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日记范文精选

20世纪30年代初期，季羡林先生在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原为西洋文学系，以下简称“外文系”）上学期间，在清华园和北平城里，以及国外书店及其国内分店订购了不少外文原版书，其中不乏“善本”。笔者主要检索《清华园日记》（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以下简称“日记”）的有关记录，对季羡林的国外购书经历作简略的考证和评价。

季羡林从国外书店购买外文原版书，始于在山东济南省立高中上学的时候。喜欢英语学习的他曾去信日本的丸善书店购买外国文学书，其中一本是英国著名作家吉卜林的短篇小说集，他还着手翻译过其中的一篇。当时一本书够他一个月的饭钱。他节衣缩食存下几块大洋，写信到日本去订书，书到了，又要走十几里路去商埠邮局“代金引换”。拿到新书之后，他有如贾宝玉得到通灵宝玉，心中的愉快无法形容，并由此坚定了考上大学、学习外国文学的方向。①

1930年，季羡林考上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修德文专业。该系实际上以英语文学教学为主，不管来自哪一国的教授，不管什么课程，都用英语讲授。此时经济稍微宽裕的他“旧习”不改，通过各种途径购买“洋书”，原因一则是上课学习参考的需要，再则是老师的熏陶和教诲，更有周围同学的影响，还因那未来在书斋看书写作的梦想。1932年8月25日，季羡林在《清华园日记》中写道：“我的书斋总得弄得像个样――Easy chairs，玻璃书橱子，成行的洋书，白天办公，晚上看书或翻译。”“玻璃书橱子”中“成行的洋书”从哪里来？那只能是买，而且是不顾囊中羞涩，就要买。正是这种对书的“极大的爱情”和不能自拔，导致他随后一次次地出手买书。

一、上海璧恒公司

季羡林在“日记”中记载最多的就是去上海璧恒公司购买外文书的经历。璧恒是一家德国人在上海开的出版公司，社址在上海南京路38号，中文名“德商璧恒图书公司”“德国璧恒图书公司”或“上海璧恒图书公司”，主要出版中外双语对照图书。它先后出版过《德文入门》（1931年）、《标准国语教本》（德汉对照，1939年）、《德国工业丛述》（1944年）、《德华大辞典》（1945年）等，还在1940年创办了一本名为《欧亚画报》（Europe-Asia Illustrated News）的英中对照半月刊，也出过不少有关中国风景的明信片。除了出版业务之外，它还从事为国人从德国代购德文原版书的工作。

该公司的德文名称是“Max N?ssler & Co.”，1932年12月7日的“日记”记载“又决定买H?lderlin全集。下德文课后，问Ecke，他说，Hellingrath和Seebass合辑的全集已绝版，但能买到Second hand，晚上遂写信到Max H?ssler问是否可以代买。”艾克（Ecke）是季羡林“第三年德文”的授课教师，正是他提供了《荷尔德林全集》的二手书信息。

荷尔德林（Johann Christian Friedrich H?lderlin，1770～1843）是德国诗人、哲学家，去世后长期湮没无闻。1913年，诺伯特・冯・海林格拉特（Norbert von Hellingrath，1888～1916）开始编辑《荷尔德林全集》。他1916年死于“一战”战场后，弗雷德里克・泽巴斯（Friedrich Seebass）和路德维希・冯・皮格诺特（Ludwig von Pigenot）接手编辑工作，直到1923年才出版了6卷本的全集。《荷尔德林全集》的出版在德国乃至全世界引发了“荷尔德林热”，声望也迅速传到了中国。我们经常传诵的“人，诗意地栖居”就是他的一首诗的名字，德国大哲学家海德格尔则拿来命名他的文章，使得我们经常弄混它的出处。

其中提到的“Max H?ssler”应该作“Max N?ssler”，前者中的“H”是“N”之误，估计是当初日记转写者粗心的缘故。该书本页的脚注只是说“Max H?ssler：书商名”，没有具体所指，其实就是前面一直提到的璧恒公司。但是，该“日记”却在书中两次将璧恒公司误当成“Maggs Bros”。“Maggs Bros”是位于英国伦敦的一家从事英文珍本书、二手书销售的书店，不太可能经手德文原版书的售卖。

