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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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范文第1篇

    关键词：商品经济 市场经济 计划经济 宏观调控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十几年的讨论和探索，终于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也是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然而，伴随着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现了另一种思想倾向，即全盘、彻底地否定“计划经济”，一时间对“计划经济”的口诛笔伐铺天盖地，使国人误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发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大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发达不起来的“万恶之源”之势。结果是使“计划经济”声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计划经济”还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才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才是中国的最终出路。有人甚至公开讲：“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上个世纪影响最深的一场“国际马拉松大赛”，其结果是经过70多年的激烈较量，以“计划经济”的失败而告终。对此，笔者以为：这种认识如果不是无知的话，就是与当初我们全盘、彻底地否定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一样，犯了同等程度的错误。为了澄清这些思想上的迷误，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以使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避免犯过去同样的教条主义错误，同时也使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这就是撰写本文的宗旨。

    一、市场经济的历史演进及其本质属性

    目前，在我国理论界对“市场经济”存在着多种解释，但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形式，这是主流认识；另一类是把其看成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了的一种经济运行形式。实际上这两种解释有内通之处。国外对“市场经济”的解释大体也有两种：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市场对商品生产实行调节的一种方式，也是个资源配置问题，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一种经济制度而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成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这是主流观点。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市场经济”及其本质属性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达了一种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们深思，这就是：“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 因此，只有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们对所研究的对象认识得更加清楚。

    自从人类诞生以后，就产生了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关系问题。这一关系的实质内容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向自然界“宣战”，通过劳动利用和改造自然资源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要采取什么形式进行，不少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都进行过考察和研究，而马克思的论述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阐述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发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2] 这段论述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轨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历史阶段。它们并不是? 梢匀我庋竦模??侨【鲇谌死喽宰匀唤绲娜鲜冻潭群透脑炷芰Γ?瓷??Φ姆⒄顾?健5鄙??Φ姆⒄故?值拖率保?死嘀荒芤揽俊叭说囊览倒叵怠崩凑绞ぷ匀唬??阕陨淼男枰??饩褪侨擞胱匀恢?涞摹白匀痪?谩笔逼冢坏鄙??Φ姆⒄钩鱿至松缁岱止ぃ??卑樗胬投?晒?辛耸S喽???接兄埔院螅?擞胱匀坏奈镏时浠还叵稻鸵??⒃凇耙晕锏囊览敌晕??〉娜说亩懒⑿浴毙问缴希?慈嗣峭ü?吧唐方换弧钡男问嚼词迪致?阕陨淼男枰??嬷?死嗌缁峋?没疃?男问揭簿徒?肓恕吧唐肪?谩狈⒄故逼冢坏鄙缁嵘??Φ母叨确⒄梗?股缁岵聘坏囊磺性慈?汲浞钟苛髦?螅?投??晌?死嗌?畹牡谝恍枰??接兄埔菜嬷??觯?鋈说玫饺?娣⒄梗?鞘比死嗌缁峋?没疃?问骄筒恍枰?ü?敖换弧钡男问嚼词迪郑?簿筒恍枰?凹壑怠辈迨制浼洌??且浴案骶∷?埽?葱璺峙洹钡男问嚼绰?阕陨淼男枰??佣??搿安?肪?谩钡姆⒄菇锥巍?/P> 

    可见，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每一阶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形态。正如马克思当年批判蒲鲁东时指出的：“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因此，“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3] 

    对“产品经济”形态的认识虽然并不是本文论述的主题，但有必要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发展阶段，或者说“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模式”，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这可从三个方面证明：第一，在历史上它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的基础上，作为商品经济的否定形式而提出来的，并且由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以试验的方式实行过。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并非“产品经济”形式本身的错误，而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否定“商品经济”的程度；第二，当代世界某些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足以证明，它们所实行的大量“福利”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现出“产品经济”形态的痕迹；第三，如果从分配的角度运用抽象法，来考察一个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不考虑它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说明：当其收入水平较低时，父母要以计量的形式对家庭成员进行消费品分配。而当收入水平较高以后，因为消费品的种类和数量可以得到不断补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计量的方式进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来满足家庭成员的需求。这一点已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证实。以小喻大，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商品经济”形态的发展终将被“产品经济”形态所代替，这在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史上只是个时间问题。

    社会客观经济形态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个由产生到成熟、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因而会体现出不同发展时期的阶段性。“商品经济”形式的发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纪的结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为标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后一阶段为“复杂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简单商品经济”也称为“小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培育时期，它的交换是以直接获得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是作为“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的夹缝之中，处于从属地位，“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4] 。“复杂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和发展时期，这时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再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为直接目的，并且成为社会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市场”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枢纽和中心环节，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纪末，开始有学者把这种“复杂商品经济”称之为“市场经济”。可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以后的一种成熟表现形式。图示如下：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第一，“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基础在生产力方面乃是社会分工引起的劳动社会化，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是生产资料归不同的经济主体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出现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经济是一种“自发”产生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以“市场”为核心、以市场机制为纽带来构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系统，通过市场把社会各个经济主体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网络结构。因此，一方面“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这种社会经济活动组织形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种运行机制，它依靠市场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市场机制，来推动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转，从而形成由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市场经济”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网络结构的社会经济活动系统。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设置，也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在商品经济阶段成熟起来以后的表现形式；作为经济运行机制，它表明“市场”成为商品经济运行的枢纽，是通过市场要素自发的有机运转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表现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不过，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一定的经济制度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因此，两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客观经济形式。对于客观经济形式，人们不能任意选择或否定，只能根据“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去认识它，揭示它的内在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二、“计划经济”的产生及其本质属性

    一种思想的出现，总是与客观事物的产生和发展相伴随，因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 “计划经济”同样如此，它绝不是凭空想象或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针对这种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资本主义（早期）市场经济“自发”运行所带来的问题和困难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组织的思想。最初它萌发于16世纪产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例如：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论述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生产状况是由社会领导机构根据“估定”的社会需要量进行生产，并且根据不同地区对某种产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济虚”地进行调节来满足各地的消费需求[6] 。这说明莫尔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思想萌芽。这一思想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摩莱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到18世纪，法国的巴贝夫对未来社会实行计划经济的思想则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们未来的制度将使一切都按计划来进行”，因而社会中“不再有盲目经营的危险，不再有任意生产或生产过剩的危险”，并且论述了社会对劳动投入的有计划调节[7] 。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深化，不但继承和发展了这种“计划经济”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们所设计的实业制度中，第一次把“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来设置，并且对计划的制定、审查和实施过程进行了具体阐述。当然，这时的计划经济思想还不是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带有很强的主观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它对后人认识社会经济活动并“自觉”进行组织的问题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从分析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规律出发，批判地继承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有计划发展社会经济的思想，建立了科学的计划经济理论，并且把它与未来社会联系起来，指出这是未来社会经济形式的重要特征。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8] 恩格斯也曾表达过：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生产资料终将由社会占有，而那时“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并且比喻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 沼诒蝗鲜读说谋拘岳炊源?庵稚??Φ氖焙颍?缁岬纳??拚??刺?腿梦挥诎凑丈缁嶙芴搴兔扛龀稍钡男枰?陨???械纳缁岬挠屑苹?牡鹘凇！盵9] 从他们论述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社会经济活动是有规律的，它与自然规律一样，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第二，虽然社会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但人们可以认识它，自觉地利用它来人类服务；第三，当人们自觉地利用认识了的经济规律来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时，就是计划经济形式。虽然他们在这里并没有使用“计划经济”概念，但已包含这一思想，“计划调节”就是“计划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据此可知，马克思恩格斯的“计划经济”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一种经济形式。

