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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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范畴范文第1篇
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深入推进，社会经济环境迅速变革，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消费行为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人类重要的认知与行为之一的学习活动也随之改变，正在从数字化学习向泛在学习迈进。然而，这一趋势却对传统学习方式构成了重大威胁，尤其是高等学校的财经类课程。信息化背景下的高等教育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呈现出教育资源数字化、教学支持网络化和学习方式多元化的发展态势，给微观经济学课程教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亟待教育理念的更新和教学行为的改变。处在变革节点上的微观经济学教学，应主动适应时展需求，多角度、多策略构建先进、科学的学习环境，形成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型学习范式。
一、微观经济学教学环境的变化
(一)知识的全新界定。伴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展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类对知识的界定有了全新的认识。知识的内涵不断丰富，知识的外延也趋于扩大，无论从创造、储存以及传播方式看，知识均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从内涵上看，当今，知识超越了传统的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分类，扩大到批判性的价值判断和再创造的应用范畴。从性质上看，知识不再是对客观事物的真实表征与静态的经验积累，而是由主客体相互作用生成的结果。从形态上看，知识的呈现方式也趋于数字化、多样化。从增长方式上看，知识的共享性推动了其创造与传播的范围越来越广、速度越来越快。以上特点使知识的生命周期迅速缩短，进一步引发了知识观与学习观的改变。知识的全新界定致使传统的灌输式教学举步维艰。如何实现从低阶的“学会”向高阶的“会学”升级，已然是教育界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
(二)学习方式的革命。随着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传播媒介的多样化与传播形式的多元化促使人类信息传播与交流实现了零距离和及时化，并且成为一种典型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形式。这一现象表现为学习者能够超越时空限制，便捷的开展学习活动，学习已成为作用于环境的信息理解和知识建构，而非以往的被动的接受知识过程。这种学习方式的革命既革了传统教学方式的命，又成为满足新时代学习需求、开展教学方式升级的动力源。
(三)新媒介的出现。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不断进步，以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为主要特征的多媒体教学系统的地位与作用在学习过程中已经超越了传统物质实体的教学媒介，信息化时代的学习过程不再是基于单调、枯燥而又乏味的语言、文字符号的知识传授，而是一种多形式、多渠道的信息传递与沟通，进一步形成知识理解与建构。
(四)公共开放教育平台的兴起。一方面，国际性MOOCs兴起，大规模的开放在线课程发展趋势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的全球共享。一方面，我国政府也支持高等教育课程资源共享平台的建设与开放，通过“中国大学视频公开课”、“中国大学资源共享课”以及近两年崛起的“慕课中国”使得国内优质教育资源逐渐向社会开放。这一现象严重威胁了普通高校同类课程的生存，导致了“课堂反转”，也引发了对“先学后教”的新型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二、《微观经济学》课程学习环境设计的焦点
(一)以学习者为中心。建构主义认为学习者知识的建构受到自身已有的认知、技能、动机等的影响，这就要求教师区别对待学习者之间的个体差异，形成每一个个体的学习课题，并知晓意义的建构是学生自己的事情。
(二)以知识为中心。为了促进学习者基于理解的学习，学习环境的设计应该是跨学科、跨领域的多要素相互融合，相互支撑。学习环境要素协同作用的着眼点是理解和灵活运用，而非记忆。所以，掌握学习者的个体特点与独特需求，设计并提出能够实现的学习课题是成功设计学习环境的关键。
(三)以评价为中心。评价做为控制的重要环节不仅是对学习结果进行反馈，在以后的学习中予以修正，更关注学习前与学习中的评价，即形成性评价。同时，评价主体也是多元化的教师、学习者都应该在恰当的时点，使用恰当的方法进行前馈和反馈，共同促进学习者深化理解。
(四)以学习社群为中心。学习作为在特定环境中进行的文化活动，因此学习者的学习效果者往往受其所属社群的规范和价值观的影响。设计学习环境要求形成高质量的学习者社群，这一有助于确保学习者“学习权”的前沿概念，使学习者在学习社群中能够分享理想，建构新知识，形成活跃的学习氛围，促进学习。
三、《微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建议
(一)革新教学资源形态。微观经济学的教学随着环境的变化具有延续性与开放性的特点，因此教学内容的确定与教学资源的选择要求师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以共同参与、动态建构的方式来实现。
(二)创新学习组织方式。创新学习组织方式的根本在于将信息的传递方式由传统的以传授知识为导向的线性教学信息组织结构升级为多种组织形式优化组合以及教与学两要素多重结合，形成多向信息传递与分享的互动式、混沌的、自组织学习环境。
(三)更新学习活动方式。信息化时代微观经济学的学习要求学习者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课程内外相结合等学习方式。主要表现为理论学习经典与前沿兼顾，精专与博览结合，面对开发的学习环境开展开放资源的查询式学习，参与学术研究的参与式学习，专业兴趣的个性化学习，微主题的探究式学习。通过设计不同类型的学习任务，创设支持性学习情境，引导学生开展研修形式的深度学习，促进其自律性学习习惯的养成和复杂认知能力的发展。
(四)优化学习评价体系。为应对学习环境变化而开展的微观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效果该如何评价呢?显然，应构建与新型教学方式配套的评价体系，监控学习过程和质量，推动建构主义学习范式的实施。因此，传统过分依赖知识考试的评价方法应让位于质性与量化结合，学习行为发展与学习成效并重，结果与过程相结合，且尊重志趣、激发自信的多维度综合评价方式。将形成性评价嵌入整个学习过程，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重视自我反思性评价方式的运用。
微观经济学范畴范文第2篇
所谓“正统经济学家”，其实是那些真正接受了系统的西方经济学训练，对西方经济学有着透彻了解的学者，而主流经济学者，则是在中国左右着经济舆论，在中国影响力最大的一群人。“正统经济学家”，往往将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称为“宠物经济学家”，周洛华甚至发出了“经济学家是我的敌人”这样的声音，而对于那些主流经济学家的学识，正统经济学家更是嗤之以鼻。