98岁高龄离去的老人，给他身后的喧嚣世界还遗留了若干命题。

在其生前，无数人因为各种利益纷纷汇聚他身边，他仙去后，

关于他的利益争夺还只是刚刚开始

7月的北大因为季羡林的离去而不复平静。

据北大治丧委员会不完全统计，从7月12日北大百年纪念讲堂为季羡林先生设立的灵堂面向社会公众开放以来，每日前来悼念的人都在3000人以上。人们面色凝重，胸前别上一朵小白花，向灵堂正中季羡林先生的遗像深深鞠躬，有的女孩子则眼含泪花走出灵堂。

季羡林先生致力于学术研究的清苦一生；高龄时却无亲人在身边的寂寞一生；毕生研究的学术部分后继无人，及去世后悬而未决的遗产纠纷，无不让人唏嘘不已。

这个以98岁高龄离去的老人，给他身后这个喧嚣的世界留下了众多的命题。在其生前，无数人因为各种利益纷纷到他身边，即使他已仙去，关于他的利益争夺或许还只是刚刚开始。

季羡林的最后十年

【幸福往事】

季羡林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从1935年到1945年，他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

当时，季羡林租住在一个善良的德国老太太家里。在他住的同一条街上，还有一户叫迈耶的德国人家。夫妇俩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名叫伊姆加德，年龄比季羡林小一些，金发碧眼，皮肤白皙，而且活泼可爱。迈耶家也像其他德国人一样，把多余的房间租给中国留学生住。恰好，季羡林的好友田德望便是迈耶家的房客。季羡林常去田德望住处拜访，久而久之，便同迈耶一家人熟悉了。正在读博士学位的季羡林当时不过三十，年轻英俊，待人谦和有礼，又说得一口流利的德语。迈耶一家人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经常邀请季羡林来他家做客。

当时季羡林正在写博士论文，在送给教授看之前，还必须用打字机打成清样。热心的伊姆加德小姐表示愿意帮助季羡林打字。季羡林的论文都是一些稀奇古怪的文字，又修改得很乱，对伊姆加德小姐来说，简直像天书一样。因此，伊姆加德小姐打字时，季羡林必须坐在旁边，以便咨询。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季羡林和伊姆加德小姐之间渐渐产生了感情。

他们的心事很快被细心的迈耶太太看穿。这个开朗的德国老太太很喜欢季羡林，觉得他有学问、人品好。因此，她很乐意撮合女儿的这桩婚事。因而以后迈耶家凡有喜庆日子，招待客人吃点心、吃茶等等，迈耶太太必定邀请季羡林参加。一对异国青年同时坠入了爱河。

但是，现实是残酷的。季羡林当时已经为人夫，为人父。尽管那是一桩没有爱情的包办婚姻。于是，每当回到寓所，他的内心便充满矛盾与痛苦。他爱伊姆加德，伊姆加德也爱他。如果他们由相爱而结合，自己未来的生活大概会是幸福美满的。但是那样做，不仅意味着对妻子、儿女的背叛和抛弃，也意味着把自己的亲人推向痛苦的深渊。这是违背他所受的教育和他做人的原则的，也是他无法办到的。认真考虑之后，这个对别人考虑永远胜过自己的国学大师最后决定压抑自己的情感，离开德国。

离别是痛苦的。季羡林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离开迈耶一家，离开伊姆加德，心里是什么滋味，完全可以想象。”1945年9月24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吃过晚饭，7点半到迈耶家去，同伊姆加德打字。她劝我不要离开德国。她今天晚上特别活泼可爱。我真有点舍不得离开她……”

季羡林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依依不舍地离开迈耶一家到了瑞士。之后两人还通过几次信，但他回国以后就断了音讯。1983年，季羡林回到哥廷根时曾打听过伊姆加德，当然是杳如黄鹤。他只得无可奈何地说：“如果她还留在人间的话，恐怕也将近古稀之年了，而今我已垂垂老矣，恐怕没有机会再见面了。”

2012年6月，季羡林的儿子季承委托他的私人律师、北京民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卞宜民正式向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大学，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原物返还2009年1月13日被告清点保管季羡林文物、字画577件”。

2012年6月，季羡林的儿子季承委托他的私人律师、北京民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卞宜民正式向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大学，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原物返还2009年1月13日被告清点保管季羡林文物、字画577件”。