    在此基础上,列宁对“计划经济”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经常的、自觉保持的比例性也许确实是计划性”[10] 。这被认为是对“计划经济”经典性的表述，很值得我们深思，它表明“计划经济”的内涵在本质上就是要经常的、自觉的保持社会各个生产部门发展的比例性。在如何才能做好计划经济工作问题上，列宁更是强调对计划“应该根据实际经验和更详细的研究来修正它”，否则“我们就会盲目行动”[11] 。他坚决反对用主观计划来代替实际工作，并且明确地告诫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官僚主义的空想’。不要追求这种空想”，如果把国家经济计划官僚主义化了，“这是莫大的危险”[12] 。这对我们重新认识和正确理解“计划经济”，为计划经济正名，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我们从经典作家对计划经济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所主张的“计划经济”是建立在符合客观实际，并且根据实际的变化不断修正和完善的、科学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为的是达到合理、充分地调节社会经济资源和发展社会经济的目的。这表明，计划经济应该建立在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并且反映经济规律的要求。因此“计划经济”是指：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社会（国家）从具体情况出发，预先拟定经济的发展方案，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地进行修正，从而对社会经济活动实行“自觉”的组织管理和调节，它是自觉运用经济规律的主观表达形式。这就不难看出，“计划经济”实际上就是依靠“社会的理智”通过事先的计划对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计划经济”＝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就是“计划经济”的表现形式，这应该是计划经济的本来含意。它与“市场经济”一样，既是一种经济制度，又表现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和自发的“市场经济’制度相对立，是自觉地按经济规律组织和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表现形式；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它表现为一只“看得见的手”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的调节和控制，以实现资源的合理、有效的开发和利用。

    内容提要：当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以后，出现了一种全盘否定“计划经济”的思潮。究竟应该如何认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经济理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本文从历史的角度论证了二者是“主客观”之间的关系，他们既存在着谁是第一性的问题，也存在着同一性的问题。科学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应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结果，这是计划经济思想的本意。所谓“宏观调控”实质上就是计划经济的表现形式。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范文第2篇

符码理论（code theory）是巴兹尔?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对语言、社会阶级、教育成就等进行研究所取得的重要成果，〔1〕为分析教育公平等问题提供了新视角。伯恩斯坦根据不同社会阶级的惯用语言差异，用限制型符码（restricted code）与精致型符码（elaborated code）两种不同的语言符码来分析语言与社会阶层、归属文化和家庭管理形态之间的关系，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即中产阶级倾向于使用“精致型符码”，劳工阶级则倾向于使用“限制型符码”。〔2〕

然而，基于伯恩斯坦符码理论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本研究尝试以伯恩斯坦的符码理论为指导，分析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幼儿在集体教学活动中的语言符码使用倾向，以深入探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幼儿语言符码使用的影响。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从江苏南京市省级公办示范性幼儿园和民办非示范性幼儿园中各随机抽取一所幼儿园（分别为A园和B园），并在两所幼儿?@各随机抽取1个大班，每班随机选择5次集体教学活动，共计10次集体教学活动，以此为研究素材。本研究从这共计10次集体教学活动中的师幼言语互动中获得A园幼儿使用的语句458句，B园幼儿使用的语句504句。

（二）数据收集与分析

1.幼儿语言符码

本研究具体记录的是在集体教学活动情境下，每一次师幼言语互动中幼儿对教师说的话以及互动发生的背景。记录方式为事件取样法，具体为：研究者对每一次师幼言语互动行为进行观察，观察结束后对互动行为发生的整个过程进行白描，包括参与言语互动的幼儿姓名、言语互动的内容和背景等，缩写后填写在预先设计的观察记录表格内。研究者在观察时同时使用录音设备作记录。观察结束后，将录音整理成详尽的文字稿，用于后续分析。

研究者根据王玉兰（2003）对限制型符码与精致型符码关键区别性特征作出的判定标准（见表1），对所收集整理的幼儿话语进行逐句判断，并将数据录入SPSS16.0进行统计分析。

在正式编码开始前，研究者对所收集整理的幼儿语料各随机选取30%，由两名研究人员分别进行独立编码，计算得出的评分者一致性系数k=0.85（p

2.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简称SES）用以衡量个体的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本，主要涉及父母的受教育水平、父母的职业和家庭收入等指标。

参考国内外相关资料，本研究采用自编问卷，调查幼儿父母的职业、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年收入，并转化为相应的等级得分。得分越高，意味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具体见表2。

二、研究结果

（一）幼儿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及语言符码类型的比较

方差分析显示，A园与B园幼儿在SES所有项目上的得分均存在显著差异，A园显著优于B园（见表3）。

由表4则可看出，A园幼儿运用精致型符码的频次和所占比率略高于B园。为消除互动频次的干扰，本研究计算了每个幼儿运用精致型符码频次与运用限制型符码频次的比值E/R，并进行统计分析。方差分析显示，A园与B园幼儿E/R存在显著差异（F〈1，43〉=7.956，p=0.007），A园幼儿E/R比值高于B园（1.447>0.596）。进一步的相关分析显示，A园幼儿SES得分与E/R比值无显著相关（r=0.019，p=0.930），B园幼儿SES得分与E/R比值显著相关（r=0.545，p=0.011）。

（二）幼儿精致型符码变式的各种特征及其出现比率比较

1.幼儿精致型符码变式的特征

伯恩斯坦认为，精致型符码变式包括语法层次与词汇层次的复杂剪辑，同时又指向普遍性意义。〔6〕语法、词汇、意义表达是精致型符码变式的三个主要特征。以下结合观察到的实例，说明幼儿精致型符码变式的这三个主要特征。

（1）语法特征

语法特征重点考察逻辑连词和修辞（例如反问、排比、比拟）的使用情况。

出现频次最多的逻辑连词是“因为”，此外还有少量的“但是”“如果”，组合关联词（如“因为……所以……”“虽然……但是……”等）未出现（见表5）。

修辞出现的都是比喻中的明喻（见表6）。

（2）词汇特征

词汇特征重点考察书面用语和专业名词这两类复杂层次词汇的使用情况。

书面用语出现频次不多，多数情况由教师提问所引发（见表7）。值得注意的是，B园幼儿未出现书面用语。

专业名词在科学活动中的出现频次比较高，在其他领域活动中出现频次相对较少（见表8）。但B园幼儿也未出现专业名词。

（3）意义表达特征

在意义表达特征中，研究者观察到出现最多的特征是“不确定”（见表9）。但在B园幼儿中未观察到。

2.幼儿精致型符码变式各种特征的出现比率

由表10可知，A园与B园幼儿精致型符码变式特征中，出现频次最多的都是“逻辑连词”，且所占比率很高。由此说明，这是幼儿精致型符码最主要的变式特征。

为进一步了解A、B两园幼儿精致型符码变式各种特征的出现情况，研究者比较了A、B两园幼儿精致型符码变式各种特征的出现频次的比率（见下图）。从图中可以看出，A园幼儿出现了五种精致型符码变式特征，而B园幼儿只出现两种。由此可见，相较于B园幼儿，A园幼儿精致型符码变式特征出现的频率更高，更丰富。方差分析显示，A园与B园幼儿精致型符码变式特征出现比率存在显著差异（F〈1，46〉=7.456，p=0.009），A园幼儿精致型符码变式特征出现比率显著高于B园幼儿。