中国之所以出现“正统”与“主流”之争，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中国这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其实都不是真正的科班出身。这些人在读大学时，基本上学习的都是马克思经济学，后来才转行研究西方经济学，基础很差。而成名之后的他们更是忙于演讲走穴、到处担任独立董事，基本上就没时间进行学术研究了。因此很多人几十年都在说着同样的话，比如有的一直强调“企业家精神”，有的只要接受采访就是“谈比较优势或谈市场”。其实并非这些人看重这些，而是因为他们只懂这些，你想让他们谈出些新鲜的东西，他们根本就不懂，因此才不断地重复着这些陈词老调。
经济学是分很多流派的，而且很多流派其实都是20世纪80年代后诞生的。如果只懂一点，或是只懂一个流派，或是一个流派都不懂，而只懂经济学教科书上那点皮毛之论，那根本就不能称为经济学家。
其次，中国学术界，仍然没有市场化。基本上还是按资排辈，教授在不同高校间的流动性很小，大学之外有才华的人更是很难进入大学，这些都导致了很多人才不能脱颖而出。
其实经济学也并非很难的学问，即使先天不足，如果后天刻苦，照样可以取得重大成就。但是中国的经济学家生不逢时，很多流行但是毫无用处的理论占用了中国经济学家很多的时间。中国经济学研究有三门学问对中国影响最大，一门是“博弈论”。博弈论在前几年提的非常多，但是这种东西更接近数学，对经济学来说，更多是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不大。而自从博弈论兴起后，中国一大批学者开始学习博弈论这种用处不大的学问，从而耽误了年华。
另外一门学问是“新制度经济学”。这门学问其实用处也不大，也属于微观经济学，其实微观经济学的用武之地一般要远远小于宏观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兴起后，中国一大批学者开始蜂拥着研究新制度经济学。而学者的精力是有限的，研究了这一门学问，就很难再有时间研究其他学问。而研究新制度经济学的学者基本上很难出成就了。
微观经济学范畴范文第3篇
【关键词】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经济转轨 体制和制度创新 镜像效应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年多的高速发展，其成就举世瞩目。然而长期以来粗放型增长所积累的矛盾日益突出，基于现实经济发展中不断积累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我国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战略，并成为“十二五”规划的主线，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们谈了很多年，效果一直不理想，从“九五”规划提出两个“转变”，“十一五”规划更是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代替过去常提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入“十二五”以来更加重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但由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内涵界定不清晰，体制、制度改革滞后，“数典忘祖”的事经常发生，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转变面临艰巨任务和严峻挑战。如何有效破解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困局，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已成为理论界和学术界必须面对和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通过对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理论视角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比较研究，重新界定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内涵，从全新视角和深层次视角探究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因素，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新的理论思考。
二、理论分析
1、宏观经济学视角下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
宏观经济学视角下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称为传统理论视角下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即当下大家最熟悉的，也是正普遍应用的凯恩斯理论角度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其核心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宏观经济学的经济增长公式。宏观经济学的增长公式，即凯恩斯的增长公式，其核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总量GDP是由总需求决定的，而总需求是由三部分组成，用公式表示：GDP=AD（总需求）=消费需求（C）+投资需求（I）+政府购买需求（G）+净出口需求（X-M）。
（2）宏观经济学经济增长实现路径。依据凯恩斯经济学理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增长和财富的积累主要取决于经济社会的总需求，因而要刺激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刺激总需求来实现。但凯恩斯经济学理论揭示出三大规律，即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流动性偏好陷阱规律，且三大规律发生的作用分别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导致经济社会消费需求（C）的不足；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导致投资需求（I）的不足；流动性偏好陷阱规律导致消费需求（C）和投资需求（I）的不足。由于三大规律共同作用，必然导致经济社会总需求的不足，进而影响GDP的增长。其结论是，经济社会要保持经济增长，必须增加总需求，要增加总需求只有借助政府力量来实现，即依靠政府的经济干预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实现。
（3）宏观经济学的经济转轨。依据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经济社会经济转轨问题的基本思维定式是，只要经济社会有需求，只要总需求是增加的，不论是国有企业占国民经济比重大还是私营企业占国民经济比重大，GDP就可以增加。因而在一个市场经济还不成熟、法律、法规还不健全的国家，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强权政治沿袭下的“强政府，弱社会”的国家，增加社会总需求的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大力发展国有经济，充分利用国有企业。在这种理论思维定式下，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有部门的比例大幅提升，尤其是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进民退”的过程加速推进，据不完全统计，到2010年，中国国有部门占GDP的比重高达35%以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国有部门占到如此大的比重。其理论的负面效应是：一方面，在中国的国有企业由于享有“共和国长子”的特殊地位，在得到了国家太多的资源、资金、项目的扶持和政策倾斜的同时，又能凭借它的垄断地位获得高额垄断利润，导致技术创新动力缺失和经济效率的低下；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上交国家的利润比例偏低，大量GDP不能变成消费者的购买力，导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消费占GDP比重持续下降。
