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旅游发展的价值依据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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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追溯了可持续旅游发展观在不同学科中的理论渊源，分析了“可持续旅游发展”的不同价值诉求，探讨了基于功利价值、正义价值或良心价值等不同价值基础之上的“可持续旅游发展”。环境与发展经济学、旅游社会学、旅游人类学的部分流派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可以为旅游发展提供现实的、可操作的指导，体现了对功利价值的追求。旅游社会学和旅游人类学的主要流派理论密切关注旅游的社会、政治及文化影响，体现了对正义价值的追求。而环境伦理和生态伦理学则更多地考虑了整个生态系统的和谐发展，体现了对良心价值的追求。

[关键词]可持续旅游发展；价值依据；功利价值，正义价值；良心价值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9)03―0013―05

“可持续旅游发展”是现代旅游业发展的基本导向与要求。各国际组织、政府机构和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可持续旅游发展”给出了各种不同的定义。这些定义是否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是否存在理论上的差异和实践层面的冲突?应当如何理解这些定义，并将可持续旅游发展思想运用到实践中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可持续旅游发展不仅仅只是一种发展方式或工具的选择问题，它首先是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基于不同的价值诉求，可持续旅游发展可能会选择不同的道路，而辨明其中的价值诉求，可以更有针对性地根据现实社会条件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旅游发展之路。

1　可持续旅游发展概念的价值依据分析

可持续旅游发展是在可持续发展观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是可持续发展观在旅游业的运用。可持续发展观有着它的哲学、实践、科学技术、社会以及直接理论基础。

许多国际通用的可持续旅游发展概念融合了不同学科的基本理念和理论，它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回答了以下几个哲学和伦理学问题：可持续旅游发展的价值主体、价值目标以及价值原则是什么?各利益相关群体的价值与利益应当如何体现?运用哲学和伦理学的分析方法，我们可以通过对不同可持续旅游发展概念中价值主体、价值目标及价值原则的比对，了解这些概念的异同之处。在这一前提下，我们可以根据不同可持续旅游发展概念所依据的价值理念，将可持续旅游发展划分为功利价值主导型和道义价值主导型两类。其中的功利价值主要指社会功利价值，而道义价值又分为正义价值和良心价值。

1.1　可持续旅游发展概念与功利价值

斯通(seaton，1992)在对“优质旅游”的阐释中，指出可持续的概念长期以来一直与发展经济学相连。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可持续旅游发展的主要价值目标在于旅游环境和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旅游发展的实现依赖于各种能源、资源的有效供给和利用，旅游需求主体即旅游消费者、相关生产、生活方式的可持续发展。而要实现这些目标，旅游业发展中环境成本与收益的分配就必须符合一定的市场规则，作为价值主体的人的行为就必须遵循公平交易的市场正义准则。世界旅游组织(WTO，1993)就将可持续旅游定义为，“它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被用来达到如下目的：改善当地社区的生活质量；为游客提供高质量的经历；维护当地社区和游客所依靠的环境的质量。”这一定义表达了旅游业界对旅游业发展模式及其环境影响的关注，带有明显的环境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视角特征，体现了旅游业界对旅游业发展的社会功利价值的认同。