三、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A园与B园幼儿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得分、精致型符码与限制型符码的使用比率上均存在显著差异，A园幼儿显著高于B园幼儿。此外，A园幼儿精致型符码变式特征出现的种类及其出现比率均显著高于B园幼儿。本研究尝试运用伯恩斯坦的教育社会学理论对此进行分析。

（一）教师：调节幼儿语言符码的使用

本研究显示，在SES得分和语言符码E/R比值上，A园与B园幼儿均存在显著差异，不过A园幼儿SES得分与E/R比值无显著相关，而B园幼儿两者显著相关。这可能是因为A园教师注意通过课程设置、师幼互动等方式对此进行调节，激发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得分较低的幼儿更多使用精致型符码，从而“削弱”了不同阶层幼儿的语言符码使用倾向差异。由此推测，高水平教师对幼儿不同类型语言符码的使用可以起到显著调节作用。〔7〕

（二）班级：“地位中心”与“个人中心”的协调

伯恩斯坦将家庭分为两类：强调成员家庭地位的“地位中心家庭”与强调成员个体独立属性的“个人中心家庭”。借鉴这一理论，本研究尝试将两所幼儿园的师幼互动分成两类，即强调客观规则的“地位中心班级”与强调主观表达的“个人中心班级”。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范文第3篇

摘 要 会计信息是国家、投资者、债权人及相关经济决策的依据，信息失真了，就会影响到正确的决策，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关系到社会经济秩序的建设，危害极大，本文从会计信息失真的概念及其分类开始，主要论述了会计核算中主观信息失真的表现形式，并找出会计核算中主观信息失真的成因，进一步针对成因提出治理会计信息失真的对策。

关键词 会计信息 会计信息失真

一、会计信息失真的概念及其分类

1.会计信息失真的概念

会计信息失真就是指企业由于受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使企业所提供的会计信息与实际不相符合并缺乏可用性,信息失真了，就会影响到正确的决策，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关系到社会经济秩序的建立，损害国家和社会公众的利益，危害极大；因此全社会和企业管理当局，应当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有效的措施，治理会计信息的失真，依法维护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2.会计信息失真的分类

根据目前会计信息失真的具体情况，会计信息失真可以分为宏观上的会计信息失真和主观上的会计信息失真[2]。宏观上的会计信息失真不是企业主观造成的，而是由于社会环境变化的不确定性及确认、计量在一定范围内的模糊性导致的信息失真；主观上的会计信息失真是目前会计信息失真的主要原因，它是企业主观上有意识行为直接造成的会计信息失真，而主观上的信息失真又进一步分为会计凭证失真、会计核算失真和会计报表失真，其中会计核算失真也是我所论述的中心议题。

二、会计核算中主观信息失真的表现形式

1.把成本核算作为企业利润的“调节器”

加强成本核算真实反映企业经营成果的重要环节，而少数企业从自身局部利益出发，置国家整体利益而不顾。如：某一企业在材料采购途中材料遭受了非正常的严重损失，按财务会计制度规定，是不能直接记入材料采购成本，也不能直接记入当期损益，但是这个企业却将非正常的严重损失直接记入材料的采购成本，从而提高了产品的成本，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达到其调整利润的目的。总之，企业采取与国家财务会计制度规定不一致的做法，在成本核算上作了手脚，从而使利润人为的增加或减少[3]。

2.企业为了漏税逃税，任意摊提费用，乱挤成本将“预提费用” 以及“待摊费用”等账户当作“藏盈纳亏”之所

3.私设“小金库”账外设账，大量现金在体外循环

为了达到公款吃喝玩乐的目的，有为数不少的单位都有私设“小金库”的现象，他们往往利用五花八门的假发票报了账，敷衍有关部门的检查，虚报冒令、贪污受贿的例子数不胜数，到头来害人害己，后患无穷[4]。

三、会计核算主观失真的成因

1.会计核算主观失真，一定程度上受企业外在的影响

（1）我们当前正处在财经体制改革阶段，会计准则、会计制度不尽完善，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由于我们经济成分比较复杂，改革中的新事物较多，加之会计具体准则又没有跟上，造成会计核算中的漏洞。（2）社会监督力度不够。我们正处在改革的初级阶段，受注册会计（审计）师的人员力量，业务素质等方面的制约，社会中介未能充分发挥客观公正的监督作用，过分顺从企业的要求，使做假账者有机可乘。（3）法制观念淡薄，执法不严。《会计法》、《两则》、《两制》等财经法规、制度对违反会计制度的问题的处理作了明确规定。而在实际工作中，财经法规、制度的到位率较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依然比较严重。

2.会计核算主观失真，一定程度上受企业内因的影响

（1）利益机制驱使会计信息失真。有些企业为了本企业的利益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如：私设“小金库”、账外设账等；有些单位认为预算外资金收入是本单位创收而来，不接受国家的统一管理，甚至将有些收入随意坐支，用于吃喝玩乐，挥霍浪费，损害了国家的整体利益。（2）企业内部经营管理不善，岗位责任不清。许多企业生产、供应、销售存储的原始记录、计量、确认都很薄弱。由于企业在管理上的弱化与混乱，使得会计核算信息失去可信度。企业财会管理意识淡薄，基础不牢，核算不实，责任不清，致使企业财产物资账实不符。（3）会计工作人员素质不高。有些会计人员在新旧会计制度转换过程中，俯视观念和知识更新，业务技术不精，导致核算结果与规定的口径产生偏差。

四、治理会计核算主观失真的对策

会计信息失真，已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是国民经济发展道路上的一大障碍。败坏了党风、腐蚀了干部。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反腐倡廉，改善社会主义风气，维护会计工作在经济管理中的地位，维护财经法律法规的权威必须对会计信息失真多管齐下，综合治理。

1.以科学发展观统领会计工作，贯彻落实《会计法》

科学的发展观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会计管理工作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原理。牢固树立并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既是解决当前会计工作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迫切需要，也是进一步贯彻落实《会计法》的迫切需求。财政部门应从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出发，充分认识贯彻落实《会计法》的重要性，确保会计法制工作常抓不懈，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会计服务。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安全是法的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安全是民法和经济法的共同价值目标。本文通过对经济法与民法中关于经济安全理念的比较，以期对安全价值理念的研究方面提供新的思路。

在法学界，大多认为法律的基本价值包括秩序、自由、正义和效益，而安全价值的地位却没有得到同等的重视。人们一般只是把安全视为实现正义价值的一个相关因素，但事实上，安全始终是法律价值体系中不可缺少且不可替代的重要方面。

一、安全价值与经济安全理念的界定

（一）安全价值的界定

“安全”由“安”和“全”两个语素构成，“安全”一般有三层意思，即没有危险；不受威胁；不出事故。安全有两个方面:客观方面指外界的现状；主观方面指人们的心态。所以，安全是一种状态，是指一种主、客观一致的状态。应看到在这两方面中客观方面是我们研究的重点，因为只有客观方面的安全是可以通过法律规范进行调整的，是法律可以真正发挥其价值的。

在法的价值体系中，安全是一切法的首要价值和基础价值，其他基本价值都是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之上的。而且，安全是人们社会生活中最为基本的需求和保障，只有人们的安全得到了保障，才有可能使法的其他价值得到实现。在以往的研究中安全仅是被当作实现正义价值的一个相关因素，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法的安全价值有着与其他价值同等重要的地位和实现意义。

（二）经济安全理念的界定

经济安全已成为现代国家追求的一种基本秩序与正义，并上升为一种新型的安全观念。对经济安全含义的界定，在理论界主要存在三种观点：第一，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主权及基本经济秩序以及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利益或行为的保障程度及其受损害的可能性。”第二，认为“剩余权与经济安全权是经济法的特有范畴。宏观经济法的核心是对人们共同需要的经济安全权作出规定。”第三，认为“国家经济发展，经济利益处于不受外因和国际威胁的一种状态。”