2、微观经济学视角下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
微观经济视角下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称新理论视角下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就是亚当？斯密理论角度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其核心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微观经济学的经济增长模型。亚当·斯密200年前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关注的是财富创造，即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全员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升；全员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升主要依靠技术进步，依靠创新来实现；而技术进步和创新又靠什么来实现，主要依靠社会分工和专业化，即社会分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高，那么社会技术水平越高、创新能力越强；分工和专业化又靠什么，主要依靠市场规模（包括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并保持内外需市场的平衡），市场规模越大，社会分工越细、专业化水平越高，最终通过全员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升来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财富的积累。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其主要原因是充分利用了市场，尤其是充分利用了国际市场。中国在充分利用市场范围扩大的同时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不断提高专业化水平，通过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以推动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的提升，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的“中国制造”产品，由此创造了世人瞩目的“中国奇迹”。但是中国对国内市场的开发和利用是不充分的，随着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在国际市场逐步萎缩的状况下，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未来中国经济如何保持可持续增长，重点应该是如何有效开发国内市场和继续开辟新的国际市场，使内外需市场结构趋向平衡，这是未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点和核心。
（2）微观经济学经济增长实现路径。下面就亚当·斯密理论视角的国内市场开发实现路径进行阐述。首先分析需求。从亚当·斯密经济理论角度分析，国内市场需求的产生和市场开辟，依靠的主体是企业，只有通过企业的技术创新，才能开发出新产品进而进一步创造新的市场需求（即经济学理论通常所讲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刺激消费需求的产生和市场范围的扩大），如联想的乐Phone，苹果公司生产的IPAD新产品。而企业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的内在动力，主要靠市场激励机制的形成；而激励机制形成的前提必须是科斯经济学的产权制度（产权制度的核心是产权明晰），只有产权明晰了并且得到法律的安全保障，企业的创新才有回报，企业才有动力去进行创新、去开发新产品，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实现真正的转变。基于亚当·斯密的市场需求理论的结论是要扩大市场需求和规模，必须要依据科斯的产权理论来建立、健全市场激励机制以调动企业技术创新动力，确保创新得到应有回报。其次分析投资。从亚当？斯密经济学理论视角分析的投资是为了获得未来的收益，投资是现在的事而收益是未来的事，未来有许多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则是经济学上所讲的风险。因此，企业放弃今天的消费进行投资，从机会成本分析则意味着企业放弃今天消费所能带给它的最大效用，显然企业放弃眼前消费而冒着风险进行投资，是为了通过投资效率的提升，以获取未来更多的收益，如果不能提升效率，那么投资不仅没有任何意义，反而还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浪费，因而只有具有效率的投资才是可行的，企业具有效率的投资既能为社会创造需求又能最终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率水平。同时亚当·斯密经济学理论还指出经济社会投资的主体是企业，不是政府，政府投资往往是低效率的并以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为代价，因而要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必须要减少政府投资，充分调动企业投资积极性。
（3）微观经济学的经济转轨。依据亚当？斯密经济学理论，经济社会经济转轨问题的基本思维定式是，经济社会的经济转型能否成功实现，其关键是能否充分发挥企业家的主导作用，尤其是民营企业家的作用（即使企业家根据他的经验，依据他敏锐的思维判断，依据他对市场信息灵敏的嗅觉去研究和开拓每一个市场，去发现每一个未被满足的需求，并通过企业技术创新去创造更多新的需求和培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通过扩大市场规模去创造更多的GDP），并非依靠政府经济政策干预；要充分调动企业家积极性，必须在全社会形成一个良好的创业环境和创业氛围，而良好的创业环境和创业氛围的形成，至少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培育：一方面降低国有经济比重。其关键在于将更多的国有资产真正变成老百姓手里的股份，变成他们的资产性收入。如此同时，大幅提高国有企业上交国家利润的比例，真正做到既“善其身”又“善天下”；另一方面健全和完善产权制度，注重私有财产的保护和合法性。只有私有财产得到合理、合法的保护，才能促使企业家有动力、有精力去进行技术创新，去开拓每一个未被满足的市场，从而为社会创造更多的需求和更多的GDP，而不至于由于缺乏安全感，当财富创造达到一定程度后，就思考如何转移财物，如何脱离实体经济。
三、结论分析