至此，已故的中国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的遗产纠纷，历时3年后，终于进入到寻求司法解决的阶段。

但让季承和卞宜民没想到的是，在与北大纠缠了3年之后，他们又遭遇了法院“不立案”的困扰。

7月16日，卞宜民仍然没有等到法院立案与否的答复。而北大则在7月9日称自己并未接到法院关于此事的通知。此后，记者就再也联系不上党委宣传部及其发言人蒋老师。

截至法治周末记者发稿时为止，记者多次拨打北大方面的联系电话。蒋老师的手机第一次接听后无人应答，之后就与宣传部的电话一样无人接听。

法院一月，北大三年

2012年7月10日上午，卞宜民顶着烈日再次来到北京一中院。

胡适年长季羡林十岁。对季羡林而言，胡适既是“有知遇之恩的恩师”，也是足可引为知己的良友。

1944年，季羡林因二战被困德国，听说陈寅恪先生正在英国就医，于是连忙给陈寅恪写了一封致敬信，并附上发表在哥廷根科学院集刊上用德文写成的论文，汇报自己十年来学习的成绩。陈寅恪很快回信，问季羡林愿不愿意到北大去任教。季羡林立即回信同意。陈寅恪将季羡林推荐给了当时的北大校长胡适。胡适欣然接受了这个三十岁出头、籍籍无名的留学生。

1946年，季羡林回国赴北大任教，仅十天，胡适就将季羡林由副教授擢升为正教授，并让其担任东语系主任。在大学里，由副教授晋升教授怎么说也得以年来计算。但是胡适仅用十天时间就将季羡林提为教授，这种大胆破例，非胡适这样的大魄力者不敢为之。今天只怕是再也不可能了。

季羡林年轻时是个“爱扯闲的小先生”。他有事没事就爱去胡适的校长办公室闲扯，而且一扯起来就没完没了。有意思的是，胡适并不烦他，总是笑眯眯地看着季羡林说：“你又来了？”季羡林笑一笑说：“是的，我又来了。”季羡林知道胡适喜欢自己。胡适曾多次在教授会议上、文科研究所导师会上以及图书馆评议会上夸奖季羡林。不仅如此，胡适还给季羡林提供了很多抛头露面的机会，比如：印度总理尼赫鲁派著名学者师觉来北大访问时，胡适就委托季羡林接待。季羡林当时有点不自信，问胡适：“我行吗？”胡适说：“怎么不行？你行！就是你了。”

在季羡林眼里，胡适从不摆教授和校长架子，他幽默风趣，决不老气横秋。有件小事，给季羡林留下了深刻记忆。有一次，召开教授会，杨振声教授新购得一幅名贵的古画《金蝉脱壳》，为了让大家共同欣赏，他把画带到了会上，打开铺在一张极大的桌子上供大家评赏。这时校长胡适忽然走了进来，听说在看古画，胡适也来了劲，拨开人群：“我看看，我看看。”说着走到桌前，把画卷了起来，做纳入袖中状，引得满堂大笑，喜气洋洋。

季羡林到北大后对学术研究相当投入，不出三年就写出了两篇具有重要分量的学术论文《浮屠与佛》和《列子与佛典》。第一篇《浮屠与佛》关注的问题是此前胡适与陈垣争吵到面红耳赤的问题。由于季羡林对胡适与陈垣两位大师都不敢得罪，所以只好采取了一个骑墙的态度。第二篇文章季羡林写成后直接拿给胡适看，胡适连夜看完。第二天季羡林就收到胡适放在他桌上的一封信，信中说：“《生经》一证，确凿之至！”能得到胡适的肯定，这对刚刚踏入学术领域的季羡林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鼓舞。此后，胡适便经常就学术问题与季羡林进行探讨。

季羡林最后一次见到胡适是在1948年12月，北大举行建校五十周年庆典。当时已经包围北平，城内人心惶惶。胡适一上台，仍然是满面春风。他做了很简短的讲话，话语里仍一派喜庆，没有半点愁苦的样子。胡适的话还没有讲完，城外就传来了轰隆隆的炮声。胡适抬头看了一眼天，不失幽默地说了一句：“这是给我们北大放礼炮呢！”仪式完毕后，胡适和大家辞别，登上飞机，飞赴南京。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胡适晚年在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有天下午饮茶的时候，忽然对身边年轻的研究人员说：“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可见，季羡林钻研学问的劲头让胡适记忆犹新，时隔这么多年仍未忘记。