笔者认为，对于经济安全理念的界定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第一，经济安全的范围，本人同意第一种观点，即包括国家经济的基本经济秩序和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相关保障；第二，经济安全的内容，主要是保障经济秩序与经济活动主体免受威胁、危险或危害的客观状态；第三，经济安全的范畴，要想实现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面的、实质的经济安全，需要所有相关的部门法共同作用进行维护和保障。而在各部门法中，最能直接、有效的保障经济安全的应当是民法和经济法，二者在宏观和微观对不同的经济安全的利益进行维护和保障，在经济安全方面处于核心地位。

二、民法和经济法安全理念的联系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经济安全的主体需要的是对其利益全面的、多层次的、直接有效的维护和保障，仅通过单个的部门法是不能起到预期的作用和效果的。而且，经济安全的保障范围包括国家的经济基本经济秩序和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相关保障，所以需要与社会经济关系联系最为密切的民法和经济法的共同作用。

在保障经济安全中具有核心地位的民法和经济法，对经济安全的保障体现为一种互补的关系。从调整范围上来说，由于民法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的不同，因此民法主要是维护个体经济安全，而经济法通过其具体的法律规范为国家的经济基本经济秩序实现起到有力的保障作用。从调整手段来看，民法由于其以个人利益为本位，主要通过意思自治对社会经济关系进行调整，但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仅靠市场的自发调整已经不能起到作用时，就需要经济法以社会利益为本位，运用国家的强制力对国家的整体经济安全进行维护和保障。

三、民法和经济法安全理念的区别

经济法与民法关于经济安全理念之间的区别也是不容忽视的，正是由于两者的区别，才使两者的互补成为可能。 转贴于

（一）在保障经济安全的原因上不同

由于民事主体的自利本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容易使得主体采取非理性、非正当的手段去获取利益。而民法保障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安全与财产安全，通过民法维护各个体经济安全就变得尤为必要。但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不断发展，一个社会不仅存在个体与个体的关系，而且在个体与社会整体之间也存在着某种必然联系。这种新的社会关系的出现，使民法的调整显得苍白无力，使传统的部门法体系出现了调整的“缺位”。因此，为了保障国家的基本经济秩序，需要经济法进行调整。

（二）在保障经济安全的内容上不同

郑玉波先生曾将民法的安全分为静态的安全和动态的安全，前者着眼于利益的享有，所以也称为“享有的安全”；后者主要着眼于利益的取得，所以也称为“交易的安全”。而经济法所追求的经济安全是国家整体经济秩序的经济安全，包括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在积极意义上，表现为保障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协调状态；在消极意义上，表现为抑制经济系统中不协调因素，控制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防止经济疲软、过热和动荡以及通货膨胀、经济危机等消极经济状态。”经济法的大部分内容都具有维护和保障国家整体经济安全的功能。

（三）在保障经济安全的实现方式上不同

保障经济安全的实现方面的不同，主要是由于民法与经济法的性质不同而导致的。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和财产关系，主要的价值理念是个人本位，设立的交易安全保障制度实际上是为具体的私人个体服务的。而经济法调整的是国家介入平等主体间的经济关系，主要的价值理念是社会本位，经济法保障的经济安全不仅涉及到私人个体，还涉及社会的整体安全。所以，经济法的经济安全的实现方式仅通过制度设计、当事人防范以及司法救济是不够的，还应通过国家的适度干预来实现其经济安全。

民法和经济法在保障经济安全方面都有自身的特点，通过以上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民法和经济法在保障经济安全方面都有自身的缺陷和空白点，只有民法和经济法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才能有效地实现个体经济安全和国家整体经济安全的和谐统一。

参考文献

[1]单飞跃．经济法理念与范畴的解析．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

[2]薛克鹏．经济法定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范文第5篇

关键词 职业教育；效用价值；规范价值

中图分类号 G719.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2）19—0005—05

一、规范价值与效用价值

哲学界对价值概念的研究主要有实体说、关系说、属性说（功能说）、指向说、观念说和规律说。价值哲学认为，价值是客体与主体之间的一种特定关系，价值来源于客体、取决于主体、产生于实践[1]。关于职业教育价值分类的研究，有学者按照职业教育的“政治价值、经济价值、科技价值、文化价值”[2] 维度进行分类，此种分类关注职业教育客观的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忽视职业教育的主观价值；有学者按照“职业教育的价值、对职业教育的价值”[3] 维度进行分类，此种分类关注价值的应然状态，忽视价值的实然状态，没有考虑价值的具体表现形式。

根据价值论对价值的分类，价值由物质价值、精神价值和人的价值组成，物质价值的生产是人的价值形成的基础，教育是扩展人的价值的直接手段[4]。其分类标准是价值表现形式，据此标准，职业教育价值分为效用价值和规范价值。效用价值指事物的客观有用性，是事物对客观世界的改造，是基于主体客观世界需要的满足来谈客体的客观性，是指客体的潜在功能及其有用性。规范价值是指事物的主观有用性，是事物对主观世界的改造，是基于主体主观世界需要的满足来谈客体的主观性，是实践过程中形成的观念、知识、道德、理想等精神力量对社会和个人行为的评判、选择、约束和影响，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根据上述对效用价值与规范价值的理解，作为其下位概念，职业教育的效用价值和规范价值是职业教育与其价值主体之间的一种特定关系，是职业教育对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改造。

二、职业教育的效用价值

效用价值是指某事物对其价值主体所产生的客观有用性，是基于主体客观世界需要的满足来谈客体的潜在功能及有用性。职业教育的效用价值是指职业教育的客观有用性，根据价值主体不同，分为职业教育的社会效用价值、个体效用价值和自身效用价值。

（一）职业教育的社会效用价值

职业教育的社会效用价值是职业教育对社会的客观有用性，作为直接面向就业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提高了社会的就业水平和就业质量。就业问题是社会民生最基本的保障和社会发展的动力，就业水平高低影响社会稳定，就业结构状况反映社会分层，就业质量好坏关乎社会公平。职业教育通过培养技能型人才提高人的竞争能力，改善其就业状况，因此具有社会稳定价值、社会分层价值和社会公平价值。

1.职业教育的社会稳定价值

就业水平和就业质量对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职业教育社会通过促进就业为社会稳定作出贡献。作为就业支持系统，职业教育使受教育者获得符合工作岗位要求的知识能力素质，提高其就业素质和就业竞争力，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对就业人员的要求，促进了社会成员的充分就业。同时，职业教育为正处在身体心理发育阶段的青年人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延长了学习年限，延缓了劳动者初次入职的时间，在客观上也能对社会稳定作出贡献。

2.职业教育的社会分层价值

美国教育学家乔·斯普瑞提出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观念，即教育是社会的“分类机器”[5]。在现代社会中，教育将个体培养成不同类型的劳动力并将其分配到不同职业层次，职业教育的社会分层价值体现在通过职业教育对不同受教育者进行职业分流、进而实现社会专业控制。职业教育通过不同种类专业的设置或取消、在不同年份中各专业招生人数变化、专业准入门槛的改变等方式，为社会经济发展储备不同数量、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规格的劳动力后备军，影响就业市场的规模、结构、质量、竞争状况，影响不同类型人才的经济社会待遇和社会地位，进而影响社会结构、社会价值观念。在职业分流过程中，通过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互动，人们实现着社会阶层的流动，促进社会阶层变化、固化社会阶层分离。

