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小说范文精选

【摘要】历史小说在创作中时常处于一种两难境地。高阳在艺术创造与客观真实之间找到了历史小说特有的“实中求虚,虚中见实”的创作方法。本文以《胡雪岩全传》为例,着力分析高阳的创作手法,即以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题材展开艺术的想象,是历史化的小说,而不是历史,不是对历史事实的重新忆述。而这一点正是当代学者评判和分析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正确的标准。

【关键词】高阳 胡雪岩 历史小说 创作手法

【中图分类号】I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8)09(a)-0198-02

中国是一个历史著作卷帙浩繁的国度,历史学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是仅次于经学的一大显学,历史著作在古代享有崇高地位。因此我国古代作家在评价文学作品时,往往要用史著作为价值评判的标准。杜甫的诗歌被美誉为“诗史”,王实甫的《西厢记》的表现手法也被金圣叹赞许为与《史记》、《左传》同源。小说有许多与“史”有关的别称,如“稗史”、“野史”、“小史”、“趣史”等,对小说作品的评价则更需同《史记》相比量,杰出的叙事才能往往被称为“史才”、“史笔”,优秀的小说家则成了“良史”。可以说中国小说从它产生开始就与史传文学有着千丝万缕、难解难分的关系。西方的叙事艺术由史诗发展而来,许多小说家也常把自己的小说称为历史,巴尔扎克声明自己“是一个历史家”,塞万提斯把自己的《堂?吉诃德》称为“直笔的信史”。西方学者通常把小说看成是介于诗与历史之间的艺术:“他处于两座峰峦连绵但并不陡峭的山脉之间――一边是诗,另一边是历史”。[1]

小说与历史这种密切的关系,使得处于二者结合点的历史小说更是位于两难的尴尬境地,更是时常要受着“历史的压迫”完全忠实于历史,拘泥于历史,事事实录,固然能做到言必有据,但却牺牲了艺术趣味,牺牲了生活的气息,不免流于平庸。而随意虚构想象,信马由缰,则又失之严谨,过于诞妄,这样从细致末节的记载中臆造出来的人物,与原有的历史人物已经没有了任何关系,只是名字相同的两个不同的人。正因如此,深谙二者矛盾与冲突的高阳,在其早期创作里不敢有所尝试,从1951年到1961年的十年间,他只写了一些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小说,谈不上什么艺术成就。但自小的耳濡目染与其自身的文化气质,使他对中国历史文化有着别样的兴趣,他把主要精力花在了对祖国上下五千年浩瀚史料的研读和掌握上,积累了大量的创作素材,也形成了他独到的审视历史的眼光,这些准备为他日后的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此时的高阳,仍然没有找到将史家求真求知的识断力与作家主体感知世界的艺术激情融合为一体的途径,他曾深深陷入“历史”和“小说”性质冲突的难题中。他说: “历史的考虑与小说的考虑,在我们的思维――构成截然不同的两种状态:实际与空想、谨慎与放纵;只能求一,不可兼得。”

“这个念头(写历史小说)起了不止一年,我也曾找过许多题材而终于废然罢手;唯一的症结,仍在历史与小说的性质的基本冲突上面。”[2]

直到1962年,他自信地宣称,已经在艺术创造与客观真实之间找到了历史小说特有的“实中求虚,虚中见实”的创作方法:“小说凭想象,历史讲真实,真实与虚构之间形成两极端。须想办法给予调和、贯通,而在这调和过程中,历史本质不能给予改变。”[3]他提出:“以虚构的人物,纳入历史的背景中,可能是历史研究与小说之间的两全之道。”在历史的小说化与小说的历史化中,高阳终于找到了历史和小说的切合点,由此建构起他的历史小说艺术殿堂。

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历史文学历来可分为两类,一是“博考文献,言必有据”;一是“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4]高阳的创作大抵应属于后者,但在许多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上,又是以严格的历史记载为依据。二者结合的好处是既避免了过于信马由缰式的演义导致“世无信史”的弊端,又避免了由于缺少适当的“演义”而导致的“事事太实,而失于平庸”。高阳对胡雪岩进行了别具匠心的创造,采用了大处真实,枝节敷衍的布局。他的历史小说之所以会给人真实可信的感觉,主要是因为在这些历史故事、历史人物的总体框架上、主要情节发展上基本是依据历史事实展开的,而非凭空虚构、任意编造。高阳笔下的胡雪岩的发迹、走红和败落的整个过程,与史料所揭示的胡雪岩生平基本是响应的。可见高阳是以极严谨的态度对这些史料做过详尽的研究并使其了然于胸。但高阳毕竟是在写小说而不是在治史,所以他又尽可能驰骋文学的想象,去弥补史料的不足,在基本框架上添上血肉,从胡雪岩生平的枝节繁衍开去,加入历史细节,赋予胡雪岩以鲜活的生命。例如,有关胡雪岩发迹的缘由,总体上可归结为他与王有龄的结交。但他究竟如何从底层崛起,如今已无处可考,只有种种传说:最通常的说法,他在杭州钱庄当跑堂期间,资助了穷困潦倒的王有龄,王有龄获升迁后知恩图报。但有的说,王有龄发迹前并无落魄情形,受胡资助,似无可能;胡发迹是因为曾私下资助过一个湘军军官,为钱庄老板不容,以至于流落街头,营官暴富后,以十万之资,让胡自立阜康银号,并推荐该浙府王有龄,胡遂成富商。还有一说,胡在钱庄做事,被老板于姓者器重,老板膝下无子,遂在病重之时,将钱庄之资金全部赠予胡,胡因之而富。[5]显然高阳主要取前说。在《平步青云》卷的开篇中,高阳详尽的讲述了王有龄如何寄居杭州,潦倒落拓,每天在一家茶店“穷泡”,胡雪岩又是如何有意结交,把收的“倒帐”五百两银子相送,让王北上捐官,自己却落得吃“门板饭”的下场,王有龄亦果真没让胡失望,他在做了“海运局”坐办之后,立刻派人四处寻找胡雪岩,并委以重任。“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种种细节都显得顺理成章、水到渠成。这些细节可能并非确有其事,但都不影响胡雪岩交结王有龄这一总体事实的真实性,因而也就成为可接受的。譬如书中的一部分人物,如古应春、汪惟贤、朱宝如、宓本常等,都是作家创造出来的人物,是子虚乌有者,但这些人物的出现,却使胡雪岩有了一个充分施展的历史活动空间。

