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社会学论文范文精选

内容提要:中国西部地区旅游资源蕴藏丰富,自然、气候、人文、民族等极具特色。研究认为培育西部地区体育旅游市场有着丰厚的旅游资源———物质基础,旅游人口的继续增长将成为必然趋势,少数民族、特色、人文景观富有强大吸引力,国际体育盛会的举办和国家体育训练基地的建设,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本文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了综合分析,提出了合理化建议。

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后现代化成分的逐渐形成,人们颇为关注的不再是物质财富的更多拥有,而是倾向于追求精神生活的日益丰富,其中身心健康成为备受关注的主要特征之一。因此,以体育健身、娱乐、观赏和尝试体育刺激与挑战等为目的的体育旅游活动备受青睐,体育旅游成为旅游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呈现出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和带动相关产业联动的良好态势,日渐成为人们关注的另一亮点。中国西部地区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等六省三区一市;土地面积544.84×104km2,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56.8%;拥有人口2.25×108(1998年)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2.89%[1]。如此广袤的地域,丰富的自然资源,秀丽的风光景色,深厚的文化积淀,地广人稀的便利条件,多坡地高原地形,亚热带气候,蕴藏着发展旅游产业,培育体育旅游市场的决定性因素。然而,由于历史、经济、文化等诸多原因,西部地区旅游业开发速度缓慢,发展的规模化程度不够,规范性较差,社会、经济效益不显著,特别是体育旅游市场的培育更是滞后。从社会学的视角,审视西部地区体育旅游市场的培育有着现实意义和必要性。

1.体育旅游市场的培育、形成和发展有着特殊的综合效应

体育旅游概念众说不一,旅游理论中也没有涉及体育旅游的详解。这里引用较为公认的两种说法:一种是认为体育旅游是以非盈利目的离开家庭所在地,以前往某一目的地参与或观摩相关体育活动为主要内容的主题旅游。它是旅游者在旅游中所从事的各种身体娱乐、身体锻炼、体育竞赛、体育康复及体育文化交流活动等与旅游地、体育旅游企业及社会之间关系的总和[2]。分为参与体育赛事的体育旅游、观摩体育赛事的体育旅游、自发进行体育活动的体育旅游、参观体育胜地的体育旅游等多种类型。另一种是根据世界旅游组织的规定,体育旅游属于休闲论文格式、娱乐、度假、健康医疗类,依其旅游特点有项目型和综合型之分。如登山、攀崖、滑雪、放风筝、钓鱼、草地式羽毛球、网球、蹦极跳、热气球运动、沙地排球、江河漂流等属项目型体育旅游;综合型体育旅游具有体育项目类型化、多样性、集约式布局的特点。培育体育旅游市场,发展体育旅游业有着综合性社会效应。首先是陶冶情感,促进和保持身心健康的作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使人们的生活处于较为紧张的行进中,特别是信息业的发展,给人一种近地密集和远地压抑的心理感受,当然也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不良社会因素的存在和不时侵扰是现实情况。为此,通过体育旅游静化和放松被压抑的情感,保持和促进身心健康成为人们首肯的选择方式之一;其次是扩展视野,挑战人体极限,增长知识的作用。体育旅游者愿意选择自然风景区,特别是具有人文景观和探险地理特点的景区更为吸引人。究其原因,是为了满足城市化楼宇蒙蔽日久的视野渴望,是为了挑战自认为身体状况良好的身体极限,满足征服自然和险境的自悦心理,增长知识和见识,丰富人文史学占有理念;第三是体育旅游的社会、经济作用。通过体育旅游促进经济发展是旅游地和旅游企业的初衷,国家西部开发政策的转变,即由政府投资型转向民间、集体、个人投资型,允许在合理开发和正当投资的前提下,应得合理报酬。无形中盘活了资金运转和资金集中,促进了本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第四是有利于全民健身纲要的全面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是推进大众体育快速发展的有效举措,是提高全民身体素质的举国策略,体育旅游具有体育和旅游双重属性,体育有利于促进身心健康和保持身心愉悦,旅游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可谓一举双得;第五是培养热爱祖国,塑造美好心灵的作用。体育旅游便利的提供给旅游者了解祖国壮丽山河的机会,特别是西部地区有着广袤的地域,一望无际的草原沙漠,顶天立地的蜿蜒山脉,波涛汹涌的江河湖泊,丰富的矿产资源和人文景观,旷世的自然奇观等等。这无不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塑造美好心灵的教育资源。体育旅游则是教育过程得以实施的组织形式和过程。