3.职业教育的社会公平价值

社会公平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理想，就业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前提。职业教育尊重人的智能类型差异、为适应普通教育困难的人提供新的受教育机会，促进了教育公平；作为就业的支持系统，职业教育重视隐性知识，培养技能型人才，提升人的就业竞争力，增加获得新职业的机会，不断实现就业公平；职业教育为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下岗人员、刚进城的农民工、不适应当下职业要求的在职人员、刚入职的非熟练劳动者等提供教育救助，提高其职业能力，使每个人都能自食其力，增加社会和谐，促进社会公平。最后，职业教育通过帮扶弱势群体，使公平精神得到张扬，公平理念深入人心，为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促进社会进步创造公平的社会环境。

（二）职业教育的个体效用价值

职业教育的个体效用价值是指职业教育对社会个体所产生的客观有用性，主要包括个体生存价值和个体发展价值。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范文第6篇

在县域治理制度层次中，每一个层次的具体操作功能与地位均存在着相应的差异。基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以纵向层次划分，县域治理的制度可以分为制度的策划与制度的实施环境。制度的实施环境是外在影响因素，而制度的策划则是其内在影响条件。针对区域经济发展与治理而言，较高层的制度体系为国家层次的宏观法律规定，中等层次的制度层面则包括省级、县级的规则标准，这些较为宏观层面的制度层次在广义上将其定义为制度环境。在县域治理的范畴中，其中组织内部设置的规则、程序及其他治理措施则是属于制度策划的内容。外在的制度环境从宏观上确定了县域经济活动治理的方向与范围，其结构体系则决定了其实施结构，它为县域治理的活动提供了规则制约基础。制度环境是决定其县域治理结构实施的可靠性与效率的关键。

2、县域经济发展的制度动力因素分析

人的实际工作动力，行为准备均与制度有着紧密的联系，制度安排的不同同样也会产生不同的激励与约束效果，影响着人的行为活动。就县域治理而言，县域内部政府的管理措施的制定、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安排、个人的消费规划等活动按照具体制度执行是决定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整个社会市场内部人们的活动行为安排是否符合制度规则的标准，对制度是否存在价值认同感，是创造县域内部良好制度规范的基础。一个良好的制度导向是决定广泛社会群体生产、生活具体价值的关键。若社会组成的广泛民众能够对制度产生依赖，预见遵照及维护制度秩序的光明未来，便能与其相互配合，共同合作，将个人行为活动的作用扩大到社会层面，便能够成为县域内部经济发展的有效动力。因此，制度是实现个人进步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媒介。另外，县域内部制度的制定还必须与其实际情况做到和谐统一，与其具体的社会经济发展需求达到整体一致。制度具有其相对的实效性，然而社会是处于不断变化与发展的过程中，若相关的社会制度不能满足其发展的需要，则必然会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阻碍。因此，必须深化对制度的创新与改革。基于新制度主义的角度来说，制度的创新与变革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假定各县域内部的资源量是一定的，其经济发展的动力则主要是决定于其社会制度的更新及其区域内部整体结构系统的调整。然而制度的创新的动力主要来源于大部分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社会群体，社会群众具有强大的创造性。将其与结构治理动力比较而言，制度创新的动力是一种较为高效的动力，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因此，制度的改革与创新能够刺激县域内部的经济活动，从而实现其经济的发展，是其强大的动力。从我国制度创新的具体实践而言，现已有部分地区在制度更新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其价值观念的更新、规则章程的变革安排、整体操作机制的调整与创新等。制度的能够为县域内部经济的发展创造有效的制度媒介，为社会市场上广泛的竞争主体与人员活动提供相应的限制及激励条例，能够优化县域资源的配置，进而提高其竞争能力，推动经济的发展。然而，针对当前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状况而言，目前的制度环境虽然出现了较大的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已深入确立，然而传统的计划经济理念依然对其制度的规划产生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人们并没有意识到新的制度环境下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从而导致传统的制度体系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制度的动力层次包括三个因素，其中价值观念是其核心影响因素，它是影响整个制度体系制定与落实的关键。因此，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必须转变传统计划经济的观念体系，将当前经济发展的体制及其他机制的革新与变化作为其制度改革的重要依据。跟随市场经济发展的步伐，重视发挥市场内部经济主体的竞争积极性，促成系统内部的资源整合，对管理体制实施整治与更新，关注其服务作用，从而有效发挥制度创新的动力作用，推动县域经济的发展。

3、结束语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范文第7篇

关键词大学生；社交地位；攻击性倾向；社会拒斥

分类号B848.6

DOI： 10.16842/ki.issn2095-5588.2017.07.005

1引言

进入大学生活后，原本高中固定班级空间的“唯一性”地位被打破，宿舍成为了学生个体间联系最密切的场所，宿舍人际关系质量与每个成员校园生活的幸福感存在紧密的关联。有研究发现，大学生幸福感与人际困扰呈显著负相关（刘天月，2013）；还有证据表明，宿舍人际关系的质量低会导致个体无法适应大学生活，表现出压抑、敏感、自我防卫等不健康的心理状态，从而导致较强的攻击性（赵茜，苏春景，2015），而攻击性倾向和主观幸福感显著负相关（郭梅英，张玉英，2011）。在有关个体在社交圈中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中，社交地位（sociometric status， SMS）的概念日益被学界所重视，它是Anderson， John， Keltner和 Kring （2001）在社会经济地位的基础上提出的另一种社会地位类型，国内有些文献也将其译为社会计量地位（黄婷婷，刘莉倩，王大华，张文海，2016）。这一概念源于对儿童和青少年同伴关系及社会接纳的研究， 强调个体在与其联系最紧密的生活圈（家庭、朋友、职场等）中所处的位置， 常以受尊敬、被羡慕及拥有的影响力作为度量指标（Anderson，Kraus，Galinsky & Keltner，2012）。同时，社交地位能够强烈影响个体对权力和社会接纳的感知，而这二者又正是幸福感的重要决定因素（Baumeister & Leary，1995；Keltner，Gruenfeld & Anderson，2003）。国内外均有相关研究发现，个体的社交地位比经济地位更能显著地影响个体主观幸福感（黄婷婷， 刘莉倩， 王大华， 张文海， 2016； Anderson， Kraus， Galinsky & Keltner， 2012）。

虽然个体的高社交地位往往伴随着较高的主观幸福感已成为共识，但低社交关系的危害却往往被低估。迄今为止，不良的宿舍关系仍是我国高校安全最大的隐患之一，大学生宿舍舍友间的暴力冲突和刑事案件屡见报端。在多年前轰动一时的马加爵案件中，导致其杀害室友和同学的主要原因就是其在宿舍中“被人瞧不起并时常被羞辱”。由此可见，宿舍中的低社交地位很可能是引发个体攻击性的重要诱因。有一些国内外的研究提供了诸多间接的佐证：首先，国外有关儿童和青少年的研究发现，较差的社交地位和高攻击性呈显著正相关（Lancelotta & Vaughn，1989； Salmivalli， Kaukiainen & Lagerspetz，2000）；在校园枪击这类暴力事件中，几乎所有的行凶者在犯罪前都经历过长期严重的被同伴冷落和排斥的遭遇（Leary，Kowalski，Smith & Phillips，2003）； 这些研究都从不同方面提醒人们，由于被排斥和边缘化导致的不良的人际关系很可能会诱发攻击行为并对幸福感造成损害。但是，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儿童和青少年群体，且有关大学生群体的研究得到的都是间接结论，因此，本研究聚焦于大学生宿舍中的社交地位和其攻击性的关系。