通过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理论视角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比较研究，可以引发我们脱离传统的思维定式，以全新的理论视角重新界定思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内涵，通过体制和制度创新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良好创业环境，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扎实成效。主要结论如下。
1、不能用解决短期经济问题的方法去解决长期经济问题
两种理论比较分析的结论是：凯恩斯经济学理论解决的是短期经济增长问题，亚当·斯密经济学理论解决的是长期经济增长问题。经济学上所讲的短期经济问题主要指由于经济周期性波动而导致经济的不稳定性增长；由于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所导致的经济大起大落等，这些短期经济问题的出现，凯恩斯经济学理论解释是市场运行出现偏差，市场会失灵，这时依靠市场本身“纠错”是不可能的，只能借助政府的力量，通过政府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尤其是经济手段对市场实行干预来实现。如当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时引致需求不足、失业增加、经济萎缩现象出现时，可以遵循“逆向调节”原则，依靠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刺激需求，进而刺激经济的增长，反之。长期以来，我们在经济理论认识上的重大误区，在于用亚当·斯密的短期经济政策去解决长期经济问题，导致经济内部的深层次矛盾不断激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举步维艰。现阶段中国经济关注焦点应从短期的经济增长转向长期的经济增长，从关注经济的数量扩张转向经济质量的提升，因而必须暂时告别凯恩斯理论回归亚当·斯密经济理论（即回归市场，市场运行会出现偏错，但市场运行本身就是一个试错和纠错的过程），这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否取得扎实成效的关键。
2、不能用解决宏观经济问题的方法去解决微观经济问题
两种理论比较分析的结论：凯恩斯经济学理论解决的经济问题属于宏观经济学范畴，即从整个国家视角关注经济的增长和财富的积累。其理论核心是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根本转变，在路径上可以借助国家经济政策的外力来推动，无需通过深层次的制度和体制创新的内在动力来实现。如政府实施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通过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扩大中产阶级比重等措施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实现内外需市场的平衡；如政府增加财政支出，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等措施刺激国内消费需求；如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刺激投资需求等。这种实现路径的负面效应：一方面虽然能使经济保持快速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是以资源和能源的巨大消耗和浪费、以环境和生态的巨大破坏为代价；另一方面这种经济增长以经济结构的巨大失衡为支撑。因而这种增长方式不具有可持续性。现阶段中国经济要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必须要暂时告别凯恩斯经济学理论，回归亚当·斯密经济学理论，用微观经济学问题的方法解决微观经济问题；由侧重政府宏观调控转向关注制度和体制创新。
微观经济学范畴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实证化和专门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证伪主义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发展的边缘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现实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补充、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等趋势强化，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以及政府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得到共同重视。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十大趋势。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微观经济学范畴范文第5篇
关键词：特色财经院校；综合性大学；普通财经院校；教学方法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1年江苏省高等教育教改研究课题一般项目《特色财经院校经济类课程教学方法创新与探索――基于与综合性大学、普通财经院校的比较研究》（146号）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在当前经济类专业的教学中，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证券投资学、公司金融、国际贸易、财政学等经济类课程构成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核心课程，其教学也一直是国内外财经类高校教学的重点与难点。为便于分析，本文着重以西方经济学课程为例进行研究。
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高等教育无论是在规模还是质量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经济学和经济学教育也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然而，笔者认为，在肯定成绩的同时，经济学教育中一直存在或新暴露出的困境和问题更值得我们关注。作为经管类专业核心基础课程的经济类课程，在我国大学中总体教学效果不佳，截至目前，“教师感觉很难教、教不好；学生感觉很难学、学不好”的现状或问题未得到根本性的扭转。在笔者的视野中，现有关于经济类课程的研究主要偏向问题式的罗列和宏观层面的困境分析，而相对具体的和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论和路径研究较为鲜见，对特色财经院校（如南京审计学院等）的专门性研究以及有关特色财经高校、与综合性大学（如南京大学等）、普通财经院校（如中央财经大学等）教学方法的比较研究更为缺乏。
基于此，本文结合近年来自身的西方经济学教研实践经验与体会，重点结合教师与学生两个主体的特征，尝试以综合性大学、普通财经院校和特色财经院校三类高校为研究个案，着重对特色财经院校经济类课程教学方法进行探索；同时，结合当前特色财经院校建设所面临的“新形势”、“新背景”，以及特色财经院校人才培养的“新目标”，研究面对“新受众”、“新主体”，教师该如何设计、开发、甄别与选择“新方法”以及相应教学方法评价体系与反馈机制的构建等问题进行探讨与研究。在教学方法创新与评价体系构建的过程中，不仅将重点凸显特色财经院校经济学课程教学方法与综合性大学的区别，还将聚焦其与普通财经院校课程教学方法的共性与差异性特征研究。
二、特色财经院校、综合性大学与普通财经院校经济类课程教学比较
（一）共性特征。从我国目前的特色财经院校、综合性大学与普通财经院校经济类课程教学过程现状来看，如西方经济学课程，具有以下共性特征：