2.综合因素分析

2.1西部地区蕴藏着丰富的旅游资源,提供了培育体育旅游市场的物质基础西部地区拥有极为丰富的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景观。根据统计资料,西部地区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有8处,占全国总数的34.8%,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有40处,占全国总数的33.6%,国家级自然保护区41处,占全国总数的33.1%,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1座,占全国总数的31.3%,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处,占全国总数的26.5%,国家级森林公园39处,占全国总数的17.3%。(见表1)[3]不难看出,除森林资源较为缺乏外,其余将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如此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分布在占全国二分之一多的土地上(56.8%),且人口总数不到四分之一(22.8%)。可以说拥有地广人稀的便利条件,培育和开发体育旅游市场的资源和土地是丰富的。此外,西部地区还拥有大量全国乃至世界旅游之最,如世界最高山峰珠穆朗玛峰,世界最深的大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世界最为宏伟的溶洞贵州的织金洞,世界现存最大的殿内铜佛扎什伦布寺的强巴佛,世界最大的石刻佛像四川乐山大佛,我国最大的瀑布贵州的黄果树瀑布,我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关隘甘肃的嘉峪关等等。当然多达20多条正在规划和建设中的西部旅游黄金长线也是极具吸引力的旅游亮点。

2.2人们余暇时间的增多和越来越集中,家庭结构的小型化,使体育旅游人口继续增长成为必然趋势首先,1999年国务院颁布了新的休假条例后,人们的余暇时间增多且更为集中了。有研究资料表明,农业人一生中自由时间为整个生命时间的22.9%,工业人达到38.6%;1997年国家统计局、全国总工会、劳动部等6单位对全国29个省71个城市14977位职工的调查,职工用于消遣娱乐的时间为每日1小时37分钟,聊天时间为每日1小时21分钟[4]。说明职工在新休假制度后,每日可用于体育娱乐、健身、医疗及体育消费等的闲暇时间超过3小时。双休日和长假期,保证了外出参与体育旅游活动的时间。加之长期以来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小型化家庭(三口之家)成为主流型家庭结构,举家出游的可能性大为增加。其次,人们的旅游观念也由静态观赏型向新型动态参与型转变,这使得体育旅游市场的培育有了人口数量上的保证。但从研究资料看,我国体育旅游消费市场的人口构成与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家庭人口类型和收入有着密切的关系,年龄特征表现为两头窄,中间宽的现象;工薪阶层和学生参加体育旅游的比重较大;文化程度集中在高中、大学文化程度以上;家庭结构的特点是三口之间的人数居多,其次是两口之间,四口以上家庭参与体育旅游的人数较少;体育旅游与经济收入成正比例关系,收入在900～2000元之间者占体育旅游消费人口的比重较高[5]。因此,营造良好的体育旅游环境,提高体育旅游服务质量,吸引中青年、中等以上收入者成为体育旅游市场的主体人群。这些群体对体育旅游的要求较为集中,大都期望通过旅游购买及消费来缓解生理和心理的紧张感,休闲、健身、观战、体育刺激和竞技体育等可能从不同方面能够满足人们的体育旅游需求。也是可被争取的体育旅游人口主体。第三,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对提高生活质量的关注,追求精神文明程度的提高成为人们的共识。通过体育旅游满足和调整精神需求成为大众看好的主要方式之一。因此,体育旅游人口的继续增长将成为必然趋。

2.3挖掘、整理民族特色文化及遗产,有利于增添体育旅游市场培育的文化特色西部地区分布着壮、彝、白、傣、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等众多少数民族的民俗风情,也是当地宝贵的旅游资源。特别是西南地区聚居的彝族、白族、傣族、景颇族、纳西族等26个少数民族形成了独特的风俗习惯,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也构成了当地丰富而极富魅力的民族风情旅游资源[6]。其中包括了大量少数民族体育类活动项目或形式,且具有娱乐、休闲和广泛参与性,成为从事体育旅游的良好机遇。西北辽阔的草原、雪山冰川、沙漠风光也成为不可多得的体育旅游资源。特别是积淀了中华文化之精华的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麦积山石窟、大足石刻和黄鹤楼、岳阳楼等西部独特的文化遗产,联同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和四大盆地、四大高原筑成了西部体育旅游开发文化链,极具文人景观吸引力。既能满足居多数旅游人口的中青年、中等以上文化程度旅游者的需求,又富有深厚的人文景观。有利于培育体育旅游市场的文化特色。

摘要：为实现目的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通过对近十年国内有关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文献进行梳理，总结相关文献研究进展和研究的主要内容，以期了解目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状况，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社区参与 旅游发展 综述

中图分类号：F5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4-0166-03

前言

将旅游业与社区的互动关系引入研究之中，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社区参与”的概念应时而生。1997年6月，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理事会与地球理事会联合制定并颁发了《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便倡导在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中把居民作为关怀的对象，并把居民当做旅游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和不可缺少的环节，社区与旅游的关系研究经历了越来越受到重视，并由此催生了一系列的相关概念，如旅游社区、社区参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等等。