在维吾尔文学理论界，虽然在定义历史小说的时间段界限问题上产生过一些分歧，但在如何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如何确定拟实与虚构的限度等问题上，基本形成了一个公认的崇尚历史真实的观点。在这个问题上，之所以产生统一的认识，最终源于维吾尔作家基本相同的历史观。维吾尔历史小说创作领域中没有产生其他类型的历史小说，清一色的纪实性历史小说独占鳌头或许是维吾尔作家具有基本相似的历史观的一种表现。历史观是作者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历史观对如何写历史小说产生极大的影响。因为历史小说作者在正式动笔以前，必须面对收集哪些历史资料、如何安排和处理历史与虚构的关系以及通过历史的叙述向读者提供什么等问题。在处理这些问题期间，作者必定受到其历史观的影响。

目前，在以汉语创作为主的我国历史小说创作和批评领域中关于“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以及由此所牵涉出的关于历史小说的定义、历史翻案、拟实与虚构、历史小说的可能性和限度等等问题都被统辖到历史观的题下”①。但是以历史观为切入点来研究历史小说的这种方法还没有被正式纳入和运用到包括艾拜都拉•易卜拉欣历史小说创作在内的维吾尔历史小说创作研究之中。所以，在对艾拜杜拉•易卜拉欣历史小说进行研究时有必要对作者历史观对其历史小说观以及对整个历史小说创作的影响作一分析和探讨。以历史观为切入点来研究长篇历史小说对整个维吾尔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研究将会提供一种新的思考方式。艾拜杜拉•易卜拉欣是维吾尔当代文学阵营中取得显著成就的中坚力量之一。他不仅是赢得维吾尔文学界公认的实力派诗人，而且是杰出的小说家。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生涯中，为维吾尔当代抒情诗、叙事长诗、报告文学以及历史小说创作做出了显著的贡献。应该强调的是，他在历史小说创作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最为显著并且值得肯定。本文试图以艾拜杜拉•易卜拉欣的历史小说创作为研究对象，对作家的历史观进行较为系统的、客观的研究，以便科学地揭示该作家历史小说创作的整体发展轨迹。作家从 1988 年进入历史小说创作领域以来，对此题材的热情长久不衰，一直没有停止过历史小说的创作。1988 年出版的《夜空霹雳》和 1996 年出版的《痕》以及于 2006 年出版的《怀仁可汗》都是长篇历史小说。作者创作的这三部历史小说，与至今已出版的大部分维吾尔历史小说一样，都是以维吾尔族历史中重要的历史事件、广大维吾尔族读者所熟悉的历史人物为依据的。作家的历史小说创作部分承担历史文献的功能，作品的社会功能倍受重视，实用主义思想浓厚，功利主义倾向明显等特点跟大部分维吾尔历史小说保持了一致性。在此一致性特点的基础上，他还表现出了一定的创新精神。这些创新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他以反面人物为主人公的人物塑造形式开创了这方面的先河；另外作家将现实体会融入到历史小说创作，表现出了比其他作家更强烈的当代性。作家除了再现历史的表象以外还试图解释表象背后的深层意蕴即历史的本质。因而，研究艾拜杜拉•易卜拉欣不仅为掌握维吾尔历史小说发展轨迹提供有利的平台，而且对总结作家有效的写作经验以及引导未来的历史小说创作来说也是很有意义的。

如上所述，在历史小说创作中，作者首先面临的问题便是考虑收集什么样的历史资料、如何选择资料的问题。正如河南大学的刘涛所指出的：“既然是历史小说，它的取材只能是历史而不是其他,而要从历史中取材,便牵涉到一个重要问题：作家怎样看待历史与历史记述问题,这其实是一个历史观的问题。”①作为始终以历史题材为写作对象的艾拜杜拉也深知历史小说跟其他题材小说的最大区别便是它的历史性。而值得强调的是，实际创作中他心目中的历史的形态直接决定了其历史小说创作中表现出来的历史的大概面貌。“历史题材小说创作中所指的历史，按其形态来划分便存在三种含义：一指事实上曾发生过的历史即原生态历史，一指遗留态历史，一指文学对历史的叙述即叙述态历史。”②

从艾拜都拉•易卜拉欣关于小说创作的谈话以及他的创作实践来看，作者在其历史小说创作中所运用的历史材料大多是属于“遗留态历史”③。作家对这些遗留态历史的眷恋反映了作家以下的历史观：