此外，以上有关国外的研究同时表明， 社交地位和同伴交往中的接纳与排斥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并且在引发攻击行为的情境中，

社会拒斥是一个重要的诱导因素，而且即便是那些看起来小或模糊的社会拒斥操纵，也有可能引发针对除了拒斥者以外的他人的攻击行为（ Buckley， Winkel & Leary， 2004； Kirkpatrick， Waugh， Valencia & Webster， 2002； Leary， Twenge & Quinlivan， 2006； Twenge， Baumeister， Tice & Stucke，2001； Twenge & Campbell，2003； Warburton， Williams & Cairns， 2006）。 这些研究都说明，社会拒斥可能会提升攻击倾向甚至导致更多的攻击行为。此外，有关于青少年社会地位的研究发现，社会地位中存在同伴接纳和受欢迎度两个维度（冯华润，2014）。而对于个体而言，社交地位是社会地位的重要体现，二者密不可分。而一个拥有高社交地位的个体很可能也是被接纳并且受欢迎的，同时，被接纳或者排斥也是个体社交地位在生活中的真实写照和具体表现之一，是能反映大学生活中个体人际状况的真实情境。因此将它纳入对大学生攻击行为的研究将更具有实践意义。

综上，本研究还将操纵社会拒斥情景诱发个体的攻击性，以考察其对攻击行为的影响。

2研究一个体主观感知的宿舍社交地位与攻击性的关系

研究一拟采用梯子等级评价法启动个体的社会比较，考察个体主观感知的社交地位和攻击性的关系。

21被试

来自北京市某高校的182 名大学生参与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167份，男性57人，女性110人，平均年龄183岁。

22工具

社交地位的自评借鉴前人的梯子等级评价法（陈艳红，程刚，关雨生，张大均，2014； 黄婷婷， 刘莉倩， 王大华， 张文海， 2016； Kraus， Cté & Keltner， 2010），给被试呈现一个有10个等级的梯子，指导语为：“梯子的等级代表你在宿舍中某个方面地位的高低，梯子等级越高说明自己的地位越高。请您以舍友为参照对象，从经济地位、学习成绩水平、受尊重程度、说话份量四个方面分别评价自己就该方面在宿舍中的位置。”其中1表示“非常低”，10表示“非常高”。

攻击倾向的测量采用Buss和Perry于1992年修订编制的攻击性问卷（AQ），包含27个条目，四个维度：身体攻击、言语攻击、愤怒、敌意，采用Likert5点计分，本研究中的科隆巴赫α系数为087。

23结果

对变量进行相关分析发现，在代表宿舍社交地位的四个维度中，只有宿舍受尊重程度（r=-021，p

同时，从表中相关可以看出，个体在“宿舍说话分量”与攻击性各维度均存在显著相关，而“宿舍尊重地位”仅与“言语攻击”和“敌意”两个维度显著相关。可能的原因是“尊重”一词容易引发较高的社会赞许性，而“宿舍说话分量”侧重行为的描述，更容易让被试做出真实反应。因此，“宿舍说话分量”可能是测量宿舍社交地位更有效度的指标，所谓“人微言轻”，正是低社交地位的表现。

3研究二他评的宿舍社交地位与攻击性的关系

研究一揭示了个体自我感知的宿舍社交地位与攻击性之间的显著相关，但是这一结论是基于自我报告的宿舍社交地位，研究二拟采用个体宿舍社交地位的他评数据来验证研究一结论的稳健性。

31被试

来自北京市某高校120 名大学生参与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120份，男性60人，女性60人，平均年龄2186岁。

32工具

宿舍社交地位和攻击性的测量工具同研究一。

33程序

被试受邀进入实验室，宣布指导语后让他们完成社会计量地位自评和他评问卷及攻击性问卷。宿舍社交地位和攻击性的测量基本同研究一，区别在于，第一，由于宿舍社交地位采用他评数据，因此研究二中要求被试对宿舍中每个成员的社交地位进行评价；第二，由于研究一中已经发现，“宿舍说话分量”是测量宿舍社交地位更有效的指标，因此研究二采用 “宿舍说话分量”作为社交地位的测量。

34结果

由于宿舍单位不同，故而评价对象不同，因此将每个被试对宿舍每个成员的宿舍经济地位、宿舍学习成绩地位、宿舍尊重程度和宿舍说话分量的评分进行Z分数转换。社交地位的他评数据通过矩阵转换计算得出，其算法基本思路为：先计算整个宿舍对某一成员的地位评分，然后用总评分减去该人的自评分数，即得到他评分数。对变量进行相关分析发现，他评的宿舍社交地位（说话分量）（r=-022，p

为进一步考察宿舍社交地位对攻击性的影响，将它们作为预测变量对攻击倾向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无论是主观感受到的宿舍说话分量（β=-030，t（166）=-204，p

这一结果印证了研究一的结论，同时也证明他评和自评的社交地位对于攻击性的影响是一致的。接下来的研究将采用自评的宿舍说话分量作为个体宿舍社交地位的指标。

4研究三社交地位影响个体攻击性的可能机制：社会拒斥的作用

研究三 中试图通过实验室实验探讨宿舍社交地位影响攻击性的可能机制。较低的地交地位意味着经历社会拒斥，因此社会拒斥可能是低社交地位引发攻击性倾向及行为的原因。该研究中，不同组别的被试经历社会拒斥的操作， 然后比较其给予同伴的辣椒数目（攻击性测量）。

41被试

从北京市某大学以宿舍为单位，招募了30个宿舍、共120名在校大学生，其中男生60人，女生60人，平均年龄2186岁。

42工具

宿舍社交地位的测量工具同研究一和研究二。攻击行为的测量采用的辣酱分配法（Lieberman， Solomon， Greenberg & McGregor，1999），被试填写想给其他人吃的辣椒数量，数量越多代表攻击行为越高。

43程序

实验室实验包括四个步骤。

第一步，要求被试以宿舍为单位完成一个任务，这个任务的真实作用是通过操纵社会拒斥来引发攻击行为。分别给宿舍四个人编号①②③④，每人分别获得画有正方形、圆形、三角形、菱形的小纸片，任务要求是在自己的纸片上添加笔画构成一个新事物，四个人画出的新事物贴在一张A4纸上组成一幅画面，尽可能使得这幅画富有创造力。

第二步，安排被试填写问卷“你为你们组完成的这幅画的创造力打多少分？请按照各组员对创造力分数贡献的大小程度进行排序。”

第三步，给予被试虚假反馈。填完之后让四个被试先在房间外等待一分钟。随后对被试逐一进行反馈。在这一步骤中，将被试随机分为社会接纳组和社会拒斥组，两组人数相等。每个被试都从主试手中得到一个信封。信封内有一张纸，写着：经评审专家评定，你们组创造力任务的成绩是（）分，等级为（）。根据同组互评反馈，你们组成员都认为（）号在任务中的表现是最差的，也就是说，其他成员都认为是（）号导致全组获得这一成绩的原因。其中，高社会拒斥组看到的空格处对应的分别是手写的一个较低的分数、较低的等级、被试自己所属编号；而低拒斥组的纸条空格处手写的是一个较高的分数、较高的等级和被试自己所属编号。接着，安排被试对自己此刻的心情愉悦程度做出评价。

第四步，进行攻击行为的测量。让同宿舍的4名被试逐一单独进入2号房间，主试拿出准备好的红色小尖椒，告诉被试：这里有一些红辣椒，你可以尝试一下辣椒的辣度，你现在想给他们每个人吃几个辣椒？让被试填写想给其他人吃的辣椒数。