首先，教材使用上基本相同。特色财经院校、综合性大学、普通财经院校在西方经济学课程教材的选用上较以往有所变化，目前已基本选用相同的教材。一方面是由于教育主管部门近年来的教育教学改革所推进，尤其是向全国高等学校推荐该类课程的精品教材；另一方面特色财经院校与普通财经院校的快速发展与质量稳步提升也推动了在教材使用上的共性特征。当然，也有其他方面的诱因，比如特色财经院校与普通财经院校为了尽可能地缩小与综合性大学的差距，提升教学质量最为快捷的方式是先在教材使用上实现统一。再如，特色财经院校与普通财经院校为了提升学生能够考取综合性大学研究生的概率，进而有动力选取统一的教材。
其次，教学体系上差异不大。结合笔者的教学实践以及与不同类学校间同行的交流，发现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体系的设置上也基本相同。比如，对微观经济学而言，一般是先从西方经济学课程的全貌介绍来让学生有个概览；接着通过供求理论引出课程核心理论――一只看不见的手“市场之手”，尤其强调“价格机制”的调节，随后将价格理论作为课程体系的主线；然后进入微观经济学的两大微观主体之一，即居民或家庭的消费行为理论的介绍；紧接着，从“生产论”、“成本论”开始介绍另一大微观主体――企业的供给行为决策过程，同样是阐释前面供给理论中厂商在既定价格水平下生产者均衡的微观决策过程。在此基础上，连接两大微观主体的纽带是什么呢？显然是市场，之后即围绕完全竞争、完全垄断、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四种市场类型展开对市场行为包括商品与要素市场需求与供给的介绍。在上述无论是商品还是要素市场研究中，采用的均是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即单纯研究商品市场或生产要素市场，而现实中这两大市场显然紧密相连，随后引入一般均衡研究方法，主要探讨在市场体系中是否存在一般均衡？如若存在，是否存在经济效率？后一问题带着学生进入福利经济学的学习范畴。最后，市场显然不是万能的，存在多种“市场失灵”的情形，这就决定了微观经济干预的必要性。
再次，三类高校面临的大环境也基本相同。一方面三类高校均处于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大众化的新形势、新背景之下；另一方面新受众、新主体也逐渐成为三类高校面临的新特征与新问题，主要是高等教育的主体，不仅包括“90后”新的大学生受众，还包括越来越多新的教育工作者与教师队伍，即“70后”、“80后”这一主体的加入，新主体的加入给高校教育教学提出了新要求，对于三类高校经济类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创新也不例外。
（二）差异化比较
1、课程教学深度的差异化。由于特色财经院校、综合性大学与普通财经院校学生主体在层次上的差异以及人才培养目标的诉求不同，综合性大学适合在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的深度上进行深挖，尤其是对重点和难点内容进行较大程度的研究式教学，学生不仅不觉得枯燥或任务过于艰巨，相反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会得到提高，而且掌握了利用经济学基本原理分析现实问题的方法，尤其是拓展了分析问题的思维、视角，提升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特色财经院校与普通财经院校在西方经济学课程深度上应与综合性大学有所区分，而不能过度地在深度上与综合性大学竞争。具体来说，综合性大学在微观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对企业的介绍部分，可以引导或要求学生掌握究竟什么是企业或如何认识企业的性质？企业的边界又是由什么来决定？而特色财经院校与普通财经高校则基本采用直接引入企业，向学生介绍企业的类型与企业的特征等。
2、课程教学特色的差异化。我国特色财经院校显然与综合性大学在综合实力上有较大的差距，实质上普通财经高校也是如此，那么如何实现与综合性大学、普通财经高效的差异化竞争，尤为关键。笔者认为，特色财经院校需要结合自身的主要特色或品牌专业，如南京审计学院应该重点依托支撑近年来学校迅猛发展与质量显著提升的大审计平台，发挥审计行业的比较优势，将经济类课程的教学与审计相结合，既可以全力和全身心打造和巩固审计的专业特色与品牌，又可以强化对经济类课程的理论把握与拓展经济理论课程（如西方经济学）在实践中的应用。而对于综合性大学而言，课程讲授过程中的广度与深度方面显然构成其主要特色。
3、教学方法方式的差异化。尽管近年来特色财经院校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然而其综合实力与综合性大学仍不在同一起跑线上，论办学历史与底蕴也有一定的差距，这就决定了如何提升与确保特色财经人才的培养质量成为了关键。笔者认为，特色财经院校经济类课程的教育教学则构成了人才培养质量提升与人才培养目标实现的重中之重，教学方法方式上的创新则是培育特色财经高校人才的核心路径。笔者认为，在深度与广度上无法与综合性大学形成竞争的情况下，特色财经高校可以将自身的特色专业与特色品牌优势与课程教学相结合，抓住学生对特色专业的浓厚兴趣，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将对专业的这种兴趣转化为对经济类课程的兴趣，采用多方法的融合，如换位思考教学（教师与学生身份的互换，了解学生的需求与学习特点、难点所在）、批判与内容创新式教学（对教材内容错误的纠正以及学界众多观点的批评与商榷，引导学生进行一定的创新）、研究式教学（侧重激发学生对学术研究的兴趣）、兴趣式教学（特色专业兴趣与课程学习兴趣的结合）、实验教学法（通过有趣的经济学实验，让学生成为经济实验主体进而身临其境，使得复杂的经济理论变得更为浅显易懂并让学生深刻掌握）等方面。值得说明的是，综合性大学、特色财经高校与普通财经高校在方法上的选取与甄别上有所差异。具体来说，尽管三类学校在教学方法的选取与使用上有交叉，但综合性高校一般偏向研究式教学、专题式教学的选用，批判与内容创新式的教学也构成其重要内容；然而，对于特色财经高校来讲，一方面研究式教学或批判与内容创新的教学方法构成其主导性方法，而另一方面应用性较强的方法理应构成教学方法创新与改革的重点，比如兴趣式教学法、实验教学法等。这里有学者会针对这种教学法提出如何与高职类、专科院校相区别的疑问。笔者认为，尽管与其有应用的共同特征，然而其一方面要在理论深度上有一定差异；另一方面要在利用经济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上形成特色财经院校的比较优势。在这一系列方法的综合应用中，特色财经院校与普通财经院校的显著差异在于巧妙地将自身的特色专业优势与品牌优势应用于经济类课程教学的全过程中去，显然对于特色财经院校的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西方经济学课程为例，针对特色财经院校、综合性大学与普通财经院校经济类课程教学方面尤其是教学方法层面进行了共性与差异化的比较，笔者偏向认为特色财经院校应注重多方法的融合，重点强化经济类课程教学方法上的创新、探索与自身“特色”的结合，发挥二者的协同效应；综合性大学在教学方法的选取上需重点聚焦于课程广度与深度上的结合，尤其要注意不宜广泛的铺摊子，应该通过研究式教学、专题式教学等方法在深度上进行挖掘。而普通财经高校与特色财经院校除了特色上的差异化之外，具有一定意义上的共性特征。然而，从长远来看，普通财经高校也需要在自身应用财经类人才比较优势的凝练方面做文章。
（作者单位：南京审计学院经济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宏观部分第五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刘友金等.地方综合性大学经管类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定位[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09.1.