1. 坚持历史的客观性

艾拜都拉•易卜拉欣的历史小说，反映了与遗留态历史十分密切的关系，具有较强的历史信息含量。他不仅将许多历史信息融入到小说的事件叙述和人物的对话中，而且还像一丝不苟、治学严谨的历史学家那样，将摘引的信息来源在页脚进行了详细的注释。这种注释在作者小说中大量地出现并且始终如一地存在于 20 多年的历史小说创作生涯中。这毫无疑问地说明了艾拜都拉•易卜拉欣眼中的历史小说的主要职能是给读者传输历史知识。作者的这种观点归根结底来源于他认为历史就是人类真正的过去；是先辈们留下的足迹；是文化的延续形式；历史是客观的、神圣的、真实的等历史观。作者认为，一个负责的作家就应该担负起将历史延续到今天的使命和责任，应该传播历史信息,因而他始终很重视自己作品的历史知识含量。①作者所抱持的这种历史观，使他在创作中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时，更倾向于历史真实的再现。作者对遗留态历史如此深刻的信仰，在作者的以下一段话中得到了明显地反映“：在我所阅读的书籍中，历史书籍一直占有相当大的分量……为了写历史小说，我不知翻阅了多少遍《隋书》、《旧唐书》和《新唐书》。”②他认为历史就是以口头或文本形式留存下来的对过去发生事件的讲述，因此似乎没有留意历史文本的主观性这一特点。实际上，历史概念并不是一个内涵确定的概念。根据美国学者菲利普•巴格比的《文化：历史的投影》中的观点“，历史”这个概念，在一般情况下，可能有三个方面的涵义：一是发生过的涉及、影响众人的事件，二是对于这些事件的讲述(口头的，或文字的)，三是讲述者对于历史事件持有的观点，他在处理这些事件时的观点、态度、方法。③前两方面可称为“历史的本体”，最后一方面可称为“历史的认识”。④用最简单的话概括就是“历史不仅是指过去的事实本身，更是指人们对过去事实的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⑤。艾拜杜拉在创作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注重“历史的本体”即尊重遗留态历史的客观性而忽视“历史的认识”对历史记载的影响即遗留态历史的主观性的这种特点，跟 20 世纪 80 年代在西方文学批评领域，随后在我国汉语历史小说创作领域产生很大影响的主张历史的个人性、偶然性、文本性的新历史主义思潮，产生了鲜明的对照。近现代社会运动的推动下遗留态历史在西方世界的崇高地位受到了质疑。意大利学者克罗齐提出人们按自己所处社会赋予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历史并且按那个时期的标准来衡量历史。因此他断定：“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⑥而柯林武德注意到拥有不同思想的人对历史的理解也会相应的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因此他进一步得出了“一切历史是思想史”⑦的结论。爱德华卡尔则认为“历史是一代人身上发生的事情当中按另一代人的意义生成机制过滤的那些部分的记载。”综上所述，以上西方学者认为历史并不是一个确定的，一成不变的概念，它是随着历史记载者的思想、社会状况而改变的、发展中的概念。在这里，举例说明历史概念具有不同层次的意蕴，笔者无意指责艾拜都拉•易卜拉欣完全忽视现实历史与遗留态历史的区别。因为，历史实际上就是以遗留态形式而存在的。另外，作者拥有漠视历史著述的主观性而坚持其客观性的历史观是很自然的。因为作者无视历史偶然性的历史观是当时的维吾尔社会实际状况所赋予的。也就是说，作者的历史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所处社会对历史的认识。历史观除了与作者主观选择有关以外，会受到他所生活的那个年代社会思潮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所以，对艾拜杜拉•易卜拉欣历史观的研究应该跟他所处时代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联系起来。从作者于 1988 年开始创作历史小说到现在，是维吾尔社会在改革开放的影响下正面临自我认同、民族认同需求日益增强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作为社会主流的历史观也是以历史是神圣的、历史是客观的这一观点为主。认为记载于权威史书中的就是客观的历史这种观念占据着人们的头脑，基本上不存在怀疑权威的史料真实性的倾向。正是在这种普遍的历史观的影响下，艾拜都拉•易卜拉欣也就极力从遗留态历史中去寻求历史的真实。相对于整体作品的历史性，作家更加重视个别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与历史资料的相符程度。在主题方面，作家基本上保持与史料主题的一致性，为历史上的政治、军事、对外关系等方面提供了较大的篇幅。据此，可以说，作者的历史观是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对历史的（实际上是历史资料）客观性、神圣性毫无怀疑的历史观。

2. 尊重历史的必然性

粗略看来，艾拜杜拉历史小说具有寻根文学的特点。而“寻根文学的历史观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启蒙历史主义”①。艾拜杜拉的历史小说至少在探索民族文化的深层机制上表现出了寻根文学所持有的启蒙历史主义特点。但是在价值论层面上，对历史的追问与叙述中，艾拜杜拉的历史小说创作仍隐含了某种“必然论”的理解，隐含了其可以对当代维吾尔民族的现实产生某种具体影响的“目的性”。艾拜都拉•易卜拉欣的历史小说从民族、集体视角切入历史；采用情节结构模式凸现了历史的必然性、整体性、规律性等特点。艾拜都拉•易卜拉欣是一位有历史使命感的作家，他没有简单地认为历史只是过去的往事。在他眼里，过去的历史是今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今天是历史的延续，是未来的基础。那么是什么将历史与今天连接在了一起？作者通过自己的作品揭示了过去与今天有一种精神之联系的思想。可以断定，作者真正的目的便是通过重新回顾历史，以寻求历史之根、民族之魂，并在此基础上掌握民族的今天，展望民族的未来。而这正是作者历史必然性历史观的重要反映。强调历史的必然性背后隐藏着历史具有规律可循；历史不会因个人的意志而改变；掌握了历史的规律，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意味着在今后的历史进程中少走弯路，可以尽快达到目的等观点。不论是作家撰写历史小说，还是读者阅读历史小说都是建立在为了今天更加美好这个理想的基础之上。正如谁也不是为过去的历史而写历史小说一样，谁也不会只为纯粹的过去而去阅读历史小说。人们的关注点在于今天是怎么来的并且以怎样的方式走向未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认为历史具有必然性之特点，是以史为鉴这一观念的前提。实际上，历史就像现实生活一样充满着偶然性。但是艾拜都拉•易卜拉欣几乎在所有的历史小说中都表现了他对历史必然性的坚定立场。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像过滤器一样把历史中的偶然性滤过以后，将有规律和必然的东西留给了读者。另外艾拜杜拉•易卜拉欣的作品说教色彩极浓，因此主题方面也相应集中在爱国主义、团结、无私奉献以及英雄气概等的歌颂或宣扬上。以“以史为鉴”为主导的这种浓厚的说教色彩一般是以历史具有必然性观点为前提的，它再次反映了历史小说的表象背后最终起着主要作用的是历史观这一事实。这就说明对历史的认识既取决于客观存在的历史对象本身，也取决于主体自身的目的、意愿和偏见。因此，“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①。艾拜杜拉•易卜拉欣理解的历史是不受任何外界力量影响的、有规律可循的、必然的历史。所以他在前后 20年里完成的几部历史小说中，始终没有放弃从当今人的实际需要出发来概括某段历史时期对当代具有价值的历史经验的写作手法。

作者：罗婉 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阿格妮丝•赫勒对于历史小说的认识，集中体现在《美学与现代性》一书中。首先，她定义了历史小说的概念“历史小说是对与现代性的产生相关联的新的和旧的有代表性的人物和场景的主要冲突的兴衰变迁的描绘”[1](p93)，指出历史小说和宏大叙事的关系。其次，她特别强调历史小说的真理性问题。历史小说作为小说的类型，其真理（Truth）作为真理（Aletheia）与现实几乎没有关系，因为小说是虚构的。但历史小说的虚构也是有条件的，即“一部历史小说不能完全自我指涉，即使它经常指涉一些只完全存在于自身的东西”[1](p94)，它并不能完全地虚构。赫勒对于当代历史小说的论述主要侧重于一下几点：