一、国内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的进展

1.选文的范围及依据。对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所收录的所有学科类别的文献，以“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为主题，选择精确检索，以2001―2010年为检索时间段，得到2001年以来有关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文献一共92篇，通过筛选，剔除重复和无关文献，剩余87篇，其中硕士论文22篇，以此作为研究对象。

2.相关文献研究进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寻找可持续的旅游发展路径，中国学者开始研究旅游和目的地社区间的动态关系，基于检索的文献及其研究内容，结合图1将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分为两个时期，即探索期（2001―2004年）和发展期（2005年至今）。探索期的特点是：研究的文献较少，多为探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基础理论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发展期的特点是：开始出现较多的研究文献，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拓展，方法呈现多元化，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渗透到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研究内容集中在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问题和对策以及参与模式的探讨，开始对中国相关社区进行实证研究。二、国内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的主要内容

随着旅游业在全球范围内规模的不断扩大和迅猛发展，旅游给目的地社会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突出，因此，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开始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一、国外相关研究。

近年来，国外对旅游的社会影响研究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成果，通过文献检索，共检索到167篇文献，研究角度主要涉及旅游综合影响、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态度和感知及旅游影响的测度和方法等方面。

在旅游对社会的影响上，Qieqi（1978）等人在美国Virgin岛所做的研究表明，当地的社会和家庭结构并没有因为旅游业而产生多大的变化。Liu和Xierdun等人于1987年在土耳其所做的一项跨国研究亦证实了这一点。另一方面，Luomance在1978年的研究报告中指出：美国特拉化州的居民抱怨旅游导致了他们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逐渐缩短了，旅游使传统形式的社交活动越来越少了。

Bisitezaruo（1989）在对奥地利一个乡村的研究中就指出：旅游并没有使休闲游憩设施的实用性得以增加。这一结论与大多者对此问题的研究结果正好相反。与此同时，米尔曼和皮扎姆（1988）也在他们对佛罗里达中部的一个旅游目的地的研究报告中指出：当地居民不能理解旅游对提高道德、诚实、礼貌、行为态度、人们相互间的信任等有何种贡献。

与旅游相伴而生的许多其他的社会文化问题是与旅游开发强度相关联的，过多旅游者涌入目的地增加了人们生活的密集度，也增加了旅游者与当地人共用设施的拥挤度。过分拥挤降低了旅游经历的价值，也给当地人造成了额外的压力。著名的以色列旅游学者Cohen（1978）提出：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旅游的负面影响上是过分了，对于此问题应考虑到旅游对目的地整个社会的综合贡献。显而易见，对于许多落后地区，旅游可以改善当地基础设施，促进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大量来自发达国家的旅游者带来的文化冲击着接待地的传统伦理观念，使社会和家庭的凝聚力减弱、和生态遭到破坏，动摇着整个接待地的社会基础。因此，相对来说，国外对旅游消极的社会影响方面的研究更为重视，也较多一些。

二、国内相关研究。

本文作者：王 健 单位：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

无论是旅游学术界，还是政府的旅游行政主管机构，或是教育行政主管机构的人士，如果稍加注意便会发现，旅游学科多年以来始终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而且近些年来，这种尴尬局面似乎越发明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自旅游学科萌发以来，始终没有自己独立的地位，而总是从属于或被划入某一门传统学科。例如，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学科分类目录或图书馆文献目录中，旅游被划入经济学科，以“旅游经济”子学科命名。与此同时，旅游研究中的一些内容会被划入历史类或文化艺术类。1997年国务院学科目录调整后，旅游被纳入管理学科，列为工商管理之下的二级学科，以“旅游管理”命名，一直持续到现在。总而言之，始终未能自成一体。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被归入工商管理中的旅游管理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却与工商基本上没有什么联系。其二，旅游研究在国外已有了将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在中国也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但尚未形成一套独立的理论学说和理论体系，而更多地是利用或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论研究旅游问题。这种借用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成为一种套用，或像国内某些人的做法，沦为一种简单的“贴标签”工艺，例如旅游经济学、旅游地理学、旅游文化学等。此外，一些较为成熟的学科都会有一些支柱性子学科，例如经济学中的“经济学原理”、“经济史”、“经济学说史”，法学中的“法理学”、“法制史”、“法律思想史”。又如历史学中的中国通史、世界通史、断代史、国别史以及政治、经济、文学、史学和法制等专题内容的历史。然而旅游学科却始终缺乏这类支柱性子学科，给人以“发育不全”的印象。其三，以学科为存在基础建立的本科院校旅游专业(此处暂且不谈以实业运作为基础建立的高职院校的旅游专业)的毕业生在就业上越发面临困难，被用人单位指为“理论脱离实际”、“高不成低不就”、“不好用”等。围绕上述旅游学科的尴尬局面，人们不可避免地会提出一些质疑:旅游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现象，涉及的关系和问题如此复杂，能否可以有一个学科独立地担当起对之加以深入研究的功能?旅游现象中的问题涉及众多不同学科的理论，旅游学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体现这一学科内在规律性和特点的理论基础、基础理论、方法和方法论是什么?旅游学的根本研究对象是什么?既然旅游运行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用现有学科的理论几乎完全可以解决，为什么一定还要有独立的旅游学科?笔者首先十分愿意肯定这些质疑者的探索精神，科学研究就是从对有关问题的疑问开始的。但笔者同时以为，对上述质疑似乎不能简单地做出结论，说旅游学难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或者说旅游学就应当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质疑是科学研究的开始，却不是它的全部，我们需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以理性思维，从这些质疑提出的出发点切入，一步一步深入研究:我们需要追踪国内外旅游学术研究的轨迹，需要探讨旅游学科得以建立的基础，如果旅游学科的建立在逻辑上是可行的，那么，我们需要科学地构建它的理论框架，形成它自身的方法论。此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这就是旅游学科建设者的科学素养。