微观经济学范畴范文第6篇
论文摘要：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基础课程，教学过程中，各高校普遍偏重于理论教学而忽视课程实践教学，课程实践教学是理论知识深度拓展的重要环节，也是培养高校学生应用能力的重要途径；本文对西方经济学课程实践的瓶颈及创新模式进行探索，以提高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效果。
一、西方经济学课程实践教学的意义
西方经济学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是我国高校财经类专业核心课程之一，也是管理类基础课。其教学目的是要让学生掌握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能够在实践中能对经济学原理灵活运用，提高学生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而课程实践是培这一能力的有效手段。
1、西方经济学课程实践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需要。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基础理论学科，教学内容中有大量抽象的经济学概念、图形和数学推导的公式，由于学生接触社会比较少，对这些抽象的概念难以接受，大多数同学出现听不懂，学习吃力并失去兴趣。通过课程实践教学，可以提高一些知识点的感性认识，加深对相关概念的深刻理解，也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经济热点问题，从而激发学生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兴趣，加深对经济学概念和原理的理解。因此，课程实践教学对西方经济学教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西方经济学课程实践是加深学生对经济学理论理解的需要。
西方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的范畴，其微观经济学中的价格理论、消费理论、生产理论、成本理论以及市场理论，均与现实密切相关；宏观经济学中国民收入核算理论、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总供给总需求理论、通货膨胀理论以及经济增长理论也与生活生产的实践活动紧密相关，要学生学好并熟练掌握这些理论，必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西方经济学的课程实践教学可以将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内容在教学过程中实现有机地结合，大大增强了教学内容的直观性，对提高该课程的教学效果具有重要影响。
3、西方经济学课程实践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需要。
西方经济学的课程实践不但可以激发学生对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热情，加深学生对经济学理论理解，而且也可以通过课程的实践培养学生创新能力。课程实践实际上就是要强化学生主动参与教学过程，积极把握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使学生能独立获取知识和独立思考，帮助学生养成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造习惯。只有通过课程实践，才能是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得到提高，自我创新能力得以培养。
二、西方经济学课程实践教学的制约因素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基础学科，其课程实践教学开展较为缓慢，许多高校依然滞留在理论教学层面上，究其原因，主要受到四方面因素的制约。
1、观念上轻视课程实践教学。
长期以来，一些高校对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存在一种误区，一直采用纯理论教学模式，认为西方经济学的诸多原理可以通过图表和公式推导实现对经济理论的理解，主观认识上，对西方经济学课程实践教学重视不够，各高校普遍存在对课程实践弱化现象，导致教学计划上未安排相关实践课时，即便少数学校在教学计划安排了西方经济学实践课时，实践课时也很少。这种主观上轻视课程实践教学，导致西方经济学课程实践环节难以开展。
2、课程实践教学实施途经难。
虽然高校面对人才培养新形势要求，不断优化了专业课程体系，突出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但西方经济学课程实践教学依然存在难以实施。其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其一，没有适合西方经济学的实践软件，与其他专业课程比较而言，缺乏实践的平台，无法实现实验室教学；其二，西方经济学多位合班课程，并且同一学期多个专业同时开课，人数之多给课程实践带来难度；其三，理论教学课时与课程实践课时冲突，难以合理安排课程实践。
3、缺少课程实践环节的设计目标。
西方经济学课程涉及抽象概念多、公式多、理论多，综合性强，涉及的知识面宽，其实践环节的设计比较复杂，而且难度也较大。目前，高校的西方经济学教学计划中，还没有形成优化的课程实践方案，实践环节和活动的具体目标没有落实到实处，实践教学内容还没有细化的各章节，这给课程实践教学的实施带来一定的难度。
三、西方经济学课程实践教学实现的模式
西方经济学的课程实践教学，是对传统的教学方法的补充而非替代，不是所有的课程内容都可以做实践的，理论教学与课程实践是相辅相成。有关实践的模式研究有很多，纵观以往的研究，西方经济学课程实践教学可以采用三种模式实现：
1、课程的认识实践。根据教学计划要求，相关章节内容安排学生认识实践，比如，价格理论、生产理论、市场理论等章节中，可以安排学生到社会实践中了解一些产品价格水平，了解企业生产状况、成本状况以及销售状况，通过认识实习增加感性认识，培养学生学习热情。认识过程在课外进行，在教师指导下完成，总结交流在课堂进行。
2、课程的调查实践。调查实践是对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些原理深度理解的过程，教师依据课程大纲要求，规定内容，学生分组开展相关内容的调查研究，例如，学生可以对居民消费结构变化，地方GDP的构成及增长趋势、通货膨胀效应等进行调查分析，切实做到西方经济学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通过调查分析提高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调查过程在课外进行，交流安排在课堂进行。
3、课程的研究性实践。研究性实践教学是将西方经济学中的研究的思想、理论、方法和取得的新进展引入教学活动，是对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综合运用的过程，通过教师命题或学生自主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分组专题研究。例如，对财政货币政策对经济结构转型影响，房产税对房价的影响，以及经济增长方式持续性的专题研究等。研究性实践安排在课外进行，研讨在课堂进行。研究性教学模式，不仅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而且还有利于培养培养学生团队合作精神与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1]李秀芳，涂宇清，华钧，秦海英：研究型大学经济学实验教学体系的建设探讨，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11.3
微观经济学范畴范文第7篇
在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众多经济学思想流派中，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关键词：
经济非均衡 二次调节 所有制改革 转型发展 道德调节
引 言