一、当代历史小说的结构特征

赫勒通过对卢卡契关于历史小说结构特征描述的转述，以及深入地分析，指出当代历史小说与传统历史小说在这些结构特征上的一致性和新的特征。当代历史小说与传统历史小说在结构上的一致性有：第一，“在冲突中的有代表性的两个或多个主要历史力量中，历史小说的中心主角站在‘中间’立场”[1](p95)。中间立场，使这些人在不失去他们自己的情况下，接触到时代和社会的一切巨大问题，并用一种较为全面和理性的眼光看待这些变化。这使得小说家从内部描写全部的历史人物成为可能。第二，“称之为必要的不合潮流的人或物”，同时她指出这一点在传统历史小说和当代历史小说中是有区别的。传统历史小说中的人物是无意识的，他并没有察觉到自己与时代、社会的隔阂。而当代历史小说的人物对自己的不合潮流是有清醒的认识的，痛苦与挣扎也显得更加无奈。第三，“对所谓人民的描述，也就是，地位低的、卑贱的、边缘的阶层或阶级”[1](p96)。但传统历史小说的阶层或阶级是理想化的，而当代历史小说没有了感伤色彩或浪漫精神，因为它所在的当代社会层次结构并没有道德的区分。

当代历史小说的新的特征包括：（1）对所谓世界——历史的个人的极度怀疑，对历史的描写也是复数式的。（2）当代历史小说家对人类的想象是非常不同的。在这里善与恶没有明显的界限，每个人物都是复杂的。（3）虽然他们对人类的想象非常不同，但是，他们对于历史的想象是非常相似的。（4）作品的感彩取决于作者对于人类和他的英雄的想象。（5）当代历史小说与宏大叙事分离。这种分离包括如下几个方面：a、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在当代历史小说中消失了。b、当代历史小说作为小说的类型，是按照作者的目的建构的。因而，它不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也不再有封闭的结局。读者可以有选择的进行体验，甚至参与叙事。c、当代历史小说的叙事是不可靠的，由于全知全能的叙述者消失，故事的叙述只能是叙述者所接触到的，因而许多信息是隐蔽的，故事的可靠性也受到动摇。

二、“历史”概念的变化对当代历史小说的影响

在论述过程中，赫勒反复强调“当下的过去”与“遥远的过去”的不同。她指出，“在一部传统历史小说中，在当下的过去和遥远的过去并不存在根本的区别，叙述一个故事从当下的过去和遥远的过去都被认为是同样的‘历史的’。”[1](p99)但现在，我们不再认为关于我们当下的过去是“历史的”。这些，都共同说明了历史概念本身的变化。“历史”这一概念，在当代语境中是相当模糊的。伴随着历史意识的自觉，“历史”的概念被不断解构与建构。区分“当下的过去”和“历史的过去”的意义也在于此。保罗•利科在《历史与真理》一书中阐述历史的客观性问题时写道“历史学家所研究的时代被他当做参照的现在，当做时间观的中心：有一个这种现在的将来，它是由于期待、无知、预料那个时候的人的恐惧构成的，而不是由于我们其他人自己知道将发生的东西构成的；也有这样一个现在的过去，它是以前人的记忆，而不是我们关于他们的过去所知道的东西的记忆”[2](p012)。可见，这里“他们过去所知道的东西的记忆”与“我们”之间并不是直接的相关的。在“以前”这样的词汇下，隐藏着的是回忆与想象。而我们的历史想象，受制于既定的意识形态的认知框架。这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当下时代的“潜意识”，另一方面是由于我们接触到的历史的过去，实质是历史叙事。而在历史叙事中，历史事实是“建构”的而不是“给予”的。历史对过去的事实不是再现，而是重建。因而当代历史小说家对于“历史的过去”的了解依赖于于历史学家对历史的描述与解释。而被描述的过去是不连贯的、碎片化的，历史学家是立足于自己的解释方式（价值判断），将其联系在一起叙述，通过连续性使它获得了意义。这样，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解读就潜在地存在悖论：历史是单一地历史，因为历史学家通过叙述使历史联系在一起并获得意义，使之成为唯一的合理的人类历史。但是历史试图解释和理解的对象是人，复数的人，对于每一个特殊存在的个体和思维中心，历史是复数的、没有任何形式的历史。因而，当代小说家不再相信所谓的“历史理论”的规范。历史概念本身的变化，使的当代历史小说与传统历史小说相比，表现出许多新的特征。她列举了大量当代历史小说，说明她的观点，“历史”概念本身的变化，对于当代历史小说影响是巨大的。

三、当代历史小说中的“暴力”问题

随着《寻秦记》中的项少龙作为穿越众的代表第一次出现在人们面前，穿越一词逐渐成为越来越热门的话题，无论电影、电视剧还是小说，都越来越多的采用穿越作为剧情的主线。尤其是在文学方面，小说、电视电影剧本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穿越故事。经过数年的发展、累积，小说已经成为各种穿越故事发生的主要形式，穿越小说甚至已经细化分为好多个不同的种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架空历史类的穿越小说了。各个小说的各个主人公往来穿越与不同的历史时空，演绎了许许多多或喜或悲或令人哭笑不得的精彩故事。

架空一词古已有之，语出唐朝诗人刘禹锡《答饶州元使君书》：“今研至论，渊乎有味，非游言架空之徒，喜未尝不至也。”但，现代架空的释义却源于日本，因此，我国架空历史小说也是受到了日本的影响。日本小说家田中芳树于1982年所创作的架空历史长篇《银河英雄传》被誉为“20世纪架空历史小说最完美杰作”，此书可以说是国内架空历史小说创作的直接源泉，在国内众多小说读者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上世纪90年代初，黄易先生所著的《寻秦记》一直被视为我国穿越类小说的鼻祖，但其影响在出版之初当时并不广泛。直到2001年，香港TVB电视台播出根据《寻秦记》改编而成的同名电视剧，架空历史才算真正的进入大众视野之内。其后，出现了许多的同类的电视剧，如《穿越时空的爱恋》等。

随着电脑在我国的逐渐普及以及互联网用户的不断增加，大家开始在网上发表评论，后来到文章，慢慢的变成小说，慢慢的无所不包。网络，这个神奇的平台，为架空历史小说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充足的养分。

中华杨的《异时空――中华再起》可以说是一道分水岭，这里仅仅指这本书开了网络小说收费的先河。但从这本书大卖以后，或许因为利益，或许因为爱好，架空历史类的小说纷纷出现。其中有好有坏，但是粗制滥造，文笔差，情节差的垃圾作品占了绝大多数，架空小说进入了一段创作低潮时期。但是，大浪淘沙，留的住的往往都是金子。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仍然有许多作者坚持架空历史小说的创作，并且写作水平不断提高，已经逐渐摆脱了刚开始时的浮躁，并反映在其作品中。有些优作品已经开始讨论我国古代社会各个方面的制度，无论主角命运如何或者其文笔和情节设置的怎样，仅这点就已经使文章变得十分突出和耀眼。