44结果

首先对社会拒斥进行操作检验。以高低拒斥分组为自变量，心情愉悦程度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高拒斥组的愉悦程度显著低于低拒斥组（F（1，118）=743，p=001

对高低拒斥分组下被试的攻击性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 结果发现， 和低拒斥组（M=602， SD=226）相比， 高拒斥组的被试（M=1095， SD=573）想要给予同伴更多的辣椒（t（118）=620， p

5讨论

51宿舍社交地位比社会经济地位更能有效地预测攻击性

本研究探讨大学生个体的宿舍社交地位及其攻击性的关系，结果发现攻击倾向与宿舍中的社交地位（说话份量、受尊重程度）呈显著负相关，而与经济地位和学习成绩的关联并不紧密。同时， 无论自评还是他评的宿舍社交地位均能够显著预测攻击性倾向。这说明在宿舍人际环境中，比起经济地位，社交地位更能预测成员的攻击性倾向。这一关系模式与前人的研究结论存在一致性（黄婷婷， 刘莉倩， 王大华， 张文海， 2016； Anderson， Kraus， Galinsky & Keltner， 2012）。这二者的研究已经揭示，尽管追求社会经济地位是人类的基本动机，然而在提升个人主观幸福感方面，社交地位比社会经济地位更重要，而本研究则以“降低攻击性”作为提升幸福感的具体手段，发现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高校宿舍这样的微观群体。

52社会关系地位影响攻击性倾向的关系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宿舍社交地位与攻击倾向存在显著负相关，说明低社交地位者比高社交地位者的攻击性倾向更强，这一现象存在三种可能的机制解释。

第一是传统的多拉德-米勒的挫折-攻击理论，该理论认为攻击行为的发生必先有挫折（Dollard， Miller， Doob， Mowrer & Sears， 1939）。对于低社交地位者来说，被排斥和边缘化本身就是一种能够引发攻击的挫折体验。

第二是挫折-消极情感-攻击性理论，Berkowitz （1989） 在挫折-攻击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引发攻击的并非挫折事件本身，而是挫折引发的心境或情绪，后续的一些研究也证明了这一观点，例如，被排斥者对排斥他的人给予更负面的评价（Bourgeois & Leary，2001），在竞争性反应时任务中，为辱骂他的人设置更高分贝的惩罚性噪音，而且这种攻击性还会扩展到无辜他人（Twenge， Baumeister， Tice & Stucke， 2001 ）。

第三是拒斥痛感假设，Zhou， Vohs和Baumeister （ 2009 ）的研究认为，社会拒斥能够引发心理疼痛，为了缓解这种心理疼痛，个体往往采取一些相应的行为反应，攻击便是其中之一。低社会关系地位的个体通常处于被社会拒斥的状态中，不受尊重并且话语地位低，而这种被拒斥的痛感又往往会导致更高的攻击性倾向。但本研究中并未发现社交地位对拒斥情景下诱发的攻击行为存在调节作用，很可能是由于本研究中攻击行为的测量局限于实验研究中，表现出对舍友的攻击性（辣椒分配）是隐匿的，因而个体更难察觉到自身行为后果的严重性，攻击行为也将更加单纯地依靠对排斥程度的感知。

此外，杜建政和夏冰丽（2008）通过对以往有关社会排斥的文献梳理后发现，有时候社会排斥者在情绪和在社会地位上受到损害，但可能没有认识到这些损害，便无法预见他（她）的行为对他人甚至对自己的将来会有怎样的影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对自己行为后果的预期和感知很有可能也会引发个体不同的行为反应。

53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对于所关注变量关系的探讨较为初步，尚存在诸多局限和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

第一，对其他可能诱发宿舍内攻击性的因素没有进行全面测量，因而在统计中也缺乏变量控制。

第二，虽然证明宿舍社交地位和攻击性二者之间存在紧密关联，但因果关系的推论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主要原因在于研究以卷测量为主，且采用的攻击性问卷更偏特质性而非状态性的测量，因此方向相反的因果关系仍然有存在的可能――由于个体攻击性较强而不受欢迎，从而导致了较低的宿舍社交地位，二者还可能互为因果。

第三，研究中基本以攻击性总分作为攻击性的指标，未来可以对社交地位和攻击性各维度的关系进行更为细致的探究。

第四，从对攻击行为的干预和冲突预防的角度看，应对导致低社交地位的前因变量给予更多关注。

6结论

（1） 个体自我感知的宿舍社交地位与攻击性倾向存在显著负相关。

（2） 采用他评方式测量得到的个体宿舍社交地位能够负向预测攻击性倾向。

（3） 高拒斥组大学生的攻击性显著高于低拒斥组。

参考文献

陈艳红， 程刚， 关雨生， 张大均 （2014）. 大学生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自尊：主观社会地位的中介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30（6）， 594-600.

杜建政， 夏冰丽（2008）. 心理学视野中的社会排斥. 心理科学进展， （6）， 981-986.

冯华润（2014）. 青少年同伴群体中的社会地位. 硕士学位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

郭梅英， 张玉英 （2011）. 大学生攻击行为倾向与主观幸福感及非理性观念的关系.中国学校卫生， 32（7）， 803-805.

黄婷婷， 刘莉倩， 王大华， 张文海 （2016）. 经济地位和计量地位：社会地位比较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年龄差异.心理学报， （9）， 1163-1174.

刘天月 （2013）. 大学生自我概念， 人际关系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1（5）， 772-774.

赵茜， 苏春景 （2015）. 大学生竞争态度， 宿舍人际关系水平和攻击性的关系研究. 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2（6）， 31-36.

Anderson， C.， John， O. P.， Keltner， D.， & Kring， A. M. （2001）.Who attains social status？ Effects of personality and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in social grou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1（1）， 116-132.

Anderson， C.， Kraus， M. W.， Galinsky， A. D.， & Keltner， D.（2012）. The localladder effect： Social statu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Science， 23（7）， 764-771.

Berkowitz， L. （1989）. Frustrationaggression hypothesis： examination and reformulati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6（1）， 59-73.

Buss， A. H.， & Perry， M. （1992）. The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3（3）， 452-459.

Baumeister， R. F.， & Leary， M. R. （1995）. The need to belong： desire for interpersonal attachments as a fundamental human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7（3）， 497-529.

Bourgeois， K. S.， & Leary， M. R. （2001）. Coping with rejection： Derogating those who choose us last. Motivation and Emotion， 25（2）， 101-111.

Buckley， K. E.， Winkel， R. E.， & Leary， M. R. （2004）. Reactions to acceptance and rejection： Effects of level and sequence of relational evalua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0（1）， 14-28.

Dollard， J.， Miller， N. E.， Doob， L. W.， Mowrer， O. H.， & Sears， R. R. （1939）. Frustration and aggression， 52（3）， 480-480.

Kirkpatrick， L. A.， Waugh， C. E.， Valencia， A.， & Webster， G. D. （2002）. The functional domain specificity of selfesteem and the differential prediction of aggress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2（5）， 756-767.

Keltner， D.， Gruenfeld， D. H.， & Anderson， C. （2003）. Power， approach， and inhibi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110（2）， 265-284.

Kraus， M. W.， Cté， S.， & Keltner， D. （2010）. Social class， contextualism， and empathic accuracy. Psychological Science， 21（11）， 1716-1723.

Lancelotta， G. X.， & Vaughn， S. （1989）. Relation between types of aggression and sociometric status： Peer and teacher perception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81（1）， 86-90.