在中国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以渐进式制度变迁为特征的市场化进程中，歧见纷纭的经济学家们以其各自的知识背景和社会立场为我们展示了丰富精彩的经济改革理论，形成了众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经济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中最为繁荣活跃的领域。这些思想，映射着中国的经济学者在深刻反省传统经济体制和理论范式的基础上所经历的艰辛而勇敢的探索轨迹，携带着鲜明的时代转折的印记；尽管这些思想家们也许并未形成缜密而成熟的理论体系，然而他们独特的理论进路和富有创新色彩的思想必将在经济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视的篇章。事实上，中国经济学家在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比较经济体制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如何对中国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极具民族特色的变迁路径进行合乎逻辑的理论阐释，如何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寻求和选择一种社会成本最低的推进战略，一直是中国经济学家们试图解决的两大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论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上迥然相异的思想派别。其中有以强调价格体系的全面改革从而建立竞争性市场机制为理论核心的“协调改革派”，有从中国非均衡的经济现实出发、强调企业改革优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观管理体制作为研究重心、把转换政府职能作为改革中心环节的“宏观改革优先派”，有以稳健见长的、主张把双重体制模式的转换和双重发展模式的转换相互衔接有机协调的“宽松学派”，有以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两权分离理论为其理论基础的“经营权主导改革派”，有将如何明晰企业产权作为研究重点、主张通过产权制度变革改造传统体制、重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需要的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派”，有借鉴西方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工具和范畴、从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视角来研究改革的“制度学派”，不一而足。这些极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论经历了学术上的激烈纷争和与现实经济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选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论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论却日渐被中国改革的实践所证实和接纳，从而奠定了它们在经济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厉以宁先生著述宏富，视野开阔，在许多领域都进行了富于独创性的研究，要对他的经济思想进行一番科学梳理并进行恰当中肯的评价，殊非易事。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
一般均衡理论自1874年瓦尔拉《纯粹经济学要义或社会财富理论》发表以来，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到20世纪的50年代，阿罗和德布鲁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现代化阐释工作。一般均衡理论所要回答的，一是经济均衡的存在及其稳定性，二是经济系统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以及经济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状态的相互关系。一般均衡的哲学基础是相信自由竟争的市场机制是一个精巧的装置，经济主体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和效用最大化行为使得市场自动产生供求的均衡，分散决策的市场行为下面存在着一般均衡结构，均衡价格把市场秩序强加于可能发生的市场紊乱之上。这种以理想主义的完善的市场结构和灵敏的价格体系为基本假设前提的均衡理论是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起点。而非均衡理论在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学假设逐渐得到了主流学派的关注和认同，非充分就业均衡和市场缺欠作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常识被人们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罗沃（Clower）和莱荣霍夫德（Leijonhufvud）有关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的研究开创了现代非均衡理论的新时期，并产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罗沃、莱荣霍夫德、巴罗（Barro）和格罗斯曼（Grossman）等人为先驱的非均衡学派，此后的经济学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论从单一的市场经济领域扩大到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领域，贝纳西(Banassy)的非瓦尔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计划经济非均衡理论对社会主义经济研究都有深远的影响。与西方经济学中非均衡理论发展演变的轨迹相似，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研究中，以巴罗内和兰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一般均衡理论出发，主张中央计划当局借助“试错法”达到模拟市场的目的，形成均衡价格，以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合理配置，这种乌托邦式的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现实运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偏离瓦尔拉均衡状态的非均衡经济，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Kornai）甚至认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经济体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经济学》和《反均衡》中，他认为短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正常状态，并从这个观念出发试图建立以说明现实社会主义经济机制为基本内容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他的开创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经济学》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对处于深刻变革之中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家的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微观经济学范畴范文第8篇
一、宏观和微观
经济分析中区分宏观和微观,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微观经济学研究企业和个人等个别经济单位的行为,宏观经济学则着眼于对经济总量和经济整体行为的研究。这是一般的经济学道理,但对于宏观调控而言,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微观上合理的行为宏观上可能并不合理,微观形势好并不意味着宏观形势也好。在传统计划经济下,宏观与微观混淆,闭经济调控包罗万象,既涵盖了宏观层面,也囊括了微观活动,实践证明是不合理、不成功的。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需要把握好宏观与微观的区别,在经济分析和宏观调控中尤其需要有宏观眼光。