1.2　可持续旅游发展概念与道义价值

除了发展经济学等各种经济学理论，可持续旅游发展概念更多地获得了其他学科理论的支持a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各国际组织的相关经典文献对可持续旅游发展的定义就体现了生态学、人类学、社会学、生态及环境伦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背景。在多学科视角下，可持续旅游发展已超越了功利的价值目标，可持续旅游发展的价值主体从人逐步扩展到人类社会，甚至非人类的自然界，生态学中的多样性、开放性、系统性原则，人类学中的种属平等原则，伦理学中的人际、代际、人地正义原则等各种原则成为指导可持续旅游发展实践的重要依据。加拿大温哥华全球可持续发展大会《可持续旅游发展行动战略》(1990)所定义的可持续旅游发展就强调“在旅游发展中维护公平，它是对各种资源的指导，以使人们在保护文化的完整性、基本生态过程、生物多样性和生命维持系统的同时，完成经济、社会和美学需要。”可持续旅游发展世界会议的《可持续旅游发展》(1995)指出：“可持续旅游的实质就是要求旅游与自然、文化和人类生态环境成为一个整体；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经济发展目标和社会发展目标相结合。”联合国《朝向旅游可持续发展》(2001)对可持续旅游发展的定义是：“能在长期内仍然保持活力而不会或可能阻止其他活动和过程的成功发展而使(人的或物质的)环境发生退化或改变的方式。”虽然措辞各有不同，这些可持续旅游发展的定义都强调了旅游发展的社会正义和生态及文化完整原则，体现了人们对于旅游业发展中人类责任的思考，体现了人们对旅游业发展的道义价值的追求。

作为其直接理论基础，环境及发展经济学、生态学、社会学、人类学、环境与生态哲学等各理论流派为旅游可持续发展理论作出了各自的贡献，而追溯各理论流派的价值诉求，我们可以根据它们所依据的价值标准和核心理念进一步分层梳理。

2　可持续旅游发展理论的直接理论基础与价值依据

简而言之，可持续旅游发展理论是一个建立在功利价值、正义价值或良心价值等不同价值基础之上的理论体系。发展经济学注重旅游资源配置的效率，社会学、人类学的部分流派注重旅游体验与产品的提升，这些学科提供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可以为旅游发展提供现实的、可操作的指导，体现了对功利价值的追求。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主要流派理论密切关注旅游的社会、政治及文化影响，为旅游发展注入了更多的人文关怀，体现了对正义价值的追求。而环境伦理和生态伦理学则更多地考虑了人、产业、社会与整个生态系统的和谐统一的发展，体现了对良心价值的追求。

2.1　经济导向――基于功利价值的可持续旅游发展

在基于功利价值的可持续旅游发展价值体系中，价值主体是作为个体的人。其价值目标是提高旅游资源配置效率，以实现个人所在的团体或社区生活质量的提升及社会经济总量的增加。这一价值传统可以追溯至环境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旅游社会学部分流派的一些基本理念。

在环境与发展经济学的视野中，可持续旅游落实为实现旅游经济收益而设计的系列管理模式或模型，具有其有用性和工具价值。环境经济学强调资源与环境的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主张用经济学工具进行环境评价、自然资源管理、污染控制等工作；发展经济学的新古典主义学派认为经济发展所产生 的利益会自动地、逐步地分散到社会全体成员和所有阶层，自然而然地形成帕累托最优状态，科登和索洛(Coden，Solow，1950)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萧尔(shaw，1973)的经济人合理性等观点是其最具代表性的理论；而发展经济学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则认为市场不完善，信息不对称，法制不健全导致的寻租活动是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因此，应根据交易成本、产权和契约的规定来实现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其中，科斯(Coase，1960)和诺斯(North，1980)的产权理论、威廉姆森(Williamson，1985)的交易成本理论、卢卡斯(Lucas，1988)的经济增长理论、马丁(Martin，1991)的经济增长趋同趋势模型、格罗斯曼和克鲁格(Grossman，Krueger，1995)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等理论和研究工具被广泛地运用于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中。

社会学中的结构理论和人类学中的上层建筑理论认为社会基本生产关系决定社会文化和社会活动的性质，他们的经济关系人假设与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颇有相似之处。而在旅游社会学交换学派的视野中，人和集体行动者之间的社会过程都被视为有价值的资源交换，而交换过程中的人总是理性的，总在追求价值的最大化；旅游则被看作是主客双方各种资源交换的过程，旅游者追求旅游效用最大化；旅游发展是政府、旅游开发商、旅游地居民等相关利益者博弈的结果。这一立场，与新制度经济学对旅游产业运行方式的看法相当一致。这种基于功利价值的可持续旅游发展观认识到了资源的有限性和旅游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利益冲突，它引入了市场经济的规范和契约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行为，以期获得旅游业发展的利润最大化。