纵观架空历史小说的发展历程，2004年可以被看作极为关键的一年，在这一年，优秀的架空历史小说呈“井喷”式出现，相继出现了像酒徒的《明》、阿越的《新宋》这样在写作水平和思想层次都趋近成熟的作品。所以，我们大概可以以2004年为界，之前的大多数架空历史作品都不够成熟，表现方式上也较为偏激，作者多带着一种民族主义的不甘和义愤，虚构一些主角带着十分先进的科技或者是武器回到过去，然后所向披靡、灭日屠美，最后建立起一个统治着一个甚至多个大洲的强大的的故事，表现出一种迫切的想改造历史的愿望。典型的代表当属掀起了架空历史小说创作热潮的《异时空――中华再起》。直到2004年酒徒《明》与阿越《新宋》的相继问世，这才真正改变了国内架空历史小说的现状，推动了架空历史小说逐渐走向成熟。此后，涌现了一大批值得回味深思的作品。大爆炸（后改笔名灰熊猫）的小说《窃明》，开始时因其前几章晦涩难懂的描写而应者寥寥，但是第七章之后极其出彩的战争场面描写以及其与众不同的历史观，受到了资深读者们的热情追捧。其后，在市场需求的刺激下，越来越多的有才华的开始投入到架空历史小说的创作当中，月关的《回到明朝当王爷》在各大文学网站月票榜、点击榜中一直居高不下，庚新也相继推出了《恶汉》《篡唐》《曹贼》三部曲，正是在这样一个无论作者还是小说的质量都越来越高的情况下，架空历史小说的发展开始进入健康快速的时期。

2011年起，随着穿越三部曲《步步惊心》《宫1》《宫2》在内地的热映，我国开始掀起了一阵强劲的穿越浪潮，网上的架空历史小说的数量骤然增多，穿越电视剧也倍受关注。但是，随着浪潮涌来的不是春天，而是严冬。在市场需求的刺激下，许多历史功底不厚，文学素养也不高的人纷纷开始写架空历史题材，历史逻辑极其混乱，内容跟质量更是无从谈起，毫无美感可言。再者人们对穿越类的电视剧也产生了审美疲劳，已经有许多人开始反感这种随意篡改历史的行为。广电总局电视剧管理司司长李京盛，对影视创作的乱象提出反思。他指出，“现在穿越剧毫无历史观可言，整体思想内涵没有提升，只是好玩好看、新奇、怪异，而人物设置更是天马行空，这类穿越题材对历史文化不尊重，过于随意，这种创作主张不足以提倡。”

到现在为止，差不多已经经历了两年繁荣的架空历史小说好像已经进入了一个死胡同，就像之前盛极一时的玄幻小说跟盗墓小说一样，当写作的质量大打折扣，相同的写法、剧情不断上演，我们不禁想问，这类小说还能走多远呢？（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如果将历史小说划分门类，它首先应该归入小说一类，其次才是历史的写实性。也就是说，历史小说是以历史为题材的小说，它的题材来源于历史。作为历史爱好者，阅读历史小说首先看重的是历史部分；作为文学爱好者，阅读历史小说看重的应该是事件的铺陈、气氛的渲染、文字的精准。对于历史作家来说，在写作的过程中很难做到既对历史题材拿捏有度，又令读者满意。可是重庆作家李浩白的《司马懿吃三国》做到了这一点，这是极其可贵的。毫不夸张地说，《司马懿吃三国》是近年历史小说百花园中绽放的一朵奇葩。阅读这部书的人能够读出司马懿的野心，也同样能读出作者在创作上的野心。

三国，是一段被无数人解读了无数遍的历史大时代。在那幅恢弘而绚烂的历史画卷中，值得去写的风云人物不在少数。解读很多，并不代表解读到位。李浩白在诸多人物中偏偏选择了隐于历史大幕后的司马懿，难道仅仅是对这个人物感兴趣？或者说看重了这个人物有更多的市场噱头？显然不是这么简单。三国是个热闹的时代，今天同样是一个热闹的年代。在热闹的年代里选择像沉默的司马懿一样生存进取，是需要勇气的。而在热闹的年代里，一个作家愿意沉下心来花上十年时间，数易其稿，一笔一笔写透一个历史人物，同样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持久的耐力。在李浩白的笔下，三国是一个狂放野性的年代，跃动着浪漫，也弥漫着残酷，大人物的命运与大时代的命运裹挟在一起交相辉映。作者把写作重点放在人物性格和人物精神的历史化上，而非人物造型和活动空间的历史化上。在李浩白的笔下，司马懿充当的不过是一种缺乏所指意义的表意工具和策略方式，他是借着司马懿这根火柴去点燃自己的烟卷，即从虚构奔向现实。司马懿是权谋大师，作者却无意在权谋上来回打转。这也是我所说的作者的创作野心所在，他企图以精致的故事和大胆的想象像司汤达的《红与黑》一样去表达一个宏大的人生命题或文化哲学思考。尽管很多地方显得刚性有余而柔性不足，然而已经足以令人拍案称绝。

李浩白的野心还表现在小说的书写方式上，他意图在创作上追求一种实验性的探索。《司马懿吃三国》采纳了传统章回体小说的特点和优势，把多种小说的故事情节表现手法熔于一炉。李浩白是个铺排情节的好手，作品中套叠着的人物与事件，像司马懿和张春华的联姻、像曹操派了三路人马对司马懿装病的试探，一幕幕都写得张弛有度、妙趣横生。

我也是一个历史小说的作者，作者扎实的文字功底还是吓到我了。他的文字竟有音乐的质感，这是一个优秀小说作家的必杀技。很多时候，我仿佛读出了小说里精彩纷呈的文字有“炫技之嫌”：在这本书里，作者巧妙地运用了“白话”“仿古”“文言”等历史感非常浓烈的文字表述方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像金庸的作品一样，从而保持了文本雅俗共赏的整体和谐。

翻开《司马懿吃三国》，你真的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而不单纯是历史知识或处世技巧，还有许许多多对你整个人生大有裨益的启迪和感悟，让你在纷纭的尘世中和书里的那个司马懿一步一步走向睿智、走向成熟。