首先,要把宏观调控主体与微观经济主体区别开来。企业和个人属于微观,中央政府属于宏观,这是没有疑义的。关键在于明确,地方(包括省一级)和行业都不是宏观,即使广东的GDP总量已达到3000亿美元,新疆的国土面积有165万平方公里,均超过许多小国,但从整个国家的角度讲都是局部或微观,只有国家或国民经济才是宏观。因此,一些地方讲要加强宏观调控,这种说法其实是不合适不准确的,尤其不宜简单地从一个省或一个地区的范围出发自求总量平衡,如钢铁消费大省为了生产与消费平衡而不顾条件大上钢铁厂,原料生产大省为了平衡上下游产业而不顾条件大上加工厂。可以说,宏观调控是中央的独有职责,地方、行业、企业只是从局部的、微观的、个体的角度来服从和执行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
其次,要把对经济形势的宏观判断与千差万别的微观状况区别开来。投资方面的例子很典型。目前中国投资增长出现了明显的区域分化现象,在经历了过去的投资后,目前东部沿海一些地区的投资增长有心无力,如上海、浙江、广东等地的投资增幅只有10%左右,而中西部一些地区的投资增长则异军突起,近几年内蒙古、吉林和安徽的投资增幅先后达到50%甚至更高。对投资形势的判断自然会存在较大差异,一些沿海地区可能会说自己的投资增幅很低,没必要调控,而一些中西部地区可能会说自己的基数很低,也不应当调控。这种情况下,宏观调控固然需要考虑微观主体的不同情况,但更应当避免在差别很大的微观情况面前举棋不定、无所适从,更应当坚持从宏观的、全国的角度清醒看待投资形势,正确做出调控决策。
最后,要把宏观上的利弊得失与微观上的利弊得失区别开来。近年来中国经济运行的一个新现象是,钢铁、有色金属等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产品不仅在国内有很大的市场,而且在国外也找到了新的“广阔”市场。在2006年生产和出口大幅增长的基础上,2007年以来继续呈现生产和出口大量增加的趋势。从钢铁等企业和行业自身看,似乎存在一个良性循环:从扩大投资开始—首先扩大生产能力—然后扩大生产—在国内市场容量不足时扩大出口—扩大外汇收入和利润—然后再扩大投资和生产。但从国民经济的角度看,钢铁等“两高一资”产品不断扩大规模实际上导致一个恶性循环:这些行业过度扩张投资推动整个投资增长过快—这些行业扩大生产和出口推动经济增长过快—加重国内能耗和污染—助长贸易顺差过大和流动性过剩—形成资源性产品过度依赖进口的局面。这是微观上合理、宏观上不合理的一个典型案例。可见,区别宏观和微观对于判断形势和宏观调控的意义非同小可。
二、供给和需求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曾引用一句名言:你甚至可以使鹦鹉成为一个博学的政治经济学者——它所必须学的就是“供给”和“需求”这两个名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任何经济问题的认识和解决恐怕都离不开供给和需求。房地产市场也不例外。近年来政府对调控房地产市场已经采取了诸多措施,其力度之大、频度之高,是少见的,其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要稳定住房价格,二是要优化住房供给结构,增加价位低的普通商品住房,但这两个目标都还没有很好实现,与广大居民的愿望和要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其实,促进房地产市场均衡和价格稳定,从最基本的方面看,无非是扩大供给和调节需求两条,这是极简单的原理。分开来看,由于土地资源的稀缺和硬约束,决定了住房供给必然是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这种情况下,住房供给结构状况就十分关键。既然市场力量驱动大户型、高价位住房供给,抑制小户型、低价位住房供应,而很大一部分居民的需求是小户型、低价位住房,表明在住房市场上存在比较明显的市场失灵,政府应当填补这一空白,但实际上政府长期缺位。
从住房需求看,可以分为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投机需求三类。本来应当在首先满足当地居民的住房消费需求之后,再逐步满足投资和投机需求,但实际情况却是在各地政府的利益驱使之下,三类需求同时膨胀,导致投资需求和投机需求挤占了消费需求,并大大抬高了消费需求的成本。同时应看到,在购房需求之外,还有大量的租房需求,但当初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方案要求所有居民都要买房,没有为住房租赁市场留下足够的空间,也造成了供给与需求之间的错位。据此,理顺住房供给和需求关系的政策趋向是:在供给上,明确要求各地政府在一定时期内重新成为中低价位住房的直接和间接提供者,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以弥补市场失灵;明确实行租售并举的方针,大力发展房屋租赁市场,最终可能会形成租房与购房比例大体相当的市场格局。在需求上,优先保障真实消费需求,严格限制投资需求,坚决遏制投机需求。在住房供给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合理调节需求是关键。如果不限制不合理需求,如果需求是个无底洞,那么住房价格永远不可能得到有效抑制。总之,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问题,理解供给与需求是一把总钥匙。
三、总量与结构
经济中的总量问题和结构问题,各有其独立性,也存在相互联系。总量矛盾的发生,往往伴随着结构问题,甚至在本质上是由结构问题引发,因此,解决总量矛盾的关键常常在于调整结构。
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过去30年出现的几次经济总量过热,多数是由投资膨胀引起的,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失调和总量矛盾的显现同时并存。1993年出现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投资增长61.8%,投资率从1991年的34.8%上升到1993年的42.6%,达到一个历史高峰;消费率则从62.4%下降到59.3%。前几年中国出现经济增长“偏快”,同样由于投资增长过快引起,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更趋失衡。2003年投资增长27.7%,投资率从2000年的35.3%上升到2004年的43.2%,达到另一个历史高峰;消费率则从2000年的62.3%下降到2005年的51.9%。
另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例子是,2006年在节能减排上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结果有些令人沮丧,没有完成年度节能减排的目标任务,关键在于产业结构“恶化”。当前中国产业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缩减的份额,不是由第三产业所填补,而是由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所填补,在工业中重工业的增长速度更是遥遥领先。2001年到2006年,GDP中第一产业所占比例从14.1%降低到11.8%,降低了2.3个百分点,同期第二产业的比例由45.2%提高到48.7%,提高了3.5个百分点,其中工业比重提高了3.3个百分点。尤为突出的是,在工业中重工业比重从2001年的近63%上升到2006年的近70%。这一趋势在2007年一季度还在加快发展。
另外,重工业是主要的能源消耗者和主要的污染排放者,重工业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成倍于轻工业和服务业。在2006年全国电力消费中,工业用电占75.5%,其中重工业占60%。重工业单位产出(增加值)的电力消耗约为0.28千瓦时/元,大约是轻工业的近2倍,农业和第三产业的8倍。结果是,即使轻、重工业自身由于技术进步和管理严格而使能耗和排污水平下降,但由于重工业比重上升,从国民经济的角度看,能耗和排污水平难以明显下降。换言之,各产业自身的能耗和排污水平下降的影响,抵不过产业结构重型化所产生的能耗和排污水平上升的影响,这叫做胳膊扭不过大腿。如果2007年和今后几年产业结构继续呈现重型化趋势,那么完成“十一五”时期的节能减排任务也将是极其困难的。因此不难理解,中国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既调总量、也调结构,并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
四、流量与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