一、旅游学术研究轨迹

一种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的出现，通常会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之加以研究，通过研究发现问题，探讨规律，提出假说，形成理论以至创建学科。旅游现象也不例外。旅游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自19世纪中期在欧洲出现以来，也引起了各科学者的广泛兴趣，他们从不同角度、不同范围、不同深度和广度研究旅游问题。既然科学研究是创建学科的开始，因此，我们似应首先追踪国内外旅游学术研究的轨迹，了解学者们的工作和成果。

1．国外旅游学术研究毫无疑问，国外旅游学术研究早于中国，因为作为真正意义上的旅游，本身就是舶来品。国外整个旅游研究进程大体上分为三个时期，即认知时期、确立时期和发展时期。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国内学者始终十分关注国外旅游研究动向，试图从国外研究中吸取有用的成分。例如，南开大学申葆嘉教授1996年在《旅游学刊》发表系列综述《国外旅游研究进展》。申葆嘉教授认为，国外旅游研究的重要问题包括旅游经济学研究、旅游社会学研究、旅游人类学研究、旅游的环境和生态学研究、发展中国家旅游研究以及旅游研究方法和方法论［1］。华东师范大学学者张立升以AnnalsofTourismResearch1995～2004年10年内的382篇文献作为样本，从研究热点、研究新视角和研究的薄弱环节三个方面综述了国外旅游研究动向［2］。文献资料表明，国外旅游学术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学者们从自身研究兴趣，从不同学科背景、不同角度进行旅游研究，并非出于一个统一的组织，为了特定的目的而进行，因此，其研究成果是一个自发形成过程。尽管从表面上看显得较为松散，但是如果用心去观察，依然能够对研究范围、研究热点、学术研究活动的规律有一个较为清晰的了解。

2．国内旅游学术研究国内旅游学术研究如果用如火如荼来形容，丝毫没有夸张之嫌。应当说，国内的旅游学术研究几乎和旅游事业同时起步。经过30年的努力耕耘，用成果卓著来形容也不过分。2010年，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旅游研究论文集》，包括“30年研究评论”和“旅游科学年会论文”两个部分，共收录了154篇论文，计106万字，第一部分分为旅游综合研究、旅游产业经济、区域旅游发展与规划、其他旅游研究等四个栏目，第二部分内容主要涉及旅游教育、旅游产业、旅游经济与管理、旅游资源规划与开发、地方旅游实践等五个领域。论文作者所代表的学科包括旅游经济学、旅游地理学、旅游管理学、旅游人类学、旅游社会学、旅游市场学、旅游公共管理学和城市旅游等［3］。从国内旅游研究总的情况看，旅游产业研究、旅游资源规划与开发、旅游教育、旅游基础理论和旅游经济管理等方面的论文所占比例较大，反映出国内学者研究领域的集聚程度。相对而言，应用性研究较多而基础理论性研究较少。但是，近些年来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这就是基础理论性研究的数量和研究质量都在提高。其原因在于，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逐渐意识到，不能长期停留在就事论事的研究层次上，应用研究需要基础理论的指导，需要从理论研究中找到根据。此外，中国的旅游研究还有一个与国情相关的特点，这就是由于中国当下实施的是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因此，包括旅游研究内的各项旅游工作都是在政府的规划和管理机制下进行，遂使旅游研究中有相当部分是为政府的旅游发展政策服务的，而且政策导向和相关的激励措施十分明显，例如研究课题经费方面的支持、研究成果评奖以至研究人员的职称晋升等各个方面。毋庸讳言，会有一些功利主义现象存在和发展，会有一些研究工作及其成果事实上未必建立在科学理论和方法论基础上而成为政府旅游发展政策的注解。最典型的例证就是一些区域性旅游产业发展规划中，不顾实际情况，千方百计地论证旅游可以成为当地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