摘要：金庸小说一直以武侠的形式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其作品相比于其他武侠小说有着引人注目的独特之处，厚重的历史感就是金庸小说不可忽视的一个特点。如果从历史小说的角度来看金庸武侠小说，会发现，金庸小说中有着历史小说的诸多特点。

关键词：金庸 历史小说 《鹿鼎记》

金庸的小说中最耀眼的元素莫过于那些“为国为民”的侠义之士，而如果放眼于驰骋江湖的大侠们所活动的背景，又会发现，他们都是生活在富有真实感的历史之中的。历史在金庸有确切朝代可考的小说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书中人物可以直接与历史事件相联系，如《碧血剑》、《射雕英雄传》、《鹿鼎记等》。在金庸的小说中，历史小说的特点时而闪现其间，让人领略到与快意恩仇的江湖所不同的景致。

关于历史小说的定义与特点，有着不同的说法。虽然提法不同，但大体的框架是相同的，即不论人物真实与否，小说的进行要与历史上的真实事件息息相关。其中，英国的罗吉・福勒在《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词典》（《A Dictionary of Modern Critical Terms》）中提到：“历史小说的题材不分巨细，既包括国家大事，又包括个人私事……”[1] 在《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ition》）中对历史小说有如下描述：“作品既可以描写真实的历史人物，如R・格雷夫斯的《克劳狄乌斯一世》，也允许以虚构人物和历史人物相混合……”[2]《鹿鼎记》中的事件从国家政治到小儿女谈情说爱，题材广泛；小说中的人物有完全虚构的主人公“韦小宝”；也有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如“康熙”、“鳌拜”、“吴三桂”等。罗吉・福勒还提到：“主人公……的命运都与真实的历史事件息息相关。”[1]这也是历史小说的“历史“意义所在。《鹿鼎记》中贯穿着有据可考的史实，而韦小宝的起起落落和真实的历史事件是紧密联系的，可以说从他的飞黄腾达一直到最后的归隐都与真实的历史事件相关。

从人物的安排上来看，《鹿鼎记》真实历史人物与虚构历史人物交错，统一于清初康熙年间种种历史事件中。小说的主人公韦小宝，历史上并不存在。扬州所生的他偶然被江洋大盗茅十八弄进了京城，还做了一个假太监。他的成名与他用计智杀鳌拜有关，康熙皇帝和鳌拜是确有其人的，鳌拜也确实是被康熙用计所除掉的，只不过历史上这个计谋从一开始到结束都没有韦小宝的存在。韦小宝参与此次事件，正是符合了历史小说的特点，即“主人公……的命运都与真实的历史事件息息相关。”

《鹿鼎记》中的很多情节都是有在史书上有据可考的，并且主人公亲身参与到这些情节之中来，这些情节对主人公的命运造成影响。如在《鹿鼎记》第四回中，鳌拜欲将苏克萨哈等人处死而与康熙皇帝争论，最后竟双手紧握拳头，凶恶地向康熙走来，让康熙着实一惊。这个事件在《清代通史》中有所记载，《清代通史》卷上第三篇第十六章中提到：“鳌拜既与苏成仇恨，至是必欲置之死……而鳌拜攮臂上前，强奏数日。”[3]小说中鳌拜强奏之时，韦小宝就在现场，并且“听他说的凶狠，吃了一惊，忍不住探头望去”，[4]这为韦小宝日后助康熙除掉谋反大臣做了铺垫。小说中，韦小宝遇到了很多史书上确有记载的人物，比如建宁公主、陈圆圆、李自成等，他们与韦小宝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使虚构人物与真实人物同台登场，共同构成了小说引人入胜的情节。

《鹿鼎记》中历史小说特点的又一体现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的命运都与真实的历史紧密相连。韦小宝的命运与清初康熙年间的诸多历史大事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刚才提到的韦小宝智杀鳌拜，就让韦小宝与康熙的关系更进一步。此后，韦小宝又入天地会，并成了总舵主的弟子和青木堂香主，天地会是清初一个真实的历史组织。之后，韦小宝寻找于清凉寺出家的顺治皇帝及误入神龙教，这些是虚构的故事和民间传说相结合的情节。不过《清代通史》中也有关于顺治帝出家的说法。

再后来的建宁公主出嫁也是真实的事件，可是韦小宝这个“赐婚使”却做起了真驸马，与建宁公主纠缠不清。后来韦小宝用智谋攻克雅克萨城之役则使韦小宝的荣华富贵达到了巅峰，雅克萨之战在清代历史，甚至是中国古代史上都是个大事件；而韦小宝的命运也与这场战争的胜利息息相关。在雅克萨城破之后，由于他取得了外交和军事的双重胜利，仕途一片光明，得以封妻荫子。然而康熙皇帝想要派他去剿灭天地会叛党，他为保全忠义而选择带着七位夫人退隐。可以说，从韦小宝一出场，到他退隐江湖，无时无刻不在历史的背景中穿梭，他的命运一直与历史相连。

一、引言

在中外学者眼中，法国现实主义小说家福楼拜堪称完美，这是由于他的小说创作中体现了他客观冷静的世界观和精致巧妙的语言观。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于福楼拜小说的评论方法变得日益丰富和多元化。福楼拜在文学领域中的崇高地位是很多精英级的读者所创立出来的，因为他的小说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较为晦涩难懂，不具有普遍性与通识性。其中，他所创作的历史小说《萨朗波》更是有着庞杂的历史情节与细节，很多读者阅读的时候很难准确地把握其创作主题。尽管如此，我们认为，福楼拜的这部历史小说是对现实世界的华丽逃避，看似冷血而单调，实际上体现了他独特的历史主义观念与意识。是一种基于历史隐喻来表达作者本人对于欲望毁灭的真正创作主题，从而反映了福楼拜历史主义坍塌的独特创作风格与特征。

二、福楼拜历史小说《萨朗波》中“历史主义”的坍塌

（一）基于个人风格的历史性描写

在这部历史小说中，福楼拜对历史的描写都是具有独特风格特征的，也是一种较为真实的描法。事实上，福楼拜是一个小说家，其对历史的描写只是在风格上的转型。这是因为小说叙事与历史叙事之间存在着想象性与真实性的矛盾冲突。小说家在进行历史性创作的过程中往往会尽可能的在小说创作中追求历史的真实性，并且当小说家对历史学家的模仿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其小说作品才可以被称之为历史小说。福楼拜在对现实世界感到极度厌恶之后开始转向华丽的历史世界，创作了一部还原历史的小说作品――《萨朗波》。在该部小说中，福楼拜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来描写历史，这充分体现了他追求历史真实性的历史主义观念与信念。