在此价值基础上建立的可持续旅游评价标准是往往运用环境经济学方法，将自然资源存量或人类活动造成的自然资源损耗和环境损失通过评估测算以货币化，使用统一的价值量作为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诸因素度量的共同尺度，戴利(Daly，1989)的经济福利模型WMSD，世界银行(1995)的新国家财富计量标准，联合国统计委员会(2003)推出的资源环境卫星账户就是其中的代表。而现代计量经济学、环境科学和生态科学的一些测量方法和技术也为旅游可持续评价指标的确立和落实提供了技术的支持。从我国旅游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来看，早期的评价指标(金波，1999；曾珍香，2000；王良健，2001；汪薇，2003)主要集中在对旅游业发展的社会支撑系统的评价上，也多运用经济学效益费用分析方法，提取衡量社会经济与环境等物质条件的绝对统计数据和评价因子，以货币化的价值评价为主，中间只包含了少量体现行业特色的人力资源评价标准和行业服务水准的评价因子，这些评价标准与方法为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但是，以经济为导向的可持续旅游发展所描述的高质量的社区生活和高质量的旅游经历，以及最大多数利益相关者的最大幸福，却往往会因为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不同立场而大相径庭，也常常会由于缺乏对权力因素的考虑而导致旅游发展利益分配不公的状况。旅游发展过程中的旅游经济乘数效应低于预期、各种经济漏损、接待地物价上涨等旅游带来的经济负面效应等问题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经广受关注。

结合我国各地旅游发展的状况，各地旅游发展确实为各地地方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民众对于旅游发展普遍表现出支持的态度。政府所支持的旅游相关课题的研究也大部分是放在经济学的范畴中，在旅游产业研究中，以带动地方或区域旅游经济、增强旅游企业效益为目的的研究仍然是旅游研究的主体；产权分析、博弈模型和结构方程分析等经济学研究工具是被广泛运用的研究方法。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决定了基于功利价值的旅游可持续发展观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在我国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中占有统治性地位。

2.2　社会导向――基于正义价值的可持续旅游发展

在基于正义价值的可持续旅游发展价值体系中，其价值主体不再局限于个体的人，而扩展为整个人类社会；其价值目标不只是经济或环境目标的实现，而更多地包涵着对弱势群体的利益、社会的普遍正义、民族及传统文化保存等一系列价值目标的思考。在这里，可持续旅游不再只是一种发展经济的工具，它包含着社会正义、平等自由、机会公平和差别公平等理念，包含着矫正社会不公因素的制度理性。其意义在于，它倡导在正义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合理的制度和秩序以引导旅游业及社会的均衡发展，具有其制度价值和必然性。

可持续旅游发展的这一价值取向，既秉承了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公正伦理精神，包含着人类社会几千年来对公平与正义的追求与思考，体现了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384BC一322BC)到罗尔斯(Rawls，1921―2002)等哲人在政治哲学领域的成就，又得益于人类学和社会学在旅游研究领域的积累与探索。社会学与人类学主流学派认为，人的行动与社会结构的变迁不应该单独由经济因素来解释，他们注重对不同社会背景下人的研究以及对影响社会发展的综合因素的探讨与评价。旅游社会学的冲突学派就特别关注社会的不平等如何在不同的社会力量之间系统地产生冲突，它关注旅游中各种社会冲突现象，尤其是对于主客关系、种族与性别歧视、话语权问题、旅游帝国主义及新殖民主义等问题的探讨”。特纳和艾什(Turner，Ash，1975)的中心对边缘控制理论、马瑟雄和沃尔(Matheison，Wall，1982)的社区反应理论、道科西(Doxey，1976)的愤怒指数理论、马瑟和里奇特(Matthew，Richter，1991)的从属理论等被广泛地运用于旅游发展的社会影响和社会问题研究中；而旅游人类学的涵化理论则把旅游看作一种涵化或发展，强调追溯个体发展的轨迹，研究目的地人民，特别是欠发达地区人民在旅游引入后的变化，并试图帮助正在经历旅游带来的社会和环境影响的目的地人民。路兹(Nunez，1989)对东西文化接触中借入现象的讨论、克里克和纳什(Crick，Nash，1989)的旅游帝国主义观点、皮尔斯(Pearee，1992)对不同类型旅游接触的后果分析都是以由旅游发展所引起的国际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为焦点。