3．旅游学术研究与旅游学科的建立在旅游学术研究中，特别是在国内的旅游学术研究中，都在探讨旅游学科的建立问题。其关键性内容有:旅游究竟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框架结构如何?旅游学科在整个学科体系中处于什么位置?关于这些问题，笔者首先注意到，国内外研究的关注点似乎有较大区别:国外学者更多地是出于自身研究兴趣，更多地关注其所研究问题本身，而国内学者则更多地关注旅游学科在整个学科体系中的地位。这种现象可能与中国文化中更重视整体而非局部、更重视综合而非分析的倾向有关。已有多名学者在其论文或著作中提出了明确的观点。例如，石培华等在《旅游学科的自省与超越》一文中认为，“旅游学科在不断的反思中自我超越，逐渐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学科支撑的综合性旅游学科群，并逐渐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占据一席之地。”“成为一个不断成长、潜力无限的新兴学科”。“针对独特的研究领域，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并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研究模式和方法体系”［4］。胡善风等在《关于加强旅游学一级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一文中认为，“设立旅游学一级学科是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中具有战略意义的一件大事”，并且将建立旅游学一级学科的客观根据总结为政府对旅游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作用的重视、旅游学科和专业建设取得的成就、旅游学研究的深入和研究水平的提高以及学术交流的增强等［5］。曹诗图在《试论旅游学科的构建》一文中认为，“旅游学科这一综合性的社会人文科学应是独立的一级学科，不应该从属于管理学科或经济学科”。“在旅游学科体系构建上可以分为基础层次、应用层次和哲理层次等三个层次”，并且认为，“旅游学科要想成为一门真正的学科和独立的学科，必须在组织机构、概念体系、学科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规范等几个方面都达到学科所要求的标准”［6］。杜江、张凌云等在《解构与重构:旅游学学科发展的新思维》一文中认为，“改变现有的将旅游学科设置在工商管理项目下的不合理格局，构建一个面向未来的、前瞻性的、跨学科、多维度、多层面的旅游学研究体系框架已日趋成熟”［7］。上述学者的研究及其结论有几个共同点:第一，对旅游学科的前景充满信心，这种信心行将成为鼓励学者继续从事旅游研究的较强动力;第二，看到了旅游现象运行固有的自身特点，并将其认同为旅游学科从逻辑上得以成立的重要基础;第三，清醒地认识到旅游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完善尚有许多工作待学者们继续努力。笔者以为，从旅游学术研究的开始到旅游学科的建立是一个受其内在规律性制约的、水到渠成的，并且很可能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往日经济学、社会学、史学和法学等学科上百年的建立和发展历程已经很能说明问题。对一门学科发展的信心能够促进但不能代替其发展过程。我们需要以科学的态度，以理性思维构建旅游学科。这就需要我们科学地确认其建立基础和客观地评价其发展现状，学科的理论框架更多的是遵循科研规律的形成过程，而不是刻意设计策划的过程。在百家争鸣和大浪淘沙的过程中，有一些具有事实根据和科学根据的学说和学派逐渐得到公认从而被确立，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修正和发展。殊途同归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不同国家的学者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研究条件下，会得出相同或十分类似的研究结论或研究成果，这是由于他们遵循了共同的旅游运行和旅游研究的客观规律。在学术研究上不能人为地、刻意地追求共识和统一，更不能借助行政手段将旅游理论统一到某一名或某几名学者的学说上，否则必然是树立学霸。方法论也是在研究过程中逐渐总结和提炼出来的，能够从本质上反映出该学科的自身规律。最后，学科建设者的科学素养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而这一科学素养的成就过程也只有在学术研究中才能实现。

二、旅游学科建立的三大基础

[摘 要]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旅游学刊》创刊30周年。2016《旅游学刊》中国旅游研究年会于10月19日至23日在洛阳召开。本届年会主要聚焦“学术思想、知识创新与价值取向”主题，探讨未来5年中国旅游研究及旅游业改革发展的前沿理论与实践问题，梳理《旅游学刊》创刊30年来旅游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为旅游学术研究提出新的思考。

[关键词]学刊年会；学术思想；知识创新；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6）11-0138-04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6.11.019