因此，福楼拜在创作这部历史小说的前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阅读相关的历史著作，其中包括希罗多德的《埃及志》、米什莱的《古罗马史》等多人的作品。在对这部历史小说的构思过程中，他广泛涉猎历史著作的行为不是一般作家可以做到的。同时，福楼拜还对相关历史遗址进行了实地考察，他拜谒清真寺，参观废墟，饱览了各地的风土人情，获得了小说创作的第一手资料。尽管福楼拜本人并不认为自己是考古学家，但是，他对历史真实性的执著追求却具有了考古学家的精确品质。然而，他创作这部历史小说并非出于考古学的需要，而是出于文学创作的需要，因为他认为绝对的历史真实是不可能实现的，他本人仅仅是一位纯粹的艺术家，其历史小说创作的根本目的就是追求唯美性。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分析的话，福楼拜在该部历史小说中对于历史的描写并非创作主旨，仅仅是小说创作的一种独特风格，是作家个人写作癖好的集中体现，小说中的历史描写仅仅是一些历史碎片，虽然也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但是却是大量失去功能仅具有符号功能的细枝末节的历史图景。

（二）非理性化的历史语境描述

福楼拜在历史小说《萨朗波》中对于历史场面的描写属于非理性化和非典型的，这也充分体现了历史描写与诗学描写的本质性区别。在这部历史小说中，福楼拜选择了一场战争作为整个故事发生的背景，但是，在这场战争的描写中，我们无法阅读到战争的真实含义，它仅仅是小说家进行创作时的创新手法而已。正如福楼拜本人所言，他在这部历史小说中对于战争场面的选择与描写并不是出于对历史战争场面的兴趣，而是想借助这些历史战争场面为自己的历史小说铺设一个红色的背景而已。当然，福楼拜通过对这场历史战争的描述也反映出了该场战争本身的性质。然而，当我们细读这部历史小说中描述的这场历史战争场面的时候会发现，我们很难界定其正义性还是非正义性，而作家福楼拜本人也对这场历史战争的道德评判给出了一个较为模糊的立场，我们较难准确把握住福楼拜本人的真实态度。虽然有人认为福楼拜实际上是同情这场历史战争中的雇佣军的，认为他们是被压迫与被虐待的一个群体。但是，雇佣军本身的性质就是令人捉摸不透的，他们并没有为历史的进步或者所谓的正义而战。

[摘 要]鲁迅与王小波在大量的小说创作中把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在历史题材上，《故事新编》与《唐人秘传故事》杂糅古今的写法将事实放在遥远的时代背景中，这种时间上的久隔与距离上的疏离，却能脱离原来的历史环境对现实的人的生存状态予以新的思考角度。如果说因为时代背景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使得历史小说与现代生存困境有不适应之感，那鲁迅与王小波的“历史新编”即是现代人反观历史从而思考历史对于现代的生存经验。

[关键词]鲁迅；王小波；历史小说；比较

[中图分类号]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08 — 0106 — 02

1989年37岁的王小波在国内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唐人秘传故事》而鲁迅于1918年发表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时也是37岁。岁月与文学追求的暗合显现了二者的奇妙联系，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他们的文学主张和精神血脉。

鲁迅和王小波都是所处时代争议较大的作家，因为他们都坚持批判的精神，独立的人格并以科学理性的态度投身于文艺事业。他们以创造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世界为己任，坚守思想启蒙的人文品格，对于自己对文学的自觉承担，鲁迅说：“但或者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王小波则这样表述：“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以前说过的一切和我们都无关系——总而言之，是个一刀两断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

鲁迅和王小波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两个特立独行的作家，同时也是两位胸怀悠悠历史由此反观现实的历史小说家。二人都曾创作过大量优秀的小说，却也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取一点因由”加以点染的历史题材小说，代表作就是鲁迅的《故事新编》和王小波的《唐人秘传故事》。对于杂糅古今的写法，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历史文明中有太多相似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可以用现代人的眼光去反观历史，从新的角度去结构人类共有的生存状态，正如捷克学者普实克说：

他以冷嘲热讽的笔调剥去了人物的名誉，扯掉了浪漫主义历史观加在他们头上的光圈，使他们脚踏实地回到了今天的世界来。他把事实放在与之不相称的时代背景中，使之脱离原来的历史环境，以便从新的角度观察他们。

纵观二人的历史小说首先可以发现他们的倾向，鲁迅的《故事新编》大部分是先秦春秋战国时代的故事，因为鲁迅对这段历史研究甚深也颇为偏爱，而王小波的历史作品都以“唐代”作为背景来安排故事。一个是博采众长百家争鸣的历史时期，一个是诸流共融的文化氛围，这使得二人能够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审美能力纵情挥洒笔墨。

内容摘要：20世纪90年代的新历史小说以其全新的历史观念和反传统的写作手法与以往写历史的小说区分开来，苏童作为新历史小说的代表作家，一直沉迷于对历史的叙述和重构，他的长篇小说《米》向我们展现了贱民五龙逃亡一发迹一返乡的一生，小说中体现出了鲜明的新历史小说特点，如历史的主观性、荒诞性、循环性和偶然性，民间视角与个人体验的强调，叙述空缺和再现原则的瓦解历史的存在等。

关键词：新历史小说 特点 苏童 《米》

《米》是苏童在90年代初创作的一篇长篇小说，属于苏童新历史小说创作的代表性作品，它具有苏童创作鲜明的个性特征，但它同时也体现出了新历史小说创作的一些共性。

一、全新的历史观念

相对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和九十年代的“历史小说”，新历史小说作家们近乎偏执地想颠覆渗透于前者中的历史观念，他们以自己的历史观念和叙事态度来改写、解构或颠覆被既往的话语赋予了特定的价值和意义的历史叙事，将“正史”中有关“革命、进步、解放、真理”的宏大叙事隐退了，取而代之的是“历史”的偶然性、荒诞性、世俗性，甚至遮蔽性和不可知性。

