古柏钱币、以及俄帖、俄元、俄普和华俄道胜银行的新疆金币券,也进行了比较细致的探讨。
民国时期新疆省货币发行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不仅地方政府继续铸造铜元、银元和发行纸币,商业银行和地方私家商号也发行各种面额不等的纸币。《新疆历史货币》一书对此作了分门别类的论述,不仅使我们对新疆铜元和银元的铸行,而且对新疆大龙票、狗娃子票、油布帖、阿尔泰通用银券、殖边银行新疆专用红钱票、省票和新疆商业银行纸币、新疆省银行纸币、以及新疆私家商号发行的纸币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比如通过对新疆商业银行建立和发展的表述,不但将其纸币发行分为三个发行阶段,而且对每一阶段纸币发行的种类和版式都作以详细的介绍,使人们对新疆商业银行纸币发行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民国时期地方势力及分裂组织也发行过各种不同质地的货币,人们对这些货币一般都不很重视。而《新疆历史货币》一书却专门辟为一章,可见作者对其的关注程度,他所做的论述,有助于我们对这些货币的了解和认识。
之前已经向大家介绍了广西钱币博物馆的历史和馆藏特色,本期将给大家详细介绍几件馆藏的东南亚珍稀货币,通过观赏这些承载着沧桑历史的货币,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源远流长的友谊。
柬埔寨扶南时期的珍罕金币
公元484年间,扶南陈如耶登基上台,对货币进行了改革,把称量货币改变为单个计量货币,这是扶南王朝货币产生以来最重要的转折点,反映了扶南王朝的商品贸易和货币经济已发展到较高水平。这个时期制造了“五金宝座金币”、普“五金”宝座银币、“金五”宝座银币、“五五”宝座银币、中“五金”宝座银币、大“五金”宝座银币等6种金、银货币,经过对这些货币的观察和分析,发现钱面上印的“五”字,与中国“五铢”钱的“五”字无论造型或笔画都显得十分相似,反映了陈如耶跋摩王朝的“五金”或“五五”钱文是模仿中国的“五铢”钱文而制。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模仿中国汉字钱文作为该国金属货币铭文的例证。扶南王朝的“五金”宝座金币比公元708年日本人模仿中国钱币铸造的“和同开珍”铜钱早了200多年,这枚金币不仅填补了扶南王国历史货币的空白,也反映了扶南王国对中国货币文化的认同,显示了中国货币文化对东南亚的深远影响。“五金”宝座金币是广西钱币博物馆馆藏最珍稀货币之一。
古代印尼亚齐王国珍稀金币
2005年6月,广西钱币博物馆在各地搜寻东南亚货币时,发现并购得一枚古代印度尼西亚亚齐王朝时期的金币。为了进一步研究,博物馆组织钱币专家查阅了有关历史资料,并请教了一些资深的专家学者,发现这正是我们多年来一直追寻的古代亚齐王朝珍罕的金币。它为我们研究古代印尼使用贵金属作货币的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亚齐古金币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是较为古老的传统钱币,币形、币值和币文,都很有自己的特色,特别是古钱钱文上所铸的伊斯兰铭文,不仅向我们提供了它本身确切的年代,而且真实记录了古代亚齐人民的经济活动,有助于我们研究古印尼亚齐王国的社会历史和经济发展史。
由于古代亚齐存世金币数量少之又少,因此金币价值罕之又罕,成为屈指可数的稀罕钱币珍品,是相关学科研究不可缺少的实物,更是广西钱币博物馆馆藏珍罕货币之一。
马来西亚珍罕
“吏丹利宝”汉字锡钱
我很早就读过天津钱币学家陈铁卿先生的论作,但他的遗著《古钱史话丛稿》,却是前几年才有机会在中国钱币博物馆张武一先生处看到的,其规模之大,引述之博,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时我写了一封信推荐这部巨著出版,其中说:“《古钱史话丛稿》一书,为陈铁卿先生一生功力所萃,撰写自1955年至1975年,历二十年之久,堪称钱币学史上一大著作,内容涵盖先秦钱币及其研究史各个方面,确有重要价值,代表了当时的学术水平。”现在看来,这段话并无溢美,只能说我的体会尚有不足之处。
钱币学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基础。古钱的研究是传统金石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兴起于宋代,到清朝乾嘉以下走向高峰,出现了许多有名的学者和藏家,清末李佐贤的《古泉汇》、杨守敬的《古泉薮》可谓其集大成者。入民国后,此风不衰,其里程碑性质的标志,是1940年中国泉币学社的成立和《泉币》杂志的创刊,使钱币学界精英翘楚,如丁福保、王荫嘉、张NFDB8)伯、郑家相、罗伯昭、戴葆庭等,一时荟萃,堪称极盛,陈铁卿先生正是在这个时候崭露头角的。
在《泉币》的时期,陈铁卿先生的文章已以见解新颖著称。他于刊物上曾引起两次热烈讨论,张武一先生曾在《陈钢(铁卿)先生与泉学》(《中国钱币》2004年第3期)文中作过介绍。到了50年代,陈铁卿先生任职于天津市文史研究馆,仍然继续工作,有一系列作品见于《文物》、《考古》。应当说,他是传说钱币学朝向现代转型的代表人物之一,而《古钱史话丛稿》正为其殿军力作。
读者可以看到,《古钱史话丛稿》全书长达百万字。原有稿本共33册,分为两批,一批藏于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计21册,即“天博本”;另一批分在陈铁卿先生子涌澄及孙明霞、明建等处,共12册,即“家存本”。这些稿本互有重复,经张武一先生悉心整理,选辑为16册,成为供出版的定本。16册书稿分作9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历代古钱著述考释辑要”,第二部分是“货币起源学说的演进”,第三部分是“货币释名”,三者构成书的导论。第四部分“益化综述”,重点辨明前人读“益化”为“宝化”以为西周货币的错误,解决钱币学史上的一大公案。第五至八部分依次论述“贝化”、“布钱”、“刀化”和“圜金”,最后以第九部分“论钱小品”结束。翻阅全书,我们不但惊叹于陈铁卿先生矢志多年的毅力,驾驭全局的识见,也应对张武一先生在整理编辑工作中所费心力表示敬意。
和其他许多学科一样,中国钱币学在上世纪后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学科面貌日新月异。现代的钱币学已经是有重要意义的独立学科,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以考古文物研究为依据,并且与国际的钱币学(numismatics)接轨,中国钱币学会的绩效为世所共见。特别是先秦钱币的研究,受到作为古文字学分支的战国文字研究大量成果的影响,更是面目一新。不过尽管如此,这一学科仍然是从历代学者的积累中生长起来的,前人的工作总会对我们有所裨益和启发。
我常想,任何一门学科都需要学科史的配合。学科进展过程中产生的种种作品,尤其是能视为一个时期代表的那种著作,我们永远不应忘记。对于中国钱币学来说,陈铁卿先生的《古钱史话丛稿》正是这样,这也就是我愿在这里向读者推荐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