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学者们为旅游发展注入了更多的人文关怀，体现社会正义与平衡发展的价值理念。历年的世界旅游日口号中就有不少是从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理论视角出发，强调文化、人权、责任应成为现代旅游发展所必需考虑的因素。如：旅游对保护文化遗产、世界和平及相互理解的贡献(1980)；旅游与假日是权利更是所有人的责任(1983)；通过负起责任而受益(1995)；旅游业：宽容与和平的因素(1996)；旅游业：为和平和不同文明之间对话服务的 工具(2001)；旅游：为妇女敞开大门(2007)，等等。

体现在可持续旅游的评价标准上，运用社会经济学、统计学方法衡量旅游发展的非货币价值的指标体系也逐渐成为旅游发展评价的主流方法。联合国开发署(1990)人文发展指数HDI，经合组织推广的RSR(压力一状态一响应)模型，联合国统计局(1994)推出的基于DFSR驱动力一状态一响应模型的指标体系，英国政府(1996)基于经济一环境一行为者模型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为可持续旅游发展指标提供了重要依据。而我国近几年的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牛亚菲，2002；万幼清，2006；唐善茂，2006；刘益，2006)也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纳入旅游业发展对社会政治与经济权利公正分配影响的思考，更多地考虑了人的因素、产业组织以及行业管理的因素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更加注重从旅游业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上来衡量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指标采用上也多运用相对的比率数据，以旅游业的非货币价值评价为主。

旅游业发展的正义价值已逐步通过各种国际组织以法律和规约的形式树立起来。《21世纪议程》(uN，1992)和《中国21世纪议程》(1994)都强调了公众参与对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重要性。《全球旅游伦理规范》(1999)已经把旅游业利益相关者的社会、文化权利公正分配的目标摆在旅游经济发展目标的前面。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WTTC的《新旅游蓝图》(2003)倡导旅游业各利益相关者协同努力，促进旅游业的长期稳定增长。国际组织的这一系列举措为发展中国家在现有的政治和经济框架内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以参照的思路和方法。

在我国目前的旅游研究中，基于进化理论和涵化发展理论的各种旅游发展生命周期模型，基于冲突理论的利益相关者分析框架等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与研究工具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运用；从研究成果上来看，基于社会公正和文化保存立场探讨旅游发展给社会经济、文化、传统及政治制度带来影响的成果较为丰富；针对我国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的理论模型与实证研究也积累了一定经验；对政府、企业及社区在不同旅游管理模式中应起的作用也有了初步的论述。在我国以政府为主导发展旅游业的宏观背景之下，如何完善相关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旅游企业和社区应当如何在旅游业发展中发挥作用，应承担哪些社会责任以及如何来规约和评价，都将是基于正义价值旅游研究的主要任务。

2.3 自然权利导向――基于良心价值的可持续旅游发展

在基于良心价值的可持续旅游发展价值体系中，所有自然物都具有内在价值和平等权利，都是权利主体。其价值目标也超越了人类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而指向生物圈的和谐、繁荣和完整。这样的可持续旅游发展不再只具有工具价值或制度价值，它更是一种道德命令，具有其应然性。