《米》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极其丑恶污秽的城市图景，“城市的北端是贫穷而肮脏的地方，空气中莫名地混有粪便和腐肉的臭味”，街角有已经冰冷僵硬的死人，码头有作恶多端的流氓，这样的城市，不仅环境污浊，纯良的人性在这里也会受到侮辱与打压，夫妻之间毫无爱情，只有裸的和变态的相互折磨，父子之间毫无亲情，只有相互的鄙视与唾弃，哥哥会毫无顾忌地杀死妹妹。父母会亲手打断儿子的一条腿，除了金钱、权力、享乐，人们再无别的追求，人性的丑恶面与变态面在这部小说中无限放大，向我们展现出一个如地狱般光怪陆离的世界。这样的社会图景，必然不是完全真实的，作者为了表现的需要，隐匿了社会和人性中所有美好与温情，仅仅将那段历史中人和事的丑恶面展现甚至夸大了出来。

同时，《米》中还有许多偶然的、不可知的因素存在，五龙的子女都像极了他，甚至一个比一个下流，米生心狠地杀死了小碗，柴生无情地从亡父口中掏出金牙，心狠手辣，冷酷无情。更为神秘的是，冯老板柜台上珠子的数字是五十八，正好是他的年龄，他的死期如天意一般不可抗拒。甚至对于活着，《米》中的人物也抱有一种荒诞的态度，“冯老板捶着腰往店堂走，他的话使五龙发出了会意的微笑，他说，不死就得天天起床，天天打开店门，这样的日子过得真滑稽”。这种种荒诞偶然又不可知的因素，使作品增添了一种“野史”的神秘感，丝毫没有“正史”中宏大叙事的影子存在。

二、民间视角与个人体验的强调

【摘要】王小波作品的文学修养、才能和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极其珍贵的。他的历史题材小说的价值也随着时间予以体现。此类小说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常常以幽默的手法剖析社会、历史、文化、人性的阴暗面。下面本文将以其文本作为研究对象，从故事场景安排、语言的特色以及叙述的特点深入地探讨其独特的叙事特点。

【关键词】历史题材小说 场景 语言 叙述

王小波的历史题材小说，通常是指以一定的历史事实为基础加工创造的，作者借用一点历史“因由”而进行随意的铺染，这类作品通常就被打上“历史题材”的标签。从历史故事出发改编而来的小说，在叙事时基本都呈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既延续了历史故事原有的叙事策略，又有突破和革新，这主要表现在场景的安排、语言的应用以及叙述的风格等方面。

一、故事场景的反复

在《万寿寺》中薛嵩出场时，有这样一段的场景铺设，盛夏时节，在湘西的红土丘陵上，是一片肃杀景象：草木凋零，不是因为秋风凋零，却是因为酷暑……这故事开始时就是这样，但在故事刚开始还未有进一步发展时，故事又重新开始了，这次薛嵩出现的场景被安排在了长安城，但因为长安城的所有一切都是灰色的，砖墙、驴、雾。就连人呼出的气都是灰色的，所以这次的故事就有了一个灰色的开始，这种色调和中古这个时代一致。这次的故事似乎发展的很顺利，薛嵩想要建功立业并且带着一群雇佣兵和老来到湘西建立了凤凰寨，但作者还不满意这样的故事脉络，所以故事又重新开始道：晚唐时节，薛嵩在湘西的山坡上安营扎寨。作者描写这个故事的开始总是从灰色和红土丘陵的正午写起，这是因为作者认为灰色和红土丘陵的正午有一种上古的气氛，正如作者所言“这种气氛使我入迷。”因为这个故事在描述薛嵩出现时的场景多次反复开始，这就让我感到这个故事开头拖沓，线索纷乱。但作者每次都要给这个故事赋予一个灰色的开始，显然是有其特殊用意的。在《万寿寺》的结尾处，王二与薛嵩融会贯通，这就不难发现文中的薛嵩、王二与王小波都有相互能融会贯通之处，甚至这三个人都化为王小波一人。“过去我可能到过热带地方，我在那里怀念那座灰色的北京城，并且总不能忘记自己建功立业的决心。”显然，王小波与薛嵩所有千年之隔，又有万里之隔，但他们最后却化为同一个人，薛嵩有着建功立业的决心并且有着一身的才华最终却因为种种困难而未能建功立业，使自己成为大唐的肱股之臣，王小波因为身处“”这一特殊时期而壮志难酬。

二、幽默风趣的语言

王小波在《我的师承》中曾言明自己写作时的一个观点：“文字是用来读，用来听，不是用来看的。要看不如去看小人书，不懂这一点，就只能写出充满噪声的文字垃圾。”许多研究王小波作品的学者把他誉为“文坛外的高手”，王小波之所以处于文坛的边缘，是因为其特立独行的精神，而他的特立独行体现在他一生所追求的写有趣的文字。如《红拂夜奔》序言中，作者曾这样描述这本书：“假如本书有怪诞的地方，则非作者有意为之，而是历史的本来面貌。”历史的本来面貌当然已经无从探知，但在王小波笔下的历史却是怪诞可笑的。他的历史书写，是对历史进行文学性的改写，用有趣的语言去解读文学。《红拂夜奔》中，李靖年轻的时候生活在洛阳城中，因为洛阳城中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生活过得很呆板无趣，这样就显得同样生活在此间的李靖显得格格不入，李卫公多才多艺，不但会波斯文，而且会写小说，会作画，证明除了王二一辈子都没有证出的费尔马定理，发明了开平方工具，所以世人都说李卫公之巧，天下无双。但正因为如此李靖并不符合这样无趣的洛阳城，所以遭到朝廷的追杀，最终只能逃离。在李卫公晚年生活的长安城，一切的秩序都是他所制定的，但他所制定的长安城无疑又是另一座洛阳城。王小波写道：“李卫公年轻时逃出了洛阳城，到老年时又建立了长安城。除了外表不一样之外，这两座城市很相像，一切都在严厉的控制之下，想入非非都属非法。”李卫公作为平民时，觉得这样的生活无趣之至，但当他作为统治阶级时，又想制订刻板的秩序去统治人民，这其中的讽刺意味不言而喻，但王小波从不言明，转而说他能够理解作为统治阶级最高者的大唐皇帝，甚至说他和李卫公有一部分完全相通。大唐皇帝的心境就如一个善变的美人，喜欢李靖时，就肉麻兮兮的说：李爱卿佳人也！要是不喜欢时就说：李靖这个杀千刀的！和女人撒娇不一样的是，他说谁杀千刀，谁就得被杀一千刀，杀完了这个人就变成薄薄的肉片，放到火锅里一涮就熟。王小波用这样具有幽默性质的语言来描述本该严肃的历史，这其中的意味恐怕需要想一想才能知道。

三、古今对话的历史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