2008年2月17日，一代国学大师、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先生被评为“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他一生中的许多故事都感人至深，尤其令人扼腕的是他和一位德国姑娘的一段爱情经历，虽然他一直深埋心底，却给他带来绵延一生的怀想与快乐。

当季先生最终在《留德十年》一书中，首次披露了这段异国之恋时，一个“有情人未成眷属”的经典爱情故事，让中、德两国读者无不唏嘘感慨――

“我要你陪我走遍哥廷根的每个角落”

镶嵌在灰色墙壁里的深灰色挂钟，指向了深夜两点。这个夜晚，仿佛和多年来无数个深夜都没有任何不同。他慵懒地窝在沙发里，面容消瘦而疲惫。而穿着玫瑰红的棉布长裙，金黄的长发随意挽在脑后的她，端坐在矮矮的长凳上，修长的腰肢使劲地挺直着。长达2万字的论文，只剩下最后一页了，她的眼神因此变得澄澈而欢快，时而俏皮地投向身旁的他，忍俊不禁地听他读出那些被涂改得快看不清字母的词儿，时而又眉毛微蹙盯着稿纸在打字机上明快地敲打……

时隔多年之后，季羡林的脑海里还会经常浮现出这样的画面。

她叫伊姆加德，当时23岁，是季羡林留学德国时，校友田德望房东迈耶家的大女儿。1935年，风华正茂的季羡林来到哥廷根大学留学时，租住的房子就和迈耶家在同一条街上。

几个月后的一天中午，季羡林受田德望之邀第一次去了迈耶家。就在晚餐桌上，季羡林第一次看见了伊姆加德，她是个身材高挑，面容白皙可人的美丽姑娘，俏皮中透出点羞怯。

从那以后，季羡林每隔两个星期去一次迈耶家，每一次都是伊姆加德为他开门。但是整整两年多时间，他们之间除了简单问好寒暄外，再无更多的交流。

2008年2月17日，一代国学大师、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先生被评为“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他一生中的许多故事都感人至深，尤其令人扼腕的是他和一位德国姑娘的一段爱情经历，虽然他一直深埋心底，却给他带来绵延一生的怀想与快乐。

“我要你陪我走遍哥廷根的每个角落”

镶嵌在灰色墙壁里的深灰色挂钟，指向了深夜两点。这个夜晚，仿佛和多年来无数个深夜都没有任何不同。他慵懒地窝在沙发里，面容消瘦而疲惫。而穿着玫瑰红的棉布长裙，金黄的长发随意挽在脑后的她，端坐在矮矮的长凳上，修长的腰肢使劲地挺直着。长达2万字的论文，只剩下最后一页了，她的眼神因此变得澄澈而欢快，时而俏皮地投向身旁的他，忍俊不禁地听他读出那些被涂改得快看不清字母的词儿，时而又眉毛微蹙盯着稿纸在打字机上明快地敲打……

时隔多年之后，季羡林的脑海里还会经常浮现出这样的画面。

她叫伊姆加德，当时23岁，是季羡林留学德国时，校友田德望房东迈耶家的大女儿。1935年，风华正茂的季羡林来到哥廷根大学留学时，租住的房子就和迈耶家在同一条街上。

几个月后的一天中午，季羡林受田德望之邀第一次去了迈耶家。就在晚餐桌上，季羡林第一次看见了伊姆加德，她是个身材高挑，面容白皙可人的美丽姑娘，俏皮中透出点羞怯。

从那以后，季羡林每隔两个星期去一次迈耶家，每一次都是伊姆加德为他开门。但是整整两年多时间，他们之间除了简单问好寒暄外，再无更多的交流。

1937年，季羡林开始写博士论文，而论文在交给教授之前必须打印成稿。这可难住了季羡林，因为他买不起打字机，更不会打字。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季羡林之子季承北京大学一案，给持续多年的季羡林遗产案带来了一丝转机。但，遗产之争远未结束。