10月19日至23日，由北京联合大学和洛阳师范学院主办，洛阳旅游发展委员会、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洛阳师范学院国土与旅游学院、《旅游学刊》编辑部、中原经济区智慧旅游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共同承办的“2016《旅游学刊》中国旅游研究年会”在洛阳举行。这也是自2011年开始，《旅游学刊》承办的第六届全国性旅游学术盛会。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旅游学刊》创刊30周年。为探讨未来5年中国旅游研究及旅游业改革发展的前沿理论与实践问题，梳理《旅游学刊》创刊30年来旅游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加强旅游学界与政府管理部门及业界的沟通和交流，“2016《旅游学刊》中国旅游研究年会”秉承“前沿・理性・责任”的永久会议宗旨，以“学术思想、知识创新与价值取向”为本届大会主题，对未来5年旅游学术研究的前沿关注进行展望，探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旅游研究与教育面临的挑战，“互联网+”时代体验经济VS分享经济的发展趋势以及大遗址保护与遗产旅游开发等理论与实践相交融的前沿问题，分享旅游研究的最新成果，引领中国旅游学术研究的发展，共商中国旅游及旅游研究的未来发展之路。来自美国、澳大利亚、英国、香港的40余位旅游以及智慧旅游、旅游信息化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来自全国各高校的代表共400余人参加了此次 年会。

摘要：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旅游研究已从单一的经济视角转向多角度的理论视角，旅游人类学研究为旅游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本文从旅游学与人类学的关系、中外旅游人类学研究的现状、旅游人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对旅游人类学的基础性学理进行分析，以实现对旅游人类学理论的再认识。

关键词：旅游人类学；旅游研究；田野调查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3-0-02

一、旅游学与人类学的关系

“人类学”起源于西方，在19世纪40年代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广义上的人类学包括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我们通常所说的人类学是指文化人类学。从学术角度来讲，旅游学和人类学之间似乎没有交集，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研究领域，事实并非如此。在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文化传统的丧失、自然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枯竭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皆属于人类学研究的范畴。旅游活动作为人类活动的一部分，特别是现代旅游行为的很多文化现象，如仪式、艺术、迁徙、民俗、娱乐和审美等，既是旅游活动的重要内容，也是人类活动的不可或缺的内容，既属于旅游研究的范畴，也属于人类学研究的范畴，所以，旅游学和人类学存在着必然的研究交集。如果运用人类学相关理论对旅游学进行研究，很多由旅游活动所带了的负面现象将会得到很好的预防和解决，实现旅游活动和旅游业的和谐发展。

二、中外旅游人类学研究现状分析

旅游人类学是一门西学，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其标志就是美国人类学家努涅斯发表的一篇关于墨西哥山村开展周末旅游带来影响的论文。在瓦伦斯密斯编著的《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研究》一书中，主要从旅游者的研究视角对旅游人类学进行了研究，按照不同的标准把旅游者分为不同的类型，如，从旅游者的数量和旅游方式上把旅游者分为七个类别，从旅游者的目的和动机上把旅游者分为五个类别，同时又分析了促使旅游者进行旅游的十四种动机，进而实现对旅游者进行研究。第二个研究视角是旅游业所引起的东道主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特别是“涵化现象”。同时，由于“涵化现象”所引起的一系列诸多问题，例如，旅游开发与传统文化的保护问题、旅游与商品化问题、旅游与民族文化的重建问题、旅游与宗教的问题、旅游与性别角色的问题、旅游与人口流动带来的文化传播问题、旅游与的问题等。在经济方面，旅游人类学家主要关注由旅游经济现象所带来的社会反映，例如，旅游相关者的职业的变化、收入的增长、贫富差距的变化、传统和阶层的变化等。20世纪70年代，西方旅游人类学家还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例如纳尔逊格雷本认为，旅游者作为一种强势文化的强势群体，对东道主弱势文化的弱势群体进行所谓的“帝国主义文化入侵”，加上二者之间经济的不平等，其交往过程中必然产生障碍，而作为弱势群体少数民族地区的东道主，要么在文化自信方面进行自我重建，增强民族自豪感，要么在旅游外来文化大潮的冲击下，迷失方向，遭受本民族文化被同化的命运。

中国的旅游人类学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随着旅游业的深入发展，很多社会问题日益突出，诸如社会、文化、生态等问题，进而引起了我人类学家的关注。潘盛之的《旅游民族学》（贵州出版社，1997）是我国第一部旅游人类学专著。1999年9月，由云南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召开的“旅游、人类学与中国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云南举行，第一次从人类学的角度对我国的旅游业进行研究，学者们讨论了旅游资源的开发、保护、传承的问题，还有旅游开发带来的文化变迁、族群认同、全球化与地方性关系、文化表述及文化真实性、地方文化的再建、文化的保护与发展等问题，涉及到生态旅游、文化旅游和民族旅游等领域。如果从时间和代表人物方面来讲，中国的旅游人类学研究主要有宗晓莲、张晓萍、彭兆荣、杨慧、赵红梅、孙九霞、左冰等人，主要分布在云南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研究机构，在研究方法上主要借鉴国外的旅游人类学研究理论，研究对象多体现在对民族地区的旅游案例研究。例如，在旅游人类学的理论引进方面，张晓萍的《纳尔逊格雷本的“旅游人类学”》、《旅游人类学在美国》、《民族旅游的人类学透视》，宗晓莲的《西方旅游人类学的研究评述》、《西方旅游人类学两大研究流派浅析》、《旅游业开发与文化变迁》以及彭兆荣的《旅游人类学》等著作，他们对国外的旅游人类学理论进行了评述和总结，指导着中国的旅游人类学的发展。在旅游人类学的具体案例研究方面，孙九霞和左冰最具有代表性，例如孙九霞的《旅游人类学的社区旅游与社区参与》，左冰的“旅游社区增权研究”。