Lieberman， J. D.， Solomon， S.， Greenberg， J.， & McGregor， H. A. （1999）. A hot new way to measure aggression： Hot sauce allocation. Aggressive Behavior， 25（5）， 331-348.

Leary， M. R.， Kowalski， R. M.， Smith， L.， & Phillips， S. （2003）. Teasing， rejection， and violence： Case studies of the school shootings. Aggressive behavior， 29（3）， 202-214.

Leary， M. R.， Twenge， J. M.， & Quinlivan， E. （2006）. Interpersonal rejection as a determinant of anger and aggress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0（2）， 111-132.

Salmivalli， C.， Kaukiainen， A.， & Lagerspetz， K. （2000）. Aggression and sociometric status among peers： Do gender and type of aggression matter？.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41（1）， 17-24.

Twenge， J. M.， Baumeister， R. F.， Tice， D. M.， & Stucke， T. S. （2001）. If you cant join them， beat them： effects of social exclusion on aggressive behavior.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1（6）， 1058-1069.

Twenge， J. M.， & Campbell， W. K. （2003）. “Isnt it fun to get the respect that were going to deserve？” Narcissism， social rejection， and aggression.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9（2）， 261-272.

Warburton， W. A.， Williams， K. D.， & Cairns， D. R. （2006）. When ostracism leads to aggression：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control depriva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2（2）， 213-220.

Zhou， X.， Vohs， K. D.， & Baumeister， R. F. （2009）. The symbolic power of money reminders of money alter social distress and physical pain.Psychological Science， 20（6）， 700-706.

Abstract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范文第8篇

美国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D.L.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来影响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在网络传播中，受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具备了在网络中制造和传播信息能力和条件的受众还可以直接参与到信息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完全有可能和能力赋予某些事件“显著性”，使事件逐步显著化、重要化而成为公众的“思考对象”，将公众注意力引导到某些事件和问题上，将事件演变为“议题”提到公众的“议事日程”上来。“议程设置功能”理论在网络传播中被强化。

以“芙蓉姐姐”现象为例，“芙蓉姐姐”利用传播者的权力，借助网络平台，生产和传播自己的各种信息吸引公众眼球，使这些信息具备了“显著性”，逐渐成为大众议题，提上了大众的“议事日程”。

另一方面，“‘议程设置’是舆论导向的第一个阶段，即传媒通过有选择地报道新闻来把社会注意力和社会关心引导到特定的方向”①，“他们始终处于传播过程的首端，是传播特权的拥有者。来自各种不同信源的信息总是源源不断地汇集到他们的手里，经过层层把关，筛选过滤和加工，制成符合他们标准的产品后再传输给受传者”。②在传统媒介环境下，媒体作为“把关人”控制着信息传播渠道，怎样反映公众意见完全由传者把握，大众传媒也正是通过这种特权地位实现了对舆论的引导与控制。而在网络传播中，网络成为受众自由公开信息、表达舆论的渠道，传统媒介中传者的“传播特权”流失，受众直接参与信息的生产和传播，网络传播链上缺省了传统传播流程中“把关人”这一环节，信息源就是传播者，“把关人” 与信源界限不清、角色模糊，“把关人角色的弱化和在某些传播通道内与信源角色的重叠，带来了一种深层控制缺失。”③这种以往传统媒介中传者“施控”形态的完全缺失，使得传统媒介为公众提供思考对象，告诉公众“想什么”的“议程设置功能”理论被极大弱化。

“芙蓉姐姐现象”在网上形成舆论后，传统媒体也加入对此的报道中。网络传播中，传者与受者地位的颠覆，使得传统媒介某种程度上无法发挥“议程设置功能”，反被公众设置的议程所“引导”。

对“沉默的螺旋”理论的弱化

“沉默的螺旋”理论认为“个人意见的表明是一个社会心理过程。”个人在表明自己的观点时，会对周围的意见环境进行观察，当发现自己属于“多数”或“优势”意见时，他们便倾向于积极大胆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反之则屈于环境压力而转向“沉默”。这一心理过程在网络传播中有所改变。网络传播拓展了传播的广度和深度，网络媒体具有“发表评论”、“推荐给朋友”等诸多功能，受众不仅可以随时发表评论，将信息在网络中开设的论坛、聊天室等功能社区中，还可以看到他人对事件的评价。在发表自我观点和获知他人观点的过程中，人们通过在网络中寻找同盟者来消解孤独感，主动避免陷入某一群体的“孤立状态”；网络传播的匿名性、开放性特点，使得个人在表明意见时不用过多地担心自己会陷入“劣势意见”，使个人意见表明的心理过程更趋于积极和大胆；现代社会是个性张扬的时代，个性化的语言和观点不断受到社会认可。

该理论认为舆论的形成是“意见环境”的压力作用于人们惧怕孤立的心理，强制人们对“优势意见”采取趋同行动过程的产物。在这里，“意见环境”是一个核心概念。网络传播打破了以往人类多种信息传播形式的界限，既可以实现面对面传播，又可以实现点对面的传播，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融为一体。网上的信息内容来自四面八方，又可以在无形的网络空间传向四面八方的用户，这使得网络传播能更深刻地作用于更大范围的受众，从而使过去相对明朗的意见环境复杂化。意见环境的复杂化反而造成意见环境对人们发表意见害怕孤立的心理降低，最终使得这一理论命题被弱化。

对“培养”理论的强化

“培养”理论指出大众传媒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发挥着巨大影响，由于大众传媒的倾向性，人们心目中的主观现实与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之间正在出现很大的偏离。这种影响不是短暂的，而是一个长期潜移默化的培养过程，它在不知不觉中制约着人们的现实观。网络游戏是网络传播不可忽视的传播内容，对大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影响巨大。许多青少年沉迷于网络世界，网络游戏中或激烈或血腥的打斗场面，无形中向青少年灌输暴力信息，使之在潜移默化中形成暴力观点和不良倾向，将虚拟游戏与现实社会混淆，把游戏中的场景在生活中模仿、再现。近年来“网婚”盛行，网民们沉浸在虚拟婚姻里，过着“一夫多妻”、“一妻多夫”的生活。现实中因“网婚”破坏夫妻和家庭关系的纠纷越来越多，虚拟婚姻导致了现实困境。网络传播对人们的现实观带来前所未有的制约和影响。

对“知沟”理论的强化

“知沟”理论认为：“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者通常能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快地获得信息，因此，大众媒介传送的信息越多，这两者间的知识鸿沟也就越有扩大的趋势”。④由于经济地位不同，大众在接触网络和网络使用能力两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使大众出现网民与非网民之分。在“接触媒介”上，经济地位低下以及由此带来的知识水平和传播技能的低下，使那些低收入、低文化程度及从事低声望职业的人群成为“漏网”的非网民；在“媒介使用能力”上，经济地位高的群体不仅在接触媒介上占优势，他们的媒介知识获取能力本身就处于较高水平，但“问题的关键是，互联网是否使他们‘如虎添翼’，进一步拉开了与其他群体间的距离”。⑤社会经济地位高的群体获取媒介知识的速度加快，从而与社会经济地位低的群体之间出现“信息富有者”与“信息贫困者”两极分化，两类人群之间的“知沟”呈扩大之势。

网络传播具有与传统传播媒介截然不同的新特征，极大地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对传统传播效果理论产生了巨大冲击。网络传播正在以不可抵挡之势，迅速渗透到政治、经济、思想以及文化等诸多领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世界的面貌，关注和研究网络传播带给传播效果理论的影响和改变，对传播学有重要意义。

注释：

①④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P218

②③《“芙蓉姐姐”现象看网络传播控制缺失》，齐鲁生活网，2005-8-22