冰释前嫌

一代国学大师季羡林的遗产纠纷几年来从未脱离过公众的视野。

在与北京大学纠缠3年无果后，2012年6月，季羡林的儿子、78岁的季承委托他的私人律师卞宜民正式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市一中院）北京大学，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原物返还2009年1月13日清点保管的季羡林文物、字画577件”。至此，该案进入诉讼程序。

而外界关于季羡林父子失和的传言由来已久。在长达14年的时间里，季承和父亲季羡林未曾见面，直到2008年11月的会晤。

卞宜民告诉记者：季承3岁之前，季羡林由于做学问一直就没有见过儿子。回国以后，和季承感情也很淡漠。再加上季羡林和妻子的婚姻是包办的，夫妻关系名存实亡。

“由于经常要跑北大，李玉洁出现了，成了季羡林的秘书和志愿者，季羡林的所有钥匙和存折都由此人保管，形成了比父子关系更密切的关系。”直到2008年11月，北大副校长吴志攀的妻子杨瑞开始接手李玉洁的位置。

从2003年起，季羡林主要在301医院治疗、休养。期间季承多次要探望季羡林，但杨瑞表示：没有季羡林点头，是不能来看他的。

在德国，有一位美丽的姑娘，执著地爱着自己的心上人――中国国学大师、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这份爱，她坚守了60年。

1935年，季羡林留学德国，在哥廷根大学演习梵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

季羡林租住的房子与校友田德望在同一条街上。一天中午，季羡林受田德望之邀，到田德望的房东迈耶家做客。在这里，他见到了迈耶家的大女儿伊姆加德。伊姆加德23岁，是个俏皮中带着羞涩的美丽姑娘。

1937年，季羡林开始写博士论文了。

季羡林为此犯了愁。博士论文必须打印成稿才能交给教授，而季羡林既不会打字，也没钱买打字机。

正当他一筹莫展时，伊姆加德主动找上门来了。伊姆加德告诉季羡林，她父亲的工厂有一部淘汰的打字机，自己正想练习打字，她愿意帮助季羡林。

季羡林喜出望外，但高兴过后，不得不考虑报酬的问题。季羡林问伊姆加德是否会收很高的报酬，并申明自己是穷学生。

伊姆加德回答说：“我要的报酬，是让你陪我走遍哥廷根的每个角落。”

在德国哥廷根的艰难岁月里，有一件事情，曾给国学大师季羡林带来前所未有的幸福与快乐，使他的生命之火重新燃烧，发出耀眼的光芒。这便是他与一名德国姑娘之间的一段爱情经历。

打字情缘

在季羡林住的那条街上，有一个叫迈耶的德国人。迈耶先生是一个小职员，为人憨厚朴实，很少说话。在人多的时候，他更是坐在一旁，一言不发，脸上总是挂着微笑。迈耶太太却生性活泼，能说会道，热情好客。他们夫妇有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大女儿叫伊姆加德，身材苗条，皮肤白，金发碧眼，活泼可爱，年龄比季羡林小一些，当时尚未嫁人。

恰好，季羡林的好友田德望是迈耶家的房客。季羡林常去拜访田德望，一来二去，便同迈耶一家人熟悉了。季羡林当时不过三十几岁，年轻英俊，身材高大，待人谦和有礼，正在读博士学位，又说得一口流利的德语。迈耶一家人很快喜欢上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

但是，季羡林与伊姆加德小姐之间产生恋情，还有另外一段因缘。

季羡林当时正在写博士论文。他用德文写成稿子，在送给教授看之前，必须用打字机打成清样稿。可是季羡林没有打字机，也不会打字。稿子因为反复修改，很乱，打字量也很大。恰巧伊姆加德小姐会打字，而且她家里有打字机，并表示很愿意帮助季羡林打字。这样一来，季羡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天天晚上到她家去。季羡林的论文，都是一些十分专业的文字，又修改得很乱，对伊姆加德小姐来说，简直像读天书一样。因此，伊姆加德小姐打字时，季羡林必须坐在旁边，以备咨询。他们往往每天都工作到深夜，季羡林才摸黑回家。

季羡林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在德国待了四五年，其间，他又写了几篇论文，都是请伊姆加德小姐打出来的。所以，直至1945年季羡林离开德国前，他还经常去迈耶家请伊姆加德小姐打字。

日久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