摘要：旅游业于20世纪60年代迅速发展起来，伴随而来的旅游盛景无论是对旅游经济、旅游物质环境还是社会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其中对旅游经济、旅游物质环境的影响受到了大众的普遍关注。而就可持续发展观的理念，旅游对于目的地社会文化的影响也应当受到重点关注。因此本文利用三大基础理论从旅游者、目的地居民和主客关系三方面进行分析，再对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的变化和影响进行有逻辑的推理、讨论；从而研究旅游对目的地社会引起变化的表现、结果、以及对结果采取解决的方法。

关键词：旅游；社会文化；变化；影响

一、相关基本概念

旅游影响作为旅游研究板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行业内主要的研究对象是旅游经济、旅游物质环境和旅游社会文化三大类别。其中对旅游社会文化的影响主要针对旅游者（客）、目的地居民（主）和主-客相互关系的影响三方面。本文重点注重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的影响的探究。文中所指对社会文化的影响是：旅游对目的地居民的价值观、文化、民俗民风、种族信仰以及大众道德观念和生活质量水平所造成的影响。

（一）旅游目的地

旅游目的地是指以丰富的人文、自然景观为吸引力，具备一定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有目的地管理机构统一规划和管理，旅游企业可以从中获取经济利益，能够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的地区。

（二）旅游地的社会文化环境

旅游地的社会文化环境具有系统性，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单元，它所包含的范畴极其广泛和复杂：即在旅游的空间和时间系统范畴内所形成和存在的关于社会文化的实物形态和意识精神氛围的总和，他是旅游目的地的精华和魅力所在，是旅游目的地吸引力重要的组成部分。例如，重庆市的洪崖洞，以最具巴渝传统建筑特色的“吊脚楼”风貌为主体，依山就势，沿江而建，通过再现老重庆的真实写照，成为了重庆市亮丽的名片。一方面，展现了重庆市的山城文化，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当地劳动人民的建筑智慧这样一种社会文化内涵。

[摘要]本文就旅游研究方法论问题进行了探讨，主要阐述：①旅游研究方法论的含义；②为什么要从社会学研究视角进行研究；③社会学理论体系及其在旅游研究中的适用范围问题；④旅游研究方法论体系的基本轮廓。

[关键词]旅游学；社会学；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7)01―0084―06

[收稿日期]2006―07―06

[作者简介]陈才(1967-)，男，辽宁朝阳人，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副教授，东北财经大学2005级旅游管理博士生，主要从事旅游基础理论与旅游开发研究，E-mail：chencai1967@126．corno

1　问题的提出

[摘要]本文追溯了可持续旅游发展观在不同学科中的理论渊源，分析了“可持续旅游发展”的不同价值诉求，探讨了基于功利价值、正义价值或良心价值等不同价值基础之上的“可持续旅游发展”。环境与发展经济学、旅游社会学、旅游人类学的部分流派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可以为旅游发展提供现实的、可操作的指导，体现了对功利价值的追求。旅游社会学和旅游人类学的主要流派理论密切关注旅游的社会、政治及文化影响，体现了对正义价值的追求。而环境伦理和生态伦理学则更多地考虑了整个生态系统的和谐发展，体现了对良心价值的追求。

[关键词]可持续旅游发展；价值依据；功利价值，正义价值；良心价值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9)03―0013―05

“可持续旅游发展”是现代旅游业发展的基本导向与要求。各国际组织、政府机构和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可持续旅游发展”给出了各种不同的定义。这些定义是否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是否存在理论上的差异和实践层面的冲突?应当如何理解这些定义，并将可持续旅游发展思想运用到实践中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可持续旅游发展不仅仅只是一种发展方式或工具的选择问题，它首先是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基于不同的价值诉求，可持续旅游发展可能会选择不同的道路，而辨明其中的价值诉求，可以更有针对性地根据现实社会条件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旅游发展之路。