基于良心价值的可持续旅游发展理念是近百年来环境与生态伦理思潮在旅游研究中的体现。环境经济学为可持续旅游环境提供了理论分析与评价工具，现代环境与生态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为人类的可持续旅游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和实践层面的支持，而现代环境伦理和生态伦理学则为可持续旅游发展提供了内在的价值依据。基于正义价值的可持续旅游比基于功利价值的可持续旅游更注重人的各种权利，而基于良心价值的可持续旅游发展则将权利的主体无限扩张到大自然中一切有生命和无生命之物，体现了非人类中心主义宽阔胸怀。

在环境与生态伦理学的诸多流派中，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生物平等主义以及生物整体主义是几个最具代表性的思想流派。辛格(singer，1973)认为动物解放运动是人类解放事业的继续，需要人类更多地发挥利他的精神；雷根(Regan，1983)认为动物权利运动就是人权运动的一个部分；史怀哲(schweitzer，1915)认为应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那样敬畏所有的生命意志；泰勒(Taylor，1986)认为所有的物种都应获得平等的权利；利奥波德(Leopold，1949)基于人对大地的道德情感，把人的角色从大地共同体的征服者变成其普通成员；奈斯(Naess，1974)指出人类自我实现的过程是把其他存在物的利益看作自我利益的过程；罗尔斯顿(Rolston，1975)认为，人既对生态系统中动物和植物个体负有义务，也对整个生态系统负有义务，这就是人类价值之所在。《可持续旅游发展》(1995)所定义的可持续旅游发展就吸收了生物平等主义和生态完整主义的基本观点，在强调社会普利和公平正义的原则基础上，又纳入了对人、社会和生物圈等多重价值主体的思考；既包含了人们基于功利价值和正义价值的可持续旅游的现实考虑，又超越了功利主义的资源保护观念和旅游发展观，强调了可持续旅游发展的伦理学和美学内涵，弘扬了善的价值。

环境伦理学所倡导的基于良心价值的可持续旅游理念集中体现在对“生态旅游”理论研究与实践中。在研究领域，瓦克南杰(Wackemagel，1996)提出的生态足迹模型就在国内外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在实践领域，2002年被联合国确定为“国际生态旅游年”，而当年世界旅游日口号就是“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虽然“生态旅游”常常被当作是一种旅游营销的工具与手段，掺杂着人们的各种功利价值诉求，但作为一种价值理念的生态旅游传递的是人们基于良心的价值理想。

我们也应认识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当人的各种权利尚未得到很好的实现时，基于良心价值的可持续旅游仍然面临着许多实践障碍；真正的生态旅游者寥寥无几；许多打着生态旅游旗号的景区却仍然以扩大经济收益为主要目的，也缺乏相应的环境监控设施和技术力量；生态旅游规划和社区参与计划往往只能停留于理论研究的层面而不能付诸实施等等。在我国，虽然针对各种类型旅游资源的生态旅游管理理论和生态旅游评价指标不断地被推出，生态旅游的概念被广泛地运用于旅游规划、旅游产品设计、营销管理以及游客管理中，但其中真正达到生态旅游要求的却是寥寥无几，生态旅游的理论与实践仍存在巨大的落差。

3　结语

虽然可持续旅游发展的研究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但是它们都体现了人类对于旅游可持续发展这一目标的不懈追求。在可持续目标下的旅游研究中，各个学科基于不同的价值目标、从不同的层面为可持续旅游发展提供了各种思路，它们各有优长，也有各自的局限性。在现实生活中，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和发展方式，可持续旅游发展的实现更依赖于一个社会的人口素质，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环境。因此，在选择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学科理论与工具时，我们也应抱着一种客观的态度，在对功利价值、社会价值和良心价值的追求中保持一种平衡的心态，结合本国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发展阶段和水准，考量地方资源等各种条件，既顾及现实的功利需求，践行可以实现的社会正义，又不失对自然应有的道德情感。在选择工具时，既注重道德理性，又保持工具理性，既坚守道德的底线原则，又能运用多学科、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方法，寻求各种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可持续旅游发展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