1　可持续旅游发展概念的价值依据分析

可持续旅游发展是在可持续发展观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是可持续发展观在旅游业的运用。可持续发展观有着它的哲学、实践、科学技术、社会以及直接理论基础。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对旅游现象的熟悉；对旅游本质的探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旅游的本质是旅游学探究的基础性新问题，对旅游本质的熟悉有利于旅游学学科的建设、旅游现象不具有经济性质的结论、人们未能明确辨别旅游现象和旅游性质以及旅游和旅游业、现代旅游作为现代社会生活的一种非凡的生活方式，涉及到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目前人们对旅游本质的熟悉、从哲学角度对旅游本质进行探索、旅游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是一个矛盾复合体、事物的本质是由它本身所固有的非凡矛盾所决定、把握旅游现象的根本矛盾应从旅游活动涉及的诸要素入手等，具体请详见。

目前，人们对旅游的熟悉大多局限于对旅游现象的熟悉，而对旅游本质的熟悉较少且不统一。针对这种情况，力求从哲学角度，从旅游现象的诸多矛盾中找出其根本矛盾以及这对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进而探索旅游的本质及其属性。

旅游的本质是旅游学探究的基础性新问题，对旅游本质的熟悉有利于旅游学学科的建设。而人们对旅游的熟悉，大多只停留在对旅游某些现象的熟悉，当然也有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旅游本质作了有益的探索，但熟悉不一且深度不够。究竟什么是旅游的本质，一直困扰着学术界。本文着重从分析旅游现象入手，从旅游现象众多矛盾中找出旅游现象的根本矛盾，进而对旅游的本质及其属性进行探索。

一、对旅游现象的熟悉

谢彦君在考察了自由时间和审美意识这两个和旅游密切相关的范畴后，认为个别的旅游现象可以远溯到原始社会中人们初具审美意识的历史阶段完整意义上的旅游出现在我国南朝时期。可见，旅游现象的出现非常久远，但对旅游现象的探究却非常滞后，将旅游现象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门类加以探究，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最早发表著作提出有关现象探究成果的，是1927年意大利罗马大学的马里奥蒂（A·Mariotti），他出版了《旅游经济讲义（Lezionidieconomia）》一书，首先从经济学角度对旅游现象作了系统剖析和论证。他首先对旅游现象的形态、结构和活动要素加以探究，得出一个结论，认为旅游活动是属于经济性质的社会现象。这一观点得到德国学者鲍尔曼的支持。此后，在相当长时间里，旅游被普遍视为一项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活动，这一熟悉深刻地影响着学术界，尤其是经济学界的思想。直到1935年，柏林大学的葛留克斯曼教授出版了《旅游总论（AllgemeineFremdeverkehrskuncle）》一书，对旅游现象作了系统探究，探索了旅游现象的产生、基础、性质和社会影响，得出了和马里奥蒂不同的结论。他认为，旅游现象是“在旅居地短时间旅居的人和当地人之间各种关系的总和”。到1942年，瑞士圣加伦大学的亨泽克尔教授（Prof.WalterHunziker）和伯尔尼大学的克雷夫教授发表了名为《旅游总论概要（GrundrissderAllgemeineFremdenverkehrslhre）》的专著，在该著作中，他们认为，“旅游现象本质是具有众多相互功能要素和方面的复合体，这个复合体是以旅游活动为中心，和国民、保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技术等社会中各种要素和方面相互功能的产物。”在此基础上，他们又进一步提出了现象多方位、多层面的结构思想，并且认为，需要通过多学科综合进行探究的见解，并得出旅游现象不具有经济性质的结论[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文化界人士对旅游现象逐渐持文化论看法。近年来，众多学者已越来越注重到旅游现象的非经济性本质的东西，即使一些原来将经济论的专家学者也开始扬弃自己的观点，建议广泛使用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探究旅游。从旅游发展的历史进程看，旅游是人类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自然它必定具备经济活动和文化活动的特征，但旅游活动是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发生和进行的，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必然要同社会环境中的诸多方面发生联系，社会环境中的几乎一切现象也都程度不同地表现在旅游者的旅游活动中，因而，旅游活动是社会环境中多种现象的综合反映。

总之，目前对旅游现象的熟悉可谓见仁见智。之所以出现此种现象，笔者认为有其主客观原因摘要：首先，人们未能明确辨别旅游现象和旅游性质以及旅游和旅游业，从而导致混乱，即使在外交旅游文献中，某些词也较模糊，如旅游（Tourism）一词既可用指旅游活动或现象，也可用指旅游业，甚至还可以用指旅游学等，造成熟悉和理解上的断章取义和误用；其次，现代旅游作为现代社会生活的一种非凡的生活方式，涉及到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很难准确把握；最后，现象是表面的、片面的和丰富易变的，旅游现象也是如此。随着旅游业的飞速发展，不同阶段的旅游现象的表现形式也是不断变化的，且旅游现象越来越丰富，越来越难以把握，尤其是难以正确把握旅游现象的根本矛盾。

二、对旅游本质的探索

（一）目前人们对旅游本质的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